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巨人传——丘吉尔

第三章 步入政坛

胜利不是结束，失败不是死亡，真正重要的是敢于继续的勇气。——丘吉尔

为选保守党议员奔波

丘吉尔作为军校出身的下级军官和无师自通的战地记者，很多时候还是作为军官兼记者或记者兼军官，转战和采访了美亚非三洲四个国度。

他一手拿枪、一手执笔，传奇般冒险和脱险的丰富阅历，死里逃生的勇敢和智慧，大量生动、及时、精彩、引人关注和传诵的战地通讯，以及直言不讳、引起军政上层重视和争论的军事对策性政见，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为他竞选获胜铺平了道路。

1899年6月，丘吉尔从苏丹回来后，再次走访保守党总部，提出竞选议员的要求。恰好兰开夏郡奥德姆选区一位保守党议员新近去世，而丘吉尔父亲又是从当选这个选区的议员走上政坛的，保守党总部便建议他参加马上就要举行的议员补缺选举。

这次选举争论的焦点是保守党索尔兹伯里政府提出的什一税法案，其内容是开征一种新的地方税，为英国国教圣公会牧师筹集资金。低教派不搞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不需要多少经费开支，而曾产生有名的 “救世军”组织的非国教的卫理公会，因为得不到这笔资金，都反对什一税法案。

丘吉尔童年受保姆的低教派观点影响很大，而奥德姆这个工矿区卫理公会的势力又较大，丘吉尔的竞选演说便发表了不利于本党法案的意见。他毕竟人微言轻，经验不足，又触犯了本党的权威，虽有马尔巴罗公爵和母亲为他奔走助选，还是落选了，而且得票差得较远。

“人生如跨越障碍物的赛跑，前面往往有许多阻碍，要靠自己努力去跳过、穿过才行。”初次落选丝毫没有挫伤他的宏愿，没有给他那总是充满自信和乐观的情绪蒙上任何阴影，他积极创造更充分的有利条件，决心拿下政治越障碍长跑中的第一个目标。

这回作为英布战争中名噪一时的英雄回到英国，正好欣逢举行全国大选的良机，丘吉尔喜上加喜。不待洗去鞍马征尘，便前往奥德姆市报告他的越狱和战斗经历。他在十辆四驾马车的前呼后拥中，缓缓驶过挤满欢迎人群的街道，热情的市民不分党派和政治倾向，全都在鼓乐齐鸣中向他欢呼致敬。

他还到皇家戏院等处向公众介绍英布战争的第一手材料，特别突出地宣传他本人戏剧般的英雄事迹。

▲丘吉尔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1900年，索尔兹珀尼首相解散了议会，宣布举行下院选举。由于丘吉尔成为南非战争中的传奇英雄，他在这次竞选中处于有利地位。此前当他刚刚逃离布尔人的牢笼时，甚至连奥德姆选区许多支持自由党的选民都曾写信向他表示祝贺，并表示在下次选举中“不管政局如何”都将投他的票。

这年的下半年，他毫不留恋地告别了军界和新闻界，义无反顾地进入政坛大门，而且很快登堂入室，从此终生乐此不疲。他并非有意为走直路而走弯路，但他在军事和写作方面的积累和锻炼，却成为两个强项，为他日后施展卓越的政治才干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英国，搞政治登峰造极的境界是当首相。要当首相必需先当内阁大臣。要当大臣必先当下议院议员。要当议员必须是一个大党所推举的代表在某个选区参加竞选。由于父亲政治活动的背景，丘吉尔早就是保守党党员。此外，保守党秘书长告诉他，参加竞选还有两个条件，一是给党捐资1000英镑，二是练就过硬的演说本领。近三年来，他盯住这两个条件作了一些准备。

保守党人则充分利用丘吉尔的历险大做文章。由于得到了各方面的有力支持，丘吉尔为保守党赢得了一个议席，当选为奥德姆选区的保守党议员。

保守党政府根据英国政党斗争的惯例，利用战争胜利、民心沸腾的大好时机，宣布解散议会，提前进行下院选举，以便使在野党处于不利地位，而自己轻易地夺取多数席位，组成新一届政府，继续执政。

他们估计到布尔人是顽强善战的对手，此起彼伏的反英游击战随时可能掀起高潮，于是进一步掀起席卷英国的沙文主义狂热，提出把南非战争进行到底的选举口号。为了在竞选中击败政敌，他们把任何政敌都说成“亲布尔人派”。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甚至在竞选演说中说：“政府丢失的每一个议席，都将是布尔人赢得的席位。”

保守党人把丘吉尔当作“战争英雄”大加利用。为他编写了诗歌，谱写了歌曲，雇用著名的歌唱家在音乐厅演唱颂扬他的歌曲，安排他到各个选区喋喋不休地发表演说，为保守党人拉选票。

十几个选区愿意提名丘吉尔当自己选区的候选人。丘吉尔选择了第一批进行选举的奥德姆选区，他要让这里的选民有机会“纠正”他们上次没有将他选上的“错误”；而首先投票的选区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选举的结果又特别引人注目，会给其他选区的选举以影响。

8月，奥德姆选区开始进行竞选活动。堂兄马尔巴罗公爵九世额外捐助400英镑作为竞选费用，还答应每年提供100英镑作为奥德姆选区保守党机构的活动费用；她妈妈赶来为他游说；张伯伦也亲临奥德姆选区，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支持丘吉尔。

在这个自由党和工会势力超过保守党的选区，保守党和自由党各提出两名候选人竞选。选举结果，两党各有一人以12900多票当选，丘吉尔排名第二，比当选的自由党议员只差16票，比落选的自由党候选人朗西曼也只多222票。

取得胜利后，他以谦恭掩饰得意的语气说：“我为朗西曼先生感到遗憾，他是一位非常聪明能干的人。毫无疑问，你们推举了三位有较高才能的人，第四个才是我自己。我觉得遗憾的是，朗西曼先生却站在失败者中间，而我们不可能全是胜利者。”

丘吉尔成功地夺回了前次选举中保守党在这个选区所失去的席位，保守党把他当作推动选举夺取胜利的瑰宝来利用。当竞选活动全面推开，不少选区都请丘吉尔前去进行助选演讲，连张伯伦和保守党下院领袖阿瑟·贝尔福也请他去捧场。

当他到达曼彻斯特选区群众大会会场时，贝尔福正在发表演说，广大听众中断听讲，全体起立向他欢呼。这个26岁的新手，以他在南非获得的名望和娴熟的演说技巧，已比一般的议会老手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丘吉尔看到听众乐意听他演说，并能很好地理解甚至赞同他的看法，灵机一动，决定到全国各地去发表索取报酬的演说，以便为从事政治活动积累足够的金钱。当时在下议院当议员是没有薪水的，议员领取薪水制度始于1911年，他们必须靠自己的钱维持生活，还要支付竞选的经费。

他发表的关于英布战争的巡回演说，客观上是给保守党的竞选活动进行义务宣传；而得到保守党各地实力派人物的支持，又使他四处奔波的演说能够持续进行下去。

演说的中心内容，自然是突出个人，自我宣扬，结果是名利双收。每场演说收入至少100英镑，在利物浦的演说高达300多英镑，他一个月内便由此收入4500英镑，而《晨邮报》支付的十个月薪水，和当年出版两本书的所得，也不过是这个数目。

国内演说尝到了甜头，丘吉尔更扩大了胃口，他接着又到美国和加拿大去演说。丘吉尔演说的美国主办人拼命为他宣传，对公众吹嘘丘吉尔是“五次战争的英雄，六部书的作者，英国未来的首相”。

连虚荣心很强的丘吉尔也觉得这些话有点过分，虽然他心里巴望着有朝一日登上首相的宝座。鉴于这种宣传在英国影响不好，他便要求美国主办人适当修改广告的措辞。

到纽约演说时，美籍爱尔兰人进行抗议，说英国政府对南非布尔人像在英国对爱尔兰人一样，对民族独立运动实行武力镇压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的政策。幸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替他解围，才排除了麻烦，继续进行一家美国报纸所说的“沿街兜售自己如何逃离令人毛骨悚然的布尔人法网的冒险故事”。在大西洋彼岸演说的效果和收入都不如英国，因为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不可能有强烈的反布尔人情绪。

他靠演说一共收入1万多英镑。他把这笔在当时说来为数不小的款项存到曾为他父亲效劳的一位银行家卡塞尔那里。利用这笔钱的利息和投资收入，至少在今后几年中，丘吉尔可保吃用不愁，从政开支无忧。万事俱备，丘吉尔从最初在英国政界获得议员这个坚实的立足点起，就决心而且可以一心一意，毫无顾虑地猛打猛冲了。

丘吉尔自己后来说，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星期日以外，我差不多每晚都要演说一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有时一昼夜演说两场。我接连不断地奔波，很少在一张床上睡过两次”。“我绝不会忘记，一个又一个大厅挤满了情绪激昂的人群，我赶赴一个又一个会场，发表一次又一次演说。我赴会所乘马车的‘嘎嘎’声和迎面袭来的冷空气，同热气腾腾、灯火通明、热情奔放的会场气氛，不时交替出现”。

丘吉尔这个26岁的新手，以他在南非获得的名望和娴熟的演说技巧，已比一般的议会老手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每日邮报》的老板哈姆思沃尔斯建议对丘吉尔深入了解一下，以后好

好报道。一个叫史蒂文斯的人对丘吉尔跟踪考察了一段时间后，在

《每日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叫《欧洲最年轻的男子汉》的文章，

对丘吉尔作了透辟的分析。

论年龄，甚至论气质，丘吉尔还是个孩子，但若论个人抱负、深思熟虑、运筹自如、有的放矢、手段高明等方面，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子汉了。

他是个有坚定抱负和敢于为之采取果断行动的男子汉。他对于所采取的手段能否使他有效地达到目的，能作出准确的、几乎是令人惊异的判断。

他具有老练的国务活动家那种灵活自如处理事务的本领。他也许具备当一个大将军的品质，不过这些品质从未在他身上表现出来，而另一些品质却在他身上表现得很充分。假如他愿意，这些品质能够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民领袖，成为一个卓越的新闻记者，或成为一个最大的广告商行的老板。

丘吉尔是个不谦虚的人。特别是在军队中，他自命不凡，经常碰钉子。然而他并不因此自暴自弃。他自命不凡的这个缺点是无法克服的，无论从年龄、从正常的理性或从事实本身来看，都没有为此提供条件。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丘吉尔是个沽名钓誉、处世谨慎的人。与其说他在盘算如何飞黄腾达，不如说他在深刻地进行自我省察，而这种省察的结果使他相信，他具备将来成为叱咤一时的人物的天赋个性。

与这篇文章的观察和判断相近，同保守党在政治舞台上激烈角逐的老冤家自由党，在丘吉尔当选为议员后，他们的喉舌《曼彻斯特卫报》也承认丘吉尔是“一位勇敢无畏、富有魅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丘吉尔不是一个思想家，他没有系统的世界观和可以比较严密地加以论证的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观点，甚至对英国人心目中具有神圣性的宗教信仰，他也看得很淡。

不过，受吉本和麦考莱史学著作影响，他终生抱着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即杰出人物和英雄创造历史。不论对这种观点如何评价，但这一信念却像火车头一样产生巨大的力量，牵引着丘吉尔前进。

至此，丘吉尔更加决心要当一流的杰出人物和英雄，他自信必定会成为一流的杰出人物和英雄。

他认为自己在20世纪之初就踏上了英国政坛，那么，创造20世纪的英国历史便是自己的天职。

成功发表亮相演说

1901年2月15日，英国新一届议会首次会议开幕。丘吉尔身穿黑色燕尾服，头戴高高的宽边平顶灰礼帽，拄着手杖，昂首阔步走进泰晤士河畔的议会大厦威斯米思特宫。

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物宏伟壮丽，每当议会开会时，白天在维多利亚塔上升起英国国旗，夜晚则用灯光照射大钟楼。议会大厦中圆形的中央大厅将上、下议院分开。

上议院又名为贵族院，由英国王室后裔、世袭贵族、终身贵族组成。玛尔巴洛公爵自然也是一名上议院议员。

这1100多名周身流着高贵的“蓝色血液”的英国贵族，只有司法权而无立法权，对于下议院通过的议案如不同意，只能拖延其生效的时间，而不能加以否决。

下议院是平民院，拥有立法权、对内阁的监督权和倒阁权。会议大厅的右边是执政党议员的坐席，左边是各在野党议员的坐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席。执政党内阁成员和反对党“影子内阁”成员分别坐在两边的前排，称“前座议员”，其他议员坐在两边的后排，称“后座议员”，前排、后排中间有条过道作为分界线。大厅楼上为记者席和听众席，议会辩论公开进行。

在英国，影子内阁是个非常重要的政府机构，它是反对党配备的内阁班子，其成员在议会中分别瞄准现任内阁成员的施政举措，同他们唱对台戏；一旦反对党上台执政，影子内阁稍加调整，就成为正式的组阁名单。

