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墩子

都会的血液

气恼。凡是公共汽车的乘客都难免气恼。

死等，死不来车。终于来车，轰隆隆从站前一掠而过。动不动竖起“区间”“快车”的小牌子。好容易跑拢车门，偏“咣啷”猛然关上。总算挤了上去，售票员从后面推你搡你，就仿佛对付一袋土豆。来劲儿时，查票近于刁难，没劲头时，你要买票他还懒得卖给你……

终点站上，停着好多辆车。为什么一辆也不发？

淤成一团的乘客个个心急火燎。

站上有间小屋，是车队的调度室。一位乘客闯进去，质问道：“怎么还不发车？”

没有人理他。

调度员拉长着脸，在一张表格上填写着什么。几个也不知是司机还是售票员的年轻人坐在长椅上，管自互相聊天。

那乘客提高嗓门，再问一次。

几个声音同时响起：“你等着去呗！”“现在没车！”

终于有一辆车开拢站前。人们争先恐后地往上挤。

忽听售票员宣布：“西单不停！去西单的甭上！”

西单是大站，为什么不停？

乱哄哄。有人想退下去，再等一趟西单停的，但游移之中，车已起动。

车驶出站后，乘客们开始纷纷呼吁：“西单干吗不停？”“我们都去西单！”“快车也得快得有道理，西单不停算怎么回事？”

前面那位烫发描眉的售票员撇着嘴说：“甭跟我嚷，你们跟司机说去！”

真有几个人去跟司机说。或恳求的口吻，或激动的语气。

原来快车省停有一定的随机性。调度员的安排并非圣旨。

司机嚷了一声：“一站西单啦！”

售票员便也呼应了一声：“头站西单！”

车有17米长，分前后两截，塞得满满的，有人没听见，有人没听清，有人没听。

调度员对乘客闯入调度室大声质问早已习惯。

她懒得回答。甚至懒得抬眼望一下质问者的模样。

小小的调度室，是乘客们所不了解的另一世界。

调度室的一面墙上，是木制的大幅人事调配表。车队的每个成员都有一个木牌，名字写在木牌上。木牌按出勤安排，挂到大表上。总有若干木牌被另挂在一侧，那是病假和缺勤栏。

是的，难怪乘客们眼睛出火——站里明明有车，为什么不发？

非高峰时间，只出一半的车。停驶车的司机下班回家了，车没人开，自然不能发出去。高峰期也可能有车停在那儿开不了，因为司机出勤不足。

出勤不足，这是调度员管不了的事。

调度员打着哈欠，填写着表格。表格上有一栏是“正点率”。她尽在那一格里打叉叉。

车行不能正点，怪路；有的马路至今还是清朝走轿子的宽度。怪车多；如今北京机动车已达30万辆，自行车已过500万辆。怪红灯。怪事故。怪预料不到的种种情况。

谁了解一个调度员的工作？她连续工作24个小时，然后再连续休息24个小时，这叫“隔日勤”。车队除了调度室，还有几间活动房，其中有一间是收了末班车后，给调度员睡觉的，行话叫“住站”。

因为路上受阻，那一头终点站的车开不过来。半天不来，一来一串。她能让那一串车再像糖葫芦般地开出去么？她得让那些车甩开距离，所以得发“快车”得发“区间”。她自有她的道理，所以她对质问者拉长着脸。她让那辆车西单不停，为的是让它快些开往东单，好缓和东单站的淤积形势。她将另调一辆车空驶西单，装走西单站上所有焦躁的乘客。

乘客天天不理解。她天天这么干。

“也不知那些调度是怎么搞的？！”乘客们常常怨恨地说。

至少这个调度员蒙受着一定的冤屈。她不是故意要让乘客们难受。她已经结婚。她同婆婆有矛盾。她的孩子有点佝偻症。她爱人在工厂里跟车间主任关系搞不好。她还没买上洗衣机。她身上穿的那件格子呢的外套不慎掉上了一个大油点。听说有一种“洗油净”特灵，她还没有买到。她还很想买一双白颜色的坡跟皮鞋。头发刺痒，该洗头了。她很想买一套“华姿系列化妆品”。可是谁愿意知道她这一切呢？

“你们是怎么搞的？怎么还不发车？”

她眼皮也不抬。她填着那张表。

那辆车在西单停靠了。

许多乘客如释重负地涌下车去。许多乘客如获至宝地涌上车来。

可车没开。

有两个小伙子，是从车上下来的。他们气冲冲绕过车头，闯到驾驶室边，一个拽开门就骂：“你他妈的工会大楼干吗不停？！”一个竟伸出手去要拽司机：“有你这么开车的吗？！你下来！”

工会大楼是前一站。发车时本是说工会大楼停西单不停的。

司机韩冬生原以为自己是做好事，没想到遭到这样的突然袭击。

韩冬生个子不高，但精壮茁实。他眉眼粗，汗毛重，一望也不是个好惹的。

他顿时火冒三丈。大家伙一个劲儿嚷：“西单停！”“西单停！”他才前一站不停停西单的。他心想你们非工会大楼下车干吗刚才不嚷嚷？真是谁心善谁吃亏。他觉着自己真是亏透了。前一阵大北窑那儿修路，车堵得厉害，车一停能停半拉钟头。常有忍耐不住的乘客跑过来求他：“师傅，开门让我们下吧！”不在站上不能开门，这是制度。他本可以置之不理。可他心软，好几次都把门开了，让想下去的下去。这回他又心软，“我们都到西单下！”一片嚷声，他本是将就大家伙，没想到倒惹出了麻烦来。瞧这二位那个横劲，怎么着？找碴儿打架吗？他满脸溅朱地指着他们叫嚷起来：“你们想怎么着？嘿你们要敢拽我你就直拽，这车我今儿个还真不开了，车撂这儿开不了你们负责！”

底下两个小伙子倒没真拽，但跳着脚骂个没完。

韩冬生气得浑身哆嗦。他转过身来，朝着车厢呼喊：“嘿你们说说，是不是刚才车上都嚷着要我西单停车？！你们给证明证明！”

只有前面的售票员夏小丽呼应他：“可不是吗！都嚷着要西单停，真西单停了又来捣乱！”

车上的乘客竟没有一个应声作证的。

韩冬生大受刺激。他又转身冲着车下的二位对吵起来。他甚至想跳下去同他们扭打一番。

西单站那里形成了淤塞。后面来车了，因为这车堵着，开不动。很快淤上了一长串。十字路口的交通民警一时顾不上这里，一边指挥着车辆一边干着急。一些过往的行人驻足围观。一些骑自行车的人停车围观。

这里是西长安街。前面就是电报大楼。街上挂着一串串小彩旗。街心车如流水。

事情还在恶性发展。

车上的乘客没有应声作证。

这并不奇怪。

嚷嚷着要西单下车的，早已都下去了。

听见了“西单下！”“停西单！”嚷声，尚未下车的乘客，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这类事，实在并非罕见。能不介入就不要介入。

车上主要是些才从西单站涌上的乘客。他们感到不快，可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实在摸不着头脑。只好皱眉忍耐着。

交通警走过来了。还有治安联防的人员。

车下两个寻衅的小伙子走开了。

韩冬生还是不开车。他豁出去了。他冲车厢里嚷：“这车不开了！下车！都下去！”

