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

卷七初版序

多年以来，我在精神上跟不在眼前的识与不识的朋友们交谈，已经成了习惯，所以我今天觉得需要对他们高声倾吐一下。我决不能忘恩负义，不感谢他们对我的厚意。从我开始写《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冗长的故事起，我就是为他们写的，和他们一同写的。他们鼓励我，耐着性子陪着我，向我表示同情，使我感到温暖。即使我能给他们多少好处，他们给我的可是更多。我的作品是我们的思想结合起来的果实。

我开始执笔的时候，根本不敢希望同情我们的人会超过一小群朋友：我的野心只限于苏格拉底之家。然而年复一年，我觉得好恶相同，痛苦相同的弟兄们不知有多多少少，在巴黎犹如在内地，在法国以内犹如在法国以外。这一点，在克利斯朵夫吐露了他的和我的衷曲，表示他瞧不起《节场》的那一卷出版以后，我就明白了。我的著作所引起的回响，从来没有像这一卷那样迅速的。因为那不但是我的心声，同时是我朋友们的心声。他们很知道，《克利斯朵夫》不单是属于我的，而且也是属于他们的。我们把共同的灵魂大部分都灌输给它了。

既然《克利斯朵夫》是属于读者的，我就应当向他们对这一卷有所解释。如在《节场》中一样，读者在此找不到小说式的情节，而本书主人翁的生涯似乎也中途停顿了。

因此我得说明这部作品是在什么情形之下着手的。

我那时是孤独的。像多少的法国人一样，我在一个精神上跟我敌对的世界里感到窒息；我要呼吸，我要反抗一种不健全的文明，反抗被一般俗称的优秀阶级毒害的思想，我想对那个优秀阶级说：“你撒谎，你并不代表法兰西。”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有一个眼目清明、心灵纯洁的主人翁，——他又必须有相当高尚的灵魂才能有说话的权利，有相当雄壮的声音才能叫人听到他的话。我很耐性地达成了这样的一个主角。在我还没决定开始动笔以前，这件作品在我心头酝酿了十年；直到我把克利斯朵夫全部的行程认清楚了，克利斯朵夫才开始上路；《节场》中的某些篇章，《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最后的几卷，都是在《黎明》以前或同时写的。在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身上反映出来的法国景象，自始就在本书中占着重要地位。所以，主人翁在人生的中途遇到一个高岗，一方面回顾一下才走过的山谷，一方面瞻望一番将要趱奔的前途的时候，希望读者不要认为作品越出了范围，而认为是一种预定的休止。

显而易见，这最后几卷（《节场》与《户内》）跟全书其他的部分同样不是小说，我从来没有意思写一部小说。那么这作品究竟是什么呢？是一首诗吗？——你们何必要有一个名字呢？你们看到一个人，会问他是一部小说或一首诗吗？我就是创造了一个人。一个人的生命决不能受一种文学形式的限制。它有它本身的规则。每个生命的方式是自然界一种力的方式。有些人的生命像沉静的湖，有些像白云飘荡的一望无极的天空，有些像丰腴富饶的平原，有些像断断续续的山峰。我觉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命像一条河；我在本书的最初几页就说过的。——而那条河在某些地段上似乎睡着了，只映出周围的田野跟天色。但它照旧在那里流动、变化；有时这种表面上的静止藏着一道湍激的急流，猛烈的气势要以后遇到阻碍的时候才会显出来。这便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中这一卷的形象。等到这条河积聚了长时间的力量，把两岸的思想吸收了以后，它将继续它的行程，——向汪洋大海进发，向我们大家归宿的地方进发。

罗曼·罗兰

一九○九年一月

第一部

我有了一个朋友了！……找到了一颗灵魂，使你在苦恼中有所依傍，有个温柔而安全的托身之地，使你在惊魂未定之时能够喘叹息一会儿：那是多么甜美啊！不再孤独了，也不必再昼夜警惕，目不交睫，而终于筋疲力尽，为敌所乘了！得一知己，把你整个的生命交托给他，——他也把整个的生命交托给你。终于能够休息了：你睡着的时候，他替你防守卫，他睡着的时候，你替他守卫。能保护你所疼爱的人，像小孩子一般信赖你的人，岂不快乐！而更快乐的是倾心相许，剖腹相示，整个儿交给朋友支配。等你老了，累了，多年的人生重负使你感到厌倦的时候，你能够在朋友身上再生，恢复你的青春与朝气，用他的眼睛去体验万象更新的世界，用他的感官去抓住瞬息即逝的美景，用他的心灵去领略人生的壮美……便是受苦也和他一块儿受苦！……啊！只要能生死相共，便是痛苦也成为欢乐了！

我有了一个朋友了！他跟我隔得那么远，又那么近，永久在我心头。我把他占有了，他把我占有了。我的朋友是爱我的。“爱”把我们两人的灵魂交融为一了。

参加了罗孙家的夜会以后，克利斯朵夫第二天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想到奥里维·耶南。他立刻想要跟他再见。八点还没到，他已经出门了。早上的天气温暖而有些郁闷。那是夏令早行的四月天：一缕酝酿阵雨的水汽在巴黎城上飘浮。

奥里维住在圣热纳维耶芙高岗下面的一条小街上，靠近植物园。屋子坐落在街上最窄的地方。楼梯在一个黑洞洞的院子的尽里头，有种种难闻的气味。踏级的拐弯很陡，靠壁有些倾斜，壁上都给涂得乱七八糟。三层楼上，一个乱发蓬松的妇人敞开着衬衣，听见上楼的脚步声开出门来，看见是克利斯朵夫便立刻很粗暴地把门关上了。每一层楼都有好几个公寓，从开裂的门缝里，你可以听见孩子们的吵闹。那是一群肮脏而极平凡的人，挤在低矮的屋内，外面只有一方令人作恶的院子。克利斯朵夫厌恶之下，心里想这些人不知受了什么诱惑，把至少还有空气可以呼吸的乡下丢了，也不知他们跑到巴黎来住在这坟墓一般的地方，能有什么好处。

他爬到了奥里维住的那一层。门铃的拉手是条打结的绳子。克利斯朵夫把它使劲拉了一下，铃声响处，好几家人家都打开了门。奥里维也出来开了门。他素雅整齐的穿扮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惊奇；换了别的场合，克利斯朵夫决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但在这儿他感到一种出乎意外的愉快；奥里维的整洁，在这个恶浊的环境中叫人觉得愉快和健康，头天晚上看了奥里维清明的眼神所感到的印象，又立刻回复过来。他向他伸出手去。奥里维慌慌张张地嘟囔着：

“怎么，你，你到这儿来！……”

克利斯朵夫一心想抓住这颗一刹那间慌忙失措的可爱的心灵，他对奥里维的问话笑而不答。他把奥里维往前推着，走进了那间卧室兼书房的独一无二的屋子。近窗靠墙摆着一张小铁床；克利斯朵夫看到床上放着一大堆枕头。三张椅子，一张黑漆桌子，一架小钢琴，几架图书，就把一间屋挤满了。屋子又窄，又矮，又黑；但主人那种清朗的眼神似乎有种反光照在屋子里。一切都很清洁、整齐，好像是出于一个女人之手；水瓶里插着几朵蔷薇，给室内添了几分春意，四壁挂着一些佛罗伦萨派的古画的照片。

“噢，你这是来……来看我吗？”奥里维真情洋溢地说着。

“噢，我非来不可啊。”克利斯朵夫回答，“你，你是不会来看我的。”

“你以为我不会吗？”

奥里维紧跟着又说：“对，你说得不错。可并非是我不想去。”

“那么有什么阻碍把你拦住了？”

“我太想见你了。”

“这理由真是太妙了！”

“是啊，你可别见笑。我就怕你不怎么愿意见我。”

“我，我才不顾虑这个呢！我想看你，我就来了。要是你不乐意，我自然会看出来的。”

“那你一定要眼光很好才行。”

他们彼此瞧着，笑了笑。

奥里维又说：“昨天我真蠢。我生怕你讨厌。我的胆小简直是一种病，连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别抱怨了吧。贵国喜欢说话的人太多了；能够碰到一个不大出声的，便是为了胆小而不出声的，也叫人高兴。”

克利斯朵夫笑了，很得意自己的俏皮。

“那么你是为了我的静默而来看我的了？”

“是的，为了你的静默，为了你那种静默的优点。静默也有好多种……我可喜欢你这一种，话不是说完了吗？”

“你仅仅见了我一面，怎么会对我发生好感？”

“那是我的事。我挑选朋友用不着多费时间，只要看到一张喜欢的脸，我马上会决定，马上会去找他，而且非找到不可。”

“你这样的追求朋友从来不会看错吗？”

“那是常有的事。

“也许你这一回又看错了。”

“咱们慢慢瞧吧。”

“噢！那我就糟了。你会叫我心都凉了的，只要一想到你在观察我，我就慌得手足无措了。”

克利斯朵夫又好奇又亲热的，瞧着那张容易冲动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感情映在他的脸上好比云彩映在水里。

“多神经质的孩子！简直像女人一样。”克利斯朵夫心里想着，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膝盖。

“得了吧，你以为我全副武装的来对付你吗？我最恨人家拿朋友做心理学实验。我所要求的是：两个人都应当无拘无束，开诚布公，没有不必要的害羞而永远把话闷在胸中，也不必怕自己前后矛盾，——今天喜欢的，明天尽可以不喜欢。这不是更有丈夫气，更光明磊落吗？”

奥里维肃然望着他，回答说：“没有问题，这是更有丈夫气。你是强者，我可不是的。”

“我敢断定你也是强者，不过是另外一种方式罢了。并且我现在正是要来帮助你成为强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刚才已经声明过了，此刻我可以更坦白地补上一句，——但并不担保以后的事，——我喜欢你。”

奥里维从脸上红起直红到耳朵，窘得一动也不能动，一句话都没有能回答。

克利斯朵夫把屋子扫了一眼：“你住的地方太不行了。没有别的屋子了吗？”

“还有一间堆东西的小屋子。”

“嘿！简直透不过气来。你怎么能在这里过活的？”

“慢慢也就惯了。”

“我可是永远不会惯的。”

克利斯朵夫解开背心，拼命呼吸。奥里维走过去把窗子完全打开了。

“你住在城里一定是不舒服的，克拉夫脱先生。我可决不因为精力过剩而难受。我只需要一点点的空气，哪儿都能活下去。可是到了夏天，有些晚上连我也受不了。我看到那种日子快来了就害怕。我坐在床上，仿佛要死过去了。”

克利斯朵夫瞧着床上的一堆枕头，又瞧着奥里维疲倦的脸，似乎看到他在黑暗里挣扎的情形。

“那么离开这儿呀，”他说，“干吗要住在这个地方呢？”

奥里维耸耸肩膀，满不在乎地回答：“噢！这儿那儿，反正都是一样！……”

这时他们听到头顶上有沉重的脚步声，下一层楼上有尖锐的争吵声。墙壁每分钟都给街车震动得发抖。

“这种屋子！”克利斯朵夫继续说，“又脏又臭，又热又闷，只看见下贱悲惨的景象的屋子，你晚上怎么能踏进来？难道你不泄气吗？换了我，在这儿简直活不下去，宁可睡在桥底下的。”

“最初我也觉得痛苦，跟你一样厌恶这种环境。我记得小时候跟着大人去散步，只要走过肮脏的贫民区域，心里就作恶，有时还有些不敢说出来的可笑的恐怖。我想：要是此刻发生地震，我就得死在这儿，永远留在这儿；而这是我最怕的。那时我万万想不到有一天会甘心情愿住在这等地方，说不定还要死在这里。我当然不能太挑剔，可是心里是永远厌恶的，只能竭力不去想它。上楼的时候，我把眼睛、耳朵、鼻子，所有的感官都封闭起来，跟外界隔绝。并且，你瞧，从那个屋顶望出去，有一株皂角树。我坐在这边屋角里，让自己什么都瞧不见，只瞧见那株树；傍晚风吹树动的景致，使我觉得自己远在巴黎之外了；这些齿形的树叶簌簌摇曳，有时比森林中的风涛声还更幽美动听呢。”

“是的，”克利斯朵夫说，“我知道你老是在出神；可是你不用你的幻想来创造一些别的生命，而仅仅用来对付生活的烦恼，不是浪费了吗？”

“大多数人的命运就是这样。你自己难道没有为了愤怒与斗争而浪费精力吗？”

“我的情形是不同的，我生来是为斗争的。瞧瞧我的胳膊跟手吧。跟人家搏斗是表示我健康。你哪，你可没有多大气力，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奥里维凄然瞧着自己细弱的手腕：“是的，我身子弱得很，一向是这样的。有什么办法？总得生活啰。”

“你靠什么过活的？”

“教书。”

“教什么？”

“什么都教。替人补习拉丁文、希腊文、历史。就给人家预备中学毕业考试。在市立学校我还担任一门道德课。”

“什么课？”

“道德课。”

“见鬼！你们学校里教道德吗？”

“当然。”奥里维笑着说。

“你有什么话可以在讲堂上说到十分钟以上呢？”

“每星期我有十二个钟点呢。”

“那么你是教他们做坏事了？”

“为什么？”

“因为要人家知道什么叫作善，是用不着多费口舌的。”

“那么是不说为妙了？”

“对啦，不说为妙。不知道善恶不一定就不能为善。善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行为。只有一般神经衰弱的人才把道德讨论个不休。可是道德的最重要的规则便是不能神经衰弱。那些迂腐的家伙！他们好比手脚残废的人想要教我怎么走路。”

“那不是对你说的。你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的人多着呢！”

“那么让他们像小娃娃一样手脚并用的去爬吧，让他们自己去学走吧。但手脚并用也罢，不并用也罢，第一要他们会走。”

他在屋子里大踏步踱着，不到四步把整个房间走完了。走到钢琴前面，他站住了，揭开琴盖，随便翻了翻乐谱，把键盘抚弄了一会儿，说道：“弹些曲子给我听听听。”

奥里维吓了一跳：“要我弹？多古怪的念头！”

“罗孙太太说你是很好的音乐家。来，来，弹吧。”

“在你面前弹吗？噢！那会叫我羞死的。”

这个从心坎里发出来的天真的呼声，把克利斯朵夫听得笑了，奥里维自己也不好意思的笑了。

“在一个法国人说来，难道这能算一个理由吗？”

奥里维始终推辞：“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我弹呢？”

“等会告诉你。你先弹吧。”

“弹什么呢？”

“随你。”

奥里维叹了口气，在钢琴前面坐下了，很柔顺地服从了这个自动挑中他的专制的朋友。他迟疑了半日，方始弹一曲莫扎特的B小调柔板，他先是手指发抖，连捺键子的气力都没有；后来胆子大了一些，自以为不过是复述莫扎特的话，可不知不觉把自己的心灵透露了。音乐最容易暴露一个人的心事，泄漏最隐秘的思想。在莫扎特那个伟大的曲子下面，克利斯朵夫发现了这个新朋友的真面目：他体会到凄凉高远的情调，羞怯而温柔的笑容，显出他是个神经质的、纯洁的、多情的、动不动会脸红的人。到了快终曲的时候，正当表现痛苦的爱情的乐句到了顶点而突然迸裂的时候，有种抑捺不住的贞洁的情绪使奥里维没法再往下弹；他手指哆嗦，没有声音，放下了手，说道：“我弹不下去了……”

站在后面的克利斯朵夫弯下身子，把中断的乐句弹完了，说：“现在我可听到你的心声了。”他抓着他两只手，把他瞧了好一会儿：“真怪！……我好像见过你的……好像已经认识你那么久那么清楚了。”

奥里维嘴唇发抖，差点儿要说出来，可是终于一句话也没说。

克利斯朵夫又把他瞧了一会儿，然后悄悄笑了笑，走了。

他心花怒放地走下楼梯，半中间遇见两个丑八怪的孩子，一个捧着面包，一个拿着一瓶油。他亲热地把他们的腮帮拧了一下。门房沉着脸，他可向他笑笑。他走在街上低声唱着，不久进了卢森堡公园，拣着阴暗处的一条凳子躺下，闭上眼睛。没有一丝风，游人很少。喷水池的声音响一阵轻一阵。铺着细沙的路上偶尔有窸窸窣窣的声响。克利斯朵夫懒洋洋的，像一条晒着太阳的蜥蜴；树底下的阴影移过去了；但他连挣扎一下的气力都没有。他的思想在打转，却也没有意思把它固定；那些念头全都照着幸福的光辉。卢森堡宫的大钟响了，他也不理；过了一会儿，他才发觉刚才敲的是十二点，便马上纵起身子，原来已经闲荡了两小时，错失了哀区脱的约会，一个早上都糟蹋掉了。他笑着，打着唿哨回家，拿一个小贩叫喊的调子作了一支回旋曲。便是凄凉的旋律在他心中也带着快乐的气息。走过他住的那条街上的洗衣坊，他照例瞧了瞧：那个头发茶褐色，皮肤没有光彩，热得满脸通红的姑娘在熨衣服，细长的胳膊直露到肩头，敞开着胸褡，跟往常一样很放肆地瞅了他一眼：破题儿第一遭，克利斯朵夫竟没有生气。他还在笑。进了屋子，先前留下的工作一件都找不到。他把帽子，上衣，背心前后左右乱丢一阵，接着便开始工作，那股狠劲儿仿佛要征服世界似的。他把东一张西一张的音乐稿子捡起来，可是心不在这儿，只有眼睛在那里看着。过了几分钟，他又觉得飘飘然了，像在卢森堡公园里一样。他惊醒了两三回，想打起精神，可是没用。他嘻嘻哈哈地骂自己，站起身子把头往冷水里浸了一会儿，才清醒了些，重新坐在桌旁，一声不出，堆着一副渺茫的笑容，想着：“这跟爱情有什么分别呢？”

他只敢悄悄地思索，似乎有些怕羞。他耸了耸肩膀，又想：“爱是没有两种方式的……噢，不，的确有两种：一种是把整个身心去爱人家，一种是只把自己浮表的一部分去爱人家。但愿我永远不要害上这种心灵的吝啬病！”

他不敢往下再想了，只对着内心的梦境微笑，久久不已。他在心里唱着：

你是我的，我才成为整个的我……

他拿起一张纸，静静地把心里唱的写了下来。

他们俩决意合租一个寓所。克利斯朵夫的意思是要立刻搬，不管租期还剩着一半而要损失一笔租金。比较谨慎的奥里维，虽然也愿意马上搬家，可劝他等双方的租期满了再说。克利斯朵夫不了解这种计算；他像许多没钱的人一样，损失点儿钱是满不在乎的。他以为奥里维手头比他更窘。有一天看到朋友穷困的情形吃了一惊，他立刻跑出去，过了两小时又回来，把从哀区脱那儿预支到的几枚五法郎的钱得意洋洋地摆在桌上。奥里维红着脸不肯收。克利斯朵夫一气之下，要把钱丢给一个在楼下院子里拉着琴要饭的意大利人，被奥里维拦住了。克利斯朵夫装着生气的样子走了，其实他是恨自己的笨拙，没法使奥里维接受。结果，朋友来了一封信，把他安慰了一番。凡是奥里维口头不敢表示的，都在信上表示了出来：他说出认识克利斯朵夫的快乐，说克利斯朵夫的好意使他多么感动。克利斯朵夫回了一封狂热的信，像十五岁时写给他的朋友奥多的一样，满纸都是热情跟傻话，用法语、德语，甚至也用音乐来作种种双关语。

他们终于把住的地方安顿好了。在蒙巴那斯区，靠近唐番广场，在一幢旧屋子的六层楼上，他们找到一个三个正屋带一个厨房的公寓；房间很小，朝着一个四面都是高墙的挺小的园子。在他们那一层，从对面一堵比较低矮的墙上望过去，可以瞧见一所修道院的大花园，那在巴黎还有不少，都是藏在一边，没人知道的。园子里荒凉的走道上，一个人都没有。比卢森堡公园里更高更密的古树，在阳光底下微微摆动；成群的鸟在歌唱；天刚亮就能听到山鸟的笛声，接着是麻雀吵吵闹闹而有节奏的合唱。夏日的傍晚，燕雀的狂噪穿过暮霭，在天空回绕。月夜还有蛤蟆像滚珠一样的叫声，好比浮到池塘面上的气泡。倘使这幢旧屋子不是时时刻刻被沉重的车子震动，仿佛大地在高热度中发抖的话，你决计想不到是住在巴黎。

有一间屋比其余的两间更大更好，两个朋友便互相推让，结果大家同意用抽签来决定。首先做这个提议的克利斯朵夫存了心，用了一种他素来觉得不会做的巧妙的手法，居然使自己没抽到那个好房间。

于是他们开始了一个完全幸福的时期。那不是专靠某一件事，而是同时靠所有的事：他们所有的行动和思想都浸在幸福中间，幸福简直跟他们一分钟都不离开了。

在这个友谊的蜜月中，那些深邃而无声的欢乐，唯有“得一知己”的人才能体会。他们难得说话，也不大敢说话；只要能觉得彼此在一起，能交换一个眼风，一句话，证明他们虽然静默了好久而思想仍旧在一条路上就行了。用不着互相问讯，甚至也用不着互相瞧一眼，他们随时都能看到对方的形象。动了爱情的人都不知不觉把爱人的灵魂作为自己的模型，一心一意想不要得罪爱人，想叫自己跟对方完全合而为一，所以他凭着一种神秘的、突如其来的直觉，能够窥到爱人的心的微妙活动。朋友看朋友是透明的；他们彼此交换生命。双方的声音笑貌在那里互相摹仿，心灵也在那里互相摹仿，——直要等到那股深邃的力，那个民族的本性，有一天突然抬起头来把他们友谊的联系扯断了的时候才会显出裂痕。

克利斯朵夫放低了声音说话，放轻了脚步走路，唯恐扰乱了隔壁屋子里幽静的奥里维；友谊把他改变了：他有种从来没有的快乐、信赖、年轻的表情。他疼着奥里维。奥里维大可以对朋友作威作福，要不是他觉得不配受这样的爱而为之脸红的话：因为他自以为还不及克利斯朵夫，不知克利斯朵夫也跟他一样的谦卑。双方的这种谦卑是从友爱来的，给他们多添了一种甜蜜。一个人觉得自己在朋友心中占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即使自以为不够资格，也是最快乐的。因此他们俩都非常的感动和感激。

奥里维把自己的藏书放在克利斯朵夫的一起，不分彼此。他提到某一册的时候，不说“我的书”，而说“我们的书”。只有一小部分东西，他保留着不作为公共财产：那是姐姐的遗物或是跟她的往事有关的东西。克利斯朵夫被爱情磨练得机警了，不久便注意到这种情形，可不明白为什么。他从来不敢向奥里维问起他的家属，只知道奥里维所有的亲人都已经故世；除了带点儿高傲的感情使他不愿意探听朋友的私事以外，他还怕触动朋友过去的悲痛。他羞怯得连对奥里维桌上的照片都不敢仔细瞧一眼，虽然心里很有这个愿望。那张像片上有一位正襟危坐的先生，一位太太，还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脚下坐着一条长毛大狗。

在新居住了两三个月，奥里维忽然受了些风寒，躺在床上。克利斯朵夫动了慈母一般的感情，又温柔又焦急地看护他；医生听到奥里维肺尖上有点儿发炎，嘱咐克利斯朵夫用碘摩擦病人的背。克利斯朵夫一本正经做着这工作的时候，瞧见奥里维脖子里挂着一块圣牌。他知道奥里维对一切宗教信仰比他都摆脱得干净，当下表示很奇怪。奥里维脸一红，说道：“那是件纪念物，是我可怜的安多纳德临死的时候带着的。”

克利斯朵夫打了一个寒噤。安多纳德这个名字使他忽然心中一亮。

“安多纳德？”他问。

“是的，她是我的姐姐。”

克利斯朵夫反复念着：“安多纳德……安多纳德·耶南……她是你的姐姐？”他一边说，一边望着桌上的照片，“她不是很小就故世的吗？”

奥里维凄然笑了笑：“这是一张小时候的照片。可怜我没有别的……她死的时候已经二十五岁了。”

“啊！”克利斯朵夫很激动地说，“她可是到过德国的？”

奥里维点点头。

克利斯朵夫抓着奥里维的手：“那么我是认识她的啊！”

“我知道。”奥里维回答。

他勾着克利斯朵夫的脖子。

“可怜的姑娘！可怜的姑娘！”克利斯朵夫再三说着。

他们俩一齐哭了。

克利斯朵夫忽然想到了奥里维的病，便尽量安慰他，要他把手臂放进被窝，替他把被褥盖住肩头，像母亲一般替他抹着眼泪，坐在床头对他望着。

“对啦，对啦，”克利斯朵夫说，“怪不得我早认得你了，第一天晚上就认出你了。”

（不知他是对眼前这个朋友说，还是对那个已经死了的朋友说。）

“可是你，”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既然早知道了，干吗不对我说呢？”

安多纳德冥冥中借着奥里维的眼睛回答：

“我不能说。应当由你说的。”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在静悄悄的夜里，奥里维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向握着他的手的克利斯朵夫轻轻讲着安多纳德的一生；——可是那不该说的一段，连她自己也闭口不言的秘密，并没有说，——但也许克利斯朵夫已经知道了。

从此，他们俩都被安多纳德的精神包裹了。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她就跟他们在一块儿。他们甚至用不着想到她：两人都是以她的思想为思想的。她的爱是他们的两颗心相会的地方。

奥里维时常唤起她的形象：都是些零星的回忆，短短的轶事，让她那种羞怯而可爱的举动，年轻而端庄的笑容，深思而妩媚的情致，像一道微光似的透露出来。克利斯朵夫默默无言地听着，整个儿给这个看不见的朋友的光彩罩住了。因为天生的比别人容易吸收生机，他有时能在奥里维的说话中间听到深邃的回声，为奥里维自己所听不见的；而且那年轻的死者的生命，他也比奥里维更能够吸收。

在奥里维身边，他不知不觉代替了她的职位；笨拙的德国人居然会像安多纳德一样的殷勤、细心，做许多体贴周到的安排，叫人看了感动。有时他竟弄不清是为了爱奥里维而爱安多纳德呢，还是为了爱安多纳德而爱奥里维。柔情牵动之下，他不声不响到安多纳德墓上去供些花草。奥里维一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在墓上发现了鲜花才觉察，可还不容易肯定是克利斯朵夫去过的。他怯生生提到这问题，克利斯朵夫却粗声大气把话岔开了。他不愿意奥里维知道；但有一天两人在公墓上碰到了。

另一方面，奥里维私下写信给克利斯朵夫的母亲，把克利斯朵夫的近况告诉她，说他对克利斯朵夫怎样的敬爱与钦佩。鲁意莎很笨拙很谦卑地回了信，表示感激涕零；她老是提到自己的儿子，口气像提到一个小孩子一样。

像情人似的经过了一个不大出声的时期以后，——经过了一个“心旷神怡的恬静，莫名其妙的欢乐”的时期以后，——两人的舌头松动了。他们几小时的摸索着，要在朋友的心中有点儿新发现。

他们俩性情那么不同，但本质都那么纯粹。他们因为如是其不同又如是其相同，所以相爱。

奥里维是娇弱、单薄，不能跟人生的艰苦搏斗的。一遇到阻碍，他便退缩，并非为了害怕，而是一小部分为了胆怯，一大部分为了不肯用强暴与粗鄙的手段去克服困难，他是靠替人补习功课，写些文艺的书来维持生活的，报酬照例是少得可怜。他也偶尔写些杂志文章，可从来不能自由发表意见，必须讨论他不大感到兴趣的问题：——他感到兴趣的题材，人家不要他写；他是诗人，人家却叫他写评论；他懂得音乐，人家却要他谈画。他知道，关于这些问题他只能说些老生常谈：而这正是大众欢迎的；他不得不对平凡的人说些他们能懂的话。后来他厌恶到极点，不愿意再写了，只替一些小杂志写作。那些刊物虽没有稿费，但言论自由，所以是被许多青年真心爱护的。唯有在这等地方，他才能发表他值得留存的东西。

他为人温和有礼，表面上很有耐性，实际上却是非常敏感。一句略微过火的话就会使他气得热血奔腾；看到什么不公平的事，他会惊骇失措；他除了自己痛苦以外，还替别人痛苦。几百年前的某些丑恶的史实使他痛心疾首，仿佛当时遭人蹂躏的便是他自己。一想到遭受那些不幸的人的苦难，他脸色发白，浑身打颤，苦恼到极点，可是他同情的人物已经跟他隔着几世纪了。要是他亲眼看到这一类的暴行，更是气得直打哆嗦，有时甚至会害病，睡不着觉。他外表的强作镇静，是因为知道自己一生气就会过火，可能说出别人不能原谅的话。那时人家恨他比恨素来性情暴烈的克利斯朵夫更厉害，因为奥里维冲动之下，似乎比克利斯朵夫更容易透露他隐秘的思想。而这是不错的。他的批判人，既没有克利斯朵夫那样盲目的夸张，也没有他那样一厢情愿的幻想，而是把事情看得非常清楚。这便是一般人最不能原谅的地方。他因此默不出声，知道争辩没用，就避免争辩。这种压制使他很痛苦。但他更痛苦的是自己的胆怯：为了胆怯，他有时竟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思想，或者不敢坚持到底，或者还得向人道歉，好似那次为了讨论克利斯朵夫而跟吕西安·雷维-葛争吵的情形。他对人对己都打不定主意，常常为此苦闷。在比较更使性的少年时代，他不是极端兴奋，便是极端消沉，而转换的方式也非常突兀。他最快乐的时候，已经觉得悲哀在旁边等着他了。果然，他根本没看到悲哀是怎么来的，冷不防就给它抓住了。那时他不但烦恼，还要埋怨自己的烦恼，怀疑自己的言语、行为、诚实，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攻击自己。他的心在胸中乱跳，可怜巴巴地挣扎着，快要窒息了。——自从安多纳德死后，也许是受了她的死亡之赐，受了在某些亲爱的亡人身上发出来的那种令人苏慰的光明之赐，好像黎明的微光把病人的眼睛与心灵都照得清明了一样，奥里维虽不能完全摆脱这些骚乱，至少能够隐忍而加以控制了。很少人想象得到这类内心的斗争，他把这个使自己感到屈辱的秘密藏在心里：一方面是软弱而骚动的身体，一方面是无挂无碍而清明宁静的智慧，虽不能完全控制那个骚乱，却也不致受它的害，——“在扰攘不息的心头始终保持着一片和平”。

这种智慧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惊异。那是他在奥里维的眼睛里看出来的。奥里维有的是直觉，有的是胸襟阔大的敏锐的好奇心，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对什么都不恨，抱着广大的同情观照世界：这种清新的日光是最可贵的天赋，使他能够用一颗永远天真的心去体验宇宙间生生不息的现象。在这个内心的天地中，他觉得自己无挂无碍，广大无边，能够主宰一切了；他这才忘了自己的缺陷和肉体的痛苦。这个弱不禁风，随时可以奄然物化的身体，倘使你远远地用一种幽默而怜悯的态度去看它，的确另有一番风味。在这等情形中，一个人决不执着自己的生命，可是更热烈地执着一般的生命。奥里维把不愿意在行动方面消耗的精力全部灌注到爱情和智慧中去。他没有充分的活力单独生存。他是根藤萝，需要有个依傍。把整个身心施舍给人家的时候，才是他生命最丰满的时候。那是女性的灵魂，永远需要爱别人，需要被别人爱。他生来是跟克利斯朵夫配在一起的。历史上有一般高贵的可爱的朋友，为大艺术家作护卫，同时也靠着大艺术家坚强的心灵而繁荣滋长的：例如贝尔脱拉菲奥之于达·芬奇，卡瓦列雷之于米开朗琪罗；温布里安同乡之于年轻的拉斐尔；阿尔特·凡·赫尔德之忠于那个老而潦倒的伦勃朗。他们并没那些宗师的伟大；可是宗师所有高贵与纯洁的成分在那些朋友身上似乎更臻化境。他们是天才的最理想的伴侣。

他们的友谊对两人都有好处。有了朋友，生命才显出它全部的价值；一个人活着是为了朋友；保持自己生命的完整，不受时间侵蚀，也是为了朋友。

他们互相充实。奥里维头脑清明，身体虚弱。克利斯朵夫元气充沛，精神骚乱。一个是瞎子，一个是瘫子。合在一块儿，他们可是非常完满了。受了克利斯朵夫的熏陶，奥里维对阳光重新感到了兴趣；因为克利斯朵夫生机勃勃，身心康健，便是在痛苦、受难，憎恨的时候依旧能保持乐天的倾向；而这些他都灌输了一部分给奥里维。可是克利斯朵夫得之于奥里维的还远过于此。一般天才的通例，尽管有所给与，但他在爱情中所取的总远过于所给的，因为他是天才，而所谓天才一半就因为他能把周围的伟大都吸收过来而使自己更伟大。俗语说财富跟着富人跑。同样，力也是跟着强者走的。克利斯朵夫吸收了奥里维的思想来滋养自己，感染到他超然物外，洒脱自如的精神和那种远大的目光，——静静地体验一切而控制一切的目光。但朋友的这些德性一朝移植到他这块更肥沃的土地上时，它们的发荣滋长变得格外有力了。

他们在对方的心灵中发掘出这些境界，对之赞叹不已。每个人贡献出无穷的富源，那是至此为止各人从来没意识到的全民族的精神财宝；奥里维所贡献的是法国人广博的修养和参透心理的本领；克利斯朵夫所贡献的是德国人那种内在的音乐与体会自然的直觉。

克利斯朵夫不能了解奥里维怎么会是法国人。这位朋友跟他所见到的法国人多么不同！没有遇见他之前，克利斯朵夫几乎把吕西安·雷维-葛看作现代法兰西精神的典型，不知他实际上只是一幅漫画。看到了奥里维，他才发觉巴黎还有比吕西安·雷维-葛思想更自由，而仍不失其纯洁狷介的人。克利斯朵夫拼命跟奥里维辩，说他和他的姐姐不完全是法国人。

“可怜的朋友，”奥里维回答，“关于法国，你知道些什么呢？”

克利斯朵夫拿他从前为了要认识法国而耗费的精力作为辩论的根据；他把在史丹芬与罗孙家中碰到的法国人一个一个的背出来，都是些犹太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美国人、俄国人，甚至也有几个真正的法国人。

“我早料到了，”奥里维回答，“你连一个法国人都没见到。你只看到一个堕落的社会，一些享乐的禽兽，根本不是法国人，仅仅是批浪子、政客、废物，他们所有的骚动只在法国的表面上飘过，跟法国连接触都没接触到。你只看见成千成万的黄蜂，被美丽的秋天与丰盛的果园吸引来的。你没注意到忙碌的蜂房，工作的都城，研究的热情。”

“对不起，”克利斯朵夫说，“我也见过你们优秀的知识阶级。”

