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墩子

1985年5月19日子夜来临之前，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安东尼·巴克顾不得掏出手帕揩去脸上的汗水，便扑到电传打字机前，抢先发出了关于当晚中国——中国香港足球赛结束后出现“骚乱事件”的消息。在这则电讯中他突出了本身所经历的惊险场面：一群因中国队意外失利而怒不可遏的球迷围住了他的小轿车，“一位球迷对我大声吼道：‘谁好？中国，还是香港？答错了我宰了你！’”……他还报道，“这批闹事分子主要是年轻人，他们开始砸汽车，大声嚷：‘外国人！外国人！’”

像“5·19”这样一种突发事件，抢先发出的头一条消息往往具有无形的权威性。

第二天，5月20日，香港报纸纷纷在头版报道这一事件，若干报纸突出了安东尼·巴克带头强调的所谓中国人的“排外意识”。《东方时报》在报道中这样描绘当晚的场面：“数以千计的球迷麇集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街道，高呼反外国口号，阻截外国人汽车和袭击在车上的外国人。”同日，台湾国民党中央社从香港发出电讯，幸灾乐祸地引用“香港某些球迷”的话说：“他们……对中共输球后昨晚北平发生的排外暴乱事件，表示震惊……他们发现中共在心理上无法承受败给香港队，而导致引发排外暴乱……因此他们对香港前途的忧虑，也更加深。”

其实，足球狂热所引起的脱轨行为，近几年在北京多次出现，如1981年10月18日中国—科威特一役，中国足球队3比0获胜后，便有球迷截哄外国人小轿车；同年11月12日中国足球队胜沙特阿拉伯后，一些球迷拥向天安门广场，爬到受阻的公共汽车车顶，在上面狂呼乱舞，并从公共汽车的车顶上往小卧车的车顶上跳，使这两辆车的车顶被踩瘪；1983年7月1日中国足球队负于联邦德国曼海姆队后，一些球迷朝客方队员乱扔东西，并在场外阻止外国人乘坐的车辆开动。但是1985年的“5·19”事件，不仅香港和海外在第二天大表震惊，我国自己也极度重视。5月20日新华社电讯在历数了一帮“害群之马”在场内掷物哄闹、到场外任意毁坏公共设施和财物的错误行为后，用这样的语气说：“更为恶劣的是，少数人在工人体育场附近故意拦截外国人的汽车，恣意辱骂……”并报道，有关部门领导人指出，“北京工人体育场发生的这一事件，是建国以来在北京体育比赛中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有损国格的事件，这种愚昧、野蛮的行为与首都的地位极不相称。北京市政法部门将依法严惩肇事者。”

不知道安东尼·巴克在睡醒一觉后，是否感到得意。我们应当相信他那力求客观、公允的报道动机，但至少有一处，巴克先生的报道失真：他说球迷从看台上朝场内掷了西红柿，但事后经中国有关部门细心统计，从容纳8万人的看台掷进场内的物品，共计软包装汽水瓶2995个，汽水瓶156个，面包143个，半截砖头13块，苹果15个。当天西红柿在北京的牌价每市斤超过一元钱，而且并不好买。

从球迷们入场开始，公安部门便开始拘留有问题的人，比赛中已拘留了30多人，后来在场外的大骚乱中又拘留了90多人，5月20日新华社正式宣布：“公安部门当场拘留了127名肇事者。”

5月19日那一天，滑志明本来并不一定要去看足球赛。

头天，下午，他本是非常快乐的。他在上午就完成了当天的定额，下午他在车间里晃了一阵，便跟组长打招呼，要提前“走人”。组长开头给了他几句难听的，可知道他这人一脖子油，一股邪气上来，兴许就跟人吵嘴动武，后来便默许了他的早退。他一溜烟地骑车出了厂，直奔澡堂子。工厂有淋浴室，可他怕提前去淋浴让“多管闲事的”指认他的早退。在澡堂子里他痛痛快快地洗浴了一番，把事先带好的一套衣服，从帆布包里取出来换上。出了澡堂子，他骑车直奔王府井大街斜对过的正义路。正义路是北京城区绿化得最早的一条林阴道。路当心的一溜绿化区，乔木、灌木、草坪和甬路组成了宜人的风景。

滑志明到那里等他的女朋友。他们约的是下午六点钟见面。他去得太早，才五点五分。

滑志明今年26岁，活了这么大，他没一个人散过步。他当然会走路，可不懂得一个人散步。在这林阴道上，既然女朋友一时还来不了，他可以推车散步，也可以锁上车离车散步，可他不会。他把自行车胡乱地一支，找了个座凳一屁股坐下，立刻掏出香烟，一根根地抽了起来。

正义路林阴道上，在头年国庆节前安放了三座雕塑，一座名为“扫街”的清洁女工仿铜雕塑，在这1985年5月初已不知被什么人推倒，碎为三截；另一座名为“调筝”的弹琴女子雕塑，中指已被敲掉，还被人用红圆珠笔在额上点了红点，在脖子上画了项链；再一座名为“学习”的读书姑娘的雕塑，嘴唇被涂成了红色。滑志明就坐在那已被丑化的读书姑娘附近，可是他一点也不懂得仔细去观察周围的景物，所以那姑娘无论是洁白无瑕还是被玷污都引不起他的反应。他只想着他的女朋友小瑛子。

