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

卷四初版序

约翰·克利斯朵夫正要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候，比较激烈的批评可能使各方面的读者感到不快；我请求我的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朋友们切勿把我们的批评认为定论。我们每一缕的思想，只代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时期。倘使活着不是为了纠正我们的错误，克服我们的偏见，扩大我们的思想与心胸，那么活着有什么用？所以请大家忍耐些！如果我们错了，还是要请你们信任。我们知道我们会错的。一朝发觉了我们的谬妄，我们要比你们批评得更严厉。我们每过一天都想和真理更接近一些。且待我们到了终点，再谈你们判断我们努力的价值。古话说得好：“暮年礼赞人生，黄昏礼赞白昼。”

罗曼·罗兰

一九○六年十一月

第一部

松动的沙土

摆脱了！摆脱了别人，摆脱了自己！……一年以来把他束缚着的情欲之网突然破裂了。怎么破裂的呢？他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奋发之下，所有的锁链都松解了。这是发育时期的许多剧变之一；昨天已死的躯壳和令人窒息的往昔的灵魂，在发育时期都被强毅的天性撕得粉碎。

克利斯朵夫非常畅快地呼吸着，可不大明白自己有了什么改变。他送走了高脱弗烈特回来，寒气凛冽的旋风在城门洞里打转。行人都低着头。上工的姑娘们气忿忿地和往裙子里直钻的狂风撑持；她们停下来喘着气，鼻子和腮帮都给吹得通红，露着愤怒的神色，真想哭出来。克利斯朵夫可快活得笑了。他所想的并非眼前的这阵风暴，而是他才挣脱出来的精神上的风暴。他望着严冬的天色，盖满着雪的城市，一边挣扎一边走路的人们；他看看周围，想想自己：一点束缚也没有了。他是孤独的……孤独的！多快乐啊，独立不羁，完全自主！多快乐！摆脱了他的束缚，摆脱了往事的纠缠，摆脱了所爱所憎的面目的骚扰！多快乐！生活而不为生活俘虏，做着自己的主人！

回到家里，浑身是雪。他高兴地抖了抖，像条狗似的。母亲在走廊里扫地，他在旁边走过，把她从地下抱起，嘴里唧唧哝哝地亲热的叫了几声，像对付小娃娃那样。克利斯朵夫身上全给融化的雪弄潮了；年老的鲁意莎在儿子的臂抱里拼命撑拒，像孩子般天真地笑着，叫他作“大畜生”！

他连奔带爬地上楼，进了卧室。天那么黑，他照着小镜子竟不大看得清自己。可是他心里快活极了。又矮又黑，难于转身的卧房，他觉得差不多是个王国。他锁上门，心满意足地笑着。啊，他终于把自己找到了！误入歧途已经有多少时候！他急于要在自己的思想中沉浸一番。如今他觉得自己的思想像一口宽广的湖，到了远处跟金色的雾化成一片。发过了一夜的烧，他站在岸旁，腿上感觉到湖水的凉气，夏日的晨风吹拂着身体。他跳下去游泳，不管也不在乎游到哪儿，只因为能够随意游泳而满心欢喜。他一声不出，笑着，听着心中无数的声音：成千累万的生命都在里头蠢动。他头在打转，什么都分辨不清了，只咂摸到一种目眩神迷的幸福。他很高兴能感觉到这些无名的力，可是他懒洋洋的还不想马上加以试验，只迷迷糊糊地体味着这个志得意满的陶醉的境界，因为自己的内心已经到了百花怒放的季节，那是被压了几个月而像突然临到的春天一样爆发起来的。

母亲招呼他吃饭了。他昏昏沉沉地下楼，好似在野外过了一整天以后的情形，脸上那种光彩甚至使鲁意莎问他有什么事。他不回答，只搂着她的腰在桌子周围跳舞，让汤钵在桌上冒汽。鲁意莎喘着气喊他作疯子；接着她又拍着手嚷起来。

