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八大兵书——曾国藩兵书

第一编 曾国藩疏奏、书信兵法思想

本编综述

本编由曾国藩兵法思想的部分奏章、批牍和书简组成，其中包括了曾国藩主要用兵作战的原则和策略。曾国藩为创办湘军、主办洋务两大事业用尽权谋。自他以后，满族王公的大权逐渐向汉族军阀转移。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他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曾国藩是袁世凯、蒋介石的楷模，在政治上、军事上自成一家。对于封建统治者，曾国藩扮演着承袭的角色；对于近代军阀，他则领有开先启后的地位。对于孔门儒学，特别是封建教育他也有独到之处；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他的特质就是虚伪，内涵则是残忍，因为军事活动的表现突出，其他经济文化方面也就有所掩盖。

曾国藩的军事谋略，是以孙子兵法为基础，只是渗入了特殊的顽固性，其军事谋略的中心是：“结硬寨，打死仗。”

曾国藩不用入营已久的老兵，也不用五品以上的旧军官，专门招募容易受骗的农民为兵，任书生为军官。前者吃苦耐劳，天性服从；后者受儒学影响，以居敬、存诚为修养之道。由这些人担任将领，可借着维护传统文化、留佛老、崇孔孟、传经书、存私有等名义为旗号，加上血缘网络，构成铁血班底，专与太平军相抗衡。曾国藩用兵还有另一特点，那就是只用湖南兵；特别是湘乡、宝庆两地农民，终年劳累，吃穿无着，眼前只有两条路，一是造反，一是当兵。曾国藩要人替他卖命，其兵饷是很可观的，薪俸四两五钱银子，侥幸者还可搏一功名，捞个一官半职，所以他们从军踊跃，湖南人士的“敢战”一度蔚为风气。

湘军经过曾国藩的严格训练，培养了“硬”和“死”的特质。战术中他的谋略原则是：坚扎营、慎拔营、勤察地、主客明，分述如下：

第一、坚扎营。曾国藩根据太平军兵多将勇、纪律严明的特点，确定“内线作战”策略。他规定麾下兵官每到一处，军营必须筑墙挖壕，扎营之地要顶上宽平、背山面水、柴水方便，扎营阵形应成两个三角形的合体，一营要开两门，前门正大，后门隐僻，这是曾氏扎营要领。

第二、慎拔营。曾国藩求稳忌迅，拔营行军规定日行40里，少者20～30里，行军时以70％兵力备战，30％负责辎重行装，行军前有一小分队先行探路，每营派一军士押尾垫后。

第三、勤察地。曾国藩十分重视察看地形，在军事史上因有“湘军派”之名。他规定察看地形要轮流进行，小径小溪、一丘一壑，都要细细察明，选择专门人才，轻骑窃察，并绘图呈上，开战之前让将领了然于心。

第四、主客明。曾国藩以“以稳为静”的作战风格见长，喜“主”忌“客”。他认为“以主待客”才能对付气盛的太平军。“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便可攻城；也主张城外屯兵，筑垒自固，挖壕困敌。

上述四项原则，是贯彻曾国藩谋略思想的始终。在太平军强、湘军弱的形势下，他做出这个谋略决断是正确的，在稳和静的后面，还藏着一个“忍”，集中体现出封建王朝垂死挣扎的顽固性。太平天国失败有许多原因，对于曾国藩采用稳扎稳打、持久的谋略缺少对策，也是原因之一。年轻气盛的陈玉成、李秀成都未能识破这一点。

一议汰兵疏（1）

【原文】

奏：为简练军实（2），以裕国用事，臣窃维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3）悍卒（4），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5），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6），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

奏章屡陈，谕旨屡饬（7），不能稍变锢习（8）。

【注释】

（1）议汰兵疏：议论关于裁减绿营兵的奏章。汰：淘汰、裁减。疏：古代臣子向皇帝陈述政见的文件。

（2）简练军实：精省军队，减少开支。

（3）漳泉：漳州、泉州，都在今福建省。

（4）悍卒：凶悍的士兵。

（5）冗兵：闲散混杂的队伍。

（6）恣睢：游手好闲，惹是生非。

（7）谕旨屡饬：圣旨多次下达进行告诫。饬：告诫。

（8）锢习：根深蒂固的恶习。

【译文】

臣下启奏：关于精减军队用度，用来充实国家开支的问题，臣私下认为国家最大的祸患，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库开支不足，二是军队不精干。现在各省的军队情形不一：漳州、泉州等地的士兵大多很凶悍，成百上千的人械斗是常有的事；贵州、四川等地的闲散混杂士兵则常常勾结土匪强盗。其他像吸食鸦片、聚众赌博等等情形，大致各省也都是如此。军队中的士兵大都无事时游手好闲，惹是生非；有事之时就雇用无赖之徒滥竿充数，见了敌人望风而逃，敌人走了就杀害百姓邀功请赏。各地的奏章屡屡陈述，皇上圣旨也屡次告诫，但上述根深蒂固的恶习仍然难以改变。

【心得】

曾国藩在这里揭露了一个旧时代的普遍现象：官军往往作威作福、外强中干，平时抢劫斗殴，无恶不作，打仗时看见敌军却望风而逃，甚至兵匪一家互相勾结。战事之后则残杀百姓，并以此谎报战绩，邀功请赏。因此自古以来老百姓惧怕官兵甚于土匪，尤其是豪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年代，更是人人遭殃。南北朝时南朝宋将领刘牢之统率的“兵府兵”凶暴无比，他们抢劫财物远胜强盗；自称“汉皇帝”的侯景更是残忍得令人发指。他的军队攻破广陵时，士兵们将城内来不及逃走躲藏的男女老少抓起来，半个身子埋在地下，然后兵士跑马射箭，最后8000多人全部惨遭虐杀！鲁迅先生痛感于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悲剧不断重演，称历代中国老百姓，一直生活在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得不到的时代”。每个王朝临近垮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兵匪凌虐百姓的事实，而这正是激起民众反抗，促使统治者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

同时，曾国藩在这则短文中还提出了一个治理国家的谋略，即应削减军费开支，裁减军队，以发展生产，休养生息。这就是所谓的“偃武修文”，也是战后创造太平盛世的一种策略。

商朝末期，周武王起兵讨纣，灭商朝，建立周朝，定部镐京。为恢复和平生活，周武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归马”、“放牛”是把战时征用的牛马放归于农牧业生产。同时，又进行了一系列政治革新，制定爵位、分封土地、选贤任能、依才置吏、注重教化、使民富足、崇尚美德。因而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王朝一度大为壮盛。周武王堪称为历史上文武兼备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主张文武不相离，反映了他对文治武功辩证关系的精深见解。公元前500年，孔子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齐鲁界上的夹谷山前。鲁定公头脑比较简单，没有考虑采取必要的武力保护措施。孔子向定公说明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文武之事不可相离的道理，又讲了宋襄公不修武备而失霸权的例子，请定公命左右司马率兵随行。到了会盟之地，孔子探知齐国部队在周围驻扎甚多，亦命左、右司马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又命大夫兹无还率兵车300乘，离会盟10里下寨。

齐国大夫犁弥对齐景公说，孔子知礼而无勇，不懂战事。明日会盟，我们用300莱夷人假扮乐工，趁其不备，拿下鲁侯君臣，杀散他们随从，鲁国命运就攥在我们手里了。

第二天，齐鲁两国君相4人登坛会盟。齐景公使300莱夷人上前奏本土之乐。鲁定公吓得变了脸色，孔于却无惧色，先让齐王去夷狄之乐，齐王自知理亏，只好让莱夷人退下；又要齐王对侮辱鲁侯的乐队领队绳之以法，齐王不肯。孔丘怒不可遏，按剑张目说：两国通好即兄弟，鲁国的执法官也就等于齐国的执法官。举袖大呼左、右司马，二将飞驰上坛，于男女乐队中各揪出一领队当即斩首，余人惊走不迭。齐景公骇然。鲁定公起身下坛。

会盟不欢而散，齐景公谴责了无知的大夫犁弥。为挽回影响，缓和矛盾，齐王接受晏婴建议，退还了齐顷公时侵占的鲁国领土。

汉高祖刘邦夺取天下后，平定了韩信、彭越、英布等诸侯王的叛乱。由于汉高祖是靠武力发迹，因此便很自然地重视武力而不思文教，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儒生陆贾时常提起诗书文教的重要，汉高祖不悦道：“老子骑着马得了天下，讲究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皇上骑着马得了天下，难道还能骑着马治理天下吗？打天下当然要用武力，治天下就不能不用文教。文武并重，才是长久之计。”于是汉高祖接纳陆贾的建议，开始重视文教和儒生。往后几年，陆贾写了12篇文章，说明从古至今为国君者成功及失败的道理。汉高祖看了深知文教的重要，并极力推行，汉朝的国力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后来，陆贾又向陈平提出了“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士务附，士务附则天下虽有变而权不分”的战略方针。可见，“治天下”要“文武并举”，不可偏废。

元末明初叶子奇撰写《草木子》，其中一段指出元朝亡国的原因：“伤武备以修文德，两尽其道，古之教也。元朝自平南宋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及乎天下之变，孰能为国爪牙哉？此元之所以不振也。”由此说明武备的重要。

对“偃武修文”必须贯彻实施。在闭塞的封建社会里，历经了长期战乱之后，国家应当要积极地发展生产，重视文教，推举儒生，这个时期，习武和修文相较，修文无疑是重心。但在休养生息后，过分重视偃武，或习武与修文无法平衡，国家又将面临新的灾祸。因此，“文治武功”与“有备无患”等谋略，应要相辅互补，否则会有和平年代不习武的荒唐结论。在这份奏章中，曾国藩正是针对此点提出他的谋略思想。

二财用之不足

【原文】

至于财用之不足，内外臣工（1）人人忧虑。自庚子以至甲辰（2）五年之间，一耗于夷务（3），再耗于库案（4），三耗于河决（5），固已不胜其浩繁（6）矣。乙巳（7）之后，秦豫（8）两年之旱，东南六省之水，计每岁欠收，恒在千万以外。又发帑数百万，以振救之，天下财产安得不绌（9）？

【注释】

（1）臣工：朝廷大臣。

（2）庚子、甲辰：指庚子年和甲辰年，分别为1840年和1844年。

（3）耗于夷务：指鸦片战争失败后订立《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支付的赔款。

（4）库案：国库贪污案件。

（5）耗于河决：指用于防洪的开支。

（6）浩繁：开支巨大。

（7）乙巳：即乙巳年（1845年）。

（8）秦豫：陕西、河南。

（9）绌：穷尽。

【译文】

至于财政费用不足，朝廷内外大臣都很忧虑。从庚子年到甲辰年五年之间，国家财政一是消耗于外族事务，二是消耗于国库的贪污，三是消耗于治理洪水。开支本来就不胜其繁。乙巳年之后，陕西、河南又连续两年大早，东南六省又遭水患。总计每年歉收都在千万之上；再内支出国库银钱几百万救灾，财政怎能不穷尽呢？

【心得】

关于“耗于夷务”，我们举几个不平等条约就可见一斑了：《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偿英、法各800万两白银：；《马关条约》赔偿日本2亿两；《辛丑合约》赔款的本利将近10亿两！而无耻的清政府竟还公然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各国之欢心！”

这些懦弱的统治者丝毫没有抵抗的决心，对敌人的致命弱点视而不见：比如中日战争初期，日本虽然歼灭了北洋海军，但其陆海军已经倾其全力孤注一掷，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承认日本“国内军备殆已空虚”，如果中国坚持抵抗，结局一定会有改观。然而投降派的屈服退让却助长敌人的气势；镇南关一仗更令中国人感到痛心。

早在17世纪初，法国人就想占领越南。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到越南活动，充当侵略的先锋。1858年，法国联合西班牙，借口保护传教，正式进攻越南，先后占领了广安、西贡。1867年，法国把越南南部完全吞并，建立起法属的殖民统治。

越南位于中国的西南面，史称安南国，为清廷的属国。法国入侵战越南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入侵中国。果不其然，法国很快把侵略锋芒指向了越南北部和中国西南边境省份。

1883年春在以海军军官礼维业为司令的法国军队北上攻陷了河内，继而占领宁平、南定等地。为了抵抗法国的侵略，越南政府忙向驻扎于中越边境保胜（现在的老街）一带的刘永福黑旗军请求援助。

刘永福以前是广东天地会的首领，太平天国起义时，他也起来响应。他的队伍用七星黑旗作战旗，被称为黑旗军。起义失败后，他带领黑旗军占据了保胜。黑旗军在这一带开山种粮，力量逐渐壮大起来。面对法军的侵略气焰，他们以抗法卫边为己任，慷慨赴援，冒死冲锋。在刘永福的指挥下，黑旗军多次打败法军，使侵略者无法继续向北进犯。

一天，几个法国人突然来到保胜地带，他们没有带任何武器，却用马车拉来了几个装着白银沉甸甸的大箱子。他们是来找黑旗军的，准备把几箱子银元送给刘永福。他们找到了刘永福，刘永福看了看这几个大箱子，就明白了法国人的目的。刘永福怎会收他们送的银子呢？法国人讨了个没趣儿，只好带着他们的银子，灰溜溜地滚了回去。

法国人走后，刘永福立刻带领黑旗军南下，包围了河内。

在河内的法国司令礼维业早就听说过黑旗军的厉害，现在黑旗军把他给包围了，他觉得不能在这儿呆下去了，必须马上离开，而且越快越好。天刚蒙蒙亮，礼维业就领着法国兵，悄悄溜出了河内。他们一连跑了几十里路，等到了纸桥，天已经大亮了。礼维业累得满头大汗，和士兵们一起倒在树底下休息。在他看来，这次逃跑神不知鬼不觉，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他哪知道，黑旗军早就在这儿埋伏好了，礼维业还没躺稳，黑旗军就发动了猛攻。跑了这么远，法国兵累得已无力作战了，不一会儿，他们的死尸就倒成一片。礼维业见情况不妙，便挣扎着爬起来，用尽最后一点劲朝路边的稻田跑去。没跑多远，就被黑旗军一枪打倒。这时候，一个黑旗军战士飞快地冲过去，砍下了他的脑袋。经过三个多钟头的激烈战斗，黑旗军取得了重大胜利。

接连失败的法国人为了挽回面子，向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清政府也下令向法国宣战。双方在台湾和福建分别展开了激战。台湾军民在巡抚刘铭传的指挥下，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而福建海军却在马尾海战中失败。7艘军舰全部被击沉，死伤达1000多人。不久，法国又向中越边境大举进攻。中国的守军不战而逃，法国人占领了中越边境的重镇镇南关（现在的友谊关）。

镇南关是中国西南边境的大门。占领镇南关后，法军统帅尼格里非常狂妄。他命人在镇南关的城墙上写了一行大字：“广西的门户，已不复存在了。”当地的中国人民非常气愤，便也在城墙上写了一行更大的字：“我们要用法国人的头颅，重筑我们的门户。”然后，他们纷纷来到清军老将冯子材的大营里，要求加入部队赶走侵略军。当地人民的反法热情一下子就高涨起来。这一切使尼格里非常害怕。于是他放火烧毁了镇南关，带领法军退到了文渊城。

冯子材来到被烧毁的关前，气愤地说：“洋鬼子竟敢烧了我们的家门。这个仇一定要报！”他立刻命令部队在关前东西两座山岭上修筑炮台，并垒起一条3里的长墙，把东岭和西岭连接起来。长墙的对面，还挖了一条壕沟。

一天早晨，下起了大雾。冯子材得到报告说：“尼格里趁着大雾来攻城了。”冯子材立刻找来了苏元春、王德榜和王孝祺等将领。他讲了一下自己的作战计划，然后命令各位将领马上分头行动。

尼格里从文渊城杀出后，把队伍分成了两路。一路攻打东岭，一路攻打长墙。他们在大炮的掩护下，依靠先进的武器，很快就登上了东岭。洋鬼子们一冲进炮台，便把炮口转向长墙开起火来。炮弹雨点一样落在长墙上，炸得石头砖块乱飞。正面的敌人也端着枪，“哇哇”怪叫着冲了上来。冯子材一面指挥清兵奋勇还击，一面大声鼓励说：“弟兄们，为国报效的时候到了。千万不能让洋鬼子冲过长墙。不然我们还有什么脸去见两广的父老！”这时候，王孝祺领人绕到法军后面发动了猛攻。苏元春冒着猛烈的炮火，冲上了东岭。两方用大炮展开对攻，东岭上炮声隆隆，喊杀声响成了一片。可是，凶猛的洋鬼子并没有被打退。

就在这关键时刻，法国兵突然乱了起来。原来是有人向尼格里报告，说王德榜率兵袭击了文渊城。往前线送食品弹药的运输队几次都被王德榜打了回去。

冯子材看机会来了，就大吼一声：“弟兄们，杀呀！”然后，他第一个跳出了长墙，挥舞着大刀朝洋鬼子冲了过去。战士们一见70多岁的老将军带头往上冲，也都奋不顾身地杀向敌人。洋鬼子在大刀长矛面前，吓得四散奔逃，尼格里也跟着往后逃跑。打退长墙前的敌人后，冯子材又指挥士兵向东岭冲去。正在东岭上与敌人进行炮击的清军见到这种情况后更加英勇顽强了。在苏元春的带领下，一个个像小老虎似地扑向敌人。法军前后都挨打，只好从东岭上逃了下来。

尼格里把两路败兵集中在一起，还想进行疯狂地反击。忽然，山谷四周传来了一片呐喊声，这声音震得尼格里和法国兵心惊肉跳。他们抬眼一看，只见无数人像湖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原来是周围中越两国的老百姓，支援冯子材来了。他们手里拿着各种武器，有刀枪，有棍棒，还有干农活用的锄头和铁耙子。尽管武器落后，但他们没有一个怕死的，都不顾一切朝洋鬼子冲去。老百姓像汹涌的大海，把敌人淹没了。冯子材不给敌人喘气的机会，率领清军穷追猛打。接连收复了文渊、谅山、北宁等地。在战场上中国军队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就在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明明是中国人胜了，慈禧却派李鸿章同法国人交涉，协议和谈条件。后来，中法两国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对于中国人来讲，这个条约又是一个耻辱。清政府不仅承认法国为越南的“保护国”、两国各派人员勘定边界等有损中国利益的条款，甚至答应今后修铁路也要跟法国人商量。这样，中国人在战场上打赢了，在谈判桌上却失败了。

镇南关大捷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战争中最大的胜利。战后，晚清政府同法国签订的条约第一次做到了对外战争不赔款，但法国达到了完全占有越南的目标。

一个曾经有过灿烂辉煌历史的民族就这样断送在腐败无能的统治者手中，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三国家岁入之数与岁出之数而通筹之

【原文】

宣宗成皇帝（1）每与臣下言及开捐（2）一事，未尝不咨嗟太息，憾宦途之滥杂，悔取财之非计（3）也！臣尝即：国家岁入之数与岁出之数而通筹（4）之，一岁（5）本可余二三百万，然水旱偏灾尧汤不免。以去年之丰稔（6），而江浙以大风而灾，广西以兵事而缓（7），计额内之歉收已不下百余万。设更有额外之浮出（8），其将何以待之？今虽捐例暂停，而不别求一久远之策，恐将来仍不免于开捐。以天下之大，而无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图而贻君父之忧，此亦为臣于者所深耻也。当此之时，欲于岁入常额之外，别求生财之道，则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诚不可以妄议矣。至于岁出之数，兵饷为一大宗。臣尝考：本朝绿营（9）之兵制，窃见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实为兵饷赢绌（10）一大转关，请即为我皇上陈之。

【注释】

（1）宣宗成皇帝：即道光皇帝。

（2）开捐：指出钱买官。清中叶以前为临时捐纳。鸦片战争以后为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将捐款作为正式的财政收入，规定京官从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台以下都可以按规定价格购买。

（3）取财之非计：不是国家生财的正道。

（4）通筹：通盘筹算，整体考虑。

（5）岁：年。

（6）丰稔：丰年。稔：谷物成熟。因谷物一年一熟，故用以称年。

（7）以兵士而缓：因为战事而缓收赋税。

（8）额外之浮出：发生突然的事变。

（9）绿营：始于明代的一种兵制。清人入关以后，规定各省汉族兵用绿旗，称绿营兵或绿旗兵。有马兵、步兵、水师。

（10）赢绌：增减。

【译文】

道光皇帝每次和我谈起开捐买官一事时，常常叹息不已，感叹这不是国家取财的正道，官员良莠不齐，官场因此而混乱。我考虑到，国家每年的收入和支出如果能通盘筹算，本来可以剩余200～300万，但水旱灾害就算是唐尧商汤之类的圣王也不能避免的。以去年为例，江浙因大风而成灾，广西因战事而减税，就算是丰收年，总计因天灾减少的收入已不下百万；如果再有意外事情发生，还有什么办法应付呢？现在虽然开捐的事暂停，但如果不另谋长久之计，充实国库，恐怕将来仍免不了重新开捐。国家这么大，如果没有3年的积蓄可预备急用，只顾眼前打算，却将国君的忧虑置之脑后，这是做臣子深以为耻的事。当前若想在每年国库正常收入之外再谋求生财之道，多取一分，百姓就会多受一分祸害，确实不能恣意妄为。说到每年的支出，军饷是一项大开支。我曾考察过我朝的绿营兵制，偶然见到乾隆四十七年关于增兵的方案，实在是军饷增减的关键，请允许我为皇上详细陈述这件事。

【心得】

曾国藩为清廷的忠言将领，他的眼光确实有过人之处。作为一位将领，他知道打仗就要银两，但他并不像许多贪得无厌的军官只顾搜刮民脂民膏。他清楚地知道在正常赋税之外，“搜刮一分，民受一分之书”。

中外无数统治者生前横征暴敛、荒淫无度，死后大墓大棺陪葬。西汉末年，学者桓谭的《新论》曾记载国家收支的一般情况：大司农从百姓身上赋敛的钱，一年为40亿，半数用作官员薪俸，半数供朝廷使用。少府从园地工商收来的税钱，一年有13万，全部供皇帝私用。除朝廷所谓“公用”外，光是皇帝私人开支就占全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几乎是中国历代王朝的通例（汉元帝时，“都内积钱40亿，水衡积钱25亿，少府积钱18亿”，都是皇室的收入）。明代为了应付朝廷巨大开支和“剿贼”所需，一再增加“兵饷”，先后共搜刮1670余万钱。崇祯皇帝甚至明确下令：“不集兵无以平贼，不增赋无以饷之，其累吾民一年。”结果“饷已尽而贼未平”，于是又追加“剿饷”。向各级官吏层层索求，盘剥无度，弄得“农怨于野，商叹于途”，最后皇帝终于自取灭亡。历史上的通则是：一个朝代越接近灭亡，其当权者越是拼命聚敛财富、挥霍无度。法王路易十六积欠40亿国债，却依然变本加厉地搜刮挥霍，一次宴会要耗费千万余元！仅凡尔赛宫一年喝的葡萄酒便要耗费79万法郎！不仅法王穷奢无度，连王后安唐妮的各种手镯就值700～800万法郎！然而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的结果是把法王路易十六与王后送上了断头台。

