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的绝代兵王

1927年9月，湘赣边秋收起义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爆发了，但起义并不顺利，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疯狂反扑，最终起义部队只好向南退却。在转移到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毛泽东同志领导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1．秋暴失利的原因

（1）党在理论和军事斗争上准备不足，对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认识不清

“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是我党历史上的转折点。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八七”会议没能正确地认清当时的革命形势是敌强我弱、革命低潮，反而认为“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为“左”倾盲动主义埋下伏笔；对于武装力量的认识，强调发动各地农民一致举行暴动，夺取中心城市，没能认识到正规化的武装军队在军事中的作用；没能认清斗争的艰巨性、曲折性，结果导致事后斗争的广泛失利。

在“八七”会议上就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接受中央的委托，负责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上发言时就曾指出：“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以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重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但是当时党内许多的高级领导都没能认识到武装斗争在革命中的作用，在批判对反动派还抱有幻想的右倾错误的时候，又不能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所在，认为虽然当时第一次国内革命已经失败，但是对革命的力量对比、革命形势发展等革命的根本性问题认识还不够清醒，对于革命的领导力量及其联盟的认识也是不符合国情的，特别是对于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应当建立一种怎样的军队、如何解决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等都没有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讨。中央总是念念不忘苏联革命的模式，强调对大城市的进攻和占领，过分地依靠当时在国内还不是很成熟且不占国家主体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而忽视农民阶级在革命力量中的主体作用。可以这样说，秋收起义在理论准备上是不足的，在指导思想上也是有偏差的，起义的失利也就在所难免。而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深刻见解，在文家市会议上一再坚持放弃向中心城市进攻，而应转向敌人实力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图发展的观点。正是由于毛泽东等同志的努力争取，失利的秋收起义才有了向胜利发展的转机。

（2）指战员们在思想认识上不统一，各自为战，兵力分散

1927年8月12日【2】，毛泽东同志在开完“八七”会议、“八九”会议【3】后，赶赴湖南开展暴动准备工作。1927年8月30日毛泽东同志离开长沙前往株洲，在株洲发动群众，为总暴动围攻长沙作动员和准备工作。9月1日，毛泽东同志来到安源，在与各方面联系并了解情况后，毛泽东同志立即于9月3日召集人员，召开了安源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同志向大家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并对秋暴工作做了安排。在会上宣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分别为一、二、三团，即师长余洒度带领以钟文璋为团长的第一团驻修水，王兴亚团为第二团驻安源，苏先骏团为第三团驻铜鼓，三路大军共5千余众，浩浩荡荡向长沙进军。9月5日毛泽东同志离开安源启程前往铜鼓苏先骏的第三团临阵指挥，在路上因为遇险，耽误了时间，赶到铜鼓已是9月10日。9月9日远在修水的第一团在余洒度的号令下已经宣布起义。9月11日，以武汉警卫团为主干组织起来的第一团在平江县金坪遭到反水的邱国轩团的突然袭击，部队被冲散，师参谋长兼一团团长钟文璋在兵败后，以手掩面，痛哭不止，脱队出走，下落不明。部队出师不利。9月11日，第二团在王兴亚的带领下，向萍乡进军。由于萍乡的敌情变化，加之萍乡城易守难攻，部队转攻醴陵，12日占领醴陵，14日退出醴陵向浏阳进军，16日攻下浏阳城。连续的胜利使王兴亚变得骄傲轻敌、耽于享受，在敌军以优势兵力向浏阳城围攻而来的关键时刻，不听部下的劝阻，失去及时撤离浏阳的机会。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于9月17日被敌人优势兵力包围在浏阳城内，导致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部指战员零散冲出城来，王兴亚脱队，不知所终。三团的战斗情况也不好，9月11日，毛泽东带领三团朝浏阳进攻，由于一团改变了前委的预定计划——统一向浏阳进军。三团得不到友军的支援而成孤军，虽然首战白沙胜利，但在向东门市进军时却碰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部队被冲散。至此，湘赣边秋收暴动全面失利。

从起义的组织来看，很显然地犯了兵力分散、各自为战的错误，而且整个战斗没有核心指挥。这与我党此前不注意军事建设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湘赣边秋收起义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3）部分指战员军阀思想严重，革命意志不坚定

