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教你读心悟道

第2章　跟阳明学真功夫

做功夫做到聪明伶俐，随流性转，圆滑接物，像小老鼠一样见危则避、见利则趋，那就把功夫做小了。心有准则，不动如山，知行合一，内圣外王，是真功夫。

有事省察，无事存养

【阳明语录】

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知行录》

【今文翻译】

省察是有事时存养良知的方法，存养良知是无事时省察的方法。

“省察”，即自我反省，自我检查，某件事做得对吗？某句话说得恰当吗？某个想法合适吗？这是儒家传统的修身方法。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通过自我反省，找出不足加以改进之，发现过失加以改正之，自我修养便精进了一分。

“存养”即加强自我修养，王阳明认为，自我修养是为了发现良知，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他说：“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是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诈伪。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此处不论是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百错。”所谓“独知”，即自己心里清楚；所谓“共知”，即大家都看得见。真正的修养，凭良心办事，只要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不在意别人是否知道自己的好处。

而修养一般的人，好事一定要做在人前，不当“无名英雄”；做了好事一定要说出来，唯恐别人不知道。王阳明认为，这只是“诈伪”，不是真正的修养。为什么呢？你示恩于人，无非是为了博取感激和好名声，或是希图日后的报偿，这跟做买卖、放贷款差不多，有何诚意可言？你若施人“滴水之恩”，贪求“涌泉相报”，那就形同奸商了。

王阳明的“独知”，跟儒家传统的“慎独”的修养大同小异，只是说法不同。《中庸》说：“道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道德原则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为。即使别人看不见也不做坏事，即使别人听不见也不说坏话。不要因为坏事隐秘就去做，不要因为过失细微就去做，即使在一人独处时也言行谨慎，这才是君子的教养。

很显然，王阳明所谓“良知”，也可理解为《中庸》所谓的“道”。

有事省察、无事存养的修行方法，要旨在于独守内心的良知，不为外物所扰动，亦即佛家所谓的“如如不动心”。一个人如果能做到“独知”而“不动心”，不仅可以深培道德，在做人做事方面也自有超拔不凡之处。王阳明奉命去江西剿匪之前，兵部尚书王琼曾断言他必成大功，因为他心有定力，“触之不动矣”！

王阳明的学问道德，深受父亲王华的影响，而王华的修养功夫非常精深，真正达到了“不动心”的境地。王华学问宏达，于成化十七年（1481）高中状元，后来身任帝师，又出任吏部尚书，位高权重，一生显达。王华为人气质淳厚，平生无矫言饰行，仁恕坦直，不立边幅，无论人多人少，对大对小，都待之如一。谈笑言议，由衷而发，广庭之论，入对妻子，都不事虚言。认识他的人，从未见过他有难处之事，无论大事小事，他都处之泰然，从容不迫。

王华年老退休后，闲居在家，孝养老母。他具有很强的政治洞察力，早就料到宁王朱宸濠必然谋反，因此未雨绸缪，在上虞的龙溪买了一块地方，准备急难之时携家避难。后来，朱宸濠果然在南京举兵谋反，因王阳明时任南赣巡抚，官署就在宁王的控制范围内，以他的个性，势必不肯从贼，因此大家都料定他已然遇害了。有人劝王华按原计划去龙溪避难。王华说：“我当初是为老母作准备，老母已不在，我儿若不幸遇害，我何所逃乎天地间？”他又告诫家人保持镇静，不要惊慌。

但王阳明正好因军务外出，躲过了宁王的胁迫，并且举起了征剿宁王的大旗。消息传来，有人又劝王华说：宁王痛恨阳，必然派人来报复，还是避到龙溪去为妙。

王华淡然说：“我若年轻，就上阵杀敌去了，现在，我们应该共同守备，以防奸乱。”他每天从容地生活、做事，跟平时没有两样，乡人见他如此，因此人心安定，不慌不乱。

王阳明平定朱宸濠之乱后，又受到嫉妒他的奸党的诬陷，一时间群议汹汹，祸福只在旦夕间，不可测度。当地的小人乘机作乱，去王家里登记财产牲畜，好像即将抄家似的。王家的姻亲、族人都惊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王华却平静如常，每天在田野间悠闲漫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同时告诫家人小心办事，谨慎言语。

后来，朝廷正气上升，公论阳明有功，当行封赏，于是嘉靖皇帝诏令给予阳明加官晋爵等封赏，而且三代并妻一体追封，子孙世世承袭。当朝廷封赏的诰命送到王府时，恰逢王华七十七岁寿辰，可谓双喜临门，亲朋好友咸来祝贺。此时，王华反倒戚然不乐，将阳明叫到身边，告诫说：“宸濠之变，大家都以为你死了，你却没有死；都以为祸事难平，你却平定了。然而，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我虽然以你的成功为荣，同时又以你的成功为惧啊！”

阳明听了，跪在地上，一脸或畏地说：“大人之教，儿所日夜切心者也！”