丘吉尔走到保守党后座议席的第一排，在他父亲就任议员时坐过的一个座位上坐下，伸直的双腿搭在一起，大礼帽扣在前额上，双手插在口袋里，像一个年长的议员一样，懒洋洋地环视着四周。

丘吉尔是最年轻的议员，但是托家族和父母之福，他早已结识过一些议员和大臣，也曾跟着父亲来听过会，熟悉这里的一切议事规矩。他没有陌生感和新奇感，也就不会特别的兴奋。

当年丘吉尔走出校门时，他坦率地对一个朋友说过：“我们都是些小昆虫，不过我确实认为我是一只萤火虫。”现在他的志向比当一只默默无声、发着冷光的小虫不知提升了多少倍。他在盘算着如何成为一条搅动政治风云的人中之龙。

新议员照例要发表在议会亮相的“处女演说”，就像戏剧学校毕业生的首次公演一样，对于在公众面前显示自己的形象十分重要。对于首次演说，他们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认真准备自不用说，还要把时间推迟到议会开幕的一个月之后，以便有更多的机会观摩老议员的熟练表演。

丘吉尔却急不可耐，第四天就发表了他在议会的首场演说。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着急。他说他小时候体弱多病，不可能比他父亲活得更久，他也大概只能活45岁，但却要比他父亲取得更大的成就。事实上，他的寿命比他父亲整整长了一倍。

演说的题目选择得很恰当。这天的议会辩论议题是南非政策，对于丘吉尔来说，没有别的问题比这更熟悉了。只是演说的环境和条件却是全新的。

丘吉尔很健谈，在社交活动中他往往滔滔不绝说个没完，肆意垄断谈话的权利，把交谈变成独白。有时对那些只有一知半解甚至一窍不通的问题也高谈阔论，引起宾主一阵哄笑，他既不害羞，也不计较。而且近几个月来，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已经是他的家常便饭了，因此也就越来越驾轻就熟。

▲丘吉尔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丘吉尔被安排在自由党37岁年轻议员劳合·乔治后面发表演

说。他一边听劳合·乔治讲活，一边再次修改自己讲稿。丘吉尔的亮相演说开始了。针对劳合·乔治指责保守党政府

烧毁布尔人庄园的行为，他说：

尊敬的议员刚才的讲话未免不够公正。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在所难免，这已被近期内各国发生的战争实例所证实。

如果让我一个亲临战场的人加以评论，我可以断言，像英布战争这样以人道主义和宽容精神进行的战争是前所未有的。

保守党坐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丘吉尔接着推崇布尔人的英勇善战，主张让布尔人得到公正而光荣的和平。他说道：

政府应当明白，企图轻易地降伏布尔人，那只会增加痛苦和危险。可以考虑适当增加一些兵力以稳定当地的局势，然后给布尔人以公正的停战条件和自治的权利。

这回在自由党席位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在演说结束语中，丘吉尔似乎还涉及到他的父亲伦道夫勋爵：“这里，如果不表达我十分感激之情，我将不会安然入座。感谢诸位善意而耐心地在下院听我讲话。我完全知道这种善意与耐心赐给我，并非出于我本人的原因，而是由于在座许多尊敬的议员先生至今仍保留着某种美好的回忆。”

亮相演说相当成功。演说结束后，劳合·乔治前来相见，同他热烈握手。这个握手，从此开始了英国政界两名崛起的新手长期的友谊。

为了政见退出保守党

1903年5月15日，政坛老将内维尔·张伯伦在自己的选区伯明翰发表演说，提出仿照德国和美国的办法，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壁垒政策，来保护国内市场和工业。

按照这项建议，在大英帝国本土和殖民地、自治领之间，进出口商品享有优惠税率，而对大英帝国范围以外的商品，则筑起关税壁垒，以减少和防止渗入。张伯伦断言，这一妙策，可使英国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新繁荣。

从长远看，张伯伦无疑是对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实施这一政策的时机还不成熟。因为实施特惠税率将会直接导致英国进口粮食的价格上扬，使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同时，纺织行业和造船业从中将得不到任何实惠，只有与张伯伦有关联的重工业会从关税壁垒中明显受益。因此，张伯伦的主张甚至遭到了来自保守党内部的强烈反对，反倒使因英布战争产生分裂的自由党人重新团结了起来。

丘吉尔正确地估计了形势，认识到自由贸易能提高一般英国公民的生活水准，而这才是政府面临的主要课题，因此他公开地站在了反对张伯伦的一方。

为了使这一届政府能够改弦易辙，丘吉尔把关税问题与“民主保守派思想”联系起来，在议会内外展开了紧张频繁的活动，激烈地反对实行关税壁垒，顽强地维护自由贸易。

丘吉尔指出：“保护贸易的含意是，全国人民一致赞成，通过征税、支付一定的款项，使某种贸易活动得以进行……每一项贸易活动都将受到国家保护性援助的鼓励……下院的会客室里挤满了游说者，我已预感到周围充满了一种腐败的气氛……保护贸易原则从任何观点来看对棉纺织品贸易都不会有什么好处……我完全可以理解经营农业的人会赞成贸易保护制度，但是我不能理解兰开夏人会支持普遍的贸易保护制度。”

丘吉尔虽然没比自由党人讲出更多的或独特的理由，但他精力充沛，雄辩滔滔，就等于从内部向保守党投掷了一颗重磅炸弹，比别人更具有轰击力。在党内外夹攻中，1902年9月9日，张伯伦和主张自由贸易的大臣们全部辞职。

保守党的失利让丘吉尔很失望。丘吉尔没有耐性再等待下一轮机会，于是他小步快跑，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了对保守党的叛离：1903年12月，他在演讲中激烈抨击保守党的政策，甚至有意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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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自由党讨好。

丘吉尔在结束演讲时说：“感谢上帝，我们还有个自由党！”1904年3月，他开始自称为“独立的保守党人”。同年12月，他写信支持在勒德洛进行补缺选举的自由党候选人。

1905年1月，丘吉尔被保守党组织秘书取消了保守党员资格。3月，当他对关税改革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一大帮支持政府的保守党议员在首相的亲自带领下退出了议会大厅。

这时，自由党议员们向丘吉尔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和鼓励，自由党内著名的激进分子劳合·乔治对丘吉尔表示了更

大的热情，两人自此后成为好友。5月末，丘吉尔在下院的座位从保守党人一边转到了反对党一边，他再次选择了他父亲生前坐过的那个位子。

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从一个党跳到另一个党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事实上，丘吉尔从进入议会的最初几天起就反映出转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保守党领导层中的形势是明摆着的，他要留在保守党内，显然不能青云直上。

▲保守党领袖张伯伦

然而，丘吉尔没有耐性等待，他要权，而保守党内其他青年政治活动家们堵塞了他在这个党内取得权力的道路。与此同时，自由党内的道路却是畅通的，为了远大前程，丘吉尔转党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丘吉尔改变党属关系所造成的冲击波是巨大的。他的许多朋友公开指责他是个忘恩负义的机会主义者，说他利用别人往上爬，尔后又反戈一击，加入了另一个党。

丘吉尔所受到的排斥要是落到其他政治家身上，必定早就被压垮了。但丘吉尔并不在意。他与劳合·乔治斗志昂扬地向保守党政府发动攻击，他们为获得大臣的职位而处处表现自己。

丘吉尔在许多方面与自由党人的政策保持了一致。除了反对扩大军队、反对关税壁垒、主张自由贸易而外，在反对不人道地对待南非矿区的中国劳工，反对在对外事务和帝国事务上花费太多，主张立法保障工会权益以及反对禁止进一步移民等问题上，都与自由党人站在了同一立场上。

保守党政府由于在外贸问题上的斗争而瘫痪了，首相辞职。自由党领袖坎布尔·班拿曼于1905年组织政府，并确定1906年1月举行下届议会选举。

保守党首相辞职，结束了他们的十多年执政，开始了自由党统治英国的时期，可见丘吉尔投奔自由党并未失算。劳合·乔治当上了贸易大臣，丘吉尔担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的职务。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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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丘吉尔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收集资料，进行整理，在大量素材的基础上，撰写出父亲伦道夫·丘吉尔的传记。

在撰写过程中，他得到了父亲的老朋友和老同事的慷慨帮助。张伯伦、罗斯伯里这些政坛老将为他提供了许多与伦道夫勋爵来往书信的原件。

丘吉尔两卷本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传》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于1906年1月2日公开发行。

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再一次极大地提高了广大读者对丘吉尔的尊敬之情。有评论认为，这本书的风格与基调完全超出了适应市场需要的范围，仿佛年轻的丘吉尔是为了后代人而不是为当代人写的。

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

1905年12月5日，自由党领袖坎布尔·班拿曼组成新政府并立即解散议会，确定于1906年1月进行大选。坎布尔·班拿曼在组织内阁时，请丘吉尔出任财政部次官。这对一位年轻大臣来说，是一个显要的职位，年薪高达5000英镑，比其他部的次官要高得多，而且可以为今后的升迁奠定良好的基础。

但丘吉尔谢绝了这一任命，他要求改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这一地位较低的职务。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然而是扬长避短的明智选择。

丘吉尔不熟悉财政事务，对殖民地的情况则知之甚详。他可以全权代表殖民地事务部在下院发言，为他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发表独立见解，施展自己的才干提供较广阔的舞台。

丘吉尔如愿以偿，当上殖民副大臣后，从文官中挑选了一个与他同年的埃迪·马什当自己的私人秘书。此人瘦高个儿，嗓音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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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细，博学多才，既能为性急的丘吉尔很快地找到和准备好他所需的大批各种资料，又能以其稳健的个性在丘吉尔焦躁和发脾气时很有策略地劝他克制，充当他的缓冲器。

丘吉尔十分器重这位助手，让他跟着自己从一个部调到另一个部。他为丘吉尔忠诚地效劳。

有人对丘吉尔担任那么繁忙的国务工作，竟能在知识结构不大完善和文化素养不够精深的条件下，写出那么多很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稿感到大惑不解。

丘吉尔有一次对一位研究人员透露了其中的一个奥秘：“其他人能够替我做的脑力工作，我自己从来不去

做。”丘吉尔一生将大量的专家、学者和其他出色人才网罗在自己周围，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以致很多研究人员认为，丘吉尔的组织能力比思维能力更强。

面对即将到来的1906年1月的全国大选，丘吉尔以挑战的姿态，选择了一直是保守党据点的曼彻斯特西北选区参加竞选。1905年末，丘吉尔就带着马什住进了威斯米思特附近的米德

▲丘吉尔

兰特旅馆，在一连串的政治集会上发表了极受听众欢迎的演说，场面热闹，盛况空前。

在演讲中，丘吉尔充分运用了自己这些年来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演说技巧，在与政治对手的辩驳中善于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取得了很大成功。

他的竞选对手威廉·乔茵生·希克思是一位强有力的宗教界人士，在关税改革问题上是个稳健派。他抓住丘吉尔由保守党人反叛为自由党人这一事实，指责丘吉尔的政治态度前后矛盾。

丘吉尔简单而又巧妙地回答了他的诘难。丘吉尔说：“我在为保守党工作的时候，我说过许多蠢话，正是因为我不想再继续说这些蠢话，我才离开了它。”这个回答引起了听众的一片欢呼声和笑声。

丘吉尔还很注意争取保守党人的支持，因此他把自由贸易问题作为自己演说的经常性主题，强调这一问题是选举的关键问题。

1906年的选举使工党初战告捷，这标志着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英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丘吉尔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新动向。

1906年10月，丘吉尔在哥拉思格发表了一篇关于工人代表参政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他赞成工人代表参加下院，但他又尽力试图将工人代表参政的组织形式纳入自由党的轨道。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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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结束后，丘吉尔要完成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按照自由党内阁的旨意，解决南非的前途问题。他负责草拟一项议案，将英布战争结束后被并入英殖民帝国版图的德兰士瓦和奥伦治，同英国移民较多的开普敦、纳塔尔合并，组成南非联邦，作为英国的自治领土，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那样。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英国和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之间的矛盾。

1907年下半年，丘吉尔赴英国各东非殖民地作了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半视察半休假的自费旅行。丘吉尔同《滨海杂志》谈妥，为其撰写系列文章，每篇150英镑，以稿费来支付旅费。

丘吉尔原拟花更多的时间观光和狩猎，但一到非洲就陷入繁忙的公务之中。英国派驻当地的总督为他设宴接风洗尘，向他报告工作，当地王公贵族、部落酋长频频前来参拜，弄得丘吉尔想回避也回避不了，有时只好晚上一边洗澡一边向马什口述为《滨海杂志》撰稿的素材。