“什么？两三打文人吗？那才妙呢！在这个时代，科学与行动变得这样重要，文学只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最浮表的思想。何况以文学而论，你也只看到些戏剧，所谓高级的娱乐，替国际饭店有钱的主顾定制的国际烹调。巴黎那些戏院吗？一个真正工作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巴斯德一生也没看过十次戏！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你太重视我们的小说，太重视大街上的戏院，太重视我们那班政客的掀风作浪了……要是你愿意，我可以让你看到一般从来不看小说的女人，从来不上戏院的巴黎姑娘，从来不关心政治的男子，——而这些全是知识分子呢。你既没看到我们的学者，也没看到我们的诗人。你既没看到我们没世无闻的孤高的艺术家，也没看到我们革命志士的热烈的火焰最伟大的信徒，你一个没见过，最伟大的自由思想者，你也一个没见过。至于平民阶级更不必谈了！除了那个看护过你的可怜的女人，你对法国的平民又知道些什么？你哪儿看得到呢？住在二三层楼以上的巴黎人，你认识几个（巴黎公寓的房租层次愈低愈贵，愈高愈便宜：故平民多住在二三层楼以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巴黎房屋普通都只有五六层。）？你要是不认识那班人，你就不认识法兰西。在可怜的公寓中，在巴黎的顶楼下，在静悄悄的内地，有的是善良、真诚的人，庸庸碌碌过着一辈子，老抓着一些严肃的思想，每天都作着自我牺牲。——法国无论哪个时代都有这小小的一群人，数量是不足道的，精神是伟大的，差不多没人知道，没有一点儿表面的行动，然而的确是法兰西的力量，默默无声而持久的力量。至于自命为优秀的阶级却在那里不断的腐烂，不断的新陈代谢……你一朝看到一个法国人不是为了追求幸福，不是为了以任何代价追求幸福而活着，而是为了完成或是效忠于他的信仰而活着，你便觉得奇怪。可是有成千成万的人，像我这样，比我更有价值，更虔诚，更谦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一个没有回音的上帝服务，为了一个理想而服务。你不认识那些卑微的人，省吃俭用，按部就班，勤劳不倦，安安静静的，心中却藏着一朵没有燃烧起来的火焰，——这是为了保卫乡土，跟自私的贵族抗争而牺牲的民众，是蓝眼睛的老沃邦一流的人。你既不认识平民，也不认识优秀阶级。像我们忠实的朋友一样，像支持我们的伴侣一样的书，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你根本不知道，我们以多少的忠诚与信心培植着一批年轻的刊物。你可想到有些正人君子是我们的太阳，它的光华使无赖小人畏惧吗？他们不敢正面相搏，只有对它低头，以便用手段去暗算它。无赖小人是奴隶，而所谓奴隶倒是主人。你只认识奴才，没认识主人……你看着我们的斗争，以为是胡闹，因为你不了解它的意义。你只看见太阳的反光和影子，可没看见内在的太阳，没看见我们几百年的灵魂。你有没有想法去认识它？有没有窥见我们英勇的行为，巴黎公社时代的十字军？有没有把握到法兰西精神的悲壮的气息？有没有对巴斯加心中的深渊探着身子看过一眼？对于一个一千年来始终在活动在创造的民族，把它哥特式的艺术、十七世纪的文化、大革命的巨潮传遍全世界的民族，——一个经过几十次磨练而从来没死灭。而复活了几十次的民族，怎么能横加诬蔑呢？你们都是一样的。你所有的同胞，到这儿来都只看见腐蚀我们的寄生虫，文坛、政界、金融界的冒险者和他们的供应商，他们的顾客，他们的娼妓：你们把这批吞噬法兰西的坏蛋作为批判法兰西的根据。你们之中一个都没想到被压制的真正的法国，藏在内地的那个生命的储藏库，那些埋头工作的民众，根本不理会眼前的主人怎么喧闹……你们对这些情形一无所知也是挺自然的，我不怪怨你们：你们怎么会知道呢？连法国人自己都不大认识法国。我们之中最优秀的都给封锁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人家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锲而不舍抓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把从它那儿得到的光明当作神圣的宝物一般储存在心中，竭尽心力保护它不让狂风吹熄；——我们孤零零的，觉得周围尽是那些异族散布出来的乌烟瘴气，像一群苍蝇似的压在我们的思想上，留下可恶的蛆虫侵蚀我们的理智，污辱我们的心灵；——而应当负责保卫我们的人反而欺骗我们；我们的向导，我们的非愚即怯的批评家，只知道谄媚敌人，求敌人原谅他们生为我们的族类；——民众也遗弃我们，既不表示关切，甚至也不认识我们……我们有什么方法使民众认识呢？简直没法跟他们接近。啊！这才是最受不了的！我们明知道法国有成千累万的人思想都和我们的一样，明知道我们是代表他们说话，而竟没法叫他们听见！敌人把什么都霸占了：报纸、杂志、戏院……报纸躲避思想，要不然就只接受那些为享乐作工具，为党派作武器的思想。党派社团把所有的路封锁了，只许自甘堕落的人通过。贫穷和过度的劳作把我们的精力消磨尽了。忙着搞钱的政客只关心那批能够收买的无产阶级。而冷酷自私的布尔乔亚又眼睁睁看着我们死。我们的民众不知道我们：凡是和我们一样斗争的人，也像我们一样被静默包围着，不知道有我们，而我们也不知道有他们……可怕的巴黎！固然巴黎也做了些好事，把法兰西思想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一处。可是它做的坏事至少不亚于它做的好事；而且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便是善也会变成恶的。只要一个冒充的优秀阶级占据了巴黎，借了舆论大吹特吹，法国的声音就给压下去了。何况法国人自己还分辨不清；他们噤若寒蝉，怯生生地把自己的思想藏起来……从前我为此非常痛苦。现在，克利斯朵夫，我可是安心了。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决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叫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已经有些岩石的峰尖透到水面上来了。”

克利斯朵夫发现了理想主义那股气势伟大的力；当时法国的诗人、音乐家、学者，都受着这股力鼓动，当今的人尽管喧呼扰攘，宣传他们鄙俗的享乐主义，把法国思想界的呼声压倒，可是法国的思想界为了自己的身份，不屑跟市井无赖的叫嚣去对抗，只为着自己，为着它的上帝，继续唱它的热烈而含蓄的歌。它甚至为了躲避外界的喧扰，直退隐到它高塔上最深藏的地方。

诗人这个美丽的名词，久已被报纸与学会滥用，称呼那般追求名利的多嘴的家伙。但真正的诗人瞧不起鄙俗的辞藻与拘泥的写实主义，认为那只能浮光掠影地触及事物的表面而碰不到核心；他们守在灵魂的中心，耽溺着一种神秘的意境，那是形象与思想所向往的，它们像一道倾泻在湖内的急流，染上那内心生活的色彩。但这种为了另造一个世界而特别深藏的理想主义，大众是无法接受的。克利斯朵夫最初也不能领会。在叫嚣喧呼的节场以后，这情形未免太突兀了。好比在刺目的阳光底下经过了一番骚扰，忽然来了一片静悄悄的黑暗。他耳朵里乱响，什么都无从分辨。他先因为热爱生命，看了这对比非常不快。外边是热情的巨潮在震撼法国，震撼人类。而在艺术中间，初看竟没有一点儿骚乱的痕迹。克利斯朵夫问奥里维：

“你们为德雷福斯事件 闹得天翻地覆；但经历过这旋涡的诗人在哪儿？有宗教情绪的人，此刻心中正作着几百年来最壮烈的斗争，教会的威权与良心的自由正在冲突。哪见有个诗人反映这种悲痛的？劳工阶级预备作战；有些民族灭亡了，有些民族再生了，亚美尼亚人遭受屠杀，亚洲在千年长梦中醒来，把欧洲的掌钥人，莫斯科巨人推倒了；土耳其像亚当般睁眼见了天日；空间被人类征服了；古老的土地在我们脚下裂开，把整个民族吞下了……所有二十年来的奇迹，尽够写二十部史诗的材料，你们诗人的作品中，可有这些大火的痕迹？现实的诗歌，难道就只有他们没看见吗？”

“你耐性一点，朋友，”奥里维回答，“别说话，你先听着……”

世界的车轴声慢慢的隐没了；行动的巨轮在街上震撼的声音去远了。静寂的神妙的歌声清晰可辨了：

蜜蜂的声音，菩提树的香味……

风用它黄金般的嘴唇吹着大地……

柔和的雨声挟着蔷薇的幽香。

我们听见诗人的刀斧在柱头上雕出“最朴素的事物的庄严的姿态”;“用他的黄金笛，用他的紫檀箫”表现严肃与欢乐的生活；又为“一切阴影都是光明”的心灵，唱出它们宗教的喜悦与信仰的甘美……还有那抚慰你，向你微笑的酣畅的痛苦，“在它严峻的脸上，射出一道他世界的光芒……”以及那“睁着温柔的大眼的，清明恬静的死亡”。

这交响曲是许多纯粹的声音合起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可以跟高乃依与雨果的音响宏大的小号相比；但它们的合奏更深刻，层次更复杂。那是现代欧罗巴最丰富的音乐。

克利斯朵夫不做声了，奥里维对他说：“现在你明白没有？”

这时也轮到克利斯朵夫向奥里维做手势，要他住嘴了。他虽然喜欢更阳性的音乐，但听着心灵像森林像泉水般的喁语，也欣然领受了。大众尽管为了争一日之短长而互相厮杀，诗人依旧在讴歌天地的长春，和“美的景物所给人的甜美的慈爱”。人类在那里“惊呼悲号，在一块贫瘠黑暗的田里打转”的时候，千千万万的生灵互相争取一些血淋淋的自由的时候，泉水和森林却齐声唱着：“自由！自由！圣哉！圣哉！”

诗人并没自私自利的作着恬静的好梦。他们胸中不少悲壮的呼声，也不少骄傲的呼声，爱的呼声，沉痛的呼声。

这是如醉若狂的飓风，“夹着它暴厉的威力或是深邃的甘美”；是骚乱的力，是兴奋若狂的史诗，唱出群众的狂热，唱着人与人间，喘息不已的劳动者间的战斗：

如金如墨的脸庞在黑影与浓雾中显现，

肌肉紧张或收缩的背，

站在巨大的火焰与巨大的铁砧前面……（锻炼着未来的城市。）

强烈而惨淡的光，照着“冷静的理智”，同时也映出一些孤独的心灵悲壮的苦闷，他们以痛快淋漓的心情磨着自己。

这些理想主义者的许多特征，在德国人看来倒更近于德国式。但他们都爱好“法国式的隽永的谈吐”，诗中充满着希腊神话的气息。法国的风景与日常生活，在他们眼中都变了阿提卡海的景物。古代的灵魂似乎至今在二十世纪的法国人身上活着，他们还想脱下现代的衣衫，显出他们美丽的裸体。

所有这一类的诗歌都有种成熟了几百年的文明的香味，那是在欧洲任何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你只要闻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忘掉。它把世界各国的艺术家都吸引到法国来，变成法国诗人，并且是十足地道的法国诗人；而崇拜法国古典艺术的信徒，也没比盎格鲁·撒克逊人，佛兰德人和希腊人更热烈的了。

克利斯朵夫受着奥里维的指引，让法国诗神的精炼美把他渗透了，虽然以他的趣味而论，这个贵族式的，被他认为太偏于灵智的女神，不及一个朴素的、健全的、结实的，并不喜欢那么推敲，但懂得热爱的民间女子可爱。

全部的法国艺术都有同样美妙的香味，好似秋天被太阳晒暖的树林中发出杨梅熟透的味道。音乐仿佛就是隐在草里的小小的杨梅。最初，克利斯朵夫因为在本国看惯了茂密的杂树，所以在这些微小的植物旁边走过而没有看见。现在清幽的香味使他回过头来了；靠着奥里维的帮助，他发现在那些僭称为音乐的荆棘与枯叶中间，另有一小群音乐家制作着精炼而质朴的艺术。在种满菜蔬的田里，在工厂的煤烟中间，在圣·德尼平原的中心，一群无愁无虑的野兽在一个圣洁的小树林中舞蹈。克利斯朵夫不胜惊奇地听着他们的笛声，又恬静又俏皮，跟他一向所听到的渺不相似：

我只要一支小小的芦苇，

就能使蔓长的野草呻吟，

整片的草原悲鸣，

温柔的杨柳呜咽，

还有那小溪也会低吟：

我只要一支小小的芦苇，

就能使森林合唱齐鸣……

那些钢琴小曲，那些歌，那些法国的室内音乐，素来是为德国艺术家不屑一顾的，克利斯朵夫自己也没注意到其中富有诗意的技巧；但在慵懒的风度与享乐气息之下，他开始看到一种为了求脱胎换骨而来的骚动与苦闷，——那是莱茵彼岸的人无从领会的。法国音乐家用着这种心情在他们荒芜的艺术园地中寻找能够孕育未来的种子。德国音乐家守着乃祖乃父的营地，认为在他们往日的胜利之后，世界的进化已经登峰造极；可是世界依旧在前进；而法国人就是首先出发的先锋队。他们发掘艺术的远大的前程，访求那已经熄灭的和方在升起的太阳，追寻那已经消逝的希腊和酣睡了几百年，重新睁着大眼，抱着无穷的梦想的远东。西方音乐素来受着章法结构与古典规则的限制，至此才由法国艺术家来开放古代的调式；他们在凡尔赛池塘中灌入世界上所有的水：通俗的旋律与节奏，异国的与古代的音阶，新的或翻新的音程。在此以前，法国的印象派画家已经替眼睛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们是发现光明的哥伦布；——现在法国音乐家竭力要征服音响的世界了；他们在听觉的神秘幽深的区域中走得更远，在内心的海洋里发现了崭新的陆地。可是他们很可能有了收获而不作出什么结果来。他们一向是替人开路的。

克利斯朵夫很佩服这个刚刚复活而已经走在前锋的音乐。这个文雅细巧的家伙多勇敢！克利斯朵夫以前指摘他的荒谬，现在可变得宽容了。要永远不会犯错误，只有一事不做。为了追求活泼泼的真理而犯的过失，比那陈腐的真理有希望多了。

不问结果如何，那种努力毕竟是了不起的。奥里维使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三十五年来完成的事业：人们花了多少精力把法国音乐从一八七○以前的麻痹状态中救出来；那时法国没有自成一派的交响乐，没有深刻的修养，没有传统，没有大师，没有群众；一切都由柏辽兹一个人担当，而他还是郁郁不得志而死。如今克利斯朵夫对一班尽瘁于复兴大业的匠人感到敬意了；他不想再讥讽他们狭窄的美学或缺乏天才了。他们所创造的不只是作品而是整个的音乐民族。在锻炼法国新音乐的一切伟大的宗匠里头，塞萨尔·弗兰克对他特别显得可爱。他没看到自己惨淡经营的事业成功就死了；像德国的老许茨一样，他在法兰西艺术最黯淡的时期始终保持着他的信心和他的民族天才。在繁华的巴黎，这个纯洁的大师，音乐界的圣者，艰苦勤劳地过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丧失清明的心地与耐性；他的坚忍的笑容使他的作品蒙上一层慈爱的光彩。

克利斯朵夫因为没参透法兰西深刻的生命，所以看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中间居然有一个虔诚的大艺术家，就认为是桩奇迹了。

可是奥里维微微耸着肩，问他在欧洲哪个国家，能找到一位感受浓厚的圣经气息的画家，可以跟那清教徒式的弗朗索瓦·米勒相比的；——哪儿有一个学者比清明的巴斯德更加渗透热烈与谦卑的信仰的，——一朝他的精神像他自己所说的，“在悲怆惨痛的境界中”被“无穷”这个观念抓住之后，他便匍匐在地下，“哀求理智把他释放，因为他差不多和巴斯德一样要为了信仰而发狂了”。旧教教义既不妨碍米莱那种英勇的写实主义，也不妨碍巴斯德那种热烈的理智踏着稳健的步子，“走遍了原始的自然界，在无穷小的漆黑的天地中（巴斯德为近代研究细菌学之始祖，故言“无穷小”的天地。），在生命发源的最隐蔽的地方摸索”。他们出身于内地，在内地的民众身上汲取他们的信仰，也就是一向潜伏在法国土地中的信仰；愚弄平民的政客尽管信口诬蔑也没用。奥里维对这个信仰认识很清楚：那是他生来就有的。

他又指点克利斯朵夫看到二十五年来旧教的革新运动。法国的基督教思想热烈地要跟理智，自由，生命融合起来；那些勇敢的教士，就像他们之中有一个说的，“受了一番人的洗礼”，主张旧教应该了解一切，跟所有正直的思想结合：因为“一切正直的思想，即使犯了错误，还是纯洁的、神圣的”。无数的青年教徒，一片诚心地祝望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自由，纯洁，博爱，容纳一切善意的人；虽然横遭诬蔑，被斥为异端邪说，受尽左派右派——尤其是右派——的暗箭，这个小小的维新队伍依旧非常镇静，坚毅不屈地踏上艰难的前途，知道非洒尽血泪决不能在世界上有什么持久的成就。

法国其他的宗教，也受着同样活泼的理想主义与热烈的自由主义的激荡。新教和犹太教那些庞大而麻木的躯体，也受着新生命的刺激而颤抖了。大家争先恐后地努力，想创造一个自由人的宗教，对热情与理智的威力都不加压制。

这种宗教的狂热并非为宗教所独有；它是革命运动的灵魂。在这儿，它更多了一点悲壮的意味。克利斯朵夫一向只看到卑鄙的社会主义，——被政客们用来笼络群众，拿些幼稚的、鄙俗的幸福之梦，去诱惑那些饥饿的顾客的；而所谓幸福，据政客们说，是他们一朝有了政权就能利用科学来赐给大众的普遍享乐。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跟这个令人作恶的乐观主义相对的，还有一班领导工会的优秀分子所提倡的神秘而激烈的运动。他们所宣传的是“战争，从战争中为垂死的世界重新求得一种意义，一个目标，一宗理想”。这些伟大的革命家，痛恨那“布尔乔亚式的，商人化的，温和的，英国式的”社会主义，而另外提出一个壮烈的宇宙观，“它的规律是对抗”，它生存的条件是不断牺牲。要是你能想象到被那些领袖驱向旧世界挑战的队伍，抱着以康德和尼采的理论同时见诸剧烈行动的神秘主义的话，那么这些高傲的革命志士就显得可惊了，——他们的如醉如狂的悲观气息，轰轰烈烈的英雄生活，对战争与牺牲的信仰，以战斗精神与宗教热诚而论，和条顿会（条顿会为十二世纪时半军人半慈善性质的日耳曼团体）或日本武士道的理想完全相符。

可是这纯粹是法国的产物，那些人物是几百年来从未改变特征的法兰西民族。这类特征，克利斯朵夫借着奥里维的眼睛在执政时期的执政官与独裁者身上看到，在某些思想家，行动者，和大革命以前的改革家身上看到。加尔文派、詹森派、雅各宾党、工团主义者都用着那种悲观的理想主义和自然斗争，不存幻想，也不灰心，像铁腕一般支撑着民族，往往也鞭挞民族。

克利斯朵夫一朝呼吸到这些神秘的斗争的气息，就开始懂得偏执狂的伟大，懂得为什么法国人对它这样的忠诚不二，为什么别的更善于调和的民族不能了解。像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他最初只觉得法兰西共和国标榜在一切建筑物上的口号（法国公共建筑物上大半镌有大革命时期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和法国人的专制思想对照之下非常可笑，便尽量加以讥讽。现在他可第一次看见了他们所热爱的。富于战斗性的“自由”的意义，——看到了理智的刀光剑影。那并不像他先前所想的，对法国人只是一句好听的话，一个空洞的观念。在一个需要理智高于一切的民族，为理智的斗争自然也高于一切的斗争。固然这种斗争被一般自命为实际的民族认为荒谬，但是有什么关系？用深刻的眼光来看，那些为了征服世界，为了帝国或为了金钱的斗争；何尝不是同样的虚空？不论是哪种斗争，百万年后还不是同样化为乌有？但要是人生的价值就靠着斗争的剧烈性，靠着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而迸发全部的生命力，便是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那么，除了法国那些为了拥护理智或反对理智的永久的战斗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战斗更能为生命争光的？而凡是尝过这种辛辣的滋味的人，对世所盛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毫无生机的宽容，只觉得太平淡，太没有丈夫气。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有补偿的，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可以发泄他们的精力。可是他们的民族力量并不在于宽容，宽容只有在许多党派中间成为英勇行为的时候，才称其为伟大。但在现代的欧洲，宽容往往只是麻木不仁，缺少信仰缺少生命的表现。英国人借着伏尔泰的一句名言，说“英国靠了信仰分歧而得到的宽容”，法国经过了大革命还没有能得到。——那是因为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比自称为有信仰的英国反而更有信仰。

像维吉尔带着但丁游地狱一样，奥里维带着克利斯朵夫看过了理想主义的钢铁志士，看过了为理智的战斗以后，直爬到山巅：那儿才有清明恬静的，真正超脱的，一小群法国的优秀人物。

他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超脱的人物。像停在凝静的天空的鸟一样的潇洒……在那个高度上，空气那么纯洁，那么稀薄，克利斯朵夫简直不容易呼吸。这儿你可以看到一班艺术家自命为神游于绝对自由的梦境中，——看到一班极端的主观主义者，像福楼拜一样瞧不起“相信万物是实有的伧夫”; ——看到一班思想家，以他们动荡的复杂的思想，摹仿着动荡不已的万物的波涛，“昼夜不息地流转着”，哪儿都不愿意停留，哪儿都不会遇到稳固的陆地或岩石，像蒙田所说的“不描写生命而只描绘过程，一天复一天，一秒复一秒的过程”; ——还有一班学者明知四大皆空，明知人类是在这个虚无中造出他的思想、他的上帝、他的艺术、他的科学，可是他们继续创造世界和它的规则，创造那个昙花一现的梦境。他们并不向学问求安息，求幸福，甚至也不求真理：——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真理的把握；——他们只是为学问而爱学问，因为它是美的，唯有它才是美的，真的。在思想的峰巅上，我们看到这些学者，热烈的怀疑主义者，不理会什么痛苦，什么幻灭，甚至连现实也不以为意，只顾闭着眼睛，听着许多心灵无声无息的合奏，听着数字与形式的微妙而壮丽的和声。这些大数学家，思想自由的哲学家，——世界上最严格最切实的头脑，——已经到了神秘的，入定的境界的极端；他们使周围都变成一片空虚，探着身子瞧着深渊，对于自己的目眩神迷感到一点儿醉意；他们欢欣鼓舞地把思想的光彩在无边的黑夜中放射出来。

克利斯朵夫挨在他们身边也想瞧一下，只觉得天旋地转。他素来自命为自由，因为他除了自由的良知以外已经摆脱了所有的规则；但在这些连思想的一切绝对的规则，一切无可违拗的强制，一切生存的理由都摆脱干净的法国人旁边，他骇然发觉自己的自由原来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为了求自由呀，能够自由是最大的快乐。”奥里维回答。

可是这种自由使克利斯朵夫手足无措，甚至于企慕德国的极权主义和严格的纪律了；他说：“你们的快乐是自欺欺人，是抽鸦片的人做的梦。你们醉心于自由，忘记了生命。个人的绝对自由是疯狂，一个国家的绝对自由是混乱……自由！自由！这个世界上谁是自由的？你们的共和国里谁是自由的？——还不是那班无耻之徒！你们最优秀的人可是被窒息的。你们只能做梦。不久恐怕连梦也做不成了。”

“那也没关系！”奥里维回答，“可怜的朋友，自由的乐趣，你是不能知道的。那的确值得用危险、痛苦甚至生命去交换。自由，感到自己周围所有的心灵都是自由的，——连无耻之徒在内：那真是一种没法形容的乐趣；仿佛你的灵魂在无垠的太空游泳。这样以后，灵魂再不能在别处生活了。你尽管给我像帝国军营内那样的安全，秩序，完满的纪律，我都认为不相干。我会闷死的。我需要的是空气，是自由，越多越好！”

“世界是需要规律的，”克利斯朵夫说，“早晚必有个主子来到。”

可是奥里维带着讥讽的神气，用着皮埃尔·特·莱斯图瓦斯的话回答：

用尽尘世的方法去禁锢法国的言论自由，

其无效就等于想把太阳埋在地下或关在洞里。

克利斯朵夫对于极端自由的空气慢慢觉得习惯了。在法国思想的高峰上，一班通体光明的心灵在幻想；克利斯朵夫从山顶上向脚下的山坡瞧去，只看见一群英勇的人为看一种活泼泼的信仰——不管是哪种信仰——在那里奋斗，永远想攀登高峰：他们向着愚昧、疾病、贫穷发动神圣的战争，一片热诚地致力于发明，征服光明与天空；那是科学对自然的大规模的战斗；——在山坡上比较低一些的地方，一群静默的、意志坚强的男男女女，善良而谦卑的心灵，千辛万苦才爬到半山腰，因为不能再往上，只能抱残守缺，过着平凡的生活，暗中还是非常热烈地抱着牺牲精神；——山脚底下，在险峻的羊肠小径中，多少偏执狂的人，多少盲目的本能，为了一些抽象的思想拼命扯作一团，不知道在环绕他们的石壁之上还别有天地，——再往下去是一带卑湿的池沼和在污泥中打滚的牲畜了。可是沿着山坡，东一处西一处开着些艺术的鲜花，音乐发出杨梅似的清香，诗人唱着如流水如鸣禽般的歌曲。

克利斯朵夫问奥里维：“你们的民众在哪儿呢？我只看见精华跟糟粕。”奥里维回答说：“民众吗？他们种着自己的园地，完全不理会我们。每一群所谓优秀分子都想加以拉拢，他们可一概不理。从前他们至少还有点儿分心，听听政客们的花言巧语，现在却充耳不闻了。放弃选举权的人不知有几百万。那些政党尽管打得头破血流，民众可满不在乎，只要打架不打到他们的田里去：万一出了这种事，他们可恼了，不管什么党派，他们都迎头痛击。他们自己并不有所行动，只在工作与休息受到妨碍的时候起而反抗。对帝皇，对共和政府，对教士，对帮口，对社会主义者，民众所要求的只是不要让他们受到公共的危险，例如战争、混乱、疫病等等，——同时让他们安安静静地种他们的园地。他们心里想：难道这些畜生不让我们安静吗？然而这些畜生竟是愚蠢不堪，把老实人缠个不休，非惹得他拿起镰刀来把他们逐出门外不止，——这便是我们的当局有一天会碰到的。从前，民众会给一些大事业煽动起来，将来也许还会有这种情形，虽然他们少年时代的疯狂久已过去；可是无论如何，他们的狂热决不持久；他们很快要回到几百年的老伙计——土地——那儿去的。使法国人留恋法国的是土地，而非法国的人民。多少不同的民族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并肩工作，是土地把他们结合了的：土地才是他们热爱的对象。不管一生的祸福如何，他们老在那儿耕种；他们觉得土地上的一切连一小方泥土都是好的。”

克利斯朵夫极目所及，沿着大路，在池沼周围，在山崖的坡上，在战场与废墟中间，在法兰西的高山与平原上，一切都是耕种的土地：这是欧罗巴文明的大花园。它的可爱不但是由于土地的肥沃，并且也由于那个不知劳苦的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不倦地开垦、播种，使美好的土地更美好。

好古怪的民族！大家说他变化无常，他的性格可一点儿没有变。在中世纪哥特式的塑像上，奥里维敏锐的目光还能辨认出今日各行省的一切特征；正如在克卢埃或迪穆斯捷的画笔下，他能认出现代交际社会或知识分子疲倦而带点讥讽意味的面貌，在勒拿 画上看出北部各州省的工人和农民的精神与明亮的目光。昔日的思想依旧在今日的心灵中流动。巴斯加的精神也依旧存在，不独于深思虔敬之士为然，即在庸碌的中产者或工团运动的革命党心中也有痕迹可寻。高乃依与拉辛的作品对于民众始终是活的艺术；巴黎的一个小店员，会觉得路易十四时代的悲剧比托尔斯泰的小说或易卜生的戏剧对他更接近。中世纪的歌，法国传说中的特里斯坦，对现代法国人的关系比瓦格纳的《特里斯坦》更密切。十六世纪以来在法国花坛中不断开放的思想之花，不管怎么庞杂，毕竟都是亲属，而且跟周围的别的花不同。

克利斯朵夫对法国的认识太肤浅了，捉摸不到它持久不变的面目。他在这个富丽的景色中最觉得奇怪的是土地的四分五裂。正如奥里维所说的，各有各的园地；每一方园地都用墙壁、篱垣以及种种的栅栏，和旁的园地分隔着。充其极也不过偶尔有些公共的草原和树林或者河这一边的居民不得不比对岸的居民彼此挤得紧一些。各人都关在自己家里；而这种不可侵犯的个人主义，经过了几世纪的毗邻生活以后，非但没减退，反而更强了。克利斯朵夫心里想：

“噢！他们这批人多孤独！”

以孤独而论，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屋子可以说是一个典型，那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一个规矩老实，不怕辛苦的小法兰西，可是在它各个不同的分子中间毫无联系。一所摇摇欲坠的六层楼的老屋子，地板在脚底下格格的响，天花板已经被蛀坏了，雨水直打进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顶楼，使他们不得不找些工人来把屋顶胡乱修葺一下：克利斯朵夫听他们在头顶上工作、谈话。其中有一个使他觉得又好玩又讨厌：他一刻不停地自言自语，自个儿笑着，唱着，说些野话，傻话，一边不断跟自己说话，一边不断工作；他每做一件事总得在嘴里报告出来：“还得敲一只钉呢。我的工具到哪儿去了？好吧，我敲了。敲了两只。还得再敲一下！嘿，朋友，那不是行了吗？”

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先静了一会儿，听着，随后又大声地打着唿哨，碰到曲子轻快流畅的段落，他重重地敲着锤子，在屋顶上打拍子。克利斯朵夫大怒之下，爬上凳子，从顶楼的天窗里伸出头去想骂他。可是一看见他骑在屋脊上，嘴里满衔着钉，嘻开着那张年轻老实的脸，克利斯朵夫不由得笑了出来，那工人也限着笑了。克利斯朵夫忘了怨恨，开始跟他搭讪。临了，他记起爬上窗来的动机，便说：

“啊！我问你：我弹琴不会妨碍你吗？”

他回答说不，但要求他别挑太慢的曲子弹，因为他跟着音乐的节拍，慢的曲子会耽误他的工作。他们像好朋友一般的分别了。克利斯朵夫六个月内和整幢屋子里的邻居说的话，还不及他一刻钟内跟这工匠谈的多。

每层楼上有两个公寓，一个是三间屋的，一个是两间屋的，根本没有仆人住的下房：每个家庭都自己动手，只有住在底层和二楼的是例外，他们的屋子也是由两个公寓合起来的。

跟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同样住在六楼上的邻居是一个姓高尔乃伊的神甫，年纪四十岁左右，非常博学，思想很开通，胸襟很宽广，原来在一所大修院里教《圣经》，最近为了思想太新而受到罗马的处分。他接受了处分，虽然心里并没真正的屈服；他不出一声，既不想反抗，也不愿意听人家的劝告，把主张公布；他躲在一边，宁可坐视自己的思想崩溃而不肯把事情张扬出去。对于这一类隐忍的反抗者，克利斯朵夫是不能了解的。他想跟他谈话，但那教士客客气气的，冷冰冰的，绝对不提到他最关切的问题，他的傲气使他把自己活埋了。

下面一层，正好在两个朋友的公寓底下，住着一户人家；男的是工程师，叫作哀里·哀斯白闲，夫妇俩有两个七岁至十岁之间的女儿。他们都是优秀的可爱的人，老关在自己家里，尤其因为处境艰难而羞于见人。年轻的太太不辞劳苦地工作，但常常为了清寒而心里屈辱；她宁愿加倍的劳苦，只要不让人知道他们的窘况。这又是克利斯朵夫不容易领会的一种心情。他们是新教徒，法国东部出身。几年以前夫妇俩卷入了德雷福斯事件的大风潮；为了这件案子，他们激动得差点儿发狂，正像七年中间（德雷福斯事件前后经过七年方始结束。）无数如醉若狂的法国人一样。他们为之牺牲了安宁、地位、社会关系，把多少亲切的友谊都斩断了，自己的身体也差不多完全搞坏了。他们几个月不能睡觉，不能饮食，翻来覆去讨论着同样的论点，像疯子一样的固执。他们互相刺激，情绪越来越激昂：虽然胆小，怕闹笑话，却照旧参加示威运动，在会场上发言；回到家中，两人都恍恍惚惚心儿乱跳；夜里他们俩一齐哭了。为了战斗，他们把热情与兴致消耗完了，等到胜利来到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个劲儿再去体会胜利的快乐，没有精力再去应付生活。当初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洁，以致后来的胜利比起他们所梦想的果实竟是近乎讽刺了。他们那么方正，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所以早先所崇拜的英雄们此刻在政治上讨价还价，使他们感到悲苦的幻灭。他们一向以为斗争中的伴侣都是激于义愤，主张正义的，——可是一朝把敌人打倒了，他们立刻扑过去抢赃物，夺政权，争荣誉，争位置，也轮到他们来把正义踩在脚下了！只有极少数的人依旧忠于他们的信仰，始终贫穷、孤独，被所有的党派遗弃，同时他们也丢开所有的党派，无声无臭地退隐在一边，让悲哀与忧郁把他们磨着，对什么都不存希望，对人类厌恶到极点，对生活厌倦到极点。工程师哀斯白闲和他的妻子便是这一类的战败者。

他们在屋子里没有一点儿声音，怕打搅邻人，尤其因为他们时常被邻人打搅，而为了傲气不愿意声张。克利斯朵夫看到两个女孩子嘻嘻哈哈，蹦蹦跳跳的快活劲儿老是受到压制，觉得可怜。他是喜欢孩子的，在楼梯上一碰见她们就表示种种的亲热。女孩子们最初有些胆小，不久也跟克利斯朵夫混熟了，他永远有些笑话讲给她们听，或者分些糖果给她们吃。她们在父母面前提起他；他们先也并不领情；可是这个常常把钢琴声和砰砰訇訇搬动家具的声音惹他们厌烦的邻居，——因为克利斯朵夫在房里透不过气来，老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大熊一般踱来踱去，——凭着那副坦白的神气慢慢地把他们征服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却不容易投机。克利斯朵夫的带点儿村野的态度，有时使哀里·哀斯白闲为之骇然。工程师很不愿意放弃平素的矜持，但对于一个眼神那么恳切，心情那么快活的人也没法抗拒。克利斯朵夫不时从邻人嘴里逼出几句心腹话。哀斯白闲兴趣很广，做事很有勇气，可是意志消沉，性情忧郁，处处隐忍。他有毅力担受艰苦的生活，可没有毅力改变生活。这种情形仿佛是他特意要证实自己的悲观主义。有人请他上巴西去担任一个工厂的经理，报酬很好，他可拒绝了，因为怕那边的气候损害家人的健康。

“那么为什么不把他们留在这儿，你自个儿去替他们挣笔家业呢？”克利斯朵夫说。

“把他们留在这儿！”工程师嚷道，“可见你是没有孩子的人。”

“倘使我有孩子，我还是一样的想法。”

“我才不呢！……而且要远离乡土！噢！我宁可在这儿吃苦的。”