交通警走拢车前。问韩冬生怎么回事儿。

韩冬生气咻咻地望着两个挑衅者消失的地方，赌气地说：“你们逮不着流氓你们就罚我吧！今儿个我还真不干了！”他掏出印着红1、黄2、蓝3、绿4的一叠“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员违章记录证”来，一下子递到交通警手里。

那本是他胸兜中最宝贵的东西，最怕被交通警缴去的。

交通警很冷静，把四张卡片都还给了韩冬生，对他说：“你先把车开走吧！”

韩冬生把胳膊抱在胸前，两眼直愣愣地望着电报大楼的大钟，梗着脖子宣布：“我这车出毛病了，开不了了！”

交通警见一时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便先去疏导淤在这车后面的其他车辆。治安联防的人员劝散了围观的人们。原先被韩冬生这辆车挡住的车陆续绕过它开了出去。

韩冬生再次转身对着车厢里嚷：“这车坏了，不走了！下车！都下去！”

有10多个人下去了，多数人不动。特别是坐在座位上的人。挤车而能得到座位，难。哪怕这座位即将作废，他们也舍不得决弃。再说他们等待惯了。许多原来不能实现的事通过耐心等待都能等到。还有一些人从开着的门朝上登。夏小丽对他们尖声嚷着：“不走了不走了，下去下去！”可仍有人坚持登车。他们觉得无论如何先登上去总是好的，下一辆什么时候才能来呢？眼前哪怕是可能落空的机会也该抓住，它总比一个圆满但还没有影儿的机会实在。

有一个人拿钱找夏小丽买票，夏小丽不耐烦地说：“不卖了不卖了，你买哪门子的票？”

“我起点站上的。”那人解释着。

“甭买了甭买了。”夏小丽依旧摇头撇嘴。

连续几辆出租汽车从街心驶过。

韩冬生望着出租汽车顶上安装的有TAXI字样的顶灯，心里更不是滋味。

他把那顶灯叫成“坟头”。“那些顶着坟头的家伙”，他这么称呼出租汽车司机。

他从羡慕他们，到嫉妒他们。

韩冬生今年31岁。他父亲是一家饭馆的“白案”。那不是有名的饭馆，是一条胡同口上的一家最不起眼的小饭馆。他母亲是家庭妇女。两个妹妹也在饭馆，一个是给“红案”切菜备料的，一个是端盘儿的。他弟弟是全家的骄傲，因为在西郊一所大学里工作，尽管是在大学修建队当瓦工。大学里曾给每位教师配置一部《辞海》缩印本，本来行政部门的干部以及工人不一定需要那么厚的一大块纸砖，但福利均等的不成文规则使他弟弟也领到了一部。他弟弟立即倒手转卖，便得了40块钱。韩冬生在弟弟面前原来并不觉得寒碜。这类事多了，心里便堵上了冰坨——我们公司怎么一年才发两双手套？

韩冬生赶上了最后一茬“上山下乡”。他哪知道后来中学毕业生用不着“上山下乡”了。在村里种地的时候，他常常一边抹着汗水一边幻想：什么时候能当个工人就好了！后来真有了这么个机会，房山的一个小煤矿招工，他欢天喜地地去了。去了才知道当矿工比种地还苦。于是他幻想哪一天能调回城里就好了！1979年还真遇上了难得的机会，父亲的一个“把兄弟”在公共汽车公司的一个车队上当队长，靠这个“后门”，他转到城里公共汽车公司来了，临调走的时候，矿上让他在一张纸上按手印，那上头写着他自愿从四级工降为二级工。他没犹豫，蘸着大红的油墨按了。他在公共汽车公司是二级工从头干起。先卖了两年票，后来才学了开车，当了司机。头两年他还算安心。可这一年多来他心上长毛了。

关键是出租汽车的勃兴。

原来北京市的出租汽车不过1000多辆，也没怎么听说过出租汽车司机发财的事儿；如今北京市的出租汽车过1万辆了，到处流传着出租汽车司机挣大把钞票的故事。

整个公共汽车和电车公司，才1万名司机。如今出租汽车司机的数目，已经赶过他们了。

出租汽车事业还在迅速发展。最大的一家首都汽车公司，车辆数目已过3000。就是同属一个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管的北京出租汽车公司，车辆数目也已达到1800辆。其他各种名目的出租汽车公司已经超过100家，什么翔远、安乐、渔阳、远东、京深、友谊、广达……还有叫香格里拉的，瞧人家那抖劲儿！

解放初，是蹬三轮的仰头望着公共汽车司机，羡慕个贼死；如今，是公共汽车司机低头望着出租汽车的司机，嫉妒得牙痒。

韩冬生其实还不算牙痒得最厉害的。

每天天还没亮，韩冬生就从床上爬起来。

他住在北京一条古老的胡同里的一个小杂院里。

他住的那间小南房只有十多平米。家具很简单。自己打制的酒柜上有一个闹钟，结婚时候买的，近二年已经不能闹了，他也没去修，因为不用钟闹，他一到三点半过后准能猛地醒来。

他和爱人、孩子睡同一张床。那是一张目前已经不时兴的木板双人床。孩子已经4岁。他们是回民。回民托儿所比重点大学还难进，他们没门路，孩子托不进去。这样的苦恼他有一大堆。比如他和爱人都仍在精力最旺盛的阶段，性生活的要求都很强。可是在一个已经会说话的孩子身边做爱，孩子的一阵梦呓，一阵磨牙，都使他们既败兴又自卑。但这类的苦恼再深再重，也还比较容易恢复心理平衡。同院不少家的住房情况也差不多。最让他梗在心里化不开的，还是这样一个问题：同是握方向盘，为什么人家就能握出租汽车的，而我却只能握公共汽车的？

从洗脸、刷牙开始，两种方向盘所带来的差距便萦回在他的心头。不到四点，他已经出了胡同，他乘上203路夜班环行车，来到景山前门。

每天凌晨三点半至四点之间，许多辆公共汽车公司的接班车汇聚在景山前门那里，众多的司、售员纷纷在那里转换去往自己车队的接班车，情景蔚为壮观。可惜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乘客都无缘目睹这一景象。

在接班车上，韩冬生同熟识的司机最经常的话题，就是谁谁谁走了什么什么路子，调到出租汽车上去了，这类的信息常像火红的煤球般烫伤着他的心灵。他觉得不公正。被调去开出租车的多半是场里头头们的儿女或其他亲友。他一一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和准确的亲属关系，达到睡梦中摇醒过来也能脱口而出的程度。

到了场里或总站，做准备工作的时候，他往往心里更加别扭。他想到如今的出租车越换越漂亮，越舒适。有空调，冬不冷夏不热。有录音机，随时能听个《血疑》主题歌什么的。后头放个香座，还有摇头狗什么的，前头挂串塑料葡萄，或者粽子香袋什么的。车里永远不会臭烘烘。不爱拉的还能推掉。虽说规定了一定比例，让上缴外币兑换券，自己终究能捞到一些。跑完了车子能开家门口停着，省多少事儿，还能用它拉拉关系，好处多了去！

逢到冬天，在场里给公共汽车灌热水，尤其是热水溅到手上烫得钻心的时候，他就更生动更具体地想象着出租小轿车里种种令人艳羡的景象。

在街上开着车，他脑子里流动着种种杂念，那最难压抑下去的，也还是“我怎么就不能调去开那出租汽车呢？”