他跟小瑛子是三个月前在电影院里认识的。他们交上朋友以后，他一直在小瑛子面前装出一副“老手”的派头，仿佛他早就用这种法子交过许多朋友。其实他心里清楚，就凭他那个条件，无论是“自由恋爱”还是依靠“红娘”，找对象本都是难上加难的。就在“5·19”事件前一周，5月13日的《北京科技报》上的“征婚”栏中，便可以看到如下有代表性的“启事”：“她，26岁，未婚，身高1.61米，大学毕业。本市某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品貌端正，健康善良，欲求30岁以下、本市工作、大专以上学历、开朗、正派、1.7米以上未婚男青年为伴侣……”别的就甭说了，才1.61米的姑娘，便非1.7米以上的小伙子不嫁，难怪像滑志明这号1.65米的小伙子，常常让人戏称为“半残废”了！他这个“半残废”头一回大着胆子交朋友，便交上了个越瞅越可爱的小瑛子。小瑛子也1.61米，并且也“品貌端正，健康善良”，可她不仅不挑他的个头，也不挑他的学历……

说来别人不信，滑志明就那么坐着抽烟，待了半个多钟头。他头脑里当然有思维，但也实在称不上什么胡思乱想。小瑛子提前十分钟到了。他们不懂得搞一些小把戏，如故意迟到啦，用一些闪烁的言词勾起对方的嫉妒心啦，等等。他们实实在在地交朋友。当然，这天他们心里都浮起一个更深层的意识，就是他们已经在认认真真地搞对象了。

小瑛子这天打扮得比以往细心，可滑志明没觉察出来。小瑛子却注意到滑志明穿上了一套以往没露过的浅咖啡色的“撒哈拉式”西服，西服里头是浅蓝色的衬衫，系着一条金红色的条纹领带。小瑛子乐呵呵地腻到了滑志明膀子上，滑志明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牛奶味儿。小瑛子是乳品公司的涮瓶子工，无论头发上、脸上、身上用了多少种不同香味的化妆品，她身上总突出着一股淡淡的奶香。滑志明爱闻这股味儿，可他没跟她表述过。他不大会表述超出思维表层的内心活动。这自然说明他是个憨人，可他内心里所蕴含的，不也有优美的朦胧诗吗？

他们一块儿推车走出了正义路，在前门东大街南侧的松竹餐厅里吃了饭。滑志明要照例地点满一桌子菜，被小瑛子制止了。滑志明也便没有那样做。小瑛子的这一态度，暗示出她已开始把“他的钱包”看作是“我们的钱包”。滑志明只粗粗拉拉地意识到她更“够哥儿们”。临到他们要一块儿骑车去滑志明家时，滑志明才告诉小瑛子：“今晚上让你乐个够，我请你看录像！”

滑志明的父亲这天下班回家，一进屋就瞧见了一样刺眼的东西，他扬着嗓门问正在厨房里做饭的爱人：“电视机边上那是啥玩意儿？哪儿来的？”

滑志明的母亲忙从厨房里出来，手里还举着油瓶子，因为知道老伴动不动爱犯急，忙掀动着嘴唇快速地解释说：“中午志明弄家来的。是跟他中学同学小猛子借的。小猛子他爸不是到日本工作好几年了吗？带了这玩意儿回来。是放录像的机子。我也跟志明说来着，甭借这个来家，鼓弄坏了赔不起，可他……”

滑志明父亲无名火起，粗暴地打断她说：“不像话！越来越不成样子！你就惯吧！惯吧！……”

厨房里的油锅眼看要出事，滑志明母亲只好暂且冲进去处理。父亲落座到购置不久的意大利式人造革沙发上，抖着手点燃一根香烟。如今满街都在卖法国式的、比利时式的、意大利式的人造革沙发，连奶品店里都撂着一大溜，所以滑志明父亲对这已经见惯的东西，用之心安。但录放机毕竟还很不流行，他狠狠地盯着那扁方的闪闪发光的机体，就仿佛是牧羊人面对着闯入牧场的怪兽。

人的思维活动，有若干个层次。最表面的一层，是感官和知觉对外界事物的肤浅判断与朦胧的好恶；往下，是以具体功利为核心的一些算计；再稍往下，是以往个人经验以及作为群体成员的“集体无意识”的交织与化合。滑志明的思维就常常只具有以上几个层次，总体仍是浅薄的，所以可归于“浅思维”一类。滑志明的父亲自然不止于此，他至少还有如下层次：由个人和个人所处的小社会出发，而达到对大社会的分析评判；由具体的评判而上升为趋于纯理性的思考；由一般分散性、随机性的思考，而跃升为一种哲理水平的思考……这各个层次的思维，往往不是由一层递变为另一层，而是转化为复杂的情感，交融在一起立体推进的。当滑志明父亲坐在那沙发上，眼睛盯着那录放机时，他的思维便立体推进着：录放机外观与性能的双重陌生感，以往听到过的私放黄色录像带的案例，“小猛子他爸”那种知识分子技术干部的入党、提升、出国、获实利，自家作为党政干部的宦囊羞涩与街头“二道贩子”们的得意忘形，“搞活”与“开放”所带来的他所判定的混乱与污染，自己作为党员对目前党中央方针路线的拥护义务与内心疑惑之间的痛苦感，必须严格按党中央目前的方针政策说话行动的高尚的自我党性约束所带来的神圣感，又伴随着连爱人、子女的思想也不能加以划一的痛苦感……这一切搅和在一起，起着化学反应，使他生理上血压升高，心理上失去平衡，感情上一触即发。因此，当儿子大大咧咧地回到家来，并且出乎父亲意料地带来个如同录放机一般陌生的女朋友——这事态一呈现于他的眼前，他便冲着儿子劈头盖脸地发作起来。

