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

一 当时巴黎的街景

人们过着公开的生活，就在自己家门口摆上桌子用饭。妇女们坐在教堂前的台阶上，一边做纱布团一边唱着《马赛曲》。蒙梭公园和卢森堡公园都成了练兵场。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有活儿繁忙的兵器作坊，里面的师傅就当着过路行人的面制造长枪，博得了他们的阵阵掌声。只听见人人嘴边都挂着这句话：“耐心点儿，眼下正干革命呢。”人们勇敢无畏地面带笑容，常上戏院去看戏，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一样。街角上张贴着不少海报：《受到围困的蒂永维尔》、《烈火中救出的母亲》、《无忧无虑者俱乐部》、《女教皇之首让娜》、《士兵哲学家》、《乡村恋爱术》。德国人已经逼近国门，传说普鲁士国王已命人在歌剧院里定了包厢。一切都骇人听闻，可是谁都没有被吓倒。杜埃人梅兰罪恶地制订的那道狠毒的嫌疑犯法令使断头台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一个姓塞朗的检察官被人告发后，竟然穿着晨衣和拖鞋，在窗口吹笛子，等着人家来抓他。谁都似乎没有闲工夫。每个人都急急匆匆。每顶帽子上都有一个帽徽。妇女们说：“我们戴了红帽子很漂亮。”巴黎似乎到处都在搬家。古玩店里堆满了王冠、主教冠、镶金的木质节杖、百合花徽等王族府邸里的遗物。君主制度正在被彻底摧毁。旧货店里挂着一件件廉价出售的无袖长袍和紧袖法衣。在市郊波尔舍龙村和朗波诺酒店里，有些人怪里怪气地穿着白色宽袖法衣，佩着襟带，骑在披着祭袍的驴子上，叫人把酒店里的酒倒在大教堂的圣器里给他们喝。在圣雅克街，有些光着脚的铺路工人拦住一个卖鞋小贩的货郎车，凑钱买了十五双鞋子，送到国民公会里交给我们的士兵。到处都可以看见富兰克林、卢梭、布鲁图还有马拉的半身像。在克洛什-佩斯街马拉的一座半身像下面，挂着一个镶玻璃的黑木框，里面嵌着马拉抨击马卢埃的一段演说词，内中列举了许多事实，旁边还添了两行说明：“以上细节均由西尔万·巴伊的情妇提供，她是一个待我很好的爱国志士。——签名：马拉。”在王宫广场上，喷水池的碑铭Quantos effundit in usus！被两幅巨大的水胶颜料画遮住了，一幅画的是卡耶·德·热维尔在国民议会里揭露阿尔勒的破坏分子重新集结的信号，另一幅画的是路易十六坐在御用马车上从瓦伦被押回来的情景，马车下面用绳子绑着一块木板，木板两头各站一名士兵，手里的枪都上了刺刀。没有几家大店铺开门营业。妇女们拖着卖小玩意儿和服饰用品的流动货车四处兜售，车上点着蜡烛，熔化的烛油滴在货物上。几个带着金黄色假发的还俗的修女经营着开设在露天的铺子。这个在摊子上缝补袜子的女人是一位伯爵夫人；那个女裁缝是一位侯爵夫人；德·布夫莱尔夫人住在一个可以望见她以前住的府邸的顶楼上面。小贩沿街跑着叫卖报纸。把下巴藏在领带里的人被称作“生疬子颈的家伙”。街上满是巡回演唱的歌手。保王党的作曲家皮图受到群众嘲骂，其实他倒是个勇敢的人，曾经入狱二十二次，每逢说到“公民爱国心”这几个字，他就拍屁股，因而受到革命法庭的传讯；看到自己有砍头的危险，他叫嚷着说：“可是，有罪的是我的屁股，不是我的脑袋！”这句话把法官们逗乐了，因而救了他的性命。这个皮图讥嘲那种喜欢取希腊文和拉丁文名字的时尚；他最得意的一首歌讲的是一个鞋匠，他给这个鞋匠取名居尤斯，给鞋匠的老婆取名居尤斯坦。大家经常跳起卡马尼奥拉舞；跳舞的人不再被称作“男伴”和“女士”，而被称为“男公民”和“女公民”。有些人在坍塌的修道院里跳舞，祭台上点着油灯，拱顶上有扎成十字形的两根木棒，上面点着四支蜡烛，他们的脚下就是坟墓。有些人穿着暴君穿的蓝色上衣，头戴“自由帽”，别着用白色、蓝色和红色宝石镶成的衬衫别针。黎塞留街改名为法律街，圣安托万区改名为光荣区，巴士底广场上竖起了一座大自然的雕像。夏特莱、迪迪埃、尼古拉和加尼耶-德洛奈经常注意木匠杜普莱家的大门，大家看见这些名人经过，就指指点点。还有武朗，碰到有人上断头台的日子，他从不错过，总是跟在死囚的车子后面去看热闹，他说这是“去望红色弥撒”。