像韩冬生这样的司机，工资待遇的确低。公共电、汽车公司的一万名司机的平均工资仅仅50元。开中间带转盘和摺棚的大车有一天6毛钱的“斗儿费”，加上公里费、节油费以及奖金，一月不缺勤不出岔儿能有70元左右，这样一个月总共能有120元左右。

韩冬生家里的温饱成问题吗？

现在全北京每一个市民的温饱大概都不成问题了。

问题是谁也想过上更宽裕更舒适的日子。

以往北京市民们见了面，总是问：“吃了吗？”

吃饭曾经是头等重要的大问题。

如今北京市民们见了面，倘是一段时间没遇上过，常问的是：“家里买彩电了吗？”

黑白电视早已不稀奇。不问那个。

“买彩电了吗？”

还要接着问：“多少时的？”还要接着问：“什么牌儿的？”

说是牡丹、昆仑、金星、孔雀……什么的，对方会忍不住地摇头：“您不买个日本的？”

说是福日，“啊，打日本进的流水线攒的，还行。”说是东芝、松下、三洋、索尼、夏普，“嗬，真棒。原装的吗？什么路子买下的？”

这就是时下北京市民的典型心理状态。

韩冬生一家也未能免俗。

他家的那本经还有特别难念之处。

他岳父年纪不算太大，但已偏瘫了十多年。

他爱人秦淑惠，在跟他搞对象的时候跟他一五一十交代清楚了。

岳父不仅偏瘫，行动不便，脾气还很古怪。

岳父现在住在他们隔壁一间更小的不怎么见光的屋子里。岳父床边有个大箱子，旧得看不出漆色，据说是樟木的，可韩冬生从未闻见过樟木的味儿。那箱子谁也不让动，就连小外孙京京摸摸，他也要嘴角一抽一抽地制止。

院里的老住户们之间流传着这位老头的许多奇闻轶事。他现在是个退休的七级工。偏瘫了，人已经不成形状。但据说退回30多年，他是个风流倜傥的京剧票友。唱起《白门楼》来，风姿不让叶盛兰。他有过红火的时候。他有他的个人秘密。他的履历可以查清，他的心路历程别人永远不能知晓。如今他那逝去的甜蜜和神密的隐私都浓缩在了那口樟木箱子里。据传那里头有三四十年代北京戏园子的所有戏单和说明书，还有无数当年的京剧小报，以及若干他自己和别人的照片。盛传那些照片里有梅兰芳、筱翠花、荀慧生、言慧珠、梁小鸾等从一流到三流的名伶亲笔签名的戏装和便装照。“文革”“破四旧”时他已成为最普通的工人，没有“红卫兵”抄他的家。他的樟木箱里所塞满的东西如今更具有文物价值。中国戏曲研究院的人倘若知道，一定会兴奋不已，并采取相应行动，可是有关的传言并不能流出他们那条窄窄的胡同。韩冬生听到这一切时只是一笑。他甚至有些失望。他原期望那樟木箱里有点元宝金条之类的东西，最不济也该有些金银首饰。

韩冬生不懂京剧，并且不喜欢一切戏曲。

他也不爱看书。在他家屋里甚至找不到一本印刷物。

他模模糊糊知道有个梅兰芳。不过他更熟悉和崇拜山口百惠与程琳。

他没有挑剔秦淑惠的家庭。秦淑惠母亲早故，剩下个父亲又是这种情况。他还是同意和秦淑惠结婚。回民找回民不好找。差不多也就行了。

秦淑惠家住房比韩冬生家总算宽敞一点。他就入赘了。他们过得也还不错。

自从生了京京以后，秦淑惠一直没去上班。她是一家羊毛衫厂的工人。现在算是“吃劳保”。一月只有30多块钱。这真够恼人的。可她有什么法子呢？孩子人不上托儿所，父亲又是那么个情况。原先父亲还能凑合着自己下点方便面吃，如今端碗都端不稳了。特别糟心的是老头最近常有大小便失禁的情况。她一个人得洗一老一小两个人的裤子。真够呛！也曾考虑过雇个保姆，但算来算去，还是不如自己“吃劳保”待在家里合算。“我雇我自个儿吧！”想通了，她倒也快快活活。

韩冬生有回开车开到日坛路，猛刹车，跳下车去揪住一个乱骑自行车的人吼了一通。表面上是因为那人违反交通规则妨碍了他行车，实际上是韩冬生头天下午窝了一肚子火，憋了十多个小时，总得借个碴儿撒放出去。头天下午淑惠领着京京出去买菜的工夫，岳父突然大便失禁了，呼哧带喘臭作一团。韩冬生能不管吗？管是管了，心里头别扭。他想，我上午在马路上伺候乘客，下午回到家还得伺候病人，可我家连台彩电都没混上，我怎么这么倒霉？

韩冬生心里偶尔会升起这样的念头：“他怎么还不……呢？”但他总能自觉地立即把它压抑下去。

岳父有时候精神稍好，能含着漱口水似的说话。这种时候他可能会叫过韩冬生去：

“给我买两包烟来！”

岳父哆哆嗦嗦地递给韩冬生一块钱。韩冬生默默地去了。岳父有一笔不算太少的退休金，但他并不把那钱交给他们打伙用。每月领到钱后，他只交上15块伙食费，此外，就全留在自己身边。他嗜好抽烟、喝茶，没香烟没茶叶了，便掏钱让小两口去给他买。碰上身体状况处于最佳状态，他兴许会蹭到街上去站站，然后给京京带回一点零食来。他们就是这么个经济关系。

韩冬生买回了一包四毛四分钱的“翡翠”和一包四毛七分钱的“红梅”，老头只认这两个牌子，剩下的九分钢镚儿，韩冬生全数随烟交了上去，而岳父也就颤颤巍巍地收下。

望着岳父不住痉挛的颜面，韩冬生又可怜起老爷子来。他心里升起这样的念头：“谁也难免有这么一天哪……”

将心比心是人类的一种优美素质。

人心隔肚皮。理解别人的心思很不容易。

但应当有理解别人的愿望。

难。

难得普遍地产生这种愿望。

生活：网。

乘客们从一个网结流向另一个网结，借助于公共汽车时，他们的心灵或处于暂时的麻木状态，或沉浸于自我的思绪。对于他们来说，“公共汽车司机”和“公共汽车售票员”是两个抽象的概念，尽管面对着活生生的司机和售票员，他们也很难产生出如下的心绪：那些人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生活道路，各有各的家庭，各有各的喜怒哀乐，生死歌哭……

乘客们的这种心态无可厚非。

当乘客们受制于公共汽车司机和售票员时，他们是无辜的。

当韩冬生在西单气恼而执拗地轰乘客们下车时，那满车的乘客便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来坐公共汽车的，谁也不容易。

当韩冬生和夏小丽他们往下轰乘客们时，有几位乘客的心灵最受伤害。

其中就有那位递过钱去要买票，而遭夏小丽拒绝的人。他是国家机关的一位技术干部。

韩冬生觉得自己比出租汽车司机挣得少，委屈，这位干部实际上挣得比他还少。

单看固定工资，这位四十岁出头的干部是比韩冬生拿得多。但韩冬生他们加上补助和奖金，能拿到一百二三十元，这位已经开始谢顶的干部却是干拿一份工资，额外的附加收入一年也不过一百多元。