父子冲突的情景读者当可想象，这里从略。母亲自然是这一冲突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小瑛子看在“伯母”的面上，没有立刻离去。可小瑛子确实很伤心。她不理解滑志明为什么事先竟没通知父亲一声，她今天是头一回走进这个家门。父亲对儿子的一番训斥，她几乎一句也记不住，但总体印象却使她受到一次强刺激——原来滑志明在家里这么没有派份儿。当母亲把儿子和儿子的女朋友劝进儿子的那间小屋以后，忙掩上屋门，殚精竭虑来对付老伴：劝他吃饭，扶他到卧室休息，给他沏茶，为他温洗脚水，顺着他叨唠一阵儿子，最后再相机进言：“敢情志明交上朋友了，瞅着还不错嘛……志明这么个学历，这么个工作，这么个个头，这么个脾气，能交上就不错……干吗让人家一进门就赶上一顿熊呢？……”滑志明和小瑛子对坐在那间小屋里，滑志明光是闷头吸烟，小瑛子光是胡乱地翻一本盗印得很粗糙的《冰川天女传》。滑志明竟不懂得表达他的心思，也不懂得向小瑛子贡献必要的解释。后来小瑛子就走了。当淡淡的牛奶味完全消失以后，滑志明才想起来他也没跟小瑛子约定下回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滑家的单元里安静了好一阵。母亲本是每晚必看电视的，这晚却回避了。九点多钟，滑志明蓬着头发踅出了他的屋，来到过厅。他家的电视机搁在过厅里。滑志明决定放录像看看，解解心中的郁闷。他还没有一个人摆弄过录放机。他不记得他是怎么按键的了，反正无论他怎么放小猛子借他的那盘香港武打片录像带，电视机屏幕上总是一些空白。“他妈的！骗人！”他骂着小猛子，结束了放像的尝试。后来他就去睡觉。他并没有失眠。

第二天，即5月19日这个将使他终身难忘的日子，一大早他便去小猛子家，还回录放机和录像带。他自然率先谴责了小猛子的不义，但小猛子比他更气急败坏——对方判定是因为他不会用机子，按错了键，将原来有像的录像带洗成了白带子！而那录像带又是小猛子向别人转借来的。滑志明愣了。他不记得自己当时都按了哪些键，他不立足为自己辩护。他觉得自己太不走运，太亏，但他没冲小猛子发作，他问：“赔，得多少钱？”小猛子告诉他得150块。他二话没说，离开小猛子家，回家从自己屋里取出180块钱，又赶到小猛子家，痛痛快快地递给了小猛子150块。兜里揣着30块，他没再回家，他骑着车满城乱转悠。

我们从旁分析，可以认准他是要把窝在心里的浊气，找个渠道发泄。可滑志明自己没有这样一种自觉意识。他只是不想回家，他知道小瑛子家在哪儿，但他既然从未迈进过那个门槛（本来小瑛子跟他说好，下星期六晚上带他去的），他也没有硬闯的想法。他只决定熬过这个星期天，第二天往小瑛子单位里打电话。他不想一个人去公园，前面说过，他不会欣赏自然风景。中国美术馆正同时举办着几种美术展览，他也打那门口路过了，但他甚至都没有注意门口那些广告上宣布着什么展览正在举行。他有点想跳舞（只是有点，因为他个子矮，他知道腿长身材好的人跳舞才显得帅），但哪里有跳舞的场所呢？下饭馆，叫一桌子菜，喝两升啤酒，剩下一多半菜，然后扬长而去，曾是他的一种享乐方式。但自从有了小瑛子以后，他回过头去一想，也真没劲。那么只有看电影。美国立体片《枪手哈特》已经看过两回，不想再看。国产片《代号213》让他不称心，值当花3毛钱进电影院吗？他想找个地方玩玩电子游戏机，但想了半天，似乎只有中山公园里头才有，他已经骑车遛到了东单，也没兴致再回头往西骑。攘攘京城，竟没有一个能让滑志明顺顺溜溜排遣郁闷的去处！当他茫茫然骑过了建国门以后，他路过了国际俱乐部，路过了友谊商店，又路过了建国饭店和京伦饭店，他产生了一些浅浅的思维，他知道像他这样的中国人是不允许进这些地方的。他想到了外币兑换券，想到了前些日子他跟小瑛子逛西单商场地下室的售货部，那里有外币兑换券专柜。他俩在一下楼梯的地方就遇上了一位“倒爷”，是专门倒腾兑换券的，那家伙下巴颏好尖，个头倒准在1.7米以上，一见他俩就着眼说暗语，手上比画着兑换券和人民币的差价，他理也没理就带着小瑛子绕了进去。他开了眼，可他没那个购买力……他还想到了电视上见着的长城饭店，想到了小猛子的话：“人家广州只要你有钱，什么地方都让进！”想到了有一回偶然从人家手里一张《羊城晚报》上看到的大广告：“中国大酒店隆重贡献，张德兰演唱会……届时并有霹雳舞蹈团助演，轻歌妙舞，精彩万分，每位只收￥25及￥30……”记得当时人家跟他解释了那羊犄角是什么意思，可现在他仍旧搞不清……他骑过了那些地方，这样的思维也就差不多结束了。当他骑到大北窑附近时，因为街边上尽是个体摊贩，使慢车道上出现了许多慌忙去往的行人，不知怎么的他自行车的前轱辘碰了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那男人当即扭过头来，满脸厌恶，冲着他说：“你文明点不行吗？！”他千真万确没跟那人干仗，他下了车，没说道歉的话，可没吱声，这不就意味着他认头吗？可不知谁的自行车前轱辘又撞了他那自行车的后轱辘，他却本能地扭过头去，也没把那人看清，便瞪圆眼睛嚷：“你长眼了吗？”那人是个岁数跟他不相上下的小伙子，两人当即吵了起来，一句比一句难听，可没吵大发。滑志明不记得有没有人劝，也不记得他都吵了些什么，单知道他已经拐到三环路上的时候，心绪坏得不能再坏。