还有蒙弗拉贝尔，他是侯爵，也是革命法庭的陪审官，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八月十日”。大家看着军校学生游行，国民公会的法令把他们称作“战神学校的志士”，民众则把他们称为“罗伯斯比尔的年轻侍从”。人们阅读弗雷隆的揭露奸商嫌疑分子的声明。保王党的花花公子们聚集在市政府的门口，嘲笑那些没有宗教仪式的世俗婚礼，在新郎新娘走过的时候围着他们，把他们称作“市政府里出来的新夫妇”。在残老军人院，历代圣徒和国王的雕像都被戴上红色锥形帽。人们在十字路口的界石上玩纸牌；牌戏也充满了革命的变化，“天才”代替了“国王”，“自由”代替了“王后”，“平等”代替了“侍臣”，“法律”代替了“爱司”。人们在公园里耕地；用犁在杜伊勒里宫苑里翻土。除了这一切，尤其在失败的一方，还存在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活腻了的傲岸情绪。有个人写信给富基耶-坦维尔说：“请你别让我再活下去了。下面是我的住址。”尚瑟内茨被捕是因为他在王宫大厦大叫：“我们何时才会有土耳其式的革命？我希望有一个土耳其苏丹领导的共和国。”到处都是报纸。理发店的伙计当众编卷女人的假发，理发店的老板却大声念着《箴言报》；别的人聚在一起，指手画脚地谈论杜布瓦-克朗塞的《听众之声》或者《贝勒罗斯老爹的号角报》。有时候，理发匠也兼做猪肉食品买卖，因此，在一个戴着金头发的洋娃娃旁边会挂着火腿和香肠。有些商贩在大街上出卖“流亡贵族的酒”；一个商贩挂出牌子，宣称他有五十二种酒出售；别的商贩出售竖琴形座钟和公爵夫人式沙发。一家理发店的招牌上写着：“为教士刮脸，为贵族梳头，为第三等级打扮。”不少人到安茹街，也就是以前的王妃街一百七十三号，找马丁算命。缺少面包，缺少煤炭，缺少肥皂。只见一群群从外省运来的乳牛在街上走过。在瓦莱，小羊肉卖到十五法郎一斤。公社的布告规定每隔十天每人配给一斤肉。不少店铺的门口都排着队，有一个队伍简直带有传奇的色彩，从小卡罗街的一家食品杂货店门口一直排到蒙托格伊街的中段。人们管排队叫“抓绳子”，因为排队的人都得挨个用手抓住一条长绳。在这种困苦的环境中，妇女们表现得既勇敢又温顺。她们通宵排队，等着轮到自己走进面包店。革命采取的临时措施取得了成功；为了解救这种普遍的穷困，它采取了两种危险的措施：发行纸币和限制物价；纸币是杠杆，限制物价是支点。这个只凭经验的药方倒挽救了法国。不论是科布伦茨的敌人，还是伦敦的敌人，都利用纸币做投机买卖。来来往往地兜售香水、松紧袜带和假发辫的姑娘们，也做纸币的投机买卖。在维维恩街的佩龙咖啡馆的门口，有些倒卖纸币的人穿着沾满污泥的鞋子，头发很脏，戴着狐尾的皮帽，而瓦卢瓦街的那些投机分子却穿着光亮的皮靴，嘴里含着牙签，头上戴着皮帽，和姑娘们混得很熟。民众既追捕这些倒卖纸币的投机分子，也追捕那些被保王党人称为“有选举权的公民”的小偷。不过，当时很少发生盗窃的事。人们穷得要命，却保持着坚忍正直的德行。那些穷叫花子和饿鬼从平等宫的珠宝店的橱窗前走过，都严肃地垂下自己的眼睛。安托万区公所搜查博马舍的住宅时，有个女人在花园里摘了一朵花，给人家打了一个嘴巴。木头卖到四百银法郎一考得，街上可以见到有人在锯自己的木床。冬天水池结冰，每两桶水要卖二十个苏；大家都去挑水卖。每个金路易值三千九百五十个法郎。坐一回出租马车要花六百法郎。坐了一天马车之后，常会听见这样的对话：“赶车的，我该给你多少钱？”“六千利弗尔。”一个卖菜的女人每天可以卖到两万法郎。一个叫花子说：“行行好吧，救救我！我需要二百三十个利弗尔来买双鞋。”不少桥头都有大卫雕刻和着色的巨型雕像，就是被梅西耶辱骂为“丑陋的大木偶”的那些巨像。这些巨像表现破产的联邦主义和联盟。民众当中一点没有衰弱的迹象，有的是推翻王朝的那种端庄的愉快。愿意效命疆场的志愿兵纷纷前来。每条街都组织成一个营，各区的旗帜来来往往，每面旗帜上都写着本区的口号。嘉布遣会区的旗帜上写着：“谁都别想动我们一根毫毛。”另一个区的旗帜上写着：“只有高尚的心灵。”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大大小小的标语，有白色的和黄色的，也有绿色的和红色的，有铅印的，也有手写的，都是同一句口号：“共和国万岁！”小孩子们也结结巴巴地唱着《一定成！》。

