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山红遍

罗振江的瑞金之行，并不算太顺利。

从南京下关的火车到南昌的路途还算顺利，除了进入江西后在上饶遭遇了登车特务的巡查。

上饶接近苏区，这些特务们盘查得格外仔细。罗振江镇定地掏出了自己的学生证，声称自己是去南昌帮导师办事。特务们虽然疑心他身上有不少旧伤，对罗振江“酒后与同学发生口角互殴致伤”的说辞存疑，但看到学生证上明晃晃地写着“中央国立大学地理系1班”也不敢真的就当场缉拿。

毕竟中央国立大学是在皇城根底下，天知道南京有多少达官贵人的子弟在里面上学镀金，特务们也犯不着得罪了这些大人物。

上饶站就这样有惊无险地通过了，之后虽然还有几次登车检查，但都是例行公事。五天后，他顺利到达了南昌。

南昌到赣州的路就没有那么好走了。南昌开往赣州的汽车在崎岖的省道上颠簸了两天两夜。罗振江蜷缩在车厢角落，那封藏着介绍信的驼色围巾裹住半张脸，只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

邻座是个挑着山货的老农，偶尔咳嗽两声，唾沫星子混着烟草味飘过来。

“后生仔去赣州做甚？”老农眯着眼问。

“投亲。”罗振江含糊应答，手在棉袄内袋摸了摸——那里缝着任中敏校长亲笔写的介绍信，信纸浸过明矾水，需用火烤才能显字。

车到赣州已是深夜。城门早已关闭，只有城墙上几盏马灯在寒风中摇晃。

按照竺可桢交代的暗号，罗振江绕到西门外三里处的土地庙。庙已荒废，供桌下本该有接应的纸条，却空空如也。

他心头一紧，正欲退出，庙外忽然响起脚步声。

三个黑影堵在门口，为首的是个戴瓜皮帽的中年人，手里提着马灯。“等谁呢，小兄弟？”灯光照亮他腰间鼓囊囊的位置——是枪。

罗振江强迫自己镇定：“等……等表哥，说好在这碰头去广东贩茶叶。”

“茶叶？”中年人笑了，“这季节赣州的茶叶早过市了。”

他逼近一步，“我看你像南京来的学生仔——听说那边抓赤匪抓得紧，该不会是逃过来的吧？”

空气凝固了。罗振江的手指悄悄摸向腰间——那里藏着把裁纸刀，这是他为防不测，在上饶站的时候买的。

就在此时，庙后传来三声猫头鹰叫，两短一长。

中年人脸色微变，马灯晃了晃。罗振江趁机侧身滚进供桌后，撞开腐朽的木板——下面竟是个地洞。他毫不犹豫跳下去，跌进齐腰深的冷水里。

地道狭窄潮湿，他拼命往前爬。身后传来叫骂声和枪栓声，但洞口太小，成年人钻不进。不知爬了多久，前方透出微光，一只粗糙的手伸了进来。

“快！”是个女人的声音。

拉他出来的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农妇，包着头巾，脸上抹着锅灰。“我叫阿莲，交通站的。”她语速极快，“土地庙暴露了，白狗子埋伏了三天——你运气好，今天他们换岗空隙大。”

两人在竹林里疾走。阿莲告诉他，从赣州到瑞金要过三道封锁线：赣江防线、梅岭防线、贡水防线。国民党军设了上百个碉堡，白天巡逻队穿梭，晚上探照灯扫射。

“但有缝。”阿莲指着远处灯火通明的碉堡群，“白狗子怕山里的老虎，晚上不敢出碉堡太远。我们走老虎道。”

所谓“老虎道”，是猎人和采药人踩出的小径，蜿蜒在悬崖峭壁间。罗振江背着简单的行囊跟在阿莲身后，第一次把地理知识用在生死逃亡上：通过星斗判断方位，通过岩层判断山体稳定性，通过溪流声音判断前方是否有断崖。

他们没有遇到老虎，但在第四天夜里，他们撞上了巡逻队。

当时正过梅岭的一处垭口，月光突然被乌云遮蔽。阿莲拉他躲进石缝，但已经晚了——手电筒的光柱扫了过来。

“什么人！”

枪声响起，子弹打在岩石上溅出火星。阿莲推了他一把：“往前跑，见到三棵并生的松树就往右拐，下面有暗河！”

罗振江没动：“你呢？”

“我引开他们。”阿莲从怀里掏出个土制手榴弹，“我有这个。快走——到了瑞金，告诉组织，阿莲完成任务了。”

她冲了出去，朝反方向扔出手榴弹。爆炸声和喊叫声中，罗振江咬牙钻进密林。他在黑暗中狂奔，树枝划破脸颊，直到看见那三棵松树。

暗河入口隐蔽在藤蔓后，水流冰冷刺骨。他憋气潜水，肺快要炸开时终于浮出水面——是个溶洞。洞壁上用石灰画着个箭头，指向深处。

又走了不知道多久，当干粮彻底耗尽时，他看见了第一面红旗。

……

江西瑞金的春天，来得比江南晚些。

1934年，也就是民国二十四年的春节，罗振江是在瑞金过的。

到了瑞金后，罗振江第一时间找到了党组织，在出示了任中敏老师的密信后，也汇报了交通员阿莲牺牲的消息。

春节前，在瑞金的山岭间多了一座新坟。

阿莲的村支书郭猛是个三十岁的江西汉子，他坚持给她的墓碑上写的是“阿莲”，罗振江不明白。

郭猛说，阿莲从白区逃过来的寡妇，被夫家赶了出来，到了苏区后就一直自称“阿莲”，自己姓什么，夫家姓什么，什么也都不说，仿佛是刻意与过去做了切割。

罗振江以前在南京听说很多苏区妇女解放，能顶半边天的故事，他一直都以为是苏区的宣传，直到他看到了半生活在白区，依旧活出自己模样的阿莲。

他感觉，苏区确实不一样。

开春之后，郭猛跟苏区生产科的同志找到罗振江，根据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法》，任何人都要劳动才能得到口粮，哪怕是他这样的学生也不例外。