因此，曾国藩指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要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在中国历史上，“富国强兵”之策不仅是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须加强中央集权，发展农业生产，鼓励耕战，改革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实行变革等政治措施，因而是一项根本性国策。

《六韬·上贤》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以安万乘之王，正君臣，定名实，明赏罚，乐万民，非吾相也。”《六韬》还指出：中央政府必须掌握农、工、商这三个经济命脉；并认为只有发展农、工、商业，使国力充足，军事实力才能强盛，国家长治久安才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只有举国上下致力生产，才能国富兵强，否则“兵势不行，敌国乃强”。

战争不但是政治和军事的竞赛，也是经济的竞赛。只有国富，才能兵强。春秋末期的吴楚之战，吴能以少胜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吴国工商业逐渐发达，尤其是制铁工业有长足的进步，使兵器生产发展迅速。而楚国连年遭侵，岁无宁日，经济发展受到限制，所以败给吴国。战国时期变法最早的魏国，在李悝的主持下，实行“尽地力之教”的措施。李悝指出：“农事书，则饥之本也”，不仅强调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还提出废沟洫，铲除井田的疆界，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使魏国得以强大。之后吴起、商鞅的变法和齐、韩、燕的改革，都以发展经济为主要内容，目的都在于富国强兵。

运用“富国强兵”谋略，对内可以增强国力；对外可用经济和非经济手段削弱相消耗敌国的经济，或利用自己经济潜力的优势拖垮敌国，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公元前491年，越王勾践在吴国拘役3年后回国，向左右征询复兴越国之道。春秋末期，当时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范蠡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他向越王献了一条“富国强兵”之计，其要义是：兴人事、修政教、收地利”，保护人民，发展生产，储备国力，富国强兵。勾践闻言，如醍醐灌顶，于是卧薪尝胆、幡然领悟为政之道，从此发愤图强，命令文种主持国政、范蠡治理军旅。至公元前485年，越国府库充实、土地垦辟，人民乐为所用。两年后，越国正值丰收，而吴国适遇灾害，水稻歉收。原来，越国用了文种的蒸粟毒计，奉还吴国1万石蒸熟了的粮食。吴国见子粒肥大，皆引为良种，结果颗粒不收，酿成大灾。公元前478年，越国人力、物力愈益强盛，国富兵强，于是大起兵马，连续围困吴国数年。这时，吴国却因兵民疲敝，财力虚耗于累年征战，最后惨败于太湖边，不久被越国灭亡。

中国历代谋略思想中，富国强兵之策都受到高度重视。《孙膑兵书》中就把“富国”、“强兵”作为重点进行讨论。孙膑认为，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从而才能“战胜而强立”，实现天下的统一。《投笔肤谈·本谋》中提出“国不富不可以兴兵”的理论，把国家的经济实力（即国富）当作战略运筹的重要内容，认为战争不仅仅是战斗力、指挥技巧、后勤保障之间的较量，而且还是国家综合实力，包括政治状况、社会状况之间的较量。

汉初，其北部边境经常遭到匈奴军队的侵扰。由于秦汉之际的长期争战，社会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因此，从汉高祖开始，中间经过文帝、景帝，直到汉武帝即位之初，均无法以武力彻底反击匈奴的侵扰。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汉朝采取和亲政策，以缓和匈奴的掠夺。但匈奴统治者既不放弃和亲的利益，又不放弃武力掠夺，所以汉朝虽然先后进行了8次和亲，但每次只能维持短短几年的和平。在此期间，匈奴两次大规模的南下入侵。汉朝经过70多年的休养生息后，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先后实行盐铁专卖、整顿币制和税收等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初年，国家财力充裕，社会富庶。从公元前129年～前119年的10年间，汉武帝采取集中兵力、主动出击的作战方针，在西起河套，东至辽西的广大战场上，先后发起3次大规模的战役，歼敌俘敌数10万之众，使匈奴远遁。从汉初采取“和亲政策”姑息匈奴统治者的侵扰，到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从历史上不同角度说明了富国强兵的作用。

当今衡量一个国家富强程度的标志是综合国力。综合国力竞争战略将是未来新时代的国际性总体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充分说明，谁拥有综合国力优势，谁就握有战争的主动权。

要增强国力，必以民力增长为优先，所以善为政者，必重民力。即善于理政的人必定重视人力资源。

春秋时期，楚国国君楚成王死后，他的孙子楚庄王登上王位。在最初的3年里，他整天不过问国家大事，白天外出打猎，晚上喝酒、听音乐、看跳舞，许多大臣都把他当做昏君。

实际上楚庄王这都是装出来的。因为他刚刚当上国君，在朝中还没形成势力，可宰相的权力又过大，因此他想通过暗中观察，发现大臣中谁有胆略、有才华、可以信任和重用。

但是过了很长时间，虽然有几位大臣劝楚庄王振作，可以谈及如何治理国家，与群雄争胜，这些大臣只会不着边际的空谈，令他十分失望。于是只得继续打猎，喝酒，听歌赏舞，甚至下了一道命令：“谁再多嘴谈论国政，就处以死罪！”一晃3年过去了，楚庄王依旧那样碌碌无为。

一天，大臣申无畏请求拜见楚庄王。楚庄王盛气凌人地对申无畏说：“您来见我有何贵干哪？是想喝点美酒，听听音乐，还是有什么话说呀？”申无畏说：“我来此既不是为了喝酒，也不是为了听音乐，只是刚才在城郊散步，听到一个谜语，我莫名其妙，想到大王您聪明过人，就到您这里来请教。”

楚庄王说：“谜语？这倒怪有意思的，你快讲讲。”申无畏说：“楚国山上，有只大鸟，身披五彩，可真荣耀。一停三年，不飞不叫，人人不知，是什么鸟。”楚庄王听了，笑着说：“这可不是普通的鸟。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不用急，擦擦眼睛等着看吧。”申无畏听了似乎心领神会地说：“大王到底英明。”就告退而出。

从这天以后，又有一些大臣陆续到楚庄王那里，谈论治理国政和与群雄争胜的事情了。通过推心置腹的交谈，楚庄正渐渐对大臣有新认识，了解了谁是可以信任重用的人才。于是，楚庄王开始振作，一面改革政治，调整官员，一面招兵买马，训练军队。后来，他平息了宰相的叛乱，打败了宋国，使楚国称霸于群雄之中。

春秋时代的齐国大夫管仲，就是一位重视以民为本并利用人力资源的开发来治理国家的政治家。

管仲任相后，首先致力于经济的发展，提出治国“必先富民”的思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国家财力充足，远方之人就会自动归附齐国；开发荒地，种植庄稼有所收成，本国之民自然会安家立业。

在管仲看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根据这种思想基础，他提出“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的观点，使百姓事业相连，俸禄互相补助，人民相亲，宽免旧罪，救助旧宗，为无后者立嗣，这样人民就能生息繁育；减轻刑罚、薄收赋税，如此人民就会富裕；在各地选用贤士，施教于国民，这样人民就能遵守规范。只要能够满足人民的愿望，争取民心，便得以巩固国家政权。

同时，管仲还十分重视选拔人才，要求各乡都要推举贤士，不得“敝明”、“敝贤”。他还主张凡孝悌忠信、贤良后才，不论是何种出身，也不管是处于什么地位，都要加以合理地运用。他善于任用人之所长，避其所短。齐桓公向管仲请教任命官吏之道，管仲说：“升降揖让，以明礼待宾，我不如显朋，请立为大司行；垦荒地、辟农田，尽地之利生产粟米，我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战场上三军成阵，使兵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成文，请立为大司马；决狱公正，不杀无辜，不诬陷无罪之人，我不如弦商，请立为大司理；犯颜直谏，不避死之，我不如鲍叔牙，请立为大谏之官。”管仲透过对每个人个性的分析，抓住人才各自的特点，使之有组织，相互补充，成立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充分展现管仲杰出的组织才能。

管仲这些做法，对于人民安居乐业、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国家的政权都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同时他根据人才的不同特点，将其组成整体，使各种才能互相弥补，充分发挥了人才在国家建设中的整体组织效应，也提高了智慧发挥的效率和水准。

四空名坐粮

【原文】

自康熙以来，武官即有空名坐粮（1），雍正八年因定为例：提督空名粮八十份，总兵（2）六十份，副将而下以次而减，下至千总（3）五份，把总（4）四份，各有名粮。又修制军械，有所谓公费银者；红白各事（5），各有所谓赏恤银者，亦皆取给于名粮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绿营兵数虽名为六十四万，而其实缺额常六七万。至四十六年增兵之议起，武职坐粮另行添设，养廉（6）、公费赏恤另行开销正项。向之所谓空名者，悉令挑补实额，一举而添兵六万有奇（7），于是费银每年二百余万。此臣所谓饷项赢绌一大转关者也。是时，海内殷实，兵革不作，普免天下钱粮已经四次，而户部尚余银七千八百万。

【注释】

（1）坐粮：领粮饷，不劳而获。

（2）提督：官名。为清代一省的高级武官。总兵：又称总镇，为绿营兵之高级武官，权职仅次于提督。

（3）千总：清代绿营兵制，属下级武职，居守备之下。

（4）把总：明代为京营兵三大营的领兵官之一；清代绿营兵制，营以下为汛，置把总分领，位在千总之下。又京师巡捕五营亦置把总。

（5）红白各事：即婚丧嫁娶。

（6）养廉：清代官吏的固定薪俸之外，按职务等级每年另给的银钱。雍正以后数额固定，与正俸没有什么区别。

（7）奇：剩余、多余。

【译文】

自康熙皇帝以后，武官就有立空名吃粮饷的陋习。雍正八年，因袭前朝习惯而成为常例。提督吃空名粮饷的份额为80份，总兵60份，副将以下依次减少，下至千总5份，把总4份。总之，都有空名粮饷可吃。另外制造修理兵器，有所谓公费银粮；婚丧嫁娶有所谓奖赏和抚恤金，这些都是靠空名粮饷发给。从雍正到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绿营兵的数量虽然号称64万，但实际上缺额6～7万。从乾隆四十六年起，有了增加绿营兵数量的动议以后，武官吃空的粮饷又另外添设，养廉、公费、奖赏和抚恤都作为正项另行开销。过去领粮饷的空名额，命令全部挑选兵丁补充，成为实额。这一下又增加兵员6万多人，于是每年花费银钱200多万。这就是我所说的军饷增减的一大转折点。当时国内富裕充足，没有战争，普遍免除百姓钱粮已有4次，而户部还有剩余的银两7800万。

【心得】

从雍正到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绿营兵的数量虽然号称64万，但实际上缺额6～7万。这6～7万人便是立空名吃粮饷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产生呢？只能用两个字来回答，那就是权利。掌握在手中的权利，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使唤的奴婢，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导致身败名裂。所以，为官者要不贪不恋心静如心。此当首推有“宋良将第一”之称的曹彬。

曹彬（931～999年），真定灵寿（今河北灵寿）人。父曹芸，五代时曾任成德军节度都知兵马使。曹彬出身将门，从小读兵书，练习武艺，为人诚实，办事谨慎。后周太祖郭威的贵妃张氏，是曹彬的姨母，周太祖受禅登基后，召曹彬隶其义子柴荣帐下供职，擢为河中军兵马都监，掌管军务。曹彬虽是皇亲国戚，但从不以此为资本，而是谦虚谨慎，恪尽职守。河中军节度使王仁镐因曹彬是帝戚，对他尤加礼遇，非常客气。而曹彬对各位将领彬彬有礼，他对待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

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周世宗派曹彬出使吴越国。吴越国人私下送给他一些礼物，他一概不受。曹彬完成了公差使命，便立即启程返回。吴越国士人用快船追赶曹彬，执意要将礼品送给他，他一再推辞。对方却执意要送，最后无奈收下，但让手下人做了登记，回到京城后，他把这些馈赠的礼品全部交给朝廷。周世宗见曹彬如此廉洁，非常感动，下诏让曹彬将这些礼物领回。曹彬这才拜谢赏赐，将礼物拿了回去，然后全部分给了亲朋故旧，而自己未留一钱一物。

当初，宋太祖赵匡胤未即位时，曾在后周担任殿前都点检，统管朝廷禁卫军，权势很大。曹彬对赵匡胤同其他人一样彬彬有礼，从不巴结和倚附，没有公事决不上门造访，文武大臣们群集宴请，曹彬也很少参加。赵匡胤对于曹彬的这种“中立不倚”，不拉关系，不结权贵的作风非常赞赏，于是对曹彬也另眼看待。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于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从平阳把曹彬召回朝中，对他说：“我以前对你不错，你为什么要疏远我？”曹彬顿首谢罪说：“我是周室的近亲，而且管内职，怎么能轻易妄加交结人呢？”赵匡胤听了曹彬这番话，更加敬佩他的为人，认为可当重任。此后，赵匡胤对曹彬格外器重。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冬，宋太祖下诏讨伐后蜀，令曹彬为都监，与王全斌、王仁赡、刘光毅诸将，率兵6万，分两路攻蜀。曹彬领兵一路破关斩将，蜀军望风而逃，收降了施、万、开、忠、遂等州，攻取了峡中全部的州县。行军作战一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至蜀地百姓心悦诚服。宋太祖听到这个消息，特下诏书褒奖曹彬。

不久，两路宋军在成都会师，后蜀主孟昶投降，伐蜀战争取得胜利。王全斌、王仁赡等人觉得大功告成，在成都花天酒地，大享清福。曹彬屡请还师，王全斌等人不从，结果原蜀将全师雄等不堪欺压，拥兵10万起兵造反。曹彬复与刘光毅率兵平定蜀乱。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宋太祖命王全斌、曹彬等人还京。王全斌诸将在蜀地多取民女玉帛，携带了大量金银财宝满载而归。唯独曹彬两袖清风，行囊里只有书和衣服。王全斌等将领在蜀劣迹早有人奏报了朝廷，宋太祖召见王仁赡责问，仁赡不敢隐瞒，如实讲出了诸将抢掠民女民财的不法行为，最后说：

“清政廉洁、不负陛下所托只有曹彬一人。”宋太祖见曹彬不负所望，加封他为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人见宋太祖说：“征西将士都获罪，唯独我受赏，恐怕这样无以服众。”太祖赵匡胤说：“你功劳最大，但却不居功自傲；你为人清廉，但却从不自夸。受赏当然是应该的。”曹彬这才接受了封赏。

曹彬手握兵权，常年领兵在外征战，屡立大功。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平定南唐，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随宋太宗赵匡义攻灭北汉，后又北伐辽朝，为北宋统一天下，平定海内建立了巨大的功勋，成为北宋著名的军事将领。官至枢密使、侍中、检校太师、同平章事、诸军节度使，位兼将相。曹彬地位虽高，但他从不骄傲自大。平定后蜀回京，宋太祖执意询问曹彬在外领兵打仗，所见宋朝的地方官是否称职，曹彬只是举荐随军转运使沈伦，说他为官廉洁谨慎，可当大任。其他人的政绩，曹彬从不妄加评论，尤其不曾当着皇帝的面议论别人的过错。

曹彬北征辽朝兵败后，荆湖转运副使、职方员外郎赵昌言曾上疏朝廷，请求将败将曹彬等处以死刑以明法纪。后来赵昌言因事被人弹劾，自延安府回京后，皇帝一直未予召见，被弹劾之事不得申辩。曹彬听说此事后，知道赵昌言被冤，便不计前嫌，不挟私报复，亲自出面在皇帝面前为他求情，赵昌言这才得以允许进宫“朝谒”，为己申辩。

曹彬虽身为高级将领，却能事事处处为他人着想。他在徐州主持军务时，手下有一小军官犯了军纪，曹彬按军法判处他杖刑，但曹彬却下令，处罚要过一年后再执行。部下不解其意，曹彬解释说：“我听说这个人刚娶媳妇，如果实施杖刑，肯定会影响夫妻感情。所以我决定杖刑缓期执行。”曹彬执法严格，但又体谅下情，部将都为其良好的将德所折服。

曹彬为将注意自己的将德修养，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仁敬和厚，位居将相，却不自傲，深得朝廷官吏和社会人士的称颂和赞扬。史书称他“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为宋良将第一”。

清代吃缺额的陋习距今已有200多年，但这样的情况到今日看来却一点也不陌生，因为我们身边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尸位素餐的现象。

如何治之呢？握有权利的人要严于律己，不能违背良心而做没有道德的事情。

五抽裁冗兵

【原文】

高宗（1）规模巨集远，不惜散财，以增兵力。其时，大学士阿桂即上疏陈论（2），以为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为继。此项新添兵饷岁近三百万，统计二十余年，即须用七千万，请毋庸概增（3），旋以廷臣议驳（4）。卒（5）从增设至嘉庆十九年。

仁宗睹帑藏之大绌（6），思阿桂之远虑，慨增兵之仍无实效，特诏裁汰。于是各省次第裁兵一万四千有奇。宣宗（7）即位又诏抽裁冗兵，于是又裁二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举而加六万五千，嘉庆、道光之减兵两次仅一万六千。国家经费耗之如彼，其多且易也；节之如此，其少且难也！

【注释】

（1）高宗：指乾隆皇帝。

（2）陈论：陈述评论。

（3）毋庸概增：不要过分增加。

（4）议驳：议论后子以驳回。

（5）卒：最后。

（6）仁宗：嘉庆皇帝。大绌：指银钱耗费过多。绌：不足，减损。

（7）宣宗：道光皇帝。

【译文】

乾隆皇帝的谋划规模宏大，不惜耗费巨资以增加兵力。当时大学士阿桂就上疏陈述评议过此事。他认为国家的用度猛然增加一些并不会让人觉得太多，但每年支出就很难继续下去。比如这一项兵饷开支每年接近300万，如果统计20几年，就需要7000万。阿桂大学士上书恳请不要这样过分慷慨地增加兵饷，但不久朝廷大臣议论后，驳回了他的奏议。于是此项粮饷一直增加到嘉庆十九年。

嘉庆皇帝见国库银钱消耗太多，便想到阿桂的深谋远虑，感慨增加兵员之后仍然没有效益，特此下令裁减。于是各省相继裁减兵员1．4万人。道光皇帝即位后又下诏裁减冗杂的兵员，于是又裁减2000多人。乾隆皇帝增兵，一下子就增加了6．5万人，而嘉庆、道光两次裁减兵员才1．6万人。国家耗费经费是这样多且容易，而节约一些却这样少而且困难啊！

【心得】

曾国藩看到军饷的增加既多且容易，而要减少则是既少且艰难，但他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或是知道而不愿说、不敢说。其实道理很简单：根本原因就在皇帝一人身上。

帝王既是天下之王，那么整个国家的最高主宰就是他一个人，全国的财富成了他的私产。国事既等于家事，则内政外交、经济军事也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数。

周宣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姬宫涅即位，就是周幽王，周幽王对国家大事从来不闻不问，一味吃喝玩乐，派人到处找美女。大臣褒珦劝谏幽王别忘了治理国家，周幽王根本听不进去，竟命人把褒珦关进监狱。

褒珦在监狱里被关了3年。褒家的人千方百计要把褒珦救出来。他们在乡下买了一个挺漂亮的姑娘，教会她唱歌跳舞，把她打扮起来，献给幽王，替褒珦赎罪。这个姑娘算是褒珦家人，叫褒姒。

幽王有了褒姒，见她长得俊俏，高兴得不得了，就把褒珦释放了。他十分宠爱褒姒，与她住在琼台，终日饮酒作乐。可是褒姒从进宫以后，总是闷闷不乐，没有开过一次笑脸。幽王想尽办法叫她笑，她怎么也笑不出来。

有个大臣叫虢石父，特爱拍马屁，他替周幽王想了一个鬼主意。原来，周王朝为了防备犬戎的进攻，在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东南）一带造了20多座烽火台，每隔几里地就是一座。如果犬戎打过来，把守第一道关的兵士就把烽火烧起来，第二道关上的兵士见到烟火，也把烽火烧起来。接着一个接一个烧着烽火，附近的诸侯见到了，就会发兵来救。虢石父对周幽王说：“现在天下太平，烽火台长久没有使用了。我想请大王跟娘娘上骊山去玩几天。到了晚上，咱们把烽火点起来，让附近的诸侯见了赶来，上个大当。娘娘见了这许多兵马扑了个空，保管会笑起来。”

周幽王拍着手说：“太好了，就这么办吧！”

他们上了骊山，真的在骊山上将烽火点了起来。临近的诸侯得了这个警报，以为犬戎打过来了，赶快带领兵马来救，没想到赶到那儿，连一个犬戎兵的影儿也没有，只听到山上一阵阵奏乐和唱歌的声音，大伙儿都愣了。

幽王派人告诉他们说，辛苦大家了，这儿没什么事，不过是大王和王妃放烟火玩儿，你们回去吧！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仅仅是为博得褒姒一笑，可他万万没想到，由此却引来了亡国杀身之祸。

秦始皇是秦王朝的建立者，杰出的政治家。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割据混战的局面，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广大人民迫切要求结束分裂割据、诸侯混战的局面。当时秦国自商鞅变法后，日益富强起来，逐渐具备了统一的条件。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在位时，先后兼并了魏、赵、韩、齐、楚、燕6个封建诸侯王国；完成统一大业，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疆域东到海，南到珠江流域，西到甘肃，北到黄河河套以北沿明山至辽东，建都咸阳。秦王政统一全国不仅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对我国以后历史的进展与民族的融合也具有深远的影响。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实行了很多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和巩固统一的措施。废分封制，分全国为36郡，郡以下设县；他自称始皇帝，国家一切重大事务由皇帝决定，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吏直接由皇帝任免；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拆毁战国时各国边邻地区的关塞堡垒；并修建驰道、直道和在今云南、贵州地区“略通五尺道”，以加强全国陆路交通；又派兵北击匈奴，筑长城，南定百越（指居住在浙江、福建、两广等地区的越族人民。越人部族林立，互不相属，故有百越之称），成守五岭。为了加强专制统治，销毁民间兵器，焚烧过去各国的史书和民间所藏的儒家经典及诸子书籍。在秦始皇的专制主义统治下，严刑苛法，租役繁重，再加上连年用兵，使广大人民痛苦不堪，所以他去世后不久，就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还有，隋炀帝一声令下能使8万多人为他拉龙船；慈禧太后一发威，建海军的钱只能用来修建颐和园。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仍然无济于事。其实，像阿桂这样明智的建议，只要稍有智力的人都知道是有道理的，但因为不合皇帝之意，结果依然被否决。虽说中国历来也有权力制约，也有律例，也有谏臣，然而，又有几个人敢违背皇帝的旨意？即便有，只要一道圣旨将其革职，那么这种人不仅失去说话的权利，恐怕连性命都难保了。