在主观上，部队失利一是由于余洒度的军阀思想作祟，为了达到他能够名正言顺地当上师长的目的，在起义发动前夕擅自收编了邱国轩的部队，收编后又不进行分编改造，而是盲目信任，导致邱部临阵倒戈，致使团失利。作为一师之长的余洒度在战斗中不能有效地约束部下，在战术上缺乏统一的安排，导致军队各自为战、指挥混乱，在部队失利时又提不出新的符合实际的行军方向及部队行动方案，而是机械地执行向长沙进军的命令。二是一团团长钟文璋在起义初期时，以为靠所谓的赤诚相见就能感化为非多年的反动军阀邱国轩，而不顾阶级立场的差异，看不到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下军事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疏于防范、草率从事，在军事安排上也缺乏全盘考虑，让刚刚收编、未经改造的邱国轩团担任前卫任务，在向敌进攻时安排邱国轩团在一团的两翼，犯了兵家大忌，最后被敌人所乘，兵败金坪。在部队失利后，钟文璋不是考虑如何重整军队、鼓舞士气、总结经验，而是畏惧困难、逃避责任、擅自脱离部队而失踪。三是由于王兴亚的麻痹大意、小胜即骄的落后思想影响，主观上想据守浏阳、占地坐大，拒绝听从部下正确的建议、自以为是，最终导致部队严重失利。对此，参加过秋收起义、当时就在二团行动的慕容楚强回忆：“他（潘心源）扶创至团部会晤王兴亚团长，报告我军在东门失利情况；并建议即刻撤离县城向南乡文家市方向前进，以便和三团会合后，再作决定……再向王兴亚提意见，王仍犹豫不决，骄傲自大，既不采纳别人意见，又不严密戒备，警戒哨仅设置于四城门口，潘（心源）同志……再三向王提议，王终不采纳。”【4】在部队被敌军包围在城内后，身为团长的王兴亚则惊慌失措、毫无斗志、一心逃命。对此慕容楚强回忆道：“王心灰意冷，呆若木鸡，潘（心源）、刘（少林）、慕容（楚强）再三慰勉，王仍悻悻不乐。潘同志等即向士兵讲话，安定情绪。不料是夜王和特务连的排、连长均携枪逃跑，……士兵哗然，……三五成群地各奔他乡。”【5】四是三团团长苏先骏向来为所欲为、刚愎自用，以致于兵败后战士们都不听他的指挥。对此，当时担任师部参谋的陈树华回忆道：“余洒度要我和苏先骏到下面通前卫的路上集合部分队伍。但是他的部下，不听他的命令，只是往前走。苏用手去拦，说：‘我的爷呀！集合吧！’战士们从他的腋下钻过去了。”【6】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根本原因，即部队的主要领导封建军阀思想严重，各自为战，处置失当，在部队遭受失利的情况下又惊慌失措，信念动摇，导致士气低落、队伍混乱。

在起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没有惊慌、动摇，而是沉着冷静地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与革命的总体形势，果断做出决定，部队迅速向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部队相继来到文家市，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向集合的部队讲话，告诫大家不要害怕失败，鼓励大家要继续革命。他讲道：“只要大家一条心，我们这块小石头就能打破蒋介石这口大水缸。”在文家市会议上，毛泽东力主部队放弃攻打长沙，而转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湘南进军。这一主张虽然与当时中央的要求不一致，也遭到以余洒度为首的部分军官的反对，但是得到以卢德铭为代表的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议做出部队向南撤退的决定。这时部队人员从起义时的5000余人减少到1500人左右，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沿着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向湘南方向转移。

（4）部队存在单纯军事思想，部分人员开小差

9月24日早上部队撤到萍乡芦溪的山口岩，遭到敌军三个团的优势兵力围攻。在突然遭遇敌军围攻时，卢德铭身先士卒，带领一团的两个连阻击敌人，掩护部队安全转移，正当他准备撤离时被敌人流弹击中而牺牲。经此一役，部队士气遭受沉重打击。部队继续南撤，余洒度与苏先骏在部队中大肆传播谣言，动摇军心，说什么毛泽东违背中央的命令放弃进攻长沙，这是逃跑，向南撤退是带领大家往绝路上走等等。许多的指战员觉得革命没有出路，纷纷开小差，有的甚至带着整排整班的人开起了“大差。”在队伍中战士们见面时打招呼的一句话成了“你走不走”、“你几时走。”毛泽东在痛失股肱时，没有消沉，他打起精神到部队中去做工作，其间得到如宛希先、余贲民、张子清等坚定的共产党人的支持，收拢部队，继续往南转移。

9月25日部队到达湘赣边界的莲花县境内，毛泽东同志立即着手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他在经过调查后获知莲花县的党组织比较健全，群众的革命基础很好，于是决定在莲花县驻扎下来。当毛泽东同志获知莲花县城敌人驻军只有一个保安队的情况，立即决定攻打莲花县城，以鼓舞已经非常低下的士气，同时补充部队的给养。打下莲花县城后，毛泽东收到宋任穷同志送来的江西省委来信，了解到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有党掌握的部队，于是决定引兵井冈山。