不久后，朝廷追封三代的诏命正式送达，病重在床的王华让阳明弟兄赶紧到门口迎接，说“礼不可废”，当全部仪式完毕后，王华一脸欣然，瞑目而逝，享年七十七岁。

王阳明是性情中人，每天讲“致良知”，讲“不动心”，不一定能完全做到；王华是德行高超之士，很少口说言讲，却真的能在“独知之地用力”，从容地做出来。从王阳明那儿，可以听到“存养”的妙味，从王华那儿，能看见“存养”的妙用。

到妙用处，是真功夫！

涵养重于识见

【阳明语录】

专涵养者日见其不足，专识见者见其有余。日不足者日有余矣，日有余者日不足矣。《知行录》

【今文翻译】

专心于涵养的人，每日可以看见他的不足；专心于识见的人，每日可以看见他的有余。每日不足者等于每日有余，每日有余者等于每日不足。

一次，有人议论说，阳明门下的弟子，某人专在涵养上用功，某人专在识见上用功，对此，王阳明评论说：“专涵养者日见其不足，专识见者见其有余。日不足者日有余矣，日有余者日不足矣。”

王阳明的话，好像“绕口令”一样，什么意思呢？首先要明白“涵养”和“识见”的意思。“涵养”侧重于“行”，即提升修养，“识见”侧重于“知”，即明白道理。修养好的人，不一定能讲出很多道理，而且修养的提升，十分缓慢，一个粗人不可能两三年时间便变成绅士，所以“日见其不足”；懂道理的人不一定修养好，而且为学明理，比较快捷，“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读两三本书，见识跟以前就不太一样了，每天都能看到进步，所以“日见其有余”。

但是，一个人的修养到了一定程度，往往会由量变到质变，了悟其中的道理。所以说，“日不足者日有余”；而一个人的学问做得再高，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说，如果没有进行修炼的话，也很难反映到修养上，所以说，“日有余者日不足”。打个比方，现代人都重视养生，一个人按养生的要求去做，每天锻炼身体、调理饮食、调适心态，另一个人专门学习养生理论、养生方法，若干年后，养生的人养得红光满面、身轻体健，这时候，他对养生之道必然已经心领神会了，可以上电视台讲养生经验。而学习的人学得面黄肌瘦、一身毛病，他也可以上电视台夸夸其谈地教人如何养生，自己却没有真正受到知识的滋养。王阳明推崇的是前一种人，因为涵养比识见更有价值。

可不可以涵养与识见齐修呢？这是最理想的进修方法，王阳明便是如此。但有些人限于条件，或因性情所使，自然会偏于涵养或识见一路。例如有些大学教授，想实践没机会，自然会把精力用在识见上。

在生活中，提高识见是很容易的事，花几天时间看几本书，识见就上去了；提高涵养却很难，知道不等于做到。有这么一个故事：

春秋战国时，韩昭侯任命申不害为宰相，将韩国治理得很好。申不害主张法治，有一天，他对韩昭侯说：“所谓法治，就是根据臣民功劳的大小给予奖赏，根据他们才能的高低授予官职，根据他们所犯过失的轻重给予的惩罚。简单说，就是要做到信赏必罚。”

韩昭侯听了，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他的话。

申不害又脸色凝重地说：“现在，我国虽然建立了法律制度，您却听从左右大臣的请求，不依法办事。本该惩罚的，左右一请求，您就不了了之；不该奖赏的，左右一请求，您就给予奖赏。这一来，法律形同虚设，怎么可能做到令行禁止呢？”

韩昭侯听了，恍然大悟道：“先生所言极是！从今以后，我知道怎样实行法治了！”

过不久，申不害的一位堂兄前来投靠他，想谋求一个官职。申不害知道堂兄才能平平，本不想推荐，但自己年幼时曾受过他极大的恩惠，兄弟二人感情甚笃，现在堂兄千里迢迢而来，自己身为宰相，怎可让他失望而归？于是，申不害找了个机会，私下向韩昭候提起此事。

韩昭侯笑笑说：“先生所说的不是我从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啊！我现在如果听从您的请求，就违背了先生以前所说的话。我只好不听从您的请求了。”

申不害听了，羞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从第二天起，他搬出相府住了一段时间，以示对自己的惩罚。

申不害的见识很高，完全清楚韩国治道的弊端，也知道对治的方法，可惜他的涵养功夫没那么高，一旦遇到切己的问题，就犯糊涂了，讨了个没趣。但他知耻而后勇，自罚过失，涵养功夫又比一般人高多了。

做功夫的人应该注意，别以为读了几本书，懂得几家的理论，便具备了真功夫，只有加强涵养，在身心上体会，才有希望“大彻大悟”，到达智慧通达、日用有余的境地。

如何知行合一

【阳明语录】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知行录》

【今文翻译】

“知”是“行”的源头，“行”是“知”的结果，圣人的学问只有一个功夫，“知”和“行”不能分成两件事。

王阳明的“心学”，主要有三套功夫，一是“心即理”，二是“致良知”，三是“知行合一”，而“知行合一”是重中之重。“心即理”，或许可谓之“心学”的理论基础——大家都不用费神去向外发现真理或探求规律了，只需从自己心里将它们找出来。假设这一立论正确的话，天下事少了十之七八。但是，从自己心里无论无何不能发现微生物世界，不能明白人体细胞癌变是怎么会回事，更无法感知核爆炸的威力，许多事只“发明本心”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开阔眼界，向外探求。