克利斯朵夫觉得大家挨在一块儿受罪才算爱乡土、爱家属，未免古怪。

可是奥里维很了解，他说：“你想想吧！冒着举目无亲，远离骨肉，客死他乡的危险！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可怕的？何况生命这样的短促，忙忙碌碌真是何苦呢！”

“难道一个人非永远想到死不可吗？”克利斯朵夫耸耸肩回答，“而且便是死了，也是为自己所爱的人求幸福死的，那岂不胜于束手待毙吗？”

同一层楼上，在五楼那个小一些的公寓里，住着一个电气工人，叫作奥贝。——他的不跟邻居往来可不是他的过失。这个从平民阶级中跳出来的人物，决不愿意再回到平民阶级中去。小个子，带着病容，脑门的模样长得狠巴巴的，眼睛上面横着一条皱裥，目光很有精神，直勾勾瞧起人来像螺旋一样尖锐；淡黄色的短髭，有点儿讥讽意味的嘴巴，语调很低，声音像蒙着什么似的；脖子里裹着围巾，因为喉咙老是不舒服，再加上整天抽烟的刺激；行动急躁，颇有害肺病的人的脾气。他自高自大，喜欢挖苦，嘲弄，满肚皮的牢骚，骨子里却兴致很好，浮夸、天真，时时刻刻受着人生的愚弄。他是一个布尔乔亚的私生子，从来没见过父亲，而抚养他的母亲又是个叫人没法尊敬的女人：他从小就看到无数凄惨下流的事，学过各种手艺，跑过法国许多地方。他千辛万苦地自修：历史，哲学，颓废派的诗，可以说无书不读；戏剧，画展，音乐会，时下的潮流可以说无所不知。他对于文学和布尔乔亚思想崇拜得不得了，简直是入了迷。他脑子里都是大革命初期使中产阶级如醉若狂的那些模糊而热烈的观念：相信理智是永远不会错的，进步是无穷尽的，——古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相信幸福不久就会来的，科学是万能的，相信人即是神，而法兰西又是人类的先锋。他反对教会，认为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旧教——都顽固守旧，所有的教士都天生是进步的敌人。社会主义，个人主义，排外主义，在他头脑里冲突不已。他精神上是人道主义者，气质上是专制主义者，事实上是无政府主义者。生性高傲，他知道自己缺少教育，所以说话非常谨慎，尽量吸收别人的话，但不愿意请教人家，以为有伤尊严。然而不论他多么聪明伶俐，聪明伶俐究竟不能完全补足他教育的缺陷。他一心想写作：像许多从来没下过功夫的法国人一样，文字倒颇有风格，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不幸思想很模糊。他把苦心孤诣写成的东西拿一部分给一个他崇拜的名记者看，被取笑了一场。经过这次羞辱以后，他对谁都不再提他的工作了，但仍继续写作：因为他需要发泄，并且那是他引为骄傲而快乐的事。他对自己一文不值的哲学思想和文章很满意，以为写得极有力量。至于挺有意思的现实生活的记载，他倒并不重视。他自命为哲学家，想写些社会剧和宣传思想的小说。凡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都被他毫不费力地解决了。他到处能发现新大陆，过后又发觉那些新大陆早已由前人发现了，便大失所望，心中很气，几乎要抱怨人家给他上当。他爱慕光荣，抱着一腔牺牲的热忱，因为不知道怎么应用而痛苦。他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大文豪，厕身于作家之林，以为一个人有了作家的声望等于超凡入圣一样。可是他虽然需要对自己抱着种种幻想，他把事情看得很明白，知道自己毫无希望。他至少想生活在布尔乔亚思想的气氛中；远望之下，那气氛是非常光明的。这种无邪的愿望害了他，使他觉得为了地位关系不得不跟工人们来往真是难堪极了。既然他竭力想接近的中产社会对他闭门不纳，结果他便一个人都不来往。因为这个缘故，克利斯朵夫毫不费事就跟他接近了，并且还得赶快回避：要不然奥贝待在克利斯朵夫屋子里的时间，会比待在他自己屋里的时间还要多。他能找到一个艺术家谈谈音乐和戏剧，真是太高兴了。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克利斯朵夫并不感到同样的兴趣：他更喜欢跟一个平民谈谈平民的事。那可是奥贝不愿意谈而且是完全隔膜了的。

一层一层的往下去，克利斯朵夫和邻居的关系自然越来越疏远。要他能踏进四楼的公寓，简直需要靠一种神奇的魔术才行。——四楼的一边住着两个女人，给年深月久的丧事磨得懵懵懂懂了。三十五岁的奚尔曼太太；死了丈夫和女儿之后，跟她年老而虔诚的婆婆杜门不出住在一起。——四楼的另一边住着一个神秘的人物，看不出准确的年纪，大概有五六十岁，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他头发都秃了，胡子保养得很好，手长得很细气，说话很温和，举止大方。人家叫他做华德莱先生，说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党，外国人，但说不清是俄罗斯人还是比利时人。其实他是法国北方人，早已不是什么革命党，但还保存着过去的声名。参加过一八七一年的暴动，判了死刑，不知怎么逃过了，他十多年来走遍了欧洲。在巴黎骚动的时期和以后，在亡命的时期和回来以后，在从前的同志而现在握了政权的人中，在所有的革命党派中，他看到不知多少的丑事，便退出党派，心平气和地守着他清白的、可是一无用处的信念。他书看得很多，也写些带点煽动性的书，领导着——据人家说——印度和远东那一带的无政府运动，从事于世界革命，也从事于同样含有世界性而意义比较温和的研究工作：他要创造一种为普及音乐教育用的新的世界语。他跟公寓里的人都不来往，遇到了仅仅是挺有礼貌地招呼一下。他对克利斯朵夫倒肯说几句他记载音乐的新方法。但这是克利斯朵夫最不感兴趣的：用什么符号来表示思想，他认为无足重轻；不管是哪一种语言，他都能运用。那位学者可毫不放松，又温和又固执地解释自己的学说；至于他其余的事，克利斯朵夫一点都没法知道。所以在楼梯上碰见他的时候，他只注意那老跟着他的女孩子：她长着淡黄头发，黄眼睛，苍白的脸，血色很不好，侧影很难看，身体很娇，病容满面，没有多大表情。他跟大家一样以为她是华德莱的女儿，其实是个孤儿，父母都是工人阶级；华德莱在她四五岁时父母染疫双亡之后把她抱养过来的。他对一般贫苦的儿童喜爱到极点，那简直是他的一种神秘的温情，像樊尚·特·保罗的一样。因为不信任一切官办的慈善机关，也明白一般慈善团体的内容，所以他的救济事业是独自做的，瞒着别人，觉得另有一种愉快。他学了医，预备帮助人家。有一天他进到街坊上一个工人家里，看见有人病着，便给他们医治；他原来有些医药常识，此后更设法补充。看到儿童受苦在他是最受不了的。等到他替这些可怜的小生命解除了疾苦，瘦削的脸上重新浮起苍白的笑容，他才愉快极了，心都化开了。这是他尘世的天堂，而平时受他照顾的人给他的麻烦，他也忘了；因为他们难得感激他。门房的女人看到多少肮脏的脚踏上楼梯，常常气恼之极，说些尖刻的抱怨的话。房东对于这些穷苦工人——在他眼中就等于无政府党——的进进出出很不放心，对华德莱啧有烦言。他想搬家，又舍不得：他有些小地方很古怪，脾气又温和又固执，竟不把人家的话放在心上。

克利斯朵夫因为喜欢那女孩子，才得到华德莱一点信任。对孩子的爱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点。克利斯朵夫每次遇到那小姑娘，心里总不舒服，觉得她的相貌跟萨皮纳的小女儿有些相像。萨皮纳不但是他初恋的对象，她那个昙花一现的影子，那种幽静的风度，至今还藏在他心里。所以他很关切这个从来不跑不跳，脸色惨白的女孩子：她不大有声音，也没有年龄相仿的小朋友，老是孤零零的，静悄悄的，玩些没有动作没有声响的游戏，拿着个玩具娃娃或一块木头之类，嘴唇轻轻地动着，自己编些故事。她对人又亲热又冷淡，有点儿生分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但她的义父并没觉察，只知道一味地爱她。其实这种生分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便是在我们亲生的儿女身上也不免。克利斯朵夫想把工程师的两个女孩子介绍给她。但哀斯白闲与华德莱双方都客客气气的，坚决地谢绝了。这些家伙似乎非活埋自己，各自关在笼里不可。充其量，他们只能勉强相助；但各人心中还怕人家疑心是他自己要人帮忙；并且双方的自尊心和困难的境况都不相上下，所以谁也不愿意先有表示。

三楼上的大公寓差不多永远空着。房东把它留作自用，可是从来不住的。他以前是个商人，等到财产挣到了预定的数目，就把业务结束了。一年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不在巴黎；冬天在东南海滨的一个旅馆里避冬，夏天在诺曼底一个海水浴场上避暑，靠利息过日子，不花什么大钱，光看着别人的奢华也就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同时也像那些奢华的人一样过着空虚无益的生活。

贴邻那个较小的公寓是租给没有孩子的亚诺夫妇的。丈夫年纪在四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当着中学教员，整天忙着上课，温课，抄写，腾不出时间来写他的博士论文，终于放弃了。比他年轻十岁的妻子，人很和气，极度怕羞。两人都很聪明，博学，夫妻感情很好；可是他们一个熟人都没有，从来不出去走走：丈夫是为的太忙，妻子是为的太闲。但她是个贤德的女人，竭力压着愁闷，尽量找事做，不是看书，就是替丈夫预备笔记，誊清笔记，补衣服，做自己的衣服帽子。她很想不时去看看戏；可是亚诺没有兴趣：晚上他太累了。于是她也就算了。

他们俩最大的乐趣是音乐。那是他们极喜欢的。他不会弹琴，她会弹而不敢弹；她要是在人前演奏，哪怕在丈夫面前，也会像初学的小姑娘。但便是这么一点儿对他们已经足够了。格鲁克、莫扎特、贝多芬都是他们的朋友；那些音乐家的生平，他们连细枝小节都知道，非常同情他们的痛苦。还有一块儿看些美妙的书也是一桩乐事。但现代的文学作品中，这一类的好东西太少了：作家对于一般不能替他们增加声名、金钱、快乐的读者是不放在心上的；而这批在社会上不露面的谦卑的群众，就从来不写什么文章，只知道不声不响的爱好。这道艺术的光，在那些老实与虔敬的心中差不多有种神圣的意味，足以使他们过着和平的，相当快乐的生活，虽然有些悲哀，——那也并不冲突，——虽然非常孤独，而且也受过人生的伤害。他们俩的人品都远过于他们的地位。亚诺先生颇有思想，但既没空闲，也没勇气把它写下来。发表文章或出书都是太麻烦了，犯不上的，那完全是不必要的虚荣。他认为和他敬爱的思想家相形之下，自己太渺小了。他太爱好美妙的艺术品，不愿意再去“制造艺术”，觉得这种志愿狂妄可笑。他以为自己的职务是推广艺术品的流传，所以只管把他的思想灌输给学生：将来他们会写出书来的，——当然不会提到他啰。——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舍得买书。穷人总是最慷慨的：他们自己掏出钱来买，有钱的人却以为不能白到手书是有失面子的事。亚诺为了买书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了：这是他的弱点，他的癖好。他为之很不好意思，常常瞒着太太。可是她并不埋怨，她也会这样做的。——夫妇俩老是有些美妙的计划，预备积一笔款子去游历意大利，——那可永远是梦想了，他们也很明白，笑自己不会积蓄。亚诺很知足，觉得有这样一个心爱的妻子，再加自己勤劳的生活与内心的喜悦也就够了；难道对她会不够吗？——她说：是的，够了。她可不敢说出来，要是丈夫有点名气，使她沾些光，把她的生活给照耀一下，让她有些舒服的享受，岂不更好！内心的欢乐固然很美，但外面的光彩也能给你很大的喜悦……然而她一声不出，因为胆小；并且她知道即使他想求名，也没有把握：现在已经太晚了！……他们更遗憾的是没有孩子。这一点，两人也藏在肚里不说，倒反因之更相爱，似乎这一对可怜的人互相要求原谅。亚诺太太心极好，非常殷勤，很乐意和哀斯白闲太太来往，可是不敢：因为人家没有表示。至于结识克利斯朵夫，那是夫妇俩求之不得的：他遥远的乐声早已把他们听得入了迷。但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首先发动，以为那是太唐突了。

住二楼公寓的是法列克斯·韦尔夫妇。这一对有钱的犹太人，无儿无女，一年倒有六个月住在巴黎乡下。虽然他们在这儿住了二十年——这完全是住惯的缘故，因为他们很容易找一个跟他们的财富更相称的屋子，——却老是像过路的外方人，从来不跟邻居交谈一句话，人家关于他们的事也不比他们第一天搬来的时候知道得更多。这一点可不能成为不受批评的理由。正是相反：他们不讨人喜欢；当然他们也绝对不想讨人喜欢。其实他们的为人倒值得人家多知道一些：夫妇俩都是好人，而且绝顶聪明。六十岁左右的丈夫是一个亚述考古学家，为了中亚细亚的发掘享有盛名；像许多犹太人一样，他头脑开通，兴趣极广，决不以自己的专门学问为限；他平时注意着无数的事：美术，社会问题，一切现代思想界的运动。可是这些都控制不了他的精神，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学问都有意思，可没有为了任何一门入迷。他很聪明，太聪明了，太不受拘束了：这一只手建造起来的东西，老是预备用另一只手毁掉；因为他建设得很多，又有事业，又有理论，的确是精力过人。由于习惯，由于精神上需要活动，所以他虽不信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用处，依旧不声不响的，极有耐性的，在学问方面下苦功。不幸他生在有钱的人家，没机会认识为生存而斗争的意义；并且自从他在近东做了几年发掘工作而感到厌倦之后，就没有接受任何公家的职位。但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以外，他还是头脑很清楚地关切当前的问题，关切一些实际而立刻可以实行的社会改革，法国学校教育的改善等等。他宣传思想，倡导潮流，推动那些大规模的文化机构，可是不久他就厌倦了。好几次，人家根据他的论点而发起了一个运动，他却极尽尖刻地批评这个运动，使那般受他鼓动的人大为惊骇。他并非故意如此，而是天性使然；他生来是神经质的、喜欢挖苦的、锐利无匹的目光一看到人物和事情的可笑就忍俊不禁。既然世界上连最好的事，最好的人，在某一角度上看或是在放大镜下看，也难免有可笑的地方，他嘲弄的心情也就不容易抑制了。这种脾气当然不能帮助他结交朋友。他心里却极想给人家一点儿好处，事实上也这么做；人家并不感激他；便是受到恩惠的人，因为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显得可笑，也不能原谅他。他不能多见人，否则就没法爱他们了。他不是愤世嫉俗的人，也没有那种自信可以当愤世嫉俗的角色。他一方面取笑社会，一方面在社会面前觉得胆小，同时心里还不敢断定社会一定是错的，自己一定是对的。他避免显得和别人过分不同，竭力想叫自己的态度与表面上的见解跟别人一样，可是没用；他不由自主要批判他们，对一切夸大的、不自然的现象感觉得太清楚了，而且又不会隐藏他厌恶的心理。第一，他对犹太人的可笑，感觉特别灵敏，因为对他们认识更清楚；其次，虽然他胸襟旷达，不承认种族的界限，但别个种族的人往往用这个界限来限制他。——同时，不管行事如何，他和这个基督教的思想界也格格不入。为了这许多原因，他孤傲自处，只管埋头工作，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

最糟糕的是连这位妻子都免不了受他讽刺。她是一个贤德的女人，喜欢活动，愿意帮助人家，老在那里做着慈善事业；性格远没有丈夫的复杂，极有意志，极有责任观念，——这观念虽有些顽固、抽象，可是标准很高。没有孩子，没有什么称心如意的事，没有热烈的爱情：她相当凄凉的一生全部建筑在道德信仰上，这信仰其实只是需要信仰的意志促成的。丈夫善于讥讽的天性，自然把她信仰中间自骗自的成分觑破了，不由得要拿她开玩笑。他的个性是许多矛盾混合起来的。他对责任所抱的观念，标准也不亚于他妻子的，同时又铁面无情需要分析，批评，不受蒙蔽，把她的道德信仰一片片支解。殊不知这种行为是毁掉了妻子的立足点，消磨了她的勇气。当他发觉的时候，他比她更痛苦；可是祸已经闯下了。虽然如此，他们俩依旧相爱、工作、行善。但妻子的冷淡尊严的态度，不比丈夫喜欢讽刺的脾气更得人心；既然两人都很高傲，不肯宣布自己做的善事，也不肯宣布行善的意愿，大家就把他们的老成持重认为淡漠无情，把他们的孤独认为自私自利。而他们愈觉得别人对他们抱着这种观念，便愈不愿意设法去破除这观念，犹太人多半是粗鄙冒失的；相反，这对夫妇却为了过于持重——骨子里是藏着许多高傲的成分——而吃了亏。

比小花园高出几个石级的底下一层，住着一个退职的炮兵军官夏勃朗少校，以前是属于殖民地部队的。这个还年轻而强壮的军人，在苏丹和马达加斯加有过光荣的战绩，不知怎么突然把一切都丢了，住到这儿来，再也不提军队二字，整天翻着花坛，吹着笛子，——可是技巧永远没有进步，——骂骂政治，把他疼爱的女儿埋怨几句。她是个三十岁的女子，不十分美，但很可爱，很孝顺，为了侍奉父亲而没有出嫁。克利斯朵夫凭窗眺望的时候，常常看见他们，当然是更注意那个女儿。她下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花园里，不是缝东西，便是胡思乱想或是收拾园子，高高兴兴地和一天到晚叽咕的父亲做伴。她用着安静清脆的声音，和善的语气，回答他的抱怨。他却老是在小径上迈着细步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他进去了；她便坐在园子里的凳上，几小时地缝着东西，既不动弹，也不说话，脸上堆着一副渺渺茫茫的笑容。而那一无所事的军官，在屋子里拼命吹着那支刺耳的长笛，或是为了变化一下，笨拙地按着那架上气不接下气的风琴，呜啊呜的，叫克利斯朵夫时而好笑，时而气恼，——看日子而定。

所有这些人物，各管各的住在这座花园紧闭的屋子里，吹不到一丝外界的风。唯有克利斯朵夫，因为需要发泄感情，也因为生命力太丰满了，用他那种又明察又盲目的同情心包裹着他们，他们可不知道。他不了解他们，也没法了解。他不像奥里维能洞察人的心理。但他爱着他们，自然而然地能够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地位上。由于神秘的电流作用，他渐渐在心头感觉到，那些咫尺天涯的心灵有些什么暧昧的意识，体会到那个居丧的妇人的痛苦的麻痹状态，知道那教士，犹太人，工程师，革命党人，为了高傲而把思想藏在心里；他眼见信仰与温情的黯淡而柔和的火焰，无声无息地在亚诺夫妇心中烧着，平民出身的工匠天真地向往着光明，军官抑捺着反抗的心，做些毫无结果的事；还有那坐在紫丁香下出神的少女，他也领会到她乐天安命的恬静。但能够参透这些心灵的无声音乐的，只有克利斯朵夫一人；他们是听不见的，各人都给自己的悲哀与幻梦淹没了。

可是大家都在那里工作：怀疑派的老学者、悲观的工程师、教士、无政府主义者，不管是骄傲的或是灰心的人，全都工作着。屋顶上更有那泥水匠在唱歌。

屋子周围，克利斯朵夫在最优秀的人中也发现同样的精神上的孤独，——即使在结成团体的时候也是如此。

奥里维把他常常发表文字的一份小杂志介绍给克利斯朵夫。它的名字叫作《伊索》，借用蒙田的一段话作为它的箴言：

人家把伊索和别的两个奴隶一起送到市场上去卖。买主先问第一个能做些什么：他为了卖弄，把自己的本领说得夭花乱坠；问到第二个，也是一样的回答，甚至还胜过前者。轮到伊索的时候，他回答：——我什么都不会，这两位已经把所有的事做完了；他们是无所不能的。

这纯粹是对蒙田所谓“以知识骄人的自夸自大之徒”的“无耻”下一针砭。《伊索》同人中自称为怀疑派的，其实比别人抱着更深刻的信仰。但在群众眼里，这个讽刺的面具当然没有多大吸引力，反而把人弄糊涂了。你要群众跟着你走，非跟他讲些简单，明了，有力，肯定的教条不可。刚强有力的谎言，就比贫血的真理更能讨群众喜欢。至于怀疑主义，只有在骨子里藏着极粗浅的自然主义或是基督教的偶像崇拜的时候，才能使他们惬意。所以这份《伊索》杂志的傲慢的怀疑主义只能适应一小部分的人，因为只有这批少数人士才领会到他们坚毅的精神。但这股力量是完全不参加行动的。

他们可不顾虑这些。法国愈民主化，它的思想，艺术，科学，似乎愈贵族化。科学躲在术语后面，躲在它的殿堂里头，比十八世纪时更难接近了，除了对那些已经入门的人。艺术，——至少是尊重自己而尊重美的那种，——也是一样的对人深闭固拒，瞧不起群众。便是对于行动比对于美更关切的作家，重视道德思想甚于美学观念的文人，也有种没法形容的贵族气息。他们似乎要把内心的火焰保持纯洁，而不是把这火焰传递给别人；他们仿佛不求自己的思想得胜，而只求证实。

可是这等作家里头也有从事大众艺术的。在最真诚的人中，有些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含有破坏性的思想，——那种遥远的未来的真理，也许在一百年或二千年后是有益的，但目前只能折磨心灵，灼伤心灵；另外一批却写些沉痛的，或是挖苦的戏剧，没有幻象的，非常悲惨的。克利斯朵夫读过之后，觉得原来想把自己的痛苦忘掉几小时而来的观众，结果得到这样悒郁不欢的消遣，真是太可怜了。

“你们拿这个给大众吗？”他问，“那才是把他们活埋呢！”

“放心，”奥里维回答，“大众不会来的。”

“他们这才对啦！你们简直发疯，难道要把他们生活的勇气通通拿走吗？”

“为什么？让大众像我们一样知道事物的悲惨面，而仍旧打起精神来尽他们的责任，不是应当的吗？”

“打起精神？我不信。毫无乐趣却是一定的了。而一个人生活的乐趣给拿走以后，他也差不多完了。”

“有什么办法？我们总不能把真理歪曲。”

“可是也不能对所有的人把真理通通说出来。”

“这个话竟是你说的吗？你是永远求真理，自命为受真理甚于一切的人！”

“是的，为我，还有为那些相当坚强而受得了的人，的确应当给他们真理。但对于另一些人，那简直是残忍，是胡闹。现在我看清楚了，我在本国的时候从来没想到。德国人不像你们这样的闹真理病：他们把生活看得太重，谨慎小心地只看着他们愿意看的事。你们不是这样，所以我喜欢你们：你们是勇敢的，直捷爽快的，可是不近人情。你们自以为发掘出一项真理的时候，就得把它摔到社会上去，不问它会不会闯祸。你们倘若把自己的幸福为了爱真理而牺牲，我没有话说，我很敬重你们。但是为了爱真理而牺牲别人的幸福，那可不行！那太霸道了。应当爱真理甚于爱己，可是应当爱别人甚于爱真理。”

“难道因此就应当对别人扯谎吗？”

克利斯朵夫用歌德的几句话回答：

“凡是最高的真理，我们只能挑出能使社会得益的一部分来说。其余的，我们只能藏在心里；好像一颗隐蔽的太阳有种柔和的光晕似的，它们会在我们所有的行动上放出光彩。”

但这些顾虑不大能打动法国作家的心。他们不问手里的弓射出去的是“思想还是死亡”，或是两者都有。他们缺少爱。一个法国人有了思想，就硬要旁人接受。没有思想，他也同样要人接受。眼见做不到了，他便不愿意再有所行动。这是那班优秀人士不大管政治的主要原因。有信仰也罢，没信仰也罢，各人都深藏着。

有人做过种种尝试，想消灭这种个人主义，组织一些团体；但这种团体大半马上倾向于文学清谈，或者变成可笑的帮口。最优秀的都势不两立，以互相消灭为快。其中有些杰出之士，有精力，有信心，天生能联合与指导一般意志懦弱的人的。但各人有各人的队伍，决不肯跟别人的合并。他们组织什么会，什么社，发行杂志，所有的德性都齐备，只少一件，就是退让；没有一个团体肯对别的团体让步，它们互相争夺群众（其实也是为数极少而挺可怜的人），苟延残喘存活了一些时候，终于一蹶不振倒台了，而且并非由于敌人的打击，倒是——叫人看了最痛心的！——由于自己的摧残。许多不同的职业，——文人、剧作家、诗人、散文家、教授、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形成了无数的小阶级，而每个阶级又分化为许多小组，彼此深闭固拒。相互的了解是谈不到的。在法国，无论对什么事都不会全体一致；除非在“全体一致”成为传染病的时候，——这种时间极其难得，而那“一致”往往还是错误的：因为它是病态的。法国无论哪一种活动都受个人主义控制，科学方面是这样，商业方面也是这样，商人们的不能团结不能联合，全是个人主义从中作梗。这个人主义并没有蓬勃的生机，可是顽固，执着，处处退缩。孤独自立，不有求于人，不与人往来，怕相形之下会感到自己的无能，也不愿意孤高自傲地安静受到扰乱：凡是创办“超然的”杂志，“超然的”剧场，“超然的”团体的人，差不多心中全存着这种思想。而创办那些杂志、剧场、团体的唯一的意义，往往只因为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不肯为了一桩共同的行动或思想而团结；还有彼此的猜忌或党派间的仇视，使实际上最应当互相谅解的人互相提防。

即使彼此契重的人物为了同一事业而结合的时候，像奥里维和办《伊索》杂志的那些同志，他们之间似乎也永远存着戒心，绝对没有流露真情的兴致，那在德国是极常见而极容易使人厌恶的。在这群青年中间，有一个特别吸引克利斯朵夫，因为他有一股惊人的力量，是一个逻辑严密，意志强毅的作家，对道德观念抱着极大的热情，准备把整个世界连他自己一齐为这些观念牺牲；他为此创办了一份杂志，差不多是一个人编辑的。他发誓要向法国和欧洲提出一个纯洁、自由、英勇的法兰西的观念；他深信将来必有一日，大家会承认他所写的可以成为法国思想史上最大胆的篇幅中的一页；——这一点他是想得不错的。克利斯朵夫很愿意对他有更深的认识，和他来往。可是没有办法。虽然奥里维常常跟他接触，也只在有事的时候见面；他们绝对没有亲密的谈话，充其量不过交换一些抽象的思想，实际上也无所谓交换，而是两人在一块儿自言自语，因为各人都把思想藏在肚里而这还是彼此契重的战斗同志呢。

这种矜持有许多原因，连他们自己都不容易分辨。先是过度的批评精神使他们把各人精神上的不同点看得太明白了，过度的理智又把这些不同点看得太重；其次，他们缺少强烈而天真的同情心，就是说缺少强烈的爱。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例如事业的重负，生活的艰难，思想的骚乱，使一个人到了晚上再没精力跟人作些友善的谈话。最后还有法国人不敢承认而老在胸中作梗的那个可怕的心理，以为大家不是同种同族，而是在不同的时代住到法国土地上来的不同的种族，尽管彼此有了关系，却很少共同的思想，——这一点，为了大家的利益原来就不应该常常想到。而最重要的阻碍是太醉心于自由，对它抱着如醉若狂的危险的热情：一个人尝到了自由的滋味，简直会牺牲一切。这种自由的孤独，因为是用多少年的艰苦换来的，所以特别宝贵。优秀人物孤独自处，免得受制于俗人。宗教的或政治的团体威逼你，种种压迫个人的重负加在你身上：家庭、舆论、国家、帮会、党派、学派；孤独便是对这些压迫的反动。倘若一个囚徒要越过二十道高墙才能逃出牢笼，那么，非身强力壮的人决不能毫无损伤地达到目的。对于一颗自由的意志，这的确是艰苦的考验。但是从这儿经历过来的，就会终生留下苦斗的痕迹和独立不羁的僻性，永远不能跟旁人融和的了。

除了高傲的孤独，还有一种是隐忍退让促成的孤独。法国多少老实人都把他们的慈悲，勇敢，和真挚的感情埋藏在心里。数不清的有理没理的理由使他们不愿意行动。在某些人是为了服从，为了胆怯，为了习惯性；在另一些人是为了怕舆论，怕闹笑话，怕抛头露面，怕人家把他们毫无作用的行为说是有作用的。这一个不参加政治的与社会的斗争，那一个不参加慈善事业，因为他们看到做事不认真或没有头脑的人太多了，也因为怕别人把他们看作跟走江湖的与糊涂虫没有分别。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感觉厌恶，困倦；怕行动，怕痛苦，怕丑恶，怕闹笑话，怕出乱子，怕负责任；还有那“有什么用”的心理，把今日多少法国人的意志都给消磨了。他们太聪明了，——没有气魄的聪明，——他们看到正反两方面的理由。他们缺少力量，缺少生气。一个人生气蓬勃的时候决不问为什么生活，只是为生活而生活，——为了生活是桩美妙的事而生活！

那班优秀的人，有的是可爱的普通的优点：人生观很温和，欲望很淡泊，爱家庭，爱乡土，遵守礼教，谨慎小心，不强制别人，不妨害别人，不轻易泄露感情，永远取着矜持的态度。所有这些可爱的动人的特点，在某种情形之下可以和恬静，勇敢，内心的欢乐，并行不悖，但跟法国民族的衰老与贫血也不无关系。

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屋子底下，那个四面围着高墙的幽美的园子便是小型法兰西的象征。那是一片跟外界隔绝的绿茵。有时，外边的狂风打着回旋降到园里，给坐在那儿出神的少女带来一些遥远的田野和大地的气息。

克利斯朵夫看到了法国潜藏的生机，觉得它不应该让卑鄙无耻的人压迫。沉默的优秀阶级躲在里头的那个半明半暗的境界，使他感到窒息。禁欲主义只有对一般没有牙齿的人才配。他却需要无限的空气，广大的群众，辉煌的太阳，千万生灵的爱，需要把他所爱的人紧紧地抱在怀里，把敌人碎为齑粉；他需要战斗，需要胜利。

“你能这样做，”奥里维说，“你是强者，你凭着你的缺点——对不起！——跟优点，生来是为战斗的。你的民族不是一个太贵族的民族，这是你的运气。行动不会使你厌恶。必要的时候你甚至会去干政治！……并且你用音乐写作又是了不得的幸运。人家不懂你的话，你什么都可以说。倘使人家知道你的音乐里有瞧不起他们的意思，有他们否认的信仰，也有对于他们竭力想扑灭的东西不断的颂赞，那么他们决不会饶你，一定要阻挠，捣乱，使你为了和他们奋斗而把大部分的精力消耗完了，等到你胜利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完成事业的余力，你的生命也快告终了。成功的大人物是得力于别人的误解。人家佩服他们的地方正是跟他们的真面目相反的。”

“唉！”克利斯朵夫回答，“你们可没有认识你们那班大师的懦怯。我早先以为你是孤独的，所以我原谅你没有行动。但实际上你们思想相同的人不知有多少。你们比压迫你们的人强过百倍，你们的价值比他们的超过千倍，而竟甘心情愿对他们无耻的行为屈服！我真不了解你们。你们有着最美的国土，了不得的聪明，又最富于人情味，你们却丝毫不加利用，还让少数的坏蛋把你们控制，污辱，踩在脚下。喂，拿出你们的真面目来吧，怕什么！别等奇迹或是拿破仑来帮你们忙！起来吧，团结起来吧。你们大家都得动员，马上把屋子打扫干净。”

但奥里维耸耸肩膀，无精打采而又含讥带讽地说：“跟他们去火并吗？不，那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有更好的事可以做。我最恨强暴。结果怎么样，我是太明白了。那些一事无成而满腹牢骚的老朽，保王党里的年轻的傻瓜，宣传暴行与仇恨的恶魔，会一齐霸占我的行动，加以玷污。你难道要我再喊蛮子滚出去或法国人的法国这一套仇恨的老口号吗？”

“干吗不？”克利斯朵夫说。

“不，这都不是法国话。人家尽管把它们涂着爱国色彩到处宣传也是白费的。那只适用于一般野蛮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不是培养仇恨的国家。要肯定我们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否定别人或毁灭别人，而是在于把他们同化。不管是骚乱的北方人还是多嘴的南方人，都让他们来吧……”

“还有那含有毒素的东方？”

“连那含有毒素的东方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会吸收它，像吸收旁的一样，过去我们吸收的还不多吗？东方表示得意洋洋，我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战战兢兢，都叫我看了发笑。它以为把我们征服了，在我们的大街上，报纸上，杂志上，戏院舞台上，政治舞台上，耀武扬威。傻子！它才被我们征服呢。它滋养了我们，它自己可消灭了。高卢人的胃是强健的；二千年来被它消化的文明何止一个。我们受得起毒药的试验……你们德国人要怕，你们去怕吧！你们非纯粹不可，否则就没法存在。可是我们，主要的不在于纯粹而在于兼收并蓄。你们有一个皇帝，大不列颠也自称为帝国，但事实上真有帝国意味的倒是我们的拉丁民族的性格。我们是世界城的公民。”

“好得很，”克利斯朵夫说，“只要一个民族是健康的，在它年轻力壮的阶段，这一套都很好。但它的精力终有枯竭的一天，那时它就有被外来的巨潮淹没的危险。我们中间不妨老实说，你不觉得这种日子已经来到了吗？”

“这个话人家已经说了几百年了！但我们的历史每次都证明那是多虑。圣女贞德的时代，巴黎一片荒凉，豺狼出没；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受的考验简直数不清！今日的道德沦丧，淫乐无度，志气消沉，社会混乱，我都不放在心上。耐着点性子吧！要生存就得受苦。我很知道将来会有一个反动的潮流，——可是也不见得如何高明，结果也许搞出些同样胡闹的事：而今日靠浑水里摸鱼过日子的人，将来还是会叫叫嚷嚷做领导……可是那有什么关系？这些运动并不接触到法兰西真正的民众。烂果子不会使果子树跟着烂的。它掉在地下就完了。在整个民族中间，所有那些人是太不足道了！他们死也罢，活也罢，跟我们有什么相干？难道值得我忙忙碌碌，去筑起堤岸，掀起革命来对付他们吗？现在的祸害不是一个制度造成的。这是奢侈带来的麻风病，是财富与聪明的寄生虫。它们会消灭的。”

“把你们腐蚀了以后。”

“对于这样一个民族，你不能绝望。它有那么一种潜在的德性，那么一股光明与理想主义的力，便是那些蚕食它破坏它的人也受到影响。甚至一般贪得无厌的政客也会受它诱惑。最平庸的人一旦握了政权，也感觉到国运的伟大；这国运把他们从小我中超脱出来，拿火把交给他们，叫他们一个一个传递过去；而他们也跟着前人从事于消灭黑暗的神圣的斗争。民族的精神拖着他们；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他们都完成了他们所否定的上帝的意志……亲爱的国家，亲爱的国家，我对你的信心是永远不会动摇的！你所受的致命的考验，倒反使我感到，我们在世界上所负的使命是值得骄傲的。我绝对不愿意我的法兰西瑟瑟缩缩地关在一间病房里，不敢吹到外界的风。我不愿意病病歪歪地苟延残喘。一个人长大到我们这样的时候，倘使要停止长大，还不如痛快死掉。全世界的思想尽管扑到我们的思想中来吧！我决不害怕。潮水把肥沃的淤泥带给我们的土地，然后它会退下去的。”