针对“5·19”中国北京的“足球骚乱”，美国《每日镜报》5月21日发表评论《乱扔砖头》，以猜测的口吻判断说：“这些足球迷是不是60年代在中国的‘文革’中采取暴烈行动的红卫兵中感到失望的一部分人？”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估计。

应当提醒一下世人，“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爆发的，其大规模呈现暴烈行动的年份是头3年，当时的红卫兵的主要成分是高中和大学生，年龄在17岁至23岁左右，到1985年，他们应当都是36岁至41岁的人了。但“5·19”事件中所拘留的127个“肇事分子”中，最大的才35岁，而且过30岁的仅仅数人，绝大多数是15岁至25岁左右的小青年，他们或者“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尚未出生，或者当时仅处幼年阶段，所以绝非“60年代……采取暴烈行动的红卫兵中感到失望的一部分人”。

对“5·19”事件进行主观猜测的窃窃私议也出现于国内，首先出现于北京，而且，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更多地出现于并不迷恋足球，也几乎从不到球场去的中、老年人，其中不乏若干国家干部。“是不是与调价有关？”众所周知，5月10日起北京市开始对若干副食品实行上升的调价措施，这自然对所有消费者的心理都有一定的冲击，但其冲击度，大体上是与年龄成正比的，“5·19”事件中被拘留的127人中，已结婚成家的才不过几人，绝大部分甚至还没有对象乃至还不懂得恋爱，他们绝大部分人都还没有独立开伙生活，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从未去买过肉、鱼或蔬菜，他们中已参加工作的薪金虽然很低，奖金也不算太高，但因为一般都在家中白住白吃，所以他们手里并不缺少钱花，而他们的消费习惯与老一辈大不相同，他们更多的是考虑那东西可爱不可爱，而不大计较那东西是否便宜。总之，很难找到有说服力的事例，来证明“5·19”事件的爆发含有某种反现行物价政策的政治色彩。

滑志明当晚去工人体育场看了那场足场。这倒并非纯属偶然。他本是喜好观看球类比赛的。对于这第十届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赛东区第二大组第一小组的比赛，他之所以没有像以往那样热心地去搞票，原因之一，是他现在有了小瑛子，而小瑛子并不喜好看球赛；原因之二，是他觉得这回的分组，等于是白让中国队出线，没那么大看头。但当他在光华路的凤凰餐厅吃完饭，蹬车赶到工人体育场，并且用两块钱买到一张6毛钱的“退票”时，他心里还是挺高兴。国家队只要跟香港队踢平，就稳能出线，而香港队从未踢赢过国家队，今儿个晚上，占着天时、地利、人和，国家队不猛灌香港队球门一气才怪！滑志明挤进满满腾腾的看台，把自己放定，他看见远近一些看台上，球迷们展示着自己制作的横幅标语，有“中国必胜！进军墨西哥！”，有“天津球迷进京助威”，有“古仔加油进球！”（他愣了一下神，明白过来“古仔”说的是古广明），忽然全场气氛更加活跃，原来2台那边有人展开了一个自制记分牌，上头写着：“中国：香港，2∶0”……他觉得胸膛里松快多了，他只等着国家队出场，通过一次次射网入门，帮他把应当发泄出去的淤气发泄出去……

坐在滑志明右边的，是个花白头发的球迷，他是最地道的球迷。地道不地道的标志，不在是否每场都到场助战，而在是否时时去龙潭湖畔的国家足球队训练场观看心爱的队员们练球。这位球迷是只要时间允许，一准去看的。类似他这样的超级球迷北京大约有二三百人。他们常常是不等国家队的球员们到来，便提前到训练场外的铁丝网旁集中；待国家队开始练球的时候，他们便聚精会神地一饱眼福；国家队已经撤了，球场已经空了，他们有时还站在那铁丝网外，恋恋不舍地议论个没完；他们的心情，恰似有着一个即将参加升学考试的孩子的父母，随时想给这孩子煎两个荷包蛋，或催服一些花粉健美酥，在凝视孩子备考温书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慰藉，得到一种乐趣。不消说“5·19”这天他们是全数到齐了。滑志明右边这位，东西带得真全：袖珍半导体、高倍望远镜、自动折叠伞和最新一期的《足球》报。球赛开始以后，他始终边看、边听、边自言自语。坐在滑志明左边的，看样子是个中学生，他的屁股仿佛是个橄榄，要么不时地站起来，要么坐着左右摇晃，可他不招人讨厌，因为他舍得把折叠望远镜借给滑志明，并且时不时拿起一个花花绿绿的玩具小喇叭，鼓圆了腮帮子吹出一串子“嘟嘟嘟”的声音给国家队助兴。滑志明前头的一个小伙子，用手帕裹着两只鸽子，他是只等着国家队一胜，便要把鸽子撒出去庆贺的。

