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巨人传——丘吉尔

第二章 从戎著书

伟大的事情都很简单。而且大多数都可以被凝结成一个简单的单词：自由、公正、荣誉、责任、仁慈、希望。

——丘吉尔

古巴之行收获颇丰

年轻人大多讨厌平淡无奇的岁月，渴求轰轰烈烈、新奇浪漫的生活。

丘吉尔尤其喜欢冒险与刺激，他认为战争是立功的最好机会，也是实现抱负的最佳捷径。

丘吉尔这样想着，摊开了世界地图，在上面寻找硝烟弥漫之地。在本土3300万平方英里面积的大英帝国的版图上，竟然处处不见炮火的踪影，抢夺与镇压殖民地的战争正处于一个间歇期。

当视线像过筛子一般扫到西半球中部的加勒比海地区时，丘吉尔蓦然发现，古巴丛林中透射出烽火的点点红光，西班牙的殖民军正在同起义的古巴游击队交战。就像掘墓人挖到沉睡地下的财宝一样，激动的心一下子从胸腔跳到了他的嗓子眼。

英国同古巴没有联系，如何通过西班牙的中介架线搭桥？正好父亲老友亨利·沃尔夫担任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以玛尔巴洛公

爵八世侄的身份，凭父亲的老关系，丘吉尔想去古巴的要求得到了沃尔夫的大力支持。

丘吉尔是个现役军官，突然离英赴古，父亲的老朋友、新任陆军总司令沃尔斯利元帅将他介绍给情报部。情报部为了给他提供方便，要他尽可能搜集有关西班牙军队当时使用的新式枪弹质量的情报，安排他以出公差的名义进行这次战地旅行。

当时英国规定，骑兵军官可以享受的一大好处，便是每年有五个月的假期。1895年10月，在丘吉尔当上骑兵中尉之后的八个月，他就轮上了一次休假。

丘吉尔决定利用这次假期，和自己的同事雷金拿德·巴恩思中尉一起，到正在发生激烈战斗的古巴去亲身体验一下“传奇般

的生活”，从而获得实际的军事经验。

筹划周密，万事俱备，1895年10月，丘吉尔和巴恩斯乘坐客轮启程。

越过大西洋，11月到达纽约。美国民主党领导人之一伯克·科克伦招待他们小住几日，观光游览。科克伦

是丘吉尔外祖父的好友，詹 ▲骑兵军官丘吉尔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妮在巴黎见过他，这次捎信请他对丘吉尔一行多加关照。科克伦担任过几届代表纽约州的国会议员，练就了一整套出色的演讲技巧。丘吉尔向他诚恳地求教，他给丘吉尔耐心讲述，详加指点。丘吉尔日后成为才华出众的演说家，考其师承，实出于此。

1895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丘吉尔和巴恩斯在黎明的曙色中登上哈娃那海岸。冒险的生涯眼看就要开始了，丘吉尔心中产生一种略带夸张的宏伟想法：

也许我会在这里成为举世闻名的英雄，也许我会默默无闻地死去。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会有人责备我好战，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

一个在和平年代生活而又渴望迅速成长的年轻军官，如果不企盼打仗，那才是难以理解的呢！

古巴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植物繁茂，土地肥沃，景色秀丽。丘吉尔完全沉醉在这个岛国迷人的风光中，赞不绝口地说：“美啊！美啊！怪不得西班牙人称她为西印度群岛的珍珠。”丘吉尔和巴恩斯被安置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被当作盟国的重要使节一般来接待。第二天，他们要求亲临战场。搭上汽车之后又坐船，还徒步

穿越了原始森林，经过几天行程，来到机动部队驻地。

11月30日，是丘吉尔的21岁生日，在这一天，他经受了第一次战斗洗礼。

在清晨行军时忽然队伍后部枪声大作，古巴游击队发起了袭击。浓雾散去，敌人已不知去向。

西班牙军人拿着长刀，边走边砍除藤蔓杂草，在大森林中开路前进。天快中午才吃早餐，指挥官命令士兵坐在马匹旁吃随身所带的干粮。丘吉尔从参谋那里领来半只烧鸡正坐下撕着吃。

突然，一阵急促的枪声又从林中响起，他身后的一匹马受惊跃起，被子弹击中，鲜血淋漓，倒在血泊中。

“好险啊！”子弹的呼啸声停止以后，丘吉尔毕恭毕敬地向替死的马鞠了一躬：“谢谢你。”

另一天晚上，天气热得无法入睡，丘吉尔同两个参谋到附近的小河游泳。他头枕石块，浑身泡在清凉的浅水中，不觉昏昏睡去。忽然，一颗子弹从他头上飞过，把他吓醒。他慌忙提着裤子，躲进密林中去。

这一夜，枪声时响时停。丘吉尔起初提心吊胆，不敢睡觉。但是想到游击队出没无常，防不胜防，又见西班牙士兵照样呼呼入睡，他便也在睡睡醒醒的状态中熬到天明。

丘吉尔把在古巴的所见所闻前后写了五篇通讯，刊登在《每日写真报》上。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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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巴恩斯中尉都得到了西班牙政府的嘉奖，被授予红十字勋章，以表扬他们的勇敢。

古巴之行的收获激起了丘吉尔旅游异国并为报纸写通讯的强烈兴趣。他想：如果能常到海外去增加军事阅历，赢得几枚勋章，肯定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有利。从事新闻写作还能使他名扬四海，因此还得想办法找机会出国。

回国后，丘吉尔在他的圈子里赢得了更多的名声。这位21岁的年轻军官不仅由于他刚从古巴战场回来，还由于他的战地通讯已得到很多人的赞赏，于是他又成了各种宴会和舞会上受欢迎的嘉宾，从中结识了不少各界名流。

古巴之行是丘吉尔自我设计、个人奋斗、急功近利、加快人生上升进程的发轫初试之作。他对自己的这一习作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终于成功地办完了一件似乎绝不可能的大事，而且收获颇多。

丘吉尔走向了海外，接触了实战，对于生死和功名的关系有了种种复杂真切的体验。年纪轻轻就有如此重要阅历，实属难能可贵。不过丘吉尔后来承认，在这次行动中有些年轻人常犯的轻率与鲁莽。

古巴之行，还给丘吉尔一生的嗜好和习惯留下两个鲜明的烙印。

他在古巴染上了抽雪茄的嗜好。直到老态龙钟，驼着背，拄着手杖，嘴里还叼着一支香烟。嗜吸雪茄烟，简直成了丘吉尔个人的“商标”。他的许多照片和画像，都是肥嘴大脸正咬着一支又粗又大的雪茄，炯炯有神的眼光，稍稍向斜上方瞪视着，或稍稍向斜下方凝视着。他的办公桌和床上，放着一个大盒子，装有许多蓝头或白头火柴，以便重新点燃因聚精会神思索和工作导致停止抽吸而熄灭了的雪茄。就是不想抽吸，他也常常习惯性地叼着一支雪茄，似乎只有维持这一姿态，他才能启动思维，进入高效率运转的工作境界。

有关资料甚至说，丘吉尔抽烟往往把烟吐出来，很少吸入气管去。美国总统罗斯福1942年初首次在华盛顿会晤丘吉尔后，白宫椭圆形办公桌上，也一直放置着丘吉尔嘴咬大雪茄的木雕像，直到罗斯福逝世后才被撤去。