艰辛的旅途丝毫没有令丘吉尔扫兴，丰富的自然资源还使他游兴倍增，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他心中萌发：如果在这里大修铁路、大建电站、大盖工厂，东非沉睡的丛林，白白冲泻的瀑布，就将从无穷的潜力变成大英帝国滚滚而来的财富。于是一边旅行，一边把即兴而来的设想倾注笔端。

1908年，丘吉尔出版了《我的非洲之行》。

担任商务大臣

1908年2月12日，坎布尔·班拿曼首相突然中风，而且复原无望了。他的继承人阿斯奎斯开始筹划组建新内阁。

阿斯奎斯拟请丘吉尔在海军大臣或地方政府事务大臣两个位置中选择一个。丘吉尔不好去取代他姑父、现任海军大臣特威德蒙斯勋爵的职务，因而选择了地方政府事务大臣一职。

但担任该职的是内阁中唯一的工联主义者约翰·伯恩斯，他不愿意离开这一职位。最后，阿斯奎斯安排丘吉尔接替劳合·乔治担任商务大臣；而劳合·乔治接任阿斯奎斯本人的财政大臣之职。而且阿斯奎斯答应将商务大臣地位提高到内阁大臣这个等级。

这样，1908年4月，时年33岁的商务大臣丘吉尔走进办公室，成为英国政府近五十年来最年轻的内阁大臣了。

从主政的第一天起，丘吉尔就将拿破仑的一尊小铜像放在自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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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办公室的写字台上，以后这尊铜像就伴随主人从一个部转到另一个部。这一引人注目的新摆设，可以说明丘吉尔对拿破仑佩服得五体投地。

此外还隐约地透露了丘吉尔一个隐秘的愿望：从当上内阁大臣起，他就把下一个目标瞄准了首相。

当时，英国的商务部管辖范围是比较宽泛的，劳工部尚未从中分离出来，后来的劳工部的大部职能此时均归商务部行使。贸易问题、运输问题、工业问题、劳工问题，甚至专利和版权问题，都由商务部进行处理。

还有许多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也与商务部的工作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这就为热心社会改革，渴望建立政治业绩的丘吉尔提供了极好的施展抱负的舞台。

丘吉尔上任之初，英国即开始呈现出周期性经济萧条的明显兆头：失业人数逐渐上升；许多行业的业主都试图削减工人或雇员的工资，由此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怠工甚至罢工事件。

丘吉尔在商务部负责制定的第一项重要立法，就是有关“血汗劳工”的法案。当时，社会上有一部分劳工，在极为不利的条件和低微工资的情况下，被某些工业或商业部门雇佣。这些“血汗劳工”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因而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

1909年3月，丘吉尔在掌握了大量各行业自行制订的有关工作时间与工资报酬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向下院提出了在几个适当的行业建立工资协商组织的提案，未遭任何反对就获得通过了。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着手对劳工职业介绍所问题进行处理。他担任商务大臣后的第一个指令，就是要商务部劳工统计局提供有关劳工职业介绍的资料。

丘吉尔接受了部里专家倍弗尼奇的看法，认为成立劳工职业介绍所是进一步处理失业问题的根本性准备。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建立并实施一套强制性失业保险体制。

丘吉尔建议将商务大臣的年薪从2500英镑增加到一等大臣的5000英镑，并且从别人取代他以后再生效。阿斯奎斯答应了他这一请求，他这一姿态更博得了人们的好感。

在1909年间，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件事，一是政府内部关于海军建设计划的政策分歧；一是劳合·乔治编制的财政预算以及对新税法的争议，而这两件事情则又是相互关联着的。

丘吉尔对国家防务开支问题极为关注。他认为陆军不应考虑在欧洲大陆进行战争，不能以此为目标进行备战；若单纯考虑殖

▲丘吉尔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民地事务的军事需要，则陆军的力量已有富余。

因此，一年节约100万英镑以上的军费开支是完全可能的。为此，他为陆军部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改革计划并力图说服内阁予以接受。由于遭到陆军大臣霍尔丹的抵制，丘吉尔未达到目的。

在海军的财政预算问题上，丘吉尔与劳合·乔治看法相同。当时他们都对英国将与德国开战的忧虑持怀疑甚至嘲笑态度，因而坚决反对海军大臣雷金纳德·麦克纳向内阁提出的建造六艘“无畏号”型战列舰的海军预算方案。

丘吉尔自始至终与劳合·乔治站在一起。劳合·乔治的计划中的有些内容，比如建立发展基金，用于诸如植树造林或修建道路等财政项目，以便为周期性经济萧条时期提供额外的就业机会，就与丘吉尔1908年3月向阿斯奎斯提出的计划完全一致。显然他们曾就此交换过意见。

10月，丘吉尔在登迪市发表演说，提出设立“平衡机构”来调节劳动力市场，这就将劳合·乔治的计划阐述得更为具体清楚了。

劳合·乔治赴德考察回来，提议学习德国强迫保险制度，要丘吉尔提出具体实施方案。丘吉尔充分利用了一些朋友的知识和经验，制订了强制保险法案，包括失业和残疾保险。

为了筹集实行这项法案所需经费，平民出身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提出增加1400万英镑财产和地产税收的预算，因而引起更多的代表贵族利益的保守党人的激烈反对，以致在1910年初的大选中，自由党与保守党所得议席改变为275∶273。丘吉尔不顾被视为他所出身的贵族阶层的叛徒的危险，担任“预算同盟”的主席，为宣传和争取通过劳合·乔治的预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提出一系列社会改革的设想，争取工人的同情，把他们从工党那里吸引到自由党方面来，以缓解社会矛盾，保持和巩固自由党的统治。

丘吉尔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是十分坚定的，他完全否定和极端仇视工人革命运动，早在1906年10月于格拉斯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他就明确宣称：“任何一种涉及暴力的运动都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压倒优势力量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将埋葬诸如此类的运动。”这一立场他从未改变过，而且体现为武装镇压的行动。

贸易部职能的扩大和工作实绩的显示，获得议会和内阁的好评。在大选前他受命到各地进行巡回演说，每次演说都很少重复以前讲过的内容，连首相本人的选区，也请他去演说。这些演说辑录为《人民的权利》一书出版。

大选后阿斯奎斯对内阁组成稍作调整，让竞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丘吉尔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在爱尔兰事务大臣和内政大臣中任选其一。爱尔兰人要求独立是个老大难问题，解决的条件尚不成熟，丘吉尔便接受了内政大臣之职，以铁腕来处理越来越尖锐的群众政治斗争。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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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的矿工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煤矿公司资方决定强行解雇罢工工人，又在警方保护下把工贼送往罢工地区以破坏罢工，受到工人纠察队的阻拦。工人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冲突很快发展为短兵相接的搏斗。当地警察局动用的大批警力远远超出维持秩序的需要，他们用武器屠杀工人。丘吉尔获悉后，又从伦敦增派1000名警察前往平定“骚乱”，并请陆军部派军队去压阵。

妇女参政运动的拥护者在伦敦一家礼堂举行集会，然后组织一支300人的队伍向议会大厦前进，准备向首相递交要求妇女普选权的请愿书。丘吉尔如临大敌，在议会周围布置了1200人的警察部队。妇女们企图冲破警戒线，结果遭到持续数小时的殴打杀伤。以前对付游行示威者，只是抓起来关几天，现在警察竟改用惨无人道的手法，人们深信幕后指使者是内政大臣丘吉尔。

1911年8月，英国海员和码头工人罢工，伦敦港口管理局求援，丘吉尔立即同陆军大臣霍尔登商定，派25000名士兵前往镇压。消息传开后，码头工人的领导警告政府，如果军队胆敢动一下船坞，就会发生武装冲突，造成流血事件。劳合·乔治说服首相出面干预，才把丘吉尔控制住。铁路工人为争取运输公司承认他们的工会，并声援海员和码头工人而宣布总罢工，丘吉尔不等地方当局求援，就派遣50000名士兵，每人配20发子弹，开赴铁路沿线“维持运输秩序”。有三处士兵在驱散游行队伍时开枪，造成了伤亡。

最可笑的是处理伦敦珠宝店被盗、追捕的警察三死三伤事件。丘吉尔亲自领导侦破这一案件。一天，他得到报告说，凶犯已在塞德奈街100号被包围，并且不时开枪，看来房子里强盗不少，弹药贮备充足。丘吉尔闻讯便披挂上阵，身穿皮领大衣，头戴丝绒礼帽，调集数百名警察和士兵，甚至还从军火库弄来大炮，剑拔弩张地赶去，指挥包围射击。被围房子着火后，丘吉尔命令不准扑灭大火。最后，人们在焚毁的房子里，只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

英法的许多报刊嘲笑丘吉尔牛刀杀鸡，以石击卵，送给他“塞德奈街上的拿破仑”的雅号。

1909年，政府解散了下院，定于1910年1月举行大选。

在竞选期间，丘吉尔发表的大量演说被汇集起来，编辑成书，很快付印，赶在1910年1月竞选结束前出版，书名为《人民的权利》。这本书实际上成了自由党人的竞选手册。

最后，丘吉尔以10747票当选。落选的两名保守党人以及禁酒主义者斯克林杰等三位候选人的得票总数还不如丘吉尔一个人的得票多。

迟到的美满姻缘

1908年，丘吉尔年纪轻轻就当上内阁大臣，是他疾步快跑的成果。30多岁才燕尔新婚，对于贵族子弟来说未免姗姗来迟。

丘吉尔上学时都不是男女同校，后来当军官，部队中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他很少有与异性青年接触的机会。踏上政坛后，在紧张匆忙中度过，耳濡目染的风流韵事也给他以教训和警戒：恋爱的不慎可能彻底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可不去冒这样的风险。当上大臣以后，有人上门来提亲，他也并不热心。

熟悉他的艾德金斯证实：他整个身心投入了工作。在没有政治活动时，就读书和写作。他不像伦敦其他青年人那样生活。他去的是政治俱乐部，其他人从未在普通俱乐部里见过他。他不论到谁家去度周末，总是带着一个装满书本与各种笔记的金属小箱子。他把很多空闲时间都用来读书。他周围的人议论着，丘吉尔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丘吉尔过的是他的小说《萨夫洛拉》中主人公的生活，他参加上流社会的娱乐和社交活动，也主要是把这当作结识朋友、了解动态和交流政见的机会，极少与姑娘们跳舞。

然而，世事难料。那年夏天一个深夜，丘吉尔与堂兄在拉特兰小镇休息，住的这栋公寓突然燃起熊熊烈火。消防队没有及时赶来，房子已无法挽救。

丘吉尔戴上消防帽盔，奋勇跳进火中，指挥抢救物资的工作，冒着生命危险从喷着火舌红焰和呛人黑烟的房屋里往外搬东西。当他又一次从里面跑出来时，屋顶突然在他的背后倒塌下来。

报纸在报道这次火灾时写道：“如果丘吉尔晚跑出来一秒钟，他就将葬身于残垣断壁之中。”

这条大臣英勇救火奋不顾身的新闻竟成了月下老人，打动了登迪市23岁少女克洛门第娜·霍齐尔的芳心。她在当年丘吉尔来这里竞选时见过他一面。他那英姿勃发和口若悬河的形象，早已深深地刻印在她心中，如今她又为他惊人的勇敢精神所感动，便给丘吉尔发了一封表示敬仰和爱慕的电报。丘吉尔回电说：“火灾是一种顶好的娱乐，我们痛痛快快地享受了它的乐趣。”

他们在布莱尼姆宫相见了。丘吉尔见她有着漂亮的眼睛，可爱的肤色和浓密柔软的乌发，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又对政治很感兴趣，便向她求婚，克洛门第娜当即答应。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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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寡居的母亲也满意，说丘吉尔和他妈妈相互尊重，“我认为一个好儿子一定会是个好丈夫”。

1908年9月12日，隆重的婚礼在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丘吉尔头戴高礼帽，身穿大礼服，克洛门第娜修长而苗条的身躯披上镶有威尼斯花边的柔软的白色锦缎婚纱，双双走进教堂。

▲丘吉尔和妻子克洛门第娜

1400多人前来为他们祝福，教堂四周街道上还挤满了大批围观者。两位主教，其中一位是原哈罗中学校长威尔登主持婚礼，另一位劳合·乔治当证婚人。国王爱德华七世送来一根嵌有玛尔巴洛家族徽饰的镶金马六甲手杖，大银行家卡塞尔赠给年轻夫妇500英镑礼金。

隆重的婚礼结束后，他们开始了蜜月的旅行。他们先到布莱尼姆宫拜访玛尔巴洛公爵，凭吊伦道夫在家乡附近的坟墓，接着游览马里列湖畔休养胜地博文诺，随后去瑞士和意大利。

聪明伶俐的克洛门第娜从他们共同生活开始时起，就发现命运派给她的角色是不容易扮演的。

婚礼仪式刚刚结束，还没从教堂走出来，丈夫就津津有味地同劳合·乔治谈论政治问题；在布莱尼姆期间，新郎也没能放下书稿，天天坚持写作《我的非洲之行》的最后章节；他从博文诺给同事写了几封长信，讨论当前需要处理的公务要事；而在风光旖旎的威尼斯运河上，丘吉尔坚持要乘摩托艇，为的是要过风驰电掣之瘾，尽管妻子希望坐那种富于浪漫色彩的带舱平底船。