韩冬生他们还能开辟第二财源。

韩冬生的同事里，有的经常泡病号。其实没有什么病。他们是同什么什么公司挂了钩，给人家到广州一类的地方接车去了。他们日夜兼程地从那边把车给人家开回来，或一周或半月，人家给他们一笔报酬。最多一次能拿到600元。

韩冬生胆子小。秦淑惠也不让他那么干。秦淑惠头两年从街道上揽了糊纸盒的活儿。是糊装西装套服的那种漂亮的纸盒。糊一个大的能挣三分六厘钱。糊一个小的能挣两分四厘钱。韩冬生成年上早班。天不亮出去，中午一点半回到家里，吃过午饭，略事休息，他便帮秦淑惠糊那纸盒。

他们能从下午一直糊到吃晚饭，吃完晚饭一边看电视一边继续糊。韩冬生糊到九点来钟先睡。秦淑惠最来劲的时候能糊到十一点去。

最多一天能糊出二百多个来。

一月到头，把纸盒交上去，除了扣除百分之十的管理费，以及扣除糨糊钱和耗损费外，最多一月能挣到80块钱。

那位平时骑自行车上班，偶尔才坐公共汽车的中年干部，可是一点这类的第二财源也没有。他和他那也当机关干部的妻子都没有开辟第二职业的魄力。客观条件也不具备。都说机关干部分房子占便宜，也不尽然。不过总的来说，确比公共汽车司机或售票员或然率高一点。那位干部前些时确实分到了一个两居室的单元。但说来韩冬生他们可能不信，那干部家里家具非常寒酸。他们也想添置点家用电器，一台十二时的黑白电视看了多年，暂不作更新之想，算有一件了吧，最急需的洗衣机他们就还没有买。要买个双缸的，他们就还得再攒一阵钱才能办到。

韩冬生家里除了一台十四时昆仑牌黑白电视机外，已经迎进了一台广东中山县出产的威力牌双缸洗衣机。秦淑惠特为它扯了两米花色艳丽的平绒布，不用时盖在上面，标志着它在他们家中目前所享有的荣耀地位。

韩冬生真不该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倒霉的人，他在西单遇上点麻烦就这么不管不顾地对待工作，对待乘客，实在并不占理。

但乘客们也该知道他的家庭悲欢。

买那台双缸洗衣机对他们家来说是一桩大事。钱是用两双手辛辛苦苦糊纸盒子糊出来的。可是从百货商店运到家里，刚使两回就出了毛病。

气得不行。立即再去借平板三轮，运回百货商店，要求调换。

人家让他们先搁那儿，得研究研究，看究竟是机器本身有毛病，还是他们使用不当。韩冬生急了，跟人家吵。吵也没用。就像公共汽车上的乘客同他吵架一样。没用。权力，尽管是小小的权力，在人家手里。

洗衣机放在那儿了。韩冬生第二天早上开车心绪不宁。经常猛刹车。乘客们被弄得东倒西歪。没有哪个乘客知道，这除了惯性作用以外，还有司机本人的心理作用，而这竟又同一台搁在百货商店仓库里的待查洗衣机有关。

不细述了。韩冬生和秦淑惠四出四进，到百货商店换了三次，最后才得到现在稳定地覆盖着碎花平绒布的这一台。这一台真可爱，开动起来一点毛病也没有。

可是他们生活中的小悲欢仍在细波回澜般地展开着。

有一天韩冬生回到家，只见秦淑惠坐在床边上抹眼泪。

这是怎么了？

原来是有人给他们“下了蛆”。说他们是双职工，没权利领纸盒子到家里来糊。于是人家不再发给他们那样的纸盒糊了。

韩冬生对出租汽车司机们眼红。没想到也有人对他们两口子眼红。

韩冬生生气得不行。怎么着？八十块钱的外块挣得容易吗？有时候为了赶上交活的时限，得帮秦淑惠一直糊到半夜，第二天开车都迷迷糊糊的，万一出了事儿，自己吊销执照，坐班房，老婆孩子不得喝西北风去？

韩冬生忿忿地想：把我们挣的那八十块钱，拿出来跟你们劈分吗？有那么个理儿吗？

其实韩冬生这时候也该想一想，人家出租汽车的司机就那么轻松吗？不错，是挣得多，可开车的时间，不也比开公共汽车长吗？有时候一天有十六个、十八个小时都在跑车，最少也得跑十二个小时，容易吗？难道就该把他们多挣的钱，拿出来跟开公共汽车的劈分吗？这就合理了吗？

眼睛都朝比自己挣得多的人看，越看越眼红。

红眼病。这是目前中国人最常见、最多发、最普遍的心理症状。

失去了糊纸盒的财路，韩冬生秦淑惠便另辟蹊径。秦淑惠不知怎么的认识了邮局的人，于是他们从今年开始趸报纸卖。

趸来的报纸，《北京晚报》卖一张能挣四厘，《大千世界》和《球迷》合起来平均一张能挣五厘。他们每回趸三百份《北京晚报》二百份《大千世界》和《球迷》，他们坚韧地几厘几厘地积累他们的财富。

韩冬生如今每天下午去卖报纸。一天能挣两块多钱。当秦淑惠每天点着挣来的钱——净是钢镚儿和皱皱巴巴的分票儿——她总是知足常乐地说：“把一天的饭钱挣出来了！”

中国是个以烹饪技术著称于世的国家。

但中国一般民众的三餐饮食仍旧相当俭朴。

北京一般小市民宁愿牙缝里省一点，攒出钱来置“大件儿”。

眼下北京市民衡量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标准，主要不再是吃得怎么样，也不是穿得如何讲究，甚至也远不是有没有组合家具或壁灯吊灯，现在主要是看拥有家用电器及高档耐用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

有所谓“八大件”的说法。按其重要性，彩电稳定地排在第一位，其余的在各人心目中次序略有差异，它们是：电冰箱、洗衣机、缝纫机、录音机、照相机、摩托车和录像机。

为了向“八大件”进军，韩冬生一家在吃上非常节俭。他每天早上不吃东西就去上班，跑车跑到八点多的时候，他在终点站附近的回民小吃店买四根油条，就着热茶水啃。天天如是。中午全家等他回来一块儿吃。他家中午饭全院知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吃炸酱面。秦淑惠每三天炸一次酱，油搁得比较慷慨，但里面只有鸡蛋和虾米皮，并没有羊肉末。自从羊肉涨到一块九毛钱一斤以后，他们一月只买一次，每次只买一斤来吃。晚上一般吃米饭、炒菜。菜是哪样便宜了吃哪样。这一阵子柿子椒便宜了，一角六分钱一斤，秦淑惠就天天买两斤来炒着吃。

那位要买票反倒遭到拒绝的干部当然不知道。

使他所乘那辆公共汽车搁浅的司机，便来自这样的一个家庭。

夏小丽拒绝卖给他票，使他非常难堪，也使他非常气愤。

他愤然说：“你怎么不卖？我坐了国家的车，我就该买票，不能让国家吃亏！”他固执地抻着胳膊，把一毛钱递到夏小丽面前。

夏小丽竟越发粗暴地把他那拿钱的手推开，仰着脸，两眼眯成两条缝儿，下巴颏抖动着，嘴里像吐葡萄皮儿似的一连串地说：“得了吧得了吧得了吧……”