但是，儒家的毕生追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意于科学研究，亦无意于其他“粗鄙小事”，研究兴趣在于待人接物应官事，思考范围就不需要那么大了。无论官事、民事，无非是人事，办人事无非由心态起，“观念决定行为，行为养成习惯，习惯决定命运”，站在这个角度看“心即理”，还是很有道理的。

“致良知”主要是修身的功夫，“知行合一”以“致良知”为基础，是通向“内圣外王”的基本路径。

“知”，即“真知”。如何判断真知、假知呢？那要看你有没有真实的内心体验。懒人也会说“勤能补拙”，那只是鹦鹉学舌，说时心里什么反应都没有；勤劳致富的人说“勤能补拙”，那是真知，他体验过勤劳的妙处，说时自有妙味在心。

“行”，即行动，实践。对“知行合一”，王阳明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一般人认为，知和行是两件事，或者先知后行，或者先行后知。但王阳明的论断完全合乎逻辑，俗话说，“一处不到一处迷”，如果没有亲身实践，不可能“知之笃实”，你的“知之笃实”，只能来自于实践。反过来，你能将某事做得尽善尽美，一定完全明了办好该事的要点和规律。王阳明的此一观点，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实践出真知”。

中国的传统文人有一个毛病：重言论而轻行动，重学习而轻实践。他们虽然被誉为“社会精英”，若按王阳明的观点，他们不过是半吊子水，因为他们缺少实践锻炼，没有“知之笃实”。由于他们并无真知，也不能真行，往往是“坐议立谈，无人能及；起而行之，百无一能”。他们全靠贩卖劣质学问混日子，全靠制度给予的特权享受权益。王阳明的“心学”一度被定为“伪学”，禁止流行，原因之一恐怕还在于他有意无意地指出了传统文人的“短板”，以至引起了普遍的厌憎。

王阳明还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

一般而言，如果人们真的知道，自然会付诸行动，见了美色自然会心动，见了危险自然会躲开。但知与行，有个程度问题，见了美色，可能只是行动到心动为止；见了危险，却不知危险是否一定会发生，可能还有侥幸心理。这只是知与行交叉而非合一，离真知、真行还远。在生活中，知之不详、行之不坚可说是一种普遍现象。例如，人人都知道“一分辛苦一分才”，但说归说，做归做，真正愿意付出辛苦的人并不多，更多的人宁愿轻轻松松发财、轻轻松松成就事业。假如切身体会到了“一分辛苦一分才”的道理，一定会勤于学习、工作和思考，一定会凭真才实干追求当得之利，而不会投机取巧，贪求意外收获。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学习、工作和思考的过程中，充分享受到了辛苦所带来的充实和愉悦，于是，勤奋变成了他的一种切身需要，此时，他才是真知、真行，到达了“知行合一”的境地。

还有的时候，真知，真行，知行合一了，但呈现出来的形态却好像知而不行或行而不知。谭嗣同参与变法失败，明知清政府会加害于他，却坐待屠戮，不像其他人那样出国避难，岂非知而不行？松下幸之助从未学过管理公司，却尝试着办起了自己的公司，尝试着去做各种他原本不懂的工作，岂非行而不知？其实，勇敢的承担和积极的尝试，都是真正的知行合一。谭嗣同知道变法一定会“流血”，一定要有勇于牺牲的人，他心甘情愿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难道不是真知、真行吗？松下幸之助知道自己不知道，也知道通过尝试可以变不知为知，并且这样做了，岂不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又说：“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

真知才能真行，而真知只能从真行中获得，所以知行必须合一，否则一定不会有真知、真行，这是王阳明的逻辑。现代人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跟王阳明的意旨相近，却有细微的差别。的确，真理必经实践检验，才能认定为真理。但在王阳明这儿，似乎不存在什么普遍的真理，只有自心感受的真理。你从别人那儿听到的、看到的某个“真理”，只是别人的“真理”，不是你的“真理”。你只有亲自尝试过，对它心领神会、运用自如了，它才变成了你的“真理”。

以此观之，“知行合一”的核心在于：积极投身实践。

增进功夫的良方

【阳明语录】

日间工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知行录》

【今文翻译】

日常的功夫，如果觉得心情烦乱便静坐，觉得懒于看书便坚持看书，这也是对症下药。

王阳明所说的“功夫”，从“心”开始——修炼心性，培养心智，增强心能，改善心态。人最难对付的，其实也是自己这颗心，你想让它静下来，它反倒杂念纷呈、奔腾不息；你想让它快乐起来，它反倒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把心调理好了，功夫也精纯了。

修心的方法很多，王阳明所说的“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便是一法：

当你心情烦乱时，往往一做事就犯错，一说话就“犯混”，好像醉汉一样，自控能力很差，那就不如静坐、安卧，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浪费时间，胜于花时间犯错。