在两人共同生活的56年中，克洛门第娜成功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丘吉尔从未对选择配偶产生过后悔。他历来重视金钱作用，却以出身并非富裕家庭的克洛门第娜为终身伴侣，就是看中了她贤惠的人品，丰富的学识，以及与自己不同但正好可以互补的个性。

他们的爱情都是一生只有一次，他们的婚姻堪称白头偕老的美满姻缘，这在资产阶级政治家当中是不多见的。克洛门第娜为丘吉尔在宦海浮沉、风云变幻的生涯中，创造了一个稳定和安谧的家庭环境，并把他在单身汉时养成的粗暴习气改造得较为温和起来。

曾任丘吉尔私人秘书多年的约翰·科尔维尔，在《丘吉尔及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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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密友》一书中写道：

尽管丘吉尔忠实、亲切，但嫁给他的女人不会感到生活是很轻松的。他所选择的那个女人不仅有花容月貌，年纪大了仍是风韵犹存，受过良好的教育，娴雅温存；而且她还十分自信，能够对付他的要求和癖性。

她通常满足了他经常是过分的要求，有时是异想天开的怪念头，同时她也能使他冷静下来采取现实的和理智的态度，从而使家庭井然有序。

丘吉尔爱把劳合·乔治等人带来家里举行夜宴，畅饮白兰地，吵吵嚷嚷地谈论和争辩时事政治问题，常常闹到深更半夜。克洛门第娜对此有所不满，但她既不愿危害丈夫的政治生涯，也不愿怠慢他的朋友，总是尽力而为，操劳筹办，紧缩家庭预算。

除去一个幼年夭折的女儿外，他们有三女一子。

出任内政大臣

1910年初的选举结束之后，阿斯奎斯对内阁成员作了某些调整。由于丘吉尔在政治斗争和竞选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他在自由党内以及政府中的分量更重了。首相希望他在日显其重要的爱尔兰问题或者内政问题上发挥才干。

经过考虑，丘吉尔放弃了爱尔兰事务大臣职位，选择了内政大臣要职。35岁的丘吉尔登上内政大臣的宝座，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应是一件很大的成就。

内政部负责管理全国的监狱、少年罪犯营、消防队和伦敦警察局。它可以建议国王赦免罪犯，对组织议会选举有一定权力。此外，道路、桥梁、运河、矿山、农业、渔业、社会治安、监督外侨、社会公德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它的管辖范围。

按照丘吉尔的前任赫伯特·格拉斯顿的说法，内政大臣的主要职责是对700万工厂劳工和100万矿工的劳动条件、健康条件和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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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自由党党宣布任命丘吉尔为军需大臣

安全负责，对所有人在警察管辖下拥有的个人权利负责，对维护公共秩序负责，并对警方的拘留所和监狱中的阴暗角落负责。

总之，在所有的行政官员中，内政大臣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作为一名立志社会改革的政治家，丘吉尔一上任，便立刻着手进行了监狱改革。

丘吉尔在1910年3月，即他上任尚不满一个月的时候，就向下院提出了一项对“被捕前行为端正，未曾犯有‘欺诈、残暴、猥亵或严重暴力’罪行的犯人”实行较好待遇的法案。

在其后的几个月中，他对实行强制性单独监禁作出了严格规定，并在条文公布前，将写作了流行剧《公正》以揭露单独监禁对犯人的摧残的英国著名作家高尔斯华绥请到内政部，亲自念规定给作家听以征询他的意见。但由于政务繁忙，这些富有远见的创议在丘吉尔任内并未能够完全通过立法程序而得到实施。

为了加强对矿山安全生产的管理，1910年丘吉尔主持制定了《矿山法》。这一法案对矿井的经理、工头和检查人员的培训和 任用均做了详细规定。对矿井的通风、电气与炸药的使用、拖运及其机械系统均加以规范，并强行规定必须建立救护和抢救设施。

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对此给予极高评价，称《矿山法》为“我们采矿界的福音”。矿工出身的老资格下院议员查尔斯·劳维克则说：“全国上下以极满意的心情为之欢呼。”

为限定商店营业员的工作时间，丘吉尔提出了一项商店法案。他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但由于店主们和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坚决反对，在法案通过时，原制定者的意图，反映得很少。尽管如此，这项法案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至少为店员们争取到了每周半天的固定工休。他甚至为已不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国民保险法得以在下院获得通过作了巨大努力。

担任海军大臣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德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1911年7月的一天，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乘坐“豹子号”炮艇来到摩洛哥渔港阿加迪尔，派了一些人登陆视察，接着又悄然离去。此举不仅是警告法国在非洲的扩张，而且是表明德国觊觎非洲的强烈意向。

此时，伦敦正沉浸在一片欢乐饮宴、歌舞升平之中。一向爱管闲事的丘吉尔，惯于对本部职权以外重大问题发议论，提建议。于是，他给内阁成员送去了厚厚的一摞备忘录。

丘吉尔认为英国海军盖世无双，不把后起的德国海军放在眼里。两年前在议会中他曾把海军大臣提出要造六艘装备13.5英寸口径大炮的主力舰计划视为惊慌失措，并且因担心实行社会改革计划缺钱而激烈地反对增加海军预算拨款。

现在，丘吉尔猛转180度，得出英德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成为未雨绸缪的积极备战派。

1911年8月23日，帝国防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陆军部和海军部关于战略计划的报告。会议同意了丘吉尔备忘录中关于战争主要将在法德两国陆军之间进行，战争一爆发，英国即向法国派遣远征军的意见。

帝国防务委员会议还证实，海军在保证英国远征军安全渡过英吉利海峡赴欧洲大陆与法国并肩作战这一问题上，没有作任何计划。为此，首相阿斯奎斯决心更换海军大臣麦克纳。

阿斯奎斯决定加强海军部，拟调丘吉尔去接替海军大臣麦克纳。尽管丘吉尔行为有些古怪，过分热心地对别人主管的工作评头品足，引起比他年长得多的内阁成员的反感，但他在贸易和内政大臣岗位采取的积极行动，显示出他是个富有坚强毅力、决心和组织能力的治国人才。

1911年9月下旬，阿斯奎斯征求丘吉尔对改任新职▲担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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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

丘吉尔觉得大战将临，海军部的工作大有用武之地，加之舆论对他镇压劳工运动大加挞伐，自己名声已臭，不想在内政部再待下去，宁肯改任官阶较低的海军大臣，便满口答应了首相。

1911年10月25日，丘吉尔以一个工作狂的面目出现在海军部。他一上任，立即在海军部建立了参谋人员值班制度，规定值班人员在必要情况下应发紧急警报。他极力造成一种临战气氛，促使部内各级人员相信来自德国的进攻已迫在眉睫。

丘吉尔在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幅北海大地图，他让参谋人员用小纸旗在图上标出德国海军兵力部署的变动情况。他认为这不仅可以使自己一上班就能详细了解敌方舰队的活动情况，还可以使自己和海军部的同事“经常保持敌情观念”。

丘吉尔把家搬进了海军部大楼。他经常乘坐皇家海军的“魔女号”快艇外出视察海军部队，几乎走遍了所有最主要的海军基地，视察了所有的大型军舰，详尽地掌握了海军各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丘吉尔仿效陆军，在海军创设作战参谋部，把指挥权集中到自己的手中。他接连更换了年老资深但观念陈旧的第一、第二部务委员。他在朴次茅斯开办海军作战学院培训参谋人员。

丘吉尔将大臣同几位部务委员集体决策的传统工作方式，改变为向部务委员发号施令，引起一些将领的不满。但是他的改革却在下级军官和水兵中大得人心：提高了下级军官的待遇，取消了对犯轻微过失者的体罚，提高了士兵的薪饷，让优秀士兵有机会升任军官。

海军《舰队》月刊主编说，英国“海军历史上没有一位大臣比丘吉尔更确实地对海军士兵的处境表示过同情”。

丘吉尔决定改用昂贵的石油替代煤炭作为军舰燃料，从而大大提高了航速。英国当时不产石油，丘吉尔说服政府，以200万英镑之巨资成立英国——伊朗石油公司并购得其控制权。

丘吉尔还决定改进舰艇装备，包括将主力舰上13.5英寸口径炮换成15英寸的。后来实践也证明了他的决定的正确性。

丘吉尔本来不懂海军，但他“在养兔场内到处打洞”的一系列举措却搞得有声有色，短期内就大大提高了英国海军战斗力。他成功的秘诀是请学识渊博的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当顾问，虚心请教，在实践中学习，迅速地使自己从外行变成了内行。

丘吉尔想要建立一支能快速打垮德国舰队的英国舰队。德国方面并没有立即看出他的这个意图。一九一二年一月，柏林想同英国就海军装备问题进行谈判，而且准备接待丘吉尔。但是，丘吉尔对去柏林谈判不感兴趣。或许英国政府想派一位比较稳健而又老练的政治家，所以选中陆军大臣霍尔登前去柏林。

英国政府准备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同德国就调整两国装备问题达成协议。丘吉尔显然不想这样做。他认定事态的发展最终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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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战争，他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根据丘吉尔的某些行动推断，他不希望霍尔登的出使获得成功。

当霍尔登到达柏林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国会宣布大幅度增加对陆军和海军的军费支出。恺撒宣称：“支持和加强德国在陆地和海上的国防实力，是我的永恒职责和本分。”皇帝又补充说，德国人民“并不缺少能够拿起武器”的年轻人。

丘吉尔抓住这些言论借机阐明自己对加强英国同德国海军军备竞赛的思想。丘吉尔既没有和首相磋商，也没有征求内阁的意见，在格拉斯拉自作主张进行了演讲，引起很多议论。

他声称：英国从来不缺海员，因为英国的儿童受到热爱海洋的教育，有当海军的思想准备。他说：“英国海军是一支无比强大的防御力量。”接着丘吉尔试图说明英国和德国海军的区别。

他强调指出：“英国海军对我们来说是必需的，而德国海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德国人是一种奢侈。我们的海军实力直接关系到英国本身的生死存亡，是我们生存的保证。对于德国人来说：海军实力就是扩张。”

丘吉尔关于“海军对于德国人来说是一种奢侈”的观点引起柏林的极大愤懑。德国领导人意识到，他们把英国新任的海军大臣看成是自己的朋友，是千错万错了。应该说，他们的这种错误并不是凭空而来。

原来，在1906年和1909年，丘吉尔作为恺撒的嘉宾，出席观看过德国军队的军事演习。他还拜会过德国皇太子。丘吉尔当时属于政府中的主和派，对德国持友好态度。得知他任海军大臣恺撒十分得意，认为这是英国统治集团中的亲德人士的胜利。如今终于明白，从前对丘吉尔立场的推测是大错特错了。

丘吉尔的讲话在英国也引起了不满。政府认为他的讲话不审慎，太激烈。保守党人又愤怒又幸灾乐祸地说：“能期望这个家伙干点什么呢？”人们担心丘吉尔的言论可能影响霍尔登同德国人的谈判。其实，即便丘吉尔不发表这些言论，德国政府也决不想达成协议。霍尔登的旅行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新任海军大臣着力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海军部也仿照陆军部设立参谋部。在设立参谋部之前，丘吉尔不得不撤换许多担任舰队指挥要职的海军将领。第一个被撤职的是要对海军战备不力负重大责任的阿瑟·威尔逊勋爵。继威尔逊之后，又撤换了许多不同意新方针的海军将领。

丘吉尔还下定决心撤换一批年龄较大的跟不上形势需要的海军将领。他的朋友约翰·费希尔洋洋得意地写道：“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设立海军参谋部，要克服不少困难。丘吉尔想把参谋部归自己直接管辖，海军将领们则坚决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解决重大军事问题的组织应当由海军军人，而不是由文职人员来领导。霍尔登支持他们。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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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劝丘吉尔接受海军将领们的意见，如此，他作为丘吉尔的第一海务次官，同时也就是海军参谋部的参谋长了。丘吉尔一口否决，但后来还是按照海军将领的意见解决的，不过那是在丘吉尔离开海军部之后的事了。

海军参谋部终于成立了。参谋部的职责是制订军事计划和推荐海军舰队高级指挥人员的候选人。可是新的机构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参谋部的工作收效非常有限，原因是缺少训练有素的参谋人员和缺乏经验。

丘吉尔不能同海军将领们和睦共事，这是不奇怪的。海军将领们不愿意听从以前的年轻骑兵军官教导他们如何更好地指挥海军，他们对丘吉尔总想独自解决那些本来应由海军部集体研究解决的问题，尤其感到不满。