整场比赛的过程中，滑志明并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他只不过好比一滴水，汇入了奔腾激荡的潮流。因为场上出现的场面，竟越来越出于几乎所有球迷的意料之外，那巨大的心理落差，便酿成了一种比以往任何比赛更狂乱的“集体无意识”。呼啸声竟一秒钟也不曾停息，没有人指挥，但几万人一齐跺脚；当开场18分钟香港队往国家队网窝中罚人一球时，狂乱的浪潮奇妙地凝滞了一阵，仿佛“台风眼”过境；当踢到32分钟国家队赢回一球，喧嚣的狂乱却掀起了一个超前的高潮，美联社在翌日的电讯中概括说：“每当香港队控制球的时候，就会出现粗暴的球风和球迷们大声的嘘叫。”当时不仅是狂乱的球迷，也不仅是场边的教练和场内的球员，甚至连维持球场秩序的一些民警，也都体现出一种超级的争强求胜心理，就是不仅不允许国家队输，也不允许只是踢平，而必须得大胜，并且要立即大胜，因此即使是让香港队员暂时地控制了一会儿球，也认为是奇耻大辱。形成这种心态，与我们一贯对体育比赛的宣传报道过分“国格化”有关，赢了，破纪录了，便是“中华腾飞”；输了，成绩差了，虽不明说，但总似乎便是“国耻”。朱建华在奥运会上面对着横竿，心理上坠着的正是这种沉重的负担，千万个盯着电视屏幕等待他起跳的同胞，也都把他的一跃视为不是兴邦便是丧邦，结果他反而发挥不出水平。“5·19”事件中，8万名观众和国家队的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倾斜，使我方越踢越不成形，下半时第60分钟，香港队再次破门得分，本来憋着终场后大肆欢庆的球迷们陡然失却了心理平衡，他们以更其狂乱的喧嚣使球场成为一锅几乎要腾起烈焰的沸油。偏偏天公又来添乱，泻下一场阵雨，少数没带伞的球迷心烦意乱地往有天篷的看台上方移动，多数球迷怒气冲冲地任凭雨丝浇淋，更有那激动中脱成光膀子的球迷，在雨中狂舞胳膊喊红了眼。最后15分钟国家队完全没了章法，回天无术，以1∶2败北。终场时，所有观众霍地站了起来，有如壁立的凝固的怒涛。滑志明右边的老球迷泪流满面，左边的中学生早踩瘪了喇叭，前头的小伙子气急败坏地扯断了鸽子的尾巴，把鸽子扔了出去，可怜的鸽子流着血飞走，一些尾羽被甩到了滑志明脸上，这时候有许多塑料汽水瓶从他们头上飞过，掷入场内。

香港队的获胜，使他们自己陷于一种忘记外在环境的痴狂，国家队终场后固然没有去同他们握手（这一细节被某些外电一再强调），说实在的，香港队当时也并未顾及这一应有的礼仪。他们先是泪汗齐流地互相狂拥乱跳，后来又同拥进场来的一些队友、随员及记者忘形地欢呼胜利。他们不断改变着排列组合拍照留念，闪光灯如只只傲眼动，这一连串细节捶击着几万名观众的心，看台上那“壁立的凝固的怒涛”开始将积蓄的势能释放出来，请想象一下高耸的浪峰卷扑下来的情景！

几万人的情绪浪潮朝几个方向流动。以上述“地地道道的球迷”为核心的一支人流涌向国家队的退场口，他们是一支悲壮的队伍，为首的几个人据说有的鬓发已然苍白，他们哽咽着向阻拦他们的民警恳求，要国家队教练曾雪麟出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这股人流的核心都是些纯净的文明球迷，但越处于这股人流外围的看热闹者越盲目，他们看到民警在劝导前面的人退场，于是出于一种反驯服的心理（他们觉得自己的情绪是正义的，并且前面的人一定是为正义冲锋陷阵的勇士），便发出一片“噢噢噢”的起哄声。本来国家队退场时已有无数塑料汽水瓶掷向他们，这时也有个别狂热分子以为国家队的人已出来答话，便补掷着东西，也不知是谁带的头，这一群体的平均素质使他们齐声以最不堪入耳的呼叫发泄出他们的愤懑：“国家队，×××！曾雪麟，×××！”另一股盲动的人流，主要把狂怒发泄到香港队身上，当香港队在绿茵场上狂喜过后，准备退场时才发现，他们已处于“飞矢阵”的包围之中，于是保护他们的工作人员便带领他们取道主席台旁的台口退场，也不知他们手中怎么都有了一把雨伞，他们以伞为盾，突围了两次才撤人休息室。工作人员原以为主席台旁可以避开“飞矢”，因为主席台后的17、18、19看台的票不是任球迷自由购买，而坐的都是“有组织的观众”，但偏偏那天唯一的“流血”事件便出现于兹。一只玻璃汽水瓶从17台上掷下，恰中港队球员张家平，他举手一挡，唇边和手指均被划破。再一种心理冲力直截了当地针对着现场维持秩序的民警，民警们本是准备对付因胜利而爆发的狂欢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没想到最后所面临的却是因惨败而狂怒的浪潮。这就使他们疏散人群的工作更加困难。心里蹿着火苗、冒着浓烟的球迷们一边拥向场外一边跟民警起哄，于是首先发生了失去理智的球迷砸碎体育场出口旁窗玻璃的事态。

“5·19”事件既单纯又复杂，既复杂也单纯。单纯，在于这是一种超国家、超民族、超政治、超道德的全人类共有的竞赛狂热的大发作。复杂，在于它其中又糅杂着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沉淀，我们近30年来政治经济变动的心理投影，我们因“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一代人文化教养的惊人低落，我们社会生活中所提供的情绪发泄渠道的贫乏，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所诱发出的个性解放的热浪，以及对这种势头缺乏分析研究所派生的简单化的逆向压抑，等等。

当滑志明以一种不由己，并且也不自知的狂声起哄的状态随人流涌出体育场以后，扑面而来的夜风使他稍微清醒了一些。他听到了砸玻璃的声音，听到了民警跑步的声音。然而最使他感到意外，并将他情绪催化得更为复杂的，是从靠近体育场北门一带所传来的一阵阵激昂的歌声。唱的是什么？是《国际歌》！还有《咱们工人有力量》！