当你心情懒散的时候，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待着不动不是办法，一定要让自己动起来。人往往按惯性生活，懒成惯性就会一直懒下去。强迫自己动起来，一旦形成了动的惯性，也能保持行动的热情。

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每天无精打采，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他的口头禅是：没劲！他意识到这样不好，就去向一位智者请教“活得有劲”的良方。

智者领着年轻人，来到附近的铁路旁边。那儿停着一辆老式蒸汽火车头。智者将一块约有五英寸见方的小木块塞在车轮与铁轨之间，然后朝火车司机挥挥手，示意他启动火车头。只听得气笛声声响起，烟囱冒出浓浓的白烟，火车头却不能移动分毫。这时，智者又走过去，将塞住车轮的木块取下，火车头就动了起来，缓缓加速前进。智者目送火车头走远，然后转过头来，笑着对年轻人说：“这辆机车在铁轨上全速前进时，时速可以达到100公里以上，加上它本身的重量，就连一堵五英尺厚的实心砖墙，都无法挡住它。可是，当它静止时，一小块木头就能让它寸步难移。年轻人，你内心的蒸汽火车头，又是被什么样的小木块阻住了呢？”年轻人深受震撼。从此，他积极行动，不让自己松懈下来。结果，他不仅克服了惰性，心情变得开朗起来，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每个人都有过“没劲”的时候，让自己“有劲”的办法是克服一时惰性，让自己动起来，不愿看书就逼着自己看书，不愿做事就逼着自己做事，只要一逼，懒病就医好了。

王阳明还讲过一个修心的方法。有一次，一个学生向他请教“上达功夫”，他回答说：“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

“圣人所说”为什么是“下学”呢？这取决于你的悟性。圣人讲得再好，你一知半解，得到的只是下等学问；你把圣人的话背得滚瓜烂熟，功夫还是很差。当你心领神会、运用自如了，才是“上达功夫”。做功夫只能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提高，你学“圣人之说”或别的功夫，自然会受到有益的熏陶，时间长了，自然融会贯通，心性、心智、心能、心态都会得到改善，“上达功夫”便练成了。

王阳明的修心之方，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佛家的经验，佛家所谓修“戒，定，慧”，修的都是心。王阳明追求的“不动心”，即是佛家所谓“定力”。《顿悟入道要门论》上说：“定者，对境无心，八风不能动。八风者，利、衰、毁、誉、称、讥、苦、乐是。若得如是定者，虽是凡夫，即入佛位。”用通俗的说法，就是荣辱得失不存于心，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能做到这点，凡人也可成佛。

见善即迁，有过即改

【阳明语录】

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说效验，却是助长外驰病痛，不是工夫。《知行录》

【今文翻译】

我们今天做功夫，只是为了让善心真切。当善心真切时，看见好的就学习，有了过错就改正，才是真正功夫。如此则人欲一天天消减，天理一天天明朗。如果只求表面光景，夸耀自己的好处，不过是助长追求形式的毛病，不是真功夫。

儒门以“仁”为第一德，王阳明是大儒，继承了“仁”这一根本宗旨，以“为善”为立身处世做学问的基本修养，功夫真不真，先看“为善之心”真不真切。如果只是用学问为自己脸上贴金，只是凭本事求取财利权势，那是没功夫的人，不足为论。

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是儒门做功夫的基本方法，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读书。儒门老祖孔子诲尔谆谆，不厌其烦地谈到这个问题，并被其弟子记录在《论语》中——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少年时就去鲁国贵族季孙氏家打工，可想而知学历并不高，他的学问主要来源于以人为师、多方求学，而求学的主要方法则是见善而从、见不善而改。

孔子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多听多看，将别人的长处变成自己的优点，功夫自然增长了。

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看见别人做得好的，就马上学习，只怕自己赶不上；看见别人做得不好的，就像看见沸腾的滚汤一样，碰都不敢碰一下。有这样清醒的是非判断，功夫已经很深了。

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担心自己见善而不能从，有过而不能改，到了这种境地，功夫已经很真切了，“为善之心”已经融入灵魂深处，成了基本素养。

相对来说，学习别人的长处比较容易，改正自己的过错比较难。为什么呢？只要人不太傻，就能认识到，“择善而从”可以增进自己的功夫，何乐而不为？反之，无论聪明人还是傻瓜，都不太容易承认自己的过错，更谈不上改过。孔子说：“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犯了错而能自我反省的人，不可能一个都没有，但肯定少之又少，为什么呢？心理学认为，人一旦形成某个“意见”，便倾向于认为它是正确的，并固执地维护它，即使按这个“意见”做错了，要么认为自己没错，要么认为错得有理。还有一种人，文过饰非，试图用言语将错误包装成正确。子夏说：“小人之过也必文。”小人犯了错，一定会百般狡辩，用漂亮的话进行粉饰，有时甚至知法犯法、知错犯错，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儒门做的是“上达功夫”，即站在人性的原点，努力防止道德下滑而变成小人，同时努力向上，由普通人变成君子，由君子变成大人，由大人变成圣人。圣人是最高目标，不一定真的达到，却是学者们引路的明灯。君子是孔子推崇的具有完美德行的人，做功夫做到君子的份上，已经很成功了。

