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领导干部谈领导要义

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就要求全党同志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不要犯骄傲自满的错误。他还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革命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邓小平也告诫全党：“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江泽民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一文中指出：“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他在给白寿彝22卷本《中国通史》出版的贺信中，更加详细地阐释了这个思想：“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经验中不断开拓前进。我国的历史，浩渺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取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痛苦。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党的领导人关于加强历史学习的倡导，应该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共识。古往今来的实践证明，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宝库中，蕴藏着丰富的经天纬地和富民强国的科学智慧，是有见识、有作为的政治家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当代中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具备积累历史知识和运用历史经验的本领，才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彰往察来，把握机遇，从而更好地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多做贡献。

一、学习历史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素养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立党立国的理论基础，也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是因为这个理论批判地继承了人类以往一切有价值的思想建树，深深植根于历史的沃土之中，并经过实践的检验和充实，成为最先进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著作，有不少是历史著作。如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国农民战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科学论断，就是从上述历史著作中提炼和升华出来的。因此，要深刻地理解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原著，就必须学习19世纪的外国史，特别是英国史、法国史和德国史。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倶进的理论品质，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不能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拘泥于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提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又把握客观实际的变化，就必须首先弄清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同时还要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毛泽东立足于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总结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总结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指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指引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未来。

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这些重大战略思想，为我们应对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各种挑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

综上所述，结合学史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提高马克思主义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试想，如果不熟悉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外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怎么能够在实践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呢？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应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二、学习历史有利于丰富领导干部治国安邦的经验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也是善于以史为鉴的民族。“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是历朝执政者崇尚的治国治政信条。自古以来，高明的政治家都把历史作为“求治之资”，历史也确实为他们执政提供了重要参照。

首先，中国古代杰出的帝王和政治家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非常重视并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史载周公在辅佐成王时，对夏、殷二朝灭亡的教训就十分重视，并从前朝历史中总结出“明德慎罚”这样宏观的政治思想。秦统一后，以秦始皇为首的政治家集团对统一帝国内推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进行过公开的、激烈的争论，而最终抛弃“分封制”，采取“郡县制”，正是秦始皇、李斯等一批政治家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汉初刘邦在“马上得天下”后，命陆贾总结“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的历史。这种注意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思想，影响了汉初几代君主的施政方针，“文景之治”盛世局面的出现与它有着直接的关系。唐代“贞观之治”的出现，也与君臣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分不开。唐初名臣魏徵对唐太宗的劝谏很多都是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唐太宗本人就十分重视对历史的学习，他通过研习历史，认识到“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道理。所以，杰出的政治家总是能够从史学中发现深刻的哲理，为治国、理政、育人等政治实践服务。

其次，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选拔通经史的人才来为国家服务，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早在两汉时代，政府就非常重视士人对历史的学习，统治者通过各种途径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官僚队伍中来，服务于国家。汉代及以后的经学也是史学的一个部分。在唐代，“史学”更成为科举考试中的一个独立科目。这些都使史学及通史学的人才在为国家、社会服务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正是因为士子们诵习经史，才使得他们熟悉中华民族的历史，并培养起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之情。

再次，人们从丰富的历史遗产中受到熏陶，培养了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价值观，养成心系中华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挺身而出，为维护民族尊严、国家统一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比如东汉书生班超在国家危难之际投笔从戎，立功异域；蜀国丞相诸葛亮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样，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都是与传统历史弘扬的统一意识、忧患意识对他们的熏陶有关。在他们行为的背后，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有着肩负着一个民族的神圣责任，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正是这种世代相传且不断强化的民族凝聚力，使我们国家始终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形态，历经沧桑，长盛不衰。

此外，中国古代丰富的治国安邦的思想，比如，关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关于居安思危，处治思乱；关于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关于崇俭戒奢，清正廉洁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尽管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代中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如能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筛选，为我所用，就会增强经世济民、治国安邦的才干。

三、学习历史有利于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在于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其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尤其重要。因为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为此，党中央先后制定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新的历史时期，胡锦涛又提出要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明确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导向，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导。

两个决议以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包含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核心、原则、基本要求和着力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的精华。具体说来，就是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在内的革命精神。要继承和发扬这些精神并化为思想道德建设的动力，就不能不学习各个时期历史创造者的光辉业绩，以及记录他们业绩的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结合学史进一步开展思想道德建设，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因为各级领导干部既是领导者、落实者，又是参与者、实践者。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首先要以德治“官”。只有“官德”先行，“民德”才能共进。中国古代思想家谈到治国，总是把“修身”摆在首位，强调为官必先立德，有德方能为官。如《论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领导干部必须在实践中努力陶冶道德情操，以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来影响和带动群众。如此，才能令行禁止，事业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