这些小孩子就代表着不可限量的未来。

后来，这座悲惨的城市变成了一座放纵不羁的城市。在热月九日以前和以后，巴黎的街道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革命景象。圣茹斯特的巴黎被塔利安的巴黎取代了，这就是上帝安排的那种不断交替的对照。过了西奈山，库尔蒂耶区就出现在眼前。

民众都疯狂了，这一点显而易见。这种情形八十年前就已经出现过。摆脱了路易十四统治的人们，跟摆脱了罗伯斯比尔统治的人们一样，都迫切需要自由地呼吸。因此这个世纪从摄政时期开始，而以督政府告终。在两次恐怖统治以后，都出现了一个纵情逸乐的时期。法兰西从清教徒的庙宇中逃了出来，正如以前从专制君主的宫廷里逃出来一样，像一个获得解放的民族那么欢快。

热月九日以后，巴黎一片欢腾，那是一种丧失理智的欢腾。到处洋溢着一片不正常的行乐气氛。死的狂热被生的狂热所取代，过去的伟大荡然无存。一个类似特里马西翁的人，名叫格里莫·德·拉雷尼埃，写了一本《食客年鉴》。人们去王宫大厦的中二层用餐，那儿有军乐伴奏，敲鼓吹号的是女子乐队。乐师持弓演奏的轻快的两拍子舞曲风行一时。在梅奥饭店，人们在香炉的袅袅香烟中吃着东方式的夜宵。画家博兹把他的几个十六七岁的天真可爱的女儿画成“要上断头台的人”的样子，也就是说，袒胸露肩，穿着红色的衬衫。以前人们在坍塌的教堂里狂舞，现在上吕吉耶里、吕凯、旺泽尔、莫迪和蒙唐西耶舞厅跳舞；以前是制造纱布团的神情严肃的女公民，现在是苏丹的王妃、野性女郎和天仙似的美人；以前是沾满血迹、泥浆和尘土的士兵的光脚，现在是点缀着钻石的女人的光脚。而欺诈的行为也和无耻的行为一起再度出现。上有奸商，下有盗贼；巴黎市面上充满了扒手，每个人都得当心自己的荷包，也就是皮夹子。当时的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就是上法院广场去看坐在高凳子上受审的女贼，结果法院不得不把她们的裙子扎起来。戏院门口，有几个小孩在为出租马车拉客，嚷道：“男公民和女公民，这辆车有两个座。”小贩们不再叫卖《老科尔得利报》和《人民之友》，而叫卖着《小丑来信》和《顽童请愿》。德·萨德侯爵当了旺多姆广场长矛区公所的主席。一切都逆转了，变得欢快而凶猛。九二年的“自由龙骑兵”在“匕首骑士”的名称下复活。同时街头舞台上又出现了若克里斯式的傻瓜。人们常能见到衣着奇特的风雅女子，比她们地位更高的则是匪夷所思的风雅女子。人们用不正规的、俚俗的词语来赌咒发誓，从米拉波一直退回到博贝什。巴黎就这样子来回摆动，成了文明的巨大的挂钟，在德摩比利和蛾摩拉之间，不停地由这一端摆到另外一端。九三年以后，革命奇特地隐没不见，这个世纪似乎忘了完成它早已开始的事情。一股难以形容的纵情欢乐的风气插了进来，占据了前台的位置，把可怕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往后推去，遮挡住了不同寻常的幻象，在恐怖过去之后放声大笑；悲剧在滑稽的模仿中消失了，地平线上狂欢的烟雾把美杜莎遮得朦朦胧胧。