君子有一个基本特点：改过从善。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也会犯错，但他对自己的过错从不藏着掖着，像日食、月食一样，人人看得到；一旦他改正了，别人也不会降低对他的评价，反倒更加推崇他。

子贡是孔子十大弟子之一，做过大官，发过大财，享过大名，当时的名声远超孔子。在做人方面，他也是一个有过即改的人。有一次，他远行去承地，途中看见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人，以为是个乞丐，便停下车，站在车上问：“从这儿到承地还有多远？”

此人名叫丹绰，是个贤士，见他礼仪不周，默不作答。

子贡说：“人家问你话，你却不回答，是否失礼？”

丹绰掀开身上裹着的破布，说：“对别人心存轻视之意，是否有失厚道？看见别人却不认识，是否有欠聪明？无故轻视侮辱别人，是否有伤道义？”

子贡一听此人出言不凡，顿时心生敬意，马上下车，恭恭敬敬地说：“我确实失礼了！您刚才指出了我三大过失，还可以再告诉我一些吗？”

丹绰说：“这些对你已经足够了，不用再告诉你了。”

此后，子贡对任何人都不再敢起轻视之心，在路上遇到两人以上，就在车上行礼；遇到五人以上，就下车行礼。

子贡偶尔对人失了一次礼，受到批评，并不狡辩，更不争执，立即承认错误，并且一改到底，从此再也不犯类似的错误，真有“不迁怒，不贰过”的君子之风！

王阳明也有古君子之风，改过从善的精神也很真切。他担任刑部云南司主事期间，有一次，趁工作之便，去游览九华山，访问了许多名人隐士。在化城寺，他结识了实庵和尚，此僧生得仪表堂堂，能诗善画，学识渊博，王阳明一见倾心，当即与实庵结为诗友，并为实庵的画像题词一首：“从来不见光闪闪气象，也不知圆陀陀模样，翠竹黄花，说什么蓬莱方丈，看那九华山地藏王好儿孙，又生个实庵和尚。噫！哪些妙处？丹青莫状。”

九华山还有个道士蔡蓬头，王阳明听说他道行极深，马上来了兴趣，想找他谈仙论道。蔡蓬头对王阳明却不理不睬，好像没看见一样。王阳明并不生气，非常谦虚地请教。蔡蓬头不为所动，只说两个字：“尚未！”然后起身，走到后厅去了。王阳明不甘心，跟在后面，继续追问。蔡蓬头还是说：“尚未！”

王阳明不肯罢休，放下官架子，像个小学生一样，继续请教。蔡蓬头见他有诚心，终于愿意点拨他一下：“你虽以隆重的礼节待我，终究还是一副官相。”说罢，一笑而别。

王阳明听了，不觉一呆，反思自己的心态与言行，虽然表面上礼仪周到、不耻下问，心里终究有个“官”字，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外谦内傲，表里不一，诚意何在？那么他的礼仪，岂不是伪饰功夫？他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心里的障碍顿除，变得平实多了。此后，他待人接物，平易近人，再无“官味”；他认为人人可以为圣，等于承认自己不比任何人高明。

有些过错别人可以看到，有些过错藏在自己心里，高人可以一眼看破，普通人也可能感觉到。所谓改过从善，固然要改那些显而易见的过失，但最重要的是改掉隐藏在内心的过失。能够像王阳明一样，将心里的隐性过失“搜检”出来，一一加以改善，功夫就很“真切”了！

增进学问智慧的路径

【阳明语录】

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知行录》

【今文翻译】

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都是为学的方法，没有只学习而不践行的。比如说学孝，一定要服侍、奉养父母，亲身履行孝道，然后才称得上学孝，岂止是凭空口讲耳闻，就可以算是学孝呢？学射一定要张弓搭箭，拉满弓弦，命中目标；学书法一定要铺纸执笔，持砚着墨；无论天下何事，没有不践行就可以称之为学习的，因为学有所成的条件是践行。

王阳明认为，实践是学习的开始。此说本自孔子，孔子授六艺：诗、书、礼、乐、射、御，都不离实践，学诗必定会创作诗歌，学书必定会练习书法，学礼必定会运用礼仪，学乐必定会弹琴奏乐，学射必定会张弓搭箭，学御必定会驱马驾车，没有一项不是“知行合一”。有一次，孔子在陈国带着弟子在一棵大树下习礼，进退揖让，一丝不苟，却被歧视他们的人拔掉了大树。孔子不以为意，仍带着弟子习礼不止。此事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孔子实践化教学的方法。

王阳明重视践行，自然推崇孔子学用相长的教育方法。《中庸》概括了为学的基本流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对此，王阳明认为，学、问、思、辨、行都是为学，又都是笃行，由学至行，本无间隙。他说：“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问既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辩；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