六当量为简汰

【原文】

臣今冒昧之见：欲请汰兵五万，仍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

骤而裁之，或恐生变。惟缺出而不募补，则可徐徐行之而万无一失。医者之治疮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1），盖亦当量（2）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3），不知所底止。自古开国之初恒（4）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而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北宋中叶兵常百二十万，南渡以后养兵百六十万，而车益不兢（5）。明代养兵至百三十万，未年又加练兵十八万，而孱弱日甚。我朝神武开国，本不藉（6）绿营之力，康熙以后绿营屡立战功，然如三藩准部（7）之大动，回疆金川之殊烈（8），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后，如川楚之师、英夷之役（9），兵力反远逊于前。则兵贵精而不贵多，尤为明效大验也。八旗（10）劲旅亘古无敌，然其额数常不过二十五万。以强半翊卫（11）京师，以少半（12）驻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满。国初至今未尝增加，今即汰绿营五万，尚存汉兵五十余万，视八旗且将两倍。权衡乎本末（13），较量乎古今，诚不知其不可也。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

【注释】

（1）劣弁羸兵：品格低劣、身体病弱的士兵。弁：武官称弁，清代专指管理杂务的武官。羸：瘦弱。

（2）量：考虑、斟酌。

（3）弛殆：废弛危险。

（4）恒：常。

（5）军益不兢：军队战斗力日益下降。

（6）藉：借。

（7）三藩准部：清封明代降将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吴三桂为平西王，称为三藩。后因反清皆为清政府平定。准部：指蒙古准噶尔头目噶尔丹等人勾结沙俄叛乱。后经康熙、乾隆多次出兵才平息叛乱。

（8）回疆、金川之殊烈：回疆：指新疆（南疆）布拉敦兄弟（皆回族首领，故曰“回疆”）叛乱自立为国（又称“大小和卓叛乱”），后被清军讨平。金川：指乾隆时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入侵小金川，后为清军征讨。殊烈：特殊的功勋。烈：功业。

（9）川楚之师，英夷之役：川楚之师指白莲教支派混元教在湖北、四川等地起义，后被清兵镇压。英夷之役指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军的战斗。

（10）八旗：满族首领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年间首创，初期兼有军、政、农（牧）三能，后为专门的兵籍编制。以旗色为标志，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后增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所以称八旗。后又有汉军八旗。

（11）强半翊卫：强半：大半。翊卫：辅助守卫。翊，护卫。

（12）少半：小半。

（13）本末：这里指全局与局部，即裁员的利弊。

【译文】

现在臣下冒昧建议：请裁减兵员5万，仍然恢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的状况。然而，突然一下子大幅裁员，会担心生出变故，因此实行兵员空缺后不征集补充的办法，就可以慢慢实行而万无一失。医生治脓疮，必须先挖掉腐烂的皮肉，敷药之后，再让新肉生长。那些品格低劣、体格瘦弱的士兵应该裁减，这些都是腐肉；而让新肉生长的办法就是加强训练。如果不从这两方面下手，那么军务废弛腐败还不知要到什么程度为止。自古以来，各朝建立之初，都是军队很少，但国家却很强盛。然而到后来却是军队越多，力量越弱；粮饷越多，国家越穷。北宋中期军队的兵员常常保持在125万人，南渡以后增加到160万人，但战斗力却日益下降。明朝养兵多至130万，后期又增加18万，而明军的实力却越来越弱。大清开国建业本来就没有靠绿营兵的力量，康熙以后绿营兵虽然屡次立功，但在平定三藩和准噶尔叛乱中立功的，以及在南疆和大小金川建立特殊功勋的，都是乾隆四十六年以前的军队。到次年增加兵员以后，像湖北、四川与白莲教作战的军队，像中英战争中与英军作战的部队，战斗力反而远不如从前。如此看来，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十分明显。无敌天下的八旗军，人数经常保持在25万之内。用其中一大半守卫京城，一小半驻防全国，整个国家的山河要塞都被八旗军驻防。从开国到现在，即使没有增加兵力，现在裁减5万绿营兵，也还有汉兵50多万，和八旗军相比仍有两倍之多。权衡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对比古代与现在，确实找不出不能裁减兵员的理由。最近广西绿营兵有纷纷征集外地兵的做法。该省军队编制2．3万人，而外地士兵就有1．4万，听说竟没有一个能用。广西如此，其他省份也就可想而知了。讲到这里就应该为长远的利益考虑。

【心得】

“兵贵精而不贵多”是历代将领共有的一种观点与信念。《晋书·杜预传》云：“以计代战一当万。”此言即是强调谋略在战争中的重要性。高明的将帅都主张“兵贵精而不贵多”，强调应充分运用计谋，以计谋代替战争，发挥以一人顶万人的作用。

公元前1037年2月，周殷在牧野展开大战，周武王亲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及其他各部族的军队，士气旺盛，战力充沛；殷纣王发兵17万（一说70万）仓促应战，这些兵大部分是临时征集的奴隶和战俘，士气低落，战力缺乏。周军以成集团方阵的大量战车甲士猛袭，实施中央突破。殷军一触即溃，全军覆没。

前燕攻齐广固之战就是一个计妙兵精的战例。十六国时，前燕将军慕容恪讨伐段宠，将其困于广固城里。当时军中有人劝慕容恪迅速攻城，慕容恪则认为，用攻城的方法对付敌人是最下策，非不得已不用之。此时敌人虽城高池深，但兵多粮少，外部没有强大的援助，应当紧紧地围困之，再慢慢地攻取，这比直接、迅速攻城效果要好得多。慕容恪还指出，当前段宠的兵将很多，又占据险要地势和坚固城池，上下齐心合力。如果此刻使尽全部兵力拼死强攻，也许几十天后能攻下城来，但那时己方的伤亡未必少于敌人。于是慕容恪下令于城外修筑营垒，做好长期围困的准备。广固城内的齐军因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不久就兵败城破。

诸葛亮阳平退魏之战，也是一个计妙兵精的典型战例。三国时期，诸葛亮领兵伐魏，屯兵阳平（今陕西勉县）。他派魏延等将领合兵东进，只留下1万多人驻守阳平城。魏将司马懿率兵20万迎战蜀兵，因与魏延错开道路，一直前进至距阳平城仅60余里的地方。蜀兵闻讯大惊失色，因为此时想要调回魏延的军队反攻司马懿肯定来不及。然而诸葛亮镇定自若，他知道司马懿生性多疑，决心用计抵退魏兵。他先命令士卒放倒旗鼓，不得随便出城；接着又令士兵大开四面城门，并派人在城门口洒水打扫。司马懿认为诸葛亮一向谨慎小心，忽见如此情景，料想城内必有大量伏兵，于是撤军退至北山，阳平之危顿解。事后司马懿得知真相，十分后悔。

公元383年，前秦主苻坚命苻融等统军25万为前锋，亲率步卒60万，骑兵27万，卫队3万攻打东晋；东晋派谢石等统军8万迎战。双方大战于淝水，秦军一败如水，晋军大获全胜。

唐军计取江陵也是以计代战、“兵贵精不贵多”的生动战例。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将李靖、李孝恭率战船2000余艘，自夔州（今四川奉节东北）沿长江而下，讨伐梁王萧铣。一路上势如破竹，连克荆门（今湖北荆门县）、宜都（今湖北宜都县）和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西北），两次击败萧铣将领文士弘的进攻。不久，大军逼近湖北江陵，占领梁军水军基地，缴获大批战船。夺得这批战船后，李靖令部属将这批战船全部拋至江中。部属不解其意，问他为何不将这些战船收为己用？李靖解释：“梁地辽阔，我方孤军深入，若江陵无法攻下，其援军赶到，我军必将两面受敌，进退下得，增加一些战船没有用处。现在让这些战船顺流下漂，梁援军看见，必然以为江陵已失，不敢轻进，这样，我们将赢得攻取江陵的时间。”果然，救援萧铣的军队看到满江战舰，不敢轻进。萧铣在江陵城中外援断绝，精疲力尽，最后下得不投降，唐军遂进占江陵。

再如拿破仑进军米兰之战。公元1800年5月，拿破仑亲率预备军团6万余人，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平原。当时，意大利军团在热那亚被奥军围困，米兰是奥军后方基地，无重兵把守。选择哪一种方案，对战局都将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向都灵进军，可以直接攻击奥军主力，开辟一条新交通线，但奥军兵力强大，法军退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如果前往热那亚支援，虽然可以挽救意大利军团的厄运，但法军的后方相交通线则处于奥军的夹击之中。如果直取米兰，必然道致意大利军团全军覆没，但却能夺取奥军的补给地，进而切断奥军与本上问的联系，可使法军有畅通的道路，无后顾之忧，安全而有利。拿破仑考量全局，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决定直取米兰。结果，法军一举切断奥军赖以生存的交通线，扭转了北意大利战局。

普法战争时期，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奥厄施泰特战役中，法国拿破仑统帅法军，普鲁士劳恩什维克指挥普军，在耶拿附近，9万法军击败15万普军，在奥厄施泰特，2万法军击败近7万普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途岛大战中，美军太平洋地区司令尼米兹指挥27艘军舰和23艘辅助船只、348架作战飞机，于1942年6月5日、6日击败了来犯的日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指挥的包括8艘航空母舰在内的各种舰艇150艘，飞机1000余架。

海湾战争，伊拉克军队和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在数量上只是均势，可质量上的差距就决定了伊军的败局。

以上所举战例，都说明了精兵强将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

战争越发展，科学技术越发展，兵在精不在多的谋略越重要。

七裁汰之法

【原文】

臣闻各省之兵，稍有名者，如湖南之镇箪（1）、江南之寿春（2）、浙江之处州（3），天下不过数镇。裁汰之法：或精强之镇不动，而多裁劣营；或边要之区不动，而多裁腹地；或营制太破归而并之；或泛防太散撒而聚之，是正在兵部之精审，督抚之体察，未可卤莽以从事耳。诚使行臣之说，缺出不补，不过六年，五万可以裁军。以一马二步（4）计之，每年可省饷银一百二十万，十年以外于经费大有裨益（5）。此项银两不轻动用，督抚岁终奏解户部，另行封存，专备救荒之款，永塞开捐之路。养兵，为民也；备荒亦为民也；塞捐以清仕途，尤爱民之大者也。一分一毫，天子无所私利于其间，岂非三代公心，贤于后世搜刮之术万万者哉！

【注释】

（1）镇箪：地名，即今湖南凤凰县。

（2）寿春：今安徽寿县。

（3）处州：今浙江丽水。

（4）一马二步：指一名马兵、二名步兵的费用。

（5）裨益：增益补缺。裨：增加。

【译文】

我听说，各省绿营兵中稍有名气的不多，比如湖南镇箪兵、江南寿春兵、浙江处州兵等，全国也不过这几个地方。裁减的方法就可以不动精干的军营而裁减低劣的军营，也可以不动边防和要塞地方的军队而多裁减内地的军队，可以将营防设施太破旧的军队合并，也可将太分散的军队合并。总之，要靠兵部官员精心审定，各省捉督、巡抚认真考察，不能鲁莽行事。如果认真照这个建议实行，兵员出缺后不补，用不了6年时间，5万军队就可以裁减完毕。以一名马兵、二名步兵所需的费用计算，每年可以节约粮饷120万。实行10年对国家经费开支一定大有好处。这项节省下来的银两不能轻易动用。提督、巡抚每年年终将款项押送户部，户部单独封存起来，作为救灾的储备款。这样就能从此堵住开捐买官的路子。养兵是为了百姓，备蓄也是为了百姓，而堵塞开捐之路以使官场清廉，尤其是爱民的最好办法。皇帝在此没有一分的私利可图，夏商周三代圣君的公益之心不足比后代那些搜刮百姓的办法要贤明万万倍吗？

【心得】

旧时的文人一说起三代、五帝就诚惶诚恐、惊佩得五体投地，殊不知他们所崇尚的尧舜圣君事迹都是儒家学者经师们伪造《尚书》的相关篇章而编造出来的。而末儒们便依据书中《大禹谟》里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危”等胡话，捏造了“三代传圣心法”的道统。于是只知死读圣贤书的腐儒们便一代代地对三代圣君顶礼膜拜，而后世的帝王莫不期许自己成为“圣明”的天子。

然而，中国历史上几百个皇帝除了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几个少数帝王外，又有多少是出色的人物？尽管他们之中有的是暴君、有的昏庸无道，但依然是操控万民生死大权的权威。

“君圣臣忠”是儒家的君臣理想规范，但臣子篡位者比比皆是，帝王之家互相残杀者层出不穷。项羽与刘邦争霸，项羽要杀掉刘邦的父亲，而刘邦竟说，你要杀我的父亲煮成肉汤，那就分一碗给我喝吧。梁武帝立萧纲为太子，致使诸弟之间酿成深仇。后来侯景作乱，武帝的侄子萧止德把侯景引入都城，他不仅自称皇帝，还与侯景约定，攻城之后要杀掉叔父武帝和堂兄弟萧纲。

曾国藩幻想用裁减兵员的粮饷来赈济灾民，并由专人及专门机构来保管，但这只能是一种空想。曾国藩以前的历朝做不到，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就更做不到，所以大清王朝日益走向衰亡之路。

曾国藩提到“以治为胜”的谋略，《吴子·治兵第三》曾记载：“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起对曰：‘以治为胜。’”以治为胜是军队靠严格治理以获取胜利的谋略。如何才能“以治为胜”？吴起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军队要令行禁止，像“父子之兵”那样，军令一出，全体遵行；第二、治军要“敦戒为先”；第三、将领要有果敢决心。

从历代兵家所总结的治军经验来看，其有实用价值的治军方法是：明确目标，制定标准；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教戒为先，严格训练；信赏必罚，严明军纪；身先士卒，为人师表；广集良才，任贤使能；爱兵爱民，以恩悦人；以和为贵，团结为重；富国强兵，军国大计；改进装备，精良武器；敢冒风险，改革军制；著书立说，理论先道。

明朝时期，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倭时，施行“以治为胜”的谋略，从矿工和贫苦农民中募兵，组成军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于是，一支著名的“戚家军”就成立了。戚家军守必固，攻必克，歼灭倭寇，屡建奇功。

此外，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曾国藩主张“为民”、“爱民”、“天子无私利”、“塞开捐之路”等措施，强调以治待乱《孙子兵书·军争篇》云：“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治，包括内容很广，国家治可求安，军旅治可求胜。战争胜负，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国家政局不稳，动乱不堪，经济凋敝，在外患来临之时，就不可能取胜。两国交战，治者胜，乱者败，古之常理。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治”，非朝夕之功，而是靠日积月累。

公元前564年，晋悼公时，晋以治闻名。晋伐郑，郑求救于楚。楚军昼夜兼程，想趁晋军不备，借暗夜掩护，直至晋军营门，使晋军无法出营列队。晋军面对不利局势，丝毫不乱，于营内从容平灶掩井，排列阵势，并以“二一分四军”之法对付楚军，使楚军疲于奔命。楚军本想出其不意进攻晋军，以造成晋军内部慌乱，却被晋军从容瓦解。

公元383年，前秦王荷坚以90万军队攻晋，时东晋总兵力不超过15万，局势危急，朝野震动。执掌朝政的宰相谢安竟从容出游，照常会见亲朋好友，并命谢玄和他下棋。之后，又独自出游，当夜方归。但在这平静之中，他看到了秦军的上下离心，将士厌战。于是，沉着果断地调兵遣将，大败秦军。唐代大诗人李白诗赞：“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惊慌必失措。君心摇则臣心动，将心摇则军心动。自古谋略家都把镇定持重、处事不惊视为修养要则。

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个社会团体，莫不须励精图治。只有严治，才能使恶人畏惧，防止动乱；只有久治，才能国泰民安，人心归向。唯有以治待乱，才能获致胜利。

八训练之道

【原文】

若夫训练之道，则无视乎皇上精神之所属。臣考本朝以来，大阅之典举行凡二十余次。或于南苑，或于西厂，或于卢沟桥、玉泉山。天弧（1）亲御，外藩从观，军容一肃，藩邪破胆。自嘉庆十七年至今，不举大阅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营之兵既不经战阵之事，又不见蒐狩（2）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伏求皇上于二一年之后行人阅之礼，明降谕旨，早示定期。练习三年，京营必大有起色。外者营武，势难遽遍（3），求皇上先注意数处，物色将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4），则缓急（5）之际，隐然（6）可恃。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泽之猛士云兴，在我皇上加意而已。昔宋臣庞籍（7）汰庆历兵八万，遂以大苏边储。明臣戚继光（8）练金华兵三个人，遂以荡平倭寇（9）。臣书生愚见，以为今日论兵，正宜法此二事。谨抄录乾隆增兵，嘉庆、道光减兵三案进呈。伏乞饬下九卿科道（10）详议。斯（11）道甚大，臣鲜阅历，不胜悚惶待命之至。谨奏。

【注释】

（1）天弧：天子。

（2）蒐狩：本意为打猎，尤其是大规模的围猎，后常用于指军队检阅或作战。

（3）遽遍：短时间普遍做到。

（4）长城：这里代指中坚力量。

（5）缓急：指突然发生的事变。

（6）隐然：无形之中。

（7）庞籍：北宋大臣。单州成武（今山东）人。曾为延州知府，有力抗过西夏的侵扰。后为宰相，实行裁兵措施。

（8）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人。明代著名将领。他募金华矿工3000人加以训练，成为战胜日本海盗的戚家军骨干。

（9）倭寇：日本海盗。

（10）九卿科道：清代以都察院、大理寺、太常侍，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通政司、宗人府、銮仪卫为九卿。这里指有关部门官员。科道：都察院六部衙门。

（11）斯：追。

【译文】

至于说到训练的道理，那全靠皇上御驾观看，以提高军队的士气及评估训练的成果。据臣下的考察，大清立国以来，已经进行20多次大规模的阅兵典礼。有的在南苑，有的在西厂，或是在卢沟桥，或是在玉泉山举行。检阅时天子亲自御驾观看，外地藩镇都随同前往。整肃的军容，使外邦藩镇们震慑。但自从嘉庆十七年到现在，已有40多年没有进行过这样大规模的阅兵典礼了。大凡军队以劳动而强大，因安逸而弱小。太平时间长了，京城军营的官兵既没有经历打仗的阵势，又没有见过阅兵的仪式，意志体力都日益松懈。请求皇上3年之后举行一次盛大的阅兵典礼，请明传圣旨，及早规定日期。训练2年，京城的军队必然大有起色。至于外省军队，势必难于短时期内普遍做到，请皇上先注意从各地物色将才，将他们分派到全国的要塞地方。只要在全国71个镇中选10多个镇作为心腹，在50多万军队中选出10多万作为中坚力量，那么，在突然发生事变的时候，无形中就有了依靠。皇上精神振奋了，天下猛士必然会云集而至，这只要皇上重视就行了。北宋大臣庞籍裁减庆历年间8万兵，边关却治理得井井有条。明代名将戚继光训练3000金华兵，便可以扫平倭寇。依我一介书生之愚见，现在谈论军事正适合效法上述二人的做法。因此，我很恭敬地抄录乾隆皇帝增兵和嘉庆、道光皇帝裁兵的三个方案呈上。请求皇帝命令各部大臣详细评议这件事。这事关系重大，本人阅历又浅，只能惶恐地等待皇上圣裁。谨此专呈这份奏书。

【心得】

当大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时候，曾国藩幻想用皇帝亲自检阅军队的行动来挽救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他认为只要皇帝精神振奋了，什么事情就都好办了。如果事实真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大清帝国也不会在他死后30多年便灭亡了。

曾国藩在中国历史上还算幸运，因为他毕竟还捞到了显赫的名声。“文死谏，武死战”，这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是一个通例。刚直敢言的谏官不是受刑罚就是被砍脑袋。正直博学的司马迁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手上受了宫刑，这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只是提了几条和皇帝不同的意见。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谏官是包拯，他胆子大到在朝廷上激烈争辩，甚至把唾沫溅到了仁宗皇帝脸上。但仁宗居然没有治他的罪，还勉强接受他的意见。这很令那些鼓吹中国封建社会也有“民主”，也有“权力制约”的人自豪。可是我们要问：为什么独独包拯有这样的幸运？一来仁宗时代已经危机四伏，再不清除积弊难免有宝座动摇的危险。当然，我们不否认他是有所作为的一位帝王，不然也就没有“庆历新政”了。从包拯本人看，他对宋家王朝忠心耿耿，尽管他言辞激烈，却很留意说话的分寸，绝不会使仁宗下不了台阶。比如他在弹劾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时，知道仁宗迷恋贵妃，不愿因接受众大臣的意见使她伤心，于是婉言提出是否将张尧佐调出京城外任，以缓和舆论，使仁宗既保住了面子又缓和了君臣间的尖锐冲突。然而包拯也并非事事挺身而出，当苏舜钦等人因为在宴会上发表过于激烈的言论，牵连到一大批改革派人士而获罪时，包拯只是冷眼旁观，不久就提出请调外任的请求，以回避朝廷里的紧张对立。

中国文化是一种礼教文化，而礼仪的规范是详上而略下：臣对君的礼节周详而繁琐，而君对臣应守的礼则简略而疏阔。其他如子对父的礼、生对师的礼也具有同样的特点。这种礼教文化形成的传统就是：对于大众而言，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这与古希腊把法律当作公民权利的维护者的传统正好相反。智者吕哥弗隆曾说：“法律只是人们互不侵犯对方权利的保证”，拉丁文的：“Jus”一词既表示法律，又意指权利。而在中国，就是崇尚“法”的法家也不谈个人权利，他们将国家的权力（实际上是君权）视为“公”，而把个人权利视为“私”，认为“立法令者，以废私也”。

九论兵

【原文】

安庆之围（1）也，林翼（2）计曰：“用兵之道，全军为上，得地次之。”（3）今日战功破敌为人，复城镇为下。古之围者必四面无敌，又兵法十则围之（4）。若我兵困于一隅，贼必以弱者居守，而旁轶横扰（5），乘我于不及之地（6），此危道也。然不围城则无以致贼而求战，故分三军，一军围，二军战。

【注释】

（1）安庆之围：清军将领曾国藩、胡林翼奉兵合力围攻太平军占领的安庆，采取围而不攻、静待时机的策略，使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的速战速决战术屡屡受挫，最后城陷军灭。