滑志明在那旋律被扭曲，然而十分狂放的歌声中顿感胸中的积郁车轮般旋转起来，他想到了录像带、150块钱、小猛子的嘴脸、父亲的一双眼睛、小瑛子满脸的不自在。啊呀，他才猛地意识到，小瑛子昨晚来会他时，耳垂上吊着两个白颜色的水滴形耳坠。他联想到白色的牛乳，淡淡的乳香，他痛切地感觉到他真是太亏了。他眼前又浮现出球场上国家队的“臭大粪”表现，李华筠、赵达裕光知道一个劲地长传吊冲，“古仔”的脚丫子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了灵气儿。他又想起刚才香港队的狂劲儿，想到他们准有外币兑换券，想到西单商场里的尖下颏“倒爷”，想到建国饭店和京伦饭店不让他进，想到透过两家饭店的大玻璃窗，可以依稀瞥见里头豪华的吊灯和餐桌，以及穿大开衩旗袍的女服务员的身影；他把自己和小瑛子试着搁进玻璃窗里，又懊丧地把想象中的图景抹掉。这样，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走出了工人体育场的铁栅栏墙，并且迷迷瞪瞪地过了马路，接近了北三里屯的丁字路口……

“5·19”事件究竟是不是一次“排外暴乱”事件？球迷们对香港队的“飞矢袭击”是否预示着香港前途的暗淡？香港《信报》判定这是一次“义和团精神的发作”，有没有道理？

“5·19”事件中确实存在着针对香港人和外国人的冲击波，有一位外国使馆官员说，当他坐进小轿车以后，他感到处于一种不是被狂暴的人群揪出来打死，便是疯狂地开车冲出人群将个别人轧死的局面。结果他做出了第二种抉择，人群都闪避开了，他也安然无恙；有一位外国驻华记者说不仅他本人在被拦截后受到侮辱，他随车的小女儿也遭到粗鲁的威吓；有数名外国驻华人员到外交部提出抗议。但据最后统计，并没有任何一辆外国人或香港客的小轿车被推翻或丧失启动能力；被不同程度砸碎挡风玻璃、砸凹车门车壳、造成掉漆或唾上痰迹的外国人汽车，最保守的数字是9辆，最充分的数字是25辆。

其实在被用来出气的东西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完全国货”，工人体育场门外沿街的几十个垃圾箱几乎统统被推倒（但扶起来后可照样使用），一座交通警岗亭的挡风玻璃被砸，停在体育场外等着疏散观众的十多辆公共汽车的窗玻璃被砸，除了处于“圆心”的体育场窗玻璃被砸外，冲击波的半径至少达于一公里以外的二环路东四十条地铁站，那里的窗玻璃也惨遭砸击。在民警现场疏导失态的球迷和拘捕肇事者时，有人在抗拒中踢打了民警，但没有任何球迷或民警需要进医院治疗，除了港队英雄张家平唇指被碎玻璃割破外，任何外国人或港澳同胞都没有受伤，而张家平的伤口除了涂之以红汞外，似乎也用不着更复杂的治疗。

据说，至少有一名年老的外国人在小轿车中因眼前的事态而惊厥。这当然值得整个中国向他致歉，但第二天以后，中国人自己对这一事件所上的“纲”，使无数的中国人，首先是青年人，心理上承受着难以言喻的沉重压力。传说有的单位已要求凡当晚去看过这场球赛的人逐一登记。又传说无论看没看过球赛，每个人都必得卷入一场由此而生发的教育运动，得坐在板凳上为此而开会表态，谴责“害群之马”并保证自己遵法守纪。又传说今后看球不能再自由购票入场，而实行由单位领导签押负责、挑选文明观众逐片承包的方式组织观看。不消说，也有这样的传言：这回对肇事的“害群之马”必得从严从重从快惩治，并将被拘留的127人全部吊销北京户口、遣送青海……幸好，此后的事实证明，我们的有关部门毕竟渐渐学会了依据法律理智地、妥善地处理这一闹事。这样，后面的相当冲动的传言也就变成了“谣言”了。

还是那位路透社记者巴克先生，同他24小时以前率先发出“排外”惊呼一样，5月20日晚他又率先清醒过来，抢先发出这样的电讯：“一位英国外交官不完全相信有任何特别的同香港对立的情绪。他说：‘不管是谁，只要是中国人，对于不能参加世界杯比赛都会感到失望的。’”

中国方面在对被拘留的127个肇事者的审查中，开头自然将“拦截外国人汽车哄闹”作为重点，但几乎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做过这样的事，而拘留他们时的证据也几乎都不是这一条，大多数是因投掷两毛钱一个的塑料汽水瓶（其实应称为汽水管）而被当场拘留的，有的仅仅是因为向场内投掷了硬纸叠成的“飞镖”（纸飞机），或在狂热的激情中直到最后也哄嚷着不肯离开体育场外的空地，因而落网。

隔了一天，5月21日，香港一些报纸在评论中开始发出较为冷静的议论，《明报》认为：“球迷闹事，在世界各地经常发生……这种骚动与那个地区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并无多大关联。在任何大城市，都有一些人缺乏修养、情绪不稳定、理智不坚强。”《华侨日报》认为：“球迷骚动原是个人冲击的行动，根本与所谓文明礼貌无关，如果说这件事损害了北京市民之形象，未免‘无中生有，小题大做’了。”

据悉，在127个被拘留的肇事者中，确乎难以坐实哪一个是巴克先生头一次电讯中所描绘的那种“排外暴徒”，他们当中被认为罪行最严重的一例，是用石块投掷了满载着增补的民警的卡车；另一例是参与了推翻一辆中国出租汽车的行动，而在全部“5·19”事件中，查实被推翻（从侧面推至横立）的小轿车，也仅此一辆。

滑志明本已脱离体育场那狂热的旋涡中心，他的个人命运，本不至于有一次酸辛的沉沦，但他突然意识到他忘记了取自行车，并且所走的方向也不对头，他胸中更觉憋闷。正在这时，那丁字路口偏有一簇从旋涡中心甩出来的狂浪，在那里肆意翻卷。犹如地下奔腾的岩浆，在苦闷的冲撞中遇到了一个合适的喷发口，滑志明本能地跑拢过去，加入了那一簇“恶之花”。