他在古巴向西班牙人学到了每天在最热的时候午睡的习惯。而且推而广之，有所发展，即使寒冬腊月，也要午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海军大臣时起，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了每天午睡。他有一种非常幸运的本领，头一挨枕头很快就能入睡，他从不放弃这一甜美的享受。

他通常午睡一个小时以上，如果有紧急事务，至少也要睡20分钟。即使只睡20分钟，他也感到能够重新焕发精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首相，以70岁左右垂垂老矣的年纪，肩负异常繁重的工作，有时需要彻夜工作，睡得很晚更是常事，正是午睡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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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能够恢复疲劳，振奋精神。

丘吉尔经常向他周围的同僚宣传午睡的好处。他说，现代人忽视午睡的重要性，实在是不懂科学、很不明智之举。

一个人从早到晚工作，即使可以做到，也会影响工作效率。如果有片刻的午睡，既可消除上午的倦意，又能为下午的工作带来生气，还可以夜以继日工作，一天能做一天半的事。他说他从不感到疲劳，就是得益于坚持午睡这一科学的作息习惯。

感悟知识的真谛

1896年春天，英国政府决定将第四骠骑兵团编入印度驻防部队。这次万里赴戎机将长达十几年之久，为了让军官们出国前有充分时间处理私事，政府给了他们长达半年的假期。

这是丘吉尔有生以来休息时间最长的一段时光。但日子一长，对无意义的逸乐生活便产生了厌倦。他也渐渐发觉豪门贵族与穷困大众之间存在着一道明显的鸿沟。这种无所作为、平庸懒散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1896年8月，全团1200人乘坐运输舰从南安普敦港出航，经过二十多天波涛汹涌的颠簸，9月的一天，眼前出现耸立云天的椰子树和巍峨壮丽的宫殿，他们到达了印度孟买港。

换了小船，驶近码头。风从岸上吹来，卷起大浪，把摇荡的小船又冲离码头。经过几次努力，当船再次靠上码头时，丘吉尔飞快地抓住岸壁的铁环，一脚踏上石阶。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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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去军职的丘吉尔以《晨邮报》记者身份前往南非采访

正在这时，又一个大浪冲来，小船猛烈地摇晃，在丘吉尔的手掌和身躯之间形成方向相反的拉力。他的右肩突然感到扭痛，上岸后才知道脱臼了！

以后，丘吉尔凡遇用力过猛，右肩就会脱臼，对于他喜爱的游泳、赛马和打球，行动颇为不便。不过，顽强加固执，使他宁肯脱

臼，也不放弃这些运动。而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次造成的不幸，却在以后救了他一条命。在恩特曼冲锋中，因右肩脱臼只能拿手枪而不能拿军刀，当时要是拿军刀，可能他早已阵亡沙场了。他由此总结出一种对待逆境和困厄的积极的人生态度：

我们不应对于不幸心存沮丧，相反应勇敢地面对现实。更何况这种不幸，如果你能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

就好像命运坎坷的人，总比一帆风顺的人活得更有

意义更能体验人生一样。

从孟买登上长途火车，第四骠骑兵团全体官兵于10月间进驻印度南部德干高原的班加罗尔，维持驻地一带的治安。

这里的纬度很低，白天骄阳似火，由于海拔近千米之高，晚上却十分凉爽。营地周围盛开104种色彩绚丽的名贵玫瑰花，白天有蝴蝶在花丛中回旋飞舞，晚上有印度姑娘在月下翩翩起舞，环境富于浪漫情调。

但丘吉尔在给母亲信中说这段生活“贫乏单调、枯燥无味、百无聊赖”。尤其当他即将跨进23岁的门槛时，突然感到美好而宝贵的青年时期不久即将逝去，而他的知识库藏却还空空如也。思来想去，要实现追求功名的远大抱负，只有靠刻苦的自修，才能弥补知识的浅薄与不足。

决心既下，马上付诸行动。时间有的是，丘吉尔把同事们下午睡觉、打牌、品尝带苏打水的冰冻威士忌的闲暇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对他所喜欢的打马球也有所节制。

在热得让人心烦意乱、昏昏欲睡的下午，丘吉尔每天阅读四五个小时，全神贯注于书中丰富的内容和优美的文句中。

从名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叔本华、赖基、马尔萨斯、达尔文、吉本、麦考莱，到世界著名的著作如《理想国》、《政治学》、《人口论》、《进化论》、《罗马帝国衰亡史》、《英国史》，丘吉尔获得了大量知识，接受了哲学和历史学的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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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观点。

丘吉尔特别请母亲寄来一套《政治年鉴》，以便从中研究英国现代政治史。他仔细阅读，分类摘记。每次读到议会辩论重大问题的段落前，他就预先细想自己对此问题持何看法，阅读时再同与会者的各派观点进行比较。

丘吉尔特别喜欢八大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手不释卷地读了不止一遍。作者吉本那华丽铺张、崇尚辞藻的文风对丘吉尔影响很深，后来丘吉尔也写了多卷本的《世界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语民族史》等史学煌煌巨著。

丘吉尔钦佩麦考莱把历史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的本领，并因此原谅了他认为麦考莱对自己的祖先玛尔巴洛公爵有所贬低的过错。为了尊崇和夸耀自己祖先的光荣，修正麦考莱书中给人留下的歪曲形象，丘吉尔后来撰写了四卷本的《玛尔巴洛传：他的生平和时代》。

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哲学思想和历史教训，使丘吉尔怀着苏格拉底当年一样的心情来探讨英国的前途。他认为决定未来的是人才，而要造就人才必须革新教育，废除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和制度，让青少年身心得到自由而平衡的发展。

丘吉尔也关心宗教问题。他读了温伍德·里德的《人类殉难记》，认为书中对基督教的批判很具体。以前在哈罗中学和军校，早晚祈祷是每天必修课程，他觉得这种仪式太形式化了。

战地报道轰动英国

在班加罗尔待了九个月之后，丘吉尔可以有三个月的假期。于是他经由意大利并稍作逗留后，回到了伦敦。

一天，丘吉尔在报上读到了印度西北边境爆发战斗的消息，大为兴奋，觉得一显身手的机会又来了。他马上给当地的英军司令布勒德将军发去电报，要求将他调去。

布勒德将军回电说编制已满额，但欢迎他作为战地记者前去西北边境。于是，他先向骠骑兵团请假，接着同报馆联系，取得了伦敦《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拓荒者报》记者的身份，急急忙忙赶到了印度西北边境。

丘吉尔期望的是大战斗，可是实际上那里爆发的只是小战斗，尽管也十分惨烈。

印度西北山高谷深，白浪滔滔的溪河在海拔一两千米的悬崖峭壁下蜿蜒而急湍地奔流。这里世世代代是原始的帕坦部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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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每个山民都是英勇的武士，每座房屋都是战斗堡垒，每个村庄、院落都修建了墙垛、枪孔、吊桥和烽火台。他们使用大刀、长矛、土炮和从英军夺来的洋枪战斗，曾在1863年把英国远征军杀得尸骨成堆。