（2）林翼：胡林翼（1821～1861年），字贶生，号润芝。道光十六年进士。后充江南副考官，并任湖北巡抚。攻克武昌后赐头品顶戴。死后谧文忠。

（3）用兵之道，全军为上，得地次之：用兵的原则是，能使敌人全军降服是上策，而占领土地则差一些。

（4）十则围之：十倍于敌人就可以包围他。

（5）旁轶横扰：从旁包围，左右夹击。轶：袭击。

（6）不及之地：来不及防守的地方。及：达到。

【译文】

在讨论包围安庆的时候，胡林翼一献计说：“用兵的原则，是以战胜敌军为上策，占领土地则次之。”现在评论战功应该以歼灭敌人为最大功劳，而以收复城镇为次。古时候的包围战，都是四面没有敌人的。兵法上说，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包围它。如果我军被围困在一个角落，敌人肯定以次要力量防守，而以兵力从旁包抄形成左右夹击之势，将我军置于死地，这是最危险的了。但如果不包围安庆城就不能调动敌人与我们作战。所以应该将兵力分为三部分，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包围安庆城，用三分之二的兵力进攻敌人。

【心得】

曾国藩这短短的一段文字含义极深。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作为率军作战的将领，必须要重视智慧和谋略的运用。

计谋又称“点子”，周朝的姜子牙、春秋的管仲、秦汉的张良、三国的孔明都可以称作古代军事领域的点子大师，他们的高度智慧使其在历史上建立了丰功伟业，不仅成为中国众所皆知的名人，也受到国外有识之士的高度赞誉。

诸葛亮出兵祁山，一举夺取了安定、南安、天水三郡和冀城，并收降了姜维，正准备大举伐魏，不料马谡在街亭失守，魏军扼住了汉中要塞，诸葛亮征魏大计受挫。诸葛亮对街亭失守十分痛惜，挥泪杀掉了马谡，并决定撤兵回国。

为了防备魏帅司马懿的追击，诸葛亮派关兴、张苞到武功山一带设疑兵，命姜维率领大军先行，诸葛亮亲自断后。姜维率军离开后，诸葛亮正准备启程，探马便报告司马懿已经带着魏军逼近了。蜀军主力已离开，城中只剩下几千名伤病士兵和几十名文官，情况十分危急。

诸葛亮同司马懿多次较量，深知他用兵谨慎而多疑，便吩咐部下不要惊慌，告诉大家他自有妙计退敌。

诸葛亮让士兵们撤去城头的旗帜，大开城门，又让几名老兵在城门口扫地，自己则坐在城楼上焚香弹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司马懿到了城下，见到这种情景，弄不清楚诸葛亮用的是什么计，恐怕设有伏兵，忙下令退兵。

司马昭不以为然地说：“诸葛亮一定是身边无兵将了，他这么做是为了迷惑我们，我们应该攻进城去。”可是司马懿已经多次吃过诸葛亮用计的苦头，疑心其中必定有诈，便急急退了兵。

诸葛亮见魏军人马已经走远，便带领人马迅速地撤退了。过了不久，司马懿回过神来了，又命令部队掉头往回赶。等他们到了城下，早已不见诸葛亮的踪影。

在经济领域内同样需要好的点子。时间就是金钱，其实一个好的主意等同于金钱。高明的点子常常带来巨额的财富。综观那些中外著名的经营家，他们往往也是功夫高深的点子专家：李嘉诚在6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初期购买土地的点子，为他成为香港首富奠定了基础。曾宪梓将“金狮牌”领带改为“金利来”的点子不仅避免了客户的忌讳（香港话“狮”与“输”音近），而且使他创造了世界名牌，从一介书生变成香港富豪。

反之，一个坏的主意却可以使人前功尽弃：全球饭店业大亨希尔顿正经营旅馆之后开厂。后来他听说在德克萨斯州开采石油可以发财之后，鬼迷心窍地放弃了自己熟悉的行业，跑到德州去冒险。到了那里才发现凭他那2．7万美元要投资石油业简直是痴心妄想。这个鬼点子使他失望之余，不得不到一家连桌子上都睡满了人的三流旅馆过夜。于是这才重操旧业，在那里买下地皮，开了希尔顿旅馆，从此奠定了他辉煌事业的基础。如果他当初死守那个开采石油的点子，也许将会一贫如洗。

十统领湘勇张道运兰禀职营与吉中各军击贼获胜由（1）

【原文】

各营稳扎稳打，自然立于不败之地。与悍贼（2）交手，总以能看出他的破绽为第一义。若在贼者全无破绽，而我昧焉（3）以往，则在我者必有破绽被贼窥出矣！该道（4）身经数百战，于此等尚宜留心细察也。

【注释】

（1）统领湘勇张道运兰禀职营与吉中各军击贼获胜由：张运兰为曾国藩副将，领过湘军骨干老湘营，为镇压太平军的骨干分子之一。同治三年死于赴福建任按察使的途中。张运兰统领老湘营和吉中各营在吉安附近与太平军作战，是清咸丰六年至八年间的事情。

（2）悍贼：指敌军强悍，不易打败。悍：强悍。

（3）昧焉：冒冒失失，糊里糊涂。

（3）道：即张运兰。

【译文】

各营军队稳扎稳打，自然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与强悍的敌人交战，第一要紧的是要看出他的破绽。如果敌人完全没有破绽显露，而我们还冒冒失失地前去交战，那么，我们必定会有破绽被敌人看出。张运兰虽然身经百战，但对于这一点还是应该细心审察。

【心得】

在这篇短文中，曾国藩论述“结硬寨，打死仗”的军事原则，推崇对敌作战首先应注意如何先使己方立于不败之地，再乘敌之隙的谋略思想。他指出必须“稳扎稳打”，以看出敌军的破绽，趁对方没有设防，或者兵力薄弱，或者不及救援，或者没有准备之时，突然进击。

要耐心地等待敌之“隙”，积极地寻找敌之“隙”，巧妙地创造敌之“隙”，以便我方乘隙而入，大败敌人。

曾国藩所说的“看出他的破绽”与孙武所说的“避实击虚”、“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进冲其虚”、“乘人不及”、“攻其不守”，以及孙膑所说的“必攻不守”等都是乘敌之隙的表现方式。

敌人犯错误，造成“破绽”、“虚”，我方可等待机会利用之。更重要的是我方应积极创造敌之“虚”。兵者诡道也，刻意制造敌之错误，制造各种假象，掩盖我方真相，造成敌人的错觉，使敌人陷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使我方得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争取胜利。

公元989年7月，宋太宗命令定州路都部署李继隆发镇、定二州军护送千辆运粮车，支援宋威虏军。辽朝裕悦耶律休格获悉，便率精骑数万前来迎击。北面缘边巡检尹继伦率步骑千余巡行塞上，遇到辽军，但耶律休格却丝毫不以为然，径直向李继隆大杀过去。尹继伦对部下说：“辽将视我如鱼肉一般，骄傲懈怠。他若能获胜而回，就会乘胜赶我北去；不胜，也会牵制于我，侵害我们。为今之计，我应卷甲衔枚暗袭其后。乘敌只顾前攻，忘记后备之隙，战而胜之，我可自保；即使不胜，也是忠义。岂能束手待毙？”部下听罢，个个摩拳擦掌。尹继伦下令秣马厉兵；天黑以后，率部各持短兵器暗暗追随于辽军之后。追赶数十里后，天尚未明时到达唐州徐河，追上辽军。当时辽军正在吃饭，尹继伦当机立断，率部出其不意地从背后杀来。辽军惊恐万分，乱作一团，一员大将当即毙命。耶律休格此时大惊失色，便“弃匕箸走”，又为“短兵中其臂”，骑马狂逃。辽兵因此更加混乱，争相溃逃，自相踏践死者无数。李继隆与镇州副都部署范廷召，奉部追击，越过徐河十余里，大获全胜。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正亦奉所部击辽军于曹河之斜村，斩辽帅大盈等。

这是宋军利用敌将之误而战胜之例。

1973年10月16日，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第11天。埃及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突破了苏伊士运河东岸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攻入了以色列纵深阵地，狠狠地打击了以色列援军。至此埃军仍牢牢地控制这场战争的主动权。但埃军万万没有想到，美国的侦察卫星发现埃军在军团守卫的结合部有一段空隙，并及时通报了以军。夕阳贪婪地盯着大苦湖边，伊索姆附近的一座浮桥。几名荷枪实弹的埃及士兵在浮桥两端巡逻着。远处逐渐传来由小到大的马达声，有十三辆苏制坦克和数辆装甲输送车从前线方向飞驰而来。守桥士兵警惕起来，当看见坦克车上的埃及标志时，才放下心。车窗开启，满脸灰尘且穿着埃及军装的官兵露出了炮塔。车队来到距桥头不远处停下来。从车头上跳下一位少校军官，来到桥兵跟前，用一口熟练的阿拉伯语热情地说：“辛苦了，各位弟兄！”桥兵说：“不，你们才辛苦呢！少校，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要过河吗？”“我们是8装甲师的，要回西岸执行任务，后天再回前线。“那你们就请过桥吧！”桥兵向少校敬礼后退到桥的一侧。少校一挥手，车队便缓缓上了浮桥，一会儿就消失在桥西。在埃及伊索姆附近的地对空道弹基地上，地面雷达天线周而复始地360度旋转着，谨慎地搜罗任何可疑的军情。突然，一支坦克装甲车队从公路上飞驰而来。道弹兵们毫不介意，认为那不过是路过此地的埃及装甲部队而已。突然间轰隆巨响撼地，浓烟冲天。雷达天线不翼而飞，对空道弹竟爆裂开花；兵营顿时变火海，基地顷刻成废墟，突如其来的“空袭”打得埃军昏头转向，他们向天空张望，敌机却无影无踪。仅仅一天，运河西岸的埃军后方道弹基地和高炮阵地就化为灰烬。这是战争开打以来的空前浩劫，埃军从此转为被动。这不是什么“空袭”，而是以色列的一支特遣部队利用过桥车队的“地袭”。从此，以色列有了一条通往运河地区的空中安全通道，并且切断埃军两方的联系，扭转了战局。

1976年发生震惊世界的人质争夺战，也是以色列空军和特遣突击队以绝妙的超低空飞行技术骗过敌人的雷达，造成敌人不意之“隙”，抢回人质的著名范例。

1976年6月17日，四名巴勒斯坦人和西德人从雅典劫持了一架特拉维夫飞经巴黎的法航班机。该机飞抵乌干达恩德培机场，劫持者要求以机上240名旅客（其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作为人质，换取关押在以色列的53名巴勒斯坦一人；否则，将杀死全部人质，最后“期限”定为7月1日。以色列，呼呼劫持者延缓期限，一面紧密谋划。透过法国外交部与劫持者联系，答应劫持者要求，用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交换人质，但要求劫持者将“期限”推延到7月4日。以色列总参谋长古尔亲自拟定抢回人质的“乌干达慈航计书”，派突击队乘虚而入，袭击恩德培机场，并报经总理拉宾、国防部长佩雷斯批准。拉宾任命辟姆龙将军为总指挥，选定166人组成了突击队。

7月3日傍晚，在西奈半岛最南端的沙姆沙伊赫机场上，以色列突击队员分乘3架“大力士”运输机秘密起飞，同行的还有作为空中指挥所和野战医院的两架波音707飞机，负责进行空中掩护的八架F14鬼怪式战斗机，实施途中保障的3架空中加油机和一架空中通讯机，开始了上千公里的长途奔袭。17架飞机一律以超低空飞行，与离地面保持15公尺的距离，因为15公尺以下可以躲过沿途各国的雷达侦测。深夜10点整，突击队群到达了恩德培机场上空。同一时刻，地面上的配合行动也展开了。潜伏在乌干达的以色列间谍切断了恩德培机场对外的一切联系，而以色列前总参谋长巴列夫恰在这时打电话给乌干达总统阿明，以便进行扰乱。这时，机场航空管理塔发现飞机群，立即盘问，以色列飞行员回答：“这里是东非航空公司，我们从以色列运来劫机者要求释放的巴勒斯坦人。”顿时，一片欢呼声从塔里响起，并迅速蔓延到整个机场。在欢呼声里，第一架满载突击队员的飞机安全降落了。

适逢其时，乌干达总统阿明坐着豪华轿车突然来到，20余名机场警卫慌忙跑去迎接，当即被车内伸出的机枪击毙。原来，阿明是以色列间谍冒名顶替的。突击队飞机一停稳，机舱里就冲出装甲车和吉普车。纳坦雅胡率第一突击组35人闪电似地冲进候机大厅。他用唯有犹太人听得懂的希伯来语高喊一声：“卧倒！”大厅里所有的犹太人都卧倒在地。然而听不懂希伯来语的人却不着头脑，依然站立着。当时，几十支冲锋枪向大楼内一阵疯狂扫射。4名劫持者，翻身栽倒，死于非命。同时，第二突击组冲到停机坪前向乌干达米格机发射了反坦克导弹，10余架米格机弹指间化为灰烬。第三突击组迅速夺取航空管理塔台，捣毁全部设备。以色列突击队乘虚而入，大获全胜。马达轰鸣，第一架“大力士”满载人质离地升空。战斗历时53分，只有纳坦雅胡阵亡。当真正的乌干达总统阿明率装甲部队赶来时，最后一架“大力士”也早已逃之夭夭了。

这就是震惊全球的人质抢夺战。以色列制造种种假象欺骗迷惑敌人，造成敌人在防守上的漏洞，然后乘虚而入，成功地抢回人质。

曾国藩强调的“以能看出他的破绽为第一义”还包含有乘敌不及的谋略思想。乘敌不及，《孙子兵书·九地篇》原句是“乘人之不及”。孙武说：“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孙武认为，用兵作战的原则就是趁敌人措手不及。古代兵书认为：“必胜之术，合变之形，妙在于乘。乘者，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焉耳。”这就是说，必胜的战术，并非敌有可乘之机，而是应该乘机而动，即不失时机打击敌人。如果不能“乘人之不及”，那么，能取胜的机会再多也无济于事。

关于如何乘敌，《吴子·料敌》列举了13种情况，除这11种情况之外，又列举8种“不卜而战”的机会。后来的兵书又列举10种情况：“骄可乘，劳可乘，懈可乘，饥可乘，渴可乘，乱可乘，疑可乘，怖可乘，困可乘，险可乘。”《投笔肤谈·达权第三》也说：“故加兵者，必先自备其不虞，然后能乘人之不备。”而后也列举10种乘敌之机：“乘疑可问，乘劳可攻，乘饥可困，乘分可图，乘虚可惊，乘乱可取，乘其未至可挠，乘其未发可制，乘其既胜可劫，乘其既败可退。”

虽然这些并不能全部概括进攻敌人的时机，但它可以告诉将帅，应随时注意发掘敌人的可乘之机，以便乘敌不及，战而胜之。

人们的大脑反应事物，有一个观察、思考、判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有备对无备，以镇定对惊慌。战争史上，人们利用大脑反应问题的“时间差”，来改变战场形势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公元前496年，吴越两军对阵于木雋李。越王派三小队罪人于阵前自杀，吴军感到奇怪，逼近阵前观看，阵势混乱。越军乘机猛攻，大败吴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苏军一支游击队欲炸毁德军严守的一座桥。游击队先在奶牛场挥舞红旗，使牛群受惊托奔。德军见状，忙若追牛，游击队乘机炸毁了大桥。

曾国藩“以能看出他的破绽为第一义”的谋略思想还包含以严待懈的策略。唐名将李靖在《李卫公间对》中论用兵说：“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略言其概尔。善用兵者，推此三义而有六焉：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严”与“懈”，指临战车队的纪律与战略之情势。治兵有严有松，作战有警有懈，兵严警而有备，是可战之师；兵松弛而懈怠，是可乘而攻之师。“以严待懈”之谋，即是以我军的严警，待敌军的懈怠，伺机击敌的进攻谋略。其中亦可辅使令敌松懈的计谋，创造攻击“懈”敌的战机。

军史上，以严待懈的战例如韩信破齐之战。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4年6月），刘邦遣韩信率赵兵东向击齐，齐王田广遣将奉重兵屯防于历下，以抵御韩信。9月，在汉齐双方已进入临战的状态下，刘邦复派郦食其前往齐都，以威胁、利诱双管齐下，说服田广降汉。田广因其时军备不修，许诺撤历下之兵，每天与郦食其纵酒为乐。此时，韩信军队已至黄河之滨，东临历下，闻听齐王欲降，即打算撤兵。但此时齐军已有松弛懈怠之势，故谋士蒯通力劝韩信趁懈击齐。齐王既有归汉之意，其历下屯兵的军心便渐渐松弛，因此，韩信引兵渡河后，便轻而易举地击破了齐军。

“以严待懈”既是一种进攻性谋略，亦是一种“攻其不备”的计谋。但这种敌方的不备，是在敌方失警之后的自去其备。因此，要成功地实施“以严待懈”之谋，必须善于施展谋略，造成敌军懈怠，尔后才能抓住战机，以我严整之师去攻击敌方失备之兵。

又如朱仙镇大捷。明崇祯十五年四月，李自成率百万大军第3次攻打开封。崇祯皇帝急令丁启睿、左良五、杨文岳等率兵20万援救开封。6月，明援军聚集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李自成闻讯，立即亲率主力迅速占领朱仙镇南高阜，修筑炮台，挖掘战壕，严阵待敌。明军决定分兵数路同时并进。但明军分兵进攻之初就严重受阻，军队混乱，士气衰落。杨文岳部队受阻后，断粮缺水，部将不服调遣；左良玉部队与李自成军激战五昼夜，损兵折将，不得不下令收兵。李自成待敌松懈之时，率主力于敌后猛烈追击，同时派兵在前面伏击堵截。明军阵营一片混乱，互相践踏，主力被歼，左良玉逃回襄阳，其余各路人马亦相继溃败。

十一统领湘勇张道运兰禀牛角岭与贼苦战失隘旋后由

【原文】

兵法最忌形见势绌（1）四字。常宜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2）。若人数单薄，尤宜知此诀。若常扎一处，人力太单，日久则形见矣。我之形既尽被贼党觑（3）破，则势绌矣。此大忌也。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时示怯弱，时示强壮。有神龙矫变（4）之状。老湘营昔日之妙处，全在乎此。此次以三百人扎牛角岭，已是太呆，正蹈形见势绌之弊，除夕曾函止之。十一日五旗失隘（5）后，再以第三旗扎此，则更呆矣。仰（6）即熟思审度。不可扎则竟撤之，聚合一处，俟（7）贼至则并力决战，得一胜而锐气全复矣。如虑贼抄我军后路，即退保乐平，亦无不可，不必定有进而兵退也。凡交战，胜负决于须臾之顷。彼此在八里以外，即已不能相救应，若雨雪泥泞，则四里以外，已不能相救应矣。又将卒之精神心血，只有此数，若刻刻兢业（8）、夜夜提防，不过旬日，即有疲倦不继之势。既疲而用之，则有暮气，必不得力。譬如水以屡没而浑浊，必须澄定片时，乃能再见清水也。本部堂前此之不欲扎牛角岭者，正恐其不能救应，恐其太疲而浑浊耳。他处可以类推。

注释

（1）绌：不够、不足。

（2）底蕴：详细的内容。

（3）觑：窥伺。

（4）矫变：强壮、勇武而富于变化。

（5）隘：险要的地方。

（6）仰：古代公文中上级命令下级的惯用语，有切望的意思。如：仰即遵行。

（7）俟：等待。

（8）兢业：小心谨慎，认真负责。

【译文】

兵法上最忌讳交战前让敌人看出我军的形迹和破绽。应该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敌人看不清我军底细。如果我军数量少，尤其应懂得这个诀窍。如果部队长期驻扎在一处，人数又少，时间长久就会被敌人看出形迹。我们的“形”既然被敌人看破，那么胜负之情势就会一面倒。这是兵法上的大忌！军队部署应该经常变化，使敌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有时显示怯懦，有时显示强壮，像神龙一样多变。老湘营过去的妙处全在于这一点。这次将300人驻扎牛角岭之阵法太呆板了，正是犯了形现势穷的毛病，我在除夕之时曾去制止过。11日第五旗失利后，再将第三旗驻扎在这里就更呆板了。希望将领们能深思熟虑、审时度势。如果不能驻扎就撤在一起，等敌人到了再并力决战，只要取得一次胜利，就可以完全恢复部队的锐气。如果顾虑敌人包抄我军后路，那么退守乐平也无不可，大可不必有进无退。与敌交战，总是在短时间内便决定了胜败。彼此距离在八里以外，就不能互相救应。如果是雨雪天气，道路泥泞，那么，彼此距离四里以外便无法互相救应了。另外，官兵的精力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时时刻刻兢兢业业，日日夜夜谨慎防备，不过10余天，便会出现疲倦不支的情形。兵员疲劳之后，就会暮气沉沉，必然不得力。例如水，因为多次汲取便会浑浊，必须沉淀一段时间才能再见到清水。前次我不想驻扎牛角岭的原因，正是怕他们不能互相救应，怕他们太疲倦而像水浑浊了一样。其他事情亦可以类推。

【心得】

曾国藩在这篇文章中，强调“坚扎营，慎拔营”的谋略原则，同时亦强调灵活多变的战略思想，反对“形见势绌”。在他看来，临敌作战、用兵打仗，“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时示怯弱，时示强壮”，应该“有神龙矫变之状”。

《孙子·始计》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认为，用兵作战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有作战能力，却装作没有作战能力；要用兵，却装作不用兵；要向近处行动，却装作要向远处行动；要向远处行动，却装作要向近处行动；用小利来引诱敌人；乘其混乱战胜敌人；敌人力量充实，就要防备他；敌人力量强大，就要避开他；激怒敌人，然后挫败他；卑辞示弱，用以骄纵他；敌人闲逸，设法让他疲惫；敌人团结，设法离间他。“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就是军事家取胜的秘诀，可意会不可言传。

在两千多年前的楚汉争战中，一开始西楚霸王项羽势力颇强，他占据了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一带的广沃之地，而让刘邦据守四川和汉中一带，封他为汉王。刘邦迫于项羽的压力，率部前往南部。

在南行的途中，刘邦接受了谋士张良的建议，为了便于防御项羽的追杀，同时也是为了迷惑项羽，将沿途的所有栈道通通烧毁。而项羽听到这个消息也信以为真，相信刘邦已断了造反的念头，因而放松了对刘邦的防范。

刘邦到了四川，拜韩信为大将。韩信建议，先夺取关中，再往东进军，最后夺取天下。韩信派了几百名士兵去修复先前烧毁的栈道，关中守将章邯听到这个消息，并没在意，因为烧毁的数百公里栈道、要修复谈何容易，至少得花好几年时间。