第二海务大臣海军上将杰利科当时这样说过，丘吉尔不认为他自己是个文职人员，能力有限，“对海军事务完全是门外汉”。杰利科说，他很佩服丘吉尔向内阁或帝国国防委员会阐述一项项建议的能力，他这一点胜过最好的法学家，但要在海军部里以此处理军事问题实在是不行的。

海军军官不善于辞令，也不愿意争执，他们感到难同海军大臣共事。丘吉尔则听不进同事的意见，他不能容忍海军将领对他的观点提出异议。

丘吉尔备加推崇海军上将费希尔，任命他为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虽然费希尔同丘吉尔关系甚好，但他也同意海军将领对海军大臣的一些看法。费希尔不满意丘吉尔强迫海军部领导人研究他提出的大量各式各样的备忘录和报告，把海军部变成了“海军大臣的办公厅”。

费希尔在写给自己朋友的信中说：“我昨天向温斯顿说明了这一看法，虽然他不赞同这个看法，但我认为，这些看法是正确的。”

丘吉尔的一系列措施使英国海军的作战准备显著增强，随着战争的越发临近，这一点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可是，这些措施的代价是巨大的，丘吉尔和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之间还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了摩擦。

一九一三年年底，丘吉尔将一份超过五千万英镑的海军预算草案提交政府审核，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海军预算。劳合·乔治坚决反对这个预算，使政府陷入了困境。

丘吉尔认为：舰队的主力应是重型舰艇，当时这种舰艇价格最贵，而劳合·乔治更相信价格低廉的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争论非常激烈，双方都以提出辞职相威胁。的确，劳合·乔治爱好和平，他甚至说在政府中保留丘吉尔要付出百万英镑的“代价”。

以辞职相要挟，这是英国政治生活中常常采用的一种手段。然而这种要挟也常常是虚张声势的。这次也是一个样儿，丘吉尔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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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合·乔治事实上都没有提出辞职的打算。为了向对手施加压力，丘吉尔放出风来说，若是他被迫辞职，海军部的所有领导人都会效仿他。

不仅这样，他还暗示对方，他想回到保守党一边，准备同保守党人就爱尔兰自治问题进行妥协。这些要挟是一种征兆，说明在丘吉尔的内心深处有返回保守党人一方的念头。

自由党人没有任何必要把情况搞到这样复杂的地步，因此丘吉尔和劳合·乔治的争执经过两人单独交谈五个小时后终于以互相让步而告终。丘吉尔缩减预算一百万英镑，劳合·乔治同意给海军的拨款总额为五千二百万英镑。

丘吉尔同劳合·乔治不仅在预算问题上有争执，而且在其他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越来越大。丘吉尔把他不久前热衷研究的社会问题完全抛到一边，不再感兴趣了。现在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军事和对外政策问题上。劳合·乔治则毫不松懈地继续研究国内政治和阶级关系问题。一九一三年一月，他谈到丘吉尔时说：“老实说，丘吉尔不是一个自由党人。他不懂得自由党人的观点。”

自由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都同意这一看法。这对丘吉尔很不利，因为他不能指望得到党的无条件的必要支持。他同保守党人的关系依旧不好。诚然，保守党人赞赏他的海军政策以及他的对外政策问题演说，但是他们仍然认为，丘吉尔是一个不讲原则、不可靠、政治上危险的人物。

这种观点实在也不是凭空而来。保守党人说，在任海军大臣以前，丘吉尔本来反对增加海军的军费开支，现在，他看到扩充海军可以提高自己的声誉，又赞成增加海军预算了。那时候，曾有一份报纸以“软骨怪物”的称谓来讽刺丘吉尔政治观点的善变。

丘吉尔必须设法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当时他同保守党人的交易没有成功，于是决定巩固自己在自由党内的地位，积极参加了在战前几年开展起来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斗争。

在一九一○年的选举中，自由党和保守党在议会里得到的议席数目相等。这种情况迫使阿斯奎斯政府不得不依靠爱尔兰人和英国工党的支持。想赢得爱尔兰人的支持得有所付出，所以在一九一二年自由党政府试图在爱尔兰实施有限制的自治。而爱尔兰已经形成的革命形势也要求爱尔兰自治。

这种革命形势可能给英国造成更大麻烦。这在战争前夕尤其不利。因此，上院两次否决了爱尔兰自治法案，致使这项法案直到一九一四年才被批准。

保守党人决定用武力干涉实现爱尔兰自治。他们在一九一三年依靠北爱尔兰的土地占有者和大资产阶级，建立了武装部队，阻止爱尔兰的北部省份厄尔斯特的自治继续扩大。这支武装部队装备有手枪、步枪，甚至还有机枪，由英国陆军和海军的指挥军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官进行训练。

一九一四年三月，一部分军队被政府派往厄尔斯特，以便在出现有组织的反政府的暴动时实施镇压。当时就有五十七名军官辞职，其他许多人也发表声明，如果政府想利用军队镇压厄尔斯特暴动的话，他们也将辞职。这是保守党人组织的一次军官反对政府的暴动。政府用妥协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丘吉尔大声疾呼要求给予爱尔兰自治。他在下院积极活动以便通过爱尔兰自治法案。后来又到全国各地宣传爱尔兰自治。一九一二年二月在厄尔斯特省的首府贝尔法斯特丘吉尔发表了一次演讲。

爱尔兰自治的反对派不让丘吉尔在屋里发表演说，他就在露天向聚集起来的人群演讲。当时群情激昂，爱尔兰自治的反对者扬言要惩罚演说者。派了一万名士兵维持会场秩序。据说丘吉尔当时若不是有妻子陪同，厄尔斯特人会把他扔到河里。

下院议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一个代表把一本书扔在丘吉尔脸上。由于其他代表出面调解，才防止了一场短兵相接的争斗。但是，正如一位丘吉尔的传记作者所说：“人们很遗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丘吉尔仅仅是在玩弄政治，他对这个问题并不那么在乎。”

丘吉尔玩弄这种把戏虽然没有恢复他以前激进政治家的名声，但是也见了成效。在下院没有遭到巨大反对就通过了海军预算。至于爱尔兰问题，由于一九一四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政府借机宣布爱尔兰自治法案延迟生效。这样，一直推迟到战后爱尔兰问题才解决。

大致在这段时间里，丘吉尔特别喜欢驾驶飞机。一九一二年他第一次因公乘坐飞机飞行。这一体验，使他大感兴趣，第二年他就开始学习驾驶飞机。教官不允许他单独飞行，正如未来的空军元帅特伦查德上校所说，丘吉尔要成为一名好学生，还嫌太急躁。

丘吉尔的朋友们，尤其是他的妻子担心飞行有危险，都劝他放弃这一学习。大约飞了一百四十次之后，终于他在1914年6月向克莱门蒂娜保证再也不去飞行碰运气了。

7月30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从此以后战火蔓延。丘吉尔在这些日子里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万事有艰险，万物皆毁灭。我感到有趣、快乐和幸福。这不可怕吗？参战对我而言实在是桩美妙的事情，让上帝原谅我这些丑陋而轻率的情绪吧！

在战争初期就已经看出，丘吉尔在海军部的活动富有成果。舰队做好了战争准备。海军上将费希尔认为，战争可能在1914年下半年开始。丘吉尔显然是同意这一分析的，所以1914年英国海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军没有进行一年一度的例行军事演习。相反丘吉尔下令海军进行动员训练，在动员训练过程中舰只和全体海员都做好了战争准备。

训练从7月中旬开始，在7月17和18日以传统的阅兵式结束。在通常情形下，阅兵式完成后就解散舰队，舰只们回到自己原来的驻地。可是7月20日海军部宣布命令，令第一舰队保持集结状态。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丘吉尔离开海军部时，原陆军大臣基奇拿对他说：“您永远可以引以自豪的是，您已使英国舰队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

亲自率部上前线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在访问塞尔维亚时被刺客枪杀。以此为借口，奥匈帝国宣布向塞尔维亚开战。

塞尔维亚地处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巴尔干半岛因为容易引发战争，一向被称为“欧洲的火药桶”。巴尔干这个火药桶一旦点燃，整个欧洲的战争机器都将急速地运转起来。

局势一下子紧张起来，空气中似乎都充满了火药味。每个人都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忧心忡忡。丘吉尔却是兴高采烈。

好斗的丘吉尔爱好冒险的劲头又提了起来，迫切希望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统帅才能。他在写给妻子克洛门第娜的信中说：

万事有艰险，万物皆毁灭。我感到有趣、快乐和幸福。这不可怕吗？对于我来说，参战完全是引人入胜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的事。

让上帝原谅我这些丑恶而轻率的情绪吧！

在内阁会议上，丘吉尔竭力主张英国尽快参战，然而内阁没有同意。会议结束后，大家都疲惫不堪，只有丘吉尔还是那么精力充沛的样子。

“嗨！史密斯、艾特肯，你们别这么无精打采的，一起去吃饭怎么样？我请客。”丘吉尔热情地邀请道。史密斯和艾特肯看着兴致勃勃的丘吉尔，不禁相对苦笑了一下：“温斯顿，真搞不懂，你怎么好像工作越多，反倒越有精神

呢？”

丘吉尔放声大笑，带着他们来到海军部吃饭。饭后，又邀请大家打桥牌。

“我认为，宣战是迟早的事。何不早些参战，速战速决呢？”丘吉尔一边出牌，一边继续说服史密斯和艾特肯。

史密斯早就不想谈这个

▲丘吉尔持枪照问题了，他只想好好玩一

会儿，休息休息，就赶紧打断了丘吉尔：“好啦！亲爱的温斯顿，这个问题今天已经谈得够多的了。先让我在牌桌上向你宣战吧！”

丘吉尔做了个鬼脸，继续出牌。

这时，信差送来一个紧急公文箱，上面标着：温斯顿·丘吉尔大臣亲启。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丘吉尔的公务繁忙的节奏，就停止打牌，等着丘吉尔处理公务。

丘吉尔随手打开公文箱，看到里面是一封电报：德国已对俄国宣战。这意味着欧洲大战已经爆发，英国将不得不卷入战争。他既没有因为大战将至而神情沮丧，也没有因为心愿达到而得意扬扬，甚至对战争的爆发也毫不惊诧。

丘吉尔不动声色，脸上甚至还带着玩牌时的笑容，随手把牌递给旁边的人，让他替自己接着玩，然后径自走了，好像要去从事一件极其习惯的工作似的。

留下的人继续着牌局，丝毫没有意识到，丘吉尔刚刚带走了多么令人震惊的消息。

丘吉尔径直找到首相，要求先下达海军总动员令，然后再请内阁追认。首相同意了。

战争开始了！

经过几十年酝酿准备的战争，终于在英国直接地和有意地煽动下揭开了大幕。英国政府打算只给俄国和法国以有限的援助，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以便利用它们来消灭自己的死对头德国，也同时在这场斗争中削弱它们自己。但是德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使得英国被迫由表面参战转为真正参战。英国按照老传统总想扮演坐收渔利的第三者，可是这个角色却落到美国身上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在丘吉尔面前展现出光辉灿烂的前程。三十九岁时他当上了一个大国的大臣，统率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他在政府和全国的影响之大开了先例。

阿斯奎斯首相很欣赏他。不仅丘吉尔的朋友们，就连他的敌人都认为，他是最有可能登上英国首相宝座的阿斯奎斯的继承人之一。

当时谁也预料不到，仅仅过了十个月，丘吉尔就被赶出海军部，又过了五个月被赶出战时内阁，从而使他丧失了权力和影响。后来，到一九一七年劳合·乔治当上首相时，丘吉尔才又重返政府，但他对英国政治命运的影响已经远远不如一九一四年那个时期。造成这种局面完全是丘吉尔自己的过错。他傲慢和自信，其他大臣无法与他合作，他四面树敌，终于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

丘吉尔有惊人的正确见解和明智的决心，然而在行动上至少是轻率的。这个特点在英国参战后的一年半时间里表现得特别明显。

一九一四年八月，丘吉尔没有料到已经开始的战争将会多么艰苦和持续多久。他当时说过一句话：“一切照常”，这就是说，战争虽然爆发，而国家生活仍应照常进行。有这种错误认识的不仅他一个人。英国的所有领导人都抱这种观点。例如，格雷八月三日在下院说：“我们参战所蒙受的灾难会比不参战多少小一些。”

英国的大臣们认为他们的国家主要依靠海军作战，英国海军将在各大洋和北海上摧毁德国海军，而大陆上的英国盟军将在陆地上打败德国。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一切将在几个月，也许是在几周内发生。战争实际上影响不到国家的正常生活。

丘吉尔在战争打响的最初几天就想同德国海军决战。可是，德国人不愿意给英国海军提供机会，让他们一次打击就断送较弱的德国海军。英国人因此在齐利特岛得以顺利地攻击许多德国舰只。一般巡洋舰被击沉，几艘被击伤，还有一艘驱逐舰被击沉。