现在，西北边境上的游牧部落帕坦人时常袭击英印驻军的一些前哨据点，英军便进行报复。游牧部落也有新式步枪，因此虽然是局部地区的冲突，但有时战斗也很激烈。

当布勒德将军在军营中设晚宴为这位战地记者洗尘时，有一段时间大家只能熄了灯在黑暗中进食，以确保安全。

1897年9月16日黎明，丘吉尔随同一支“清剿”队向深谷前进。突然，隐藏在峭壁悬崖岩石间的帕坦人连跳带跑地冲杀过来，英军惊恐万状，不一会儿就有五个人倒下了，两人已死，三人受伤。三个受伤的人，一人

▲年轻时的丘吉尔胸部被射穿，鲜血如泉涌；

另一个腹部受伤，手抓脚踢地在地上打转；还有一个军官右眼被射出，满脸是鲜血，样子非常可怕。

英军抬起死伤者慌忙逃窜，帕坦人穷追不舍。其中一人挥刀向丘吉尔砍来，丘吉尔拔出长剑与他对杀。又一个敌人拾起大石头向丘吉尔扔来。丘吉尔一边躲闪，一边掏出手枪将他击毙。这时丘吉尔发现自己已陷入敌人重围，要不是逃跑得快，与之后赶来的援军会合，他几乎要被活捉。

双方激战了不长时间，伤亡不少，帕坦人朝山石后面退去，英印军也赶快撤离。丘吉尔又幸运地未受损伤，这次冒险所遭遇的风险实在太大了，而且似乎并无必要。

不过丘吉尔并不这样想，他对这类冒险可能付出的代价是计算过的。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毫无隐晦地表达出这种想法：

我骑上灰白色的小马，沿着散兵线行进，而敌人却匍匐隐蔽在那里。这或许是愚蠢的，但我下了巨额赌注，好让人们看到，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勇敢或更有气魄的行动了。倘若失去了观众，事情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丘吉尔起初只是作为记者随军行动，由于英军军官死伤较多，难以补充，于是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参谋部的联络官，骑马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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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驰于各支分遣队之间，后来又亲自参加战斗和指挥运送伤员的工作。

从维护殖民统治的人看来，他表现得非常勇敢，指挥坚强有力，富于主动精神。因此，布拉德将军对他十分赏识和称赞，10月初派他到急需军官的旁遮普第391步兵团任职。但驻印英军司令部不同意这一调动，并命令他重返班加罗尔第四轻骑兵团。

丘吉尔的战地报道写得十分及时而且生动，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同时为了不引起军政头目的反感，他又恰到好处地掌握了取舍材料的分寸，对于英军在一次溃退中的狼狈详情，以及毫无人道地使用开花的达姆弹和毫不迟疑地杀害俘虏，他都隐去不写，只在同家人亲朋交谈时，反复说到这些他所厌恶的真相。

这些报道发表时，用了“一个年轻军官”的署名，这是他妈妈与友人商量后决定的，她生怕报道中涉及敏感的战略和政治问题时，可能有人会抓辫子，使作者陷入困境。

可是丘吉尔偏偏对这种隐姓埋名的做法感到遗憾，为了扩大影响，并且“在选民面前扬扬名”，他以这些报道为基础，加上搜集到的其他材料，用两个月的时间，写成处女作《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事——边境之战插曲》，1898年3月在伦敦出版，隔年又出了修订的第二版。

这本书也给丘吉尔招来了麻烦。这位年轻的中尉居然在书中对驻印高级将领提出批评，对英国的国防制度说三道四。他还在 《三军联合杂志》约写的一篇专文中，进一步阐述了书中观点，认为在印度山民进行游击战的地区，实行“前进的边疆政策”困难重重，劳民伤财，今后军事远征应当谨慎行事，注意节省开支。

后来他看到远征军受到重创的消息，几次申请上前线作战，都遭到军方领导冷冰冰的拒绝；即使只是利用圣诞节10天假期去前线看看的要求，也没有得到许可。

创作小说引起广泛评论

《马莱康野战部队纪事》一书出版后，使丘吉尔养成了“写作习惯”。由于他未能获准参加新的远征军，于是决定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小说创作。他写的小说名叫《萨夫洛拉》。

从那时直到后来他在政坛失利后的蛰伏的岁月，丘吉尔虽然从事了大量的写作工作，却从来没有把自己仅仅局限于写作领域，更没有打算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他有着更为宏大的理想抱负。

然而丘吉尔也清楚，文学与政治并不是毫无联系的；有时文学还可以作为政治的晋身之阶。比如，一度成为保守党人崇拜偶像的著名政治家迪斯雷利，就是以写小说起家并从文学领域走向政治生涯的。这或许是丘吉尔打算在文学创作上一试身手的主要动机之一。

事实上，在这部丘吉尔写作生涯中不多见的文学作品里，作

者无疑写出了当时英国政治生活的许多特点。作者在描写主人公对待政治问题的看法时，所表述出来的也不折不扣是丘吉尔自己对政治问题的观点。许多评论者认为，这部名为《萨夫洛拉》的小说，其实是年轻的丘吉尔的政治宣言。

《萨夫洛拉》是虚构的地中海上劳拉尼亚国一位年轻的反对党领袖，他具有英勇、机智、博学、善辩等优良品格，在公众的支持下发动内战，推翻军事独裁政权。

这篇小说先在《麦克米伦杂志》连载，1900年2月出版，以后几次再版，直到丘吉尔80岁时还出了一版。《萨夫洛拉》在艺术上显得有些抽象和粗糙，丘吉尔以后再

▲丘吉尔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也没有出版过小说。但它还是能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因为从书中某些形象身上，可以看到丘吉尔本人和他的父亲、保姆的影子。

值得引起读者注意的是，丘吉尔在场景描写的基础上，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对其内心世界的揭示。书中描述了在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枪杀游行群众的场景，紧接着又以深入细腻的笔触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作了充分展示。丘吉尔写道：

不久前他目睹的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场面不能不激发他的火一样的热情。压抑只能使他内心的火越烧越旺。值得那样干吗？斗争、劳动、一连串的事变、舍弃轻松愉快生活的许多东西，这是为了什么？人民的幸福，他很少感兴趣。

他非常明白，他做一切事情的主要动力是虚荣心，他无力抵御它。他理解并珍惜一个艺术家在生活中追求美好事物的喜悦，也理解并珍惜一个运动员从自己的活动中得到欢快的乐趣。

生活在寂静之中，像艺术和书本描述的那样，怀着哲学家的平静心情生活在美丽的公园里，远离人声嘈杂的地方并且完全摆脱各种事物，这当然安逸、舒适。

但他还是认为，他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和不安的

生活才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勇往直前。

有的传记作家认为，这段心理描述勾画出了丘吉尔的完整形象，他在23岁写作《萨夫洛拉》时是这样，他在半个世纪之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也是这样。

如果说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丘吉尔本人的思想和性格特征，那么在书中的几个次要人物身上，则反映出与年轻的丘吉尔生活经历的紧密联系。