可是，在我们叙述的九三年，巴黎街头依然呈现出革命初期那种宏伟、狂暴的景象。巴黎街头有自己的演说家，瓦尔莱就站在一辆木棚车上，到处向行人演讲；巴黎街头有自己的英雄，其中有一个号称“铁棍队长”；巴黎街头也有自己的宠儿，小册子《鲁吉夫》的作者居弗鲁瓦就是其中之一。这些有名的人物中，有几个是坏蛋，其余都是品格端正的人。在所有这些人当中，有一个端方正直但注定不幸的人，他就是西穆尔丹。

二 西穆尔丹

西穆尔丹是个品德无瑕、性格忧郁的人，行事好走极端。他曾经当过教士，这一点非常重要。人跟天空一样，在晴朗的日子里也有光线暗淡的时候。一点小事就能在他身上造成黑夜。教士生涯就在西穆尔丹的身上造成黑夜。谁一旦当了教士，就永远是个教士。

在我们身上造成黑夜的东西，也能给我们留下点点星光。西穆尔丹为人真诚可靠，身上充满美德。可是这些品质只在黑暗当中闪烁。

他的经历十分简单，曾经当过乡村里的本堂神甫，又在一个贵族的家庭里当家庭教师，后来得到一小笔遗产，就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

首先他是一个性情固执的人。他对问题沉思默想的时候就像运用铁钳夹住东西似的紧抓不放。他认为只有经过完全彻底的考虑，才有权把一种想法放弃。他思考起来不顾一切。他懂得欧洲各国的语言，别的地方的语言也知道一些。他不断学习，这样可以帮助他去坚持自己的独身生活，但是什么都不像这种禁欲的生活那么危险。

不知是因为骄傲，出于偶然，还是心灵高尚，他始终遵守教士的戒律，但是他并不能保持信仰。科学摧毁了他的信仰，宗教的信条已经不对他起一点作用。于是他开始反省，觉得自己好像成了残废。既然无法完全摆脱教士的影子，他就竭尽全力地想把自己创造成一个新人，不过他采用的方式相当艰苦。他失去了成家的机会，就把祖国当做自己的家；他无法娶到妻子，便把人类当作自己的妻子。这样看起来他非常充实，实际上却空虚得很。

他的父母是庄稼人，他们叫他当教士，无非是想让他脱离广大民众的处境，而他却偏偏回到了民众当中。

他满腔热情地回到民众当中。他非常亲切地关怀着受苦受难的人。他从教士变成了哲学家，又从哲学家变成了一个斗士。路易十五还在世的时候西穆尔丹就模糊地感到自己是赞成共和政体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共和政体呢？也许是柏拉图的，也许是德拉古的。