她不仅拒绝售票，还拒绝接受那位干部的正确道理，使周围的乘客难以再保持沉默。

一位花白头发的女乘客忍不住对她说：“你这样可不对……”

夏小丽没等她说完便又尖声地截断她说：“我不对我不对我不对……不对又怎么着？！”

那眼睛瞪成一对鼓鼓的豆荚。

另一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也实在看不过去，激动得有点结巴地批评她说：“你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你……怎么能这么工作？”

“就这态度！我还不想干呢！”

夏小丽的回答斩钉截铁。

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车更崴泥了。可怜满车乘客心！

夏小丽原是远郊区的一个高中毕业生。她父母都是那边工厂的普通工人。她上的那所学校是所谓“非重点”学校。全校高中毕业生里只有三个人考上了大学。她高中毕业时适逢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招聘售票员。她是自愿来应聘的。

谁知经济改革的迅速进展，使所谓个体户活跃起来。破产或并无大赚的个体户人们很少顾及，到处传说着个体户暴发的消息。也不都是夸张。夏小丽的一个同班同学，如今是母校那一带的“糖葫芦王”，他通过从家庭车间里生产出的糖葫芦，垄断了那一片地区的糖葫芦批发业。存折上究竟有多大数目，不得而知；“八大件”置全了，可是有目共睹。夏小丽就被请到他家看过录像。对比之下，夏小丽越来越后悔当初为什么非来当这售票员。早知道的话不如在家耗一耗，耗到能领个体营业执照时，也领它一个大干一番。夏小丽觉得自己也不是个玩不转的人。

夏小丽在穿戴上原不怎么讲究。可如今刺激她的时髦事物实在太多。刚觉着“华姿系列化妆品”新鲜，电视上又推出了“威娜宝系列化妆品”的广告。刚置备了眉笔，百货商场化妆品柜台里又出现了睫毛夹子。最近北京街头陆续出现了港式的发廊，里头尽是打广州请来的有手艺的美容师，什么“小巴黎”“秋子”“新浪潮”“迷你”……光理发廊的名字就让人心里头怦怦乱跳。看过几次时装展览，她懂得了什么是“国际流行色”，什么是“X型”“H型”“A型”服装。光东长安街高台阶上的丽都百货商店里，就有那么多五光十色的真假首饰。刚买上一双细高跟皮鞋，人家就告诉说如今最新潮的女鞋倒是平跟的。

乘客们真该理解和谅解夏小丽的心思。

她虽不是如花似玉，到底正当青春。爱美是可贵的素质。万不可对之轻蔑。

问题是她越来越不乐意当售票员。公司发了工作服，蓝色，黄纽扣上的图案是方向盘，她嫌难看。料子很次。车队队长说值48块钱。她拿到信托商行估过价，人家只给开9块钱。她不按规定穿那工作服售票。她总按自己的心愿打扮自己，坐到那售票台上去。

她嫉妒那些比她打扮得好的女乘客。尤其外地来的女乘客。

有一回外地一位女乘客问她：“同志，到颐和园在哪儿换车？”

她斜眼睨着那位女乘客。女乘客的西装套服材料高级，剪裁得也好，耳垂上的耳夹闪闪发光，不知是纯金还是包金……嗬，瞧那派份儿，敢情头一回来北京，口音透着“怯”，颐和园都没见识过。夏小丽撇撇嘴，傲慢地说：“这车不去颐和园！哪儿换你下去问去！”

对方很伤心。人家头一回来北京。车子刚开过天安门。人家打车上望见天安门广场心里热乎乎的。人家觉得这是首都。首都应当处处、人人都比外地强。人家兴冲冲地要去游颐和园。人家家里的人还等着她回去讲述首都的风光。人家不过问一声怎么转车，首都的这位售票员就给人家一对卫生球眼珠，一句透心凉的冷话！

人家不能不提意见：“同志你怎么这么说话？”

“我怎么说话啦？”夏小丽振振有辞地说，“这叫北京话！你懂吗？告诉你这车不去颐和园，你啰嗦什么？”

对方激动了：“你这是什么态度？”

“就这态度！”夏小丽把头一转，“受不了这态度你坐小出租去呀！有能耐你坐专车去！”

人家气得要哭。游颐和园的兴致全给冲没了。

时常有乘客想：为什么汽车公司不对夏小丽这样的司、售员采取严厉措施，比如说，他们屡教不改，便加以开除？

有的乘客给公司打电话、写信，正式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提出这类建议并不奇怪。头两年电影、电视剧里不净是这类的改革故事吗？新上任的改革家，铁腕人物，第一招就是对那些调皮捣蛋的人物实行“炒鱿鱼”。你不好好干？你改不改？你还捣乱？好，请你卷铺盖卷，滚蛋！

夏小丽那样的司、售员却不但不怕这一招，甚而巴不得你给他们来这一招。

在公共电、汽车的一万名司机里，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打了正式请调报告。有的人甚至要求离职。有的管你批准不批准，他就不上班，自己另辟财路去了。

售票员中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夏小丽就曾经闹过退职。不批准，她就把气往乘客身上撒，她经常懒得卖票。目前公司的规定是票款达不到指标不影响奖金，超过指标才能有额外奖励，数目也有限。夏小丽跑的那条线坐车的净是有月票的，买零票的不多，反正也超不了指标，所以她懒得卖票。

夏小丽不但不怕除名，她还自己除过自己的名。

头几个月，她忽然失踪了。老不来上班，车队干部去她家找她。她父母只是说：“我们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呀！”“许是到沈阳她姑那儿去了吧！”其实她就在北京。那个“糖葫芦王”帮忙，给她联系到一个外贸单位，当了接待室的接待员，负责给外商端茶递水。虽说是临时工，挣的不比售票员多，但实物油水非售票员可比，而且夏小丽觉得既体面又轻省。

车队终于找到了她，给那个单位说清楚，她是擅离职守的，于是人家辞掉了她。

夏小丽在这之后有一天来到了调度室。她穿着当接待员时候人家发给她的工作服，那是多么鲜亮的一身套服啊！她还戴着港式的蔚蓝色项链，耳垂上缀着雪花形的耳饰，脚上穿的是一双罕见的淡蓝色的人造革新款式高跟鞋。

简直是“衣锦还乡”的气派！

连韩冬生走进调度室，同她久别重逢，脑中也丝毫没有她犯了什么错误的意识。他只是乐呵呵地望着她说：“嗬，鸟枪换炮啦！”

夏小丽被一群女售票员围着。有的用手捻她套服的料子，有的在问她那头发是哪家发廊里做的，是九块钱还是十二块钱的工钱，有的皱着鼻子凑拢她闻着她身上的香水味儿。夏小丽得意洋洋地用一条腿掌握着平衡，因为她脱下了一只鞋，正让另一个姑娘试穿，那试穿者脸儿涨得红红的，心里翻腾着微妙而汹涌的思绪。

“嘿！”她招呼韩冬生说，“吃陈皮梅！”