可章邯万万没料到，就在他对此一笑置之的同时，刘邦和韩信率主力部队迂回行军，抄一条险峻的山道，偷袭了陈仓，又乘胜攻占了咸阳，从而占据了素有三秦之称的关中之地。

刘邦在彭城惨败后，魏王豹归楚叛汉。刘邦派郦食其去说降，魏王豹拒绝。于是，刘邦任命韩信为左丞相率军攻魏。魏王豹获悉，除了加强各地守备之外，以安邑为指挥中枢，西凭黄河天险，并派柏直为大将率主力在蒲阪，封锁黄河渡口临晋关，阻击汉军渡河。韩信探知魏军部署后，便在临晋渡口对面安营扎寨，集船结舟；遍插旌旗，多设火鼓；白天擂鼓呐喊，黑夜点火通明；设谋划策，调兵遣将；锋向临晋，威震蒲阪。正当魏军全力严守临晋关渡口时，韩信却暗派曹参率领一支军队向北进发，在夏阳选择渡口，制作简易渡河工具，偷渡成功，以疾风迅雷之势南下攻击临晋魏军侧背，击溃魏军，首战获捷，临晋魏军惊恐万分，乱作一团。韩信、灌婴乘机挥师渡河，径下临晋、蒲阪，猛扑安邑。魏王豹仓皇回师，遭到重创。汉军乘胜追击。至东坦，俘魏王豹，兵不血刃地进入魏都平阴（今山西省临汾市），灭魏国。

灵活多变的谋略是一种出奇制胜的奇谲之术。运用智慧而有效的行动，制造种种假象，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使敌陷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之困境，战而胜之。在这方面，韩信可谓谋略大师。在平魏叛乱中，韩信大摆龙门阵，做出全力以赴的姿态，诱使敌方将注意力和优势兵力集中于正面防御，然后派出奇兵包抄敌后，突施暗箭，大败魏军。

唐韩愈《昌黎先生集·论淮西事宜状》中说，李愬讨伐吴元济时，淄青、恒冀地方官虽想救助，但自己也是昏庸懦弱，只有“虚张声势”而已。兵者，诡道也。“虚张声势”也属诡道之一，意在以假乱真，迷惑敌人。在古代战争中，往往是处于弱军一方为保存自己，待机击敌的一种谋略。正如《百战奇法·虚战》云：“凡与敌战，若我势虚，为伪示以实形，使敌莫能测其虚实所在，必不敢轻与我战，则我可以全师保军。”“示形”之法多种多样，因时因地因敌我之势而变。本来势虚而伪示以实形，使敌人以为我力量雄厚，不知我真实情况，不敢轻易与我交战。我则可全师保军，处于主动地位，伺机而动。

所谓“兵以诈立”，“兵以分合为变”。兵以分合为变，指分散或集中使用兵力，视情况而变。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战场上，己方兵力的集中与分散，应视敌情的变化而变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造成我优敌劣之势，必须设法分散敌军，而要分散敌军，就是以自己的小分散，造成敌人的大分散，才能在以己之集中对敌之分散，造成以少胜多的局势。

两军对垒，强方在各种不同的主、客观条件下，总会暴露其弱点。因此，弱方要造成战役战术我优敌劣之势，必须“避敌主力”，集中力量“打其虚弱”，从而确保胜利。

分散和集中，应根据实际情况掌握。无论何时，都应保持大部分兵力集中于适当机动地区，绝对不要平均分散，以应付可能的事变，并使分散执行的任务时时保持一个重心。集中使用兵力，也不是绝对集中。应集中主力使用于某一重要方面，对其他方面则留置或派出部分兵力，为牵制、扰乱、破坏敌军之用。

在昆阳之战中，刘秀亲率千余汉军出城迎战，新军主将王邑见汉军人少，竟从40万新军中抽数千人迎战，结果为汉军所败。接着，刘秀率3000名勇士冲击新军大营，王邑仍未把刘秀放在眼中，亲率万余人迎战，且下令各军不得擅自行动，导致新军一败涂地，王邑被杀。两次战斗中，兵力占压倒性优势的新军未集中全力向敌攻击，是导致全军溃败的失策之举。若两次战斗王邑都倾尽全力进攻汉军，胜败又是另一番计较。

以假诈敌是先轸军事战术上的一大特色。先轸在参与军事活动后，第一次率兵攻取卫地五鹿，凡所过山林高阜之处，遍插旌旗张扬军势。同行的魏韬问道：“吾闻‘兵行诡道’，今遍张旗表，反使敌人知备，不知何意？”先轸解释说：“卫素臣服于齐，近改事蛮楚，国人不顺，每虞中国之来讨。吾主欲继齐国伯，不可示弱，当以先声夺之。”五鹿百姓听说晋兵来攻，登城见旌旗布满山林，不知多少兵马，争相逃避，晋军兵到，一举攻克城池，先轸用疑兵计轻易地攻取了五鹿。

先轸任元帅后，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是攻打曹国。他在攻曹过程中再次运用了以假诈敌的策略。最初，曹大夫于朗假意投降晋军，诱晋文公奉军入城，先轸力主以军士假扮文公，让假文公率军入城，这个策略使晋文公幸免于难，又探得了于朗投降的真假。接着，先轸与曹国商定，晋以退兵五里为条件，换取前次死于曹营的晋兵尸棺。然而，晋国表面退兵，实则埋伏四路精兵于各城门口，等曹国打开四门将棺车推出不到一半时，四路伏兵齐出，而城门被丧车填塞，下能关闭，晋兵乘乱攻入，占领了曹城，并捉住了曹君。先轸用假文公和假退兵两次诈敌，灭了曹国。

城濮之战，先轸四次诈敌，确保晋军在劣势条件下的胜算。与楚军作战时，为了打败楚军，战胜楚国的三军主力就是取胜的关键，先轸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多处诈敌。第一、他在攻楚右军的薄弱环节时，令晋军用虎皮蒙裹驾车之马，猛冲楚军，楚马见之，把假虎认作真虎，惊慌跳跃地牵车同走，惊动了右军后队，晋军乘乱掩杀，致使楚军大败；第二、晋军得胜的部队，派人假扮楚军兵卒，扛着楚军旗号，去中军向成得臣谎报说：“右师已得胜，请速速进兵，共成大功。”先轸又令这支晋军伪作退逃，砍下树木曳于车后，刮得尘土飞扬，造成退逃假象，成得臣听到右师得胜，又凭车前横木望见晋军北奔，烟尘蔽天，急催左军前进。先轸用假楚卒传假讯息，又以晋败的假象引诱楚之左军出战；第三、先轸在中军虚设元帅大旗，守定营垒，坚不出战，而暗中却领着中军主要兵力伏击楚之左军。他在中间设帅旗虚张声势，用空军营吸引楚国的中军兵力，而抽出兵力为楚之左军设定罗网；第四、在对付楚军的该支晋军中，先轸亦设主帅旗号，成得臣催促左军接战后，晋军诈败而退，楚将尽力追逐，忽然先轸领着精兵从半路杀出，与诈败的晋军合力击垮楚左军。成得臣奉楚中军正盘算着如何攻陷晋军营垒时，左右两路得胜的晋军已将楚军包围了。先轸多处采用以假诈敌的手段，终于大获全胜。

据《左传·庄公二十一年》载：公元前666年，楚国令尹子元率兵车600乘伐郑，直取郑都（今河南新郑）。郑危在旦夕，郑臣叔詹计献郑文公，让军队埋伏在城内，使楚军不见一兵一卒。不仅大开城门，街市上百姓亦来往如常，都城秩序一如往常。楚军认为其中必有诡诈，担心入城后落人郑国圈套，便停在城下驻足观看。由于楚军统帅既担心中伏，又怕腹背受敌，于是率军匆匆撤退，这可算是我国最早的“空城计”。

蜀汉军中以武勇闻名的大将赵云，也用过空城计。公元219年，曹操大军攻至汉中，黄忠部队与赵云部队被隔断，赵云数战不利，部将张著受重伤，情况十分危急。赵云乃退回营垒之中，“大开城门，偃旗息鼓”。曹军“疑云有伏兵，引去”。第二天早上，刘备来到赵云的营寨，视察前一日的战场，赞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

曹操部下大将文聘在公元226年驻守石阳（今湖北黄陂西），孙权亲率5万大军来攻。可是“时大雨，城栅坏”，无法守城。文聘于是决定以空城计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孙权“果疑之”，认为“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文聘因此化险为夷。

以上这些都是曾国藩所谓“有神龙矫变之状”，灵活多变战略思想的范例。

十二吴延华禀奉委管带新立之湖北标新仁营勇由（1）

【原文】

该员既奉委带新仁营，仰既悉心训练（2），杀贼立功，以副委任（3）。为将之道，谋勇不可强几（4），廉明二字，则可学而几也。弁勇之于本管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5）之当否，则众目眈眈（6），以此相伺；众口啧啧（7），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8）共见共闻，清洁之行（9），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于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10）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迴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得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得廉明二字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若不从此二字下手，则诸德亦茫无把握。

【注释】

（1）吴廷华禀奉委管带新立之湖北抚标新仁营勇由：其意是关于吴廷华奉命新组建的湖北抚标新仁营管带一事的批复。抚标：清代称巡抚直接管辖的绿营兵为抚标。

（2）仰既悉心训练：希望尽心尽力地训练军队。仰：希望。悉：尽。

（3）以副委任：所尽的责任符合担当的职务。副：符合。

（4）强几：勉强求得。

（5）保举：推荐用人。

（6）眈眈：瞪大眼睛监视。

（7）啧啧：咂嘴的声音，这里表示交头接耳的议论。

（8）阖营：全营。阖：本义为门扇，引申义为总共、全部。

（9）清洁之行：清明廉洁的行为。

（10）惠足使人：恩惠足以驱使别人。

【译文】

该员既然奉命管理新仁营，希望能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地训练军队，杀敌立功，才能不负所托。做将领的原则，谋略武勇虽不可强求，但“廉明”二字则是可以透过学习能办到的。士兵对于自己的将领其他方面没有过多的要求，但对他在金钱方面是不是清白、推荐用人方面是否公正，则是众目睽睽地加以关注，交头接耳地不断私下议论。所以为官的清明廉洁、个人的公私款项让全营士兵都看得清清楚楚、行事光明磊落，才能让士兵心服口服。而对于小的款项和奖赏要常常从宽处理，使下属都能得到一些好处，那么这些士兵就会知恩图报，任随驱使。而“明”字的体现就是，在临阵的时候要看清楚：哪个士兵能冲锋陷阵，哪个是随后助阵；哪个士兵勇于围追堵截，哪个又会临阵逃脱。把这些情况都看清楚，又用平时的表现情形加以印证，这样逐人逐事细致考察，时间长了，对每个人的优缺点有大致的了解，这样就接近“明”了。有了“廉明”两个字作基础，智、信、仁、勇这些美好的品德可以透过锻炼积累而获得。如果不从这两个字着手，那么其他品德根本就不必谈了。

【心得】

在这则短文中，曾国藩提出恩威并施的治军谋略。恩威并施可以提高统御能力。所谓统御能力是军事统帅对其部属的统辖，不是凭借个人的特权和组织赋予的权力，而是靠说服、指导和影响，统一他人的意愿，为实现集体目标共同努力。

《汉晋春秋·后主》载，蜀后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声讨南中（云南曲靖一带），遣马忠伐牂牁（今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部），李恢向益州（今贵州仁怀县南），亮自率诸军自水道入越巂（今四川西昌东南），破斩高定，进兵水昌，越巂太守马谡对诸葛亮说，“南中叛逆，仗地势险阻，不服蜀汉很久了，虽今击破，明日又变。现在丞相正倾全力北伐，以与强贼争天下，南中叛逆，知蜀中空虚，很快又会叛变，若尽把他们杀绝，既不是仁义之心，又不是仓猝中所能办到的，用兵的道理，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服他们的心。”诸葛亮采纳马谡的策略，5月渡泸水（今云南保山县西北），擒孟获，让他观看阵势。孔明问他：“这种军阵如何？”孟获说，“以前不明虚实，所以失败，今蒙观看阵势，只要如此，便易于获胜。”孔明笑着将他释放，要他再战。放了七次，擒获七次，孔明还是要释放他，最后孟获不肯离去，说：“这是丞相天威，我们南人不再反了。”孔明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都告平定。孔明以他们的首领来统治地方，在南中各地，不设官，不留兵，使当地人粗定纪纲，夷汉相安而还。

现代管理者必须以高尚的道德和良好的思想品格以及较高的群众威望，赢得部属的信赖，从而获得恩威并施的统御效能。

现代管理者，遇事必须及时拿出有效的办法，并善于体察部属的思想变化，化解人际关系的冲突，从而获得全体部属的敬佩和信赖，形成统辖部属的一种实际权力。这种“实际权力”是维系一个组织和激发唤起部属活力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于一位没有权力和有名无信的管理者来说，是无法实现其职责和使命的。但是，由“德”所赢得的统御权力毕竟是一种感染和影响力，它不是由于职务直接产生的力量，也不是上级一纸命令可以授予的。除了其地位、职务产生的影响力之外，更重要的是现代管理者的行为能力及其素质，亦即常说的威信。威信是来自于管理者的德、识、才、学诸方面的良好素质。它是部属在对其崇敬和信赖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甘愿接受对方控制和支配的心理因素，是从管理者个人的内在潜力和人格特点中自然渗透出来的，完全是靠自身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及知识、才能、感情等多种因素获得的。

管理者不仅要有威信、有威望，还要有威严，使部属心生敬畏之感，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就是既有崇敬的心理，也有畏惧的心理。施德时宽仁大度，感人至深；施威时，号令如山，言出必行，二者必须交替结合使用，才能发挥正常的管理效能。

同时，曾国藩还主张军事择人任势与择善而从的谋略思想。《孙子兵书·势篇》云：“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择人，指根据不同的敌情，选择优秀的军事指挥官。此处的“人”，一方面指己方之人，另一方面也指敌方之人。任势，指透过主观努力，造成有利的战场态势。敌情不同，用兵方式便有所不同。另外，不同的指挥官，也有不同的用兵策略。《武经总要》云：“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艺能之善政也。”高级将领的重要职能是选用人才，使所用之人都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公元215年曹操用人恰当，在兵力劣势的情况下，张辽等能固守合肥，大胜孙权10万大军。而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军北伐，魏明帝急调5万大军，命右将军张郃率领西进，阻击蜀军。此时蜀军必须派一员先锋大将守住咽喉要地街亭。当时蜀军许多人都认为派久经战场的老将魏延或吴懿最合适，可是诸葛亮却偏偏“违众拔谡”。由于错用将领，街亭失守，牵动全局，蜀军“进无所据”，不得已放弃已经到手的陇西三郡，败退汉中。诸葛亮在总结此次北伐失败的原因时，说自己“明不知人”，“授任无方”。

三国袁绍，号称谋士如云，战将如林，人才济济。但袁绍不会用将选才，田丰、沮授因进谏而下狱；许攸、张郃、高览本想为他效力，但因被怀疑而叛逃曹营……选将不当、用人不明，是袁绍失败的主因。

“择人”和“任势”是一体两面。不“择人”，则不知如何用兵；不“任势”，则不知将之优劣。知敌之情，方能正确“任势”：知将之优劣，方知部署之妥否。因而，“择人任势”实际上是求得全胜的重要关键。

对于一名拥有最高权力的军事统帅来说，不仅要广开言路，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在做决策时面对不同谋士提出的各种不同谋略，要择善而从，不受自己好恶观念的影响，不以与自己的亲疏远近作为采纳与否的标准。

据《战国策·秦一》记载：战国时张仪为秦国献连横之计而名闻天下，威望高远，但对“伐蜀”之事，其谋略则未必高明。张仪主张“攻韩逼周”，其理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为，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司马错主张伐蜀：“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为，而彼已服矣。”历陈“攻韩逼周”之弊。秦惠王择善而从，听取司马错之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能否“一一看明”，择善而从，关系战争的胜负及事业的成败。唐朝的裴寂曾为李渊起兵太原谋划，当李渊奉兵攻打关中途中，其又建议“回师太原”，“还救根本，然后再图他举。”后来由于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的正确主张及努力争取，李渊未采纳裴寂的谋略，最后避免一场错误。

唐朝建立后，李世民领兵出关东征，与王世充决战，将王世充围困在洛阳城内。眼见洛阳即将攻下之时，河北窦建德率师10万前来援救。在前线的唐军将领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谋略。萧踽、屈突通、封德彝等人认为：唐师疲劳，王世充据守坚战，一时难于攻下，窦建德乘势而来，兵锋甚锐，使唐军腹背受敌，不易抵挡，不如撤围退守新安，日后再图进攻。郭孝恪、薛收则认为：王世充所率之兵皆江淮精锐，今因乏粮穷蹙，垂将瓦解，若让王、窦会合，则可转运河北的粮饷供应洛阳，战事将拖延数日，故而主张应该留一部分兵力围攻洛阳，深沟高垒，闭壁不战，同时另选精兵扼守成皋要道，断绝郑、夏之间联系，而大军立即赶赴武牢，据险以拒夏军，伺机而破，只要窦建德一败则王世充不战自破。李世民采用后者主张，结果在武牢大败窦军，洛阳王世充也随着投降，从而加速关东的统一。

对此，我们必须指出，中国人向来推崇道德，《论语》中要求一个人每天要“三省吾身”，即多次反省自己在道德上有无过失。孔子甚至说如果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些道德规范推广开来，这就能影响政治，这样一个人虽然没有当官为政，也算是参政为政了。不过，光有道德说教就能解决问题吗？将帅如能做到“廉明”，定然会受到拥护，但是若做不到呢？还让他继续当官吗？如果坏人当道，士兵群众交头接耳议论，甚至人声鼎沸、怨声载道又有何用？

儒家的道德感化理论是建立在“性善”基础上的，所以假定执法者都是善人，如果君上、尊者有缺点错误怎么办？只要对他们加以规劝就行了。不行又怎么办？再劝谏，又不听，一味谏，再不听，就“死谏”。顽固不化如桀纣那样的“独夫”，孟子认为可以推翻他们，但后来的汉儒和理学家则连这样的话也不敢说了。而西方的法制主张是假定执法者是恶人，所以要预先制定严密公正的法律来制约他们，防止他们实行专制独裁。早在古希腊时代就设立了“五百人议事会”，改革家梭伦首创“作为法庭的公民大会”的陪审法庭，使得公民有参与审判的权力。在这种制度下很难产生独裁者，因为执政者无时无刻不在公民的监督下，违背民意者，甚至会在公民投票后被流放。

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教训告诫我们：没有法律监督的道德说教只是美丽的幻影，有时甚至会成为别有用心者伪装与欺骗的手段；而且把道德标准订得过高，企求“人皆可以为尧舜”，反而连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也难以达到。

十三四川试用知府冯卓怀禀本调大营差委自川启程日期由

【原文】

该守已于七月初八日，自万县启行，八月内，即由长沙驰赴大营。阅禀至为忻慰。皖南军事吏事，均有乏才之患。该守如回，籍时（1）物色贤能之上，即邀同来营，相助为理（2），多多益善。取人之式（3），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4），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5）、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6）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该守（7）前在四川，循绩（8）大著，以该守已试之效（9），参以本部堂（10）之所论，用以访求人才，当可拔十得五。《中庸》（11）所谓取人以身，朱子（12）所谓以类求之，胥于是（13）乎在。仰即博采（14）速来，无稍延缓。

【注释】

（1）籍时：借此机会。

（2）理：治理军务。

（3）式：标准。

（4）亲验命盗案：亲自审验命案、盗窃案等重大案件。

（5）大条理、小条理：全部和局部。理其绪而分之，理出头绪加以分解。

（6）比其类而合之：按照类别加以综合分析。比：排比。

（7）该守：即指四川知府冯卓怀。

（8）循绩：政绩。循：巡视。

（9）已试之效：已经取得的政绩。

（10）本部堂：指曾国藩。曾国藩曾任兵部等部的侍郎之职，清代各部尚书、侍郎称为部堂，故有此称。

（11）中庸：《礼记》中的一篇，因其以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为最高道德标准，故为宋代理学家推重。

（12）朱子：朱熹（公元1130～1200年），宋代著名理学家。字元晦。徽州婺源人。朱熹阐发二程（程颢、程颐）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后世将之并称程朱。

（13）胥于是：道理都在这里。胥：都。

（14）博采：指广招人才。

【译文】

试用知府冯卓怀已于7月初八从万县启程，8月就可以从长沙赶到大营来。获此消息后我很高兴。安徽在军界和政界一直缺乏人才。该知府回来时，可借此机会物色一些有才德的人，邀请他们到军营管理军务，人越多越好。选人的标准应该具有德行而没有官气，最重要的是要通达事理少说大话。办事的方法以“五到”为要。五到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是：如果身为官吏，要亲自审理验证命案和盗窃案等重大案件，亲自到乡里巡视；如果是军官要亲自巡视营房，亲自探察敌军驻地的地形。心到是：凡事都要用心分析，事情的全局与局部、开头与结尾既能理出头绪加以分析，又能分门别类地加以综合。眼到是：既要认真批阅公文，又注意观察人。手到是：对于他人的优缺点、事情的关键，能随时记下来，以防遗忘。口到是：命人办事，既要有书面公文，又要苦口婆心地交代清楚。

这位知府在四川政绩卓著。以他试用时期取得的政绩，再参考我的论述，用来访求人才，就可以选十得五。《中庸》说看人要观察他的行为，朱熹说用物以类聚的观念寻找人才，道理都是一样，我希望该知府能尽速广招人才，不可延迟。

【心得】

在太平天国军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席卷清廷的无数部旅时，曾国藩能够独挽狂澜，这除了对手本身的原因外，也与曾国藩的才德有着密切关系。这段文字所提倡的“五到”有其目的与特定内涵，至今对后人仍有重要的启迪。

能够做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的官员，在曾国藩的时代是凤毛麟角，即使在今日，也是寥寥无几。

在这则短文中，曾国藩提出“察人”与“知人”的谋略思想。魏征在《群书治要·体论》中说：“善为政者，务在择人而已。”意思是，善于治理政事的人，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使用人才。《便宜十六策·举措》也说：“举措之政，谓举直措诸枉也，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这一谋略认为为政的关键在于选拔和使用正直的贤能之士，选拔正直贤能之士治理国家，就像修身一样，修身的关键在于养精蓄锐；而举贤任能则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汉高祖刘邦可以说是选贤任能的典范。首先，处虚服而无智，熟知百官之要。每当有人才投效于门下，他都要以诚相见，虚心求教，好像自己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似的。在接待和求教过程中，仔细观察来者的人品，准确把握其秉性、特长，做到熟知其要。其次，择长而授任，善使众能也。如：运筹帷幄用张良，出奇制胜用陈平，率军作战用韩信，抚民治国用萧何，安定社稷用周勃，甚至连樊哙也能发挥其匹夫之勇，使鸿门宴化险为夷。再次，将将而授权，故能使众为也。刘邦善将是众所周知的。他善将的诀窍除上述择长授任外，还在于授权。百官既定名分后，各授予相应职权，以保障他们行使职能。其执下治军方略，让他们根据实际情况谋划之，绝不从中掣肘。