“可怜的朋友，”克利斯朵夫说，“在它没退下去的期间，可不是有趣的啊。而且等到你的法兰西从尼罗河中浮起来的时候，你自己在哪儿呢？奋斗不是更好吗？除掉你早已认为命中注定的失败以外，又没别的危险。”

“不，我所冒的危险远过于失败。我可能丧失精神上的平静：那对我是比胜利更重要的。我不愿意恨。哪怕对我的敌人，我也要给他一个公平的待遇。我要在大家热情汹涌的浪潮中保持我清明的目光，我要了解一切，爱一切。”

但克利斯朵夫觉得用这种超然物外的心情去爱人生和自甘灭亡的退让没有什么差别；他像安班陶克尔老人（公元前五世纪时希腊的哲学家。）一样，觉得胸中有一支颂歌在那里颂赞恨，颂赞与恨相连的爱，——垦殖大地的，在大地上播种的，内容丰富的爱。他不能赞同奥里维那种安安静静的宿命观；并且他不大敢相信一个绝对不自卫的民族能够久存，所以恨不得唤起整个民族的健全的力，使全法国所有的老实人都奋臂而起。

你对一个人的了解，用一分钟的爱情能比几个月的观察更有成绩，同样，克利斯朵夫之于法国，八天内足不出户的跟奥里维亲密相聚的结果，比他用着一年的光阴，走遍巴黎，走遍文化的与政治的沙龙所知道的更多。在他觉得茫无所措的那个普遍的混乱中，朋友的心灵对他仿佛是大海中的一个岛，代表理智与精神恬静的境界。奥里维内心的和平所以格外动人，是因为它没有一点精神上的依傍，——因为他生活的境况是艰苦的，——（他穷，他孤独，他的国家又是这样的颓废）——因为他身体衰弱，近乎病态，非常的神经质。可见他清明的心境并非由于意志坚强——他根本缺少意志，——而是从他的生命与种族的深处来的。在奥里维周围许多别的人身上，克利斯朵夫也窥见一道遥远的微光，体验到“万里无波的大海的沉静”；他自己素来是骚乱不宁的，拿出全部意志的力量才能使强烈的天性勉强得到一个平衡，现在这种隐藏的和谐，当然使他不胜艳羡了。

看到了法国的内情，他把过去对法国民族性所抱的观念全部推翻了。摆在他眼前的不复是那个快乐的、随和的、无愁无虑的、光芒四射的民族，而是一批含蓄的、孤独的心灵，表面上像蒙着一层明晃晃的水雾，颇有乐观的色彩，其实却是浸透了深刻而沉静的悲观气息，脑子里全是执着的念头，灵智的热情；——他们都是不可动摇的灵魂，只能加以毁灭而不能加以改变的。当然这仅仅限于法国的优秀阶级；但克利斯朵夫不懂它这种信心与坚忍刻苦的精神从哪儿来的。奥里维回答说：

“从失败中得来的。是你们，克利斯朵夫，把我们重新锻炼了 。唉，那当然不是没有痛苦的。你们想象不到，我们从小到大所经历的环境是怎样的凄惨。我们丧师辱国，跟死神照了面，暴力的威胁老是压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法兰西文明，十个世纪的伟大，——都操在一个不了解它、恨它、随时可以把它碎为齑粉的、强暴的征服者手里。可是我们就得为这些命运活下去！你想想吧，那些法国的孩子，生在蒙丧的家庭里，罩着战败的黑影，受着沮丧的思想熏陶；人家教养他们的目标是希望他们雪耻报仇，而那个报仇也许是玉石俱焚的，也许是完全空的：因为他们虽然年纪很小，早已懂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只有强权！这一类的发现，使儿童的心灵不是从此堕落就是从此长成。许多人都自暴自弃了；他们想：既然如此，何必奋斗？何必振作？一切都是空的。想也没用。还是享乐吧。——但凡是挣扎过来的人都是真金不怕火炼的；任何幻灭都不能动摇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信仰之路和幸福之路全然不同，而他们是不能选择的，只有往这条路走，别的都是死路。这样的自信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你决不能以此期待那些十五岁左右的孩子。在得到这个信念之前，先得受尽悲痛，流尽眼泪。可是这样是好的，应得要这样……

“噢！信仰，你这纯钢百炼的处女，

用你的枪尖把各个民族被压制的心开发出来吧！……”

克利斯朵夫默然握着奥里维的手。

“亲爱的克利斯朵夫，”奥里维说，“你们德国给了我们多少痛苦。”

克利斯朵夫差不多要道歉了，仿佛那是他做的事。

“别难过，”奥里维笑着说，“德国不由自主给我们的益处，远过于害处。是你们把我们的理想主义重新燃烧起来的，是你们把我们对于科学与信仰的热爱激动起来的，是你们促成了法国的普及教育，刺激了巴斯德的创造力，使他单凭一个人的发明，就把五十亿的战争赔款给挣来了，是你们使我们的诗歌、绘画、音乐再生的；我们民族意识的觉醒也全靠你们的力量。我们为了爱信仰甚于爱幸福所作的努力已经得到酬报：因为我们在麻痹的世界上已经感觉到那精神的力量，我们对于这种力，甚至对于胜利，都不再怀疑了。你瞧，克利斯朵夫，我们虽然显得这样渺小，这样软弱，——跟德国的威力相比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我们却相信那是把整个海洋染色的一滴水。马其顿一个小小的军团就会把欧罗巴大队武装的人民冲倒！”

弱不禁风的奥里维眼中闪着信仰的光，克利斯朵夫望着他说：

“可怜的娇弱的小法国人！你们比我们更强。”

“噢！失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奥里维又说了一遍，“我们得祝福灾难！我们决不会背弃它。我们是灾难之子。”

第二部

失败可以锻炼一般优秀的人物；它挑出一批心灵，把纯洁的和强壮的放在一边，使它们变得更纯洁更强壮；但它把其余的心灵加速它们的堕落，或是斩断它们飞跃的力量。一蹶不振的大众在这儿跟继续前进的优秀分子分开了。优秀分子知道这层，觉得很痛苦；便是最勇敢的人对于自己的缺少力量与孤立暗中也很难过。而最糟的是，他们不但跟大众分离，并且也跟自己人分离。大家各自为政奋斗着。强者只想救出自己。“噢，人哪，你得自助！”他们并没想到这句格言的真正的意思是：“噢，人哪，你们得互助！”他们都缺少对人的信赖，缺少同情的流露，缺少共同行动的需要，——那是一个民族在胜利的时候才会有的，——缺少元气充沛的感觉，缺少攀登高峰的意念。

关于这种情形，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也知道一些。巴黎有的是能了解他们的心灵，屋子里有的是不相识而真可以做朋友的人，可是他们像在亚洲的沙漠中一样孤独。

两人的境况很苦，差不多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克利斯朵夫只有替哀区脱抄谱和改编乐曲的工作。奥里维冒冒失失地辞退了教职。因为姐姐死后，他颓丧到极点，加上在拿端太太那个社会里有了一次痛苦的恋爱经验：他从来没跟克利斯朵夫提过，因为不愿意泄露心中的苦恼；他的迷人的地方，一部分就是由于他跟最亲密的朋友也永远保持着那种幽密的神秘。——在极需要沉默的精神颓唐的时期，教书的职务对他竟是一件没法忍受的苦工。他对于这个需要把自己的思想高声宣布出来，老是和群众混在一起的行业，毫无兴趣。要名副其实做一个中学教员，必须有种使徒式的热情：而这是奥里维所没有的；至于大学的教席，必须经常接触群众，而这又是叫一个像奥里维那样爱孤独的人感到痛苦的。他曾经做过两三次公开演讲，结果是怕羞得异乎寻常。他最厌恶抛头露面的站在讲坛上。他看到群众，感觉到群众，好像自己长着触角一样，他知道其中大多数是专为解闷而来的游手好闲的人；但娱乐大众的角色对他不是味儿。更糟糕的是，从讲台上说出来的话常常会把你的思想改头换面；而你一不留神，还会在举动、语调、态度上面，表示思想的方式上面，甚至在心理方面，变成做戏。演讲往往会碰到两个暗礁：不是流于可厌的喜剧，便是流于时髦的学究气。对着几百个不认识而不做声的人高声朗诵的独白，等于大众可穿而谁也不合适的现成衣服，在一个有些孤僻与高傲的艺术家心中，简直是虚伪得受不了。奥里维需要凝神默想，每说一句话都要使自己的思想表现得很完整，所以他把千辛万苦挣来的教职放弃了；同时因为没有姐姐再来阻拦他的沉思遐想，他便开始写作。他很天真地以为只要有艺术价值，这价值就很容易被人赏识的。

不久他就醒悟了。要发表一些东西简直不可能。因为热爱自由，所以他痛恨一切损害自由的东西，只能在互相敌对的政党把国土和舆论一齐割据的局势之下，过着孤独生活，好似一株没法喘息的植物。他对于一切文学社团也抱着同样孤立的态度，而他们也同样排斥他。在这些地方，他没有也不能有一个朋友。除了极少数真有志愿的人，或是醉心于研究学问的人，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灵的冷酷，枯索，自私自利，使他不胜厌恶。一个人为了头脑——头脑又不大——而不惜使心灵萎缩，真是可悲的事。没有一点儿慈悲，只有那种聪明像藏在鞘里的利刃一般，这利刃说不定有天会直刺你的咽喉。你得时时刻刻防着。交朋友也只能交一般爱好美的老实人，决不以此图利的，生活在艺术以外的人。艺术的气息是大多数人不能呼吸的。唯有极伟大的人才能生活在艺术中间而仍保持生命的源泉——爱。

奥里维只能靠自己。而这又是极脆弱的依傍。任何钻谋他都受不了。他不肯为了自己的作品受一点委屈。看到一般青年作家卑躬屈节地趋奉某个著名的剧院经理，甘心忍受比对仆役更不客气的待遇，奥里维简直脸都红了。哪怕为了性命攸关的问题，他也不能这么做。他只把原稿从邮局里寄去，或是送往戏院或杂志的办公室，让它原封不动放上几个月。有一天他偶然遇到一个中学时代的老同学，一个又懒又可爱的家伙，对他始终存着钦佩而感激的情意，因为奥里维从前很高兴而且很容易替他做过枪手；他对于文学一窍不通，但文人倒认得不少，这就比深通文学有用得多；更因为他有钱，会交际，喜欢充风雅，他就听让那般文人利用。他在一个自己有股份的大杂志的秘书面前替奥里维说了句好话：人家立刻把压置了好久的原稿发掘出来，读了一遍；又经过了多少的踌躇，——因为即使作品有价值，作者的名字可没有价值，社会上谁知道他这个人呢？——终于决定接受了。奥里维一知道这个好消息，以为自己的苦难快完了，其实才不过是开头呢。

在巴黎要叫人接受一件作品还不算太难，但要把它印出来是另外一件事。那就得等了，得成年累月地等，有时甚至要等一辈子，倘若你没有学会趋奉别人或麻烦别人的本领，不时趁那些小皇帝刚起床的时候去朝见，让他们想起有你这个人，明白你决意要随时随地跟他们纠缠的话。奥里维只知道坐在家里，在等待期间把精力消磨尽了。他至多写些信去，永远得不到回复。烦躁的结果是他不能工作了。那当然是胡闹，可是你不能用理智来解释。他等每一班的邮差，对着桌子呆坐，非常苦闷，只为了下楼去等信件才走出自己的屋子：满怀希望的目光，一瞧见门房那儿的信箱就立刻变成失望；他视而不见在街上遛着，只想等会再来；等到最后一次邮班过了，除了上层的邻居沉重的脚步声以外，屋子里都静下来的时候，他对于人家的那种冷淡感到窒息。他只求一句回音，只要一句就行了！难道他们连这样的施舍也靳而不与吗？那靳而不与的人可想不到自己会给他痛苦。各人都用自己的形象去看世界。心中没有生气的人所看到的宇宙是枯萎的宇宙；他们不会想到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期待，希望和痛苦的呻吟；即使想到，他们也冷着心肠，带着倦于人世的意味，含讥带讽地把他们批判一阵。

作品终于出版了。奥里维等得那么久，看到作品问世已经没有乐趣可言：那对他已经是死东西了。可是他希望它在别人眼中还是活的。其中有些诗意和智慧的闪光，决不致无人注意。但社会上对这件作品完全保持静默。——他又写了两三篇论文。既然跟一切党派都没有关系，他始终遇到同样的静默，甚至于敌意。他只觉得莫名其妙。他挺天真地以为每个人对一件新的、即使是不十分好的作品，必定会表示好意。对一个发愿要使别人得到一些美、力或欢乐的人，大家不是应当感激的吗？可是他得到的只有冷淡或菲薄。他明明知道，他在作品中表现的思想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还有别人和他一般思想；殊不知那一类老实人并不读他的书，在文坛上也毫无说话的资格。便是有两三个读到他的文字，和他有同感，也永远不会对他说出来；他们用静默把自己封锁了。正如在选举的时候放弃投票一样，他们在艺术上也放弃权利；他们不看那些使他们受不了的书，不看他们厌恶的戏，却让敌人去投票选举他们的敌人，把一些只代表无耻的少数人的作品与思想捧上天去。

奥里维既不能依傍在精神上和他契合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就只能落在敌人手中，听凭与他的思想为敌的文人和受这种文人指挥的批评家摆布。

这些初期的接触使他心灵受伤了。他对于批评的敏感不下于老布鲁克纳，——新闻界的恶意所给他的痛苦使他不敢再让人家演奏他的作品。奥里维连老同事的支持都得不到。那些教育界的人因为职务关系，还能感觉到法国文化的传统，照理是能了解他的。但他们是服从纪律的，把精神整个儿交给工作的老实人，往往被吃力不讨好的职业磨得牢骚满腹，不能原谅奥里维与众独异的行为。因为是驯良的公务员，所以他们只有看到优越的才能跟优越的地位合而为一的时候才承认其优越。

在这等情形之下，只有两三条路可走：不是用强力摧破外界的壁垒，就是作可耻的妥协，或者是退一步只为自己写作。奥里维对第一第二条都办不到，便采取了最后一条。他为了生计，不得不忍着痛苦替人家补习功课，另外自个儿写些作品，——但因为没有见到天日的可能，作品也慢慢的变得没有血色，变成虚幻的，不现实的了。

在这种半明半暗的生活中，克利斯朵夫像暴风雨般突然闯了进来。他对于社会的卑鄙与奥里维的忍耐非常愤慨。

“难道你没有热血吗？”他嚷道，“你怎么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你知道自己比这班畜生高明而让他们压迫吗？”

“怎么办呢？”奥里维说，“我不能自卫，要跟我瞧不起的人斗争，我简直受不了。我知道他们会不择手段，用所有的武器攻击我；我可是不能。我不但厌恶用他们那种恶毒的手段，而且还怕伤害他们。我小时候老老实实地让同伴们打。人家以为我懦弱，怕挨打。其实我对于打人比挨打更怕。有一天一个蛮横的家伙正在折磨我，旁边有人跟我说：喂，跟他拼了吧，把他肚子上踢一脚不就结了！——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是宁可挨打的。”

“你太没有热血了，”克利斯朵夫又说了一遍，“并且也是你们该死的基督教思想种的根！还有你们只剩了一些《教理问答》的宗教教育；经过割裂的《福音书》，淡而无味的，萎靡的《新约》……婆婆妈妈的慈悲，老是预备流眼泪的……可是你们的大革命，卢梭，罗伯斯庇尔，一八四八的革命……难道都忘了吗？我劝你每天早上念一段血淋淋的《旧约》吧。”

奥里维表示异议。他对于《旧约》有种天生的反感。这种心理可以追溯到他童年偷偷地翻着一部插图本的《圣经》的时代，那是人家从来不看，也不许儿童看的东西。其实禁止也是多余的。奥里维看不多时，马上又恼又丧气地把它合上了，直到读了《伊里亚特》《奥德赛》和《天方夜谭》那一类的书，才把看《圣经》的时候那种不愉快的印象抹掉。

“《伊里亚特》中的神，”奥里维说，“是一般长得很美，极有神通而缺点很多的人：我懂得他们，我或是爱他们，或是不爱他们；即使我不爱，也喜欢这种人；我有点儿偏疼他们。我像帕特洛克勒斯一样，愿意亲吻阿喀琉斯的受伤的脚（帕特洛克勒斯与阿喀琉斯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交情极密，皆参与特洛伊之役。）。但《圣经》里的上帝是一个自大狂的老犹太人，狂怒的疯子，时时刻刻都在咒骂，威吓，像发疯的狼一般怒嗥，在云端里发狂。我不懂得他，不喜欢他，他的无穷的诅咒使我头痛，他的残暴使我惊骇：

对摩押的默示……

对大马色的默示……

对巴比伦的默示……

对埃及的默示……

对海旁旷野的默示……

对异象谷的默示……

（以上均为《旧约·以赛亚书》各章的摘要。）

“那简直是个疯子，自以为一身兼审判官，检察官，刽子手，在自己监狱的庭院里把花和石子宣布死刑。这部杀气腾腾的书充满着顽强的恨意，令人气都喘不过来……——毁灭的叫喊……笼罩着摩勃地方的叫喊；到处可以听到他的怒吼……——他不时在尸横遍野，妇孺惨毙的屠杀中休息一会儿；于是他笑了，好像约苏亚（约苏亚为希伯莱首领之一。）军队中的老兵在围城之后坐在饭桌前面的狂笑：

万军之主耶和华给部下供张盛宴，让他们吃着肥肉，喝着陈酒。……主的剑上满着鲜血，涂着羊腰的油脂……

（见（《旧约·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

“最要不得的是，这个上帝还用欺骗手段派先知去蒙蔽人类的眼睛，造成他使他们受苦的理由：

——去，把这个种族的心变硬，塞住他的耳目，不让他了解，

不让他改变主张，不让他恢复健康。

——那么主啊，到哪时为止呢？

——到屋无居民，土地荒芜的时候……

（见《旧约·以赛亚书》第六章）

“真的，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残暴的人！……

“当然，我不至于那么愚蠢，不了解这种语言的力量。但我不能把思想跟形式分离；倘使我对这个犹太上帝有时会低徊赞叹，也只像我对老虎低徊赞叹一样。莎士比亚专会制造妖魔鬼怪，也制造不出这样一个代表恨。代表神圣而有德的恨的角色。这部书真可怕。一切疯狂都是有传染性的；恨就是其中之一。而这种疯狂特别危险，因为它那残忍的骄傲还自命为能够澄清世界。英国使我发抖，因为它几百年来就浸淫着清教徒思想。幸而它和我隔着一个海峡。一个民族只要还在把《圣经》作养料，我就不相信他是完全开化的。”

“那么你应当怕我啰，”克利斯朵夫说，“我就是醉心于这种思想的。那等于猛狮的骨髓，强健的心的食粮。《福音书》要没有《旧约》做它的解毒剂，便是一盘淡而无味的，不卫生的菜；要生存的民族必须拿《圣经》做骨干我们应当奋斗，应当恨。”

“我就恨这个恨。”奥里维说。

“恐怕你连这种恨意都没有吧！”

“不错，我连这点儿恨的气力都没有。我不能不看到敌人的理由。我常常念着画家夏尔丹的话：要柔和！要柔和！”

“好一匹绵羊！”克利斯朵夫说，“可是你想做绵羊也没用。我要使你跳过壕沟，我要拼命抱着你向前。”

果然他把奥里维的事抓在手里，发动了论战。他开始并不十分高明。他不等人家把一句话说完就恼了；目的是为朋友辩护，结果反而对朋友不利；事后他发觉了，对于自己的笨拙觉得很难过。

奥里维也并不欠朋友的情。他也为了克利斯朵夫而跟人打架呢。虽然他怕斗争，虽然头脑清楚冷静，嘲笑一切极端的言语和行动，但一朝替克利斯朵夫辩护的时候，他可比克利斯朵夫和所有的人都更激烈。他头脑糊涂了。一个人在爱情中是应当会糊涂的。奥里维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可是他比克利斯朵夫更巧妙。这个为了自己的事作风那么古板那么笨拙的青年，为了使朋友成功倒很有手段，甚至也能玩弄权术；他拿出惊人的毅力和机巧替克利斯朵夫争取朋友，有办法使音乐批评家与音乐爱好者对克利斯朵夫感到兴趣。倘使要他为了自己去干求那些人，他一定会脸红的。

两人费了多少心力，结果也不容易改善他们的境况。相互的友爱使他们做了不少傻事。克利斯朵夫借了债私下替奥里维印一部诗集，不料一部也没卖掉。奥里维怂恿克利斯朵夫举行一次音乐会，临了是一个听众也没有。克利斯朵夫对着空无一人的场子，很勇敢地拿韩德尔的话安慰自己：“好极了！这样，音响的效果倒更好……”可是这种豪语并不能使他们把花的本钱收回。他们只得好不心酸地回家。

在这个艰难的情形中，唯一来帮助他们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犹太人，叫作泰台·莫克。他开着一家艺术照相馆，对自己的行业很感兴趣，识见很高，也花了不少巧思。但他除此以外还关心许多事，甚至把买卖都疏忽了。便是他专心于照相的时候，也仅仅是研究技术的改进和印照片的新方法，那方法虽然巧妙，也难得成功，倒反浪费了不少钱。他读书极多，对于哲学、艺术、科学、政治各方面的新思想无不留意；他感觉极灵，凡是别具一格的，有点力量的个性，他都会发掘出来，仿佛那些个性所隐藏的磁力会吸引他。奥里维的朋友都是和奥里维一样孤独，一样躲在一旁工作的，莫克在他们中间来来往往，成为一个联络人物，在他们不知不觉之间促成他们思想的交流。

奥里维要把莫克介绍给克利斯朵夫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先表示拒绝；过去的经验使他不愿意再跟以色列族的人交往。奥里维笑着说，他对犹太人的认识并不比他对法国人的更高明。于是克利斯朵夫答应再试一下；可是他第一次看到泰台·莫克，就皱了皱眉头。莫克表面上犹太色彩特别浓，就像一般不喜欢他们的人所想象的那个模样：矮小，秃顶，身体长得很难看，鼻子臃肿，一双斜眼戴着一副大眼镜，脸上留着一簇乱七八糟的粗硬的黑胡子，多毛的手，很长的胳膊，短而弯曲的腿：活像一个腓尼基教里的上帝。但他眉宇之间有种那么慈爱的表情，把克利斯朵夫感动了。尤其莫克是很朴实的，不说一句废话：没有过分的恭维，只有非常识趣的一言半语。可是他最高兴帮别人的忙：人家还没开口，他已经把事情给办妥了。他常常来，甚至来得太密了些；而几乎每次都带着些好消息：不是为奥里维介绍写文章或教课的差事，就是为克利斯朵夫介绍学生。他从来不多耽留时间，竭力装得很随便。或许他已经觉察克利斯朵夫的不高兴；因为克利斯朵夫一看见那张一把大胡子的脸在门口出现，就要做出不耐烦的动作，但事后又对莫克的好心非常感激。

好心在犹太人身上并不少有：这是他们在所有的德行中最乐意承认的一种，即使他们并不实行。其实大多数人的好心都出之以消极的或无所谓的形式：宽容，淡漠，不愿意做坏事，含讥带讽的容忍，在他们都是好心的表现。莫克的好心却是很积极的。他永远预备为了什么人或事而鞠躬尽瘁：为他清寒的犹太教友，为亡命的俄国人，为各国的被压迫者，为不幸的艺术家，为一切的灾难，为一切慷慨的善举。他的荷包永远打开着，不论怎样不充裕，他总有方法掏出一些来；一文不名的时候，他会叫别人掏出来；他从来不辞劳苦，不怕奔走，只要是为帮助别人。这些他都出之以很自然的态度。他的缺点便是表明自己老实与真诚的话说得太多了一些；但妙的是他的确老实，的确真诚。

克利斯朵夫对于莫克是同情与厌恶参半，有一回竟说了一句顽皮孩子的刻薄话；因为被莫克的好意感动了，他便亲热地抓着他的手说：

“啊！多可惜！……你生为犹太人真是太不幸了！”

奥里维吃了一惊，脸都红了，仿佛说的是他自己。他很难堪，竭力想把克利斯朵夫的话圆过来。

莫克笑了笑，带着凄凉而嘲弄的神气，静静的回答：

“更不幸的是生而为人。”

克利斯朵夫只觉得这句话是普通的牢骚；可是其中的悲观意味，比他所能想象的深刻得多；奥里维凭着细致的感觉立刻体会到了。除了大家认识的这个莫克以外，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甚至在许多地方相反的莫克。他表面上的性格，是他把自己的天性长期压制的结果。这个好像很纯朴的人，骨子里很喜欢绕圈子，只要一不留神，就把简单的事搞得很复杂，使他最真实的感情也带点做作的嘲弄的性质。他面上很谦虚，有时甚至过分地自卑，实际上却非常骄傲，那是他知道得很清楚而痛自贬责的。他那种乐观，活动，时时刻刻忙着帮助别人，都是一种掩饰，遮盖着根子很深的虚无主义和不敢向自己瞧一眼的心情。莫克表示自己相信许多事：相信人类的进步，相信净化以后的犹太精神的前途，相信法兰西的使命是做一个新思想的战士，——他真心的把这三件事看作三位一体。——奥里维却看得很明白，对克利斯朵夫说：“其实他什么都不信。”

尽管莫克游戏人生，非常洒脱，他仍旧是个神经衰弱的人，不愿意看到内心的空虚。有时他精神上觉得一片虚无，半夜里突然呻吟着惊醒过来。好像在水里要抓住救命圈似的，他到处找一些借口让自己能够有所行动。

一个人生在一个太老的民族中间是需要付很大的代价的。他负担极重：有悠久的历史，有种种的考验，有令人厌倦的经验，有智慧方面与感情方面的失意，总之要有几百年的生活，——沉淀在这生活底下的是一些烦闷的渣滓。闪米特族的无穷的烦闷，和我们亚利安族的完全不同；我们的烦闷虽然也很痛苦，但至少有些确切的原因，原因消灭，烦闷也可以跟着消灭；而这原因大多是欲望不能满足。但在某些犹太人，往往连生机都被一种致命的毒素侵蚀了。他们没有欲望，没有兴趣，没有野心，没有爱，没有快乐。这些跟祖国的传统脱节的东方人，千百年来把精力消耗殆尽，竭力想达到不动心的境界而达不到；他们始终没有失掉的——并非保持原状而是过分夸张了的，——只有思想，只有无穷的分析，使他们对什么都不觉得愉快，对一切行动都没有勇气。最有气魄的人也只是造出些角色来给自己扮演，而并不为自己打算。他们之中有些很聪明很严肃的人，往往对现实生活不关痛痒，一切都逢场作戏；——他们虽不承认有这个意思，但游戏人生的确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方式。

莫克也是个演员，可是自成一派。他成天忙着，为的要使自己麻木。但他的忙不像多半的人为了自私，而是为了别人。他对克利斯朵夫的忠诚是动人的，也是令人生厌的。克利斯朵夫有时对他很粗暴，过后又立刻后悔。莫克从来不恨克利斯朵夫。他无论碰到什么事都不会灰心。并非他对克利斯朵夫有怎么热烈的感情。他喜欢的是帮人家忙，而不一定是所帮的对象。对象仅仅是种借口，使他能做些好事，混过日子。

他花了那么大的劲，居然使哀区脱决心刊印克利斯朵夫的《大卫》和别的几件作品。哀区脱心里很器重克利斯朵夫的才具，但并不急于把他公诸大众。等到莫克预备把这部乐谱自己出钱托另一个出版家刊印了，哀区脱才为了争面子，自动接受下来。

有一回奥里维病倒了，钱用完了，境况非常困难，莫克竟会想到向法列克斯·韦尔，那个和两位朋友住在一幢屋子里的，有钱的考古学家去求援。莫克和韦尔是相识的，但彼此很少好感。他们俩性格太不同了；莫克这种骚动的、神秘的、激烈的性情，粗鲁的举止，或许会引起平静的、爱嘲弄的、举动文雅而思想保守的韦尔的讥讽。另一方面，他们骨子里也有共同点：对行动都没有什么深刻的兴趣，只靠顽强的机械的生命力支持着。但两人都不愿意感觉到这一点。他们只关心自己所扮的角色，而这些角色彼此并无接触。所以那天韦尔对莫克相当冷淡；莫克想把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的艺术计划打动韦尔的兴趣，韦尔却含讥带讽的表示怀疑。莫克老是醉心于这个或那个理想，早已使犹太社会看了好笑，同时认为他是个到处向人借钱的危险分子。但他凭着一贯的不灰心的作风，这一回也绝对不灰心；他一面坚持，一面提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友谊，居然使韦尔动心了。他觉察到这一点，便继续在这个题目上用功夫。

他的确挑动了对方的心。这个摆脱一切，没有朋友的老人，原来是把友谊看作神圣的。他一生最大的感情是对一个夭折的朋友的友谊。那是他内心的至宝，每次想起总觉得很安慰。他创立了一些事业，纪念这位朋友，把自己的著作题献给他。莫克说的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相互的友情使他大为感动。他的历史距他们的颇有相像的地方。他所丧失的朋友当初对他是个长兄，是个青年时代的伴侣，他崇拜的指导者。一般年轻的犹太人，有的是智慧与慷慨的热情，在冷酷的环境中备感痛苦，想复兴他们的民族，再由他们的民族来复兴世界，他们鞠躬尽瘁地消耗着自己的精力，像火把一般在世界上照耀了几小时：韦尔的亡友便是这样的一个青年。他的火焰曾经使年轻的韦尔精神奋发。他在世的时候，韦尔始终跟着他在信仰的光轮中往前走着，——相信科学，相信精神的力量，相信未来的幸福。从朋友去世以后，懦弱而爱发牢骚的韦尔就让自己从理想主义的高峰直掉到《传道书》（《旧约》中有一卷名《传道书》，大旨谓世事愚妄。）那样的沙土里，那种气息是每个聪明的犹太人都有的，而且是随时预备把他们的聪明吞掉的。但他从来没忘了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所过的光明的日子，把差不多已经隐灭的光彩始终保存在心里。他对谁都没提过这位朋友，连对他所爱的妻子在内：那是一件神圣的事。而这个被大家认为冷酷而毫无风趣的老人，到了暮年还在心里反复念着一个印度古代婆罗门高僧的又温婉又辛酸的句子：

“世界上受过毒害的树，还能产生比生命的甘泉更甜美的两个果子：一个是诗歌，一个是友谊。”

韦尔从此对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感到了兴趣。因为知道他们性情高傲，他就很识趣地向莫克要了一部奥里维最近出版的诗集。两位朋友并没采取什么行动，甚至想都没想到：他居然为这部作品弄到一笔学士院的奖金；而在他们艰苦的境况中，那也来得正是时候了。

克利斯朵夫知道了这个出乎意外的帮助是出之于一个他准备加以诋毁的人，就对于自己可能说的话或可能想的念头十分惭愧。虽然不喜欢拜访人家，他也勉强捺着性子去向韦尔道谢。但这番好意没有得到好结果。看到克利斯朵夫那种年轻人的热情，老韦尔笑傲人生的脾气不由自主地觉醒了；他们俩并不投机。

那天克利斯朵夫访问了韦尔，又感激又气恼地回到顶楼上，发现莫克又来给奥里维一些新的帮助，同时又读到吕西安·雷维-葛写的一篇对他的音乐很不好的评论，——不是坦白的批评，而是冷言冷语地把克利斯朵夫跟他痛恨的三四流音乐家相提并论。

克利斯朵夫等莫克走了以后和奥里维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老是跟犹太人打交道；而且只跟犹太人打交道！难道我们自己也得变成犹太人吗？仿佛我们是在勾引他们。敌人也罢，盟友也罢，我们到处只碰到他们。”

“那是因为他们比旁人更聪明，”奥里维说，“在我们法国，一个思想自由的人差不多只能跟犹太人谈谈什么新的和活生生的事。其余的人都抓着过去，不会动了。不幸，这个过去对犹太人是不存在的，至少他们的过去和我们的不同。所以我们跟他们只能谈论现在的事，跟我们同种的人只能谈昨天的事。你瞧，犹太人在各方面都有活动：商业、工业、教育、科学、慈善事业、艺术……”

“别提艺术。”克利斯朵夫说。

“我不说我对他们所做的事都有好感：我还常常讨厌呢。但至少他们是活的，懂得活着的人的。我们少不了他们。”

“别夸张，”克利斯朵夫带着取笑的口气说，“就少得了他们。”

“对，你也许照旧能活下去。但要是你的生活与作品没法叫大家认识的话（倘若没有他们，那是很可能的），你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难道和我们同教的人会来帮助我们吗？旧教教会让它最优秀的子孙灭亡，绝对不救一下。凡是心灵深处真有宗教热忱的人，为上帝献身的人，如果胆敢不守旧教的规条，不承认罗马的威权，那么一般自称为的旧教徒不但立刻把他们视同陌路，抑且视同仇敌，不出一声让他们落在共同的敌人手里。一颗自由的心灵，不管怎么伟大，倘使单有基督徒的精神而不肯服从，那么纵使他代表信仰中最纯洁最神圣的部分，一般的旧教徒也认为他是不相干的。他不盲不聋，要用自己的念头去思索；所以大家摒弃他，幸灾乐祸地看着他独自受苦，被敌人蹂躏，向他的弟兄们求救（他便是为了这般弟兄们的信仰而死的）。今日的基督旧教，它那种麻木不仁的力量真可以致人死命。它能宽恕敌人，可不能宽恕想唤醒它帮助它的人……可怜的克利斯朵夫，要是没有一小群思想自由的新教徒和犹太人，我们会变成怎么样？我们这批生为旧教徒而思想独往独来的人，我们的行动有什么用？在今日的欧洲，犹太人是一切善与恶中间最活跃的媒介，把思想的花粉随意散布出去。你的最凶狠的敌人和最早的朋友不是都在他们中间吗？”“不错，”克利斯朵夫说，“他们曾经鼓励我，支持我，在战斗中说过使我振作精神的话，证明我还有人了解。当然这些朋友中很少始终如一的：他们的友谊只是一堆干草的火焰。可是也没关系！这道转瞬即逝的微光在漫漫长夜中已经了不起了。你说得对：咱们不能忘了他们的好处！”