书中有一位名叫贝蒂妮的老保姆，“她从萨夫洛拉出生之日起就忠心耿耿地细心照料着他，一直未曾间断过”。这与当年艾夫勒思特太太照料小丘吉尔的情况何其相似！

还有一位名叫狄罗的中尉，他渴望参加战斗以赢得勋章，爱好打马球，忠于自己的信念。人们认为这个人物是处于早年军队生涯的丘吉尔的化身。萨夫洛拉本人身上所具有的品格与才能，不仅反映出丘吉尔本人对理想化的追求与向往，也是与他对父亲的回忆分不开的。

而书中有一处情节，叙述了英国政府在接到劳拉尼亚政府义正词严的照会之后，派遣“侵略者”号军舰去进攻这个国家。“侵略者”号这个军舰名称显然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英国的御用评论家们曾为这个舰名而感到难堪，他们杜撰说，在丘吉尔写这部小说时，“侵略者”一词可能还没有现在那种令人反感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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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意。

评论界对于《萨夫洛拉》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当然也不乏一些批评。《学院》杂志认为这本书是“一部令人惬意的和振奋的作品”；《曼彻斯特卫报》认为该书“充满生气和活力”；《展望》杂志评论道，该书至少是“有趣的，给人们的闲暇时间增添了色彩”；《星期六评论》认为：“他所描述的事件是真实的，而他刻画的人物则是抽象的”；《泰晤士报》评论说：“在萨夫洛拉身上体现出来好的方面，本质上都是与战地通讯相关的”。

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们则从自己的角度来认识这本书的独特价值，认为它对于理解青年丘吉尔的内心世界是不可多得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发表对战争的独特见解

尽管丘吉尔已在极短的时间内接连出了两本书，但他仍然有着一种紧迫感。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这是一个上进的年代，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推进之。”

1898年夏天，丘吉尔又获得例行休假，便立即赶回伦敦，请求母亲设法帮他尽快调往英军驻埃及的部队，参加对苏丹的战争。而且，他已经预先雇好了仆役，收拾好了行装。

“我渴望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刺激。”早在丘吉尔到达印度驻防仅三个月之时，他就给母亲写信，要她设法将自己调往埃及。他预料英国及其占领的埃及将对苏丹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迫不及待地寻找战争机遇。

现在，苏丹之战的机遇果真到来了。丘吉尔像赌徒不肯放弃每一次赌博机会那样，决定从亚洲跳往非洲参战。

早在1881年苏丹就爆发了马赫迪领导的反英起义，到1885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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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丘吉尔

年，几乎把全部外国军队都赶出了国境，连英国驻苏丹总督戈登将军也被击毙。

这个刽子手戈登作恶多端，1860年参加了进攻北京和抢劫、焚毁圆明园的罪恶活动，1863年又统领“常胜军”配合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活动。英勇的苏丹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也为中国人民报了仇，出了气。

英国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失败，要为戈登之死报仇，

并于1896年再次入侵苏丹。这时，进攻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决定性战役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

丘吉尔明白，有些人对他的举动议论纷纷：“这个年轻人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混进各种各样的远征队里去的？他为什么又给报社写文章，又当军官？为什么一个低级军官竟敢称赞或者批评长官？为什么他能常常离开团队去休假？他还年轻，应该遵守军纪，努力做好日常工作才对！”还有些人谴责他“追求奖章”、“自我吹嘘”。

丘吉尔不管这些，他我行我素，故伎重演。1898年夏天休假，他放下尚未完稿的《萨伏罗拉》，6月末赶回英国为参战周旋。他行事的惯例，是直接找最高领导，而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不敢越出常规做出决定的下级军官身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伦敦流传一个传说：法国总理克雷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 和丘吉尔三人去世后，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珍珠门外。克雷孟梭首先到达，敲门要求进去。圣彼得走出来要求他说明自己身分，以便查阅他的履历，给他作出永恒的奖赏，他照办了。劳合·乔治也一样。丘吉尔最后到达，圣彼得开门后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丘吉尔回答说：“你究竟是什么人？叫上帝来。”

这回，请出“上帝”也不灵了；不过，几经周折，顽强的参战愿望还是实现了。

英埃联军司令是赫伯特·基奇纳。丘吉尔的母亲先写信给她的社交密友，基奇纳副手伊夫林·伍德，要他向基奇纳求情，被婉言拒绝；后来丘吉尔直接写信给基奇纳，也被置之不理。很明显，这位将军发现，丘吉尔计划在近期内脱离部队。基奇纳认为，在苏丹的军事生涯会耽误他的前程。

恰好这时，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读了丘吉尔的《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事》，对书中涉及的政策问题感兴趣，约丘吉尔去谈话。丘吉尔认为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趁机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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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参战要求，首相要秘书拍了个电报给基奇纳将军。没料到，“大主教”居然也不买“上帝”的账。

三次请缨，三遭冷遇。如果就此罢休，那丘吉尔也就不是丘吉尔了。正面进攻失败，他改用侧翼迂回。丘吉尔通“天”尽管有术，最高当局的旨意却无效，然而靠打通同基奇纳有利害关系的关节，却获得了成功。

他托人请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默帮忙。基奇纳将军要取得胜利，没有克罗默的密切合作不行。这一法宝灵了，然而条件很苛刻：

特准阁下以编外军官名义，参加苏丹之战，分配到第21枪骑兵团。请阁下立刻向开罗阿巴西营地的团本部报到。经费由自己负担，如果阁下战死的话，英国陆军也不负责任。

8月初，丘吉尔乘船沿尼罗河上溯，去新的骑兵团报到。临行前，他同新结交的朋友、保守党《晨邮报》老板的儿子奥利弗·博思威克商定，以每栏报道15英镑的稿酬，给该报撰写苏丹战争的战地通讯。

丘吉尔加入第21轻骑兵团后，随部队向南推进，在沙漠里长途跋涉，一天得走30英里左右。许多士兵在酷暑中病倒。

丘吉尔身体状况较好，在艰苦条件下仍能挺住。甚至有一次因为追赶部队时天黑迷了路，他被困在茫茫的沙漠中，一天一夜未曾吃喝，也没有倒下。

在行军途中，部队饮食十分单调，只能吃点牛肉罐头、饼干和熟啤酒这类随身携带的食品充饥。

他给母亲的信中说道：他料到在攻陷喀土穆之前，会有一场战斗要打响，要求她“运用哲学上各种可以借慰的观念，来思考人生的全部意义”，他进而含蓄地提到这种崇高的感情。

由于发现医疗设施不足，他担心在战斗中受伤，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请求道：“一旦我负了重伤，您最好出面，设法把我弄回去。”

不久，恩特曼战役打响了，丘吉尔随部队挺进。9月2日清晨，丘吉尔在执行巡逻任务时，第一个发现大约有4万名托钵僧正准备向英军发起袭击。

经过激烈交战后，他所在的团队顺利撤离了战场。此后，第21轻骑兵团作为后备队，从侧翼迂回冲向敌人，陷入了苏丹军队设下的埋伏。

基奇纳的步兵和炮兵粉碎了托钵僧发动的进攻。敌人乱了阵脚，大部分被逼回撤，留下与英—埃军队对峙的，看来似乎都是一些手持长矛的人，组成一道很单薄的防线。这时，第21轻骑兵团冲进溃败敌人的阵地，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队伍被冲散