把英国远征军送往法国的任务由海军顺利完成了，在运送士兵中丝毫无损。但是陆上的战斗对盟军不利。法国军队遭受巨大损失不得不撤到大后方。这时已是英国陆军大臣的基奇纳担心德国使用齐伯林飞船进攻英国。

当时英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军用飞机，而且都是些结构简单的飞机，在战争中发挥不了多大作用。陆军部的飞机参加陆上的战斗，由丘吉尔指挥的海上飞机在1914年秋天却无仗可打。于是基奇纳建议丘吉尔动用他的飞机去摧毁齐伯林飞船的基地。当时飞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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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活动半径不大，所以丘吉尔在法国沿岸的敦刻尔克和加来建立了海军系统的空军基地。英国人经常从这里起飞轰炸德国的飞机库。

1914年9月21日，丘吉尔发表了一次演说，他说，因为德国舰队不离开港口，英国人应当像从老鼠洞里掏老鼠那样把德国人赶出来。英国媒体对这些言论很不满意。英国人知道，丘吉尔是在侮辱他们最危险的敌人，简直是拿生命当儿戏。

三天后德国潜水艇用鱼雷击沉荷兰沿岸的三艘英国巡洋舰。这是新式装备潜水艇取得的第一次巨大成功，对英国这样一个海上大国构成了严重威胁。英国媒体认为：这件事正是德国人对丘吉尔9月21日演说的报复。

丘吉尔再次陷入尴尬的境地。况且，海军人员曾经提出过，英国巡洋舰停在荷兰沿岸是不安全的，但是这些舰艇并没有及时撤走。因此，这些军舰的损失以及一千五百名军官和水兵的遇难，责任全在丘吉尔身上。

海军大臣没有很好地从中汲取教训，更想不到的是，如此一个头脑灵活的人，竟在当时一再失误。此后不久，他在安特卫普的行动又轰动一时。德国人从马恩后撤，同时突向英吉利海峡沿岸。德国部队向这一带进逼，于10月1日接近安特卫普的比利时要塞，并深入到要塞的外线。看来，要塞是注定要被攻克的。

英国政府企图说服比利时人，在支援安特卫普击退进犯之敌的援军到来之前，不要放弃要塞。10月20日在阿斯奎斯不在场的情况下，基奇纳和爱德华·格雷一致同意了丘吉尔的建议，迅速前往安特卫普说服比利时人不要放弃要塞。

丘吉尔受托迅即动身，并把海军陆战队作为援军从敦刻尔克调往安特卫普。接着他又从英国增派了两个装备不好，训练很差的海军陆战队。

丘吉尔成功地说服了比利时人继续坚守安特卫普。他把领导权抓过来，豪情万丈地向比利时国王及其大臣和要塞驻军的指挥官发号施令。丘吉尔住在最好的宾馆，按照自己的老习惯每天早上躺在床上阅读文件，由海上侦察长奥利弗将军作他的私人秘书。丘吉尔相信，只要有援兵他就能够守住城市。他的头脑发热，给阿斯奎斯拍了一份电报。

看到电报的首相惊喜参半，丘吉尔请求阿斯奎斯免去他海军大臣职务，授予他在安特卫普担任正式指挥官的军衔。丘吉尔向首相保证说，在这种形势下保卫安特卫普的战斗将以盟国取得胜利而告终。

阿斯奎斯10月5日在日记中写道：他否决了丘吉尔的请求，指出他不能离开海军部。首相当时还写道：“温斯顿是一个退伍的骠骑兵中尉。假如同意他的要求，就得把他的军衔摆在两名杰出的少将之上，至于陆军准将和上校等等，就更不在话下了。”

丘吉尔的第一次请求遭到拒绝后，他继续固执己见，再次提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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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命他为安特卫普的指挥官。次日阿斯奎斯写道：“温斯顿坚持要求，允许他留在那里。”

对丘吉尔来说是件幸事，他的要求没被满足还被命令立即返回伦敦履行自己的职务。基奇纳元帅劝说要满足丘吉尔的愿望，让他拥有中将军衔，使他的军衔比他的下属指挥官高一级。

这位老元帅当时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搞不清楚。可能，他并不反对让丘吉尔在安特卫普遭受失败。根据那里的情形，丘吉尔如果留下，其结局要么在会战中阵亡，要么当德国人的俘虏，要么被拘禁在荷兰。

不久安特卫普陷落。丘吉尔作为海军陆战队编制增派到那里的两个后备营，由于错误地越过荷兰边界而遭到包围。有936人当了俘虏，138人受伤，57人阵亡。

丘吉尔的一些朋友背地里笑他在安特卫普的“奇遇”。有些政客，首先是保守党人抓住这一机会对丘吉尔展开了新的攻击。他的保守党主要政敌鲍纳·劳就安特卫普远征问题写道：这次远征是“丧失理智”的大臣干出的“地地道道的蠢事”。

丘吉尔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他错在哪里。他非常想获得一个军人的荣誉。回英国后，他同阿斯奎斯长谈了一次。当时首相对丘吉尔友好相待。的确，阿斯奎斯不太喜欢丘吉尔夸夸其谈、爱好教训人的习惯。丘吉尔喜欢规劝所有的人，对首相自然也是如此。

不过这回阿斯奎斯怀着极大的兴趣聆听了他的讲话。丘吉尔推心至腹地向首相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希望首相不要像其他人那样看待他的未来。丘吉尔说，最近几天他尝到了流血的滋味，他感到他像老虎一样愿意更多地尝尝流血的滋味。

丘吉尔请求阿斯奎斯免除他现在的海军大臣职务，撤得越早越好，委任他随便当个什么部队指挥官。阿斯奎斯回答说，不能放他离开海军部。丘吉尔强调说，英国海军对德国的优势将不断增长，在海军，他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做。阿斯奎斯写道：“丘吉尔一想到基奇纳的部队时，就馋涎欲滴，他说，他的政治前途与军人的荣誉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这次谈话表明，丘吉尔渴望荣誉，并为获取荣誉甘愿冒险。随后不久，他又干了一番大事业，这一次英国付出的代价更大。

如上所述，一九一一年丘吉尔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对西线战争的发展做了预测。但是这些预测逐渐被推翻，在备忘录中，他预计：决战将在战争开始后四十天内进行。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决战时刻并没有来临。战争的持久性是英国将军，当然还有丘吉尔所没有料想到的。基奇纳开始准备为期三年的战争，但是后来的情况表明，他的预测也过分乐观。

1914年10月，土耳其加入德国一方参战。盟军又面临一个新的敌人和新的战线。1915年1月2日俄国陆军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拜会英国军事领袖，请求英国在近东地区采取行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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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把对高加索俄军造成很大压力的土耳其军队引开。

伦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做出了后果严重的决定。基奇纳刚开始对英国可能在这方面采取什么行动表示怀疑。他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看来，在最近几个月之内只能在达达尼尔海峡地区搞一点示威性行动。

丘吉尔看信后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想可以借助海军打通达达尼尔海峡，攻占土耳其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必要时，还可轰炸君士坦丁堡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从丘吉尔关于这一问题的许多讲话和声明中可以断定，按丘吉尔的旨意，这个战役不仅要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而且还要迫使德国同协约国媾和。

丘吉尔觉得：马尔马拉海会成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地方，他要在赢得这次胜利中起主要作用。丘吉尔认为：靠海军可以突袭并夺取海峡。

在海军部，首先是费希尔十分怀疑，单靠海军怎能完成这一任务？海军将领们认为：攻取海峡必须有各种兵力，海军舰艇和陆军协同作战，由陆军部队夺取海峡沿岸一带。

丘吉尔迫不及待，不肯再细细考虑。他没有征得海军将领们的赞成，便发电报给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指挥英国舰队的卡登上将。在电报中询问卡登，依他之见仅靠海军能否强攻达达尼尔海峡，并补充写道：“成功的代价将弥补惨重的损失。”

这是明显地暗示海军上将只能给予肯定的答复。而且，当时卡登还认为：丘吉尔在电报中阐述的想法不是大臣一个人的，而是海军部全体将领的。尽管这样，卡登还是做了比较谨慎的答复。他答复说，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不能急于求成，需要由大批军舰经过长时间的攻击之后，方能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

丘吉尔认为：有这样的答复也就够了。他命令海军上将制定攻打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一个星期后伦敦收到了这份计划。

1915年1月13日丘吉尔在战时委员会的会议上说明了自己的方案。除了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外，所有战时委员会成员都同意海军大臣的主张。出席会议的海军上将费希尔和威尔逊缄口不言。会议决定委托海军部组织海军远征军，准备在二月份轰炸并占领加利波利半岛，具体目标是君士坦丁堡。

以这次会议为肇端，暴露出英国军队涣散、混乱，陆、海军的军事家之间互不协调的弱点。这些弱点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都表现出来了。事后进行调查时，费希尔和威尔逊都认为：1月13日通过的不是最终决定。费希尔甚至断定，在战时委员会会议结束后首相才决定强攻达达尼尔海峡。阿斯奎斯则说，在战时委员会上宣读了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议案，但是当时海军将领们可能已经退席不在场。

这次争执完全可以说明当时英国政府采取重大决定时的气氛。但事情并不仅仅如此，会后，约有一半的战时委员会成员认为：只委托海军部准备战役计划，而其他成员，首先是丘吉尔本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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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则认为：已经核准海军部不仅准备战役计划，而且参加战役行动，其最终目标是占领君士坦丁堡。

可是仅靠海军占领一个城市是不可能的，需要有陆军参加。决定中没有谈到陆军参加的问题，也不可能谈到，因为当时基奇纳不想为这一目标派出陆军部队。其实，正是因为没有要求他派陆军部队，他对这次战役也就抱无所谓的态度，没有表示反对。

既然丘吉尔已经保证，单靠一支海军就能取得胜利，那么陆军部队参加岂不是为了“摘胜利的果实”？澳大利亚的官方战争历史学家就这一问题写道：“丘吉尔夸夸其谈，对炮兵问题是一个门外汉，他用青年人难免的狂热最终说服了头脑迟钝的老一代人，从而酿成加利波利的悲剧。”

海军将领们都不赞成这一举动。他们认为：没有陆军部队的支援，只靠海军夺取海峡是不可能的。但是丘吉尔却成功地说服了他们同意进行一次只由海军进行的海战。他要海军将领们相信，这次战役只使用一些对付不了德国舰队的旧军舰，不会因为这一战役影响在北海抗衡德国的庞大舰队。一旦发现战役不能取胜，可以随时停止。这样，海军将领们才很勉强地同意了这次行动。

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海军部内部也不一致。这对就要实施的行动肯定有影响。在海军部费希尔海军上将是仅次于丘吉尔的一位主要人物。1月13日之后不久，他正式提出没有陆军参加不能在海峡进行海战。1月28日战时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依旧同意进行这次战役。费希尔为了表示抗议，准备辞职，基奇纳劝他不要这样做。虽然费希尔没有辞职仍留在海军部，但是他同丘吉尔之间的斗争却越来越尖锐了，最后导致两人都离开了海军部。然而1915年1月离这一步还很远。

2月初，丘吉尔出乎意外地得到了基奇纳的大力支持。陆军大臣改变了原来的立场，他说，根据法国形势的发展，有可能派陆军部队支援海军攻打海峡。费希尔海军上将迅即抓住这一时机，要求马上派陆军支援。2月24日基奇纳在战时委员会中宣布：“如果海军胜任不了这次战役，陆军则能保证这一战役取得胜利。”

这样，在此次会议后，攻打海峡之战就应当是海、陆军协同作战了，可是，迫不及待寻求荣誉的丘吉尔不愿再等了，他不想同任何另外的人分享这份荣耀。1月19日，没等陆军部队抵达，舰队就单独开始攻打达达尼尔海峡地区的土耳其要塞。最初十天战役进展得很顺利，外围要塞很快被攻占。

出乎意料的是，土耳其抵抗得很顽强，舰队无法向前逼进。基奇纳的战区代表向他报告说，没有陆军的支援，单凭一只海军未必能够占领海峡，还说，依他之见，海军指挥官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当时支持这次战役的人采取了措施，不让政府中止这次战役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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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泰晤士报》2月19日发表一篇社论，夸大夺取海峡对战胜德国的意义，制造一种心理气氛堵住政府的退路。

3月18日，发起了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再次攻击。军舰猛烈地轰击土耳其要塞，压制对方几乎无法还击。眼看胜利在望。但是当军舰继续向前行驶时突然触雷，有三艘大军舰沉没，其它四艘丧失了战斗力。几分钟之内，强攻海峡的舰艇损失近半。过了四天，指挥这次战役的一位海军上将说，没有陆军的支援，战役不能再继续下去。基奇纳的战区代表也同意他的意见。

