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亚之旅

我们落脚的地方叫Hurghada，当地人发这个音很像中国人说“红疙瘩”。翻翻随身带的世界地图册，找不到，只是由于昨天晚上在沙漠里行车，突然看到眼前一片大海，就停了下来。今天早晨一推窗，涌进满屋子清凉。

是红海。

果然是红海。沙漠与海水直接碰撞，中间没有任何滩涂，于是这里出现了真正的纯净，以水洗沙，以沙滤水，多少万年下来，不再留下一丝污痕，只剩下净黄和净蓝。

由于实在太纯净了，我们眼前出现了像地图一样的情景，即海面蓝色的深浅恰好反映了海底的深浅。浅海处，一眼可见密密层层色彩斑斓的珊瑚礁，还有比珊瑚更艳丽的鱼群游弋其间。海底也有峡谷，只见珊瑚礁猛地滑落于海底悬崖之下，当然也滑出了我们的视线。

那儿有多深？不知道，只见深渊上方飘动着灰色沙雾，就像险峰顶端的云雾。

再往前又出现了高坡，海底生物的杂陈比人间最奢华的百花园还要密集和光鲜，阳光透过水波摇曳着它们，真说得上姿色万千。这一切居然与沙漠咫尺之间，实在让人难于想象。

陡峭绵延、遍布珊瑚礁的红海海岸。

最恣肆的汪洋直逼着百世干涸，最繁密的热闹紧邻着千里单调，最放纵的游弋熨帖着万古冷漠，竟然早已全部安排妥当，不需要人类指点，甚至根本没有留出人的地位。

我们一行在海边漫步，一脚踩着黄沙，一脚踩着海水。黄沙无边无际向西铺展，海水无边无际向东伸延，两边都是那样浩大，压得这一排小小的人影微若草芥。

这怎能甘心？我们驱动5辆吉普，海滩上立即沙卷尘扬，颇有气势。但转眼间尘沙落地，漫天的夕阳正在把沙漠和大海一起蒸腾出一个宁静的日夜交替盛典，我们的车辆全被万千光色溶化，冉冉紫气间只剩下几个淡淡的亮点在蠕动。

此刻，连沙漠的风、大海的潮都已归于平静，哪里还轮得到车声人声？

以沙漠和大海的眼光，几千年来人类能有多少发展？尽管我们自以为热火朝天。

正想着，早已被夜幕笼罩着的海域间影影绰绰走出几个水淋淋的人来，脚步踉跄、相扶相持、由小而大。刚要惊叹什么人如此勇敢又如此好水性，定睛一看竟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连最大的一个也没有超过10岁。他们是去游泳了？捕鱼了？采贝了？不知道，反正是划破夜色踩海而来。

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人类挑战自然的极致，但他们一家很快进了自己的小木屋，不久，连灯光也熄灭了，海边不再有其他光亮。

最容易引发乡思的有两种情景，一是面对明月，二是面对大海。这些天，我曾多次在红海和苏伊士湾西岸站立，又正好都是月夜，倒不是思乡，而是在搜寻我的历史记忆，回想中国人最早是在什么时候把目光投向这里的？

首先想到的是1900年前的那位叫甘英的汉朝使者。当时专管西域事务的班超有一块长年的心病，觉得中国历来只与安息（今伊朗）做生意，而安息实际上只是一个中间转手环节。西部应该还有很大的天地，我们为何不直接与他们做生意呢？于是派出甘英向西旅行，看看那里究竟是怎么回事。

甘英此行历尽艰辛，直到波斯湾而返回。但他一路上处处打听，知道波斯湾向西再过一些国家之后还会遇到一个海，这大概就是我现在面前的红海了。

红海是亚洲与非洲的分界线，埃及亚洲部分的国土就在红海东岸的西奈半岛上。

甘英听说，到了这个地方，一个真正的大帝国就在眼前了。甘英出于多种理由把这个大帝国称为“大秦”，其实就是罗马帝国。当时，红海边的埃及也已被罗马所占领，那么我想，甘英所知道的红海边的罗马，大半就是埃及。

于是，从《后汉书》开始，中国人已朦胧地把这儿作为西眺的终点。

甘英回来之后，中国人西行还是很少，只知道唐代有一个叫杜环的军人被西域的军队俘虏后曾不断向西流浪，最后可能从地中海进入了北非。但这也只是从他杜撰的一些地名中猜测，是否真的到了非洲，完全没有把握。

再现圣经故事的古代图书插图：摩西带领犹太族人渡过红海，逃离法老的迫害。

再往后，对于非洲，除了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可能绕道，郑和下西洋时曾经抵达，中华文化在古代基本上没有与非洲有过实质性的沟通。据说宇航员从太空看地球时能够辨识的图像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我曾奇怪为何古代遗迹在远处会超过现代巨构，又叹息数千年间它们共撑天下却全然不知对方的存在。

由此想起梁启超先生在80余年前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个大段落，一是“中国之中国”，即从与古埃及文明同时的黄帝时代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中国的自我认定；二是“亚洲之中国”，从秦到乾隆末年，即18世纪结束，中国与外部的征战和沟通基本上局限于亚洲，中国领悟了亚洲范围内的自己；三是19世纪至20世纪，可称“世界之中国”，由被动受辱为起点，渐渐知道了世界，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我很喜欢梁启超先生的这种划分。

梁启超先生没有读到20世纪新发现的一些中外交流史实，划分有些简单化，但基本上还是对的。19世纪之前，中国与亚洲之外的国家关系不是很大，而19世纪后不得不碰撞，首先也是欧洲一些比较年轻的国家，与希腊没有什么牵涉，更不待说埃及。

从整体来说，交流总是好事，但是具体地对于古代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缺少交往这件事，又没有必要作负面评价，路实在太远，彼此很难抵达，两种文明自成保守系统，几乎不可能互相介入。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即使从今天已经知道的全部埃及古代精神成果和实用器物看，也没有哪一样会使中国古代朝野欣喜，这就使交流失去了基础；如果兵戎相见，那么，中国皇帝不会远征埃及是确定无疑的，而法老的船队要到中国并战而胜之，也几乎不可能。在冷兵器时代，这么大的中国怎么会在乎远道而来的几只外国兵船？因此，中国和埃及注定不会成为盟友也不会成为对头。

这是相安无事的远邻，彼此不知对方的存在也没有什么不好，要知道时总会知道。近似人际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何况是两个一直没有见过面的老君子，没有必要太热络。国际政治更比人际关系讲究实利，尤其是地缘上的实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式的情谊，在国际政治中很难立足，因此也不必企盼。

不热络，也不容易破碎；不亲昵，也不容易失望。中国古代与其他几个文明古国交情不深，恩怨不大，这反而成了现在平和相处的基础。中华文明承受过不少恩怨煎熬，现在烟尘落地，发现在大的方面依然保持着一种并不偏仄的客观性，这正是今后发展的好兆头。

不被热情或愤恨所扭曲，才是大文明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