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告诉现在：毛泽东等在江西革命斗争时期的领导方略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最早从事社会调查的领导人之一。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既重视读“有字之书”，也重视读“无字之书”。他曾进行过三次颇具规模的游学活动，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和体验农村生活。1918年，他组织新民学会成员赴法勤工俭学时，自己却留在国内进行调查研究，接触和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他说：“吾人如果在现今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调查，及研究。”【1】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为了驳斥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用了32天的时间，步行1400多里，在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等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著作。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在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调查研究成了毛泽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作社会调查，一边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当地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2】。从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离开江西，毛泽东先后进行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调查、大桥调查、李家坊调查、西逸亭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况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等，并撰写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这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时间最为集中、对象最为底层、座谈最为深入、内容最为丰富、材料最为翔实、文字最为生动的调查。通过这些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对农村和农民的认识，这不仅为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实际依据，而且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适合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后，就面临着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急需探索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主力去攻打茶陵，毛泽东因为脚伤，在大陇送别了队伍后，回到了茅坪。他利用这段时间，在茅坪的坝上、洋桥湖、马源坑一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调查的方式是开座谈会和个别访问，在调查中，他口问手写，并同别人开展讨论。

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从井冈山到永新秋溪开展群众运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永新县委工作。在这期间，毛泽东又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亲自蹲点于永新塘边，总结塘边分田经验。根据这两次的调查材料，毛泽东分别写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

通过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毛泽东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比较全面地掌握了湘赣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自然条件、土地占有状况和农村的阶级关系，并对当地群众斗争的情况、反动派的状况、经济生活、土地分配的情况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这不仅为制定土地革命的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而且为毛泽东形成和创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及红色政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正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井冈山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全国革命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分析，写出了《井冈山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确定了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红色政权的理论，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条件，初步形成了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思想。

由于战争的原因，《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的文稿都丢失了。对失掉的这两个调查文稿，毛泽东“时常念及”。他在《寻乌调查》的序言中说：“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3】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

2．寻乌调查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一生中所做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也是我党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自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以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先后解放了不少城镇。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越来越迫切地感到需要掌握城镇中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以便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管理城镇，发展城镇的生产和商业，解决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物资供应问题。因此，他一直想对城镇中的商业和手工业做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但总是没有一个适当的机会。1930年5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后，毛泽东来到了寻乌县城。由于寻乌位于赣粤闽三省交界处，系江西赣州地区与广东东江地区、福建龙岩地区商品流通的中转站，是了解城镇工商业状况的便利之地。于是，毛泽东就利用红四军正分散在安远、寻乌、平远发动群众，闽粤赣边界敌军力量薄弱、战事较少这一相对安定的环境和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进行了著名的寻乌调查。毛泽东到寻乌的第二天，就在古柏的陪同下，参观了寻乌县城。在参观时，毛泽东穿行于大街小巷之间，与入城赶集和摆摊设点的商贩攀谈，还进入一些店铺向老板仔细询问商业情况。接着，毛泽东在县城南门外的马蹄岗天主教堂重点找了11个人开了10多天的调查会。参加调查会的人有县、区、乡的干部，普通农民、工人，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农村穷秀才、小学教员，杂货店主、商会会长等。调查会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他提出问题并亲手作记录。此外，他还做了20多天的实际调查，深入到商店、作坊、集市，找商人、工人、小贩、游民谈话，还到城郊农村，一边同农民干活，一边调查，广泛了解各行各业群众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特别详细地调查了寻乌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状况。他询问了寻乌22个行业，130多家商店的历史、现状。为了解寻乌旧有土地关系和寻乌的土地斗争，毛泽东不仅调查了寻乌全县的农村人口成分、旧有土地分配和全县21户大地主、111户中小地主的情况，详细了解了地主剥削农民的各种手段及残酷程度；而且还对全县土地革命斗争中的土地、房屋的分配方法、标准以及各个阶级、阶层对土地革命的态度、土地斗争中妇女地位的变化等，都进行详细的调查。在寻乌调查期间，毛泽东作了10多万字的笔录材料。1931年2月，毛泽东在江西宁都小布，将他调查得来的笔录材料整理成了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