既然给剥夺了爱的权利，他就开始憎恨。他憎恨谎言，憎恨君主制度，憎恨神权政治和他的教士法衣。他憎恨现在，高声呼唤着未来。未来的情形他已经预感到了，也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他猜到未来一定显得恐怖而壮丽。他明白为了结束人类可悲的苦难，必须出现一个犹如复仇者的救星。他从远处对未来的这场灾祸顶礼膜拜。

一七八九年，这场灾祸果然降临，西穆尔丹早已作好准备。他合乎逻辑地投身到这场声势浩大的人类的变革中去，所谓“合乎逻辑”，对他那种性格的人而言，就是冷酷无情。逻辑是不讲怜悯的。他经历了那些伟大的革命年代，心灵受到了所有那些革命气息的震撼：八九年巴士底狱的陷落，民众苦难的结束；九〇年六月十九日，封建制度的终结；九一年瓦伦事件以后，君主政体的终结；九二年共和国的诞生。他眼见革命兴起，却并不害怕这个巨人，恰好相反，这种万物成长发展的景象使他充满了活力。尽管他五十岁了，已经接近老年，况且教士比常人老得更快，但是他却好像也开始成长。年复一年，他看到事件接连发生，他也跟着成长起来。起初他生怕革命会失败，就对它密切注意；他发现革命既有理又正当，就坚决要求它取得成功。革命越来越令人畏惧，他才放下心来。他希望这个头戴未来的星星之冠的弥涅耳瓦同时也是手执蛇发人面盾牌的帕拉斯。他希望在必要的时候，弥涅耳瓦的神眼能向魔鬼们射出阴森森的寒光，用恐怖来回应魔鬼们的恐怖。

他怀着这种心情进入了九三年。

九三年就是欧洲反对法国，法国反对巴黎的战争。什么是革命呢？就是法国战胜欧洲，巴黎战胜法国。这就是九三年这个恐怖的时刻所以伟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纪的所有其他时刻都伟大。

欧洲攻打法国，法国攻打巴黎，这种局势真是再悲惨不过了。这是一场具有史诗规模的悲剧。

九三年是一个紧张的年头。暴风骤雨在这时候变得最猛烈、最壮观。西穆尔丹在暴风骤雨中却感到怡然自得。这种狂热、野蛮而又壮观的环境正宜于发挥他的才智。这个人像只海鹰，看上去爱好冒险，内心却非常沉静。某些凶猛而沉静的有翅膀的生物天生宜于在狂风中翱翔。爱好狂风暴雨的人确实存在。

他只对穷苦的人怀有特别的怜悯之心，肯为那些受着惨烈可怕的痛苦的人献身。在这一点上，他无论什么事都肯做，这正表现出他的善心。他乐于助人，采取的方式既可怕又崇高。他专门找寻脓疮亲吻。那些不雅观的高尚行为其实最难做到；他就偏生爱做这类行为。有一天在主宫医院里，有个垂死的病人，被喉部的一个毒瘤压迫得透不过气来。那个毒瘤样子可怕，散发出一股臭气，也许还是传染性的，必须立刻把里面的脓液排除。西穆尔丹当时正好在场，他把嘴唇凑到毒瘤上，吸出里面的脓液，吸满一口吐出一口，直到他把脓液全吸干净，救了病人的性命。当时他还穿着教士的法衣，有人对他说：“假如你为国王这么做的话，准能当上主教。”“我才不为国王做这样的事呢，”西穆尔丹回答。他的行为和他的回答使他在巴黎阴暗的街区里深受拥戴。

就因为这样，那些在苦难和泪水中过日子，威胁着要使用暴力的人，都完全听从他的指挥。当时民众对囤积居奇的人非常愤恨，而这种愤恨很容易引起误会，西穆尔丹用一句话就阻止了民众去抢劫圣尼古拉港口里一条装满肥皂的船；愤怒的民众在圣拉扎尔城门口拦截车辆，也是他劝他们散开的。