丘吉尔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了，人员不见踪影。丘吉尔后来写道：

在我对面，大约有四排狡猾的敌人……我们冲过去时，未遭到任何攻击。我方有人跌下马来，身体当即被砍成几段。还有五六匹马也被间接攻击所打伤，再就没有其他什么损失了。

后来我们又冲进溃败敌人的阵地，展开了短兵相接。队伍被冲散了，人员不见踪影。我策马跑了一程，与敌人遭遇时就用手枪瞄准面部射击，打倒了几个，其中有三个肯定是死了，有两个是否打死还无把握，有一个就是更说不准了。

大群的托钵僧又渐渐地集结起来，温斯顿看见有两个敌人在只有20码远的地方正用步枪瞄准。刹那间，他策马向大约150码远的骑兵中队集结的阵地飞驰而去。

骑兵队伤亡得不轻，“在310人中……1名军官和20名士兵阵亡，4名军官、45名士兵受伤……而这些人员的伤亡是在120秒钟时间内发生的”。

1898年9月的决战，苏丹军队在恩特曼战役中被击溃，获胜的英军几次横扫战场，把托钵僧伤兵全部打死。

丘吉尔的战友所表现的勇敢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们遭到重大损失，仍积极准备发动一次新的攻势，以突破敌人的防线。在这样的时刻，丘吉尔完全赞成这一军事行动。

但是，使他失望的是，团长明智的决定，不骑战马投入战斗，这样不仅会取得同样的军事效果，而且大大减少伤亡。依靠这个办法结果打垮了敌人，枪骑兵团占领了阵地，收回了阵亡人员的尸体。

英—埃军队的炮火支援总的来说对这场战斗起了决定性作用，约有1万名敌人被打死，而基奇纳的部队只伤亡了500人左右。基奇纳没有对第21枪骑兵团发出冲锋的命令，他或许对该团损失严重感到失望，但他承认该团作战英勇，并根据他的提议，给参加这次战斗的人员颁发了3枚金多利亚十字勋章和其他许多奖章。

丘吉尔的战功并不特别卓著，这或许因为他是该团的新来者，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得到部队长官较多的青睐。

在粉碎了托钵僧的军队之后，英军很快就占领了喀土穆，其他地方也就轻易地被占领。丘吉尔注意到，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伤员完全得不到足够的护理。

他还看到，基奇纳并不制止他的部下杀害或虐待托钵僧被俘伤兵，并且对亵渎马赫迪坟墓的行为采取放纵的态度。

丘吉尔把这种惨状比作“十字军东征”时的大屠杀，他对英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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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残忍和基奇拿的纵容极为气愤，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基奇拿可以作为一个将军，但他永远不是一位绅士。”

在这次战争中，丘吉尔给《晨邮报》写了不少稿件并陆续发表。战争结束后，他决定再次写书出版。

丘吉尔已经在这方面尝到了甜头，仅在一个月里从苏丹发给《晨邮报》的稿件，就使他得到了300多英镑的稿酬，远远高于他的12.5英镑的中尉薪饷。而且钱还是次要的；新闻报道和出版著作已为他赢得了越来越响亮的名声，可以成为他在政治上进取的有力铺垫。

丘吉尔对政治的热望和他对军人生涯的厌倦使他产生了脱离军队的想法。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他在军队里一直干下去，永远也不会达到自己的理想。

要取得指挥一支庞大军队的权力并在战场上赢得荣誉，必须经历多年刻板、艰苦的军人生活。况且丘吉尔在新闻报道、文章和专著中对军方高级将领们颇多批评，早已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将军们显然不会让这个自负高傲、乱发议论的年轻中尉得到迅速提升。

在结束军旅生活之前，丘吉尔又回到了他原来所属的第四骑兵团的驻地印度的班加罗尔，重温了过去的时光。他在运动和军务之余，仍然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写作。

1899年3月，在丘吉尔辞去军职，离开印度时，他已写完了《尼罗河上的战争》全书23章中的18章。

返回英国途中，丘吉尔还在开罗作了短暂停留，从总领事克莱默勋爵和一些英国以及埃及的官员那里，得到了大量他所需要的包括英国与苏丹早期关系方面的资料。回到英国后，他很快便完成了此书。

1899年10月，丘吉尔这部名为《尼罗河上的战争》的书分两卷出版了。定价36先令，为《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实》一书售价的10倍。由于丘吉尔不再是军人，因此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发泄他对基奇拿将军的不满。

丘吉尔在书中批评道：“这位将军律己很严，对别人都漠不关心”；“在他所指挥的部队各单位里，有一个遭到极度忽视的机构，那就是治疗伤病员的医疗部门”；“他对部下的残暴行径采取放纵态度，而这种残暴行径往往未必是由于敌军同样的行为所引起”。

丘吉尔尤其对基奇拿侮辱马赫迪陵墓和遗骨的行为感到愤慨。他不仅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基奇拿将军个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苏丹起义者的同情。与此同时，他尖刻地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卑劣和伪善，从根本上批评了英国对苏丹的战争政策。

不用说，英国官方愤怒了。不久，丘吉尔自己也感到这些批评是有些过分，便对书中批评及类似的言论做了大量删减。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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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首版时未能引起国内读者的广泛注意，主要是因为南非战争的爆发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但它在评论界却赢得了较高的评价。

与他保持着友好关系的《三军联合杂志》认为：

毫无疑问，这本书是迄今描写这一题材最好和内容最全面的书籍。

《蓓尔美尔杂志》也提出类似的看法：

……我们认为这是描写苏丹战争的第一部长篇作品。

《展望》杂志甚至说，作者“对苏丹极有研究，就像金莱克对克里米亚有研究一样”。

自由主义思潮的喉舌《曼彻斯特卫报》认为，该书给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丘吉尔先生对敌人所具有的骑士气概”。

然而，有些评论却认为，温斯顿对基奇纳的批评过于苛严。《原野》杂志认为，他所作出的这种批评“给人一种带有个人反感的印象”。

《泰晤士报》把这说成是“作者采取了自以为是的专横态度”。《星期六评论》用沃波尔对老威廉·皮特进行评头品足为例，在无意识中作了预言式的提示：“他总是在这位可怕的骑兵首领身上挑刺。”

总的说来，评论界公认《尼罗河上的战争》一书是年轻的丘吉尔取得的巨大成就。由于作者搜集资料丰富，构思精巧，叙述准确，鲜明生动，行文富有逻辑性，写出了一部引人入胜的英国征服埃及和苏丹的历史巨著。

在南非成功越狱

1899年秋，英国政府发动了布尔战争，又往南非派兵遣将。丘吉尔又想旧调重弹，仿照以前远征古巴、印度西北边境和苏丹的例子，再去南非冒一次险。

这次丘吉尔是以《晨邮报》记者的身份采访南非战事。该报前四个月付给他1000英镑，以后每月给他200英镑，作为他在南非的活动经费，并同意他对自己的文章保留版权。报社还允许他拥有选择采访地点和表达自己意见的充分自由。