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了解到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土地分配的各种情况，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揭示了地主阶级的内部结构及其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政治态度以及剥削农民的种种方法，得出了“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4】的结论，并提出了对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富农不要打击过重，以免无产阶级和贫雇农孤立的主张。寻乌调查对毛泽东当时了解农村阶级关系、正确制定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写道：“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5】

3．兴国调查

1930年10月31日，即罗坊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新余罗坊的彭家洲，找了从兴国县来当红军后备队员的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8个人，通过开调查会的形式，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兴国调查。在调查会上，毛泽东根据他事先准备好的调查提纲，一一向8位农民进行询问，并亲自作调查记录，遇到不清楚的地方，还和大家一起进行讨论。在调查过程中，一切结论，都是由毛泽东提出，再征得8位农民同意后，才写下来。有些并未做出结论，仅仅叙述了他们的答话。最后，毛泽东还把调查的情况反复讲给他们听，看看有没有不符合的地方，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最后定下来。在调查期间，毛泽东始终以朋友的态度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进行调查，他亲自为8位农民倒茶、递烟，还请他们吃饭。毛泽东同志这种关心群众、尊重群众、和群众做知心朋友的调查态度和工作方法，使8位农民倍感亲切，因此，在调查过程中，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整个调查过程也非常轻松、自然、活跃。关于这次调查的情景，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6】“我们的调查会是活泼有趣的，每天开二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很夜深，他们也并不觉得疲倦。应该深深感谢这些同志们。”【7】

在这次调查中，毛泽东首先仔细询问了8个人的家庭成分、历史，有多少人口，劳力和田地，生活情况，欠不欠债等等。接着又对兴国县永丰区的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革命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询问，重点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和思想动向、土地分配状况、土地税、苏维埃、农村军事化情况等等。按照原定的调查提纲，毛泽东还要对儿童和妇女状况、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状况、文化状况进行调查。但是，由于蒋介石已经调集10万大军开始对红军发动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因此，调查会只好提前结束。1931年1月，毛泽东在宁都小布把这次调查的材料整理成《八个家庭》，后改为《兴国调查》。

通过兴国调查，毛泽东对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和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为党在土地革命中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客观的依据。毛泽东说：“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达百分之四十，富农占有土地达百分之三十，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为百分之十，总计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中农、贫农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8】“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9】此后，毛泽东初步地制定了一条基本适合当时情况的土地革命路线。那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

4．长冈乡调查

长冈乡原属兴国县上社区榔木乡，后来从榔木乡划出单独设乡。该乡1928年就建立了农民协会，开展土地斗争。1930年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该乡党支部和乡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牢记党的宗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认真贯彻和落实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出的号召，努力完成党和苏维埃政府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在各项工作中都走在前列，得到了全乡群众的拥护和支持。1933年秋，为了总结苏区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经验，给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带领中央政府的部分工作人员，到长冈乡就如何开展乡村苏区工作、改善党和政府同群众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为时7天的调查。在长冈乡调查期间，毛泽东既开座谈会，又深入农户和田间地头，与苏区干部群众推心置腹地谈心，面对面地交流，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1933年11月中旬，毛泽东又专门邀请长冈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昌宝、乡苏维埃代表李求应、贫农团主任王先怀到瑞金，再次向他们详细了解核实全乡情况。之后，毛泽东将了解到的情况加以整理，形成了长冈乡的调查报告——《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

在调查报告中，毛泽东对长冈乡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苏维埃代表的结构和表现、代表的选举、地方部队、群众生活、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公债的推销、合作社运动、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描述，对长冈乡苏维埃政府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称之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通过长冈乡及随后的才溪乡调查，毛泽东系统总结了中央苏区政权建设、扩大红军、拥军优属、经济建设、支援前线、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经验，解决了“在国内革命战争环境下，根据地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个主要问题，批驳了机会主义者脱离实际的错误观点，为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夺取全国政权后领导农村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毛泽东指出，苏维埃政权应当既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尽管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保卫苏区的战争，但是，如果不注意解决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那么，扩红支前等工作是搞不好的。“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长冈乡和才溪乡之所以“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成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就是因为他们懂得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创造了一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方法，使群众认识到苏维埃政府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因而积极地报名参军和支前。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只要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从而成为任何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1】《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

【2】《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4】《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5】《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4页。

【6】《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4页。

【7】《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8】《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379—380页。

【9】《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379—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