齐桓公也是一位爱护人才、委政于贤的杰出政治家。齐桓公所以能称霸诸侯，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爱惜人才，委政于大贤，这是他能作为英明君主的特点。

桓公与相国管仲本是有嫌隙的仇人，在他们共同为政的前几年，其关系如果稍微处理不慎，就会引发前隙，影响两人的合作关系。同时，管仲是被桓公释怨而用的人，内心难免有不少顾虑。他们之间互动的主动权完全在桓公一方，桓公对管仲使用上的信任专一和对诬枉之言的拒斥，无疑对他们合作关系的巩固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的确，桓公与管仲的关系和传统的“君令臣奉”的君臣关系大相径庭，然而，这正是桓公的英明所在，自己追求的是非常之功业，而管仲是非常之人才，任用非常之人才而从事非常之功业，一定得有非常的用人策略。

“访求人才”、“察人”不但要知好人、能人，还要善于察奸。察奸之术源于《韩非子·内储说左上》，由于该书是以君王的统治术为主题，因而有许多篇章便在论述如何看透臣下的内心。

《韩非子》的察奸术，有观听法、一听法、挟智法、倒言法以及反察法等。

所谓观听法，就是不要片面根据一件事实，而要全面性的综合判断。“观听不参则诚不闻”，此言大意是：如果看到的和听到的不符，就不能了解真情。这如曾国藩指出必须将“已试之效”与“所论”相结合，“以访求人才”一样。人往往有这样的弊病，对喜好的事乐于接受，对嫌恶之事则加以排拒。如果所“观”之事令其愉快，那么有关此事负面的评价就不愿去“听”。如果所“听”的令人欣喜，那么有关此事的恶劣现实面也不愿意去“观”了。了解君主这个弱点的奸邪及佞臣，往往口出蜜言，或者只让君主看到他所喜好的一面。

唐玄宗时，李林甫任“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这是宰相的职位，而且是皇帝的本家，权势显赫，真是不可一世。他能书能画，论才艺倒也不错。他有一套谄媚逢迎的本领，采用种种手法，讨好玄宗和玄宗的心腹宦官及宠妃。他依靠这套特殊的本领，在朝中高居相位达19年之久。他和一般人接触，表面上总是装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态度，说一大堆好听的话，使人以为他真是一位难得的忠臣良相，实际上，他是个地地道道阴险狡猾的老狐狸！

据《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元年》载：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比自己高），及为上所厚（被皇帝所器重），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因此，即使听到令人满意的话，也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加以确证，即使看到令人满意的情形，也必须倾听多数人的意见。不仅对于封建君主如此，对现代人而言，这也是判断情报真假时的基本思维与准则。

所谓“一听法”，是指识破隐蔽在群体之中的“滥竽充数”者。“不一听则智愚不分”。这种方法，是说若不一一听取每个人的意见，便不能察知每个人的能力。《韩非子·内储说左上》举一个寓言以为例证：齐宣王使人吹竽，由于喜爱合奏，于是经常任宫中召三百人合奏。南郭处士自称是吹竽名手，也参与合奏，并得到丰厚俸禄。宣王死，湣王继位。新王不喜听合奏，命乐人们独奏，南郭处士迅即逃之夭夭。这种方法，不一定仅限于“分别听取每个人的意见”，而应被因时制宜地巧妙应用。

所谓“挟智法”，就是佯作不知以试验对方。韩阳侯有一天故意把一片剪下的指甲握在手中假装遗失，严厉地命令道：“剪下的指甲如果丟失是不吉利的，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于是近侍们在房间里到处搜寻，却始终一无所获。一名近侍悄悄剪下自己的指甲交出来，道：“找到了，在这儿呢！”韩阳侯就这样知道了谁是说谎者。《韩非子》对这种称为“挟智法”的察奸之术作了这样的说明：“挟智而问，则不智者至；深智一物，为隐皆变。”“挟智”就是虽然加道却佯装不知，也就是说，“佯作不知而询问，则得以明白不知之事；熟知一事，则得以明白其他隐晦之事。”如果使人觉察到我们已经知道，对方就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只有以为我们不知道，对方才会无所戒备地显露出其真实形态。

所谓“倒书法”是以谎言考验对方。“倒”，就是颠倒，“倒言”，就是倒错其言，用与事实相反的话来看透对方心理的方法。燕国有一位相国名叫子之。有一次，他正与部下交谈，突然说：“刚才从门口跑出来的是匹白马吗？”显然，这是个谎言。“没有，没有什么马跑出去呀！”“没有看见呀。”大家异口同声地加以否认。但是，其中一位却走到门外去观看，接着又回来报告说：“确实有一匹白马跑了出来。”子之由此知道左右谁是不诚实之人。

所谓“反察法”是说从相反的立场寻找动机。《韩非子》中说：“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如果发生某种事件，起主要作用的是因此受益之人。在有人破害的情况下，也可以据此推测是受益者所为。《韩非子》中记载：韩喜侯入浴，在浴盆里发现小石子。韩喜侯唤来近侍询问：“负责浴室的官员被免职，有递补的人选吗？”“有的。”“召他进来。”韩喜侯严厉责问道：“为何在浴盆里放石子？”那人见无法隐瞒，只好招认说：“因为只要负责的官员被免职，小人就可以取而代之。所以才……”不仅限于主观的分析，还能同时站在对手的立场上找寻其动机，这是识破、驾驭对手的一种方法。

在古代社会中，统治者和部属之间、统治集团内部人与人之间互相利用、互相猜忌、互相倾轧的关系层出不穷，统御者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往往会由之衍生出许多洞察他人心理的谋略方式。

十四督带常胜军吴道煦禀进剿九状州请预定派何营含攻先赐咨行等情由

【原文】

据禀均悉：三该军但（1）有文书期会，永无到防之日。何必预为裁定（2）？何必专文密订？何必早定派营，守九状州、七里州等处？无论中国、外国，无论古人、今人，无论大官、小官，有才、无才，危急之际、言而无信，便一钱不值矣。

【注释】

（1）但：只。

（2）裁定：判断、决定。

【译文】

我根据禀报了解：这

支军队接到公文通知的派遣命令后，从没有一次按时到达防区。既然如此，何必要预先谋定军事行动呢？何必要用专门文书密封呢？何必要早早指定派哪支军队防守九洑州、七里州等地呢？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无论是大官还是小官，有才能还是没有才能，在危险的时候，说话而不守信用，无论有多周严的战略、多精良的士兵，都变得一文不值了。

【心得】

在这则短文中，曾国藩强调以“信”带兵、信则不欺的谋略思想。曾国藩认为：“言而无言，便一钱不值”。

以“信”治兵，除了必须要服从调遣、听从整体安排，准时到达防区与作战地点外，在对待部属，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都要谦虚公正，不抱任何偏见、成见，也不受闲言闲语的干扰。

公元前256年，齐威王即位，其在位的9年中，一切朝政都委托大臣管理，自己从不过问。9年后，威王忽然召见即墨的大夫说：“自从你担任即墨的大夫以来，几乎每天都接到诽谤你的报告。可是经我派人调查即墨的情况：田野不断开拓、人民的生活富足，衙门的事务也处理得有条不紊，使我国的东方边境，没有任何危险的事情发生。这表示你尽心治理即墨，从未贿赂我身旁的众臣。”随后，威王赏赐他1万户的封地作为奖励。

齐威王排除众人对即墨大夫的诽谤干扰，并重赏即墨大夫，从而使齐国逐渐地强盛起来。

古人奉行“以正治国”、“以信论兵”，还有“以奇用兵”。治理国家、对待部属，要以诚相待，只有秉公办事、正直不阿，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与威望。反之，尽管你有过人的智力、高超的计谋，但心机用尽，小聪明要尽之日，就是威信扫地，众人发指之时。

同时，信则不欺。据《韬·龙韬·论将第十九》载：周武王问姜太公关于选择将帅的问题时，姜太公说：将帅应具备5种美德，避免10项缺点。5种美德是指勇、智、仁、信、忠；又说：“信则不欺。”孙武也把“信”当作将帅应当具备的5个条件之一，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曾国藩就和古代绝大多数的军事家一样，都把“信”视为将帅所应具有的品格之一。将帅统领三军，舍生忘死，最重要的条件是将帅平时即要以“信”带兵，平时信而不欺，推心置腹地对待士卒，打起仗来，士兵就会衷心服从指挥而不怀疑，这样的军队，无往而不胜。

春秋时齐桓公曾九合诸侯，信守盟约，归还侵占鲁国的上地；晋文公不渝“退避三舍”之约，大败楚军，并在践土称霸；晋文公伐原，原定攻打10天。10天未攻下，遂依前言，罢兵而去。有人劝他继续攻打，他说，我已和士卒约定攻打10天，不能失信，为攻下原而失去士卒信任，不智也。诸葛亮正准备进攻陇西时，长史杨仪报告说，有4万军人轮休要回蜀国。诸葛亮立即命令这些士兵收拾行装，准备回去。这4万多人将要启程时，魏军突然来攻。杨仪建议，让这4万人留下，等打完仗再走。诸葛亮说，用兵命将，以信为本，得利失信，古人所惜。军情再紧，也不能失信前言。诸葛亮对众将士说：“你们的父母妻儿无不倚门而望，我怎么可以把你们留下呢？”于是吩咐大家按时启程。部队士卒异常感动，几次下令，都不愿走。诸葛亮只好令他们参战。魏军远来，一经交锋，蜀军大获全胜。

取信士卒，是胜利的不二法门，聪明的将帅都重视取信于兵。一旦失去部属的信任，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古代兵书说：“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是故君子以信为宝大也。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以此治兵，则无敌矣。”《百战奇法·信战》也指出：“凡与敌战，士卒蹈万死一生之地，而无悔惧之心者，皆信令使然也。上好信以任诚，则下用情而无疑，故战无不胜。”诸葛亮之所以能使士卒奋勇杀敌，临战之日，拔剑争先，以一当十，一战大克，关键在于他取信于军，赢得士卒的信任。

古代将帅君王深知“信则不欺”的重要，虽然有些理论和做法失之偏颇，或其出发点并不可取，但我们仍然可以学古人之精华，去旧论之糟粕，悟出有价值的新意，求得上下目标一致，相互信任，同仇敌忾，这在平时和战时都具有积极意义。

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展开了著名的官渡之战。在这次战争中，曹操赢得以寡击众的胜利，从中可以看到，曹操在统御人才方面，很注重取信于人。

袁绍的将领高览、张郃二人，由于攻打曹营失败，又遭袁绍的谋士郭图的诽谤，决定弃袁投曹时，曹操部属怕二人有诈，曹操却认为即使有诈，只要厚待他们，即可使他们真心归附，于是把二人各封为侯，在曹营中任职。在曹操进攻袁绍营寨时，高览和张郃自愿做先锋，把袁绍打得大败。

现代社会中，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业的领导者，都要取信于人，这样，自己的下属才能听从指挥，服从约束；如不能取信于人，便无法发挥团队效能。

上海新苑宾馆的名声享誉海内外，管理以纪律严明著称。有位经理（跟宾馆总经理是老同学）因为夜班加班耽误了回家的班车，本应在值班室留宿，可是他却跑到客房里睡了一夜。第二天，总经理对此事做出两项处置：第一、该经理必须受到严格检查外，并按客房价格缴交罚款；第二、如不愿罚款，请自行引咎辞职。该经理当即认罚。

以“信”治兵，还必须做到信赏、信罚。赏罚，历来是统治者非常重视的问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只要有统御和被统御的关系存在，这个谋略就有它的存在意义。《孙子兵书》开篇就在“五事”、“七计”中提出“赏罚孰明”的问题。据《韩非子·外储说》记载：晋文公问狐偃，他给士卒和百姓很多好处，加缓刑罚、补不足等，不知能不能使军队勇于作战？狐偃明确回答：不足为战。晋文公又问：“然则何如足以战乎？”狐偃回答：“信赏必罚，其足以战。”即该赏者一定要赏，该罚者也一定要罚。后来，晋文公依狐偃之言，执法严明，在战场上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信赏必罚，是古今兵家极为重视的统御谋略之一。吴子说：“若法令不行，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可见，吴子也把“信赏必罚”看作是对敌作战、欲求制胜的首要条件之一。

以“信”治兵，“信则不欺”，上下信任，则互不欺骗，令之所出，士卒奋勇。据《吴起兵书·治兵》载：魏武侯问吴起，部队作战的方法首先应该掌握什么问题。吴起说，首先要明确“四轻”、“二重”和“一信”。其中“一信”，就是赏罚严明守信用。《司马法·仁本第一》开篇提到治理天下的特殊手段就是战争，而要使用这种特殊手段，就要遵守一些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信见信”，即信任人便为人所信任。《孙膑兵书·篡卒》也指出，军队战斗力的增强，在于罚必信。《百战奇法·信战》讲的是“信则不欺”，“上好信以任诚，则下用情而无疑，故战无不信。”古代兵书认为“信”有两方面：一是不欺他国，不欺其民；二是上下信任。至于以“信”治军的论述举出以下的例证：

一、守信用。不欺邻国，不欺民众。如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归还土地：魏文侯不违虞人之期，即使约期当天下雨了，他仍冒着雨前去赴约；又如东汉邓训以恩信征服胡人小月氏部落等等。

二、赏罚必信。如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立木南门，称移木北门者赏赐五十金。后来真有人移木北门，商鞅立即毫不犹疑地颁赏，此一举动取得举国上下对新法令的信任，新法从此畅行无碍。

三、将帅与士卒上下信任，同心协力。如燕昭王信任乐毅而致胜，燕惠王不信任乐毅而致败；诸葛亮取信士卒，广大士卒也因此忠于诸葛亮；朱元璋为了安抚降卒，使他们消除忧虑，故意在降卒中挑选五百人充当卫队，降卒见朱元璋对他们如此信任，极为感动，三万降卒决心为他效力，成为朱元璋的忠实将士。

不以信治兵，上下离心，导致兵败身亡的例子也不少。三国张飞，雄壮威猛，骁勇善战，勇冠二军，但他不体恤士卒，刑杀过分，暴而无恩。最后，在东征发兵时，为部将张达、范疆杀害，死于非命。

十五覆林秀山

【原文】

接到惠函并地图，练勇说籍悉一切（1）。地图莫精于康熙内府图（2），其准望勾弦（3），皆命星官（4）亲至各处，按诸天度测量里差（5）。乾隆内府图，又拓而大之，亦甚精当。盖出齐次风宗伯（6）之手。近时阳湖董孝廉方正（7），依此二图定为一本。李申耆先生付诸剞劂（8），外间传本万善于此。洪稚存太史图，纸幅太隘（9），考安亦粗，即东西易位，在所不免，未可以据以为行军指南也。

【注释】

（1）练勇说籍悉一切：关于你训练士兵的意见我都了解。勇：指士兵。悉：了解。

（2）内府图：内府刻印的地图。内府为皇帝仓库，后通称皇宫的物品为内府之物。

（3）准望勾弦：指地图座标。

（4）星官：掌管天文地理的官员。

（5）按诸天度测量里差：按地球经纬度测量土地距离。

（6）齐次风宗伯：即礼部尚书齐次风。宗伯本为古代六卿之一，所掌典礼同于后代礼部所掌之职，故后世称礼部尚书为宗伯或大宗伯。

（7）董孝廉方正：即孝廉董方正。孝廉本为汉代选举官吏的两种科目名称，后来俗称举人为孝廉。

（8）付诸剞劂：用雕版印刷书借。剞劂：刻刀。剞为曲刀，劂为曲凿。因版刻要先用刀刻字，故泛称书籍雕版为剞劂。

（9）隘：指纸张太小。

【译文】

收到你寄来的信件和地图，获悉关于你训练部队的所有意见。目前的地图没有比康熙内府刻印的地图更精确的。那份地图的地理座标，都是皇帝命令专管天文地理的官员，亲自到各地按照经纬度测量之后，再修正误差才绘制出来的。乾隆时内务府又将地图按比例进行了放大，也很精确。这些地图都是礼部尚书齐次风亲手绘制的。近代阳湖举人董方正，以此二图为版本绘为一本，由李申耆先生雕版印刷。社会上流传的地图都没有这个完善。洪稚存的翰林院太史图，因为纸幅太小，而且没有认真考核，甚至连东西移位的地方也无法避免，不能作为行军指南。

【心得】

曾国藩的时代比康熙年间晚了100多年，但是绘制地图的技术却赶不上百年前，真是发人深省。

中国历代皇帝中，康熙是唯一对西方科学投入热情、花费精力的帝王。他学习数学和使用科学仪器，还经常反复学习欧几里得几何中的重要命题，以便掌握更好的求证法。他曾亲口告诉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他曾将欧几里得的书从头到尾读了12遍以上。在一段时间之内，他每天利用2～3个小时的时间与耶稣会教士们讨论阿基米德与欧几里得。如果有一道难题他无法理解，他会三番五次地向教士们请教。这种对西方科学的罕见热情、专心致志与持之以恒的努力，使他的眼界比此前的任何一位帝王更宽阔。所以在他那个时代能绘制出中国历史上最精确的地图也就不足为奇了。

遗憾的是，康熙并没有成为彼得大帝，甚至他准备任命教士为朝内大臣的主张也因保守派的极力反对而停罢。自康熙以后，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倾向益强。乾嘉学派大师俞樾的观点反映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方科学的看法。他说：“洋人巧器，亦呼为鬼工，而罗为安之，其自信知识在脑不在心。盖为人穷工极巧，可见心窍不开，在彼国为常，在中国则为怪也。”

早在孔孟时代，中原士大夫即持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原华夏文明是最优秀的文化，其他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都是低下的蛮夷文化。孟子明确地说，只有听说用华夏文明改变蛮夷地区文化，没有听说用蛮夷来改变华夏。清代康熙中叶以后的大多数士大大正是继承这种思想，顽固地反对西方文化。同治年间，大学士倭人在反对京师创建学习外国文化科学技术的同文馆时，曾经说：“读书人讲礼义，学圣人是为了报效国家，如果不读圣贤书，反而跟着洋人跑，会使歪风邪气猖狂。”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不仅中国士大夫产生盲目的排外心理，甚至连民众也普遍存有偏执狭隘的心理。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某一年乘小火轮返回家乡湖南，竟引起湖南官绅群起攻击，风波延续了几年。洋务派人士郭嵩焘乘火轮回家乡，家乡人竟然将那个他们视为怪物的洋机器烧毁！

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盲目排外心理使中华民族吃尽了苦头。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清朝政府鉴于国内人民与外国人交往日益频繁，担心交往的扩大会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威胁，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政府一方面限制中国人出洋贸易和居住，严格控制出洋船只的大小与装载货物的品种和数量，以及水手和客商的人数，一方面还规定了严格的往返期限。中外贸易活动只限于广州一个口岸通商，外商的贸易及其他事务的交涉，都必须和清政府特许的行商进行，不得和官府与民众直接交往；外商在华必须住在城外指定的商馆，不得擅自出入城市；对外贸易的品种和数量也有相应的严格限制。清政府的闭关锁国的政策，窒息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妨碍了中国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自此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鸦片战争以后，列国打破了中国的国门，闭关锁国政策被迫取消。

同样面对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近邻日本却采取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态度：首先他们摆脱自我中心的文化意识，承认西方文明更为先进，然后“赶上或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准，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19世纪中期，日本封建统治危机日益加深，欧美列强的入侵又使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60年代，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风起云涌，资产阶级和新兴地主的政治代表，即下层武士领导的推翻德川幕府封建统治和反抗外国侵略，要求实行改革的“尊王攘夷”运动迅速展开。在农民和城市贫民武装起义的支持下，1868年1月，倒幕派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迫使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交给天皇睦仁，成立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政府。接着，天皇明治政府宣布了《五条誓文》和《维新政体书》。这两个文件是明治政府初期的改革纲领。根据这个表达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要求的纲领，从1888～1873年间，明治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措施进行改革，确立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振兴工业、发展农业，扶植资本主义，取消封建等级制，改革教育制度，注意培养人才，加强与外国往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等，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因此，“明治维新”成了日本从封建主义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标志着日本近代史的开端。

日本史学家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概括：“在领导者决定开放门户，汲取西方文明之后，一般国民不仅没有抵抗，反而采取欣然引进西方文明的态度。”正是这样普遍的社会思潮，促使当时的日本与中国完全朝向不同的道路发展。

十六与张石卿制军

【原文】

奉惠书，未即笺复（1）。比闻简调山东，自以密迩畿辅（2），重资鸿筹，作镇海岱（3）。惟两湖吏治方就整饬（4），军政亦有起色，遽尔（5）移节东征。不独文武方振之纲，莫为赓续（6），即南北绅庶，亦若失所依倚。

弟自今岁以来，所办之事，强半皆冒侵官越俎（7）之嫌，只以时事孔（8）艰，苟利于国，或益于民，即不惜攘臂（9）为之，冀（10）以补疮痍（11）之万一，而扶正气于将歇。拣勇之举，亦非有他，只以近日官兵在乡，不无骚扰，而去岁丁勇有奸淫掳掠之事，民间倡道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国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

每逢三八（12）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13）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闲令塔将（14）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15）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覆按而一一询也。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16），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迨六月初提军（17）到省，谓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过劳，遂切责（18）塔将，而右护（19）清将。而中丞（20）亦疑弟子宜干预兵事。会弟与老兄有举塔劾清（21）之折，同时并发，而尊处又有礼斥塔将何不操练。提军遂疑兄与弟并力排之，皆挟私见而非公忠也。岂其然哉！岂其然哉！嗣后兵勇相争，弟虽常持正义，而每抑勇而伸兵，自谓寸心无私，可见谅于人人。逮初六日，兵哗之变出，论者或谓是有指嗾（22），或谓早伏阴机（23），何不预为之所。君子直道而行，岂肯以机械崄巇与人相竞御哉（24）！惟弟本以乡绅，半涉官事，全恃虚声以弹压匪徒。一有挫损，则宵小（25）得以窥伺，而终恐难一律以抽掣（26）。

【注释】

（1）笺复：回信。

（2）密迩畿辅：靠近京城。

（3）重资鸿筹，作镇海岱：钱多粮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重：多。鸿：大。资：财钱。筹本：计算工具，这里代指粮物。海岱：东海泰山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4）整饬；整顿。