八月十日以后两天，是他率领民众推倒了历代国王的雕像。那些雕像倒下来的时候，压死了一些人。在旺多姆广场，一个名叫雷娜·维奥莱的女人，往路易十四的雕像脖子上套了一根绳子，想要把它拉倒，结果反而给雕像压死了。路易十四的这座雕像已经在这儿耸立了一百年；它建于一六九二年八月十二日，在一七九二年八月十二日被推倒。在协和广场，一个名叫甘盖洛的人把那些毁坏雕像的人称作“流氓”，立刻在路易十五的雕像底座上被人打死。那座雕像也被砸成碎块，后来给铸成了铜钱。只有一条胳膊幸存下来，就是路易十五仿效罗马皇帝的姿势伸出的右胳膊。在西穆尔丹的要求下，民众交出了那条胳膊，并派一个代表团把它送给一个在巴士底狱关了三十七年的人拉蒂德。当拉蒂德颈上戴着枷锁，腰中系着铁链，由于这个国王的命令而在监狱的底层活活等死的时候，这个国王的铜像正雄视着巴黎；当时谁能向他预言，这座监狱会被攻克，这座铜像会被推倒，他会从这座阴森的监狱里出来，君主政体反被埋葬进去，而这只曾经签字把他监禁的铜手会归他这个囚犯所有，这个卑劣的国王会只剩下这条铜胳膊呢？

有些人内心里有个声音，他们总倾听这个声音，西穆尔丹就是这样的人。这种人看上去漫不经心，其实事事留神。

西穆尔丹无所不知，又什么都不懂。他学识渊博，对人生却一无所知。正因为这样，他行事十分刻板。他像荷马笔下的忒弥斯那样蒙着双眼。他有一种盲目的自信，箭一般的认准目标笔直射去。在革命中，什么都不像直线前进那么可怕。西穆尔丹一往直前，注定会有不幸。

西穆尔丹相信在开创新社会的过程中，只有用极端的办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是那些用逻辑代替理智的人特有的错误。他比国民公会走得更远，比公社走得更远。他是主教会的成员。

这个组织之所以叫作主教会，是因为它总在旧时主教府的一个大厅里举行会议。其实说它是一个会，还不如说是一伙成员复杂的人。这个会跟公社一样，里面也有一些默不作声、意味深长的旁观者，正如加拉所说的那样，他们“身上有几个口袋就有几支手枪”。主教会是一个奇特、庞杂的团体，既是一个世界性的团体，也是一个巴黎人的团体，这两者并不相互排斥，因为巴黎是各个民族心脏跳动的地方。平民的炽热情绪就在这儿表现出来。跟主教会相比，国民公会显得冷冰冰的，公社也不过略微温热点儿。主教会却是那种像火山一样炽热的革命团体。主教会无所不包，无知的人，愚昧的人，正直的人，英勇的人，愤怒的人，还有警察。布伦瑞克也安插了自己的代理人在里面活动。这儿有斯巴达人那样的勇士，也有应该送去服苦役的恶棍。但大部分都是狂热、正直的人。吉伦特党曾经借国民公会临时主席伊斯纳尔的嘴，说了一句非常可怕的话：“小心啊，巴黎人。你们的城市将片瓦不存，有一天，会连巴黎的原址都难以寻找。”就为了这句话创立了主教会。各种人，正如上文所说，各个国家的人，都觉得有必要团结在巴黎的周围。西穆尔丹加入了这个团体。

这个团体对那些反动分子展开反击。它是出于公众对暴力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对暴力的需要正是革命的可怕而又神秘的一面。主教会仗着这股强大的力量，马上给自己规定了任务范围。在巴黎的历次动乱中，开炮的是公社，敲响警钟的却是主教会。