“天哪！”她很不放心地说，“我敢打赌他又爱上了什么人了！”

克利斯朵夫放声大笑，把饭巾丢在空中。

“又爱上了什么人！”他喊道，“啊！天！不，不！那已经够了！你放心。嘿！那是完啦，完啦，一辈子的完啦！”说吧，他喝了一大杯凉水。

鲁意莎望着他，放心了，可是摇摇头笑着：“哼，说得好听！还不像酒鬼一样，要不了一天就不算数的。”

“便是一天也是好的。”他很高兴的回答。

“不错！可是究竟什么事叫你这样乐的？”

“我就是乐，没有什么理由。”

他肘子靠在桌上，和她对面坐着，把他将来要干的事通通告诉她。她又亲切又不大相信地听着，提醒他汤要凉了。他知道她并没有听，可也不在乎；因为他是说给自己听的。

他们俩笑着，互相望着：他说着话，她并不怎么听进去。虽然她有这样一个儿子很得意，可并不十分重视他艺术方面的计划。她只想着：“既然他这样快活，那就行了。”他一边对自己的议论听得飘飘然，一边望着母亲的脸，头上紧紧地裹着黑巾，头发雪白，年轻的眼睛不胜怜爱地瞅着他，神气那么安静，那么慈祥。他完全能看出她的思想。

“我说的这些，你都满不在乎，可不是？”他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说。

“哪里？哪里？”她勉强否认。

他把她拥抱着说：“怎么不是，怎么不是！得了吧！用不着辩。你这么办也不错。只要爱我就行了。我不需要人家了解我，既不要你了解，也不要谁了解。现在我再也不需要谁，不需要什么了！我心里什么都有！”

“啊，”鲁意莎接着说，“他现在又疯着一点儿什么了！也罢！既然非疯魔不可，我宁可他有这一种。”

让自己在思想的湖上飘浮，多甜蜜，多快乐！躺在一条小船里头，浴着阳光，水面上清新的微风在脸上轻轻拂过，他悬在空中，睡着了。在他躺着的身子底下，在摇摆的小船底下，他感觉到深沉的水波；他懒懒地把手浸在水里。他抬起身子把下巴搁在船边上，像孩童时那样望着湖水流过。他看见水中映出多少奇怪的生灵像闪电般飞逝……一批过了又是一批，从来没有相同的。他对着眼前这种奇幻的景象笑了，对着自己的思想笑了；他不曾要固定他的思想。挑选吗？干吗要在这千千万万的梦境中挑选呢？有的是时间！将来再说吧！等到他要的时候，只消撒下网去就能把在水里发光的怪物捞起……现在先让它们过去，等将来再说吧！

小船随着温暖的微风与迟缓的水波飘浮。天气温和，阳光明媚，四下里静悄悄的。

他终于懒洋洋地撒下网去；俯在到处起泡的水上，他瞧着网完全沉下。待了一会儿，他从容不迫地把网拉起来，觉得越拉越重了；正要从水中提出的时候，他停下来喘一口气。他知道有了收获，可不知道是什么收获；他有心延宕，想多咂摸一下等待的乐趣。

终于他下了决心：五光十色的鱼出现到水外来了；它们扭来扭去像一巢乱蛇。他好不诧异地瞧着，拿手指去拨动，想挑出最好看的放在手里鉴赏一会儿；但才把它们提到水外，变化无穷的色彩就黯淡了，它们本身也在他手中化掉了。他重新把它们扔进水里，重新下网。他对于心中蠢动的梦境，极想一个一个地瞧过来，可一个都不愿意留下；他觉得它们在明净的湖中自由飘浮的时候更美……