那一群大约有二三十个，全是跟滑志明岁数差不多的小伙子，他们在那里是彻头彻尾地寻衅滋事，每驶过来一辆出租车，他们便哄闹着加以拦截。事后在预审员一再追问下，滑志明勉强回忆出，闹事的人群中有一个瘦高个儿，嚷叫过这么几句话：“咱们他妈的花高价看了场窝囊球，他们他妈的一晚上干挣几百块，打丫头养的！”由此可以分析出，这个闹事群体的“集体无意识”与其说凝聚在“排外”上，不如说凝聚在对时下某些捞“外快”捞得多的人的嫉恨心理上。

一辆出租汽车驶过来，他们一哄而上，截住了，司机从车上跳下来，拱手求饶：“哥儿们，哥儿们，让我走吧，我还有任务，真误不起……”

他们也就放他走了。

又一辆出租汽车驶过来了，他们又一哄而上，车被迫刹住了，司机从车门里伸出头来，哀告说：“我说哥儿们，甭跟我过不去成不成？车里还有客人哩，出了事我可惨啦，我担待不起不是？……”

他们有的用拳头捶车门，有的用脚踢后备箱，有的朝车上啐痰。滑志明这时仍未上手，他只在一旁拼命地嗷嗷乱叫。乱了一阵，这辆车他们也放行了。

据事后回忆，滑志明确实不记得他自己和别的闹事者特意地选择了有外国人或港澳同胞的乘坐车来拦截；他们的心态，确实有别于85年前的“义和拳”。“义和拳”确确实实是“排外”的，如当年“义和拳”的咒语：“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泰，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兵……”这显示出团民们根据自己的文化水平调动一切中华传统力量的心态。滑志明他们一伙无领导、无纲领、无组织、无目的、由足球狂热转化而成的哄闹滋事的乌合之众，倘若能呼咒语，或许会这样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我们大伙要开心，一请奚秀兰，二请张明敏，三请汪明荃，四请徐小明，五看《霍元甲》，六看《万水千山总是情》，七要牛仔裤，八要迪斯科加‘华姿系列化妆品’，九要夏普、东芝、日立‘家用电’，十要‘铃木’、‘雅马哈’加‘塞扣’、‘西铁城’……”他们其实恰恰是香港通俗文化和东洋商业文化的最积极的吸收者；他们之所以在“5·19”那天闹出一些针对外国人或港澳同胞的不雅之事，充其量不过是对外国人或港澳同胞在北京所显示出来的某些特权和优越感，喷发出他们潜意识中回荡、压抑已久的不理解、不谅解、不满与嫉妒而已。

……又来了一辆出租汽车，乳白色的，法国产，地平线牌，他们又一哄而上，截住了。司机从车里蹦出来，义正词严地斥责他们：“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在这儿闹什么事？……”

“打丫头养的！”不知谁带头嚷了一嗓子，反正并不是滑志明，一些人就拳脚交加地冲那无辜的司机而去。司机迫于无奈，只好暂时弃车而逃……

滑志明仍旧嗷嗷乱叫着，觉得胸中郁积的闷气，泄出了不少。“把丫头养的车起来！”又不知谁嚷了一嗓子，反正也不是滑志明，但滑志明心甘情愿地响应了，他凑拢小轿车的后轮边，把他那双本该让小瑛子紧紧捏着的手，傻乎乎地抠住了护轮壳，在不知什么人那“一！二！三哪！”的指挥下，卖力地去那辆小轿车；头一回他们没有成功，但第二回小轿车终于被得侧立起来。

这时候有一队民警朝着他这个闹事点跑步而来，乌合之众一哄而散。滑志明并没有特别紧张地拔脚而逃，他甚至有点过分悠闲地吁着长气朝马路对面而去。他忽然感到胸中郁积的东西似乎已全数排出，他良心上没有感到什么不安；他没有“前科”，所以对民警也没有什么畏惧之心；在一天之中，那一刹那甚至是他最轻松的一刻……

当民警们跑拢那一地段时，其他闹事者早已踪影难辨，但有一位壮汉，突然从侧面抓住了滑志明的手腕子，对着跑拢跟前的民警大声揭发：“他就是个车的！没错儿！”

滑志明这才吃了一惊。他束手就擒。那逮他的同志早在一旁冷眼观察他们那一群的哄闹。他没有看球赛，是个骑车路过当地的国家干部。他有意等到民警们快跑拢时才下手抓住滑志明，这说明他考虑得很周到。当然他得以成功也是因为滑志明并没有浓厚的逃跑意识。出于义愤，也出于对滑志明的凶恶性的过高估计，他解下滑志明的皮带，将滑志明的双手扣到身后捆绑了起来。滑志明被民警带到了临时拘留点，民警们顾不得细顾每一个被频频领入的肇事者，当骚乱全部平息以后，接近凌晨，民警们将拘留的人分批装入汽车，准备运往正式拘留地时，才发现滑志明被皮带反捆了数小时。滑志明被捕后没有表现出任何抗拒，也从未对自己参与车一事进行任何辩解。

两天后他被宣布依法逮捕，鉴于他那确凿无疑、供认不讳的犯罪行为，他将以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或第一百六十条刑律而被惩治。