西穆尔丹为人向来天真，认为只要为了真理，就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手段。就因为这样，他才可以控制各种极端的派别。那些流氓无赖觉得他为人忠厚老实，心里非常满意。各种罪恶都被吹嘘成是在道德的引导下干的。这使他们感到既困窘又高兴。建筑师帕卢瓦利用拆除巴士底狱的机会，把拆下来的石块卖掉赚钱，而在粉刷路易十六的囚室时却狂热地在墙上画满了铁条、锁链和颈圈；圣安托万区的演说家贡松形迹可疑，后来发现了他受贿的收据；美国人富尼耶据说受了拉斐德的收买，在七月十七日朝拉斐德开了一枪；从比塞特来的昂里奥，在成为将军并把大炮对准国民公会之前，曾经当过仆人、街头卖艺人、小偷和密探；沙特尔的前代理主教拉雷尼已经用《杜歇纳老爹》来代替他的祈祷书。所有这些人都对西穆尔丹十分敬畏。有时候，那些最凶恶的人只要觉得这个可怕的大家公认的老实人站在面前，行事就会有所顾忌。圣茹斯特就是这样使施奈德害怕的。同时，主教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生活贫苦、态度激烈的人，他们心眼儿不坏，都很信任西穆尔丹，愿意跟着他走。西穆尔丹有个助手，或者说他的副官，随你怎么称呼都成，是另一个拥护共和政府的教士，名叫当茹，他个子长得很高，深受民众的爱戴，大家都叫他“六尺神甫”。那个人称“长矛将军”的勇敢的首领和那个诨名叫“大尼古拉”的胆气粗豪的特吕雄也都是西穆尔丹可以随意指挥的人。特吕雄曾经想要救出德·朗巴勒夫人，就叫她挽住自己的胳膊，领她跨过一具具死尸；要不是理发匠夏洛肆无忌惮地开玩笑，这件事本来是会成功的。

公社监督国民公会，主教会监督公社。西穆尔丹为人正直，憎恶阴谋。他粉碎了帕什，那个被伯诺维尔称作“邪恶的人”的多起阴谋。在主教会里，西穆尔丹跟所有的人都地位平等。多布桑和莫莫罗常常向他请教。他跟居斯芒说西班牙语，跟皮奥说意大利语，跟阿蒂尔说英语，跟佩雷亚说佛拉芒语，跟一个亲王的私生子奥地利人普罗利说德语。他在这些相互并不协调一致的人中间创造融洽和谐的气氛。因此他的地位虽然不高，却很重要。连埃贝尔也怕他。

处在这样的时代，在这些悲惨的团体中，西穆尔丹拥有冷酷无情的人的威力。他是一个自以为不会错的无懈可击的人。谁都没有见他流过眼泪。他是道德的化身，冷冰冰的，难以接近。他是一个令人畏惧的正直的人。

对于教士，革命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一个教士投身于这场显然不同寻常的冒险活动，不是出于最卑劣的动机，就是出于最崇高的动机，他不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人，就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西穆尔丹是个品德高尚的人，不过，那是与世隔绝的高尚，是陡峭的山坡上的高尚，是板着脸儿让人难以亲近的高尚，是四周都是危崖绝壁的高尚。高山峻岭都有这种阴沉沉的纯朴神态。

西穆尔丹外表看上去像个平常的人，衣着随便，样子穷苦。年轻时他受过剃度，老了变成了秃顶，剩下的那点儿头发也已经斑白。他的脑门很宽，目光敏锐的人可以从那上面看出他的个性特征。西穆尔丹说话的态度十分粗鲁，充满激情而又非常严肃；他声音短促，语气专横；嘴巴显得忧伤而痛苦；目光明亮而深邃，整个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怒的神色。

这就是西穆尔丹。

今天已经无人知道他的姓名。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了不起的无名人物。

三 没有在冥河里浸湿的一角

这样的人也算一个人吗？人类的仆人也会有慈爱的情感吗？他是否只有生命而没有情感呢？这种容纳一切人和事物的博大的胸怀，是否会为某个人而保留呢？西穆尔丹会不会爱？我们说：会。