他唤起各式各样的梦境，一个比一个荒唐。他的思想已经积聚了多少时候没有用过，心中装满的宝藏膨胀得要爆起来了。可是一切都乱七八糟，他的思想好比一个杂货栈，或是犹太人的骨董店，稀有的宝物，珍奇的布帛，废铜旧铁，破烂衣服，通通堆在一间屋里，他分辨不出哪些是最有价值的，只觉得全都有趣。其中有的是互相击触的和弦，像钟一般奏鸣的色彩，像蜜蜂般嗡嗡响着的和声，像多情的嘴唇般笑盈盈的调子。有的是幻想的风景，面貌，各种热情，各种心灵，各种性格，文学的或玄学的思想。有的是庞大的无法实现的计划：什么四部剧，十部剧，想把什么都描写为音乐，包括各式各样的天地。还有的（而且是最多的）是暧昧的，闪电似的感觉，都是突然之间无缘无故激发起来的，说话的声音，路上的一个行人，滴答的雨声，内心的节奏，都可成为引子。——许多这一类的计划只有一个题目；大多数只有一二行，可是已经够了。他像小孩子一样，把幻想中创造的当作已经真的创造了。

然而他活泼的生机不容许他长时间地以这种烟雾似的幻梦为满足。梦幻的占有，他觉得厌倦了，他要抓住梦境。——可是从何下手呢？这一个跟那一个都显得一样重要。他把它们翻来覆去，一会儿丢下，一会儿又捡起……不，可是不能重拾的，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一个梦绝不给你连抓到两次；它随时随地都在变，在他手里，在他眼前，在他眼睁睁地瞧着的时候已经变了。必须赶快才好，可是他不能，工作的迟缓使他惶惑。他恨不得一天之中把什么都做完，但连最小的工作他也觉得困难得不得了。最糟的是他才开始工作已经在厌恶这工作。他的梦过去了，他自己也过去了。他做着一桩事，心里就在懊恼没有做另外一桩。只要他在美妙的题材中挑定一个，就会使他对这个题材不感兴趣。因此他所有的宝藏都变成毫无用处。他的思想，唯有他不去碰它的时候才有生命；凡是他能抓握到的都已经死了。这真是坦塔罗斯式的痛苦：仰取果实，变为石块；俯饮河水，水即不见。

为了纾解他的饥渴，他想乞灵于已经获得的泉源，把他从前的作品来安慰一下……可是那种饮料简直受不了！他喝了第一口便连咒带骂地唾了出来。怎么！这不冷不热的东西，这种乏味的音乐，便是他的作品吗？——他把自己的曲子重新看了一遍，心里说不出的懊丧：他莫名其妙，不懂当初怎么会写出来的。他脸红了。有一次，看到特别无聊的一页，他甚至转过身去看看室内有没有人，又去把脸埋在枕上，好似一个害臊的儿童。又有几次，他的作品显得那么可笑，以致他竟忘了是自己的大作……

“嘿！该死的！”他叫着，笑弯了腰。

但他最受不住的，莫过于那些他从前自以为表白热情，表白爱情的喜悦与悲苦的乐曲。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仿佛给苍蝇叮了一口，用拳头打着桌子，敲着脑门，愤怒得直叫，用粗话来骂自己，把自己当作蠢猪，混蛋，畜生，小丑。最后他喊得满面通红的去站在镜子前面，抓着自己的下巴，说着：“你瞧，你瞧，你这蠢东西，你这蠢驴似的嘴脸！你扯谎！让我来教训你！替我去投河死了吧，先生！”

他把脸埋在面盆里，直浸到闭过气去，然后他脸色绯红，眼珠2往外突着，像海豹一般直喘大气，也顾不得抹一抹脸，就奔向书桌，拿起该死的乐曲气冲冲地撕掉了，嘴里咕噜着：“去你的吧，你瞧，混蛋！该死的家伙！……你瞧，你瞧！”

他这才觉得松了口气。

这些作品里使他最气恼的是谎话。没有一点东西出于真正的感觉。只是背熟的滥调，小学生的作文：他谈着爱情，仿佛瞎子谈论颜色，全是东摭西拾、人云亦云的俗套。而且不只是爱情，一切的热情都被他当作高谈阔论的题目。——固然，他一向是力求真诚的，但光是想要真诚还不够：问题是要真能做到；而一个人对人生毫无认识的时候，又怎么能真诚呢？靠了最近六个月的经历，他才能发觉这些作品的虚伪，才能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突然看出一条鸿沟。如今他跳出了虚幻的境界，有了一个真正的尺度，可以测验他思想真伪的程度了。