“咱们尤其不能糊涂，”奥里维说，“不能再摧残我们那个陷于病态的文明，不能去攀折它几根最有生机的枝条。倘使不幸而犹太人被逐出欧洲的话，欧洲在智慧与行动方面就会变成贫弱，甚至有完全破产的危险。特别在我们法国，在这样一息仅存的情形之下，他们的放逐使我们的民族所受的打击，要比十七世纪时放逐新教徒的结果更可怕。没有问题，他们此刻占据的地位大大的超过了他们真正的价值。他们利用今日政治上跟道德上的混乱，还推波助澜，因为他们喜欢这种局面，因为他们觉得在其中得其所哉。至于像莫克一般最优秀的人，他们的错误是在于真心把法国的命运和他们犹太人的梦想合而为一，那往往对我们害多利少。可是我们也不能责备他们由着他们的心意来改造法国，那表示他们爱法国。倘使他们的爱情是可怕的，我们只有起而自卫，叫他们归到原位上去，他们的位置在我国是应当居于次要的。并非我认为他们的种族比我们的低劣，——种族优越的问题是可笑而可厌的，——可是我们不能承认一个还没跟我们同化的异族，自命为对于我们的前途比我们自己认识更清楚。它觉得住在法国很舒服，那我也很高兴；但它决不能把法国变成一个犹太国！要是一个聪明而强有力的政府能把犹太人安放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一定能成为最有效率的一分子，促成法兰西的伟大；而这是对他们和我们同样有利的。这些神经过敏的、骚动的、游移不定的人，需要一条能够控制他们的法律，需要一个刚强正直，能够压服他们的主宰。犹太人好比女人：肯听人驾驭的时候是极好的；但由她来统治就要不得了，不管对男人对女人都是如此，而接受这种统治更要叫人笑话。”

尽管相爱，尽管因为相爱而能够心心相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究竟有些地方彼此不大了解，甚至觉得很不愉快。结交的初期，各人都留着神，只把自己跟朋友相像的地方拿出来，所以双方没觉察。可是久而久之，两个种族的形象浮到面上来了。他们有些小小的摩擦，凭着他们那样的友情也不能永远避免的摩擦。

在误会的时候，他们都搞糊涂了。奥里维的精神是信仰、自由、热情、讥讽、怀疑等等的混合物，克利斯朵夫永远摸不着它的公式。奥里维方面，对于克利斯朵夫的不懂得人的心理也觉得不痛快；他有那种读书人的贵族气息，不由得要笑这个强毅的可是笨重的头脑，笑他的稚拙，笑他的浑然一片，不懂分析自己，受人欺骗，也受自己欺骗。克利斯朵夫婆婆妈妈的感情，容易激动，容易粗声大气地流露衷曲，有时在奥里维看来是可厌的，甚至有点儿可笑的。除此以外，克利斯朵夫对于力的崇拜，德国人对于拳头的信仰，更是奥里维和他的同胞不甘信服的。

而克利斯朵夫也不能忍受奥里维的讥讽，常常会因之大怒；他受不了那种翻来覆去的推敲，无穷尽的分析，仿佛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在一个像奥里维这样看重节操的人，那是很奇怪的现象，但它的根源就在于他兼收并蓄的智慧：因为他的智慧不愿意对事情一笔抹煞，喜欢看到相反的思想。奥里维看事情，用的是一种历史的，俯瞰全景的观点；因为极需要彻底了解，所以同时看到正反两面：他一会儿拥护正面，一会儿拥护反面，看人家替哪方面辩护而定；结果连他自己也陷于矛盾，无怪克利斯朵夫看了莫名其妙了。可是在奥里维，这倒并不是喜欢跟别人抵触或标新立异，而是一种非满足不可的需要，需要公道，需要通情达理：他最恨成见，觉得非反抗不可。克利斯朵夫对于不道德的人物与行为，往往夸大事实，不假思索就加以批判，使奥里维听了很不舒服。他虽然和克利斯朵夫同样纯洁，天性究竟没有那么顽强，会受到外界的诱惑、濡染、接触。他反对克利斯朵夫的夸张，但他自己在相反的方面也一样夸张。这个思想上的缺点使他每天在朋友面前支持他的敌人。克利斯朵夫生气了，埋怨奥里维的诡辩和宽容。奥里维只是笑笑：他很知道因为没有自欺欺人的幻想才有这种宽容，也知道克利斯朵夫相信的事要比他多得多，而且接受得更彻底。克利斯朵夫是从来不向左右瞧一眼，只顾像野猪一般往前直冲的。他对于巴黎式的“慈悲”尤其厌恶。他说：

“他们宽恕坏蛋的时候，最大的理由是作恶的人本身已经够不幸了，或者说他们是不能负责的……可是第一，说作恶的人不幸是不确的。那简直是把可笑的、无聊的戏剧上的道德观念，荒谬的乐观主义，像史克里勃和加波（史克里勃为十九世纪法国通俗戏剧作家，加波为法国近代新闻记者兼剧作家）所宣传的那一套，拿来实行了。而史克里勃与加波，你们这两个伟大的巴黎人，最配你们那些享乐的、伪善的、幼稚的、懦怯的、不敢正视自己丑态的布尔乔亚社会……一个坏蛋很可能是个快乐的人，甚至比别人更多快乐的机会。至于说他不能负责，那又是胡说了。既然人的天性对于善恶都不加可否，因此也可以说是偏于恶的，那么一个人当然能够犯罪而同时是健全的。德不是天生的，是人造的。所以要由人去保卫它！人类社会是一小群比较坚强而伟大的分子建筑起来的。他们的责任是不让狼心狗肺的坏蛋毁坏他们惨淡经营的事业。”

这些思想实际上并不和奥里维的有多大分别；但因为奥里维本能要求平衡，所以一听到战斗的话，就特别表示出游戏人生的态度。

“别这样的忙乱，朋友，”他对克利斯朵夫说，“让世界灭亡吧。像《十日谈》里头的那些伙伴一样，正当佛罗伦萨城在蔷薇遍地、杉树成荫的山坡底下为黑死病毁灭的时候，我们且安安静静地欣赏一下思想的园林吧。”

他像拆卸机器一样整天分析艺术、科学、思想，希望从中找出些隐藏的机轴；结果他变得极端怀疑，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变为精神的幻想，变为空中楼阁，比几何图形都更空虚，因为几何图形还能说是满足思想上的需要。克利斯朵夫愤慨之下，说道：

“机器走得很好；干吗把它拆开来呢？你可能把它搞坏的。而且你的成绩在哪儿？你要证明些什么？证明一切皆空，是不是？我也知道一切皆空。就因为我们到处受到虚无包围，我才奋斗。你说什么都不存在吗？我，我可是存在的。没有活动的意义吗？我就在活动。喜欢死亡的人，让他们死吧！我活着，我要活。我的生命在一只秤托里，思想又在另一只秤托里……思想，滚它的蛋！……”

他逞着暴烈的性子，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免出口伤人。他说过就后悔，恨不得把话收回来；但听的人已经受到伤害。奥里维是很敏感的，脸很嫩，话重了一些，尤其是出之于他所爱的人，他简直心都碎了。但他为了傲气，把这一点憋在肚里，只退一步做着反省的功夫。他也发觉他的朋友像所有的大艺术家一样，会突然之间流露出无意识的自私。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时候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还不及一阕美丽的音乐可贵：——克利斯朵夫对他也不隐瞒这种思想。——他了解克利斯朵夫，认为克利斯朵夫是对的；但他心里很难过。

并且，克利斯朵夫的天性中有各式各样骚乱不宁的成分，为奥里维摸不着头脑而很操心的。第一是那种突如其来的古怪而可怕的脾气。有些日子，克利斯朵夫不愿意说话，或者像魔鬼上了身似的只想伤害人。再不然他失踪了，你可以一整天大半夜看不见他。有一次，他接连两天没回来。天知道他做些什么！他自己也不大清楚……其实是他强烈的天性被狭窄的生活跟寓所拘囚着，好像关在鸡笼里，有时差点儿要爆裂了。朋友的镇静使他气恼，竟想加以伤害。他只得往外逃，用疲劳来折磨自己，在巴黎跟近郊四处乱跑，心中渺渺茫茫的希望有些奇遇，有时也真会碰到；他甚至希望闹些乱子，例如跟人打架什么的，把过于旺盛的精力发泄一下……奥里维因为身体娇弱，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克利斯朵夫自己也不比他更了解。他从这种神思恍惚的境界中醒来，好比做了一个累人的梦，——对于做过的事和将来还会再做的事，有点儿惭愧，有点儿不安。可是那阵突如其来的疯狂过去以后，他好比雷雨以后的天空，没有一丝污点，晴朗万里，威临一切。他对奥里维更温柔了，因为给了他痛苦而恼自己。他对两人之间那些小小的口角弄不明白了。错处并不都在他这方面，但他认为自己同样要负责；他埋怨自己的好胜心，觉得与其把朋友驳倒而证明自己有理，还不如跟他一起犯错误。

最糟的是他们在晚上发生误会，闹着别扭过夜，那是两个人都不舒服的。克利斯朵夫往往起床写一张字条塞在奥里维的房门底下，第二天一醒过来就向他道歉。或者他还等不到天亮，当夜就去敲门。奥里维跟他一样睡不着。他明知克利斯朵夫是爱他的，并非故意要伤害他；但他需要听克利斯朵夫把这些意思亲口说出来。而克利斯朵夫果然说了：一切都过去了。那才多么快慰呢！这样他们才能睡着。

“啊！”奥里维叹道，“互相了解是多么困难！”

“难道非永远互相了解不可吗？”克利斯朵夫说，“我认为不必。只要相爱就行了。”

他们事后竭力以温柔而不安的心情加以补救的这些小争执，使他们格外相爱。吵了架，奥里维眼中立刻映出安多纳德的形象。于是两位朋友互相体贴到极点。克利斯朵夫每逢奥里维的节日，总得作一个曲子题赠给他，送点儿鲜花、糕饼、礼物，天知道是怎么买来的，因为他平常钱老是不够用。在奥里维方面，却是在夜里睁着倦眼偷偷地为克利斯朵夫抄写乐谱。

两个朋友之间的误会从来不会怎么严重，只要没有第三者插进来。但那是免不了的：在这个世界上，爱管闲事而挑拨人家不和的人太多了。

奥里维也认识克利斯朵夫从前来往的史丹芬一家，受着高兰德吸引。克利斯朵夫当初没有在她那边遇到他，因为那时奥里维遭了姐姐的丧事，躲在家里。高兰德绝对不邀他去：她很喜欢奥里维，可不喜欢遭逢不幸的人；她说自己太容易感动，看到人家伤心会受不住，所以要等奥里维的悲伤淡下去。赶到她知道他已经痊愈而不至于再传染别人的时候，就设法招引他。奥里维用不着人家三邀四请。他是个狷介与浮华兼而有之的人，很容易入迷的，何况那时又爱着高兰德。他和克利斯朵夫说想再到她家里去，克利斯朵夫因为尊重朋友的自由，没有责备他，只是耸耸肩，带着取笑的神气回答说：“去吧，孩子，要是你觉得好玩的话。”

克利斯朵夫自己可决不跟着他去。他已经决意不和那些卖弄风情的姑娘来往。并非他厌恶女性：那才差得远呢。对于一般劳动的青年妇女，每天清早睁着倦眼，急匆匆的，老是迟到，往工场或办公室奔去的女工，职员，公务员，他都抱有好感。他觉得女人只有在活动的时候，挣取自己的面包和过着独立生活的时候，才有意思。他甚至觉得，唯有这样，女性的风韵，动作的轻盈，感官的灵敏，她的生命与意志的完整，才能完全显露出来。他瞧不起有闲的享乐的女子，认为那等于吃饱了东西的野兽，一方面在那里消化食物，一方面感到无聊，做着些不健全的梦。奥里维却是相反，他最喜欢女人“无所事事”的悠闲，喜欢她们花一般的娇艳，以为只要长得美，能够在周围散布香味，就算她们不白活了。他的观点是艺术家的观点，克利斯朵夫的观点却更富于人间性。克利斯朵夫和高兰德相反：越是深尝人世的痛苦的人，他越喜欢。他觉得自己跟他们有一股友爱的同情作联系。

高兰德自从知道了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的友谊以后，更想见一见奥里维：因为她要详细打听一下。克利斯朵夫那么傲慢地把她淡忘了使她有点儿气愤，虽然不想报复，——那是不值得的，——却很乐意跟他开个玩笑。这是东抓抓、西咬咬、想惹人注意的猫的玩艺儿。凭她那种迷人的本领，她毫不费力就套出了奥里维的话。只要不跟人家在一起，谁也比不上奥里维的明察和不受欺骗；面对着一双可爱的媚眼，谁也比不上他的天真和轻信。高兰德对于他跟克利斯朵夫的友谊表示那么真诚的关切，所以他把他们的历史原原本本讲了出来，甚至把他从远处看了好玩而都归咎于自己的误会，也说了一部分。他也对高兰德说出克利斯朵夫的艺术计划，说出他对法国与法国人的某些——当然不是恭维的——批评。这些事情本身都没有什么关系，但高兰德立刻拿来张扬出去，还别出心裁地安排一下，为的是使故事更动听，也为的是把克利斯朵夫耍弄一下。第一个听到她的心腹话的，当然是那个跟她形影不离的吕西安·雷维-葛，而他并没有保守秘密的理由，所以那些话就越来越添枝接叶传布开去，把奥里维形容作一个牺牲者，说话之间对他有种轻侮的同情。两个角色既没有多少人认识，照理故事是不会引起谁的兴趣的；但巴黎人最喜欢管闲事。辗转相传，结果克利斯朵夫自己也有一天从罗孙太太嘴里听到了这些秘密。她在一个音乐会中遇到他，问他是不是真的和可怜的奥里维·耶南闹翻了，又问起他的工作，言语之间所提到的某些事，克利斯朵夫以为只有他跟奥里维两个人知道的。他向她追问消息的原委；她说是吕西安·雷维-葛告诉她的，而吕西安又是听奥里维自己说的。

这一下对克利斯朵夫简直是当头闷棍。生性暴躁，又不懂得怀疑，他压根儿不想向人家指出这件新闻的不近事实；他只看见一桩事：便是他向奥里维吐露的秘密被泄漏给吕西安·雷维-葛了。他不能在音乐会里再待下去，马上走了。周围只有一片空虚。他心里想着：“我的朋友把我出卖了！”

奥里维正在高兰德那里。克利斯朵夫把自己的卧室下了锁，使奥里维不能像平常一样在回来的时候跟他说一会儿闲话。果然他听见他回来了，把他的门推了推，在锁孔中轻轻地和他招呼了一声，他可是一动不动，在黑暗中坐在床上，双手捧着脑袋，反复不已地对自己说着：“我的朋友把我出卖了！……”这样直挨了大半夜。这时他才觉得自己怎样的爱着奥里维；因为他并不恨朋友的欺骗，只是自己痛苦。你所爱的人对你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不爱你。你没法恨他；既然他丢掉你，足见你不值得人家的爱，你只能恨自己。这便是致命的痛苦。

第二天早上看到奥里维的时候，他一句不提；他觉得那些责备的话，自己听了就受不住，——责备朋友滥用他的信任，把他的秘密给敌人利用等等，他一句也不能说。但他的脸色代他说了：神气是冷冰冰的、含有敌意的。奥里维看了大吃一惊，可是莫名其妙。他怯生生地试探克利斯朵夫对他有什么不满意。克利斯朵夫却粗暴地掉过头去，置之不理。奥里维也恼了，不出声了，只想着胸中的悲苦。那天他们整日没有再见面。

即使奥里维使克利斯朵夫受到百倍于此的痛苦，克利斯朵夫也不会报复，甚至也不大会想到自卫。对于他，奥里维是神圣的。但他胸中的愤懑必须对什么人发泄一下，而发泄的对象既然不可能是奥里维，就得轮到吕西安·雷维-葛了。依着他平素那种偏狂而激烈的性情，他把先前归咎于奥里维的过失立刻派在吕西安头上；他想到这样一个家伙居然能抢走他朋友的感情，像从前抢掉高兰德对他的友谊一样，就不由得妒火中烧。而那一天他又看到吕西安的一篇关于《菲岱里奥》的批评，愈加气坏了。吕西安冷嘲热讽提到贝多芬，说剧中的女主角大可以得蒙底翁道德奖。这出歌剧的可笑的地方，甚至音乐方面的某些错误，克利斯朵夫比谁都看得清楚；他对于世所公认的大师们从来不盲目的崇拜。但他也并不自命为永远没有矛盾，像法国人那样始终合于逻辑。世界上有一般人很愿意挑自己所喜欢的人的错，可不答应别人那么做：克利斯朵夫便是这么一个人。并且克利斯朵夫的批评一个大艺术家，尽管尖刻，究竟是因为对艺术抱着热烈的信仰，爱护大师的光荣，不能忍受他有一丝一毫的瑕疵；吕西安的那一套却是想迎合群众的卑鄙心理，挖苦一个大人物来逗大家发笑：这两种批评当然是大不同的。何况克利斯朵夫虽然思想那么洒脱，还暗中认为有一种音乐是绝对不能触犯的：那不只是音乐而是更胜于音乐的音乐，是一颗伟大的仁慈的心灵的音乐，给你安慰，给你勇气，给你希望的音乐。贝多芬的作品便属于这一类；它现在受到一个卑鄙的家伙的侮辱，怪不得克利斯朵夫要义愤填膺了。那不光是一个艺术问题；一切使人生有点儿价值的东西：爱情、牺牲、道德，全部都牵涉到了。我们不能允许人家侵犯这些，正如不能允许人家侮辱一个为我们敬爱的女子；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人当然要恨，要拼命了……而这个侮辱的人又不是别人，竟是克利斯朵夫最瞧不起的家伙，那更有什么话说！

碰巧当天晚上克利斯朵夫和那个人劈面遇到了。

为避免跟奥里维单独在一起，克利斯朵夫一反平时的习惯，上罗孙家参加晚会去了。人家要求他弹奏，他勉强答应下来。但过了一会儿，他正聚精会神想着所奏的作品，忽然抬起眼睛，看到几步以外的人堆里，吕西安含讥带讽地在那儿打量他。他一个乐节没弹完就马上停住，站起身子，背对着钢琴。大家登时静了下来，都有点儿发窘。罗孙太太诧异之下，向克利斯朵夫走过去，勉强堆着笑容，很谨慎的问（因为她不敢断定作品是否真的完了）:“您不弹下去了吗，克拉夫脱先生？”

“我弹完了。”他冷冷地回答。

他说过了就觉得措辞不大得体，但非但不因此检点，倒反更烦躁了。他并没注意到人家用着讥讽的态度看着他，径自走去坐在客厅的一角，可以望见吕西安的动作的地方。旁边坐着一个脸色红红，眼睛浅蓝，神气想睡觉的老将军，以为应当向克利斯朵夫恭维一番作品的特色。克利斯朵夫不胜厌烦地弯了弯身子，胡乱回答了几句。老人继续说着，非常有礼，堆着一副痴騃柔和的笑脸；他想请克利斯朵夫解释怎么能背出这许多页音乐。克利斯朵夫恨不得一拳把老头儿打倒在椅子底下。他只想听吕西安的话，找机会斗他一斗。几分钟以来，他觉得自己要胡闹了，怎么也抑捺不住。——吕西安正在对几位太太尖着嗓子解释一般大艺术家的用意和秘密的思想。客厅里忽然静了一会儿，克利斯朵夫听见吕西安用着轻佻下流的隐喻，谈着瓦格纳和路易王（指德国巴伐利亚王路易二世）的交情。

“住嘴！”克利斯朵夫拍着旁边的桌子嚷道。

大家愕然回过头来。吕西安跟克利斯朵夫照了面，脸色有点儿发白：

“你这话是对我说的吗？”

“是对你这个狗种说的！”克利斯朵夫回答，接着又跳起来，说：

“难道你一定要把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东西糟蹋完吗？滚出去，坏蛋！要不然我就把你从窗里摔出去！”

他迎着他走过去。妇女们都尖声叫着闪开了。屋子里乱了一阵。克利斯朵夫立刻给人包围了。吕西安抬了抬身子，接着又坐了下去，恢复他那个随便的姿势。一个当差在旁边走过，吕西安轻轻地招呼他，给了他一张名片，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继续谈话，可是眼皮很紧张地颤动着，眼睛睒个不住，向四下里瞧了瞧大家的神色。罗孙过来站在克利斯朵夫前面，抓着他的衣襟，把他推着向门口走去。克利斯朵夫又羞又愤，低着头，只看到面前那片雪白的硬衬衫，不禁莫名其妙地数着它发亮的钮扣；胖子罗孙的呼吸直吹到他的脸上。

“嗯，朋友，怎么啦？”罗孙说，“这算是哪一门？你检点检点吧！你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你不是疯了吗？”

“嘿！我再也不上你这儿来的了！”克利斯朵夫说着，挣脱了对方的手，往门外走去。

大家很小心地闪过一边。在衣帽间里，一个当差的托着一个盘送过来，盘里放着吕西安·雷维-葛的名片。他糊里糊涂地拿着，高声念着；随后他突然气愤愤地在衣袋里找，掏出了半打左右的零碎东西，才捡出三四张皱褶的肮脏的名片：

“拿去！拿去！拿去！”他一边说一边把那些名片往盘里乱丢，猛烈的手势把其中的一张扔在了地下。

于是他走了。

奥里维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克利斯朵夫随便挑了两个证人：一个是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一个是瑞士某大学的私人教授巴德博士，那是他有一晚在一家酒店里认识的，虽然不喜欢这个人，但可以和他谈谈本国的事。经过双方证人的协议，武器决定用手枪。克利斯朵夫是无论什么武器都不会用的。古耶劝他到射击房中去练一练，克利斯朵夫拒绝了；因为决斗要第二天才举行，他当时又埋头工作起来。

当然他的工作是心不在焉的，好像做着噩梦，听见一个模糊而固执的念头在耳朵里嗡嗡地响着……“讨厌，真讨厌！……什么事讨厌呢？——明天那场决斗啰……嘿，那不过是闹着玩儿的！……谁也打不着谁的……可也说不定……那么以后呢？……对啦，以后呢？那个畜生手指一捺就能结果我的性命……太笑话了！……明天，两天之内，我可能躺在这发臭的泥土底下……也罢！这儿也好，那儿也好……难道怕他不成？——可是，我明明觉得胸中有我自己的天地，在那里慢慢的长大，如今为了一桩无聊事儿把这天地断送，不是太胡闹吗？……这些现代的斗争，说是让敌我双方机会平等，真是见鬼！好一个平等，一个混蛋的性命，跟我的性命有同样的价值！干吗不用拳头或棍子来打一架呢？那倒还好玩。可是这冷冰冰的枪真不是味儿！……他对这一套当然是老手，我可从来没拿过什么手枪……他们说得不错：我应当去学一学……他想打死我吗？哼，我才要打死他呢。”

他奔下楼去。附近就有一家射击房：克利斯朵夫要了一支枪，叫人家指点他怎么拿。第一下，他险些儿把店里的管事打死；他重新来过，两次，三次，还是没有成绩；他不耐烦了，而结果是更坏。旁边有几个青年看着，笑着。他并不在意，只一味固执，对于旁人的讪笑既那样不在乎，意志又那样的坚决，使闲人看了也对他这种笨拙的耐性表示关切了。看的人中间有一个过来指点他几句。他平常性子那么暴烈，此刻却像孩子一般的听话，硬要制服自己的手，不让它发抖；他挺着身子，拧着眉，脸上流着汗，一声不出，有时候气愤愤地跳一下，然后又聚精会神地打靶子。他逗留了两小时，两小时以后，他竟然打中了靶子。不听指挥的肉体被意志降服了：那也叫人看了佩服。最初笑他的人有些已经走了，有些慢慢地不出声了，却舍不得走开。等到克利斯朵夫走出铺子的时候，他们居然很亲热地跟他打招呼。

回到家里，克利斯朵夫看到莫克很焦急地等着。莫克已经得悉吵架的事，想打听原因。虽然克利斯朵夫支吾其辞不愿意指责奥里维，莫克也终于猜到了。他很镇静，又深知两个朋友的为人，便断定奥里维在这件事里头是无辜的。他马上出去调查，毫不费事地就明白了所有的过错原来都是由于高兰德和吕西安·雷维-葛的多嘴。他急急忙忙地回来，把证据给克利斯朵夫看，以为这样可以阻止他去决斗了。可是相反：克利斯朵夫一知道是吕西安使他怀疑他的朋友的，便更加恨吕西安。莫克絮絮不休地劝阻他；他为了摆脱起见，便满口答应。可是他已经拿定主意，并且心里很高兴：他这是为了奥里维决斗，而不是为自己了！

车子穿进森林里的小路的时候，证人之中有一个说了一句感想，突然引起了克利斯朵夫的注意。他想研究一下那些人心里想些什么，结果觉得他们都对他不关痛痒。巴德教授在那里预算这件事几点钟可以完，能不能赶回去把他在国家图书馆手稿室开始的工作当天结束。因为他也是德国人，所以在克利斯朵夫的三个同伴中最关心决斗的结果。古耶既不理会克利斯朵夫，也不理会巴德，只跟于里安医生谈些淫猥的生理学问题。年轻的于里安是图卢兹人，从前和克利斯朵夫住在同一层楼上，常常向他借酒精灯，雨伞，咖啡杯等等，东西还来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打烂了的。为交换起见，他替克利斯朵夫义务诊病，把他做试验品，看着他的天真觉得好玩。表面上他像西班牙贵族一样的镇静，骨子里老是喜欢挖苦人。他对眼前这件事高兴得不得了，认为滑稽透顶。他料到克利斯朵夫的笨拙，先就乐死了。他最得意的是克利斯朵夫出了钱让他坐着车到森林里来玩一下。——这是三个人的头脑里最显明的思想；他们把事情看作一件不费分文的娱乐。谁也不拿什么决斗放在心上。并且他们对于一切可能发生的后果都很冷静地准备好了。

他们比对方先到。树林深处有家小客店。那是一个相当下流的娱乐场所，巴黎人常常到这儿来出卖他们的荣誉。篱垣上开着野蔷薇；叶子古铜色的橡树荫下摆着几张小桌子。一张桌上坐着三个人，都是骑了自行车来的。一个是搽脂抹粉的女人，穿着短裤，脚上套着黑袜子；两个是穿法兰绒衣衫的男人，热得头昏脑胀，不时发出一些呜呜的声音，仿佛连话都不会说了。

车子一到，小客店里稍微忙乱了一阵。古耶跟这个店里的人已经认识多年，便自告奋勇去代办一切。巴德把克利斯朵夫拉到一个花棚底下，叫了啤酒，空气挺暖和，非常舒服，到处是蜜蜂的声音。克利斯朵夫忘了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巴德倒空了瓶子，静了一会儿，说道：

“我想清楚了该怎么办。”

他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又说：“时间还来得及，过后我可以上凡尔赛去。”他们听见古耶为了场地的租金跟店里的主妇争得很凶。于里安也没有浪费时间：在那几位骑自行车的游客身旁走过的时候，大惊小怪地对女人裸露的大腿叫好，招来一大阵粗野的咒骂，于里安也老实不客气回敬他们。巴德轻轻地说：“法国人都是无耻东西。兄弟，我祝贺你胜利。”

他拿酒杯和克利斯朵夫的碰了一下。克利斯朵夫却在那里胡思乱想：断片的乐句在脑海中飞过，好似一片和谐的虫声。他简直想睡觉了。

另外一辆车把小路上的细石子压出沙沙的声音，克利斯朵夫一看见吕西安苍白的脸上照例堆着笑容，不由得又动了火。他站起来，后面跟着巴德。

吕西安戴着高领，把脖子都埋得看不见了，他穿扮非常讲究，恰好跟对方的衣衫不整成为对比。跟着下车的是勃洛克伯爵，那是以情妇众多，收藏古代圣体匣和极端保王党的意见出名的体育家；——随后是雷翁·摩埃，又是一个时髦人物，靠了文学而当选的议员，靠了政治野心而成功的文学家，年轻，秃顶，胡子剃得精光，苍白而带黄的脸，长鼻子，圆眼睛，尖脑袋；——最后是爱麦虞限医生，很细腻的标准闪米特族，对人很客气，可是心里很冷淡；他是医学学士院会员，某医院院长，以渊博的著作和一种医药上的怀疑主义闻名的，老是用含讥带讽的同情心听病家诉苦而并不想法给他们医治。

这些新到的人物殷勤地行着礼。克利斯朵夫对他们似理非理，可是他很不高兴地看到自己的证人对吕西安的证人非常巴结。于里安认识爱麦虞限，古耶认识摩埃；他们都笑容满面，礼貌周全地走拢来。摩埃冷冷地、有礼地接待他们，爱麦虞限照例嘻嘻哈哈挺随便。站在吕西安身旁的勃洛克伯爵，眼睛一扫就把对方几个人所有的常礼服跟衬衣估计了一下，和他的主人交换了几句印象，嘴巴差不多动都没功，——因为他们俩都是镇静而极有规矩的。

吕西安若无其事地等主持决斗的勃洛克伯爵发令。他把这件事认为只是一种简单的仪式。他打枪打得极好，知道敌人的笨拙，可不想利用自己的本领，趁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那也不大可能，当证人的总设法不让决斗发生严重的后果，——一枪击中敌人：因为他知道，最傻的莫如叫一个敌人伤在自己手里，让大家以为他是个牺牲者；倒不如用另一种方式无声无臭地把他毁掉，那才是聪明的办法。可是克利斯朵夫脱去了外衣，敞开着衬衫，露出粗大的脖子和结实的拳头，低着额角，一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吕西安，集中全身精力等着，满脸都是杀气；勃洛克伯爵在旁边把他打量了一番，心里想文明人要能消灭决斗的危险才好呢。

等到双方都发了两颗当然毫无结果的子弹，证人就赶来祝贺两位敌人。大家都已经有了面子，——但克利斯朵夫没有满足。他站在那儿，拿着手枪，不相信这算是完了。他很乐意像隔天在射击房中一样，一枪一枪尽打下去，到打中为止。他听到古耶要他向敌人伸手，又看到敌人堆着那永久的笑容向自己走过来，觉得这种喜剧可恨极了，立刻丢下武器，推开古耶，望着吕西安直扑过去。众人费尽气力才把他拦住，不让他用拳头来继续决斗。

吕西安走开了，证人们都围着克利斯朵夫。他却冲出圈子，不理他们的哗笑跟埋怨，径自大踏步往森林中跑去，一边高声地自言自语，一边做着愤恨的手势，也没想起自己的外衣和帽子都留在场地上，只顾往树林的深处走。他听见证人们笑着叫他；后来他们不耐烦了，不理他了。不久，车子远去的声音表示他们已经动身。他自个儿站在静悄悄的林中，怒气平了，扑下身子，在草地上躺下了。

过了一会儿，莫克赶到了小客店。他从清早起就在找克利斯朵夫。客店里的人说他的朋友跑到树林里去了。他就开始搜寻，披荆斩棘，到处呼唤；赶到听见克利斯朵夫的歌声，他又咕哝着走回头来，跟着声音的方向走，终于在一片空地上把克利斯朵夫找到了：原来他四肢朝天，像一头小牛似的在那儿打滚。克利斯朵夫很快活地跟他招呼，叫他“老朋友”。他告诉他说，敌人被他浑身打满了窟窿，像筛子一样；他又强迫莫克跳着玩儿，重重地拍着莫克的身子。天真的莫克虽然手脚不大灵活，也差不多和他玩得一样高兴。——他们手拉着手走到小客店，然后到邻近的站上搭火车回巴黎。

奥里维一点都没知道，只奇怪为什么克利斯朵夫对他那么温柔：这些忽冷忽热的变化使他心中纳闷。到第二天，他才从报上知道克利斯朵夫决斗的事。他一想起克利斯朵夫所冒的危险差点儿吓坏了。他追究决斗的原因，克利斯朵夫又不肯说，等到被逼不过了，才笑着回答：

“为了你呀。”

除此以外，奥里维再也套不出一句话。最后还是莫克把故事原原本本讲了出来。奥里维惊骇之下，跟高兰德绝交了，又求克利斯朵夫原谅他的莽撞。克利斯朵夫为了耍弄莫克，很俏皮地把一支法国的老歌谣改了几个字代替回答。莫克也为了两个朋友的快乐而高兴极了。克利斯朵夫的歌谣是：

我的乖乖，这教你提防……

那有闲而多嘴的姑娘，

那吹牛拍马的犹太人，

那无聊的朋友，

那亲狎的敌人，

还有那泄气的酒，

你切勿上这些家伙的当！

友谊恢复了。友谊破裂的威胁反而使友谊变得更可贵。过去一些小小的误会都消释了；便是两个朋友的不同的性格也对他们成为一种吸引力。克利斯朵夫把两个民族的灵魂在自己心中很和谐地结合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的内心非常丰富、充实；而这种丰满的境界在他是照例用音乐来表达的。

奥里维听了惊叹不已。以他那种过分的批评精神，他几乎以为他所热爱的音乐已经发展到顶点。他常常有种病态的思想，认为一种文化进步到某个程度以后，必然要流于颓废，所以老是怕这个使他爱好生命的美妙的艺术会突然停顿，泉源枯竭。克利斯朵夫觉得这顾虑很可笑，拿出好辩的脾气，说在他以前世界上还一无成就，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奥里维提出法国音乐做反证，认为它已经到了尽善尽美，盛极而衰的地步，更无进步可言。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说道：

“法国音乐吗？……它还没诞生呢……你们在世界上有多少美妙的话可以说！你们真不是音乐家，要不然就不会见不到这些。啊！如果我是法国人的话！”

于是他举出一个法国人所能描写的一切：

“你们翻来覆去搬弄一些跟你们不适合的体裁，适合你们民族性的事反而一件不做。你们是个典雅的民族，有的是浮华世界的诗意，有的是举止的美，态度的美，服饰的美，你们很能创造一种人家没法摹仿的艺术——富于诗意的舞蹈，而你们倒反不再制作芭蕾舞乐……——你们是一个诙谐机智的民族，而你们却不再写喜歌剧，或是只让不入流的音乐家去做。啊！如果我是法国人的话，我要把拉伯雷的作品谱成音乐，我要制作滑稽史诗……——你们是一个小说家的民族，你们却并不在音乐上施展小说家的天才，——居斯塔夫·夏庞蒂埃的作品还谈不上这点。你们并不运用你们的分析心灵、参透个性的天赋。啊！如果我是法国人，我可以用音乐来制作肖像……（比方说，我能够替那静坐在下面花园中紫丁香旁边的姑娘写照）……我要用弦乐四重奏来表现你们司汤达的手腕……——你们是欧洲的第一个民主国，却没有平民戏剧，平民音乐。啊！如果我是法国人，我一定把你们的大革命谱为音乐：把七月十四，八月十日，瓦尔米，联欢大会以及所有的民众在音乐里表现出来！并非用那种浮夸的瓦格纳式的朗诵，而是用交响乐、合唱、舞蹈……别说废话！我早听厌了。应当大刀阔斧地在兼带合唱的大交响曲中写出大块文章的风景，荷马式的，圣经式的史诗，描写水，火，土地，光明的天，鼓舞人心的狂热，本能的活跃，民族的命运，节奏的胜利；仿佛一个世界之皇，驾驭着千万生灵，叫千军万马出生入死……到处都是音乐，什么都是音乐！如果你们是音乐家，那么为你们所有的公共节目，所有的典礼，所有的工会，学生会，家庭庆祝，都可有个别的音乐……可是第一，倘若你们是音乐家，你们先得制作纯粹音乐，无所为而为的音乐，唯一的目的是使人温暖，使人呼吸，使人生活。你们得创造太阳！……你们的雨下得够了。你们的音乐使我伤风感冒。一切都是昏昏沉沉的：把你们的灯点起来吧……你们抱怨意大利的脏东西把你们的戏院给包围了，把你们的民众给征服了，把你们赶出了自己的家。这是你们自己的过失！民众被你们昏暗的艺术，神经衰弱的和声，繁琐沉闷的对位，搅得厌倦透了。他自然要扑向生命所在的地方，不管那生命粗野不粗野，——他们只要求生命！你们为什么要灭绝生命呢？你们的德彪西是一个大艺术家，但对你们是不卫生的。他促成你们的麻痹。你们需要人家用力把你们撼醒。”