丘吉尔非常气愤地被迫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同时下令海军继续战斗。但是海军部的其他领导人拒绝核准这项指令，从此海峡上的海战再也打不响了。

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夺取海峡，这项任务已由海军转给陆军去完成。但是，这是丘吉尔计划的破产，他本来想靠他统领的海军来改变战争进程，为盟军做出贡献。

从海军舰艇停止炮击土耳其要塞到陆军参战，已经过去了五周。土耳其人在这期间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加强加利波利半岛的防御。德国人也看出英国人的用意，竭尽所能帮助土耳其人。

指挥土耳其军队和领导半岛要塞的是德国将军利曼·冯·赞德尔斯，在他手下还有很多德国军官和教官。半岛的地形峭壁重叠有利于半岛的防御，对英国陆军的进攻来说，便困难异常了。倘若攻占半岛的战役计划得好，准备又充分，海军和陆军的行动更加有组织的话，英国人很可能大功告成。

英国军队4月25日猛攻峭壁重叠的半岛，但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又出现了新的复杂问题：德国潜艇出现在战区。英国人被迫撤走新的军舰。舰队越来越缺少积极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多次发起进攻都没有取得明显成效，相反却损失很大。后来发现，这次战役的前景毫不乐观。

正如基奇纳所提醒的那样，这次战役的失败会在东方各国引发不利于英国的政治后果。因此，海军和陆军不肯马上承认失败。在海军部，拥护靠海军兵力重新进攻半岛的人和拥护陆海军协同作战的人之间再次展开争执。费希尔海军上将坚决反对海军在陆军尚未占领海峡沿岸一带之前就积极行动起来。

丘吉尔则认为：海军应当继续参加攻占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他想进行一次有限的战役行动，在战役的进行过程中由舰队摧毁岛上的炮台。他认为：这种战役可以取得成功，因为土耳其人的炮弹严重不足。

费希尔反对这一方案。德军潜水艇不断地在英国海岸附近出没，对此他的忧虑与日俱增。费希尔得到情报，不久地中海也将出现很多德国潜水艇。

费希尔海军上将的年龄几乎是丘吉尔的一倍。他在全国，特别是在保守党内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性格和丘吉尔一样，刚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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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果断、从不妥协。海军部的这两位领导人发生摩擦，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丘吉尔明白，费希尔要是辞职将严重削弱他本人的地位。他好不容易才说服这位老海军上将返回海军部。在这半年里，性情古怪、固执而又任性的费希尔不止一次地以辞职相威胁，丘吉尔总是说服他继续留在海军部。

1915年5月中旬，他们俩的关系完全破裂。丘吉尔同费希尔达成过协议，未经费希尔的同意，他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可是，丘吉尔违背了这项协议，于5月14日下令向达达尼尔海峡地域增派两艘军舰。他知道，这可能促使费希尔辞职，但还是决定冒一次险。果然5月15日费希尔宣布辞职。

这一次海军上将决心要把丘吉尔赶出海军部。和往常一样丘吉尔给费希尔发了一封长信，想说服他继续留下一起工作。他写道：“我希望明天午饭后您顺便和我见见面。我要向您提出一个经首相同意的建议。为了支援达达尼尔海峡的陆军，我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而您对此感到忧虑和迷惑。我将向您提出的这项建议可以消除您的忧虑。”

费希尔断然拒绝了丘吉尔的建议：“您坚决要强行打通达达尼尔海峡，无论什么都不能使您放弃这一决定，我十分熟悉您，您干您的吧，我必须离开，这样会更好些。”

保守党报刊利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失败继续贬低丘吉尔的威信。《晨邮报》发表了一组文章，标题是：《不求甚解的怪人》、《不求甚解的海军将领》、《反对专家的政治家》、《丘吉尔其人太多》。

丘吉尔对这些批评的作用估计不足。他认为：这是保守党对他惯用的批评把戏。丘吉尔忙于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没有对下院给予必要的重视，极少到下院去，即便去，也只呆很短的时间。

他没有发现，下院情况变得对他不利。后来比弗布鲁克勋爵写道：“1915年丘吉尔垮台是因为他过于自信和太不审慎。他既不拢络自由党人，又不同保守党人和解。”

丘吉尔没有料到威胁着他的危险。他在费希尔提出辞呈的当日就提出海军部新的领导成员候选人，其中包括费希尔的继承人。阿斯奎斯表示同意丘吉尔的建议。

当时保守党人决定利用费希尔和丘吉尔之间的矛盾来搞垮丘吉尔。保守党领袖鲍纳·劳得知费希尔海军上将辞职后，便同劳合·乔治联系并向他声明：倘若丘吉尔不辞职，保守党人就拒绝支持政府。

他说，这个问题已经提交下院讨论，保守党人将在这里同政府进行对话。根据国内形势和下院的力量对比，上述事态的发展不会对政府有什么好处。劳合·乔治向鲍纳·劳说明，惟一的出路就是联合起来，于是他们一起去见阿斯奎斯。阿斯奎斯接受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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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对这些情况一概不知。他次日来到下院准备宣读海军部新领导成员名单时，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通知他，将建立联合政府，并且告诉他，保守党人参加政府的条件是丘吉尔离开海军部。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比弗布鲁克和F·E·史密斯去海军部拜访丘吉尔时，发现他忧郁沮丧。比弗布鲁克写道：“他总是患得患失，升迁时非常自信，受挫时则意志极为消沉。”

绝望中的丘吉尔决定进行一个有损尊严的行动。他知道，在保守党中鲍纳·劳是他最强硬的政敌，但是他于5月17日给鲍纳·劳写了一封信，恳求答应把他留在海军部。

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阿斯奎斯同比弗布鲁克反复交涉，总算谈妥，在联合政府中只给丘吉尔保留不管部大臣的职务。

这是个薪金可观而又不须付出任何劳动的清闲职务，按照劳合·乔治的说法：“通常这种职务是为新阁员或年老体弱、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准备的。”实际上丘吉尔被免职了，并且失去了左右政府的可能性。劳合·乔治写道：“由于建立联合政府，丘吉尔宛如从一个大副被贬到甲板上，只干点杂活儿。”

对丘吉尔来说最大的打击是失去了参加领导战争的机会。当时他对李德尔勋爵说：“我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李德尔指出：“您才四十岁，不可能没有前途，您有非凡的能力。”丘吉尔回答说：“从各方面来说我都是一个不能再有前途的人了，可我就是对在战争中打败德国人感兴趣。我有过很高的地位，有过杰出人物才能担任的高薪职位，这一切都化为乌有，可我正是为了这一切才活着啊！”

有段时间丘吉尔仍旧参与战时委员会的工作，不过并不起什么作用。费希尔也没有回海军部，得知丘吉尔被赶走后，这位海军上将决定要在海军部大权独揽。他向阿斯奎斯提出了政府无法接受的六项复职条件。阿斯奎斯无奈只好同意费希尔辞职。这两个对手，丘吉尔和费希尔都离开了海军部。

丘吉尔丧失了直接领导战争的权力，但仍继续宣传把攻占海峡的战役进行到底。他坚信：那儿是“通往胜利的捷径”。但是政府知道，情况并非这样。政府这时正在设法从因听信丘吉尔而掉进去的那个泥坑里拔出腿来。将军们主张撤退。现在已经不是威信问题，威信已经无法挽回，迫切需要的是估量当前可能遭受的损失。

1915年11月终于决定全部撤出加利波利半岛。军事人员感到纳闷的是，撤退没有遭受重大损失。

丘吉尔是把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同一项重要的计谋联系在一起的。一位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希金斯写道：“不论是基奇纳，还是丘吉尔，进攻土耳其都有某种鼓舞人心的动机，包含为帝国谋求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利益的强烈愿望。”一方面丘吉尔关心英帝国主义的利益，另一方面希望为同自己的老党——保守党和解扫清道路。

在战争中少流血的想法也在丘吉尔的计划中起着重要作用。他想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把许多巴尔干国家拉到英国一边来，并让它们来承担一部分抵抗德国及其同盟国的重任。后来的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说：“温斯顿关于战争的一个战略思想，就是没有必要把大批人投向屠场。”

丘吉尔认为，对英国来说：进行反对土耳其的局部战争要比在西线进行大量流血的战役要好。西线战场正打得如火如荼，他的“战略思想”是要把某个另外国家的大批士兵投入西线的巨大绞肉机。

关于这一点希金斯指出，在英国取得胜利后的战后时期，“人们自然会说，为了胜利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虽然不会那么直言不讳，可还是暴露出本意，就是最好让某个盟国向卖肉商提供大笔‘人肉’生意。”

英国的政策总是希望让英国的盟国为它付出高昂的战争代价。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付出代价最高的要数英国的盟国——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损失是很大的，但是不管怎样也无法同俄国的损失相比。

在攻打达达尼尔海峡的失利战役中，协约国总共投入兵力近50万。其中英国官兵阵亡、被俘、下落不明或死于疾病的达43000人，若把送到后方的病号包括在内，英国的损失高达47000人。

按照英国的惯例，一般要专门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查清政府或机关工作中出现的重大失策和错误，一九一六年议会建立了调查达达尼尔战役情况的委员会。委员会严格地依照法律来评论某些国务活动家和军事家的行动。

委员会认为：首相、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应对达达尼尔战役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还认为丘吉尔的任何错误行动都构不成犯罪，因为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同他的海军顾问协商后作出的，虽然有时只是勉强征得了顾问们的赞同。委员会认为：尽管丘吉尔负有重大责任，但是阿斯奎斯和基奇纳也负有相同的责任。

委员会依据正式法律作出的结论是公正的。但是丘吉尔在下院的同事却提出意见认为：达达尼尔战役的主要责任在丘吉尔。如果丘吉尔不向政府提出这一主张并千方百计地说服政府、陆军和海军领导人赞同进行这一战役，无疑，这一战役是打不起来的。

由于丘吉尔的战略思想彻底失败，人员和物质遭到重大损失，使得英国威信扫地。这一切给丘吉尔精神上和政治上带来相当大的损失，对他长期发生不良影响。

从加利波利半岛撤退以后，丘吉尔不能再继续参加战时委员会。他在政府中的职务并没有赋予他这个权力。因此，当战时委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员会改为战时内阁时，丘吉尔被排除在外。这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位享受高薪待遇但不起作用的官员。这种处境使性格活跃的丘吉尔很不满意。要想在政府中得到一个能够参与领导战争的职位，已没有希望。保守党人把丘吉尔完全孤立起来。在这种情形下，丘吉尔采取了一项惊人的决定。

丘吉尔辞去了在政府中的不管部大臣职务，毅然奔赴法国参加作战部队，军衔是少校。

据比弗布鲁克勋爵回忆，1915年11月18日，牛津步兵团军官丘吉尔少校出发前往法国。他写道：“全家人包括女仆都去欢送这位战士——国务活动家，他拄着军刀站在一旁。他忠实的秘书埃迪·马什站在台阶上哭了。伦道夫夫人站在更高处，想到自己出色的儿子要到战壕里去而完全绝望。唯有丘吉尔夫人表现沉着、冷静，精神饱满并且怀有远大抱负。”

奔赴前线完全是丘吉尔的倔强个性使然，原本他完全可以在伦敦苟且偷安，享受一位政府官员的优厚待遇。可是丘吉尔不会作壁上观，况且他需要发泄自己被免职的愤懑感情。他认为，撤掉他海军大臣职务是不公正的。假如把丘吉尔去作战部队一事看成是爱国主义的直接表现，这是不正确的。他的一位享有盛誉的传记作者写道：“而今，当政治上的升迁对他来说已无指望的时候，他来到前线，决心从军事上获取功名取得新的荣誉。”

驾驶飞机和发明坦克

丘吉尔在海军大臣任期内，曾经干成了两件了不得的奇事。一件绝顶勇敢，一件非凡聪明，都是业余捎带搞的副业。

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这两件事在他的一生事迹中很容易而且事实上常常被忽略不提，但是从人才学和科技史的视角来看，却十分难能可贵和富于启示作用。这两件事就是：

一个世界大国的重要部长级人物，在对工作和生活都无直接必要的情况下，居然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学习驾驶飞机，成为人类历史上为数很少的早期熟练飞行员之一；

一个根本没有系统地学过自然科学技术，又没干过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居然凭着他那爱幻想、爱创造的思维发动机和崇尚实干的决心与行动，把发明坦克的杰出构想变为了现实！

1912年，英国只有六架结构很简单的飞机，驾驶员也很少。

但是飞行的那种高速度和神秘感，很快攫住了丘吉尔的心，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越险越有趣，他很快就迷上了飞机。

作为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大力推动发展航空事业，他鼓励海军航空兵尽一切可能添置和使用飞机和水上飞机，把这当作加强海军战斗力的重要措施。这在当时是一项艰难危险的事业，每种机型都要反复试验，还要培训不怕牺牲的飞行员。