10月14日，丘吉尔乘船驶过好望角，在船上与《曼彻斯特卫报》记者J.B.阿特金斯晤面，很快俩人交上了朋友。后来阿特金斯在追述旅途中的温斯顿时说：

他身材修长，一头淡红色的头发，面色苍白，但相当活泼，经常跳上甲板，翘首眺望，就像诗人勃朗宁描写拿破仑时一样；有时他静静地坐着陷入沉思之中，双手时而交叉，时而伸开，这不但不属于神经质，倒好像有助于解开思维上的疙瘩。

到达开普敦后，丘吉尔立即着手在义勇骑兵团里找到一个军职，因为他认为军职对他会很有用处。他先到牛津郡义勇骑兵团，但这个团已满员，于是他又来到兰开夏骠骑兵团，这一次则很有希望，因为有一个实际因素起作用，即他曾是兰开夏某一选

区的候选人，而且或许会再一次成为它的候选人。

丘吉尔决定立即奔赴纳塔尔前线，那里看来很可能发生最激烈的战斗。他乘小汽船沿海岸驶抵德班，由于遇上暴风，旅途生活极不舒适，他晕船晕得厉害，最后在埃斯特科特与英国军队会合。

就在这里，部队受到正在围攻莱迪史密斯的布

尔人的狙击。他在那里遇 ▲丘吉尔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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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一位在印度认识的霍尔丹上尉，上尉让他随同搭乘他们的一列装甲火车同行。

火车上装备能发射9磅重炮弹的前膛舰载大炮，还有两个连建制的士兵和为数不少的筑路民工。但它很容易受到敌人的伏击，一支装备有大炮的布尔人在撤退的路上设置了大块石头。

结果一场灾难很快就发生了。前面三节车厢出了轨，其中第三节车厢还有一半留在轨道上，把铁路堵住了。后面的机车以及另外两节车厢也都动弹不得，布尔人乘机开火。车厢里的英军士兵在霍尔丹上尉的指挥下同布尔人交战。丘吉尔自告奋勇去抢救机车，使之脱离险境。

作为战地记者的丘吉尔本来并没有这项任务，只是责任感告诉他应该把出轨的车厢推出铁轨之外，才能挽救机车，驶回埃斯特考特。

霍尔丹后来在给上级的正式报告中说，丘吉尔“参加了救护机车的工作，他担负了主要的指挥职责，从而往往使自己完全暴露于敌人火力之下。对他这种勇敢的行动，我怎么高度评价也不会过分。”

他指挥着受了伤的机车司机，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终于使脱轨的车厢同机车分离。机车则可利用后面的两节车厢，把幸存者和伤员送回埃斯特考特。

当机车脱离危险后，丘吉尔只身沿着铁路线走回来时，发现霍尔丹等人已全部被俘。布尔人逼近了他，他也成了俘虏。为首俘获他的人是个布尔农民，也即后来任南非联邦第一任总理的路易·布塔。他们被解往比莱托尼亚，关在国立师范学校里，有40名警察看守。

丘吉尔开始时相信，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会很快就从俘虏营中得到释放。但是，他却同其他俘虏一起被押往比勒陀利亚，关在由一所学校改成的军官俘虏营中。

他马上请求布尔军事当局将他释放，他们却认为，他在使遭到伏击的列车的机车与平车以及这支部队的半数人得以逃脱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英国人控制的南非各家报纸大肆宣传“丘吉尔中尉”的英雄业绩，因为这支部队中逃脱的那些人热烈地称赞他。

这样，温斯顿被作为一名俘虏关押了几个星期，布尔人对放不放他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决定应该释放他。其实，他的确不具备获得释放的充分理由，因为在他开始参与这次讨伐时，他身带一支毛瑟手枪，只是在他参加抢救机车的过程中，才将这支手枪丢在一旁。

然而，在丘吉尔得到获释通知之前，他已经逃出了俘虏营。

越狱也是富有戏剧性的。霍尔丹上尉等人早就策划过越狱，丘吉尔要求参加。霍尔丹担心他不一定能逃得掉。因为布尔当局知道他解救机车送走英军伤员等情况而将之视作要犯，一旦潜逃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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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必缉拿。何况当时丘吉尔的健康状况不佳，精力有所不济。

可是越狱时，只有丘吉尔一人首先趁哨兵不备，迅速爬过了围墙。他在墙外等了一会，不见其余人出来，只得独自上路。他身上只有75英镑现金和几块巧克力，既无地图又无指南针，只能盲目地瞎闯。

那时夜色正浓，他身着便服，头上耷拉着一顶便帽，一口气走了两小时，恰好经过一个火车站，便跳上一辆货车，随着它东行。天色发亮之前，他跳下货车，在附近的树林里躲了一整天，到傍晚又想改搭其他夜行列车，但是没有等到。不得已只得步行，碰巧见到一个村庄，便到一所房屋去冒险敲门。

开门的竟是个英国人，是这几十英里之内唯一的一个英国人，他在附近的煤矿上工作。于是他把丘吉尔隐藏了一个星期。

布尔当局发出通缉令，悬赏25英镑捉拿他，不论死活。让丘吉尔最感到不快的是他在布尔人眼中竟只值25英镑！

在那位英国人及另外几位英国人的帮助下，丘吉尔搭一辆东行货车到达罗仑索·玛魁思，即今莫桑比克首都，当时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接着，他找到英国领事馆，然后搭乘轮船南下。1899年12月23日，丘吉尔到达德班时，受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

抵达德班之前，丘吉尔越狱成功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因此他一到德班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圣詹姆士报》于1899年12月29日对此做了这样的描绘：

丘吉尔先生被人们抬在肩膀上下了轮船，并由一群

仰慕他的热心人士用人力车把他从码头拉到市区，车后

跟随着一大群挥舞着英国国旗、高声欢呼的人。

他来到司令办公室时又激起了一阵爱国热情。大家

都要求他发表演讲，丘吉尔先生欣然顺从了这一要求。

人们像欢迎打了胜仗凯旋的英雄一样欢迎丘吉尔。港口悬挂着许多旗帜，军乐队在码头上鼓号齐鸣，欢迎的人群簇拥着他，海军大将、陆军将领以及当地市长都向他伸出了热情的手。甚至一封封向他祝贺、表示慰问的电报从英国国内以及世界各地雪片般飞来。

出现这种盛况有着十分现实的原因。在他出逃的一周内，英国军队在南非又连续遭受失利，而且伤亡之惨重是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空前未有的。在英布战争史上，这一周被称为英国军队“黑暗的一周”。

只有丘吉尔历尽千难万险，在人们都已为他绝望时，竟奇迹般地安然逃回来，成为“黑暗的一周”中唯一的一线光明。

英国报刊因此都抓住丘吉尔的历险大做文章。后来丘吉尔自己也认为，一些新闻报道过分地夸大了他的冒险经历，有些绘声绘色的细节甚至是报道者杜撰的。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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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亲历英布战争，使他更加深刻接触事物本质的认识。他在到达德班的当天，便给《晨邮报》发回一篇文章，含蓄地批评了英军的战略战术，而给予布尔人以相应的肯定。他的尖锐批评，在英国引起纷纷议论，尤其引起了军方的不满。