“难道你要叫我们走上施特劳斯的路吗？”

“那也不行。他会把你们毁掉的。要有我同胞们的胃口，才喝得下这种强烈的饮料。便是我的同胞也未必受得了……施特劳斯的《莎乐美》固然是杰作……我自己却并不想写这样的东西……我想到我可怜的老祖父和高脱弗烈特舅舅，他们讲起音乐的时候，用的是何等尊敬而温柔的口吻！唉！一个人有了神明般的力量而用在这等地方！……那是一颗烈焰飞腾的流星！一个伊索尔德，犹太的卖淫妇。（指理查德·施特劳斯歌剧中莎乐美。）痛苦的兽性的淫欲。残杀、强奸、乱伦这一类狂热的欲望，在德国颓废的心灵深处咆哮……而你们却是在温柔乡中自杀……前者是野兽，后者是俘虏。人在哪里呢？……你们的德彪西是趣味高尚的天才；施特劳斯是趣味恶劣的天才。前者无味。后者可厌。一个有如一片银色的池塘消失在芦苇里，发出一种狂热的香味。一个有如浑浊的激流……而在这些水沫底下，又是低级的意大利风格，新派的梅亚贝尔，下流的感情，在那里蒸发臭气……《莎乐美》是一件可怕的杰作！它是《伊索尔德》的女儿……可是《莎乐美》又会产生些什么呢？”

“是的，”奥里维说，“我很想走前半个世纪。这个奔向深渊的趋势，无论用什么方式都得叫它停止，要就是悬崖勒马，要就是下坠深谷。那时我们才能够呼吸。谢谢老天，不管有没有音乐，大地照样会开花。这种违反人性的艺术，我们要它做什么？……西方的火已经快烧完了……不久……不久，别的光明将要从东方升起。”

“别再提你的东方了！”克利斯朵夫说，“西方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田地呢。你以为我会退让吗，我？我的前程还有好几百年呢。生命万岁！……欢乐万岁！……和我们的命运斗争吧，斗争万岁！扩大我们心胸的爱情万岁！温暖我们的信心，比爱情更甜蜜的友谊万岁！白天万岁！黑夜万岁！祝贺太阳！祝贺梦想与行动的神，祝贺创造音乐的神！胜利啊！……”

然后他在桌前坐下，把脑子里所想到的通通写下，再也不想到自己刚才的话了。

那时克利斯朵夫所有的力量完全平衡了。他不想讨论这一种音乐体裁或那一种音乐体裁的美学价值，也不殚精竭虑地去追求新奇；凡是可以用音乐来表现的题材，他用不着多费心力就找到了。对于他，什么都行。音乐像潮水一般奔泻，克利斯朵夫竟来不及认出它表现哪一种感情。他只是快乐，因为能够尽量发泄而快乐，因为觉得天地万物的生命在他心中跳动而快乐。

这种快乐与丰富的生命力感染了他周围的人。

局处花园中的屋子对于他是太小了。隔壁原来有个修道院的大花园；清静的宽大的走道，上百年的古树，可以让他的心灵驰骋一下；但这种太美的景致是不能长久保持的。正对着克利斯朵夫的窗，人家正在盖一所六层楼的屋子，把远景挡住了，把他跟周围的环境隔绝了。他每日从早到晚只听见转动滑车，刮磨砖石，敲钉木板的声音。他在工人中又遇到那个盖屋的朋友，从前在屋顶上认识的。他们远远地点头。克利斯朵夫在街上碰到他，还带他上酒店去一块儿喝酒，使奥里维看了大为诧异。他可觉得这工人滑稽的唠叨和老是那么快活的兴致很好玩。但他照旧诅咒他跟他那群工人在前面筑起一堵高墙，夺去他的光明。奥里维并不怎么抱怨；他能适应这个坐井观天的环境，仿佛把它当作笛卡儿的火炉，被压迫的思想会从里面往天上飞去的。可是克利斯朵夫需要空气。既然被关在这个局促的地方，他就跟周围的心灵融成一片。他尽量把它们吸收，把它们谱成音乐。奥里维说他好像一个动了爱情的人。

“要是这样的话，”克利斯朵夫回答，“那么除了我的爱情以外，我便一无所见，一无所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了。”

“那么你为什么这样高兴呢？”

“因为我健康，因为我胃口好。”

“幸福的克利斯朵夫！”奥里维叹着说，“你真应该把你的胃口分点儿给我们。”

健康是像疾病一样会传染的。第一个受到好处的是奥里维。他最缺少的是力。他躲避社会，因为社会的鄙俗使他厌恶。凭他广博的智慧和少有的艺术天分，他还是太细巧了，不能成为一个大艺术家。大艺术家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健康的人最重视的是生活；特别是有天才的人，因为他比别人更需要生活。奥里维却逃避生活；他让自己在没有身体，没有皮肉，没有实质的诗情梦境中浮沉。像某些优秀人士一样，他需要在过去的时代中或是从来没存在过的时代中寻求美。生命的甘泉，仿佛今日的就不及过去的那么醉人！疲倦的灵魂不能直接接触生命，只能接受被过去的帘幕掩蔽的或是出诸前人之口的生命。——克利斯朵夫的友谊慢慢地把奥里维从这些渺渺茫茫的艺术境界中拖了出来。阳光终于透进了他的灵魂深处。

工程师哀斯白闲也感染到克利斯朵夫的乐天主义。可是他的习惯并没改变，那是像痼疾一般牢不可拨的；并且我们也不能希望他一变而为精神抖擞，马上愿意到国外去挣家业。那对他是要求太高了。但他已经不是那么无精打采，对于久已放弃的研究工作，书本和科学，也重新感到兴趣。要是有人告诉他，说他对于本行的兴致是克利斯朵夫给他提起来的，他一定会大吃一惊，而克利斯朵夫听了这话当然更要奇怪。

整幢屋子里和克利斯朵夫相交最快的是三层楼上的那对夫妇。在他们门外走过的时候，他好几次留神到里面的钢琴声，只要不当着人，亚诺太太的琴弹得很不错。以后他送了几张自己的音乐会门票给他们，他们非常感激。从此他就不时在晚上到他们家去坐一会儿。可是他再也听不到少妇的弹奏了：她太胆小，不敢当着人弹琴，便是独自在家，因为知道人家可以从楼梯上听到，也老是踏着节音板。但如今倒是克利斯朵夫弹给他们听，和他们长时间讨论音乐。亚诺夫妇在这些谈话里表示出一股朝气，使克利斯朵夫大为高兴。他不信法国人对音乐竟会爱好到这个地步。

“因为，”奥里维说，“你一向只看见音乐家。”

“我知道，”克利斯朵夫回答，“音乐家是最不爱音乐的人；可是你不能叫我相信像你们这一类的人在法国真有多少。”

“成千累万。”

“那么是一种传染病，是最近时行的新潮流，对不对？”

“不，这不是一种时髦，”亚诺说，“要是一个人，听了乐器的美妙的和弦或是听了温柔的歌声，而不知道欣赏，不知道感动，不会从头到脚震颤，不会心旷神怡，不会超脱自我，那么这个人的心是不正的、丑恶的、堕落的；对于这种人，我们应当像对一个出身下贱的人一样提防……”

“这话我听见过，”克利斯朵夫说，“那是我的朋友莎士比亚说的。”

“不，”亚诺很温和地回答，“那是在莎士比亚以前的我们的沙龙说的。你现在可看到爱好音乐的风气在法国并不是昨天才时行的了。”

法国人的爱好音乐固然使克利斯朵夫奇怪，但法国人差不多和德国人爱好同样的音乐使克利斯朵夫更奇怪。在他先前所遇到的巴黎艺术界和时髦朋友中间，最得体的办法是把德国的大师当作外国的名流看待，一方面向他们表示钦佩，一方面把他们放在相当距离之外：大家最高兴的就是嘲笑格鲁克的粗笨，瓦格纳的野蛮，并且拿法国人的细腻跟他们做比较。事实上，克利斯朵夫甚至怀疑一个法国人能否了解那些照法国的演奏方式所演出的德国音乐。有一次他听了一个格鲁克音乐会回来大为气恼：那些乖巧的巴黎人简直把这个性情暴躁的老人搽脂抹粉了。他们替他化装，扎些丝带，用棉花来点缀他的节奏，把他的音乐染上印象派色彩和颓废淫猥的气息……可怜的格鲁克！他那么善于表白的心灵，纯洁的道德，赤裸裸的痛苦，都到哪儿去了？难道法国人感觉不到吗？——可是，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他的新朋友们对于德国的古典作家、旧歌谣和日耳曼民族性中间最有特性的部分，表示那么深刻那么温柔的爱，就不由得要问：他们不是素来认为这些德国人是外国人，而一个法国人只能爱法国艺术家的吗？

“不是的！”他们回答，“这是我们的批评家借了我们的名义说的。因为他们老跟着潮流走，就说我们也跟着潮流走。可是我们的不理会批评家，正如批评家的不理会我们一样。这般可笑的家伙居然想来教我们，教我们这批属于古老的法兰西族的法国人，说这个是法国的，那个不是法国的！……他们教我们说，我们的法兰西是只以拉莫——或拉辛——为代表的！仿佛贝多芬、莫扎特、格鲁克，都没到我们家里来过，没跟我们一起坐在我们所爱的人的床头，分担我们的忧苦，鼓动我们的希望……仿佛他们不是我们一家人！如果我们敢老实说出我们的思想，那么巴黎批评家所颂扬的某个法国艺术家，对我们倒真是外国人呢。”

“其实，”奥里维说，“倘使艺术真有什么疆界的话，倒不在于种族而在于阶级。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一种艺术叫作法国艺术，另外一种叫作德国艺术；但的确有一种有钱人的艺术跟一种没有钱的人的艺术。格鲁克是个了不起的布尔乔亚，他是属于我们这个阶级的。某个法国艺术家，这儿我不愿意指出他的姓名，却并不是：虽然他是布尔乔亚出身，但他以我们为羞，否认我们；而我们也否认他。”

奥里维说得很对。克利斯朵夫愈认识法国人，愈觉得法国的老实人和德国的老实人没有多大分别。亚诺夫妇使他想起他亲爱的老许茨：爱好艺术的心那么纯洁，没有我见，没有利害观念。为了纪念许茨，他也就喜欢他们了。

他觉得世界上的老实人不应当因种族不同而在精神上分疆划界，同时又觉得在同一种族之内，老实人也不应当为了思想不同而分什么畛域。他抱着这样的心情，无意之间使两个似乎最不能彼此了解的人，高尔乃伊神甫与华德莱先生，相识了。

克利斯朵夫时常向两个人借书看，而且用着那种奥里维不以为然的随便态度，把他们的书交换转借给他们。高尔乃伊神甫并不因此生气，他对别人的心灵有种直觉；他看出潜藏在年轻的邻居心中的宗教气息。一部从华德莱先生那边借来，而为三个人以各各不同的理由爱读的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使他们精神上先就接近了。有一天他们俩偶尔在克利斯朵夫家里碰上了。克利斯朵夫先是怕两位客人彼此会说出不大客气的话。可是相反，他们一见之下竟非常殷勤，谈些没有危险的题目，交换旅行的感想和人生经验。他们发觉彼此都是仁厚长者，抱着《福音书》精神和想入非非的希望，虽然各人都是牢骚满腹，非常灰心。他们互相表示同情，但多少带点儿嘲弄的意味。这是一种心领神会的契合。他们从来不提到他们信仰的内容，平时很少相见，也不求相见；但遇到的时候都觉得很愉快。

以思想的洒脱而论，高尔乃伊神甫并不亚于华德莱。这是克利斯朵夫意想不到的。他对于这种自由的虔诚的思想，慢慢地看出了它的伟大；他觉得这个教士所有的思想，行为，宇宙观都渗透了坚强而恬静的神秘气息，没有一点儿骚乱的成分，只使他生活在基督身上，就跟——照他的信仰来说——基督生活在上帝身上一样。

他对什么都不否认，对无论哪一种表现生命的力都不否认。在他看来，一切的著作，古代的跟现代的，宗教的跟非宗教的，从摩西到裴德罗，都是确实的，通神的，上帝的语言。《圣经》不过是其中最丰富的一部，有如教会是一群结合在神的身上的最优秀的弟兄；但《圣经》与教会并不把人的精神束缚在一条呆板固定的真理之内。基督教义是活的基督。世界的历史只是神的观念不断扩张的历史。犹太庙堂的颠覆，异教社会的崩溃，十字军的失败，鲍尼法斯八世的受辱，伽利略的把陆地放在无垠的太空中间，王权的消灭，教会协定的废止：这一切在某一个时期都曾经把人心弄得彷徨无主。有的人拼命抓着倒下去的东西不肯放手；有的人随便抓了一块木板飘流出去。高尔乃伊神甫只问自己：“人在哪里呢？使他们生存的东西在哪里呢？”因为他相信：“生命所在的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他为了这个缘故对克利斯朵夫很有好感。

在克利斯朵夫方面，他也觉得一颗伟大的虔诚的心有如美妙的音乐，在他心中唤起遥远而深沉的回声。凡是天性刚毅的人必有自强不息的能力，也就是生存的本能，挣扎图存的本能，好比把一条倾侧的船划了一桨，恢复它的平衡，使它冲刺出去；——因为有这种自强不息的力量，克利斯朵夫两年来被巴黎的肉欲主义所引起的厌恶与怀疑，反而使上帝在他心中复活了。并非他相信上帝。他始终否认上帝，但心中充满着上帝的精神。高尔乃伊神甫微笑着和他说，他好似他的寄名神（所谓寄名神即圣者克利斯朵夫）一样，生活在上帝身上而自己不知道。

“那么怎么我看不见上帝的呢？”克利斯朵夫问。

“你好似成千累万的人一样：天天看见他而没想到是他；上帝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显示给所有的人：——对于有些人就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好像对圣·比哀尔在加里莱那样；——对于另一些人，例如对你的朋友华德莱先生，就像对圣·多玛那样用人类的创伤与忧患来显示；——对于你，上帝是在你的理想的尊严中显示……你早晚会把他认出来的。”

“我永远不会让步，我精神上是自由的。”克利斯朵夫说。

“和上帝同在的时候，你更自由。”教士安安静静地回答。

可是克利斯朵夫不答应人家把他硬派为基督徒。他天真地热烈地抗辩，仿佛人家把他的思想题上这个或那个名字真有什么关系似的。高尔乃伊神甫静静地听着他，带着一种教士所惯有的，人家不容易觉察的讥讽的意味，也抱着极大的慈悲心。他极有耐性，那是从他信仰的习惯来的。教会给他受的考验把他的耐性锻炼过了；虽然非常悲伤，经过很大的苦闷，他的耐性还没受到伤害。被上司压迫，一举一动都受到主教的监视，也被那些自由思想者在旁窥伺，——他们想利用他来做跟他的信心相反的事，——同教的教友与教外的敌人同样的不了解他，排斥他：这种种情形对他当然非常残酷。他不能抗拒，因为应当服从。他也不能真心地服从，因为上司明明是错的。不说固然苦恼，说了而被人曲解也是苦恼。此外，还有你应当负责的别的心灵，你看着他们痛苦，等着你指导他们，援助他们……高尔乃伊神甫为了他们，为了自己而痛苦，可是他忍下去了。他知道在那么长久的教会历史中，这些磨难的日子根本不算一回事。——但是沉默隐忍的结果使他把自己慢慢地消磨完了：他变得胆小，怕说话，连一点儿极小的活动都担任不了，最后竟入于麻痹状态。他觉得这情形很难过，可并不想振作。这次遇到克利斯朵夫，对他是个很大的帮助。这个邻居的朝气，热诚，对他天真恳挚的关心，有时不免唐突地问话，使他精神上得到很多好处。这是克利斯朵夫强迫他重新加入活人的队伍。

电机工人奥贝在克利斯朵夫那儿遇到高尔乃伊。他一看见教士，不由得浑身一震，不大能把厌恶的心理藏起去。便是在初见面的刺激过去以后，他跟这个没法下一定义的人在一起还是觉得很不自在。但他能和有教养的人谈话是挺高兴的，所以把反对教会的心情硬压下去了。他对于华德莱先生和高尔乃伊神甫之间那种亲热的口吻非常诧异；同样使他惊奇的是看到世界上竟会有一个民主派的教士和一个贵族派的革命党：那可把他所有的思想都搅糊涂了。他想来想去也没法把他们归类，因为他是需要把人归了类才能了解的。而要找到一个部门，能把这个读着阿纳托尔·法朗士和勒南的著作，安安静静的，又公平又中肯地谈论这两位作家的教士放进去，的确不容易。关于科学的问题，高尔乃伊神甫的原则是让那些懂得科学而非支配科学的人指导。他尊重权威；但他认为权威和科学不属于一个系统。肉，灵，爱：这是三个不同的系统，是神明的梯子的三个阶级。——当然奥贝体会不到这种精神境界。高尔乃伊神甫声气柔和地告诉克利斯朵夫，说奥贝使他想起从前看见过的那种法国乡下人：——有个年轻的英国女子向他们问路。她说的是英语，他们不懂。他们跟她说法语，她也不懂。于是他们不胜同情地望着她，摇摇头，一边说一边重新做他们的工作：“真可惜！这姑娘人倒长得挺好看！……”

最初一个时期，奥贝对着教士和华德莱先生的学问和高雅的举止感到胆小，不敢出声，尽量把他们的谈话吞在肚里。慢慢的，他也插嘴了；因为他很天真地需要听到自己说话。他发表些渺渺茫茫的空想。那两位很有礼貌地听着，暗中不免有点好笑。奥贝高兴之下，控制不了自己；他利用着，不久更滥用高尔乃伊神甫的无穷尽的耐性。他对他朗诵自己呕尽心血的作品。教士无可奈何地听着，倒也不怎么厌烦：因为他所听的并不是对方说的话而是对方这个人。事后克利斯朵夫说他这样受罪真是可怜，他却回答：“呕！我不是也听别人的一套吗？”

奥贝对华德莱先生和高尔乃伊神甫很感激；三个人不管彼此了解与否，居然很相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能这样的接近非常奇怪。那是出乎他们意料的。——原来是克利斯朵夫把他们结合了。

克利斯朵夫也拉拢了三个孩子做他的同党，那是哀斯白闲家的两个女孩子和华德莱先生的义女。他已经跟她们做了朋友，看她们那么孤独非常同情。他对她们中间每个人讲着她不认识的小朋友，久而久之引起了她们相见的愿望。她们互相在窗子里做手势，在楼梯上偷偷地交换一言半语。她们渴想交朋友的表示，再加上克利斯朵夫的帮助，居然使双方的家长答应她们在卢森堡公园相会。克利斯朵夫因为计划成功很高兴，在她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去看她们：发觉她们又窘又笨拙，不知道怎么对付这桩快乐事儿。他却是一下子就把她们的窘态给赶跑了，想出玩艺儿来，提议大家奔跑，追逐；他自己也混在里头，仿佛只有十岁。公园里散步的人看着这大孩子一边嚷一边跑，被三个小姑娘追着，在树木中间绕来绕去。她们的父母却始终抱着猜疑的心思，不大乐意让卢森堡公园的集会多来几次，——因为在那种情形之下不容易监督孩子。——克利斯朵夫便设法叫住在底层的夏勃朗少校请她们就在屋子下面的花园里玩。

一个碰巧的机会已经使克利斯朵夫和军官有了往来。——碰巧的机会自会找到能够利用它的人。——克利斯朵夫的书桌摆在近窗的地位。有一天，几页乐谱被风吹到下面的花园里去了。克利斯朵夫下楼去捡，照例秃着头，敞开着衣服。他以为只要跟仆人交涉一下就行了，不料开门的是军官的女儿。他略微愣了一愣，说明来意。她笑了笑，把他带进门去，一同到园子里。他捡齐了纸张，由她送出来的时候，恰好军官从外边回来，好不惊奇的望着这古怪的客人。女儿笑着把他们介绍了。

“啊！原来就是楼上的音乐家？好极了！咱们是同行。”

他说着，握着他的手。两人用一种友善的说笑的口气，谈着他们互相供应的音乐会，就是说克利斯朵夫的琴声和少校的笛声。克利斯朵夫想走了；可是军官留着他，越扯越远谈着音乐问题。突然之间他停下来，说：“来看我的加农。”

克利斯朵夫跟着他，心里想，要他克利斯朵夫来对法国炮队发表意见有什么用。但军官得意洋洋拿给他看的是音乐上的加农，是他费尽心血写成的乐曲，可以从末尾看起，等于一种回文体；或者两人同时看：一个在正面看，一个在反面看。这位少校是多艺学校出身，一向有音乐嗜好；但他所爱于音乐的特别是那些难题；他觉得音乐——有一部分的确如此——是一种奇妙的思想的游戏；他竭力想出并且解决音乐结构上的谜，都是愈来愈古怪，愈来愈无用的玩艺。他服务军中的时代，当然无暇培养这个癖好；但自从退休之后，他全部的热情都放在这方面了；他为此所花的精力，不下于当年在非洲大沙漠中为追逐黑人或躲避他们的陷阱所花的精力。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谜很好玩，便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军官欢喜极了；他们互相比赛巧妙：你来一个我来一个搞出了一大堆音乐谜。两人直玩得尽兴之后，克利斯朵夫才上楼。可是第二天清早，邻居已经送来一个新的难题，那是他费了半夜的工夫想出来的；克利斯朵夫拿来解答了。两人这样的继续比赛，直到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厌倦之极而认输了方始罢休：这一下，军官可乐死了。他认为这个胜利等于把德国打败了。他请克利斯朵夫去吃饭。克利斯朵夫老实不客气说他的音乐作品恶劣之至，而一听他在风琴上呜呜地奏着海顿的行板，又高声嚷着说受不了。克利斯朵夫这种率直的态度居然博得了夏勃朗的欢心。从此他们常常在一块儿谈天，但不再提到音乐了。克利斯朵夫对于这方面的废话完全不感兴趣，宁可把话题转到军队方面。那正是军官求之不得的。音乐对这个可怜的人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消遣；他心里其实非常苦闷。

于是他娓娓不倦的叙述出征非洲的经过。伟大的事迹，可以和比查尔跟高丹士（比查尔与高丹士均十六世纪时西班牙冒险家：前者征服秘鲁，后者征服墨西哥）的故事媲美。克利斯朵夫不胜惊愕地听着这篇奇妙而野蛮的史诗，不但在他是闻所未闻，便是在法国也差不多没人知道：二十年中间，少数的法国征略者在黑色的大陆上，被黑人的军队包围着，连最简单的行动工具都没有，他们消耗了多少英勇的精神，巧妙而大胆的行动，超人的毅力，跟胆怯的舆论和政府奋斗，违反了法国的志愿替法国征服了一片比它本身更广大的疆土。这件行动里头有一阵强烈的欢乐气息和血腥味道，让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一批现代冒险家的面貌。他们生在今日的法国不但是出人意料，并且也是今日的法国羞于承认的：政府为了自己的面子关系，特意把一重帷幕盖在他们身上。少校提高着嗓子讲到这些往事，兴高采烈地叙述大规模的围剿，以人为目标的行猎：在那个没有侥幸可图的国土里，他时而追逐土人，时而被土人追逐。他还在悲壮的故事中穿插一些有关地质的描写。克利斯朵夫听着他，望着他，眼看这样的壮士放弃了活动，成日搞着些可笑的玩艺儿，觉得非常同情，心里想他怎么能过这种日子。他提出这一点问他。少校先是不大愿意向一个外国人解释心里的怨恨。但法国人大半是多嘴的，尤其在责备别人的时候：

“像他们现在这样的军队，叫我去干什么？当水兵的搞着文学。当步兵的搞着社会学。他们无所不干，只除了打仗。他们连准备也不准备，只准备不打仗；他们把战争变成哲学问题……战争的哲学，嘿！……谈天说地，废话连篇，那可不是我的事。还不如回家写我的卡农！”

他还有最大的苦闷不好意思说出来：特务使军官们互相猜忌，愚昧而凶恶的政客发些专横的命令，军队不得不干些卑鄙的警察工作，清理教堂，弹压罢工，被当权的政党——那些急进派的反对教会的小布尔乔亚——用来争权夺利，向全国的人民泄愤。这老非洲人也讨厌现在那个殖民地部队，大部分都是招的一批最要不得的分子，因为要满足别人的自私，——他们不愿意分担保卫“大法兰西”，保护海外的法兰西的荣誉和危险。（法国陆军中的殖民地部队，主要是招募壮丁编成的，因普通人都不愿意到国外去当兵。）

克利斯朵夫当然用不着参与这些法国人的争执：那跟他毫不相干；但他对这个老军官很表同情。不论自己对战争是怎么看法，他总认为一个军队应当造就兵士，就像苹果树应当结苹果一样，也认为把政客、美学家、社会学家移植到军中去的确是荒唐的。可是他始终不明白这个刚强的人怎么会这样的退让。一个人不去制服他的敌人，便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而一切比较有价值的法国人都是往后退的。——克利斯朵夫在军官的女儿身上也发见这种退让的精神，而且更令人感动。

她名字叫赛丽纳。细腻的头发梳得很讲究，把她的高爽的圆额角和尖尖的耳朵露在外面；脸很清瘦，下巴长得妩媚大方；美丽的黑眼睛神气很聪明，没有一点儿猜忌心，非常柔和，是那种近视的眼睛；鼻子稍微大了一些；上嘴唇角有颗小痣；沉静的笑容使她有点儿虚肿的下嘴唇怪可爱地往前突着。她天性仁厚，人也活泼、风雅，但一点儿好奇心都没有。她很少看书，新出的作品是完全不知道的，从来不上戏院，不出去旅行，——那是当年旅行太多的父亲讨厌的，——不参加上流社会的慈善事业，——那是父亲批评得一文不值的，——绝对不想研究什么，——父亲嘲笑那些博学的女子，——难得离开那个围在高墙里头的像口大井般的园子。她并不怎么烦闷，尽量找些事消磨日子，快快活活地忍受她的命运。在她身上和她周围的气氛中间（女人到处都会无意识的创造自己的气氛），颇有夏尔丹画上的气息。那是一种和暖的静寂的境界，是面貌与态度之间的安详，迷迷糊糊地关切着例行工作；——也是家常生活中的诗意，对于每天按时按刻地思想与举动，始终那么深切爱好；——还有布尔乔亚的那种平凡的恬静，奉公守法，诚实不欺，安静地工作，安静地娱乐，可是照旧富有诗意。大方、健全、清白、纯洁，像面包，像香草；一派正直与善良。人物的和平，旧屋的和平，笑盈盈的心灵的和平……

克利斯朵夫对人的亲切与信赖也博得了她的信赖，做了她的好朋友；他们的谈话毫无拘束；她常常奇怪自己怎么会答复他某些问题；她对他说了许多对谁也没说过的事。

“那是因为你并不怕我的缘故，”克利斯朵夫跟她解释，“咱们没有谈恋爱的危险：咱们朋友太好了，不会走上这条路的。”

“你多好！”她笑着回答。

那种带着恋爱意味的友谊，最配一般暧昧的、喜欢玩弄感情的人的胃口，但对于性格健全的她，好像对于克利斯朵夫一样是可厌的。他们只是亲切的伴侣。

有一天他问她，有些下午她坐在园子里的凳上，膝上放着活计，几小时呆着不动的时候做些什么。她红着脸分辩，说并没有几小时，不过偶尔有几分钟，“继续讲她的故事”罢了。

“什么故事？”

“自己编的故事。”

“你自己编的？噢！讲些给我听吧！”

她说他太好奇了。她只告诉他，她并不把自己做故事的主角。

那他可奇怪了：“既然编故事，那么替自己编些美丽的故事，想象一种更幸福的生活，不是挺自然的吗？”

“要是我这样做了，我会绝望的。”

她因为泄漏了一些秘密的心事，脸红了；接着她又说：“我在园子里吹到一阵风就很快活。园子仿佛有了生气。而且倘使那阵风强劲峭厉，从远地方吹来的话，它给你带来多少消息！”

克利斯朵夫在她矜持的态度之下，咂摸到一种凄凉哀怨的心绪，为她平时用快活的性情以及她明知是无聊的活动遮盖着的。为什么她不把自己解放出来呢？像她这样的人不是只配过一种活动的，有益的生活吗？——她推说父亲疼她，舍不得她离开。克利斯朵夫说她父亲精神饱满，不需要她支持，这种性格的男人很可以自个儿过活，没有权利把她牺牲。她可替父亲辩护，为了孝心而扯谎，说并非他强留她在家里，而是她不忍心离开他。——这句话有一部分也是实在的。对于她，对于她的父亲，对于一切她周围的人，仿佛现状得永远继续下去，决不能有所变更。她有一个哥哥，已经结了婚，认为她代替他侍奉父亲是极自然的。他自己也只关心孩子。他疼爱他们的程度是绝对不让他们自主。为他，尤其是为他的妻子，这种爱变成一种自愿的枷锁，束缚自己的生命，限制自己的活动：似乎有了孩子以后，个人的生活就完了，应当永远放弃自己的发展。那个活泼，聪明，年轻的男子，已经在计算退休之前还得做多少年工作。——这一般好人甘心情愿让家人父子的感情把自己的志气消磨干尽；而重视家庭的空气在法国是那么浓厚，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尤其因为家庭已经减缩到最小限度：除了父母以外，只有一二个孩子。所谓感情只是一种畏缩的，一把死抓的爱，好似一个吝啬鬼紧紧抓着手里的黄金一样。

一件使克利斯朵夫对赛丽纳更感兴趣的偶然的事，让他看到了法国人这种感情的狭窄，对于生活的畏缩，连自己分内的东西都不敢拿下来。

哀斯白闲有一个年纪小十岁的兄弟，也是工程师。像不少中产阶级的人一样，他一方面很希望研究艺术，一方面又怕影响他布尔乔亚的前途。其实这也算不了难题，现在多数的艺术家都把这问题解决了，并没冒什么危险。可是一个人总得有志愿，而这一点毅力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第一，他们先不敢肯定自己的志愿；而小康的生活慢慢的稳定之后，他们也就毫无反抗毫无声息听其自然了。当然我们不责备他们，倘使本来可以成为安分守己的布尔乔亚，那自然不必做一个不入流的艺术家。不幸他们的幻灭往往在胸中留下一点愤懑的情绪：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在我身上死了！（此系古罗马尼罗皇帝自杀前语。）平时一个人用所谓“达观”勉强把这种情绪遮盖着，但生活的确是给破坏了，直要到时间的磨蚀和新的烦恼把旧恨抹掉为止。这便是安特莱·哀斯白闲的情形。他很想从事于文学；但他的哥哥思想很固执，要他像自己一样投身于科学界。安特莱很聪明，对于科学——或者文学——都还有中等的天分；他没有把握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可是的确有把握能成为一个布尔乔亚；于是他让步了，先是暂时的（大家该明白所谓暂时是什么意思）顺从了哥哥的意志，进了中央工程学校；考进去的名次不高，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从此他就干着工程师这一行，很认真，但毫无兴趣。当然，经过了这一番，他的一些艺术天分都丧失完了；所以他提到这事老带着自嘲自讽的口吻。

“而且，”他说——克利斯朵夫一听就听出奥里维的悲观气息，——“人生也不值得你为了错失一个前程而烦恼。多一个或少一个不高明的诗人有什么相干！”

弟兄俩很相爱；他们性格相同，可是很不投机。过去两人都是德莱弗斯党。但安特莱受了工团运动的吸引，是个反军国主义者；而哀里却是爱国主义者。

有时安特莱来看克利斯朵夫而不去探望他的哥哥，使克利斯朵夫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跟安特莱谈不到有什么好感。安特莱一开口只会怨天尤人，——那是够讨厌的了；同时他也不听克利斯朵夫说的话。因此克利斯朵夫老实表示他的访问是多余的；对方却并不介意，似乎根本没有发觉。终于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注意到客人靠在窗子上，一心一意留神着楼下的花园而不大理会他的说话，才明白了这个谜。他当场揭穿了；安特莱也老实承认他是认识夏勃朗小姐的，他来看克利斯朵夫也的确是为了她。话一多，他又说出他们两人已经有长久的友谊，也许还不止是友谊。哀斯白闲一家跟少校他们是多年的旧交，一度非常亲密，后来为了政见而疏远了，从此不再往来。克利斯朵夫认为这是荒谬的。难道他们不能各有各的思想而继续相敬相爱吗？安特莱分辩说，他当然是胸襟宽大的，可是对于两三个问题他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跟他的相反，例如德莱弗斯事件。说到这儿，他就不讲理了。那是当时的风气。克利斯朵夫知道这种风气，也就不跟他争；但他追问这件事是不是没有完了的一天，或者他的恨意是不是要天长地久保持下去，牵连到我们的曾孙玄孙。安特莱听着笑了；他不回答克利斯朵夫的问话，却转过话题来赞美赛丽纳·夏勃朗，指责那父亲的自私，说他不该把女儿为自己牺牲。

“要是你爱她而她也爱你的话，你为什么不娶她呢？”克利斯朵夫问。

于是安特莱抱怨赛丽纳是个教会派。克利斯朵夫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那是奉行宗教仪式，奴事上帝和上帝的僧侣。

“那对你有什么相干？”

“我不愿意我的妻子属于我以外的人。”

“怎么！你甚至对妻子的思想都忌妒吗？那么你比那个少校更自私了。”

“你这是唱高调。你自己会娶一个不喜欢音乐的太太吗，你？”

“我已经有过这经验了！”

“两人思想不同，怎么能一起过日子？”

“丢开你的思想吧！我可怜的朋友，一个人恋爱的时候，什么思想都不在乎的。要我所爱的女人像我一样爱音乐，对我有什么作用？为我，她本身就是音乐！一个人像你一样有机会爱上一个姑娘而她也爱你的时候，那么让她相信她的，你相信你的。不是挺好吗？归根结底，你们俩的思想都同样的有价值。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就是相爱。”

“你这是说的诗人的话。你没看到人生。为了思想不同而痛苦的夫妇，我看得太多了。”

“那表示他们相爱不深。一个人先得知道自己究竟要些什么。”

“意志并不是万能的。我便是要跟夏勃朗小姐结婚也不能。”

“让我听听你的理由行不行？”