罗振江加入了阿莲所在的村民小组，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白天春耕，晚上围坐在一起看革命话剧，听革命演说。当郭猛向话剧团介绍村里来了一个中央国立大学的大学生之后，话剧社更是积极地邀请罗振江加入。

罗振江农闲时还会教村民识字算数，教室设在祠堂的天井，黑板是门板刷的，粉笔是石灰块，村民们无论男女老幼都喊罗振江“罗老师”。

虽然苏区因为经济封锁，大家的生活都很清苦，但他却真实地感觉到了大家的眼里有光，生活有盼头。

但这样平静的生活，很快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轰隆炮声中被炸得粉碎。

四月，广昌失守，苏区的范围越来越小。

九月，苏区核心防线驿前被攻破的战报传到了瑞金。

罗振江亲眼看见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挤满了之前上课的祠堂。

缺药，只能用盐水洗伤口，缺粮，粥里掺的野菜越来越多。

终于，中央红军主力及机关开始集结出发。

罗振江、郭猛与村民们放下农具，带上武器，背上行囊跟上了中央红军的步伐。

出发前夜，郭猛拉着罗振江破天荒地喝了一晚上的酒，喝的是苏区特制的地瓜烧。

郭猛喝着喝着就醉了，醉了醉了就哭了，他拉住罗振江：“罗老师，你说前面五次反围剿，咱们红军打得不都是挺好的吗？”

“怎么，怎么会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想不明白，我实在想不明白……”

……

十月，部队启程。

罗振江作为学生，被分在了红五军团的红34师一起行动。师长陈树湘是三十岁的湖南人，他看到罗振江的简历时，眼前顿时一亮。

“小同志，你是中央国立大学地理系的高材生？”

罗振江初次见陈树湘，对这位英气逼人的年轻首长印象就很好，他有些心虚地说道：“首长，我是肄业，学没上完就被反动派抓了。”

陈树湘笑了起来：“那证明你政治很可靠啊！没事的，看得懂地图就行。”

罗振江也笑了起来，只要求看得懂地图，那也未免太小瞧他这个中央国立大学的地理系学生了。

陈树湘不仅把罗振江留在了师部，还把师里的一匹马分给了罗振江，说他是“师里的宝贵人才，我们的‘罗老师’”。

陈树湘还给他安排了一个红小鬼，算是名义上的警卫员。

那红小鬼叫赖石头，15岁，虽然只比罗振江小4岁，因为营养不良的原因，看起来只有十一二岁的样子，虎头虎脑的挺可爱的。

与红34师一起行动，罗振江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不止是红34师，整个红军一线作战部队的地图都太老旧了，地图精确度也太低，大部分是自行测绘的，甚至还有清朝的地图。

很多小路早就不适合大部队通行了，红34师虽然是承担总后卫的部队，行军速度可以慢一些，却因此多走了很多弯路，也增加了许多危险。

罗振江便在马背上做起了自己的打算。

颠簸的马背，轰隆的炮声，随后又化成了起伏的湘江浪涌，最终归于沉寂。

……

罗振江吃力地睁开了眼睛。

这一次，他躺在了一间小木屋的土炕上。

他的身上覆盖着棉被，虽然薄，但还算御寒，让他感觉浑身上下都暖和了不少。

从半扇木门外漏进来的寒风，也就没那么冷了。

只听得门外“吱嘎”一声，赖石头端着一只盛着稀粥的破瓷碗，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

罗振江的目光却落在了他后面的两人身上。

左边的人是那个在湘江边救下他们的红军首长，穿着一身洗得发白、泛着土黄的灰布红军军装，布料粗糙，领口和袖口磨出毛边，却浆洗得笔挺，腰间紧束着深棕色牛皮带，左侧斜挎一支驳壳枪，枪身锃亮，枪套紧绷，枪柄外露，透着不容靠近的威慑。

右边的人是普通红军装束，却戴着一只红袖章，神情严肃，眼神死死地盯住炕上的罗振江。

两人在土坑旁边坐了下来，之前那名救下他们的红军干部开门见山说：“同志你好，我是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参谋长兼特派员——胡发坚。”

“之前我们在湘江边已经见过面了！”

简单的寒暄还没开始，那名戴着红袖章，挎军挎包的红军战士已冷声打断：“姓罗的，你身份不明，也不是红军。我们认为有必要了解你的经历，确定你的真实身份，顺便核实你是否是蒋军派来的特务奸细……”

“因为你是伤员，我们允许你躺着回答问题！”

（注：胡发坚，1906—1939，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军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政治委员，团参谋长，团作战参谋，师副参谋长。长征时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参谋长。1937年，调任新四军工作，长期在镇江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3月15日在原属镇江的武进县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