先儒没有将学、行分成两件事，因为他们不是学着好玩，而是要学成功夫，去做人做事，一定要学到可以践行才算学到手了，否则等于没学。后儒则不同，做学问可以是一门职业，一辈子什么都不用干，只要钻研书本就可以了；如果做不成官又要吃饭，那就指导学生钻研书本。一代代读书人，就这样钻在书堆里，将宝贵的青春、宝贵的生命白白地在书本中浪费掉了，于人于己何益？

现代的教育模式，跟后儒有相似之处，有的人从小学读到大学，再读到博士，半辈子过去了，除了钻研书本，没干过别的事；眼看时间很宽裕，又不知干什么才好，索性挟起书本，再读博士后。他们跟后儒一样，最大的本事是钻研书本，最拿手的工作也是教人钻研书本。当然，多数学生钻了十几年书本后，走上了实践之路，算是“知行合一”了，但求知欲最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埋进了书本，所得却非常有限，浪费可以说十分惊人。有的人感到奇怪：我们中国有十几亿颗脑袋，搞科学研究为什么搞不过美国的二亿多人？原因很简单，人家的脑袋用对了地方，我们的脑细胞被陈腐的知识捂死了不少。

二十多年前，美国发生过一起轰动新闻：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瞒着家人，鼓捣出了一颗小型原子弹，当地居民知道后，都大惊失色，当地警方倾巢出动，保护这颗原子弹。经查这颗原子弹只是水货，没有装填核料。笔者看了这则新闻，也大惊失色：一个小孩子就能搞原子弹，知识可真丰富！动手能力可真强！希望这只是个别现象，否则将来怎么跟人家竞争？不幸的是，这并不是个别现象，美国的学生动手能力就是比中国学生强，比尔·盖茨十三岁就能编出软件，巴菲特十几岁就会炒股、做生意……可我们中国的孩子，十几岁还不一定会洗衣服，只是装了一脑门子不知有用无用的知识。

王阳明认为，“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如果按他的说法，我们那些只学不行的学生、老师们，根本还没有开始学习。此说或有偏颇，但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目前的教育模式已经相当腐朽了，根本不适合全球竞争的需要，一个学生从小学读到博士所学到的真学问，假设用学用相长的方式进行，最多只需要十年时间，其他十年都浪费掉了。

王阳明在教学活动中，从不搞灌输式教育。他创办的第一个教育机构是龙冈书院，尽管该书院远在云南的龙场，十分偏僻，慕名前来求学的人仍然很多。他运用开放式教学法，经常跟学生们一起骑马、投壶、弹琴、饮酒，晚上在一起神聊，清晨一起到林间漫步，不失时机地指点为学的要诀。有时跟学生们一起下河洗澡，然后迎着轻风，唱着歌儿，兴尽而归。

但王阳明并不是跟学生们闹着玩儿，他有自己的四大教学宗旨，不合宗旨的人，根本不配当他的学生：

第一是“立志”。没有远大的理想，只想混一只饭碗的人，没有资格学“心学”。“心学”也可以说是善良之学，小善要做“善君子”，使“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大善要“兼济天下”，造福百姓。王阳明这儿没有饭碗，只有真善美，你想要就来，不想要就算了。

第二是“勤学”。笃志力行，勤学好问，是王门的基本心法。

第三是“改过”，这一条前面已经谈过了，不再赘述。

第四是“责善”。不仅要追求自我成长，也要帮助他人成长。对他人的过错，要善意提醒，但不要诋毁指摘，以免激起怨恨。孔子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意思是说，帮人改过要适可而止，对方听不进去就算了，不要自取其辱。王阳明大体赞成这一观点，不过更强调“忠告善道”，要求做到“直而不至于犯，婉而不至于隐”。而且，他还强调：“诸生责善，当自我始。”先找自己的不足，别一门心思挑别人的毛病。

改过和责善，相当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自我批评为主，只有勇于自我批评的人，才有资格批评他人，才让被批评者信服。

王阳明创造性地融学、问、思、辨、行为一体，将学与行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指出了一条增进学问智慧的便捷路径，也为未来教育模式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总有一天，学和行会从两件事变成一件事。

拔去病根，永不复起

【阳明语录】

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知行录》

【今文翻译】

没事的时候，将喜爱美色、喜爱财货、喜爱名声等私欲一条条追究，搜寻出来，一定要拔去“病根”，让它们永不复起，内心才快活。

王阳明所说的“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是比较高的功夫，接近君子水平了，非一般人所能。好比读书，到了知道自己“搜寻”，不需要老师指指点点、耳提面命，至少已经读到硕士了。但读书不宜从硕士读起，做功夫也不用一开始就到“永不复起”这一步。

王阳明对为学做功夫，主张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他说：“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廊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