安特莱便说出他的顾虑：自己地位还没有稳固，没有财产，身体不好。他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权利结婚。那是多么重大的责任！……会不会造成你所爱的人的不幸？会不会使你自己痛苦？——何况将来还有儿女问题……最好还是等一等再说，——或者是根本放弃。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膀：“你的爱原来是这种方式的！如果她真有爱情，她一定很高兴为爱人鞠躬尽瘁。至于儿女，你们法国人真是可笑。你们要有把握使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不吃一点苦的时候，才肯把他们放到世界上来……见鬼！那跟你们有什么相干？你们只要给他们生命，使他们爱生命，有保卫生命的勇气就得了。其余的……他们活也罢，死也罢……那是各人的命运。难道放弃人生倒比碰碰人生的运气更好吗？”

克利斯朵夫这种健全的信心把安特莱感动了，可是不能使他下决心。他说：

“是的，也许……”

但他至此为止。像其余的人一样，他仿佛害上了不能有志愿不能有行动的软瘫病。

克利斯朵夫竭力想扫荡这种麻痹状态，那是他在大多数的法国朋友身上见到的；而奇怪的是他们尽管无精打采，却照旧不辞劳苦的，甚至于很兴奋的，忙着自己的工作。他在各个不同的中产社会里遇到的几乎全是牢骚满腹的人，厌恶秉政的当局跟他们腐败的思想，对于他们民族精神的受到污辱都觉得愤懑。而这并非个人的怨望，并非某些人或某个阶级被剥夺了政权与活动而发的牢骚，例如精力无处发泄的免职的公务员，或是躲在田庄上，像受伤的狮子般坐以待毙的贵族阶级的苦闷。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反抗，潜在的，深刻的，普遍的：在军队里，司法界里，大学里，办公室里，在政府的一切重要机构中间，到处都有这种情绪。可是他们毫无动作。他们先就灰心了，老说着：“无法可想，无法可想。”

于是他们战战兢兢地把自己的思想，谈话，回避着一切不愉快的事，努力在日常生活中找避难所。

要是他们仅仅脱离政治活动倒也罢了。但就在日常行动的范围里，那些老实人也都不愿意有所行动。他们含羞忍辱，跟他们瞧不起的坏蛋来往，避免和这批人斗争，认为是没用的。譬如说，克利斯朵夫所认识的那些艺术家，音乐家，为什么一声不出让舆论界的小丑教训他们呢？其中有的是愚蠢无比的家伙，闹过多少大众皆知的，不学无术的笑话，而仍被认为大众皆知的权威。他们的文章跟书都不是自己写的；他们雇着书记；而那些可怜的饿鬼，为了衣食妻孥连出卖灵魂都愿意，倘使他们有灵魂的话。这种情形在巴黎是公开的秘密。可是坏蛋继续高高在上统治着，傲慢不逊地对待艺术家。克利斯朵夫读到他们某些评论，简直气得直嚷：

“噢！这股脓包！”

“你骂谁呀？”奥里维问，“老是骂节场上的那些鬼东西吗？”

“不，我是骂老实人。坏蛋们扯谎、抢劫、盗窃、凶杀：那是他们的本行。可是其余的人，一方面鄙薄坏蛋，一方面让坏蛋作恶的人，我更瞧不起。如果舆论界的同事，如果正直而有学问的批评家，如果被那些小丑戏弄的人，不是因为胆怯，因为怕连累自己，或是因为存着可耻的心和敌人默契，免得受到攻击，——如果不是为了这些理由而不声不响纵容那些丑类，如果不让他们假借自己的名义与友谊做护身符，那么这种无耻的势力自然站不住的。无论什么事都是同样的毛病。我碰到过几十个正派的人，提到某个人的时候都说：‘他是个混账东西。’可是没有一个不称呼他‘亲爱的同行’，不跟他握手。他们都说：‘这种人太多了！'——是的，奴颜婢膝的人太多了。懦弱的好人太多了。”

“唉！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你们自己去当警察呀！等什么？等老天来替你们处理吗？你瞧，这一回雪已经下了三天，把你们的街道壅塞了，把你们的巴黎弄成了一个泥洼。你们又干些什么？你们骂市政当局把你们丢在泥湫里。可是你们有没有试过想爬出来呢？真叫作天晓得！你们抱着胳膊发愣，连自扫门前雪的勇气都没有。没有一个人是尽责的，政府不尽政府的责任，私人不尽私人的责任：只互相推诿一阵了事。几百年君主制度的教育，养成了你们什么都不亲自动手的习惯，你们在等待奇迹出现之前，只会扯着脖子望着天。可是只有你们肯下决心行动，才是唯一可能的奇迹。你瞧，奥里维，你们的聪明跟品德尽够拿来转让给别人；可是你们缺少热血。第一应当由你来发动。你们的病既不在头脑，也不在心，而是在于你们的生机。它溜走了。”

“那有什么办法？得等它回来啊。”

“先要有志愿希望它回来！听见没有：要有志愿！为这一点，第一得吸收新鲜的空气。一个人既然不愿意走出家门，至少应当把他的屋子收拾干净。你们却是让节场上的乌烟瘴气把瘟疫带到家里来。你们的艺术跟思想三分之二被玷污了：你们却垂头丧气，连愤怒的情绪都鼓动不起来，差不多已经不以为奇了。这些荒唐的老实人中间，有几个吓坏了，甚至相信是自己错了，那班走江湖的倒是对的。你们《伊索》杂志的同仁自命为不受任何事物的蒙蔽；我可在那儿碰到些可怜的青年，对于心里明明不喜欢的艺术，嘴上承认是喜欢的。他们因为像绵羊一般的懦弱，所以即使没有乐趣，也让自己麻醉了：结果他们在自骗自的情形之下烦闷得要死！”

克利斯朵夫像一阵风摇着酣睡的森林似的，又闯进那班犹疑不决的人堆里去。他并不想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他们，只给他们一些毅力，要他们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说：

“你们太谦卑了。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神经衰弱性的怀疑。宽容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但决不能怀疑你所信为善与真的东西。凡是你相信的，你都应当保护。不问我们的力量怎么样，切不可退让。在这个世界上，最渺小的人和最强大的人同样有一种责任。而且——那是他不知道的——他也有他的威势。别以为单枪匹马的反抗是白费的！敢肯定自己的信念就是一种力量。你们近年来已经看到好几个例子，政府和舆论都不得不顾虑到一个正人君子的意见来处理一件事情，而这正人君子的唯一的武器只有他那种精神的力量，百折不回的，公开向世人昭示的……

“如果你们问我，辛辛苦苦费这许多力量有什么用，奋斗有什么用……那么我告诉你们：——因为法兰西已经奄奄一息了——因为欧罗巴也奄奄一息了——因为我们的文明，人类以几千年的痛苦缔造起来的文明要崩溃了，要是我们不奋斗的话。国家遭了危险，欧罗巴这个大国遭了危险，——尤其是你们的，你们的法兰西小国，被你们的麻木不仁给扼杀了。它就死在你们每一股死去的精力中，死在你们每一缕隐忍的思想中，死在你们每一个人贫弱的意志中，死在你们每一滴枯涸的血中……起来吧！应当生活！是的，要是你们非死不可，也得站起来死。”

最困难的还不在于要他们行动，而在于要他们共同行动。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绝对劝不醒的。他们互相抱怨。最优秀的人是最固执的。克利斯朵夫在自己那幢屋子里就看到这种例子。法列克斯·韦尔，工程师哀斯白闲，少校夏勃朗，三个人彼此都不声不响地抱着敌意。可是在不同的政党或不同的民族旗帜之下，他们所愿望的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韦尔先生和少校有许多地方可以意见相投。那个埋头书本，终年在思想中过生活的韦尔先生，原来对军事问题兴趣非常浓厚：这种古怪的情形在一般思想家是常有的。书生本色的老人崇拜着拿破仑，把凡是能令人回想到帝政时代那首史诗的纪念物和书籍，都搜罗在家里。韦尔像同时代的多少人一样，被那颗煊赫的太阳的遥远光芒照得眼花了。他一一追溯当年的战役，把它们重新排演一番，研究行军的步骤；他是学士院与大学里的那一派室内战略家，不是解释奥斯丹列兹一仗，便是纠正滑铁卢一役的错误。对于这种拿破仑迷，他第一个会诙谑百出地取笑；可是他仍不免为这些美妙的故事入迷，好比玩着游戏的小孩子。有些轶事甚至会使他流眼泪：他一发觉自己这样动感情，便笑弯了腰，把自己叫作蠢老儿。其实，他的迷拿破仑并非为了爱国，乃是为了爱好奇妙的故事，爱好空中楼阁的活动。他的确是个爱国分子，比许多纯血种的法国人更爱法国。法国的反犹太主义者常常猜疑定居法国的犹太人，打击他们对法国的感情：这种行为简直愚蠢透了。一个家庭过了两三代以后，必然爱它居住的乡土；而犹太人除此以外还有特殊的理由，爱好这个在西方代表思想最前进最自由的民族。因为他们近百年来就在帮助这个民族往那个方向走，而所谓自由。一部分也是他们的成绩。所以看到什么封建势力威胁自由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保卫它。破坏归化法国的民族与法国之间的感情，——有一群该死的疯子就希望这样，——等于帮助自己的敌人。

夏勃朗少校便是这一类头脑不清的爱国主义者，受着报纸的恐吓，以为所有定居在法国的外国民族都是潜伏的敌人；而他们虽然天生的好客，也硬叫自己猜疑、憎恨，否认自己的民族有兼收并蓄。同化外来民族的泱泱大国的气度。所以夏勃朗认为对于二层楼上的房客是不应当理睬的，尽管心里很愿意认识他。另一方面，韦尔先生也很高兴和军官谈谈；但他知道对方的那一套国家主义，也就有点儿瞧不起他。

克利斯朵夫比少校更少理由对韦尔先生感到兴趣。但他看着不公平的态度受不了。所以夏勃朗一攻击韦尔，他就跟他争辩。

有一天，少校照例叽叽咕咕诅咒现状，克利斯朵夫和他说：“这得怪你们自己。你们全是往后退的。只要法国有什么事情不行，你们便逞着自己的脾气，吵吵嚷嚷辞职了。仿佛你们把自己认输当作是有面子的。这样高兴打败仗的人，从来没见过。你是军人，请你告诉我，难道这能算一种作战的方式吗？”

“不是作战的问题，”少校回答，“我们不能拿法国做牺牲面对面互相厮杀。但在这一类的斗争里头，就得说话、辩论、投票，跟多少无赖的人混在一起：那我是办不到的。”

“你真是灰心透了！在非洲你不是见得多了吗？”

“非洲的玩艺儿哪有这些事情丑恶！在那边我们可以砍掉他们的脑袋！并且要战斗，先得有兵。在非洲我有我的狙击手。这儿我是孤掌难鸣。”

“可是好人并不少啊。”

“在哪儿？”

“到处都是。”

“那么他们在干什么？”

“跟你一样，他们一事不做，说是无法可想。”

“至少举出一个人来。”

“岂止一个，我随便就可以举出三个，而且都跟你住着一幢屋子。”

克利斯朵夫说出韦尔先生，——少校听了直嚷，——哀斯白闲夫妇，——他简直跳起来了：

“那个犹太人吗？那些德莱弗斯党吗？”

“德莱弗斯党？那有什么关系？”

“就是他们把法国断送了的。”

“他们跟你一样的爱法国。”

“要是真的，那么他们都是疯子，害人的疯子。”

“一个人不能对敌人公平一点儿吗？”

“跟那班明枪交战的，光明磊落的敌人，我当然能够。你瞧，现在我就在跟你这个德国人谈话。我看得起德国人，虽然心里很希望有朝一日能把我们吃的亏加利奉还他们。可是你说的那些内奸，情形就不同了：他们用的是暗箭，是不健全的观念，含有毒素的人道主义……”

“对啦，你的思想好比中世纪的武士第一次遇到炮弹一样。那有什么办法呢？战争在进化啊。”

“好吧。那么别扯谎，咱们就说这个是战争。”

“要是有个共同的敌人来威胁欧洲，难道你不跟德国人联盟吗？”

“那我们在中国已经实行过了。（指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你向四下里瞧瞧吧！你的国家，所有我们的国家，在民族的英勇的理想主义上，不是都受到威胁吗？它们不是都给抓在政治冒险家跟思想冒险家的手里吗？对付这个共同的敌人，你们不是应该和你们的有魄力的敌人携手吗？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看不见事情的真相？你所谓的敌人，无非是些拥护一种跟你的理想不同的人！一种理想就是一种力！这是你不能否认的；在最近一次的斗争中，是你们对手方面的理想把你们打败了。与其为了反对那个理想而浪费你们的精力，干吗不把那个理想跟你们的放在一起，去对付一切理想的公敌，对付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对付侵蚀欧洲文明的蠹虫？”

“先得知道为了谁？为了促成我们敌人的胜利吗？”

“你们在非洲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你们打仗是为了一个王还是为了共和国。我看你们之中好多人都没想到什么共和国吧？”

“他们不管这些。”

“好吧！可是法兰西已经沾了光。你们的征战是为了它，也是为了你们。现在你们也得这样干！扩大战斗的阵营。别为了政治上或宗教上的细故而互相倾轧。那是些无聊的事。你们的民族是教会的代表也罢，是理性的代表也罢，都无关紧要。第一得叫你们的民族活着！凡是能激发生机的都是好的。敌人只有一个，便是贪图享乐的自私自利，是它把生命的泉源吸干了，搅浑了。你们得把力量，光明，丰满的爱，牺牲的欢乐，尽量激发起来。永远不能叫别人代庖。你们得自己来干，干，你们得联合起来！”

他说着在钢琴上奏起《合唱交响乐》（即贝多芬作的《第九交响曲》）中那段《降B调进行曲》的开头的几节。

“你知道，”他停下来说，“如果我是你们的音乐家，或是夏庞蒂埃或者布吕诺（夏庞蒂埃与布吕诺均为法国近代音乐家。），我要替你们把《公民执戈前驱》《国际歌》《亨利四世万岁》《神佑法兰西》等等，一齐放在一阕合唱交响曲里，——（你听，就像这种派头）——我要替你们做一盘大杂烩塞在你们嘴里！那当然是怪味道——（也不见得比他们做的更怪）——可是我敢担保，你们吃下去肚子里会热腾腾的冒出火气来；你们非有所行动不可！”

他说着哈哈大笑。少校也跟着他笑了：“你是个好汉，克拉夫脱先生。可惜你不是我们这一边的人！”

“怎么不是？到处是同一的战斗。咱们靠拢一些吧！”

少校表示同意；但也至此而已。于是克利斯朵夫拿出固执的脾气，把话题又转到韦尔先生与哀斯白闲夫妇身上。军官跟他一样的死心眼儿，翻来覆去都是反对犹太人和德莱弗斯党的那套老调。

克利斯朵夫因此很难过。奥里维和他说：“你别伤心，一个人不能一下子改变整个社会的思想的。那太理想了！可是你已经不知不觉做了不少事了。”

“做了些什么？”克利斯朵夫问。

“你是克利斯朵夫。”

“这对别人有什么好处？”

“噢！很大的好处。亲爱的克利斯朵夫，你只要保持你的面目。别替我们操心。”

可是克利斯朵夫决不肯罢休。他继续跟夏勃朗少校争辩，有时很激烈。赛丽纳看了觉得好玩。她听他们谈话，静静地做着活儿，并不加入辩论，但她似乎快活了些，眼睛更有光彩，四周的天地也扩大了。她开始看书，比较肯往外走动了，感到兴趣的事也多了些。有一天克利斯朵夫为了哀斯白闲跟她的父亲大开论战的时候，少校看见她微微笑着，便问她作何感想；她安详地回答：“我觉得克利斯朵夫先生是对的。”

少校不由得愣了一愣：“怎么！你也这样说？……好吧，不管谁是谁非，反正我们现在这样过得很好，不用看见这些人。可不是，孩子？”

“不，爸爸，有些人来往来往，我觉得是愉快的。”

少校不出声了，只装没听见女儿的话。他表面上不愿意露出来，其实对于克利斯朵夫给他的影响并不是毫无感受。他的狭窄的头脑和暴躁的性情还没压倒他的正直和豪侠的心肠。他喜欢克利斯朵夫，喜欢他的坦白与精神的健康，常常惋惜他是德国人。他虽然跟克利斯朵夫争得面红耳赤，却老是要找这种辩论的机会；克利斯朵夫的理由慢慢地在他心中发生作用了。他当然不肯承认。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发觉他躲躲闪闪地看着一本书。后来赛丽纳送克利斯朵夫出门的时候，说：“你知道他看的什么书吗？是韦尔先生的著作。”

克利斯朵夫听了很高兴。

“那么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畜生……’可是他舍不得把书丢下。”

克利斯朵夫下次看到少校的时候绝口不提那件事。倒是他先问：“怎么你不再拿你的犹太人来跟我麻烦了？”

“用不着了。”克利斯朵夫说。

“为什么？”少校声势汹汹的追问。

克利斯朵夫不回答他，一边笑一边走了。

奥里维说得不错。一个人对于别人的影响，决非靠言语完成，而是靠精神来完成的。有一班人能够用目光、举动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一种恬静的、令人苏慰的气氛。克利斯朵夫所散布的是活泼泼的生命。它慢慢的，慢慢的，仿佛春天的一般暖气似的，透过死气沉沉的屋子，透过古老的墙壁和紧闭的窗子，使那些被多少年的痛苦、病弱、孤独，磨得枯萎憔悴，差不多已经死了的心再生。这是心灵对心灵的力量，感受的和施与的双方都不知道的。可是宇宙万物的生命就靠这种潮涨潮落的运动，而支配这运动的便是那神秘的吸引人的力量。

住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公寓的四层楼上的，便是上文提过的那个三十五岁的少妇，奚尔曼太太。她两年前死了丈夫，一年前又死了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她和婆婆住在一起，她们都不跟人往来。在整幢屋子的房客中间，和克利斯朵夫最生疏的便是她了。他们难得碰到，并且从来不搭讪。

她是个高大，清瘦，身腰相当好看的女人：深色的眼睛没有光彩，没有表情，有时射出一道黯淡的阴沉沉的火焰，照着她蜡黄的扁平脸和瘪陷的嘴巴。老奚尔曼太太是个虔婆，成天待在教堂里。媳妇却一心一意想着自己的悲伤，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她周围放的全是亡女的遗物和照片等等；因为全神贯注着这些东西，她脑海里再也看不见孩子的形象；眼前那些死的形象把心中那个活的形象给毁掉了。她因为看不见孩子，便更固执地要看见孩子；她要想念她，要专心一意地想念她；结果是毫无办法。于是她冷冰冰地待在那里，惘然若失，一滴眼泪都没有，生命枯涸了。宗教也无能为力。她奉行仪式，可并不爱宗教，因此也没有活泼泼的信仰；她在教堂里献捐，但不积极参加慈善事业；她所有的宗教都建筑在一个念头上，就是跟女儿再见。其余的都对她不相干。上帝？她跟上帝有什么关系？要能再见女儿才行呢！……但这一点就毫无把握。她只是心里要这么相信，固执地，拼命地要相信；但老是怀疑着……她最受不了看到别人的孩子，心里想：“为什么这些孩子倒没有死？”

街坊上有个小姑娘，身段举动都像她死了的女儿。一朝瞧见她拖着小辫子的背影，她就浑身发抖，跟在后面；看到孩子回过头来而明明不是她女儿的时候，她真想把她勒死。她抱怨哀斯白闲家的孩子在上一层楼吵闹；她们已经被父母管教得很安静了，但只要在屋子里迈着小步走几下，她立刻打发仆人上去要求静默。克利斯朵夫有一回带着那些小姑娘从外边回来碰到她，被她瞧孩子的那副凶狠的目光吓坏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这个活死人正靠近窗子，坐在暗中发愣，脑子里一片虚无，忽然听见克利斯朵夫的琴声。他惯于在这个时间一边弹琴一边幻想。她听到这音乐就恼，因为迷迷糊糊的境界被扰乱了。她愤愤地关上窗子；可是音乐直钻到房间里头，使她恨极了。她心里想禁止克利斯朵夫弹琴，但是没有这权利。从此，每天在同一个时间，她又愤怒又焦急地等琴声开始；倘若开场得迟了，她的怒气只有增加。她不由自主要把音乐从头听到尾；等到音乐完了，她那个麻痹的境界再也找不到了。——有天晚上，她待在黑的卧室的一角；从紧闭的窗子中透过来的遥远的音乐使她打了个寒噤，久已枯涸的眼泪居然淌了出来。她过去打开窗子，一边听一边哭。音乐好比雨水，一点一滴渗透了她枯萎的心，它又活过来了。她重新见到了天空、明星、夏夜，觉得像一线黯淡的光似的，心中有了些对于生命的兴趣，对于人类的同情。夜里，几个月来第一次，她的孩子在梦中出现了。因为使我们接近亡人的最可靠的办法，是积极参加生活，他们是跟着我们的生存而生存，跟着我们的死亡而死亡的。

她并不想认识克利斯朵夫，但一听到他跟孩子们在楼梯上走过，不禁躲在门背后听几句儿童的唠叨，同时她的心忐忑的乱跳。

有一天她正要出门，听见小小的脚步声在楼梯上走下去，声音比平时高了一些，有个孩子和她的妹妹说：“轻一点，吕赛德，你知道，克利斯朵夫说过的，别打搅那位伤心的太太。”

另外一个便放轻了脚步，低着声音说话。这一下奚尔曼太太可忍不住了：她开出门去，拼命抓着她们拥抱。她们害了怕，有一个甚至哭了。她只得把她们放下。

从此以后，遇到她们，她就对她们笑，可是笑起来脸有点儿抽搐。她已经没有笑的习惯了。她也和她们说些突兀的亲热的话，孩子们惊骇之下，只嗄着嗓子轻轻的回答几句。她们始终怕这位太太，比以前更怕了；走过她家的门口，唯恐她来抓她们竟飞跑了。她却躲在门内偷瞧，心中非常惭愧，自以为对不起死了的女儿，甚至跪在地下祷告，请她原谅。但那时她生活的本能与爱的本能都已经苏醒，再也压不下去了。

一天晚上，克利斯朵夫从外面回来，发现屋子里乱哄哄的，好像出了事。人家告诉他华德莱先生突然发作心绞痛死了。克利斯朵夫想起那个义女，不禁为之凄然。没有人知道华德莱先生有什么亲属，所以那女孩子差不多是毫无依靠了。克利斯朵夫连奔带爬赶到四楼，华德莱公寓的门打开着，他冲进去，发现高尔乃伊神甫守在灵前，女孩子淌着眼泪叫着爸爸；看门女人很笨拙地在那儿安慰她。克利斯朵夫过去抱起孩子，跟她说些温柔的话。她伤心得无可奈何地勾着他的脖子；他想把她从家里带出来，她不肯。他只得留在那里陪她。白日将尽，他靠窗望着，把她在臂抱中轻轻地摇摆。孩子慢慢地静下来，呜呜咽咽地睡着了。克利斯朵夫把她放在床上，笨手笨脚地替她解鞋带。天快黑了。公寓的门还开着，有一个影子闪进来，连带还有裙子窸窸窣窣的声音。克利斯朵夫在昏暗中认出奚尔曼太太的那双火辣辣的眼睛。她站在门口，喉咙梗塞着说：“我是来……你可愿意……把她交给我吗？”

克利斯朵夫握着奚尔曼太太的手。她哭了。接着她坐在床头，过了一会儿又说：“让我来照顾她吧……”

克利斯朵夫和高尔乃伊神甫一同回到顶楼上。教士有点不好意思，表示自己很唐突。他谦卑地说希望死者原谅：他不是以教士的身份而是以朋友的身份来的。

第二天早上，克利斯朵夫再到华德莱公寓的时候，发现女孩子抱着奚尔曼太太的脖子，那种天真跟信赖的神气，足见儿童对于能够讨他们喜欢的人是立刻会倾心的。她答应跟着新朋友走……原来她已经把义父给忘了，对新妈妈表示非常亲热。这种情形照理是叫人不大放心的。奚尔曼太太自私的爱有没有看到这一层呢？……也许看到吧。可是有什么相干？她非爱不可。爱才是幸福……

华德莱先生下葬了几星期以后，奚尔曼太太带着孩子离开巴黎，到乡下去了。走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都在场。她那个衷心欢悦的表情，他们俩从来没见过。她完全没注意到他们，临走才发觉了克利斯朵夫，过来握着他的手说：“你救了我。”

克利斯朵夫听了很奇怪，他和奥里维回上楼去，说：“她是什么意思呢，这疯疯癫癫的女人？”

过了几天，他接到一张照片，是个陌生的女孩子，坐在一张圆凳上，很乖地把两只小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眼神清明而忧郁。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我的亡女感谢你。”

一缕新生的气息就是这样的在那些人中间吹过。一座热情的炉灶在六层楼上燃烧，它的光芒慢慢地透入整幢屋子。

克利斯朵夫可不觉得，他只嫌功效太慢。

“啊！”他叹道，“要那些不愿意相识的、信仰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好人携手，难道竟不可能吗？”

“急什么！”奥里维说，“那需要互相的容忍和同情，而这些又得从内心的欢乐产生的。——所谓内心的欢乐，是一个人过着健全的、正常的、和谐的生活所感到的喜悦，——觉得自己做着有益的活动，参与着伟大的事业所感到的喜悦。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国家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或者更好是正在走向‘伟大’的时代。同时也需要——这两点是同时来的——有一个超党派的、聪明的、强有力的政权，能运用大家所有的精力的政权。这超党派的政权的力量一定是靠自己本身而非靠什么群众的，一定是不依赖那些混乱的‘多数’，而是以它所完成的事业使大众心悦诚服的，例如战胜的将军，匡救国难的独裁政府，‘智慧高于一切’的政权……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那是我们做不了主的。要有机会，还要有懂得抓住机会的人；要幸运与天才两者俱备。等着吧，希望吧！力量已经有在这里了：信仰的力量，科学的力量，古法兰西、新法兰西、大法兰西的工作的力量……如果有什么神咒能把这些联合的力量发动起来，那将是多么伟大的气势！可是这神咒，既不是你，也不是我念得出来的。谁能够呢？胜利吗？光荣吗？……耐着性子吧！主要的是，整个民族所有坚强的分子都得养精蓄锐地等着，不能消耗自己的力量，不能在时间没来到以前灰心。唯有能够用几世纪的耐性、劳苦、信仰，去换取幸运与天才的民族，才有获得幸运与天才的希望。”

“谁知道？”克利斯朵夫说，“幸运与天才往往来得出人意外的早，——就在大家并不期待的时候。你们计算的时候太看重‘世纪’了。准备起来吧！把行装收拾起来吧！得永远穿着鞋子，拿着手杖……谁敢说主不就在今晚走过你的门口呢？”

今晚他已经来得很近。他的翅膀的影子已经映在门上了。

德法两国之间出了些表面上无关紧要的事，接着邦交突然紧张起来。三天之内，大家从平时好乡邻的关系一变而为战争前奏的挑衅口吻。对于这种情形，谁也不会惊奇，除非是那班以为理性业已统制世界的梦想家。而这等人在法国是很多的；他们看到莱茵彼岸的舆论界忽然一夜之间变了态度，声势汹汹地高唱排法论调的时候，不由得大吃一惊。两国之内都有些报纸素来自命为享有爱国的专利权，以民族的代表自居（有时是暗中受着政府的指使），要求政府采取某种政策。德国的舆论便是这样的对法国用了蛮横无理的、最后通牒式的口吻。原来德国跟英国有纠纷，而德国不答应法国置身事外。它那些傲慢的报纸强迫法国作拥护德国的声明，否则就要法国支付战争的第一批代价；它们想用恫吓手段来获取同盟国，不经战争而先把对方当作战败的、心悦诚服的属国看待，——总而言之，把法国看作跟奥国一样。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德意志帝国主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可以看出德国一般政治家完全不了解别的民族，把他们行之于国内的金科玉律，强权就是公理的那一套，应用到别人身上。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欧洲享有德国从来未有的几百年的光荣和威望的国家，这种强暴的压迫自然要引起跟德国的期望完全相反的后果。法兰西那股沉沉酣睡的傲气惊醒了，举国上下都沸腾起来，连最麻木的人也气得直嚷。

德国的民众跟这些挑衅行为完全不相干：每个国家的老百姓只要求和和平平地过日子；德国的百姓尤其来得和平，亲热，愿意跟大家安居乐业，并不想打倒别人而很乐于赞美他们，摹仿他们。可是当局并不征求老实人的意见；他们也没有胆量发表意见。凡是没有勇气参与公共行动的人，势必成为公共行动的玩具，成为响亮而荒唐的回声，反射出舆论界的呐喊和领袖们的挑战；《马赛曲》或《保卫莱茵》便是这样产生的。

这件事对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们平素相亲相爱的程度，使他们没法想象为什么他们的国家不采取跟他们同样的办法。这股突然觉醒的深仇宿恨，两个人都看不出其中的理由，尤其是克利斯朵夫；他以德国人的身份，觉得对一个被自己的民族打败的民族没有憎恨的理由。他一部分同胞的骄傲狂悖使他非常痛心；在某个限度之内，他对于这种迫令投降的举动和法国人同样愤慨；可是他不大明白为什么法国不肯做德国的盟友。他认为德法两国有多少深刻的理由应当携手，有多少共同的思想，同时又有多么重大的使命应当协力完成，所以它们俩一味仇视的情形使他看了大为气恼。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他觉得法国在这件误会中是主要的罪人；因为即使他承认战败的回忆对法国很痛苦，也认为只是自尊心的问题，而为了更重大的利益——为了文明，为了法兰西，——就不应当再想到自尊心。他从来没费心把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思索一下。他在小学里已经学会了把并吞阿尔萨斯-洛林的行为看作天公地道的行为，那不过是在几百年的异族统制之后，把德国的土地归还给德国罢了。所以一发觉他的朋友认为那是件罪行的时候，他简直搅糊涂了。他从来没跟他谈起这些事，满以为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料他素来相信为诚实的，胸襟宽大的奥里维，竟没有冲动，没有愤怒，而只是不胜悲苦地和他说，一个民族可能放弃对于这样一件罪行的报复，但要他同意这件罪行究竟对他是奇耻大辱。

他们俩极不容易彼此了解。奥里维举出许多历史上的理由，证明阿尔萨斯为拉丁土地而应当由法国收回，但对克利斯朵夫一点没作用；可以支持相反的主张的同样充分的论据多得很：不论哪一种政见，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它所需要的理由。——克利斯朵夫重视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牵涉到法国，而主要是为了人情问题。关键不在于阿尔萨斯人是否是德国人。事实是他们不愿意做德国人；成为问题的只有这一点。谁有权利说：“这个民族是属于我的，因为他是我的兄弟。”倘使对方不认他是兄弟的话？即使这种否认是不应该的，那么错也错在不能讨兄弟喜欢的那一方面，因为他没有权利硬要对方跟着他走。四十年来，德国人用着武力和种种的威胁利诱，甚至也由贤明正直的德国当局行了许多德政以后，阿尔萨斯人始终不愿意做德国人。即使他们因意志消沉而不得不让步的时候，那般被迫离乡背井，逃亡异地的人的痛苦，——或者更惨的，那些没法离开而忍受着深恶痛绝的枷锁，眼看乡土被侵占，同胞被屈服的人的痛苦，是永远消灭不了的。

克利斯朵夫天真地承认自己从来没看到问题的这一方面，接着心里就不好过了。一个老实的德国人讨论问题往往非常坦白，那是看重自尊心的拉丁人——不管他多么真诚——不大办得到的。固然，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犯过这一类的罪恶：克利斯朵夫可并不援引那些例子做德国的口实。他太高傲了，不能去找那种可耻的借口；他知道人类越进步，人的罪恶越显得可怕，因为四周有着更多的光明。但他也知道，倘若法国打了胜仗，也不见得比德国更有节制，一定也会在罪恶的连锁中加上一环。这样，悲惨的冲突可以永远继续下去，使欧罗巴文明的精华受到危险。

克里斯朵夫固然为了这个问题很难受，但奥里维更痛苦。可悲的还不止在于两个最配携手的民族自相残杀。便是在法国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准备跟另一部分的人厮杀。和平运动与反军国主义运动，多少年来同时由国内最高尚的跟最下贱的分子在那里宣传。政府让他们干去；只要是不妨碍政客们眼前的利益的，政府对一切都采着旁观的态度；它没想到最危险的并不在于公开支持一种最危险的主义，而是在于听任这种主义潜伏在民族的血管中，等政府预备作战的时候来破坏战争。这主义一方面迎合自由思想的人，因为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友好的欧罗巴，由它把所有的努力结合起来，缔造一个更公平更有人性的世界；同时它也迎合无耻小人的自私自利，因为这班人是不论为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肯把自己的皮肉去冒险的。——这些反战思想把奥里维和他的许多朋友都感染了。有一二次，克利斯朵夫在自己家里听到一些谈话，不禁为之骇然。那位好心的莫克，脑子里装满了人道主义的幻想，精神奕奕地睁着眼睛，语气非常柔和地说，应当阻止战争，而最好的方法是煽动士兵反抗，教他们向长官开枪。他保证那一定会成功。工程师哀里·哀斯白闲冷冷地回答说，倘若发生战事，他和朋友们先要跟国内的敌人算清了账，再上前线。安特莱·哀斯白闲却站在莫克一边。克利斯朵夫有一天看见弟兄俩争执得很凶，甚至互相以枪毙来威吓。虽然这些杀气腾腾的话还带着说笑的口吻，可是听的人很能感到他们说的话有朝一日的确句句会实行的。克利斯朵夫好不诧异地估量着这个荒唐的民族，永远预备为了思想而自杀……真是疯子。专讲逻辑的疯子。各人只看见自己的思想，不走到终点，决不肯有一点儿让步。而且他们当然是以互相消灭为快的。人道主义者对爱国主义者开火。爱国主义者对人道主义者开火。而这时候敌人来了，把国家和人类一齐压得粉碎。

“可是告诉我，”克利斯朵夫问安特莱·哀斯白闲，“你们和别的民族的无产阶级有没有联系好呢？”

“反正要有个人首先发难。那就由我们来了。我们素来是打先锋的。让我们来发信号吧！”

“要是别人不响应怎办呢？”

“不会的。”

“你们有没有协定，有没有预先定下一个计划？”

“用不着协定！我们的力量比什么外交手段都强。”

“这不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是战术的问题。倘使你们要消灭战争，就得用战争的方法。在两国之间先把你们的作战计划定下来，把你们在德法两国的行动和日期商量妥当。倘若你们只存着碰运气的心，那么结果怎么样？一方面是毫无计划碰运气，另一方面是有组织的强大力量，——你们不被他们压倒才怪！”

安特莱·哀斯白闲不听这些。他耸耸肩，只空空洞洞地说些威吓的话：他说拿一把砂子放在要害，放在齿轮里，就能把机器破坏。

可是从容不迫地谈理论是一件事，把思想付诸实行——尤其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又是一件事。狂风巨浪在心坎里尝过的时间的确是难过的。一个人自以为是自由的，是自己思想的主宰；不料你忽然觉得不由自主地被什么东西拖着。你心中有个暧昧的意志要违反你的意志。你这才发现有个陌生的主宰，有一种无形的力统治着人类。