既然痛恨从前没有热情就写下来的作品，再加上他矫枉过正的脾气，他就打定主意，从此不受热情驱策决不写作。他也不愿意再去捕捉自己的思想，发誓除非创作的欲望像打雷似的威逼他，他是永远放弃音乐的了。

他这么说着，因为他明明知道暴风雨快来了。

所谓打雷，他要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就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但在高处比较更容易触发，有些地方——有些灵魂——竟是雷雨的仓库：它们会制造雷雨，在天上把所有的雷雨吸引过来；一年之中有几个月是阵雨的季节，同样，一生之中有些年龄特别富于电力，使霹雳的爆发即使不能随心所欲，至少也能如期而至。

整个的人都很紧张。雷雨一天一天的酝酿着。白茫茫的天上布满着灼热的云。没有一丝风，凝集不动的空气在发酵，似乎沸腾了。大地寂静无声，麻痹了。头里在发烧，嗡嗡地响着；整个天地等着那愈积愈厚的力爆发，等着那重甸甸的高举着的锤子打在乌云上面。又大又热的阴影移过，一阵火辣辣的风吹过；神经像树叶般发抖……随后又是一片静寂。天空继续酝酿着雷电。

这样等待的时候自有一种悲怆而痛快的感觉。虽然你受着压迫，浑身难过，可是你感觉到血管里头有的是烧着整个宇宙的烈火。陶醉的灵魂在锅炉里沸腾，像埋在酒桶里的葡萄。千千万万的生与死的种子都在心中活动。结果会产生些什么来呢？像一个孕妇似的，你的心不声不响地看着自己，焦急地听着脏腑的颤动，想道：“我会生下些什么来呢？”

有时不免空等一场。阵雨散了，没有爆发；你惊醒过来，脑袋重甸甸的，失望，烦躁，说不出的懊恼。但这不过是延期而已；阵雨早晚要来的；要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它爆发得越迟，来势就越猛烈……

瞧，它不是来了吗？生命的各个隐蔽的部分，都有乌云升起。一堆堆蓝得发黑的东西，不时给狂暴的闪电撕破一下；它们飞驰的迅速使人眼花缭乱，从四面八方来包围心灵；尔后，它们把光明熄灭了，突然之间从窒息的天空直扑下来。那真是如醉若狂的时间！奋激达于极点的元素，平时被自然界的规律——维持精神的平衡而使万物得以生存的规律——幽禁在牢笼里的，这时可突围而出，在你意识消灭的时候统治一切，显得巨大无比，莫可名状。你痛苦之极。你不再向往于生命，只等着死亡来解放了……

而突然之间是电光闪耀！

克利斯朵夫快乐得狂叫了。

欢乐，如醉如狂的欢乐，好比一颗太阳照耀着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成就，创造的欢乐，神明的欢乐！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其余的尽是与生命无关而在地下飘浮的影子。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行动，——全靠创造这一团烈火迸射出来的。便是那些在巨大的火焰旁边没有地位的：野心家，自私的人，一事无成的浪子也想借一点黯淡的光辉取暖。

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卷入生命的旋风，与神明同寿。创造是消灭死。

可怜的是不能生产的人，在世界上孤零零的，流离失所，跟着枯萎憔悴的肉体与内心的黑暗，从来没有冒出一朵生命的火焰！可怜的是自知不能生产的灵魂，不像开满了春花的树一般满载着生命与爱情的！社会尽管给他光荣与幸福，也只是点缀一具行尸走肉罢了。