在此，王阳明指出了“练功”的“三步曲”：

第一步：静心。没有功夫的人，“心猿意马”——心像树上的猴子一样跳跃不停，意念像奔驰的马一样匆忙急骤。每天欲念纷呈，没有片刻停歇，想钱想权想爱情。不管做什么事，都从利心出发思考——这对我有什么好处？例如许多大学生，坐在知识的圣殿，本该一门心思做学问、长本事，却抑制不住私欲，不停地怀疑：学这个有什么用呢？其潜台词是：学了能让我找到好工作吗？学了能让我赚到大钱吗？学了能让我把小美人娶回家吗？心里装满了这些俗不可耐的杂物，哪里还能装得下知识、美德、快乐、幸福和爱？

对这种功夫很差的人，首先要将他们已经塞得太满的心清空一些，不然什么都装不进去，所以要教之以“静坐”、“息思虑”。有一句话说得好：放下就是快乐。当做功夫的人将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暂时放下时，心里自然备感轻松、快活，当他体验到放下之妙，以后自然乐意主动放下，于是，初步功夫就练成了。

王阳明的“静坐”、“息思虑”的教学法，来自于道、佛的打坐静修，很有科学性。现代的老师在教学时，可没这么讲科学，学生头脑中装满了杂念，再也没有放知识的地方，他们不想办法为之清扫杂念、扩大“内存”，只顾像填鸭一样往学生头脑中塞知识，那会有什么效果呢？

第二步：净心。一个人拥有了初级功夫，体会到了静心之妙，可能走向“心猿意马”的反面，凡事抛诸脑后，什么都懒得去想，一味图安闲。但是，人长着一颗脑袋，本该用于思考，什么都不想，不是白长一颗头了吗？所以要练第二步功夫：清除不干净的思想。

人应该有思想，但不健康的思想对人有害，一般来说，凡“好色好货好名”之类带着私欲的思想都不太健康，是“致病”之源，有必要“搜寻出来”，驱逐出境。

有人会说，“食色性也”，这是人的基本需求，“好色好货”有什么要紧呢？又怎么可能将“好色好货”之心驱逐呢？其实，王阳明的教理并不是让人违逆天性、做个无欲之人，他自己不是也娶妻、拿俸禄吗？他的逻辑是：你只要安心做好工作，自然有钱赚、有饭吃，你只要品行端正、心中有爱，自然有人爱你，都不用去瞎想。简单说，你只要专心致志做功夫，并且“知行合一”，随时把功夫亮出来，不用有私欲，自然能满足。

第三步：无心。一个人体会到了净心之妙，自然身心畅达、事业通达，难得有不顺心的事。如果继续修炼，修到无心而作的境地，那么，用不着刻意去做什么、不做什么，可以从心所欲，随意趣所指，从地上捡起一片树叶，像儿童一样趴在地上看蚂蚁，都会感到妙趣横生。到了此时，私欲已经成了无用之物，心境自然“廓然大公”。

这已经是圣贤境界了！

那些功夫很差的人，往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一个人不可能真的“大公无私”。事实上，每一个人在某些时候，都能做到“大公无私”，随兴趣做事，心中没有任何名利的尘埃。此时，你的心境跟圣人没有两样，只不过，你这个圣人功夫不深，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诱惑，圣人马上变成小人，成了“心魔”的俘虏。所以说，每个人天然具有圣人潜质，圣人之路却要靠做功夫。

对公与私，不少人有一种误解，以为“大公无私”便是放弃一切私利和私人享乐。事实上，大公无私的只是一颗心，以及由心而发的行为。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楚国令尹虞邱子遇到了孙叔敖，顿起爱才之心，于是向楚庄王进谏说：“我听说，奉公守法，可以得到名誉；能力不强，行为不端，不要冀望高位；没有仁爱、智慧，不要追求显贵荣耀；才不胜任，不要占据那个位置。我当令尹十年了，国家没有治理好，官司诉讼每日不断，隐居的贤士没有得到任用，作恶的坏人没有受到惩罚。我久居高位，挡住了众多贤士进取的道路。我的罪过应该送交司法部门严加审理。日前我私自选中一个国家俊才，是一位乡下人，名叫孙叔敖。此人相貌清秀，博学多才，个性沉静，心地淳朴。如果您将政事交给他，国家一定可以得到治理，老百姓也会人心归服。”

楚庄王一向敬重虞邱子，拒绝说：“全靠您的帮助，我才在中原受到拥戴，边远地区才听我的号令，我才获得了霸主地位。没有您怎么行呢？”

虞邱子说：“长久享受高官厚禄，是贪婪的行为；不推荐能人志士，是欺骗的行为；不让位于贤，是不高尚的行为。做不到上面三条，是不忠诚的行为。做臣子的不忠心，您又如何教人尽忠呢？我坚决要求辞职。”

由于虞邱子态度坚决，楚庄王同意了他的辞职请求，赏赐给他三百户土地，并尊他为“老”。楚庄王任命孙叔敖为令尹不久，虞邱子的家人犯法，孙叔敖把犯法者抓起来杀掉了。虞邱子很高兴，求见楚庄王说：“我向您举荐孙叔敖，果真可以让他主持国家政事。他执行国法不偏心，施加刑罚不徇私，真可谓公平！”

楚庄王感激地说：“这也是您的功劳啊！”