但丘吉尔勇于坚持己见，而且事实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

当丘吉尔回到德班后，在布勒将军接见他时，他要求参加作战部队。布勒将军把丘吉尔编在“开普殖民地”招募而组建起来的南非轻骑兵团中担任助理副官，但是不领军饷，并可享有一定自由，仍然可以履行他作为《晨邮报》记者所承担的采访职责。

丘吉尔随这个团连续参加了几次战斗。有一次他跟随部队袭击了敌人阵地，乘敌不备猛扑过去，歼灭了大半敌兵，还俘虏了30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

丘吉尔的战地记者生涯仍在继续着。1900年2月27日，英军在比莱托尼亚向敌人发起了全面攻击。经过激战，敌人开始败退，英军向北迅速推进。丘吉尔随同部队前进。

此时战事已毕，丘吉尔有了较为从容的时间，仍然像前两次一样，他以已经发表的战地通讯为基础，再充实一些新材料加以编撰，很快就写出了有关南非战争的两本专著。一本书名为《从伦敦到莱蒂史密斯》，另一本书名为《伊恩·汉密尔顿的进军》。

《从伦敦到莱蒂史密斯》一书主要描述了装甲列车遭受伏击以及丘吉尔被俘后越狱逃跑的经历，出版后受到新闻界的高度评价，四个月中就发售了1.5万本，几乎所有的报刊和杂志的评论都强调他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出色才能。《圣詹姆斯杂志》则认为，丘吉尔在“活跃的战地记者中是无可匹敌的”。

从1900年11月起，丘吉尔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巡回演讲亲历的见闻和感受，又获得了与上笔数目大致相当的报酬。并且他还到加拿大进行了演讲。

在丘吉尔回到伦敦之后，将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他有了1万英镑的财产。这是一笔相当大额的财产，他已经算得上比较富裕了。他将这笔钱交给了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代他投资。他至少在近几年中不愁衣食，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他向往已久、并力图有较大成就的政治舞台上去了。

祝福母亲再婚幸福

英布战争这个上演有声有色、威武雄壮戏剧的大舞台，让丘吉尔意外地扮演了倚马草檄、上马杀敌的英雄角色。南非这块殖民主义者激烈争夺而洒满鲜血的土地，竟成为丘吉尔家族邂逅相逢、海外团聚的家园。母亲、弟弟、堂兄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同丘吉尔一起，以相同的政治态度参加一致的军事行动。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类似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

或许是丘吉尔那篇文章，慨叹英军对布尔军是寡不敌众，讽刺英国绅士只知猎狐作乐，起了强刺激的作用，19岁的弟弟约翰和堂兄马尔巴罗第九代公爵也都赶来参加英布战争。

还在祖父担任爱尔兰总督时，丘吉尔同大他3岁的堂兄在都柏林的山林小屋中一道玩耍，以后就难得见面。这回他们一道作战，并肩乘坐丘吉尔的四驾马车向比勒陀利亚胜利进军。

在丘吉尔的要求下，弟弟也调到南非轻骑兵团里。兄弟俩在一起只生活了短短几星期。丘吉尔是福将，历经多次战斗，常有惊险而从无创伤，可是弟弟却在第一次参加战斗中就腿部负伤。

丘吉尔把弟弟送到德班医治，正好“人类号”医疗船刚到这里，约翰成为船上得到治疗的首批伤员之一，而给 他治伤的竟是他的母亲。他们全家奇迹般地在船上团圆了，丘吉尔便请假陪伴母亲和弟弟。

原来，丘吉尔的母亲詹妮见两个儿子都上了战场，便联合上流社会一些女界名流，发动与英国人有姻亲关系的美国人捐钱，向美国一位大富翁租了一条船，配备医护人员和全套设备，把它改装成医疗船，经过狂风怒涛的航程，到南非来医治伤兵。

攻克比勒陀利亚以后，布尔军队大势已去，只能打防守战和发动零星的游击性的偷袭。丘吉尔见战争基本结束，就回到了英国，时年26岁。

就在丘吉尔到达伦敦几天后，他惊异地发现，46岁的母亲要嫁人了，而且是嫁给比母亲小20岁的乔治·康

沃利斯—韦斯特，继父与他 ▲丘吉尔母亲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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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只比他大两星期。

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去世时，母亲詹妮才41岁。经过短暂的孤独苦闷之后，她又恢复了以往的活跃、浪漫和潇洒。她一直铭记着父亲杰罗姆临终前对她说的那番话：

要热爱生活，执著地追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不仅弹钢琴、听音乐，还办过呼吁英美结成联邦的《盎格鲁—撒克逊评论》月刊，写过剧本，当过导演。有一段时间，她义务地去医院做护士工作，人们戏称她为“奥林匹克护士长”，这次从筹划租船至随船前往南非进行军医工作，更是女流中罕见的壮举。

她人到中年，仍然妩媚动人，频繁地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周围聚集着数以百计的崇拜者和爱慕者。在众多的追求者当中，苏格兰警卫部队的年轻中尉韦斯特激情似火，追得特别紧，给詹妮写了上百封情书。他身材高大，面目清秀，家境宽裕，还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北威尔士鲁辛古堡的继承人。他喜爱竞技，对运动的兴趣胜过别的一切。

韦斯特最近的一封来信，信封上画着一颗心，信中写道：“昨天，我想你一整天。在思念中，我建造起一座空中楼阁，后来，我们便一起住进那座楼阁里。”这如火如荼的言辞，像丘比特的神箭一样射来，令她无法阻挡，只好接纳。

虽然两人年龄相差过大，但是能得到如此年轻的男子的爱，不是无比美妙，可遇而不可求么？不久，韦斯特从苏格兰警卫部队调到伦敦警卫部队，两人接触更加亲密，爱情瓜熟蒂落，便向双方家庭通报了结婚决定。

韦斯特的家族竭力反对这桩婚事，态度僵硬到不派任何一个人参加婚礼。丘吉尔听到此事，也大出意外，起初感到难以接受。

军校毕业以来，他像长跑和登山运动员一样，一程紧接一程，紧张、忙碌、快速地奔自己的前途，力争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更高更快的实现，还从来没有认真地系统地思考过亲人处境和自己与家庭关系。

此刻他心潮激荡，回忆起父母的桩桩往事。

他在内心中对自己说真话，父母都有些自私，很少给他以应有的慈爱，基本上不过问他儿童和少年时期的成长。父亲一门心思扑在那失败的政治活动上。母亲只顾她的社交应酬和寻欢作乐，她与奥地利驻伦敦使馆名誉参赞金斯凯的风流韵事，丘吉尔必定也有所闻，自然，这在当时的上流社会司空见惯，算不了多大丑闻。

父母的生活享受都过分阔绰，没有给他的发展留下足以支撑的钱财；当然，这一点他并不怨怪父母，他自己也从来不懂得节俭，抵挡不住奢华的引诱，宁肯举债和辛苦多赚也要多花费。

另一方面，他敬佩父母的某些优良品性。例如，父亲雄心勃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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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处事常持主动出击的态度，母亲生性活跃，广泛结交，朋友众多。这些虽无言教，然而身教的潜移默化已化为他的血肉。

早年母亲对他是不关心的，而他走向社会的这几年，古巴—印度—苏丹—南非，每一站都是母亲利用她的身分、地位、关系网和公关术，为他打开了或润滑了最初的通道，使他顺利地走着捷径。偶尔，母亲的活动也不很见效，但至少她是费了心血尽过力。对此，丘吉尔心中充满着感激。