她买来一包陈皮梅，摊在了调度桌上，让大家随便抓着吃。

韩冬生吃了一颗。

“人家外商都时兴吃这个，没人吃那奶糖！”她宣谕着自己获得的人生经验。

调度员也吃着陈皮梅。她一边嚼着一边问夏小丽：“嘿，我说你打算哪天来上班啊？”

夏小丽恩赐似的说：“那就明天吧！”

处分？除名？从总公司到车队的头头们心里都明白，与其用处分和开除来吓唬这类司机和售票员，莫若随时随地提醒他们，他们将永远被该公司雇用。因为该公司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司机、售票员因待遇问题打了请调报告，出勤率一直保不住。公司对付这些人的办法只能防止他们自行脱离，一旦有人自行脱离，他们就要像找回夏小丽那样找回他们来。他们不被除名就办不下个体户执照，也不能被别的单位正式录用，因而到头来还得认命，该开车开车，该售票售票。

都会的血液。

流通不畅。

胆固醇过高？血栓？还是毛细管溢血？

中国啊中国，北京啊北京。你在艰难中发展！

人太多。人挤人。可又没有立体化的公共交通结构，来疏散世界上最稠密的人流。

国外许多大城市的公共交通起码有三个层面。一是地下的地铁，二是高架铁路上的电气火车，第三才是地面上的公共电、汽车。

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一般是地铁。

例如法国巴黎，它那蛛网般的地铁超过190公里，沿途有370多个车站，平均每天运载旅客400万人次，在公共交通总运载量中远居首位。

而北京目前只有两条尚不能沟通的地铁线路，统共只有39.5公里长，两边合起来统共也才29个车站。北京全年公共交通载客达30多亿人次，地铁只有1亿多人次，仅占总运载量的3.2%。

北京并无高架铁路，载客的负荷，自然主要压在了地面上的公共电、汽车上。目前北京的公共电、汽车已设158条路线，有4009辆车在这些线上跑，运载总长度是1866公里，每天客运量大约是856万人次。巴黎在1980年，其公共汽车（尚不包括有轨电车）已设219条路线，有3992辆车在这些线上跑，运载总长度是2339.9公里，而每天客运量仅约208万人次。北京公共电、汽车的定员标准是每平方米最多装载9人，实际上高峰时已达每平方米装载13人，而巴黎公共汽车的定员标准是每平方米最多装载6人，但由于他们的满载率不足70%，所以实际上常常是每平方米仅有三四人。怪不得北京的公共汽车常常是挤成黑压压的一团，而巴黎的公共汽车上很少有人站着。

但巴黎再好，是人家的！

临渊羡鱼，莫若退而结网。

结网的人不少。

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的干部们，他们何尝不愿意发展壮大首都的公共交通事业，何尝不愿意提高整个系统的服务质量呢？

总公司还有个城市公共交通研究所，几十个收入甚至比韩冬生还少的科研人员，目前仍挤在一幢屋顶漏雨的旧楼中，兢兢业业地搞着科研，整理着情报资料。

北京市市政府的市政管理委员会，说实在的也在作出最大的努力，来缓解公共交通中出现的纠结成团的问题。有的领导干部晚上确实常为这方面的头痛事半宿半宿地失眠。骂他们官僚主义是容易的，你换到他们那个位置上去试试，你能保证你一上台，北京市公共交通就立即面貌一新吗？难。

具体的困难就不去说它了。难就难在究竟怎么确定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的性质。

公共交通系统，究竟应当确定为自负盈亏或基本自给的企业单位呢，还是应当确定为政府充分补贴的社会公益事业？

目前是举棋不定。暂称为“服务性的生产部门”。

但这就带来了不可克服的矛盾。

既然是服务性，就不能把赢利放在首位。甚至就得甘心认赔。目前北京市的公共汽车是开一条新路线赔一笔，有的线路甚至是跑一趟亏一趟。以服务性为宗旨，票价绝不能涨。可是汽油涨价了。能源税财政局照收。国家现在给售出的每张月票补贴1.9元。全年补助大约3200万元。这只能勉强堵上亏下的窟窿。实际上只是一种成本的简单再还原。总公司的干部们在这种情况下调薪无望。司、售员们当然不可能再提高收入。整个系统的福利待遇只能维持在低水平上。

但既然你又规定它为生产部门，那么为了赢得更多的利润，整个公司的人心必然向捞取钞票上倾斜。眼珠子里钞票多了，乘客就挤得没有地方装了。有的城市的公共汽车系统已发生了混乱。既然我们是生产部门，自负盈亏，那么，好，我把大量的公共汽车都拨去搞旅游，只剩下很少的车跑一般运行路线；在一般运行路线上为了多捞钱，或私抬票价，或收了钱不给撕票，或少停站以提高运行频率，或挤满了再开以提高满载率，或因觉得收入不如开旅游车的而闹情绪、怠工……北京的公共电、汽车说实在的还相当不错，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大混乱。不过开车、售票既然不能满足自己的得钱欲望，那么，在班后开辟第二职业的风气愈演愈烈。今年8月21日清晨，44路一位女司机上班不到三个小时，按说应当正是精神最好的时候，却在马尾沟一带将车子猛地撞向在另一路汽车站牌下等车的人群，使一位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女工程师当场惨死，另一名已考取大学正待去报到的青年右眼脱落，另两名无辜者受伤。这位女司机是位很善良的人，平时开车一贯认真。她怎会酿成此惨祸？她是开着车犯上困了！一大早开车就犯困！为什么？其原因不言自明。

公共交通究竟该算什么样的性质？

几乎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观念上都是非常明确的：城市公共电、汽车理所当然是社会公益部门；不仅不要求它赚钱，甚至也不让它自负盈亏。它们采取稳定的补贴政策。例如法国的城市公共交通，票款收入只占其收入的36%，其余64%，都由国家、当地政府和受益单位承担。这百分之百的收入除成本还原外，不仅有余款可以发展公共交通，并且能够使公共电、汽车的司机保持相当不错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例如巴黎的公共汽车司机，月薪平均6000法郎，大体上相当于2000元人民币，一般并不低于当地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收入。

社会主义国家里，如匈牙利，原来对公共交通也没有很明确的决策观念，亏损严重，司机的积极性也不高。到了70年代末，国家在对饮食、娱乐等服务性行业进一步搞活，要求其自负盈亏的同时，却下决心将公共交通从自负盈亏的范畴中解放出来，确立了其社会公益部门的恒定性质。到80年代初，已投巨资将首都布达佩斯的公共交通全部更新，车票仍保持低价，国家补贴却大幅度提高，目前票款收入约占25%，而补贴却占75%，因而司机的工资福利待遇，在社会上已居于有吸引力的水平。

当公共交通系统同邮政海关等系统成为超出竞争之上的享受稳定补贴的部门时，服务于其中的工作人员自然会有一种职业上的自豪感和经济上的满足感，因而其服务质量，自然也就容易提高。