（5）遽尔：突然。

（6）赓续：持续。

（7）越俎：即越俎代庖的略语，原意是说祭祀官代替厨师，比喻超越职权。

（8）孔：很。

（9）攘臂：振臂。

（10）冀：希望。

（11）疮痍：创伤，比喻民间疾苦。

（12）每逢三八：指每十天中的第三天和第八天。

（13）但：只。

（14）塔将：指塔齐布将军。

（15）一时数刻：一、两个小时。古代将白昼分为十二个时辰，故每一时辰为两个小时。

（16）一二：这里代指军中一些人。

（17）提军：指鲍起豹提军。

（18）切责：严厉斥责。

（19）右护：袒护。

（20）中丞：指中丞骆秉章。

（21）举塔劾清：推荐塔齐布，弹劾德清。

（22）指嗾：指使教唆

（23）阴机：阴谋。

（24）以机械崄巇与人相竞御：用阴险欺诈的态度和手段待人，使人互相防备。机械：指巧诈。崄巇：阴险。巇：山势险峻，泛指道路艰险、处世艰难。

（25）宵小：小人。宵：通“小”。

（26）抽掣：掣肘，干扰。

【译文】

收到来信还未及时回复。听说你调到山东，靠近京城，钱多粮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只是你刚刚完成整治湖南、湖北官吏的任务，军政的整顿才有些起色，突然带兵东征，不仅刚振兴的军政难以继续，就是四乡绅士民众也仿佛失去依靠。

自今年以来，我办的几件事，大多数是冒着侵犯其他官员的利益和职权的嫌疑。由于局势十分艰难，只要有利于国民，即使招致责难也要做，这是为了挽救社稷日渐衰颓的正气，为国家尽点力。我在这段时间训练湖南士兵并没有别的目的，只因最近一些官兵常常在乡下扰民，去年湘勇也曾发生过奸淫抢劫的事情。民间谣言四起，说官军反不如土匪，使他们的生活不得安宁。我痛恨这些谣言，也怕民心一旦离散便难以挽回，因此决心要练一支对百姓秋毫无犯的部队，以挽救民心，堵塞谣言。

所以每十天中的第三天以及第八天，我便要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训练、教育。反复向官兵说明纪律的重要，严令他们不得侵扰百姓。4月份以后，有时也叫塔齐布将军传令军官一起操练，让他们听听我的训话。我每次都向他们讲解一两个小时，虽不敢说我的教育肯定能扭转他们的思想，但我诚心诚意想借着苦口婆心的劝说感化他们。操练名义上是军事训练，实际上是思想教育。听得人很轻松，讲得人却很累。那些受过教育的士兵现在都在，他们接受我的教育之后，个个禀性良善，不信的话可以一个一个去调查。我这样做得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受些感化，以后不再侵扰百姓，使官兵不如土匪的耻辱得到洗雪，稍稍改变士兵毫无纪律的现状。

到6月初，鲍起豹提军到省，认为不该这样练兵，他说酷暑盛夏练兵容易使士兵过于疲劳，并严厉指责塔齐布将军参与这件事，袒护不参加操练的清军将领。骆秉章中不信任我，认为我不该干涉军队的事。正好又遇上我和你同时向皇上进呈推荐塔齐布，弹劾德清的奏折，接着你又发函批评塔齐布将军不操练，于是鲍起豹便怀疑我们两人合作排挤他。这种人不从国家利益出发，而是抱着私人成见处事，真是岂有此理。此后凡是清兵和乡勇发生纠纷，我虽然有主持公道之心，却常是压制乡勇而偏袒清兵，但我自认为并没有一点私心，只是迫于时势，怕被别人排挤，不得不如此处置。到了初六这天，长沙发生兵变，到处议论纷纷，有人说兵变有人唆使，有人说这是预先策划好的阴谋。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做预防？大凡正人君子都应光明正大，岂能勾心斗角相互防范呢？我只是一名士绅，半途奉命从政，全靠一点虚名镇压叛匪。一旦遇到挫折，无耻小人就暗中窥伺，唯恐天下不乱，一律采取扯后腿拆台的态度。

【心得】

古往今来，嫉贤妒能像传染病一样在中国大地不断地蔓延。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内忧外患令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在亘古未有的外来势力压迫下，中国人本来应该一心向外，御敌强国，但像湘军与清兵、汉臣与清将那样的争斗却屡见不鲜。在兵不如匪的情况下，曾国藩忠心耿耿地为主子操劳可说是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却不断受到谣言中伤，确实令他痛心万分。

曾国藩在这封书信中论述争取民心的重要性。所谓“民心不可违”，善于统奉军队的人，往往能因此而做到战无不胜，败而不亡。制胜之方，其实并不全赖战争。远古时候，黄帝是以其仁德获得人民的拥戴，统辖四方；商汤王、周武王之得天下，也是在不得已时才誓师伐桀、纣；黄帝、汤武并不是一开始征伐就得到天下人拥戴。即使是在战争中暂时失败，只要能把握住机会，同样也会有反败为胜的可能；楚昭王不就曾在与阖闾的抗衡中反败为胜吗？

施行仁德、重视民心而轻征伐是古人的传统观点，此种思想在先秦时期尤为突出。然而战争的确会造成民不聊生，连年战争之后往往会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况。以武制胜，胜不可久，常常会出现你征我讨、永无尽期的局面。有鉴于此，古人崇尚以仁示德，反对以武扬威。在当代，全世界人民都渴望有一个长治久安的和平环境，尤其是受到核武器威慑的情况下，更是激发人们的和平意识，人们再也不愿经受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不愿再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象。这种愿望及要求，与中国古人何其相似！

战争有胜必有败。在不得不面对战争时，首先当求胜，而且应当做到不但敢于取胜，更要善于取胜。“善胜”之法，上策是不战而胜，即既不需要布阵，也不需要誓师；下策才是动干戈、任征讨。不战而胜需要斗谋斗智，而且在战争进程中，哪怕暂时处于不利，甚至是失败的情况下，只要有信心、有勇气，即使需要忍辱负重，也会寻得反败为胜的机会。越王勾践不就成功地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最后击败了猖狂一时的吴王夫差吗？中国的抗日战争，在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军的强大攻势下，中国军队连连失利，锦绣河山不到一年的时间大半沦入敌手；当时的情景曾使许多人茫然，甚至对抗战能否取胜抱持着怀疑态度，然而不屈的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终于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

不义不取，是自古以来的一种传统。孟子曾认为为了义可以舍生，即所谓“舍生取义”，历代的志士仁人，为了“义”，生命可以牺牲，家室可以不要；为了“义”，甚至还可以灭亲。可是“义”有公私之别，大公无私的义举历来受人颂扬。然而生活之中也有为私义而不惜一切的人，为私义者，总是结党营私，彼此袒护，从而使许多不法行为受到包庇，让许多不法之徒脱逃法网。这种为私义的行为受人鄙弃。再者，义有真伪，真义可以感动人心，如关羽作为“义”的化身，为了义，“身在曹营心在汉”，也为了义而公然放走曹操，他的行为被视为真“义”的典范。而有些“义”往往使人受到蒙蔽，如当今一些青年人，为了所谓的哥儿们义气而肆意所为，往往触犯法律而不知，真是可悲可叹。

再说行军作战，若是正义之举、顺乎天道，自然就能获取民心，得到百姓的支持；不义之师则是逆乎天理，失道寡助。日本发不义之师侵略中国，虽然猖獗一时，却终究失败。90年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其行不义，结果也是以失败而告终。非正义之师，其行必败。“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这是奉军作战应当遵循的古训。

十七与文任吾

【原文】

国藩回籍，侍养数日，已于廿七日驰抵衡城。窃念今日大局，若非练兵万人，合成一心，断（1）无以制此贼之死命。近时所调之兵，天涯一百，海角五十，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此营既败，彼营掉臂（2）而不顾，哆口（3）而微笑。各营习见夫（4）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履（5）危地，出万死之域，以博他人之一微笑。以是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言念及此，可为浩叹（6），此贼有平时哉。

鄙意欲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7）可血战一、二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自出省以来，日夜思维，目今之急，无逾于此，惟饷需不赀（8），省中库存无几，不得不籍吾乡殷实之家，捐赀（9）佐饷，助我一臂之力，而壮众士之行。务折阁下转告寿珊、仙舸诸君，不惜齿牙余芬，道达区区（10）之意。于贵邑义士君子之前，求将夏间允捐之数，即日催齐于九月间解到衡州，至幸至祷。吾乡夙称仁里，有屈原贾生之遗风，岂乏高义薄云天、忠肝贯金石之人。傥（11）不以国藩为浮伪，而慨然佽助（12），则国藩所祷祀求之，而不可得焉者也。所有捐输（13），议敘开一简明章程，以期人人一见然，务恳广为传播，如收有数千或一万之数，望阁下约诸友亲解来衡，以敘私恫（14），日内仍当遣一委员到贵邑，以便帮催此事。原以义声动人，如或吝于似助，即亦不敢相强，惟阁下善为裁酌。

【注释】

（1）断：副词，绝对，一定。

（2）掉臂：甩着臂膊走，形容不顾而去。

（3）哆口：纷纷指责。

（4）夫：语气词。

（5）履：踩踏。

（6）浩叹：大声叹息。

（7）庶：幸，希冀之词。

（8）不赀：不可计量。

（9）赀：“资”的异体字。

（10）区区：自称的谦词。

（11）傥：同“倘”，倘若。

（12）佽助：帮助。

（13）捐输：捐献财物。

（14）恫：欢乐。

【译文】

我回家乡，休养了几日，已于27日赶到衡州。我私下考虑当前的局势，若不训练上万人的军队，上下同心，绝不能将此叛贼置于死地。近期调来的部队，天涯100，海角50，士兵与士兵之间彼此不熟悉，军官与军官之间亦不和谐。这支营队打了败仗，其他营队则旁观不予支援，甚至在一旁张口嘲笑。各个营队已形成恶习，在危急关头互不救应。这样，谁肯奋勇向前，单独深入危险之地出生入死，最终却取得他人的嘲笑呢？所以军队争相投机取巧，当敌人进攻到营地时则躲藏起来不出战，临阵打仗时逃脱唯恐不速，都期望一辈子见不到贼影才痛快。说到这里，实在令人叹息。正因为这样，叛贼才有平时这样的猖狂。

我的意见是招募万名士兵加以训练，使他们同生死、共患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打了胜仗大家都能举杯庆贺互让功劳，打了败仗大家都能拼死挽回劣势。叛贼有誓不相弃的死党，我们官军也应有誓不相弃的死党。到那时，就可以与叛军血战一、二次，逐渐使人民的耳目为之一新，而使叛贼胆颤心惊、丧魂失魄。自从离开省城以来，我日夜都在思考，当前最急迫的事便是军饷的缺乏。省城库存不多，不得不向家乡的富裕人家多方筹集，以助我一臂之力，并支援出征的将士南下。请您一定转告寿珊、仙舸诸君，不惜多费口舌，转达我的微薄谢意。在贵处义士君子面前，请求将他们在夏季答应的那一部分捐款，尽快如数催齐，于9月份押送到衡州，真诚地感谢和为您祈祷。咱家乡历来是礼义之邦，有屈原和贾生的遗风，哪能缺少义气高于云天，忠肝能穿金石之人。但假如他们不认为我是虚伪之人而愿意给予慷慨帮助，那则是我祈祷恳求而不容易得到的结果。有关捐赠，准备拟定一份简明章程，以便人们看后一目了然。诚恳地请求人们广为传之。如能收到数千或一万之资，希望阁下约好诸位朋友亲自押解到衡州来，并敘我们的欢乐。日内我仍将派一委员到您那里，帮您催办这件事。但要以仁义打动人心，如果他们吝啬资财不愿对我资助，切下可强迫。请阁下酌情裁处。

【心得】

在这封书信中，曾国藩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军事谋略，一是团结一致，群策群力；一是军饷问题。

要做到“合成一心”，官兵之间必须同甘共苦。《淮南子·兵略训》说：“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故其死可得而尽也。”《医时方言·卷一·将篇》也说：“势在危急，上下同命。主将必与士卒同甘苦、均劳逸，问病抚伤，如家人父子，民始归心。”“凡为将之道，要在同甘共苦。如遇危险之地，不可舍众而自全，不可临难而苟免，护卫周旋，同其生死。如此，则三军之士岂忘己哉！”《黄石公三略·上略》曰：“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为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经武要略》曰：“与士卒同甘苦，得群心谓之众，失群心谓之寡。”《纪效新书·卷首·纪效或问》云：“所谓同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时亦要同滋味。”《尉缭子·战威第四》云：“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并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逸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国语·齐语》曰：“居同乐，行同和，死同衰，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另外，《练兵实纪》、《兵经百字》等书，都对“同甘共苦”有许多论述。可见，作为一种治军率众的谋略，此一问题为历代兵家所重视。《黄石公三略·上略》把这称为“将礼”，并举例说：从前，越王勾践统兵打仗，有人送给他一箪酒，他叫人把酒倒进河里，与士兵同流而饮。一箪酒虽然不能使一河的水都沾染酒味，但是全军将士却因将帅能与自己同甘共苦而感激奋发，愿意拼死作战。又引《军谶》语说：“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

《孙子兵书》首篇就提出了“令民与上同意”的问题，战争实践证明，大凡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部队，都可以在实战中取得胜利。张预曾对此注曰：“百将一心，三军同力，人人欲战，则所向无前矣。”《六韬·文韬·文师》云：“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也是强调上下一致。两军相敌，争战厮杀，虽然决策定计权在将帅，但战争最后胜利，仍然靠全体官兵奋战。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全体士兵的奋战，再高明的决策也难以实现，任何战争也无法取胜。

这个谋略的要义在于：加强军队间的团结，军士之间、将帅与士卒之间同甘苦、共安危，并以此情份感化士卒，以达到促使士卒自觉地投入战斗，愿与之生、与之死，拼命与敌人作战的目的。

公元前279年，齐国大将田单曾凭借即墨一座小城，靠老弱残兵，打垮兵车万乘的强大燕国，但他用了整整3个月却没能攻下小小的狄邑。为此他特意前去请教鲁仲连，想问清楚其中的原因。鲁仲连说：“你在即墨作战时，坐下来就编车袋，站起来就拿铁锹挖战壕，给士卒们做榜样。将军有牺牲的决心，士卒也没有偷生的念头，上下一心，“呼吸相顾，痛痒相关”，他们跟你一样与敌人拼死战斗，这就是当年你能打败燕军的原因。而现任呢，你是相国，有租赋供奉，有享乐欢娱的地方，金带围腰、驱车跃马，一味贪图享乐，全无牺牲的决心，士卒怎么能和你一起效命呢？”田单听了此话，立刻醒悟。第二天，亲自出马，身无士卒，以鼓舞士气，身临战场，不顾个人安危，站在矢石如雨之处，擂鼓指挥，齐军将士个个奋勇，很快便攻下了狄邑。

公元75年，汉将耿恭驻守柳中城（今新疆鄯善以西）。当时正值汉明帝驾崩，章帝新立，国有大丧，救兵不至。匈奴兵至与车师叛乱军合攻耿恭，形势极端险恶。耿恭镇定自若，率众御敌。他与士卒推诚相见，誓同生死，食尽穷困，就煮钟弩，吃上面的皮革。虽然如此艰苦，士卒也无二心，毫不动摇。仅剩几十个人还顽强抵抗，一直坚持到公元76年，救兵来援，胜利而还，幸存者仅13人。

与士卒同甘共苦，上下一心，可以取信于士卒，以一人之心，争取万人之心，精诚团结，英勇作战，历史上这一类的战例很多，因而历代将帅都把它当作治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之一。

同时，除了团结一致、上下一心之外，士兵与士兵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也应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才能同舟共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孙子兵书·九地篇》云：“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同舟共济”本来的意思，只是大家同乘一条船过河，而这里则是指在遭到敌人攻击或遇到困难时，兵士之间，部队之间应当彼此互相救助，同心协力，团结一致，以克敌制胜。孙武用它来说明军队在作战时，犹如同乘一条船而遇到大风，必须互相救助。“率然”是传说中的一种蛇。《神异经·西荒传》载：“西方山中有蛇，头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触之者，中头则尾至，中尾则头至，中腰则头尾并至，名曰率然。”《晋书·孙绰传》载：“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应首尾。”传说这种蛇多聚于常山。常山，即恒山，主峰在今河北曲阳西北，为我国五岳中的北岳。西汉时，为避讳汉文帝刘恒的“恒”字，改为“常山”。到了北周武帝时，又改为恒山。《神异经·西荒经》注：“会稽常山最多此蛇。”孙武设问，军队打仗可不可以使之像“率然”这种蛇一样，攻其前而后至，攻其后则前至，攻其中则首尾至。回答是肯定的。现称为“同舟共济”，即在共同面临危难时，共同对敌以求必胜，提挈三军若使一人。

《黄石公三略·上略》云：“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云：“地利不如人和。”明朝张居正说：“和，则一可当百；不和，虽有众，弗能用也。”古之用兵，强调将与兵团结一致，强调使三军如使一人。在强调部队团结一心与“同舟共济”的要求是一致的。

同舟共济，从孙武的原意讲，并非是说使将帅和士兵自觉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而是把军队置于不得已而互相救援、奋力拼杀的境地。相互仇恨的人同乘一条船遭遇风险时，尚能相救如左右手，在面对共同敌人的战场上，有组织、有约束力的军队就更当如此了。这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携手若使一人”的状况，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将帅用兵的方法。在当时的战争中，把战士赶到战场，“如登高而去其梯”，上得去，下得来，能进而不能退，像赶羊群一样，趋来赶去。而且，孙武、孙膑、吴起，以及曾国藩这些军事家，都强调不惜杀戮大量士卒来驱使部队作战。士卒惧怕严刑，惧怕涉及家庭利害，因而不得不奋勇作战。另一方面，古代作战，常会大量杀害俘虏，败也不免一死，不战则必死，后退则必死，战则有求生之可能。在这种情势下，只有“同舟共济”，共同对敌，才有生之契机。因而，孙武所强调的“同舟共济”，完全是一种被动的性质。

公元450年，沈璞守盱眙（今江苏盱眙），南朝宋将臧质兵败，要求入城。幕僚认为，城里地狭人多，若再接纳败军，恐造成负担，故主张闭门不受。沈璞却说：“舟楫之计，固已久息，敌人的残害，古今未有，屠剥之苦，众所共见，就是那些幸存者，也要被驱赶到北国去做奴婢，臧质的士卒当然害怕啊！”因此，沈璞认为应该同舟共济，共同退敌。于是开门接纳败退的部队，合兵一处，共守盱眙。魏军进攻，三旬不下，只好烧掉攻具而退。

显然，这和当今社会在治军问题上所强调的“同舟共济”有很大不同。我们强调的是将帅士卒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人与人之间，情同手足。要求每个人树立全局观念、整体观念，严格执行命令，树立密切协同的思想，形成完整的战斗力，以克敌制胜。

十八覆江岷樵（1）中丞

【原文】

来示，论兵勇短长，最为切当。仆于二月间，复魁太守书有云：“岳王复生，或可换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虽语涉谐谑（2），实痛切之言也。今欲图谋大局，万众一心，自须别开生面，斩新日月，专用新招之勇，求忠义之士将之，不杂入营稍久之兵，不用守备以上之将。国藩之意，盖与阁下若符契耳。添勇六千之说，昨因令弟达川，带勇一千进省，即令其先将此勇赶紧赴皖，以备阁下爪牙之需。其余五千，须俟船炮办齐，水陆并进，乃可有济。省申诸友及璞山（3）之意，皆欲急急成军以出。国藩思此次由楚省召勇东下，一以为四省合防之计，一以助阁下澄清之用，必须选百练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当，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岂可儿戏成军！仓卒一出，人尽乌合，器多苦窳（4）。船不满二百，炮不满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面，纵能迅达皖省：究竟于事何补。是以鄙人愚见，总须备战舰二百号，又辅以民船，载货者七八百，大小炮千余位，水勇四千，陆勇六十，夹江而下，明年成行，与麾下相遇于九江、小孤之间，万始略成气候。否则名为大兴义旅，实等矮人观场，不值方家（5）一哂（6）耳！明知阁下盼望此勇甚切，然速而无益，不如迟而有备。且阁下初到庐江，办宜将吏治民事，略为整顿，即陆路堵御，本境剿匪，有随身带往之勇，有达川绩往之勇，有李少荃（7）旧练之勇，亦尚足资捍卫。想卓裁定，以为然也。

【注释】

（1）江岷樵：名忠源，湖南新宁人，湘军将领。因镇压太平军有功，后外迁至知府、湘北巡抚等职。太平军攻克安徽庐州时投水自尽。

（2）谐谑：滑稽而略带戏弄之意。

（3）璞山：即王鑫，璞山为其表字。曾国藩在整治团练之事时，曾协助共理。

（4）苦窳：粗劣。

（5）方家：原指深于道术之人，后指精通某种学问和艺术的专家。

（6）哂：讥笑。

（7）李少荃：即李鸿章，少荃为其字。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为曾国藩幕僚。

【译文】

来信说到官兵与湘勇的优点和缺点，甚为精辟恰当。我于二月间，给魁荫亭太守的信中说：岳飞如复生，或许可以使这些软弱散漫的士兵脱胎换骨，但假如孔子再生，却难以迅速改变军队中的恶习。”虽然这些话说得有些戏谑，但实在是切中时弊的肺腑之言。目前要谋划大局，必须万众一心，才能别开生面，改换天地；只使用新招收的乡勇，选拔忠义的绅士、文生作为他们的统帅，纯洁队伍，不混杂入伍稍久的士兵，也不使用过去守备以上的军官。我的想法和阁下的意见完全相符合！需要增加6000湘军的事情，昨天因为令弟达川带兵1000员进省，当时即已命令他将这支部队迅速带赴安徽，以满足您的急需。其余5000，须等船炮办齐，水陆并进，才能对您有所支援。省内诸位朋友和王鑫的意思，都是想赶紧编组军队出师。我认为此次从湖南招募楚勇东下，一方面是为了4省的共同防御，另一方面也为帮助阁下清剿逆贼，因此，必须挑选训练有素的士兵，配备优良的武器装备，水师要船炮齐备，陆军则须将士斗志昂扬，做好3年不归的心理准备和经历数百次艰难战斗的物资准备，岂能像儿戏一样随便组建军队，仓促出兵呢？如若士兵都是乌合之众，武器装备少又粗糙，船不足200，炮不够500，那么只能是沧海一粟，大面积上的一个黑点，不值得注意，即使能迅速到达安徽，对战事又有什么帮助呢？按照我粗浅的意见，总得准备战舰200艘，还要有民船和载货船七、八百艘辅助，大小炮千余门，水兵4000，陆军6000，沿江而下。明年办完启程，与您在九江和小孤山之间会师，那时才有可能成大气候。否则，看起来像大兴仁义之师，实际等于矮人看戏，不值得行家一笑！明知您急切地盼望湘军增援，但仓促出师又没有好处，不如延迟一段时日，等准备充分之后再出师。况且您初到庐江，也应该将官吏和民事稍微整顿一下，即使是陆地上需要防御逆贼、境内需要剿匪，您有随身带去的部队，又有达川随后带去的湘勇，还有李鸿章过去训练的部卒，依靠这些部队也足以保卫庐江了。我想让您裁决，也会做出相同决定的。