我们似乎总是重视国际舆论远胜于重视国内舆论。香港报纸因为无庸翻译，外国驻京记者因为常以目击者自居，他们释放出的信息常足以引起我国最大限度的重视。就是外国人（或海外华人、港澳同胞）口头传递的信息，也往往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外国人告诉我们中国有个陈景润，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大有成绩，一时间陈景润几乎成了民族英雄；但我们中国包头市有个中学教师陆家羲，他早在1961年就攻克了著名的“寇克曼女生问题”，1980年又在“斯坦纳系列”研究中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却因为外国人没有及时跑来告诉我们，我们就任他同年10月默默无闻地在贫病交加中死去。“5·19”事件当夜巴克先生抢先发出的那条突出“排外性”的电讯，就大概在我国有关部门判定该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有辱国格的”事件时起了作用。其实除前面提及的例子外，1981年中国女排在第三届世界杯中先后战胜日本、美国两队后，也曾有上千骑自行车的青年人在天安门广场闹事，并有一批人跑到日、美驻华使馆前呼喊“打倒小日本”、“打倒美国佬”等口号，当时国内有关部门也向上报告过这些情况，但大约是“国外舆论”对此反应并不强烈，加以女排又是赢球，便没怎么追究。

我们需要更加冷静，需要更加重视国内舆论，尤其需要更加重视一般群众，又尤其需要更加重视一般青年人的直露的或含蓄的、顺耳的或不顺耳的反应。一个民族倘若总是对大多数“中间青年”厌烦，只想驯化他们而不乐意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个民族恐怕是要老化的……

香港队回到香港以后，其教练郭家明迅即表态说：“5·19当天场内的骚乱并不算大事。这类事在国外更为普遍。球迷们只是对中国队丧失出线机会不满。”而巴克先生所属的路透社已无暇评述中国的“5·19”事件，因为在欧洲的布鲁塞尔，5月29日晚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足球惨剧，骚乱在意大利尤文图斯队与英国利物浦队开赛之前便已开始，两支球队的支持者大打出手，造成38人丧生（33名意大利人、4名比利时人、1名法国人），100余人受伤后被送入医院，其中20人伤势极为严重；赛后一些英国球迷在市中心用饭桌击破一间商店橱窗，抢走价值1000万比利时法郎、16万美元的珠宝，另有一名英国球迷被人用刀刺伤胃部住院；当警察对狂乱的球迷实行弹压时，一名尤文图斯队球迷竟向警察开枪射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出事后急召英国足协主席和秘书长回国，要求他们起码在两年之内不要派球队参加欧洲赛事；英国政府并拨款25万英镑给予意大利受害者家属。肇事的球迷，自然要绳之以法，但英国也好，意大利也好，比利时也好，他们似乎都不在乎我们对他们的反应，并且，从首相到平民，似乎也都不认为这样的足球惨剧有损于他们的“国格”……

5月29日，中国足球队暂时解散。

5月30日，国家体委副主任袁伟民和著名运动员郎平、李宁向“5·19”事件中被集中审查的90多人发表讲话，强调“要发扬我们民族的道德风尚，不要学外国那些不好的东西”；同日，在龙潭湖国家队训练场地经常有球迷围观的一侧，砌起了一堵两米多高的围墙，以取代原有的铁丝网。

5月31日，中国足球协会接受了国家队教练曾雪麟的辞职。

6月1日至4日，除少数几个人外，其余被拘留的小青年均被释放。

小瑛子从5月20日就等着滑志明来电话。可是一连几天都没来。5月25日又是个星期六，她憋不住了，中午往滑志明单位里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人用了一种让她受不了的声调：“……你是他谁呀？你是装傻还是真不知道哇？小滑子他让公安局给逮起来啦……就因为‘5·19’事件呀，有辱国格嘛！这回他可闹大啦！我们这儿是拍手称快呀，小滑子他总算折进去啦！……”小瑛子只觉得眼睛发黑，身子发软。她是在街头的电话亭里打的电话，倚在玻璃墙上闭眼让心跳缓过来一点，她就又给自己单位打了个电话，破天荒地撒谎说自己正在医院里看病，然后她就迷迷瞪瞪地在人行道上漫无目的地直着眼睛朝前走。不知怎么的，最后她来到了正义路林阴道，来到了她常常规定的让滑志明等她的地方。她在一个石凳上坐了下来。她看见一群少先队员正在为那读书的石膏姑娘整容。泪水扑扑簌簌地从她眼里滚落出来。她把耳垂上的水滴形乳白耳坠揪下来攥在手里，攥得紧紧的……

小瑛子不知道公安局把滑志明拘押在了什么地方。她也没有勇气去打听他的下落。她还没把跟滑志明搞对象的事告诉家里。她也不好意思去滑志明家里探问。她更不懂得找律师。她甚至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可以去诉说。她同滑志明一样，属于被“文化大革命”彻底耽搁的一代，他们在大混乱中进入小学，在几乎并不正经上文化课的“教育革命”中度过初中时期，然后他们就待业，就当了工人，就在“浅思维”的水平上迎来了他们的青春。或许他们真是让我们头疼的不文明的一代？可我们难道除了谴责他们、管教他们、责罚他们，就不该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也欠了他们一些什么？比如说，足够的理解与谅解、关怀与爱？

小瑛子拿不到医生开的假条。她因事假而丧失了5月份的奖金。进入6月了，小瑛子破天荒地注意看报，搜索与“5·19”事件有关的消息。她总是跑到王府井大街上的报栏去看，看完走到正义路林阴路上去坐着。她还是没决心去探监，没决心去滑家，也没决心把这事跟父母或什么亲近的人说。但是她下决心默默地等待。她变得常常咬住下嘴唇，呈现出一种悲愁与坚毅相交融的异样表情。

事到如今，我们无妨反过来想想，倘若5月19日那天球赛结束，看台上的中国观众都心平气和地为“双方的精彩表演”鼓掌，然后极有秩序地、迅速地鱼贯而出，并纷纷微笑着各自回家，全世界和我们自己，对我们这个民族该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1985年6月6日写于北京垂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