那我们也赶快补贴呀！多多补贴呀！

的确应当补贴，并且应当越来越多地补贴。

不光公共交通事业应当补贴。基础教育、幼儿园、小学、中学，就不该多多补贴吗？看见寒暑假里中小学临时改成旅馆，一些教员忙前忙后地招待着旅客，只为增加点外快以滋补困窘的生活，我们难道不鼻酸吗？公共文化事业呢，不该多多补贴吗？看见我们的图书馆把阅览室变成了收费播放港台低劣武打录像的场所，看见我们的博物馆和名胜地过一道门收一次费、租借不该租借的地盘给人家拍电影拍电视摆摊子设商亭，弄得文物受损、风景被污，我们难道不气愤吗？该补贴的方面和部门实在太多，而且我们还可以举出无数国外补贴有方的例子：他们的中小学校舍设备如何高级，他们的博物馆如何向学生免费开放，他们的风景区不仅禁止摆摊售货，甚至不准汽车驶入……

但是补贴需要大笔的钱。

钱从何来？

事实证明，以前那种框死的经济方针，效率低，收益慢，国家富不起来，因而只好一口大锅熬稀粥，大家平摊着喝。

实践证明，只有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才能解放生产力，使国家富起来。

而一搞活，就必然带来不平衡。

一些部门，一些人，因搞活而富裕起来了。

一些部门，一些人，只是逐步受益。

还有一些部门，一些人，如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如公共汽车司机和售票员，他们相对于出租汽车司机和个体户确实处于“吃亏”的状态。

因为穷，所以要搞活。搞活，却又拉开了贫富差距。填平穷富差距，就得回头去吃大锅饭。不想再过又穷又单调的日子，还得搞活，因而就得有相对穷一些的部门和人员。这真是个“怪圈”。

哈姆雷特沉吟着：“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

无数的中国人沉吟着：“搞活，还是框死？这是一个问题。”

让我们还是回到那辆公共汽车上来。

竟闹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

有些乘客下去了。但后面的车不见踪影，于是有的在站台上抱怨，有的复又上到这车上来。

韩冬生仍在罢工。夏小丽扯着嗓子轰乘客们下车：“坏了坏了坏了，这车坏了不开了，下去下去下去！”

几位乘客开始同他们讲理。

“这车明明没坏。为什么不开？”

“你们像话吗？你们哪有想不开就不开的权力？”

“快点开车！注意影响！”

争吵中双方的话语都升了级。

“不坏也不开了，就不开了！”

“什么样子？你们怎么敢这样？非得给你们反映反映！”

“就这样！你反映去吧！你打电话告去！33局7036转366，你下去打去呀！”

“你们没权利这么对待乘客！”

“你给《北京晚报》《古城纵横》写信去！你登报去！”

……

最后双方的话语都有点出圈。

双方的心理状态都有点——实在是都有点“反动”。

都对现实不满。

乘客里有的想：“什么世道！越来越乱！”

韩冬生和夏小丽他们想：“什么日子，受够了！”

敢于公然从最小的冲突中喊出最惊心动魄的话语，这也是目前中国民众的特点之一。

因而相互不能原谅。相互都把对方作为证明世道不好、自己吃亏的发泄靶。

甚至不惜从动口到动手。以至酿成流血事件。

其实这世道究竟亏待了哪一方呢？

即如韩冬生，难道他退回十年的境况比今天好吗？即如夏小丽，难道她所享受到的口红、睫毛夹、耳饰、项链……以至于进发廊、听流行曲、吃双味高杯冰激淋、看美国电影《星球大战》等等快乐，不正是这个世道给予她的吗？

家用电器进入了几乎每一个城市居民的家庭，增添新的品类和更换高上一档的家用电器已成为生活中能够争取实现的事情。一边抱怨着什么都涨价了，一边购买着过去不曾享用过的食品、衣着和日用品。

更要紧的是头上不再笼罩“阶段斗争”的阴云。干部们不用再上“五七干校”。知识分子不再是理所当然的“臭老九”。家里的弟弟妹妹、儿子闺女不会再被强制性地轰去“上山下乡”。“出身不好”的，有“海外关系”的，被冤枉过戴上过种种“帽子”的，至少不会再被公开地歧视和遭受明目张胆的打击。

可是都不满意！

一种新的心理冲突：在搞活和开放所拉开的差距中，贫和富之间，小富和大富之间，富得容易和富得吃力间……

怎么协调？

宣传不计个人利益、不在乎报酬和福利、甘于清贫和淡泊的高尚情操吧！那自然是应当赞颂的！但倘若宣传得过了分，则又必然引起对经济改革的怀疑。因为激发出把个人利益与工作任务挂钩的热情，恰是改革所赖以推行的心理动力。于是又有一个逆向的“怪圈”。

经济改革的成败，相当大程度系于心理改革的成败。

真理的核心是一种准确的分寸。实践的精髓在于掌握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

难！

那辆公共汽车最后终究还是朝前开去了。

谁使然？

正当最混乱的时候，一位老先生从后面走拢车前。他又瘦又高，留一把稀疏的白胡须，穿一身西服，长长的脖颈上喉结非常突出。

他用手势止住了几位正跟夏小丽舌战的乘客，蔼然地对夏小丽说：“姑娘，你消消气吧！”

他又走近驾驶台，更加蔼然地对韩冬生说：“小同志，我不代表大家，我就代表自己。我看，你还是开车吧！”

他的话就那么简单。

可是，韩冬生却愣住了。他看到了老先生那双眼睛。那眼神儿。

韩冬生从那眼神儿里看见了什么？

事后他也说不清。人的思绪有时候是不可能说清的。

但韩冬生能一接触到那眼神儿便产生出那么一些思绪，却并非偶然。

韩冬生每星期日休息。车队长动员他星期日加班，他一次没去。加班给加班费，但规定不能超过三块钱，所以对他缺乏吸引力。他星期日唯一的乐趣，便是一大早带上他的京京，骑车去中山公园。他骑他的自行车，京京骑一辆带一对辅助轮的小自行车。京京真了不起，不到4岁，可他能沿着马路牙子，由爸爸护着，骑那自行车，一直骑到中山公园去！买那样一辆小自行车花了56块钱，韩冬生和秦淑惠舍得！

他舍得。为了京京。公园里的电动汽车，玩十分钟收一块钱，只要京京乐意，玩几场他都舍得掏钱。他还带京京去西单游乐场，那里的“碰碰车”玩十分钟就要两块钱。两块钱就两块钱，京京，你还玩不玩？

京京穿得比哪个富裕人家的孩子也不差。橘子刚上市，一块五一斤，他就立时买上两个大的，回家递到京京手中，然后每一瓣都由京京独享。他们全家一月吃一斤羊肉，这是笼统而言，其实他们每月总要买几回酱牛肉，每回称一块，要最精最好的，那也是由京京独享。京京的玩具也不少。看电视广告上宣传说有一种维生素E饼干儿童吃了健脑，他就让淑惠去买，结果转了半个城圈才买回来。饼干还没吃完，听车队里有人说维生素E过剩会造成呆痴，他回家又毫不吝惜地把剩下的饼干统统扔进了垃圾箱！

那维系着他和京京的东西，便是他接受老先生目光的契因。

那东西也不仅维系着他和京京，和秦淑惠，那东西也维系着他和岳父，乃至于更多的人。

岳父唤他，他走了过去。

“这后头、这后头……”

