刑侦重案组：从一号大案开始

八十年代末的黑金市，风里都裹着煤烟与机油的味道，永丰街的平房排排相连，红瓦顶被岁月浸得发暗，墙根下的狗尾草在风里簌簌作响。

这里曾叫洪福街，后来改了名，却没改了邻里间那份敞着门就能串个门的热络。

民谣歌手周玮至今记得，他家与白晓娟家，只隔了两排斑驳的平房，可他对那个叫白晓娟的女孩，只剩一个模糊的代号：小白鞋。

那年周玮十一岁，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又怕黑的年纪。

那天下午，原本喧闹的永丰街突然被一种诡异的寂静笼罩，警笛声由远及近，刺破了家属院惯有的平和。

他扒着自家院门口的木栅栏往外瞅，只看见穿藏青警服的人拉着警戒带，黄黑色的带子像一道冰冷的界限，把“小白鞋”家的院门死死圈在里面，法医的白大褂在灰扑扑的平房间格外刺眼，晃得人心里发慌。

“别瞅了，回屋去！”母亲一把拽过他，手掌心的凉意透过单薄的衬衫传过来，语气里是藏不住的慌张。

父母从不在家里提这件事，仿佛那起凶杀案是个不能触碰的禁忌，可墙再厚，也挡不住邻居们压低了声音的传言，像细小的虫子，钻进周玮的耳朵里。

“听说了吗？小白鞋是被斧子砍的，血流得满院子都是！”隔壁东北邻居家的大妈，一边翻着院子里晒的萝卜条，一边跟母亲咬耳朵，萝卜条的干硬气息混着她语气里的惊惧，格外刺鼻。

“扯啥呢，我听我家那口子说，是为了情杀，跟厂里哪个小子闹掰了……”斜对面上海邻居家的阿姨接了话，她总爱穿熨得平整的的确良衬衫，说话时眉眼都带着几分精致，可此刻声音里的颤抖，藏不住心底的恐慌。

永丰街是黑金公司的家属区，住在这里的人，都是一个厂里上班的职工和家属，抬头不见低头见，谁家里做了好吃的，都会端一碗给邻居；每到周末，谁家的录音机就会响起港台流行曲，音量大得能传遍半条街；男人们在院子里做家具、洗自行车，下象棋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女人们在灶台前忙碌，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敞着，从没有过安全的顾虑——可小白鞋的死，像一块石头，狠狠砸破了这份虚假的安宁。

周玮至今记得那些细碎的细节：东北邻居家的萝卜条晒得金黄，晒干后总会装一小袋送过来，嚼起来脆生生的，带着咸香；上海邻居家的院子永远一尘不染，青砖地擦得能照出人影，他每次去串门，都得踮着脚走路，生怕踩脏了地面，他们家吃饭用的小碗，小得像邻居们说的“酒杯”，精致得有些疏离。

可这些温暖又鲜活的画面，一旦和“小白鞋”的传言重叠，就变得扭曲而诡异。

有人说，小白鞋被害的那天下午，凶手故意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邓丽君的歌声盖过了所有的呼救声，也盖过了罪恶的声响。

周玮每次想起这句话，耳边就会响起巷子里循环的流行曲，原本欢快的旋律，瞬间变得阴森刺骨，那些邻里间其乐融融的场景，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揉碎，堵在他的胸口，喘不过气。

小白鞋家的巷道，原本是周玮和姐姐上学的必经之路，却对这个人毫无印象。

他只记得那户人家门口种了一棵石榴树，夏天会结出拳头大的果子，红彤彤的，坠在枝头。

他曾经和小伙伴商量过要不要偷一个尝尝，后来因为那户人家总是有人在家，始终没敢下手。

案发后，他和小伙伴们再也不敢从那里经过。

在孩子们的世界里，“小白鞋”早已不是一个名字，而是《聊斋》里那些含冤而死的冤魂，哪怕是大白天，那条巷道也透着一股寒气，墙根下的影子都显得格外狰狞，走在旁边，总觉得背后有人盯着，神经绷得紧紧的，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年少的周玮，曾借着这份恐惧恶作剧——他偷偷在窗帘下摆了一双白色的布鞋，趁着姐姐不注意，突然指着那里大喊：“你看，小白鞋来了！”

姐姐吓得尖叫着扑进母亲怀里，眼泪都吓出来了，而他看着姐姐惊慌的样子，心里没有丝毫得意，只有一种莫名的发冷。

他那时还不懂，这起命案，不是他可以用来玩笑的谈资，而是一道刻在永丰街每个人心里的伤疤。

这份伤疤，周玮没能看清它的全貌。

第二年，父亲调动工作，他们家搬离了永丰街，去了一个封闭式的家属院，门口有保卫科的人二十四小时执勤，大门紧闭，再也没有了往日敞着门串门的热络。

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回家时，嘴里总会冒出一些周玮听不懂的新词：“优化组合”“编外人员”，那些词从父亲疲惫的语气里说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后来他才知道，那些看似陌生的词汇，正是席卷全国的下岗潮的前奏，像一场风暴，正悄悄向这座依赖黑金生存的城市袭来。

周玮的父亲是厂里新来的音乐教师，调过来是为了组织一个职工乐队。

这在当时的黑金公司算是一件新鲜事，领导觉得这能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周玮的父亲不这么想，他觉得这是自己这辈子干过的最荒唐的事——让一群连简谱都认不全的工人学乐器，就像让一群牛去学跳芭蕾舞。

但工资照发，他就照干。

他常常背着一个旧帆布包，频繁地去省城买乐器，吉他、贝斯、架子鼓、电子琴，一趟一趟地往回搬。

每次回来都会给周玮带一样东西，有时候是一本小人书，有时候是一包糖，有时候是一盒磁带。

周玮的磁带越攒越多，从齐秦到王杰，从崔健到黑豹，他的世界在这些音乐里一点一点地扩大，大到永丰街的巷子装不下了。

有一天晚上，父亲喝了点酒，坐在院子里抽着烟，突然说了一句：“你知道白家那个案子，凶手是怎么作案的？”

周玮摇头。

父亲弹了弹烟灰，声音不大，像是在自言自语：“凶手去的时候，把收音机音量开到了最大。

邻居们听见了，以为是那家人自己在听收音机，谁也没在意。”

院子里很安静。

蝉鸣从法桐树上落下来，一声接一声，像一把钝刀在锯什么东西。

“所以没人听见她喊救命。”父亲把烟掐灭在鞋底上，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二十六刀。

一刀都没听见。”

他走进屋里去了。

周玮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盯着天上的星星看了很久。

那些星星一动不动地挂在那里，冷漠地、毫不在意地亮着，像无数只睁着的眼睛。

他突然觉得，那些邻居家的录音机里传出的歌声，那些周末的欢笑和喧闹，那些家家户户敞开的大门和随意串门的身影——这一切，都因为那台开到最大音量的收音机，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好像一个正常人突然对你咧开了嘴，你才发现他满嘴都是血。

那种感觉后来周玮学会了一个词来形容：细思极恐。

但十一岁的他还不会用这个词。

他只知道，从那天晚上开始，他再也不敢在夜里一个人上厕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