2．“三湾改编”的经过及其内容

莲花战斗后，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继续南下，于9月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这时，部队已经非常疲惫了，很多指战员负伤、生病，对此，谭政同志回忆：“当时，疲劳、困苦、饥饿、惊慌的情绪充满了部队，加上疟疾、痢疾传遍了每个战士。行军途中，两旁的丛草中，没有多远就躺下几个发出微微的颤颤发抖声音的战士。”【7】由于远离了长沙，部分指战员对革命前途、行军目标感到失望和迷茫，特别是来自浏阳、平江一带的农军，这时纷纷害起了思乡病，部队减员得很厉害。看到革命形势以及起义部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毛泽东同志决定要采取措施改变现状。毛泽东同志在从莲花向永新进兵的途中就已经了解到处于九龙山区的三湾村是一个两省三县交界的地方，地形复杂，群峰环峙，是个屯兵的好地方。而且永新县党的早期领导人曾经在九龙山区开展了革命活动，这里早在1926年就已经建立了农民协会。1927年7月王兴亚与袁文才、王佐等联合攻下永新城后就曾退兵在九龙山区，敌人曾派兵“围剿”，但毫无办法。正在这时，由于“李唐战争”爆发，敌人追兵没能尾随而下，毛泽东同志遂决定在三湾村对队伍进行整编。

9月29日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就在三湾街的协盛和杂货铺召开了前委会议。在前委会上，毛泽东同志批评了余洒度、苏先骏等起义领导人的错误指挥：“以前的领导，把部队指挥得一塌糊涂！真是乱七八糟。现在好了。我们决定把部队整编为一个团……”【8】在前委会上，毛泽东同志得到余贲民、宛希先、熊寿祺、张子清等大多数指战员们的支持，会议通过了他的提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在组织上对部队进行改编，将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三两个营。由陈浩担任团长，党代表何挺颖；黄子吉任一营营长，党代表宛希先；张子清任三营营长，党代表李运启。针对官多兵少的局面，部队设有军官连，将多余的干部编入军官连。另外部队还设有特务连、卫生队、辎重队。在进行组织改编时，毛泽东强调要采取自愿原则，愿留者留、愿走者走。改编后，部队人员减少到700余人，但是却很精干，都是大浪淘沙后的精英。二是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确定“支部建在连上”的军队党组织制度。改变了过去只是在团以上各级中建立党组织并派党代表的做法，将支部直接建立在连队，营、团设立党委，班排设立党小组。三是在部队连以上各级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加强了部队的民主制度建设。士兵委员会有权监督军官，有权参加军队管理，维护部队纪律，监督军队经济开支，做士兵教育与群众工作等。

部队在三湾停留了5天，毛泽东一方面加紧与井冈山的袁文才部联系，一方面加强对改编后的部队进行教育。就在离开三湾前的早晨，毛泽东同志将部队集中到三湾枫树坪作了重要讲话。经历过三湾改编的老红军李立回忆道：“10月3日早晨，革命大军在社光坪的大樟树下集合了，毛泽东同志给大家讲了话，他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的人。我们现在不只是两把菜刀，而是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过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可以当100个，现在我们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增强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必胜信心。

在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带领部队在“水口建党”，就在赖毅等六名战士新党员举起拳头，怀着庄重而激动的心情跟着毛泽东念“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的时候，余洒度与苏先骏认为自己大权旁落，部队又脱离城市，革命变成了钻山沟，日子过得清苦，两人就合计出逃。余、苏两人最终脱离了革命队伍，背叛了革命，作了可耻的叛徒。而毛泽东同志通过三湾改编，将一度溃不成军的秋收起义部队改编成一支拖不垮、打不败的人民军队，并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所谓“大浪淘沙始见金”。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4页。转引自张侠、李海量：《湘赣边秋收起义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2】参见彭公达写的《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具体确切日子学术界有所争议，但笔者以为彭公达与毛泽东同时参加“八七”会议、“八九”会议，又一同返回湖南，所写的报告又相距不久，加之当时彭公达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所以以他的报告为准。

【3】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更好地落实“八七”会议精神，更好地领导秋收暴动，于8月9日在汉口召开了“八九”会议，重点在于改组湖南省委，以加强对“秋暴”的指导。

【4】《慕容楚强的回忆》，转引自张侠、李海量：《湘赣边秋收起义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

【5】《慕容楚强的回忆》，转引自张侠、李海量：《湘赣边秋收起义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

【6】《陈树华的回忆》，转引自张侠、李海量：《湘赣边秋收起义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页。

【7】《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8】《陈树华的回忆》，转引自张侠、李海量：《湘赣边秋收起义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