1913年，他开始接受操纵飞机各种装置的训练。飞行员知道，这种职业危险性很大，伤亡率很高。他们不顾丘吉尔发脾气，不让他放单飞。丘吉尔的亲友们，尤其是他的妻子，都担心他发生危险，极力劝阻，不让他飞行。

由于丘吉尔性急好动而又非常讲究工作效率，他总是充分利用飞机这种新式高速交通工具。再往后，他身兼刚成立的空军部大臣，更是常常乘机外出，驾驶技术也更娴熟，能轻松地进行连续性飞行，甚至可以在空中翻跟头。

如果说，在驾驶飞机方面，丘吉尔所表现的还只是在赶新潮中有攻坚克难之勇，机敏善学之才，那么，在研制坦克方面，他却是先知先觉，敢想敢做，善于抓住他人智慧的闪光点加以发展，推动了军事技术的前进，在历史上作出了创新的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丘吉尔看到英国海军设在法国敦刻尔克的空军基地面临德国机群轰炸的威胁，便想生产配有高射机枪的装甲汽车来保卫航空兵。

但是，汽车无法顺利通过满是战壕的地段，于是丘吉尔又产生了一个念头，仿照蒸汽压路机的样式来改进装甲车，推土填塞壕沟，或者让装甲车带上四米长的轻便桥梁，放下便桥即可跨越壕沟。

他向首相提出这些方案，但是却遭到一些人的冷嘲热讽。1915年2月，海军航空兵默里·修特上校在观看军事表演时劝丘吉尔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采用履带链轨。丘吉尔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创意深入思考，加以完善。

紧接着，在海军装甲兵中队长班多尔召开的一次装甲专家集会上，丘吉尔第一次提出一种重要的新武器的概念，称它为“能越过战壕的具有小型装甲护板并装有履带的气动牵引车辆”，大家给它起了一个比喻性的名称“陆地主力舰”，这就是后来坦克的雏形。

丘吉尔认为，这种具有无限轨道的武器，不仅能碾碎敌人的铁丝网和越过壕沟，而且还能使用纵向火力压垮敌方的防守，是

▲飞机旁的丘吉尔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一种可以大大加强作战机动性的武器。他在海军部成立试制委员会，批准试制18艘“陆地主力舰”。

1916年9月15日，坦克第一次在索姆河战役中走上战场。它轻而易举地跨越战壕，用机关炮射击，落荒而逃的德军被这前所未见的怪物吓得目瞪口呆。此后，坦克的生产才引起英国政府的重视，特别是丘吉尔担任军需大臣后，更是加速大量生产。

1917年11月20日，英法盟军第一次使用大批坦克，在贡比涅猛攻德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此后丘吉尔提出了到1919年4月制造4000辆坦克和组建坦克部队的建议。

1918年8月，英军计划在亚眠附近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坦克进攻战。丘吉尔决心乘上飞机，休假两天前往观战。到达那里时，这次战役已近尾声，路上挤满了德军俘虏。他向劳合·乔治报告说，这是英军在整场战争中赢得的最大胜利。

坦克战的胜利令人大开眼界，有的文艺作品中出现了把丘吉尔称为“坦克之父”的说法。后来有些人对坦克的发明权产生争议，为此美国专门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委员会愿意首先指出，由于丘吉尔的勇敢、敏锐和坚决，用坦克这种武器作战的设想才得以实现。”

退出政坛入军界

1915年11月 18 日，丘吉尔上校就要起程奔赴法国前线了。全家人甚至包括女仆都到大门口为丘吉尔送行。

丘吉尔挂着军刀，脚下堆着行李和军用包，为自己能上战场而激动不已。他忠实的秘书埃迪·马什正站在台阶上，哭得话都说不出来了。母亲站在最高台阶上，满脸绝望的神色，生怕儿子再也回不来了。

丘吉尔走上台阶，紧紧地拥抱母亲：“亲爱的妈妈，别担心，我会回来的。您知道，我向来都非常幸运的。”妻子克洛门第娜整理着丘吉尔的背包，轻声告诉他：“温斯

顿，你自己要保重。我会照顾好家里的。”丘吉尔微笑着，向亲人们告别，踏上了征程。丘吉尔这个时候再不能像任海军大臣时那样，乘着专用快

艇，派头十足地旅行了，而只能挤在一艘普通船里，同其他数十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名官兵一样，横渡英吉利海峡。不过，丘吉尔并不在乎，他只想到战场上去获取新的荣誉。

在一片萧瑟的气氛中，丘吉尔来到伦敦码头，登船前往法国。出乎意料，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弗仑奇将军已派来他的私人汽车，把他接到司令部，以精美的午宴为他洗尘。

弗仑奇问老朋友想干什

么，丘吉尔爽快地说：“命令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并表示愿先

下战壕体验生活，为掌握指挥权创造好条件。弗仑奇派丘吉尔到近卫步兵团一个营里去见习一个月。丘吉

尔很感动，再三感谢弗仑奇将军。中校营长起初并不欢迎这位前大臣，他冷淡地说：“我认为

应该告诉您，委派您到我们这里来的事没有同我们商量。”丘吉尔讨了个没趣，只好走出办公室，去安排自己的住处。“嗨！你好。我们认识一下吧！我是温斯顿·丘吉尔，你

呢？”丘吉尔热情地同住在一起的战友打招呼。

▲丘吉尔

可是这名军官理都不理他，转身就走。旁边的一位军官还小声嘀咕：“讨厌的政治家。”

几个月前，丘吉尔还是海军大臣呢！每次他同军官们说话，军官们都是先毕恭毕敬地敬礼，然后才小心翼翼地答话。现在，他主动打招呼，别人竟然都不理他，丘吉尔很伤心。幸好丘吉尔天生就朝气蓬勃，精力旺盛。他一点儿也没有大臣的架子，主动参加执勤任务。

在阴雨连绵的晚上，他像普通战士一样，在潮湿的战壕里站了整整一夜的岗。回来后，他也不叫苦抱怨，还是和往常一样同战友们打招呼。就这样，他很快与同事们成了好朋友。

营里持有保守党观点的军官对大名鼎鼎的丘吉尔很好奇，就想办法捉弄这位自由党人。有次通知他到军长那儿去，要他前往离驻地五英里处的十字路口，那里有辆汽车会把他带到军指挥部。

丘吉尔走过十分泥泞的道路到达预定地点，等了一个小时也没见汽车。一个联络官来告诉他，汽车走错了路开往别处了，又说现在去军部已经晚了，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那里长官想见见他。

丘吉尔火冒三丈，只好踏着泥泞返回驻地。不过他不在的时候，敌人的炮火已经将他住的掩蔽所彻底摧毁。因为军长的一时好奇，丘吉尔捡回了一条命。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丘吉尔勇敢机智，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又接受以往教训，注意谦虚谨慎地处理同事关系，主动请求每天两次陪同营长巡视战壕，终于取得了营长的好感。

结束见习时，营长向弗仑奇称赞丘吉尔的良好表现。弗仑奇有意任命丘吉尔当旅长，可是阿斯奎斯不同意，接替弗仑奇的黑格将军也反对，都说丘吉尔想做个军人，就应当通过所有军阶逐级升迁。

丘吉尔被派到苏格兰第六步兵营当营长，军衔升为中校。脱毛的凤凰不如鸡，大臣倒霉当营长，这种营长不好当。他得想方设法迅速赢得官兵的喜爱，树立自己的威信。

刚到任，丘吉尔就把全体官兵集合起来。

“先生们，谁知道这是什么？”丘吉尔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个小东西，给大家看。

“虱子嘛！谁不认识啊！每个人身上都有呢！”大家都笑起来。

因为是在前线，洗澡洗衣服都不方便，所以官兵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少虱子呢！

丘吉尔也笑起来：“这可恶的小东西专吸我们的血，还传染疾病给我们。”接着，他发布了任营长后的第一道命令，“先生们，向虱子开战吧！”

在丘吉尔的指挥下，大家一齐动手，拿起刷子和铬铁，与新的“敌人”作战。

丘吉尔又带领官兵们，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把营地整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为了帮助大家保持个人卫生，丘吉尔高兴地把自己的白铁浴盆拿给大家用。

玛尔巴洛公爵的后代竟然如此平易近人，官兵们立刻喜欢上了这位新营长。

他在营部食堂吃饭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地议论政事，并不隐瞒他对阿斯奎斯的抱怨。他在士兵中开展歌咏活动，帮助他们消愁解闷。士兵们既惊异又高兴，玛尔巴洛公爵这个杰出的后代毫无贵族架子，竟然如此平易近人。他随身带着一部袖珍本的莎士比亚作品，一有时间就拿出来阅读。

从见习到带兵，丘吉尔在部队基层生活了四个月，在风雪交加的肮脏战壕里，白天冒着敌人炮火袭击的危险，晚上蜷手缩脚躺进睡袋，他似乎享受到了同士兵们在一起过艰苦生活的乐趣。

精力充沛的丘吉尔就是摆脱不了孩子气，他一闲下来，就要别出心裁地弄些花样出来。丘吉尔给自己设计了一套特别的军服，看上去既像法国军官，又像英国军官，再戴上一顶他最喜欢的蓝色法式钢盔，他走到哪儿都那么引人注意。

这天，丘吉尔的老朋友西尼将军来前线看他。

“嗨！温斯顿，看来你过得不错呀！”看着丘吉尔的一身古怪打扮，西尼将军忍不住笑开了。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丘吉尔打量一番西尼：身穿整洁、笔挺的将军制服，脚蹬擦得黑亮，光可鉴人的大皮鞋，可真是派头十足。丘吉尔又想玩他的恶作剧了。他对西尼说：“老朋友，来参观一下我的战壕吧！这可是我精心设计的呢！”丘吉尔不由分说，就拉着西尼钻进战壕，在肮脏的战壕里东绕西绕，爬上爬下。

等到西尼将军好不容易摆脱丘吉尔，一身名贵制服已是肮脏不堪，黑亮的皮鞋上满是污泥。丘吉尔和全体官兵都开心地咧嘴大笑。

这段时间，前线比较平静，没有大战发生。丘吉尔觉得无聊，就又不安分起来，甚至开起了德军的玩笑。

丘吉尔常常在夜里命令部下向德军开火。黑夜里，德军辨不明情况，还以为有人偷袭，只好都爬起来，胡乱地开枪还击。逗得丘吉尔十分开心。

丘吉尔经常对部下说：“战争是一种游戏，应当满面笑容地作战。”丘吉尔的乐观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官兵们的士气。丘吉尔现在虽然不再是大臣，但仍然是下院议员。在内心中，他从未放弃政治和自己的责任。1915年3月初，为了参加议会会议，丘吉尔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回到伦敦。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海军预算和海军部一些职位的人选问

题。在前线待了这么久，丘吉尔比那些整天开会的政治家们对战争了解得更深刻。他警告道：“尊敬的先生们，你们已经看到，德国海军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为了保证我国海军的优势，就必须建造更多的军舰。如果说有谁能更好地完成建造军舰的任务，我认为，只有费希尔将军。他才是海务大臣的最佳人选。”

话才说完，议员们发出了一片嘘声。有人故意大声说话，让丘吉尔听见：“这个滑头，又在玩弄政治伎俩了。”原来，这几个月丘吉尔不在伦敦，不知道报纸上正在大肆宣扬他与费希尔将军不和，时常争吵。丘吉尔在离开海军部之前，在一些事情上的确与费希尔将军的意见不一致，但他是对事不对人。现在，正是从大局出发，他毫不犹豫地推荐费希尔担任要职。没想到被人误会，说他玩弄阴谋。

伦敦报纸上更是猛烈攻击丘吉尔，说他“居心叵测，厚颜无耻”。丘吉尔拿着报纸来找劳合·乔治诉苦，希望好朋友能给他一点儿安慰。劳合·乔治却坦率地说：“温斯顿，你别生气。说实话，我认为报纸上说的是正确的。”

丘吉尔很寒心，因为连好朋友都不理解自己。他也很担心，因为他看到英国的政治家们只顾着进行党派斗争，争权夺利，却不知如何领导战争，这样下去，英国非打败仗不可。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丘吉尔渴望战斗，渴望冒险。前线的生活富于刺激性，让他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获得了极大的荣誉和满足，能够摆脱政治生涯中的勾心斗角。可是作为政治家，他又被强烈的责任感所鞭策。战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他必须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为国家尽最大的能力。政治毕竟是他的事业。

丘吉尔左右为难，犹豫不决。

不久，丘吉尔的难题解决了。由于战斗激烈，人员伤亡很大，1916年4月间，上级命令苏格兰步兵第六营同第七营合并，原第七营营长资历比他深，获任新合并营营长。

丘吉尔没有离开他的营，但是他的营离开了他。丘吉尔只好回国当他的议员了。5月间，丘吉尔回到伦敦。

随着局势的发展和变化，丘吉尔因为那次海战而导致的需要恢复声誉的问题，也在第二年得到了基本满意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