支配丘吉尔一生的荣誉感和虚荣心，本能地指令着他特别看重、注意维护和宣扬马尔巴罗家族的名声。大概是继承了封建贵族的传统吧，他对父母向来采取隐恶扬善的做法，对他们的不足、不当、过错、劣性，包括他们对自己的态度和举措在内，都保持缄默，为亲者讳。尽管父子间感情冷淡，他还从1902年开始撰写，1906年1月出版了两卷《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传》。

以后，他又授意与其祖父同名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给自己写传。

作为一个孝子，丘吉尔思来想去，觉得应当设身处地为母亲着想，成全她的心愿。因为有一种感情是儿女无法给予母亲的，有一份爱是无法被替代的，做儿女的不该畏惧流言，顺从世俗，而置母亲的幸福于不顾。

他对母亲说：“妈妈，你应该享有新的幸福。儿子给你的爱再深挚也难以弥补你感情上的空白。妈妈，结婚吧！”

说完从情感出发的关心和体贴的话，过了一会，他又补上一句从理智出发仔细权衡和预想未来的话：“妈妈，现在你和他的年龄差距可能是无所谓的，46岁的妈妈还像26岁时一样漂亮，等到再过15年呢？那时可能会发生危机。妈妈，我不愿你遇到任何不幸！”

可是他母亲主意已定：“我想晚年毕竟是晚年，我不愿为晚年而牺牲我可能享受幸福的中年！”

兄弟二人在骑士桥大街的圣保罗大教堂为母亲和韦斯特安排了庄重、欢乐的婚礼。马尔巴罗公爵把新娘带给新郎。丘吉尔向妈妈献上两束鲜花：“妈妈，祝你再婚幸福！”弟弟也向继父献上鲜花。

婚后不久，韦斯特父亲取消了韦斯特的继承权，不给他以财力支持，韦斯特只得辞去军中职务，伦道夫的一个朋友给他在企业中找了一份工作。惯于玩乐的韦斯特，不懂经营之道，很快就亏损惨重。入不敷出，韦斯特和詹妮开始为了用钱之事发生口角，爱情的烈火逐渐地越燃越弱，光辉由摇曳而趋于暗淡。

早已对韦斯特暗中有意的一位女士乘虚而入，将他拖入她编织的情网。他和詹妮的婚姻走到了终点。1913年詹妮59岁时，她主动提出，经法院审理，两人正式分道扬镳。

詹妮对自己人生道路上作出过的选择从不后悔，对他人曾给予自己的感情也不会忘记，更不会以怨报德。第二年，她在给韦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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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的信中写道：“为了以往我们共有的那些美好时光，日后，您如果遇到难处想找我，我不会不予理睬的。现在把订婚和结婚戒指归还您。再见了，永久的再见。”

詹妮离婚后，回到了儿子家中。丘吉尔和弟弟簇拥着母亲，低头吻着她的额角和双鬓，以激动得颤抖的声音说：“妈妈！妈妈！回来了！全家欢迎你！”

为了让母亲重新回到上层社交圈子，排解她的寂寞忧伤，当时已是海军大臣的丘吉尔，竭力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来维护母亲的尊严，还特意邀请首相夫人和母亲一起，在气候宜人的春夏之交，到风光旖旎的地中海沿岸各国，进行了一次长达两周的旅行。首相夫人一个劲儿地夸丘吉尔的母亲有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儿子。

后来，詹妮的外甥与罗马一位公爵的千金成亲，她前往庆贺，顺便散散心。在灯火辉煌的婚礼舞会上，有个身材高大、胡须蓬松、容貌不凡的壮年，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走到她身边，微笑颔首，彬彬有礼地邀她共舞。

此时詹妮年近花甲，白色的星星点点已开始为她的头发装点出色彩斑驳的图案，她站起来向壮年笑了笑，说：“我想，你最好还是去找那些年轻的女士跳舞吧。”他坚持邀请，并自我介绍说：“夫人，我是您外甥的同事，在尼日利亚殖民服务团一起工作，名叫蒙塔古·波尔希。”于是两人步入舞池，像一对老舞伴般配合极好地翩翩起舞。

隔天，公爵夫人宴请波尔希，詹妮受邀作陪客。两人犹如相识多年的朋友，欢声笑语的交谈从无停歇，令同席的人十分惊异。在波尔希看来，詹妮除了岁月的风霜也很难消损的美丽，还具有他所钦佩的锐气、决心和力量。

从此以后，他们就情书往还，创造机会多见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尔希又一次从尼日利亚回到伦敦后，以无比热切的诗一般的语言向詹妮求婚：

“你年轻时，我还没有出生。你中年时，我们未曾相逢。相见恨迟，我有幸向你奉送挽歌，我渴望得到这迟暮的幸福！”

詹妮的心脏加快了跳动，要说的话语因喉咙的哽咽和唇颚的抖动尚未说出口，又听到波尔希排炮般的轰击声：

“我仿佛就是伦道夫！我仿佛就是金斯凯！我仿佛就是韦斯特！我将为你写下最后的往事！”

詹妮连忙找儿子诉说，寻求理解和支持：“我不是一个坚强的妈妈，我再也受不住重大的刺激，也苦熬不了孤独。在我的一生里，除去爱情，我没有另外的幸福追求。”

要接受一个比母亲小23岁，比自己还小三岁的人为继父，而且此时母亲已垂垂老矣，这要是通常的人，准会暴跳如雷。但是军需大臣丘吉尔，此时却十分冷静，耐心地听完母亲的倾吐。

想起父亲的早逝，想起母亲再婚未能白头偕老，尤其是回忆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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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自己独立人生的最初几站路，仰仗母亲帮助铺路搭桥之功，自己才迈出了既迅速又坚实，虽冒险而终稳当的步子，多年来想把这份感激之情变为照顾、侍奉、孝敬母亲的实际行动，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时间尤其缺乏，而个性也不甚相宜，于是他对母亲的第三次婚姻，不仅赞同，而且赞扬：“妈妈，你值得波尔希奉献！好胜的妈妈，你用波尔希答复了韦斯特，妙极了！”

他等不及母亲来安排他和波尔希的会面，提前去约会波尔希，并在家中设宴招待他。他在餐桌上对波尔希说：“我知道，你是不会因为娶她而后悔的。”波尔希说：“绝不后悔。”于是丘吉尔举杯祝酒：“第一杯酒为我母亲和您一起生活幸福——干杯！”

开明、通达的丘吉尔，又一次在婚礼上为母亲证婚。遗憾的是，波尔希回到伦敦谋生后，因长期居住国外而诸事生疏，举步维艰，社交圈内又有不少人对他的婚姻奚落讽刺，使他难以承受。1921年初，他背着詹妮，远走尼日利亚，这个家庭从此不再存在了。詹妮还给他去信，祝上帝保佑他，表示愿意继续为他效劳。

这年6月，詹妮在惆怅中辞世。弥留之际，望着赶来的波尔希和围在身边的儿孙，只自豪地说了一句话：“我为英国留下一个丘吉尔，这是我一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