克利斯朵夫享受着光明照耀的时候，一阵电流在身上流过，使他发抖了。那好像在黑夜茫茫的大海中突然出现了陆地。也好像在人堆里忽然遇到一双深沉的眼睛瞪了他一下。这种情形，往往是在几小时的胡思乱想，意气消沉之后发生的，尤其在想着别的事，或是谈话或是散步的时候。倘若在街上，他还因为顾虑而不敢高声表示他的快乐。在家里可什么都拦不住他了。他手舞足蹈，直着嗓子哼一支欢呼胜利的调子。母亲听惯了这种音乐，结果也明白了它的意义。她和克利斯朵夫说，他活像一只才下了蛋的母鸡。

乐思把他渗透了。有时是单独而完整的一句；更多的时候是包裹着整部作品的一片星云：曲子的结构，大体的线条，都在一个幕后面映现出来；幕上还有些光华四射的句子，在阴暗中灿然呈露，跟雕像一样分明。那仅仅像一道闪电；有时是接踵而至的好几道闪电；而每一道光明都在黑暗中照出一些新的天地，但这个捉摸不定的力，往往出其不意地露了一会儿脸，会在神秘的一隅躲上几天，只留下一道光明的痕迹。

克利斯朵夫一味体验着这种灵感的乐趣，对其余的一切都厌弃了。有经验的艺术家当然知道灵感是难得的，凡是由直觉感应的作品必须靠智力完成；所以他尽量挤压自己的思想，把其中所有的神圣的浆汁吸收干净，甚至还常常加些清水。——可是克利斯朵夫年纪太轻，太有自信，不免轻视这些手段。他抱着不可能的梦想，只愿意产生一些从头至尾都是自然而然流出来的作品。要不是他有心不顾事实，他不难发觉这种计划的荒谬。没有问题，那时正是他精神上最丰富的时代，绝对没有给虚无侵入的空隙。对于这源源不绝的灵感，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引子；眼中见到的，耳中听到的，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一瞥一视，片言半语，都可以在心中触发一些梦境。在他浩无边际的思想天地中，布满着千千万万的明星。——然而便是这种时候，也有一切都一下子熄灭的事。虽然黑夜不会长久，虽然思想的缄默不致延长到使他痛苦的程度，他究竟怕这无名的威力一会儿来找着他，一会儿离开他，一会儿又回来，一会儿又消失……他不知道这一回的消失要有多久，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恢复。——高傲的性格使他不愿意想到这些，他对自己说着：“这力量就是我。一朝它消失了，我也不存在了。我会自杀的。”——他不住地心惊胆战，可是这倒反给他多添了一种快感。

然而即使灵感在目前还没有枯竭的危险，克利斯朵夫也已经明白单靠灵感是永远培养不起一件整部的作品的。思想出现的时候差不多总是很粗糙，必须费很大的劲儿把它们去芜存精。并且它们老是断断续续，忽起忽落的；倘使要它们连贯起来，必需羼入深思熟虑的智慧和沉着冷静的意志，才能锻炼成一个新生命。克利斯朵夫既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当然不会不做这一步功夫，但他不肯承认，而硬要相信自己仅仅是传达心中的模型，其实他为了使它明白晓畅起见，早已把内心的意境多多少少变化过了。——不但如此，他有时竟完全误解思想的含义。因为乐思的来势太猛了，他往往没法说出它意义所在。它闯入心灵隐处的时候，还远在意识领域之外，而这种纯粹的力又是超出一般的规律的，意识也无法辨认出来，使自己骚动而集中注意的究竟是什么，它所肯定的感情又是哪一种：欢乐，痛苦，都在那独一无二的，因为是超乎智力而显得不可解的热情中混在一起。可是了解也罢，不了解也罢，智慧究竟需要对这种力给一个名字，使它和人类孜孜砌在头脑里的，逻辑的结构，有所联系。

因此，克利斯朵夫相信，——要自己相信，——在他内心骚扰的那种暧昧的力，的确有一个确定的意义，而这意义是和他的意志一致的。从深邃的潜意识中踊跃出来的自由的本能，受着理智的压迫，不得不和那些明白清楚而实际上跟它毫不相干的思想合作。在这种情形之下，作品不过是把两种东西勉强放在一起：一方面是克利斯朵夫心中拟定的一个伟大的题材，一方面是意义别有所在而克利斯朵夫也茫然不知的那些粗犷的力。