他知道是岳父实在忍耐不住了。但凡熬得住是不召唤他的。他便给他揉背。岳父发出也不知是痛苦还是痛快的呼噜声。

院里的人全都夸赞韩冬生小两口。谁都知道，淑惠并非那偏瘫怪癖的老头的亲生女儿！淑惠是落生56天以后抱过来养大的。淑惠在搞对象的时候就告诉了韩冬生。韩冬生知道全部事实。淑惠的亲生母亲依然健在，他们还有来往，韩冬生跟着淑惠叫她“大妈”。大妈原是这老头的嫂子，淑惠亲生父亲见弟媳妇总不生育，这才把她过继给了弟弟。如今淑惠的养母和生父都已故去。这么个关系，而小韩两口子还能伺候着那偏瘫的老头，没见着虐待和嫌弃。

但韩冬生小两口的心湖中也有过浮冰。院里的人全不知道，老头本人更不知道。小两口偷偷去过“法律顾问处”，请教了那里的律师：老头既非亲生之父，又自己有一笔收入，他们能不能同他脱离关系，由他自己另过，用他的钱请个人伺候他？或者是否政府将他安排到一个什么“敬老院”去？人家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他们，曲曲折折地讲了半天，说来说去，还是以维持现状为宜。

小两口从“法律顾问处”出来，不知道为什么脸上都有点发烧。回家的路上，他们没怎么商量就破费买了五根一元五一斤的进口大香蕉，到家只分给京京两根，倒送了三大根到老爷子面前。

……在韩冬生住房对面，他还盖了一间厨房和一间只两平方米的小屋，那原是他盖来临时存放待糊和糊妥的套服盒的。自从有人给他们“下蛆”，失去了这项第二职业后，他便从场里弄来一只废弃的汽油桶，安装到那小屋的顶上，上面盖上一块大玻璃，从院里的自来水管那儿引出一条管子接到了油桶上，又从油桶底部往屋里接了一根带喷头和阀门的管子，于是，那间小屋便成了个地地道道的淋浴室，在炎热的夏季，利用阳光晒热那桶里的水，淋浴时水温恰到好处。从六月底到九月初，全院的人都不再去澡堂洗澡，全享用这韩冬生自创的“晒水器”淋浴……

所以韩冬生一接触那劝他继续开车的老先生的目光，便不由得软化下来。

夏小丽也有她另外的一面。每次回到远郊家中，她便要跑出二里路去看同学陈雪梅。雪梅的丈夫因为打架斗殴伤了人，被判了二年，如今自己带着个瘦猫似的小闺女凑合着过。夏小丽去了就给她拾掇屋子，帮她带孩子。雪梅哭，她就劝。雪梅说出离婚的想法，她跺脚责备，她搂着雪梅的肩膀，说许多知心的话。上回她给雪梅带去两口袋陈皮梅。她从小珠子串成的钱夹子里取出一个小伙子的相片来，说是只给雪梅一个人看。那是她当接待员时认识的一个小轿车司机。雪梅劝她早拿主意，她忽然向雪梅要烟抽。这回是雪梅搂住了她的肩膀，轮到她流眼泪，雪梅就用手绢给她擦，说许多岔了声儿的话……

所以夏小丽一接触那老先生的眼神儿，也就不再大喊大叫。

那眼神儿里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那是一种时下人与人之间十分缺乏的东西，一种十分、十分宝贵的东西。

老先生经历的事情多了。他总能替别人设想。总能往好处想别人。比如那两个跳下车去跟韩冬生找碴儿的青年，不仅韩冬生夏小丽恨死他们，其他乘客、民警和治安联防的人几乎也都视他们为臭流氓。要不他俩怎么一见民警和联防人员过来就赶紧溜了？

老先生却宽容地想：他们一定是确有急事，确实非得刚才在工会大楼那站下才不误事。

也许真是那样。那两个穿牛仔服、着滑雪衫、戴铜戒指、烫鬈鬈发的青年，也许真有急着要办的事。也许他们跟人家约会，他们不希望误点，他们要在工会大楼那站下车去找人家，他们上车后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他们没听见司机和售票员“一站西单！”的喊声，他们准备下车车却未停，一拉就把他们拉到了西单，于是他们气愤、懊丧，他们不找司机质问质问就不能取得心理平衡……他们并非什么流氓。也许他们教养差、语言粗、动作野，确实有点讨厌。但他们也有他们应享的生活，存在的道理。他们显然也有他们的难处，他们的生活也挺不容易，但能够这么去想的人实在太少。

那老先生却能。

老先生对司机更怀有深入的理解，因而能产生出最宽宏的谅解。

“他们开车的也不容易。”他对站在一旁的一位中年妇女说，“前些日子，热天，我上王府井买了一大包东西，也是车挤，把我挤到最前边，大草编包沉，我把它搁在发动机盖子上。也是到这西单，车一停，包一歪，把包里东西甩到了驾驶台那边，开车的也是个小伙子，瞪我一眼，还是把东西捡回给我。到了木樨地，我才发觉驾驶台边还有一个我刚买的摆桌上的温度计。捡起来，我以为摔碎了，一看，嚯，四十五度！”

这番话老先生说得动情，韩冬生却没有听到。夏小丽也没有听到。

但他们能感觉和接受老先生的目光。

那是七月份，热得最邪乎的时候。老先生坐公共汽车回家，没人给他让坐，他真累。他抓住司机座后头的那块隔板的立柱，尽量不让自己歪倒。他想起了十多年前，“文革”后期，那隔板上喷写着“服务公约”，其中有一条是“不夹不摔”。“不夹不摔”！这是什么标准？好比你去一家饭馆，墙上赫然贴着：“不给顾客往碗里放毒”……他望见了车上靠近售票员的双人座上方，喷写着“老幼病残孕专座”的字样，尽管那专座上现在坐着个假装闭眼打瞌睡的胖汉子，售票员拿他没有办法，但刚上车的一位抱小孩的妇女，把那小孩搁到了售票员的售票台上，售票员却并不觉得妨碍了自己，这景象是时下车上常见的，倒也多少弥补了胖汉子所构成的一个临时性缺憾……于是老先生不怨天，不尤人，站在那儿，于是他站到木樨地，看到了那个温度计……

他觉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真是一点也不错。坐了这么多年公共汽车，他直到这天才知道夏天里司机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

由此及彼，由一点推及全面，他的眼神儿里的那种东西，更增加了浓度和力度。

难怪他那眼神儿和韩冬生的目光一交接，便有那样的效应。当然，韩冬生并不能立刻达到完全的心理平衡。他决定开车了。但他还要维系一下面子。他朝着车厢里的乘客们宣布：“这车是有毛病！打不起火了！要开也成，可你们得下去人，帮着在后头推！”

乘客们纷纷议论。谁也不信。谁也不想下车去推。有人啧啧抱怨，有人打算再次抗争。

可是老先生带头往车底下去。他说：“下去推推吧！活动活动身体好啊！”

开头几个，后来十几个，都下去了，大家开始推车。夏小丽从车窗里欠出身子来对老先生说：“您别推，让他们推！”

韩冬生发动了汽车，下头的人陆续上来，老先生也被人搀上来了，有人给他让座，他就坐下了。

这辆公共汽车终于朝下一站开去。

公共汽车啊，公共汽车。

在我们的公共汽车里，你免不了还会遇上韩冬生那样的司机，夏小丽那样的售票员。你经常得在一个平方米上，同十二个同胞“筑成血肉长城”。

是该好好的琢磨一下了。“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应当只是一种崇高的比喻。如果不打比方，我们该怎么办？

1985年国庆节写10月19日改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