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告诉现在：毛泽东等在江西革命斗争时期的领导方略

南昌起义以及随后举行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尝试，但这些武装起义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实践证明：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的。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答案——“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

要研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首先必须研究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对中国国情尤其是对农民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独立思考、英勇探索、不断深化的过程。

党对农民运动的理性认识，首先反映在党的“二大”宣言中。党的“大”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提出了农民运动的重要作用：“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中国革命的最大要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1】。党的“三大”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更进了一步，在党的历史上做出了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并明确指出：“为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对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2】党的“四大”则明确提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者。大会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需要有“工人、农民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之普遍的参加”，但农民“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3】。“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4】。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普遍原理和农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情况出发，开始重视和研究农民运动，发表了许多重要著作，阐述农民革命的重要性，提出了领导农民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党的早期领导人彭湃、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李大钊等人，根据他们自身的实践经验和独立的理论研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

但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对农民问题的探索方面，还只是停留在一般性地论述农民运动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个缺陷后来被毛泽东弥补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对于农民运动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集大成者，是党内正确研究和从事农民运动的主要代表。

1925年“五卅”惨案以前，毛泽东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搞工人运动。“五卅”惨案以后，他才开始以主要精力从事农民运动，并逐步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5】。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毛泽东到了广州，在11月21日回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向学员提出的问题时，明确表示了他自己“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他对彭湃领导的广东海丰农民运动非常赞赏，并把海丰的农民运动的经验提到有关整个中国革命成败的高度去认识。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写道：“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6】毛泽东在广州期间，除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并主持《政治周刊》工作外，还担任了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集中主要精力从事农民运动的理论研究。在这期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农民运动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理论上进行了伟大的创新，主要贡献是：

第一，深刻阐述了中国农民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1926年9月，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了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序言。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理论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文章论述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全党首次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科学论断；同时阐明了发动农民夺取地主、军阀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客观必然性，并号召党内同志研究农民、组织和引导农民起来为推翻地主政权而斗争。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7】“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8】所以，“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9】。为此，毛泽东大声疾呼：我们的同志“要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组织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10】很显然，毛泽东不是一般地论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而是科学地阐明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不是一般地空谈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而是具体地要求党员要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组织和引导农民投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之中。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这篇文章，实际上已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这是认识中国革命极为重要的思想。这个思想的提出，为毛泽东后来“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精辟地对农村的阶级关系作了科学具体的划分，初步奠定了党的农村阶级路线。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根据领导农民运动的初步经验，将中国农民划分为富农、自耕农（即中农）、半自耕农、贫农与雇农五个阶级，并提出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自耕农是农村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与贫农同属于农村半无产阶级，雇农是农村的无产阶级。不同的阶层对革命有着不同的态度。富农人数很少，对于革命运动，“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其中的右翼“颇有跑入反革命的倾向”；中农约占农村人口的20%，在革命准备时期，“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但是到革命潮流高涨时，他们中间的下层和中层都可以参加革命，上层为“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加革命”，我们党应当团结他们，“向他们多做解释工作”；“贫农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11】党应当依靠他们闹革命。毛泽东通过对农村中各阶级的具体分析，科学地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所应当遵循的阶级路线。

第三，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民斗争的特点，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推翻地主武装、建立革命政权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12】毛泽东在这里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农民运动的最大特点是从政治上推翻土豪劣绅的反动政权。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最明显地触及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很有见地。毛泽东还进一步向中国农民发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13】的号召，并指出：“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14】毛泽东从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工农政权的高度，指明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

第四，尖锐地提出对待农民的革命态度问题，是检验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试金石，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

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春，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在两湖地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但这场大规模的农村大革命却遭到无端的攻击和责难。国民党右派和土豪劣绅叫嚷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等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并公然决定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目前只能宣传，不能实行。在这种形势下，有些地方的党组织竟然实行所谓“洗会运动”，把担当革命先锋的贫农骨干当做“痞子”从农会中“洗出去”，甚至逮捕入狱。这就极大地损害了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了土豪劣绅的气焰。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挺身而出，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并于2月16日向中央写了一份考察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党在指导农民斗争中犯了右的错误，列举了纠正这种错误的要点，针对陈独秀在土地问题上的右倾方针深刻指出：农民问题实质上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实质上又是土地问题。解决贫农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刻实行的问题了”【15】。3月，在瞿秋白同志的支持下，毛泽东公开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高度赞扬了农民革命的历史功勋，批驳了诬蔑农民革命的反动论调和右派言论，尖锐地指出，在这场迅猛异常的农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面前，“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16】。毛泽东的这一报告，在总结湖南农民运动经验的基础上，不仅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即如何领导农民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关于划分农村阶级关系的思想，关于农民斗争推翻地主武装建立革命政权的思想，关于正确对待农民运动的思想等，为他后来正确判断形势，果断决定“上山”，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是在“马日事变”之后逐渐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自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就明确指出农民武装在处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即应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当时只有他提出了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具体结合的远见卓识。”【17】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曾主张和平解决问题，因为“现在本党的职任，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在不宜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待时机，深厚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避免之进攻”【18】。但是，中国共产党企望寻求的“中间的路”并没有走通。唐生智在汪精卫的支持下，决心反共，将“马日事变”的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的身上，不久，汪精卫反目，中共中央的这种希望落空。

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和罪行，毛泽东、蔡和森等在许多地区发动和组织了反对汪精卫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群众运动，号召各地农协严密组织，准备“上山”，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和土豪劣绅的武装袭击。

6月，毛泽东在武汉召集“马日事变”后从湖南出来的同志开会。在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

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陈独秀提出：国民党各军招兵时，农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招加入。毛泽东在发言时却指出：“省农协两策略：1．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2．此外尚有两条路：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并强调“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19】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后，7月20日，中共中央（代号安中源）和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农民部（代号宗容明）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文件，明确提出：“农民武装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三种形式之下存在：A．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社会’之类；B．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C．前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20】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从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注重军事问题、不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和党组织脱离群众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发言中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思想。

8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湖南问题，决定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彭公达与中共湖南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共中央，彭公达为书记。针对原省委书记夏曦欲将湖南农军尾追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在发言时指出：“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个师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个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21】

“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曾邀请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回答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22】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6、118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6、118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92—293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92—293页。

【5】《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页。

【6】《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

【7】《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8】《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9】《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10】《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11】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12】《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1页。

【1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3页。

【15】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1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3页。

【1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172页。

【18】参见《中央“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19】《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20】《中央农字通告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4页。

【2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22】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