他低着头摸索前进，受着多少矛盾的，在胸中互相击撞的力的鼓动，在支离灭裂的作品中放进一股暗晦而强烈的生命，那是他无法表白，但是使他志得意满，非常高兴的。

自从他意识到自己有了簇新的精力，他对于周围的一切，对人家过去教他崇拜的一切，对他不假思索而一味尊敬的一切，敢于正视了；并且立刻肆无忌惮地加以批判。幕撕破了：他看到了德国人的虚伪。

一切民族，一切艺术，都有它的虚伪。人类的食粮大半是谎言，真理只有极少的一点。人的精神非常软弱，担当不起纯粹的真理；必须由他的宗教、道德、政治、诗人、艺术家，在真理之外包上一层谎言。这些谎言是适应每个民族而各个不同的：各民族之间所以那么难于互相了解而那么容易彼此轻蔑，就因为有这些谎言作祟。真理对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谎言，而且都称之为理想；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呼吸着这些谎言，谎言成为生存条件之一；唯有少数天生的奇才经过英勇的斗争之后，不怕在自己那个自由的思想领域内孤立的时候，才能摆脱。

由于一个极平常的机会，克利斯朵夫突然发觉了德国艺术的谎言。他早先的不觉察，并非因为他没有机会常常看见，而是因为距离太近，没有退步的缘故。现在，山的面目显出来了，因为他离得远了。

他在市立音乐厅的某次音乐会里。大厅上摆着十几行咖啡桌，大概有二三百张。乐队在厅的尽里头的台上。克利斯朵夫周围坐着些军官，穿着紧窄的深色长外套，胡子剃得很光，阔大的红红的脸，又正经又俗气；也有些高声谈笑的妇人，过分装作洒脱；天真的女孩子们露着全副牙齿微笑；胡髭满面，戴着眼镜的胖男子，活像眼睛滚圆的蜘蛛。他们每喝一杯酒总得站起来向什么人举杯祝贺健康，态度非常恭敬、虔诚，把脸色与说话的音调都变过了，好似念着弥撒祭里的经文，他们扮着庄严而可笑的神气互相敬酒。音乐在谈话声与杯盘声中消失了。可是大家把讲话和饮食的声音尽量压低。乐队指挥是个高大的驼背老人，挂在下巴上的须像条尾巴，往下弯的长鼻子架着眼镜，神气颇像一个语言学家。——这些典型的人物，克利斯朵夫久已熟识。但这一天，他忽然用着看漫画的目光看他们了。的确，有些日子，凡是平时不觉察的旁人的可笑，会无缘无故跃入我们眼里的。

音乐会的节目包括《哀格蒙特序曲》，瓦尔德退菲尔的《圆舞曲》《汤豪塞巡礼罗马》，尼古拉的《风流妇人》《阿塔利亚进行曲》, 《北斗星》幻想曲。（《哀蒙格蒙特序曲》为贝多芬作品；《汤豪塞巡礼罗马》为瓦格纳歌剧《汤豪塞》中的一段；《阿塔利亚进行曲》为门德尔松所作；《北斗星》为梅亚贝尔所作的喜歌剧。）贝多芬的《序曲》奏得很照规矩，《圆舞曲》奏得很激昂。轮到《汤豪塞巡礼罗马》的时候，台下有开拔瓶塞的声音。克利斯朵夫邻桌的一个胖子，按着《风流妇人》的音乐打拍子，挤眉弄眼地做着福斯塔夫的姿势。一位又老又胖的妇人，穿着天蓝衣衫，束着一条白带子，扁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皮色鲜红的胳膊，粗大的腰围，用洪大的嗓子唱着舒曼和勃拉姆斯的歌。她扬着眉毛，做着媚眼，睒着眼皮，忽左忽右地摇头摆脑，满月似的脸上挂着个肥大的笑容，穷形极相地做着哑剧。再没有她那副庄重老成的气息，简直像咖啡店里的歌女。这位儿女满堂的妈妈，居然还扮作痴騃的姑娘，想表现青春，表现热情；而舒曼的歌也就跟着像逗弄小娃娃的玩艺儿。大家都听得出神了。可是南德合唱班的人马一出台，听众的注意简直到了庄严的程度。合唱班一会儿咿咿唔唔的，一会儿大声叫吼的，唱了几支极有情致的歌：四十个人的声音等于四个人，似乎他们有意取消真正合唱的风格，只卖弄一些旋律的效果，凄凄楚楚地自以为极尽细腻，轻的时候像要咽气，响的时候又突然震耳欲聋，好似敲着大铜鼓；总之是既不浑厚，又不平衡，纯粹是柔靡不振的风格，令人想起波顿的妙语：