在这个故事中，虞邱子主动让出了令尹高位，同时接受了三百户封地和国老的封号，那他到底有私还是无私呢？事实上，他从公众利益出发而主动让贤，他按国家制度接受私利，无论哪方面都可称得上“大公无私”，又哪有一分私欲的计较？他不庇护犯法的家人，更见其“大公无私”。

功夫修到虞邱子这样，全然除去私欲的“病根”，当然很难，但是，任何人只要立定志向，勤于进修，都可能像圣贤一样“心理健康”。

常快活便是功夫

【阳明语录】

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原无间隔。《知行录》

【今文翻译】

真乐是心的本体，仁者的心，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欣快和畅，原本没有缝隙。

王阳明说，“乐是心之本体”，用现代语解释：幸福是人类的本质追求。

王阳明所谓“乐”，有两层意思：

一是“孔颜之乐”，即“真乐”，用现代语解释，“幸福”一词比较恰当。

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但幸福却不能被自求多福的人享有。幸福来源于“良知”，来源于“仁”，或者说“爱人”，你爱别人才有幸福可言。你爱全人类，让自己的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你就能获得最大的幸福。

对幸福的认识，古今中外的智者们看法是一致的：

左拉说：“每一个人可能的最大幸福存在于全体人所实现的最大幸福之中。”你想获得最大幸福，就要以造福人类为目标。最大的幸福一定不会产生于物质的拥有，古代的皇帝拥有天下，可能享受到最大幸福吗？不可能！就物质享受来说，没有哪个古代皇帝坐过飞机、用过手机、玩过电脑，他们那点享受跟现代人一比，太可怜了！所以，享受生活的最佳途径依赖于社会的整体的进步，而不是成为那个拥有最多的人。而当你投身于社会的整体进步时，你也能通过最大限度实现人生价值而获得最大幸福。

穆尼尔·纳素夫说：“真正的幸福只有当你真实地认识到人生的价值时，才能体会到。”认识人生价值的途径为社会创造价值，不然如何认识呢？凭想象不可能认识自己是真金白银还是废铜烂铁。

肖伯纳说：“正像我们无权只享受财富而不创造财富一样，我们也无权只享受幸福而不创造幸福。”肖伯纳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为全世界无数读者创造了幸福，因此他的人生也充满了幸福。

森村诚一说：“幸福越与人共享，它的价值越增加。”你让越多的人分享到你的价值，你的幸福感越强烈；你“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不可能享受到幸福的滋味。

以上智者一定都像王阳明一样，享受过真正的幸福，因此他们都知道幸福来自何方，如何享有。反之，许多“以自我为中心”的愚人，从没有真正爱过别人，也没有品尝过幸福的滋味，他们宁可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根本不相信最大的幸福存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

二是“快活”，或曰快乐。

每个人都有过快乐的时光，“常快活”却不容易。王阳明提倡做“活泼泼”的功夫，保持心灵快乐也是功夫之一。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病了，他去探病时，问：“病这种东西很难‘格’，你觉得如何？”学生说：“这个功夫很难。”王阳明说：“常快活便是功夫。”

的确，一个人如果能“常快活”，一定是个“功夫高手”，佛家说：“快乐无忧，故名为佛。”偶尔的快活易得，常快活却不是一般的境界。试想，“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不愁吃穿的人，又愁房、车；不愁房、车的人，又愁爱情；不愁爱情的人，又为孩子不听话犯愁；不愁孩子的人，又为工作压力难受；不愁工作压力的人，又为事业失败担心；不担心事业失败的人，又愁未来远景……什么都称心如意的人，又担心突然死掉，还没享受够。总之，无论你贫富贵贱，若无修心功夫，快活一时尚且难求，更何况“常快乐”？

如何保持常快活呢？王阳明认为，应该用平常心看待一切、享受一切。他曾写过一首诗，道出了平常心之妙：

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冥；

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乐自流形。

诗中之意，不要区分环境的好坏，不要区分人情事态的好事，只须让心融入环境中，享受眼前的乐趣。此意或许难解，不妨举一个“功夫高手”的例子：

一天，著名教育家夏丐尊去拜访弘一大师，吃饭时，见他只吃一道咸菜，颇不忍心，说：“难道您不觉得咸菜太咸吗？”

弘一大师回答：“咸有咸滋味！”

弘一大师吃完饭后，手里端着一杯白开水。夏先生又皱皱眉头说：“难道没有茶叶吗？怎么每天都喝这寡淡的开水啊？”

弘一大师笑笑说：“淡有淡滋味。”

在很多人看来，弘一大师的日子过得很苦，吃咸菜、喝白开水，怎么受得了？但弘一大师以平常心待之，不去区分滋味的好坏，自然吃得津津有味。

其实，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都是一种滋味，该品尝时便品尝，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从未尝过苦的人，不是少了一份体验吗？一个从未尝过烦恼、痛苦的人，不是少了一份阅历吗？正是各种各样的“滋味”，使你的生命变得丰富起来，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呢？想通了这个问题，你的功夫就精进了一层，快活的日子自然会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