一班头脑最坚定，信仰最稳固的人，发觉自己的信仰溶解了；他们彷徨无措，不知道怎么决定，而结果往往会走上跟他们预定的完全不同的路，叫自己大吃一惊。反对战争最激烈的人中，有些会觉得国家的骄傲与热情突然在胸中觉醒起来。克利斯朵夫看到一般社会主义者，甚至工团主义者，对着这些相反的热情与责任依违两可，无所适从。在两国冲突的初期，克利斯朵夫还没把事情看得严重，他用着德国人那种冒失的态度和安特莱·哀斯白闲说，这是实行他理论的时候了，要是他不愿意德国把法国吞灭的话。安特莱听着大怒，跳起来回答说：

“试着瞧吧！……你们这批混蛋，也算有个该死的社会党，拥有四十万党员，三百万选举人，你们还不敢堵住你们皇帝的嘴巴，摆脱你们的枷锁！……哼，我们会来代劳的，我们！吞灭我们吧！我们才会吞灭你们呢！……”

等待的时期越拖越长，大家心里越烦躁。安特莱痛苦不堪。明知自己的信仰是对的而没法加以保卫！同时还觉得受到那种精神疫疠的传染，——它就在民间传播集体思想的强烈的疯狂，战争的气息！这股气息对克利斯朵夫周围的人都起了作用，便是克利斯朵夫也免不了受到影响。他们彼此不说话了，大家都离得远远的。

但迟疑不决的心绪是不能长久拖下去的。行动的怒潮，不管那些踌躇的人愿意不愿意，把他们都推送到这个或那个党派里去了。有一天，人们以为到了最后通牒的前夜，——两国所有的活力都紧张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发现大家都已经挑选定了。一切敌对的党派都不知不觉站到它们先前嫉恨或瞧不起的政府方面去。颓废艺术的大师们和美学家们，在短篇的色情小说中加进一些爱国的宣传。犹太人说要保卫他们祖先的神圣土地。哈密尔顿一听到国旗二字就会下泪。而大家都是真诚的，都是害了传染病。安特莱·哀斯白闲和他提倡工团主义的朋友们，跟别人一样，——并且更甚，为了形势所迫，为了不得不采取一个他们痛恨的主张，便抱着一肚皮阴沉的、悲观的怒意打定了主意，那种心绪就逼着他们替残杀做了疯狂的工具。电机工人奥贝，因为后天的人道主义与先天的排外主义在胸中交战得难解难分，差点儿发神经病。他失眠了好几夜，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一切的方式：认为法国便是全人类的化身。从此他不再跟克利斯朵夫谈话。差不多屋子里所有的人对他都闭门不纳了。连那么和气的亚诺夫妇也不再邀请他。他们继续弄着音乐，沉浸在艺术里，想忘掉那件大众关切的事。但他们时时刻刻要想到。他们之中每个人单独遇见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仍旧很亲热地跟他握手，可是急匆匆的、躲躲闪闪的。倘使在同一天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他们而逢着他们夫妇俩在一块儿，他们就很窘地行个礼，连停也不停下来。反之，多少年来不交谈的人倒反突然接近了。有天晚上，奥里维做手势叫克利斯朵夫走近窗口，要他看哀斯白闲一家和夏勃朗少校在下面园子里谈天。

克利斯朵夫对于大家思想上这种突然之间的变化并不惊奇。他自己的问题也尽够操心了。他心中骚乱惶惑，简直无法控制。比他更有理由骚动的奥里维却比他镇静。他似乎是唯一不受传染的人。尽管一边等着将临未临的战争，一边怕意料中的国内的分裂，他却知道迟早必须一战的两个敌对的信仰都是伟大的，也知道法国的使命是要做人类进步的实验场，而新思想的长成就得靠法国用热血来灌溉。但他自己不愿意卷入漩涡。对于人类的残杀，他很想引一句安提戈涅的名言：“我是为了爱而生的，不是为了恨而生的。”——对啦，为了爱，也为了了解，那是爱的另外一种形式。他对克利斯朵夫的温情足以使他明白自己的责任。在这个千千万万的生灵准备互相仇恨的时间，他觉得，为了他和克利斯朵夫这样两颗灵魂的责任与幸福，应当在大风暴中保持他们的友爱和理性。他记起歌德拒绝参加德国一八一三年的仇法运动。

这种种，克利斯朵夫全感觉到，可是没法安静。在某种方式之下抛弃了德国而不能回去的他，虽然像老朋友苏兹一样，浸淫着十八世纪那些伟大的德国人的欧罗巴思想，厌恶新德意志的军国精神和经商主义，他心中却掀起了一股巨大的热情，不知道会把他拖到哪儿去。他并不把这个情形告诉奥里维，只整天惶惶然等着消息，偷偷地整理着东西，收拾行李。他不再用理性思索了。他抑制不住了。奥里维很不放心地注意着，猜到他内心的斗争而不敢动问。他们觉得需要比平时更接近，事实上也比什么时候都更相爱；但他们怕谈话，唯恐发现思想上有什么不同而使他们分离。四目相对的时候，他们往往有一种不安的温柔的情绪，好似到了永别的前夜。两人都不胜苦闷地守着缄默。

可是，在天井对面那座正在建造的房屋顶上，在这些悲惨的日子里，工人们冒着狂风骤雨，正敲着最后几下的锤子；而克利斯朵夫的朋友，那个多嘴的盖屋工人，远远地笑着对他嚷道：“瞧，我的屋子完工了！”

幸而阵雨过了，来得快也去得快。宫廷中半官式的文告像晴雨表似的报告天气转好。舆论界叫嚣的狗重新回到窠里。几小时之内，人心都松了下来。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克利斯朵夫气吁吁地跑来把好消息告诉奥里维。他们好不痛快地呼了几口气。奥里维望着他，微微笑着，有点儿怅惘，还不敢把老挂在心上的问题提出来。他只说：

“哦，那些老是闹意见的人，你不是看到他们团结了吗？”

“我看见了，”克利斯朵夫笑嘻嘻的回答，“你们真会开玩笑！你们吵吵嚷嚷的好像彼此势不两立，其实都是一样的见解。”

“你应该满意了吧？”

“干吗不满意？因为他们的团结要拿我作牺牲品吗？……得了吧！我是相当强的人，并且经历一下这个掀动我们的浪潮，看到这些魔鬼在心中觉醒，也很有意思。”

“我可是怕极了，”奥里维说，“我宁愿我的民族永远孤独下去，不希望它以这种代价来团结。”

他们不出声了；两人都不敢提到使他们心慌的问题。终于奥里维鼓足勇气，嗄着嗓子问：“老实告诉我，克利斯朵夫，你已经预备走了，是不是？”

“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

奥里维早已料到这句话，但听了心里仍不免为之一震：

“克利斯朵夫，你竟会……”

克利斯朵夫把手按了按脑门：“别谈这个了，我不愿意再想了。”

奥里维很痛苦地又提了一句：“你预备跟我们作战吗？”

“我不知道，我没想过这问题。”

“可是你心里已经决定了，是不是？”

“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

“对我作战吗？”

“对你？永远不会的！你是我的。我不论到哪儿，你总跟我在一起。”

“那么是对我的国家了？”

“为了我的国家。”

“这真是可怕，”奥里维说，“我也爱我的国家，像你一样。我爱我亲爱的法兰西；可是我能为了它而杀害我的灵魂，欺骗我的良心吗？那等于欺骗法兰西。我怎么能没有仇恨而恨，怎么能扮演那种仇恨的喜剧而不犯说谎的罪？自由思想的人第一个原则是要了解，要爱；现代的国家把它的铁律去约束自由思想的人简直是罪大恶极，它会因之自取灭亡的。要做皇帝就做皇帝，可不能自以为上帝！他要取我们的金钱性命，好吧，拿去就是。他可没有权利支配我们的灵魂，他不能拿血来溅污它们。我们到世界上来是为传播光明而非熄灭光明的。各有各的责任！倘若皇帝要战争，那么让他用自己的军队去战争，用从前那种以打仗为职业的军队去战争！我不会那么蠢，对着暴力呻吟。可是我不属于暴力的队伍而属于思想的队伍；我跟我千千万万的同胞代表着法兰西。皇帝要征服全世界，由他去征服吧！我们是要征服真理。”

“要征服，”克利斯朵夫说，“就得战胜，就得生活。真理不是由脑子分泌出来的硬性的教条，像岩洞的壁上分泌出来的钟乳石那样。真理是生活。你不应当在你的脑子里去找，而要在别人的心里去找。跟他们团结起来吧。你们爱怎么想都可以，但每天得洗一个人间的浴。应当体验别人的生活而忍受自己的命运，爱自己的命运。”

“我们的命运是保持我们的本来面目。思想或是不思想，都不由我们做主，即使因之而冒什么危险也没办法。我们到了文明的现阶段，再也不能往后退了。”

“不错，你们到了高峰的边缘上，到了一个民族只想往下跳的地方。宗教与本能在你们身上都没有力量了。你们只剩着智慧。危险啊！死神来了。”

“所有的民族都要到这个地步的：不过是几个世纪的上下而已。”

“丢开你的世纪吧！整个的生命是日子的问题。真要那班该死的梦想家才会把自己放在虚无缥渺间，而不去抓住眼前飞逝的光阴。”

“你要怎么办呢？火焰就在烧着火把。可怜的克利斯朵夫，一个人不能在现在与过去同时常住的。”

“应当在现在常住。”

“过去有些伟大的成就是不容易的。”

“要现在还有活着的并且是伟大的人能够赏识的时候，过去的伟大才成其为伟大。”

“与其成为今日这些醉生梦死的民族，你岂不愿意成为已经死了的希腊人？”

“我更愿意成为活的克利斯朵夫。”

奥里维不讨论下去了。并非他没有许多话可以回答，但他不感兴趣。刚才辩论的时候，他从头至尾只想着克利斯朵夫。他叹了口气，说：“你的爱我不及我的爱你。”

克利斯朵夫温柔的握着他的手：

“亲爱的奥里维，我爱你甚于爱我的生命。可是原谅我，我不能爱你甚于爱生命，甚于爱人类的太阳。我最恨黑夜，而你们虚伪的进步就在勾引我往黑暗中去。在你们一切隐忍舍弃的说话底下，都藏着同样的深渊。唯有行动是活的，即使那行动是杀戮的时候也是活的。我们在世界上只有两件东西可以挑：不是吞噬一切的火焰，便是黑夜。虽然黄昏以前的幻梦特别有种凄凉的韵味，我可不要这种替死亡作前奏的和平。至于无穷无极的空间，它的静寂是使我害怕的。让咱们在火上添些新柴吧！愈多愈好！连我也丢进去吧，要是必需的话……我不愿意火焰熄灭。倘使它熄灭了，我们就完了，世界上一切都完了。”

“你这种口吻我是熟悉的，”奥里维说，“那是从过去的野蛮时代来的。”

他在书架上抽出一部古印度诗人的集子。念道：

“你起来吧，坚决的去战斗。不问苦乐，不问得失，不计成败，尽你的力量战斗……”

克利斯朵夫从他手里抢过书来，接着念下去：

“……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强迫我行动，也没有一件东西不是我的；可是我决不抛弃行动。要是我不孜孜地干着，让人家照着我的榜样做，所有的人都要灭亡。倘若我的行动停止一分钟，我就要使世界陷入混沌，我要变成生命的刽子手。”

“生命，”奥里维再三说着，“生命，什么叫作生命？”

“一场悲剧，”克利斯朵夫回答，“往前冲吧！”

风浪过去了。大家怀着鬼胎，急于要把它忘掉。似乎没有一个人记起经过的情形。可是每个人都还在心里想着，只要看他们兴高采烈地恢复日常生活便可知道；受过了威胁，日常生活才更显得可贵。好似在每次大难以后，大家都拼命把东西往嘴里塞。

克利斯朵夫用着十倍的兴致重新埋头创作。奥里维也受了他的影响。为了需要把忧郁的思想廓清一下，他们根据拉伯雷的作品合作一部史诗。健康的唯物色彩非常浓厚，那是精神受了压迫以后必然的现象。除了卡冈都亚、巴奴越、修士约翰，这几个知名的角色以外，奥里维受着克利斯朵夫的感应，又添了一个新人物，——一个叫作忍耐的乡下人。他天真，狡猾，被人殴打，被人窃盗也无所谓；——妻子被人亲吻，田地被人劫掠也无所谓；——不辞劳苦地种着他的田，——被逼去打仗，受尽千辛万苦也无所谓；他一边看着主子们剥削，一边等着他们的鞭子，心里想：“事情不会老是这样的。”他料到他们会倒霉，在眼梢里瞅着，已经不声不响地扯着他的大嘴在那里笑了。果然有一天，卡冈都亚和修士约翰当了十字军，遭了难。忍耐真心地可惜他们，又很快活地安慰自己，把淹得半死的巴奴越救起来，说道：“我知道你还要耍弄我；可是我少不了你；你能替我解闷，叫我发笑。”

根据这篇诗歌，克利斯朵夫写成几支分幕的，附带合唱的交响曲；其中有悲壮而可笑的战争，有狂欢的节会，有滑稽的歌唱，有耶纳甘派的牧歌，有儿童一般粗豪的欢乐，有海上的狂风暴雨，有音响的岛屿和钟声；最后是一阕田园交响曲，充满着草原的气息：长笛、双簧管、民歌，唱出一派轻快喜悦的调子。——两位朋友非常愉快地工作着。清瘦苍白的奥里维洗了一个健身浴。欢乐的巨潮在他们的顶楼中卷过……用自己的心灵创作，同时也用朋友的心灵的创作！便是情侣的拥抱也不会比这两颗友爱的灵魂的结合更甜蜜更热烈。两心相契的程度使他们常常同时有同样的思想：或者是克利斯朵夫写着一幕音乐，奥里维立刻想出了歌词。他带着奥里维向前迈进。他的精神笼罩了朋友，使朋友也产生了果实。

除了创造的快乐，又加上战胜的快乐。哀区脱决心把《大卫》付印了，一出版立刻在外国引起很大的回响。哀区脱有个瓦格纳党的朋友住在英国，是有名的乐队指挥，对克利斯朵夫这件作品非常热心，拿它在好几个音乐会里演出，极受欢迎；凭着这一点，同时靠着名指挥的力量，《大卫》在德国也被演奏了。那指挥又跟克利斯朵夫通信，问他要别的作品，说愿意帮忙；他也竭力替克利斯朵夫做宣传。以前被喝倒彩的《伊芙琴尼亚》，在德国被人重新发现了。大家都认为他是天才。克利斯朵夫传奇式的生涯使人家对他格外好奇。《法兰克福日报》首先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别的报纸也跟着来了。于是法国也有人发觉他们中间有着一个大音乐家。《拉伯雷史诗》还没完工，巴黎某音乐会的会长就向克利斯朵夫要这件作品；而古耶，因为预感到克利斯朵夫快要享盛名了，便用着神秘的口吻提到他所发现的天才朋友。他写了篇文章把美妙的《大卫》恭维一阵，完全忘了他上年提到这作品的时候用的是两句侮辱的话。他周围的人也没有一个想起这一点。巴黎多多少少的人过去都揶揄瓦格纳和弗兰克，现在又捧着他们去打击新兴的艺术家，然后等新兴艺术家成为过去的人物之后再捧他们。

这次的成功出于克利斯朵夫意料之外。他知道自己早晚会胜利的，可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他对于太迅速的成功怀着戒心，耸耸肩膀，说希望人家别跟他烦。要是人们在上一年他写作《大卫》的时候恭维他，他可能接受；但现在心情已经不同，他又多爬了几级。他很想和那些对他提起旧作的人说：

“别拿这个脏东西来跟我烦！我讨厌它，也讨厌你们。”

接着，他用一种因为被人打扰而有点儿生气的心绪，重新埋头做他的新工作。但他暗里毕竟感到一种快意。荣名的最初几道光辉是很柔和的。打胜仗是愉快的，增进健康的。那好比窗子打开了，初春的气息渗透了屋子。——克利斯朵夫虽然瞧不起自己的旧作，尤其是《伊芙琴尼亚》，但看到这件可怜的作品从前给他招来多少羞辱，而如今受着德国批评家的恭维与戏院的欢迎，毕竟也出了一口气。他收到一封德累斯顿那边的信，说人家很愿意排演他的乐剧，在下一季中上演……

这个消息使他在多少年的忧患以后终于窥见了比较恬静的远景和胜利。但他当天又收到另外一封信。

那天下午，他一边洗脸一边隔着房间和奥里维高高兴兴的说话，门房从门底下塞进一封信来。他一看是母亲的笔迹：他正预备写信给她，因为能告诉她一些好消息而很快慰……他拆开信来，只有几句话……啊，她的字怎么抖得这样厉害呀？

亲爱的孩子，我身体不大好。要是可能，我还想见你一面。我拥抱你。

妈妈

克利斯朵夫哭了。奥里维吃了一惊，立刻跑来。克利斯朵夫说不上话，只指着桌上的信。他继续哭着，也不听奥里维看完了信以后对他的安慰。然后他奔到床前，拿起外衣急匆匆穿了，领带也不戴，——手指在发抖——往外便走。奥里维追到楼梯上把他拦着，问他想怎么办。搭下班车吗？在黄昏以前就没有车。与其在站上等还不如在家等。必不可少的路费有了没有呢？——他们俩搜遍了各人的衣袋，统共也不过三十法郎左右。时方九月，哀区脱，亚诺夫妇，所有的朋友都不在巴黎。没有地方可以借。克利斯朵夫焦急地说他可以徒步走一程。奥里维要他等一小时，让他去张罗旅费。克利斯朵夫一筹莫展，只得由他摆布。奥里维破天荒第一遭进了当铺；他是素来宁愿挨饿而不肯把纪念物当掉一件的，但这次是为了克利斯朵夫，而且事情那么紧急。他便当了他的表，可是当来的钱和预算的还相差太远，便回家拿了几部书卖给旧书摊。当然他为之很难过，但此刻无暇想到，心中只记挂着克利斯朵夫的悲伤。回到家里，他发现克利斯朵夫神色惨沮地坐在原来的地方。奥里维张罗来的钱，再加上三十法郎，已经绰绰有余了。克利斯朵夫心乱如麻，根本没追究钱的来源，更没想到自己走了以后朋友还有没有钱过日子。奥里维也和他一样；他把所有的款子交给了克利斯朵夫，还得像照顾孩子似的照顾朋友，把他送上车站，直到车子开动了才和他分手。

夜里，克利斯朵夫睁大着眼睛，望着前面，想道：“我还赶得上吗？”他知道，要母亲写信叫他回去，她一定是急不及待的了。他焦急的心情恨不得要风驰电掣般的特别快车再加快一些速度。他埋怨自己不应该离开母亲，同时又觉得这种责备是空的：事势推移，他也做不了主。

车轮与车厢单调的震动，使他慢慢地平静下来，精神被控制了，有如从音乐中掀起的浪潮被强烈的节奏阻遏住了。他把自己的过去，从遥远的童年幻梦起，全部浏览了一遍：爱情，希望，幻灭，丧事，还有那令人狂喜的力，受苦，享受，创造的醉意，竭力要抓握人生的光明与黑暗的豪兴，——这是他灵魂的灵魂，潜在的上帝。如今隔了相当的距离，一切都显得明白了。他的欲望的骚动，思想的混乱，他的过失，他的错误，他的顽强的战斗，都像逆流和漩涡，被大潮带着冲向它永远不变的目标。他懂得了多年磨练的深刻的意义：每次考验的时候必有一道栅栏被逐渐高涨的河流冲倒；它从一个狭窄的山谷流到另一个更宽广的山谷，把它注满了；视线变得更辽阔，空气变得更流畅。在法国的高地与德国的平原中间，河流找到了出路，冲到草原上，剥蚀着高岗下面的低地，把两国的水源都吸收了，汇集了。它在两国中间流着，不是为了把它们分野，而是为了把它们结合：两个民族在它身上融和了。克利斯朵夫这才第一次感觉到，他的命运是像动脉一般把两岸所有的生命力灌注到两岸敌对的民族中去。——在最阴惨的时间，他面前反出现一个恬静的境界和突如其来的和平……然后那些幻象消失了，跟前只有老母那张痛苦而温柔的脸。

他到本乡的时候，东方才发白。他得留神不给人家认出来，因为通缉令还没撤销。可是站上没有一个人注意他；大家还睡着，屋子都没开门，街上荒荒凉凉的：那是灰暗的时间，夜色已尽，日光未至，睡眠最甜，而梦境都染上曙色的时间。一个年轻的女仆正在打开铺子的百叶窗，嘴里唱着一支老歌。克利斯朵夫差点儿透不过气来。噢，故乡！亲爱的故乡！……他真想扑下去亲吻泥土；听着那个使他心都溶化的平凡的歌，他觉得远离乡土的时候多么苦恼，而自己又多么爱它……他凝神屏气的走着，一看到家，不得不用手掩着嘴巴，不让自己叫起来。留在这儿的被他遗弃的人，究竟怎么样了呢？他喘了口气，连奔带跑的直到门前。门半开着。他推进去。一个人都没有……旧扶梯在脚下格格作响。他走上二楼。屋子好像没人住的，母亲的房门关着。

克利斯朵夫心忐忑的跳着，抓着门钮，没有气力推开……

鲁意莎孤零零地躺着，觉得自己快完了。其余两个儿子都不在这儿：经商的洛陶夫在汉堡成了家；恩斯德上美洲去了，杳无音讯。谁也不关切她，只有一个邻居的女人每天来看她两次，问她可需要什么，待上一会儿，就回家去干自己的事；——她来的时间没有准儿，往往来的很晚。鲁意莎觉得人家忘记她是挺自然的，跟自己闹病一样自然，而且她苦惯了，涵养功夫好到极点。她心脏不好，常常会闭过气去，自以为要死了：她睁着眼睛，双手抽搐，满头大汗。她并不抱怨，以为是应当如此的。她已经准备好了，临终圣体也受过了。只有一件事情使她挂心：就是怕上帝不许她进天堂。其余的一切，她都能够耐着性子忍受。

在小房间的黑洞洞的一角，她在床高头的壁上和枕头四周，把所有心爱的人的照片都集中在一起：三个孩子的，丈夫的（她对他始终保持着初期的爱情），老祖父的，还有哥哥高脱弗烈特的。凡是待她好的人，——不管那好心是怎样的不足道，——她都念念不忘。她把克利斯朵夫寄来的最后一张照片用针扣在褥单上，靠近着她的脸，又拿他最近几封信放在枕头底下。她最爱秩序和清洁，现在看到屋子里没有整理得顶好，就觉得不大好过。外边各种细小的声音，对她等于是报告时刻。那她听了多少年了！整整的一生都是在这个小天地中消磨的……她想着心爱的克利斯朵夫，多么希望他此时此刻能到这儿来，挨在她身边！可是他要不来的话也算了。没有问题，她一定能在天上见到他。现在她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了。她迷迷糊糊的老是在回忆中过日子……

她在莱茵河边上的老屋内……家里在过节……正是夏季一个大好的晴天。窗子开着：太阳照在明晃晃的路上。鸟儿唱着歌。曼希沃跟祖父坐在门前抽烟，一边谈天一边挺高兴地笑着。鲁意莎看不见他们，但是很快活，因为这一天丈夫在家，祖父脾气很好。她在楼下做饭：一顿丰盛的午饭。她非常留神地照顾着；有一样大家意想不到的好东西：一块栗子蛋糕。一想到孩子会快活地叫起来，她心里就很舒服……啊，孩子，他在哪儿呢？在楼上：她听见他在弹琴。她不懂他弹的东西，但听到那琮琮的声音，知道他乖乖地坐在那里，她就很快活了。天气多好！大路上有辆车子传来轻快的铃声……啊！天啊！我的烤肉呢！但愿不要在她眼望窗外的时节给烤焦了！她唯恐她多么喜欢而又多么害怕的祖父不乐意，埋怨她……还好，托上帝的福，没有出事。瞧，什么都预备好了，饭桌也摆好了。她招呼曼希沃跟祖父。他们很愉快地答应了。可是孩子呢？……他不弹琴了。琴声已经停了一会儿，她没留意……——“克利斯朵夫！”……他在干什么呢？一点声息都没有。他老是想不到下来吃饭的，又得给父亲骂了。她急急忙忙的上楼：——“克利斯朵夫！”……没有回音。她打开他屋子的门。没有人。屋子里空空的；钢琴也盖上了……鲁意莎不由得一阵心痛。他怎么的？窗子开着。天哪！他不会掉下去吧！……鲁意莎吓坏了，赶紧从窗口往下瞧……——“克利斯朵夫！”……哪儿都找不到他。各个房间都走遍了。祖父在楼下对她嚷着：“你来吧，别急，他自个儿会来的。”她可不愿意下楼；她知道他在这儿，一定是躲着玩儿，跟她捣乱。啊！可恶的孩子！……是的，毫无疑问的，楼板在那里格格的响；他躲在门后呢。可是钥匙不在门上。去拿钥匙吧！她在一张放着各式钥匙的抽屉内急急忙忙地找。这一个，这一个……哦，不是的！——对啦，是这个！……可是插不进锁孔。鲁意莎的手拼命发抖。她急得很，要赶紧呀。为什么？不知道；只知道要赶紧。要不然她就等不及了。她听见克利斯朵夫在门后呼吸……啊！这钥匙！……终于开了。她高兴得叫起来。是他呀，他扑上她的脖子……啊！可恶的孩子，好孩子，亲孩子！……

她睁开眼来。他果然在这里，在她面前。

他已经对她望了一些时候，望着这张大大改变了的，又瘦又有些虚肿的脸，那种无言的痛苦，给她听天由命的笑容衬托得格外凄惨；周围又是那么冷静，那么孤独……他看了心都痛了……

她见了他，并不惊奇，只微微笑着。那笑容是没法形容的。他扑上她的脖子，把她拥抱了；她也拥抱他，大颗的眼泪从腮帮上直淌下来，轻轻地说了声：“等一等……”

他看见她气喘得厉害。

两人一动不动。她不住的流着泪，摩着他的头。他一边哭一边亲她的手，把被单遮着脸。

等到安静了一点，她想说话，可是说不上来：用的字都是错的，他很不容易懂得。那也没关系。反正他们已经见了面，始终那么相爱：那就行了。——他很气地查问为什么人家把她一个人丢在这儿。她替那个照顾她的女人解释道：“她不能老待在这里：她有她自己的工作。”

然后她用着一种微弱的、断续的、连字母都念不周全的声音，很急促地嘱咐一些关于她坟墓的事。她要克利斯朵夫向其余两个把她忘了的儿子转达她为母的遗爱。她也提到奥里维，——他对克利斯朵夫那种深厚的友情，她是知道的。她要克利斯朵夫告诉他，说她祝福他，——但她马上改正了，用了两个更谦卑的字眼，说她对他表示敬爱……

说到这儿她又气急了。他扶着她在床上坐起来，满脸淌着汗。她勉强笑着，心里想现在握到了儿子的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也没什么要求了。

克利斯朵夫突然觉得母亲的手在他手里抽搐起来。鲁意莎张着嘴，不胜怜爱地望着儿子，溘然长逝了。

当天晚上，奥里维赶到了。他不能让克利斯朵夫在这个悲痛的时间孤独无助，那种滋味他是经历过的。同时他也担心朋友回到德国所冒的危险。他要跟他在一起，保护他，可是没有旅费。送了克利斯朵夫回去，他决意卖掉几件老家传下来的首饰。那时当铺已经关门，而他又想搭明天第一班车走，便预备去找街坊上一个卖旧货的想办法，不料一出门就在楼梯上遇见了莫克。莫克知道了这些事，立刻表示奥里维没有去找他使他非常难过，他硬要奥里维接受他的钱。但他还是介介于怀，因为奥里维为了筹措克利斯朵夫的川资，当掉了表，卖掉了书，而没有向他开口。他那么热心地要帮助他们，甚至向奥里维提议陪他一同上克利斯朵夫那边去。奥里维好容易才把他拦住了。

奥里维的来到使克利斯朵夫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支持。他陪着长眠的母亲，失魂落魄地过了一天。帮忙的女工来做了几件零碎事儿又走了，没有再来。整天死气沉沉的，仿佛时间停顿了。克利斯朵夫跟床上的遗骸一样一动不动，眼睛老盯着她。他不哭，不想，也变了个死人了。——奥里维的来到，等于完成了一件友谊的奇迹，使他的眼泪和生命一齐恢复了。

勇敢啊！只要有一双忠实的眼睛和我们一同哭泣的时候，

就值得我们为了生命而受苦。

他们拥抱了很久。然后两人坐在鲁意莎旁边低声谈话……夜里……克利斯朵夫靠着床脚，随便提到些童年往事，说来说去老是牵涉到妈妈的形象。他静默了几分钟，又往下说。最后他疲倦之极，手捧着脸，完全不出声了。奥里维近前一看，原来他睡熟了。于是他独自守夜。不久他脑门靠着床架子，也给睡眠带走了。鲁意莎温柔地笑着，好像守护着两个孩子觉得很快乐。

天刚亮，他们就被敲门的声音惊醒。克利斯朵夫去开门。一个邻居的木匠来通知克利斯朵夫，说他已经被人告发，如果他不愿意被捕，应当马上就走。克利斯朵夫不愿意逃，定要把母亲送入了坟墓才离开。可是奥里维央求他立刻去搭车，答应一切后事都由他代办，他硬逼着克利斯朵夫走出屋子，并且为防他反悔起见，还送他上车站。克利斯朵夫执意要在动身之前去看看莱茵河。他是在河边长大的，他的灵魂像海洋中的贝壳一样始终保存着河水响亮的回声。虽是在城中露面很危险，但他打定了主意，不顾一切。两人沿着下临莱茵的巉岩走去，看它浩浩荡荡，在低矮的河岸中间向北流去。雾霭迷蒙，一座大铁桥的两个穹窿浸在灰色的水里，好比硕大无朋的车轮。远远的，隔着草原，薄雾中隐隐约约有几条船沿着曲折的河道上驶。克利斯朵夫看着这些景致出神了。奥里维抓着他的手臂把他带到车站。克利斯朵夫像害了梦游病似的完全听人摆布。奥里维把他安顿在升火待发的车厢里，约定下一天在法国境内第一个车站上相会，免得克利斯朵夫一个人回巴黎。

火车开了，奥里维回到屋里，门口已经有两个宪兵等着。他们把奥里维当作克利斯朵夫。奥里维也不急于分辩，好让克利斯朵夫逃得远一些。而且警察当局发觉了错误的时候并不着慌，也不急于去追逃掉的人；奥里维疑心他们其实是很愿意克利斯朵夫走掉的。

奥里维为了鲁意莎的葬事，直耽到第二天早上。克利斯朵夫的兄弟，做买卖的洛陶夫，当天才来参加丧礼。这个俨然的人物规规矩矩地送过殡，马上搭车走了，对奥里维没有一句问起哥哥近况或是感谢他为母亲办后事的话。奥里维在当地又耽留了一些时候。这儿他一个人都不认识，可是觉得有多少眼熟的影子：小克利斯朵夫，小克利斯朵夫所爱的人，使他受苦的人，——还有那亲爱的安多纳德。所有这些在此生存过的人，现在完全消失了的克拉夫脱一家，还留下些什么？……只有一个外国人对于他们的爱。

那天下午，奥里维在约定的边界车站上和克利斯朵夫相会了。那是林木幽密、山峦起伏的一个小村。他们并不搭下一班开往巴黎的火车，决意走到前面的一个城市。他们需要孤独，便往静悄悄的森林中走去，只听见远处传来几下沉重的伐木声。他们走到山岗上一片空旷的地方。脚下那个狭窄的山谷还是德国的土地，有所看守树林的人的屋子，顶上盖着红瓦，一小方草地好比森林中一口碧绿的湖。四下里全是深蓝色的一望无际的林木，给水汽包裹着。雾氛在柏树枝间缭绕。一层透明的幕把线条遮盖了，把颜色减淡了。一切都静止不动。没有脚步声，没有人声。秋天的榉树都变了金黄色，几点雨水淅淅沥沥地打在树上。一条小溪在乱石中流着。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停下脚步，呆住了。各人都想着自己的丧事。奥里维默默的对自己说着：

“啊，安多纳德，你在哪儿？”

克利斯朵夫却想着：“现在她不在世界上了，成功对我还有什么意思？”

但各人听见各人的死者安慰他们：

“亲爱的，别哭我们了。别想我们了。你想着他吧……”

他们彼此瞧了一眼，马上忘了自己的痛苦，而只感觉到朋友的痛苦。他们握着手，心中只有一片凄凉恬静的境界。没有一点儿风，雾气慢慢地散了，显出了青天。雨后的泥土那么柔和……它把我们抱在怀里，堆着一副亲热的笑容，和我们说：

“休息吧。一切都很好……”

克利斯朵夫的心松下来了。两天以来，他整个儿在回忆中，在亲爱的妈妈的灵魂中过活；他体验着那卑微的生活，单调而孤独的岁月，在孩子们都走了的静寂的家里，想念那些把她丢下的儿子……可怜的老妇，残废，勇敢，抱着乐天安命的信心，生就温和的脾气，恬然自得地忍受着一切，没有一点儿自私……克利斯朵夫也想起他认识的一切谦卑的心灵。这时他觉得自己跟他们多么接近！在骚动的巴黎，眼看多少的思想人物发疯似的搅在一起，最近又看到那阵血腥的风，煽动神志错乱的民族互相仇视；克利斯朵夫经过了几年累人的争斗和激昂的日子，对于这个骚动而贫瘠的社会，对于自私的争战，对于自命为代表理智而实际只是掀风作浪的野心家，深深感到厌倦。他所爱的却是成千累万的淳朴心灵——他们在各个民族中间静静地燃烧着，本身便是些纯洁的火焰，代表慈悲、信仰、牺牲。

“是的，我认得你们，我终于跟你们团聚了，你们是和我同一血统的。我早先像浪子一般离开了你们，跟着大路上的那些影子走了。现在我回到你们中间来了，请你们把我留下吧。我们不问生死，都是一体；我到哪儿，你们也到哪儿。噢！母亲，我曾经生活在你的身上，如今是你生活在我身上了。还有你们，高脱弗烈特、苏兹、萨皮纳、安多纳德，你们全生活在我身上。你们是我的财富。咱们一同上路吧。我的话就是你们的声音。凭着我们联合的力量，我们一定能达到目的……”

树上缓缓的滴着雨水，一道阳光从树枝间溜进来。树林下面一小方草地上传来一群儿童的声音：三个女孩子在那里绕着屋子跳舞，唱着一支天真的德国山歌。而远远的，一阵西风像吹送蔷薇的异香似的，吹来法国方面的钟声……

“噢！和平，你是神圣的音乐，你是解脱的心灵的音乐；苦、乐、生、死，敌对的民族与友爱的民族，一齐交融在你身上……噢！我爱你，我要抓住你，我一定能抓住你……”

黑夜降临了。克利斯朵夫从幻梦中醒来，又看到了朋友那张忠实的脸。他对他笑笑，把他拥抱了。随后，他们俩穿过树林，悄悄地重新上路；克利斯朵夫在前面替奥里维开路。

孤零零的，不声不响，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大路上来了两个年轻的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