【心得】

在这封书信中，曾国藩再三强调军队上下要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以“图谋大局”的谋略思想，另一方面又提出军队武器装备问题，强调军队的粮饷供应。

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增强自己的战斗力，以争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孙子兵书》首篇即提出“令民与上同意”的问题，事实证明，大凡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部队，都可以在实战中取得胜利。张预曾对此注解说：“百将一心，三军同力，人人欲战，则所向无前矣。”《六韬·文韬·文师》云：“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也是强调团结一心、上下一致，以争取克敌制胜的观点。两军相敌，争战廝杀，虽然决策定计权在于将帅，但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仍然要靠全体官兵奋勇作战。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全体士兵的奋勇作战，再高明的决策也难以实现，任何战争也无法取胜。因此，孙武把“上下同欲”当作用兵打仗能获取胜利的重要谋略之一，总结了治军作战的重要规律。

公元前周赧王年间，燕昭王用乐毅为上将军，联合6国之军一同伐齐。燕昭王与乐毅意见统一，方略一致，乐毅在前线征战，燕昭王不但赏赐乐毅家衣物，并派人带大批礼物送给乐毅，立为齐王，以示信任。乐毅不受，回书向燕昭手表示誓死效忠。燕军仅花费半年时间，连夺齐70余城，仅剩两座城池未攻下。

公元前279年，乐毅伐齐将要取得最后胜利时，燕昭王薨逝，燕惠王即位。当惠王为太子时，即对乐毅心有不满。齐国田单乘机施行离间计，使燕惠王派骑劫代替乐毅。乐毅知道燕惠王居心叵测，怕回国后被杀，向骑劫交出兵权后便投奔了赵国。燕军将士因此忿忿不平，军心涣散，齐国转败为胜。这一段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临敌作战，“上下同欲者胜，上下不同欲者败。”

十九兴王璞山

【原文】

仆于十六日到家，身染小恙，比已全愈。每念天下大局，极可伤痛。桂东之役，三厅兵寻杀湘勇于市，足下所亲见也。江西之行，镇筸（1）兵杀湘勇于三江口，伤重者十余人。七月十三、八月初六，省城两次兵噪，执旗吹号，出队开仗，皆以兵勇不和之故。七月二十四，临庄诸君遇难，亦以镇筸云贵兵见贼逃溃，危败不救遂致，斯痛！盖近世之兵，孱怯极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仁心以媚，杀己之逆贼，而狠心以仇胜己之兵勇。其仇勇也，又更胜于仇兵。曩（2）者己酉新宁李沅发（3）之变，乡勇一跃登城，将攻破矣，诸兵以鸟枪击勇坠死，遂不能入。近者兵丁杀害壮勇之案，尤曾见叠出，且无论其公相仇杀，即各勇与贼事殷之际，而各兵一不相救，此区区之勇，欲求成功，其可得邪。不特勇也，即兵与兵相遇，岂闻有此营已败而彼营冒险往救者乎？岂闻有此军饿死而彼军肯分一粒往哺者乎？仆之愚见以为，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4）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5），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

【注释】

（1）镇筸：地名，在今湖南省凤凰县南。

（2）曩：以往，从前。

（3）李沅发：太平军毕再浩的旧部，后投降清罩，一八四九年在湖南新宁再次起义。

（4）质直：正直，质朴而率直。

（5）劘：磨。

【译文】

我于十六日到家，身体患了点小病，现今已经痊愈。每当想起天下大事，就十分痛心。在桂东打仗时，三厅兵在街上寻杀湘军的情形，您是亲眼看到的。在江西打仗时，镇筸兵在三江口杀伤湘军，重伤者就有10多人。7月13日、8月6日，省城发生两次士兵哗变，竟然执旗吹号，列队打仗，都是因为官兵和湘军不团结的缘故。7月24日临庄众人遇难，也是因为镇筸、云南、贵州等官兵，见了敌人就逃，看到我军危急而不救援所造成的惨痛结果！现在的官兵，懦弱胆小极了，但偏偏善于妒功嫉能，与敌人作战胆怯，骚扰百姓却那样勇敢。残杀异己比杀敌还狠，仁义之心早已泯灭。没有哪种仇恨胜过仇恨自己的官兵和乡勇，而且对乡勇的仇恨比对官兵更厉害。如过去的己酉年（即1849年），李沅发在斩宁县叛乱，乡勇们奋力登城攻战，城将要被攻破时，官兵反而用鸟枪向攻城的乡勇射击，不少乡勇坠城而死，无法接近城池。官兵残杀乡勇的事件，层出不穷。无论是各军共同对敌，或各种军队与太平军激烈战斗的时候，各路官军对乡勇从不救应。这样的军队，要想靠他们取得成功，怎么可能呢？不单单对乡勇的态度是这样，就是官兵与官兵之间也是如此。难道谁曾听说过这一营战败了而另外一个营冒险前往救援的？谁曾听说过这支军队快饿死了，而另一支军队肯从自己的粮食中分出一粒米给对方吃的？可以说，从来就没有。因此，以我之浅见，要消灭太平军，首先要各将领同心同德，士兵们万众一心，然后才能谈到打仗的问题。根据现在部队所存在的邪气恶习和部队调动的办法，即使是圣人也难以指挥。要让官兵上下一心，非要独树一帜，改变旧的制度和办法不可，如不这样，绝不能消灭叛贼。我的意思是需要训练乡勇万人，一概从我们的士绅、文生中选拔，让品德高尚又通晓军事的人去统率，灌输部众忠君报国的思想，同时辅以艰苦严格的军事训练，相互激励和磨练，即所谓诸将同力、万众一心。这样的军队才有希望驰骋中原，荡平敌寇。

【心得】

在这封书信中，曾国藩所论述的仍是军队的团结问题。他强调只有“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

曾国藩这个理论极为重要。《论语·学而》说：“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指出“以和为贵”的重要性。从军队建设来看，所谓“和为贵”就是指士卒上下之间，以大局为重，和睦相处，临敌作战才能团结一心，同舟共济，互相支援，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将苑》也指出：“用兵之道，要在人和。人和，则不劝而自战矣。若将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谋不用，群下谤议，谗慝互生，虽有汤、武之智而不能取胜于匹夫，况为人乎。”“人和”的重要性，这里讲得很明白，但如何做到“人和”呢？这就必须先从将帅做起。

一是要推功于人，揽过于己。西汉名将卫青，在这方面堪称楷模。据《汉书》记载，卫青不仅英勇善战，而且有大将的品德和气度。他曾亲奉骑兵，七次出击匈奴，屡获大胜。然而，他从不居功邀封，总将功劳归于汉武帝与众将，因而深得部属的爱戴。

二是严于责己，知错即改。在这方面，战国时的廉颇最具代表。廉颇起初曾居功自傲，影响团结，但由于他后来能幡然省悟，向蔺相如“负荆请罪”，终于使得“将相和”，两人还因此成了“刎颈之交”。

三是折节容下，宽以待人。据《三国志·吴书》载：三国时的周瑜，不仅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军事统帅，而且是一位豁达大度的谋略家，并非《三国演义》中，那个心胸狭窄、不能容人的形象。而程普则是东吴一员战功卓著的老将，由于年高资深，被人尊称为“程公”。程普初时自恃不凡，不把年轻的周瑜放在眼里。当周瑜被任命为东吴全军的统帅，程普更是不服气，还多次寻衅侮辱周瑜。但周瑜从不计较，一直非常尊重程普，并主动前往程府探视相请教，终于使老程普感动得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酒，不觉自醉。”

四是相互协作，荣辱与共。明代的戚继光非常重视官兵之间、士卒之问相互救助的行为与情谊，并将其明定为一条令予以推行。他在《纪效新书·阵令篇》中规定：“凡每甲一人当先，八人不救，致令阵亡者，八人俱斩。一甲被围，别甲不救：一队被图，本哨各队不救；一哨被图，别哨不救，致令失陷者，具法斩其哨、队、甲长。”相关这类近乎连坐性质的条文，还有许多，其目的就是让大家自觉地从整体利益出发，互相救援，团结一心，共同杀敌。

可见，部属间的和睦互助与协调一致，不是凭空得来的。“和”，乃是将领自身修养与统率艺术高度结合的产物。“和”，来之不易，影响巨大，以和为贵，获得团结与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为了达到团结一致的教育与目的，还可以采取“和稀泥术”。“和稀泥术”是指为了平息争执双方的怒气，调解其纠纷，缓和其矛盾，而采取的一种不论双方是非曲直，不给双方惩罚的解决方法。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任命元志做洛阳令。有一天，元志乘车上街，遇到御史中尉李彪的车迎面而来。按当时封建阶级礼节，职位低的官吏应向职位高的官吏让道。可元志是一个不避强权的人，坚持不让道，于是两个人争吵起来，一起到孝文帝那里去请求评理。李彪说：“御史中尉是皇帝的近臣，元志作为一个地方官，不让道就是和御史中尉对抗。”元志却说：“我是皇帝指派国郡都在的地方长官，凡住洛阳的人，不管是谁，都编在我主管的户籍里，我为什么要让路给御史中尉！”由于李彪和元志都是孝文帝的忠实臣僚，孝文帝不便说谁长谁短，也不好指责并惩罚谁，于是孝文帝便运用“和稀泥术”，说：“洛阳，是我的丰沛（指帝王的故乡），应自分道扬镳。自今之后，可分路而行。”

对于不涉及重大原则的一些矛盾、纠纷，采取“和稀泥术”，既可以避免双方积怨愈来愈深，伤害感情，且有助于缓和矛盾，又可以减轻领导者的工作负担，免得被繁杂琐事困扰。唐代宗对待驸马郭暖“打金枝”一事的处理，与其说他是开明大度，还不如说他采用了“和稀泥术”。据《资治通鉴·唐代宗大历二年》记载：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与郭子仪的儿子郭暖（即驸马）吵架，郭暖动手打了升平公主。升平公主将郭暖说的不敬之言告诉父皇，郭子仪亲自绑缚郭暖向代宗请罪。代宗笑着说：“俗话说“不疾不聋，不作家翁”，儿女们吵架，何必当真呢！”于是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所谓的“和稀泥术”，是指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解决矛盾、平息事态的一种策略，不是为保存“一团和气”做交易，以牺牲事业作为代价的妥协退让行为。

就今天的商业社会而言，也应讲求团结，所谓“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意即和睦招致吉祥，不和睦则招致灾祸。这是旧时调解纠纷时常用作劝慰的话。《汉书·楚元王传》刘向云：“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在一个企业里也是如此。

“和气致祥”，即“和气生财”。在日本一家电池厂里，有一间“思想健康管理室”，它的用处据说是排难解纷，旨在促进厂里上下左右的和睦、友爱。它应用了教育学、心理学的某些原理，因而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所谓“思想健康管理室”，是由空荡荡的五厅一室所组成。

第一厅，迎面挂着一面大镜子，镜子下面画一双白粉脚印，闹别扭的双方进来之后，要面对镜子，站在脚印上，各自看清自己的表情。据说，当此之时，因为镜面上出现的形象，不是“怒发冲冠”，就是嘴歪眉竖，当事人左看右看的结果，难免自愧其丑，于是在不自觉之间会使“火气”下降，对立情绪减轻。

第二厅墙壁上挂着一排哈哈镜，闹别扭的双方进来之后一样要先照镜子。据说这样可以使大家露出笑颜，使紧张情绪一下子缓和下来。最后照的是一面正常的平面镜，据说目的是使人从畸形的幻境中，忽然恢复本来面目，这有助于情绪归于平和，此时如能回过头想想，就会知道应当正确、公平地对待别人，不可把别人看得一无是处，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完美无缺。

第三厅叫作弹力球厅。这里的天花板上吊着一个勾子，地板上也钉着一只勾子，两勾之间用松紧带系着一颗球，对立者分别用力去击球，由于弹力和惯性的缘故，击出去的球反而会弹回自己的脸。这意思是说朋友之间相处，争执虽然难免，但不可做得过分，你全力打击别人，那反作用力也将回应到你自己身上。

第四个厅叫“傲慢像厅”。厅内扎了一个大草人，外貌趾高气扬，瞪眼吹须，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草人旁边挂着一根棒子，每人进去打三下，意思是打掉傲慢态度，提醒自己今后不再盛气凌人。

第五个厅里面挂着许多相片，分两边装在镜框内，一边是和颜悦色、专心致志于学习和工作的英厚青年的照片；另一边则是在酒吧里鬼混、打架，外观不雅的小伙子的照片。两相对比，请君“自省”。

最后一间是谈话室。到这里双方水下来好好交谈，心平气和，前嫌尽释，和好如初。

二十兴魁荫亭（1）太守

【原文】

国藩以前月下旬，于寓中设审案局，十日内已戮五人。世风既薄，人人各挟（2）不靖（3）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4）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事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盖与阁下为政，夙心颇相契合也。前信已封未发，适接来书，盖多至论。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便补额兵。救荒之说，自是敝邑与贵治急务，然公帑既难于四颁，而民间又无可多捐，虽有善者，亦不过补救十一。侦探本当今第一急务，张制军北去时，曾与弟约，每日一信，今去已久，仅接二书。下游消息，亦未细叙。初六得江西信，知粤匪于十一破九江，十七陷安徽，廿五又去安庆，而东下矣。湖南去贼日远，籍可少息。

【注释】

（1）魁荫亭：即咸丰时湖南宝庆知府魁联。

（2）挟：心里怀着怨恨。

（3）不靖：不安定。

（4）鼠子：鄙视他人的言词，犹如说“鼠辈”。

【译文】

我上个月下旬在寓所设立了审案局，10天内杀了5个人。由于社会风气的刻薄，世人又各自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我凭空捏造了许多谣言。恰好此时各处闹事，贫农会党又欲叛乱，对他们稍加宽仁，他们的气焰则更加嚣张，竟蔑视长官，肆无忌惮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城市里劫掠。对这些人不使用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则将会有更多和他们一样的人出现，将来就无从下手处置他们了。所以，我坚持对他们实行残酷镇压，以达到扭转一点社会颓风败俗的目的。并不是我这个书生爱开杀戒，完全是形势所迫，不这样做就不能够铲除强暴，安定懦弱的庶民百姓。我与您同时从政，夙愿是相同的。前一封信写好了，但尚未寄出，刚好又收到您的来信，就多谈一些。如果就以现在国家的军队，经过训练把他们变成素质良好而有用的兵勇，那是最好不过的办法。然而，他们的腐败习气已经过于严重，岂能重新改变他们的面貌，从本质上洗刷他们内在的污浊呢？岳飞若能复生，用半年的时间或许能把这支军队的武艺训练好；但若使孔子复生，花费3年的时间也改变不了他们的恶习。所以，以我之见，现有的士兵因陋习已根深蒂固，是无法训练成有战斗力的军队，而新招收的兵勇却可以练好以代替现有的武备。关于救荒的问题，是我这里和你那里的当务之急，但公款既难于四处颁用，而民间又无法征收捐税，虽有善良的人给予捐款，也只能补救极小部分。搜集军情本来应是当前的第一要紧大事，张制军在北去时曾和我约定，每天通一封信，现在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仅接到他的两封来信。关于长江下游的情况也写得不详细。本月初六我收到从江西来的一封信，获悉太平军于11日攻破九江，17日安徽失陷，25日占领安庆后东下。太平军离湘南越来越远，借此机会正可以稍作休息。

【心得】

曾国藩在这封书信中主张以重刑治理乱世，坚持严刑峻法。

的确，所谓治乱世用重典，矫枉必须过正。“矫枉过正”较早见于《越绝书》，作“矫枉过直”。《盐铁论》也有此语，作“挠枉者过直”。《汉书》始作“矫枉过正”，该书在《诸侯王表》前面的序言中说：“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而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可谓播枉过其正矣。”唐朝的学者颜师古注道：“桥，与矫同。枉，曲也；正曲曰矫。言矫秦孤立之败，而大封子弟，过于强盛，有失中也。”

据《后汉书·仲长统传》载：仲长统的论著《昌言·理乱篇》中，也出现过此语。仲长统，字公理，汉献帝时曾任“尚书郎”等官职，为人倜傥，直言无忌；他对当时衰乱的局势颇有不满，常常说古论今，表示愤慨。他的《昌言》，就是在这样的情绪下写成的，共34篇、10余万言。《理乱篇》中有这样几句：“夫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逮王清世，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险。……上《后汉书》作者范晔，在《仲长统传》中评论说：“……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在这一句下面，有注说：“孟子曰：‘矫枉过直。’矫，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过于直’，以喻为政者惩奢则太俭，患宽则伤猛，不能折衷也。”可见，早在战国时期的孟轲，就已经说过“矫枉过直”这样的话了。

《后汉书》在评论马武等所谓“中兴二十八将”的功绩和汉光武帝纠正前汉封赏功臣过重的缺点时也说：“故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这一句下面，又有注道：“矫，正也；违，失也；枉，曲也。孟子曰：“矫枉者过其正。”

但是，《后汉书》武英殿本（清朝乾隆年间的校印本），却在这个原注之下，加注道：“今本《孟子》无此语。”大概，早先的《孟子》中是有“矫枉过直”和“矫枉者过正”等语的，而后来以至现存的《孟子》，则已失传了有关的章句。因此，孟子最初说这句话的含义是不可考了，而后来的人则都把它用作“过火”、“过分”，比喻纠正某种缺点或偏差而做得过了头的意思。

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部门，当某一不良风气或不良习惯出现时，作为领导者，要纠正这一个偏差，采用不偏不倚的中庸办法，常常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急切解决问题的领导者，常采用矫枉过正的方法。采用这个方法，如同要弄直一根弯了的竹竿或扁担，如果只是把弯了的竹竿或扁担压到正直或水平位置，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只有把弯了的竹竿或扁担压到与弯度相反的水平或垂直线之外，待弯了的竹竿或扁担慢慢弹回，才有可能使其达到“正”、“直”的标准。

二十一与储石友（1）

【原文】

弟移驻衡城，公私平顺。每念天下大局，不堪再有失坏。意欲练勇六千，概求吾党忠义朴诚之士统领，而一归江岷樵调度，以为澄清海宇之具，而纾君父宵肝（2）之忧。昨阁下禀来，即令魏崇德归湘，补招一百，合成一营，茶陵安仁之事，经塔副将（3）一战成功。其善后事宜，搜捕余匪：妥抚难民，请阁下与周守备妥为办理。诸勇在外，须约束严明，秋毫无犯，至要，至要。待安仁一案办理完毕之后，即与周守备，带勇同来衡城，商议一切。在外无事，每日仍须认真训练。将来到衡，恐为日不多即须东征，不得多加操练之功也。

【注释】

（1）储石友：名玫躬，字石友，咸丰四年进攻宁乡时兵败被杀。

（2）宵肝：古代用以形容帝王勤于政事。

（3）塔副将：即塔齐布，字智宁，满州镶黄旗人，清军参将，屠杀太平军的刽子手。

【译文】

弟自从移防衡州以来，公事私事都很顺心。每当思虑到天下的大局时，我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让国家的领土丧失了。我的意思是要训练湘勇6000人，一律选拔绅士中有忠肝义胆、诚实正直的人去奉领，统一归江忠源指挥，作为扫除天下叛贼的工具，以解除皇上为国家安宁日夜操劳的忧虑。昨天收到阁下的来信，便立即命令魏崇德回湘乡，补招100名乡勇，编为一个营。茶陵安仁的事情，经过塔齐布副将军指挥，一战取得成功。有关善后事宜，如搜捕残余的土匪、安抚群众百姓，请您和周守备妥善地办理。军队在外，要严加约束，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这是最重要的。等安仁一案办好之后，您立即和周守备共同把军队带到衡州来，以便商议一切有关事宜。在外无事时，每天仍然需要抓紧时间认真训练军队。将来到衡州，恐怕没有多少日子就要东征，那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工夫来训练军队了。

【心得】

曾国藩在这封书信中，强调军队必须纪律严明、与民秋毫无犯，坚持从严治军的谋略思想。

秋毫无犯，原文见于《史记》。据《史记·项羽本纪》载：“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吴口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史民，封府库，而待将军。’”《后汉书·岑彭传》亦云：“持军整齐，秋毫无犯。”这些都强调：治理军队，必须严明纪律。所谓秋毫无犯，就是形容军队纪律严明，对百姓无一丝一毫的侵犯。纪律是军队的生命，无纪律的军队无异于一群乌合之众，在军事活动过程中，只有维护民众的利益，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的，因而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建军初期制定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国以后，随着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进程，军队的各种条令条例日臻完善，从根本上保证了军队具有铁的纪律，因而得到了人民高度的信赖，广泛的拥护和支持，攻必克、战必胜，所向披靡。

在元末起义军中，朱元璋的军队纪律最为严明。朱元璋认为，只有“惠爱加于民，法度行于军”，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也才能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攻破和州后，朱元璋被郭子兴任命为和州总兵官，他上任后发现官府、军队中有掳掠民女的现象，当即召集将领道：“掳人妻女，使民夫妇离散。军无纪律，何以安众？凡军中所得妇女，当悉还之。”第二天，他把和州城中的男子和所掳掠的妇女叫到州府前，让他们相认，如果是夫妇的，可以离去。朱元璋采取的这个措施使人民“家室得完，人民大悦”，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史记·淮阴侯列传》载：秦朝末年，项羽听说刘邦夺取了关中，并派兵守关，以拒绝其他诸侯军，非常恼怒，准备攻打刘邦。项羽的季父项伯与刘邦的谋士张良是故交，于是项伯连夜把这一危急情况告诉了张良。刘邦对项伯说，他的军队进入关中，军纪严明，“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迎接项羽的到来，故不必担忧。

后周世宗柴荣派兵三次兵征南唐，颁发诏书，晓谕王师所至，秋毫无犯，望百姓切勿惊逃。由于军纪严明，终将南唐军队打败。北宋赵匡胤西取后蜀，攻打四川，临行前，他诫谕诸将说：吾欲得者，仅蜀地也。军营所至，不得焚荡庐舍，殴掠吏民，盗发丘坟，剪伐桑柘。违者定以军法从事。大军纪律严明，所向披靡，平定了后蜀。

公元69年，罗马皇帝奥托与维提里乌斯进行内战。奥托的军队出征时，滥杀无辜，所经之地大肆焚烧、蹂躏和抢劫。起初，奥托军队所到之处，田地里到处都有人在耕作，家家户户的门也都敞开着，田庄的主人们带着妻子儿女赶来欢迎军队，但人民没想到的是，遭到的却是战争的惨祸。奥托的军队一路骚扰民众，为他日后的统治种下了祸根，尽失民心，几个月以后，奥托即为他人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