他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几乎算是亲王的家庭里当家庭教师，他的学生是这个家庭的儿子和继承人，他爱这个学生。爱一个孩子一点也不难。对一个孩子有什么是不能原谅的呢？即便他是个贵族，是个亲王，是个国王，也会得到原谅。童年时的天真使你忘了他的家族犯下的罪恶；体质的虚弱使你忽略了地位的悬殊。他那么幼小，你就不计较他的高贵身份。奴隶不计较他是主人。老黑奴宠爱自己带领的白种小娃娃。西穆尔丹非常喜爱他的学生。儿童身上有种难以言传的力量，可以使你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他身上。西穆尔丹全部的爱，可以说，都倾注到这个孩子身上；这个温顺、天真的孩子成了西穆尔丹那注定孤独的心灵的猎物。他用全部柔情来爱他，既像他的父亲和兄长，又像他的朋友和造物主。这孩子是他的儿子，并非肉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儿子。他不是孩子的父亲，孩子也不是他生的；但他是孩子的老师，孩子成了他的杰作。他把这个小贵族培养成人。谁知道呢？也许是个伟人。因为这是他的梦想。他背着这孩子的家庭——培养一个端方正直、既有智慧又有意志的人难道还要得到家庭的允许吗？——把他脑子里所有的进步思想都灌输给年轻的子爵，也就是他的学生；他把自己的德行中可怕的毒素注入到他的体内，把自己的信仰、意识和理想注入到他的血管中，把平民百姓的灵魂注入这个贵族的脑子里。

思想提供乳汁，智慧好比乳房。提供乳汁的乳母和传播思想的家庭教师之间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有时家庭教师更像自己的父亲，正如乳母往往更像自己的母亲。

这种精神上深厚的父爱把西穆尔丹和他的学生联系在一起。只要看见这孩子，他的心就软了。

有一点我们需要补充一下：代替这孩子的父亲是很容易的，这孩子已经没有父亲。他是一个孤儿，他的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只有一个瞎眼的祖母照管他，还有一个出门在外的叔祖。后来祖母去世了。他的叔祖既是一家之长，又是军人和大领主，得到宫廷里的差使，就离开了家族古老的塔楼，住在凡尔赛，后来又到军队里去了，把孤儿一个人撇在冷落荒凉的城堡里。因此，家庭教师成了实实在在的主人。

还有一点我们需要补充一下：西穆尔丹是亲眼看见这个成了他学生的孩子出生的。这个从小就是孤儿的孩子曾经得了一场重病。在他有死亡危险的时候，西穆尔丹日以继夜地守护着他。为他医治的是医生，救他性命的却是看护，西穆尔丹救了这孩子的性命。他的学生不仅在教养、知识、学问上多亏他的指导，而且也亏了他，才能身体复原，恢复健康。他的学生不仅从他那儿学会了思想，而且从他手里获得了生命。那些一切都靠我们扶持培养的人，我们对之总很疼爱；西穆尔丹就很疼爱这个孩子。

可是生活中常见的分离终于来临。西穆尔丹在完成了他的教育工作以后，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这种分离无意之中显得多么冷酷无情啊！许多家庭多么心安理得地就辞退了把思想留给孩子的家庭教师，把心血留给孩子的乳母啊！西穆尔丹领了酬金，就被打发走了。他走出上层社会，回到下层社会，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间的隔板又合上了。那个年轻的贵族生来就是军官，一进军队就当了上尉，出发到某地驻防去了。身份卑微的家庭教师心底里早就有了背离教士生涯的意图，却依然匆匆忙忙地回到教会中低级教士所在的那默默无闻的底层。西穆尔丹和他的学生就此失去了联系。

革命爆发了。对那个由他造就成人的孩子的回忆依然保存在他心里，虽然被纷繁的公众事务掩盖了，但是并没有消失。

塑造一座雕像，让它具有生命，那很美妙；创造一个有才智的人，让他明白真理，那就更加美妙。西穆尔丹是创造心灵的皮格马利翁。

一种思想可以产生一个孩子。

这个学生，这个孩子，这个孤儿，就是他在世上惟一心爱的人。

可是，像他这样一个人，怀着这样一种慈爱，是否也会受到伤害呢？

我们等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