“让我来装作狮子吧。我的叫吼可以跟嘴里衔着食物的白鸽的声音一样柔和，也可以叫人相信是夜莺的歌唱。”

克利斯朵夫听着，一开头就越来越诧异。这些情形对他绝对不是新鲜的。这些音乐会，这个乐队，这般听众，他都是熟的。但突然之间他觉得一切都虚伪。一切，连他最心爱的《哀格蒙特序曲》在内，那种虚张声势的骚动，一板三眼的激昂慷慨，这时都显得不真诚了。没有问题，他所听到的并非贝多芬和舒曼，而是贝多芬和舒曼的可笑的代言人，而是嘴里嚼着东西的群众，把他们的愚蠢像一团浓雾似的包围着作品。——不但如此，作品中间，连最美的作品中间，也有点儿令人不安的成分，为克利斯朵夫从来没感觉到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敢分析，以为怀疑心爱的大师是亵渎的。他不愿意看，可是已经看到了，而且还不由自主地要看下去；像彼萨的含羞草一般，他在指缝里偷看。

他把德国艺术赤裸裸地看到了。不论是伟大的还是无聊的，所有的艺术家都婆婆妈妈的、沾沾自喜的，把他们的心灵尽量暴露出来。有的是丰富的感情，高尚的心胸，而且真情洋溢，把心都融化了；日耳曼民族多情的浪潮冲破了堤岸，最坚强的灵魂给冲得稀薄，懦弱的就给淹溺在它灰色的水波之下，这简直是洪水；德国人的思想在水底里睡着了。像门德尔松、勃拉姆斯、舒曼以及等而下之的那些浮夸感伤的歌曲的小作家，又有些怎么样的思想！完全是沙土，没有一块岩石。只是一片湿漉漉的，不成形的黏土……这一切真是太荒唐太幼稚了，克利斯朵夫不相信听众会不觉得。但他向周围瞧了一下，只看见一些恬然自得的脸，早就肯定他们所听到的一定是美的，一定是有趣的。他们怎么敢自动加以批评呢？对于这些人人崇拜的名字，他们是非常尊敬的。并且有什么东西他们敢不尊敬呢？对他们的音乐节目，对他们的酒杯，对他们自己，他们都一样的尊敬。凡是跟他们多少有些关系的，他们心里一概认为“妙不可言”。

克利斯朵夫把听众与作品轮流打量了一番，觉得作品反映听众，听众也反映作品。克利斯朵夫忍俊不禁，装着鬼脸。等到合唱班庄严地唱起一个多情少女的羞怯的《自白》，他再也抑止不住，竟自大声地笑了。四下里立刻响起一片愤怒的嘘斥声。邻座的人骇然望着他，而他一看到这些吃惊的脸更笑得厉害，甚至把眼泪都笑了出来。这一下大家可恼了，喊着：“滚出去！”他站起来走了，耸耸肩膀，笑得浑身扭动。全场的人看了都气愤之极。从此克利斯朵夫就慢慢地跟他城里的人处于敌对的地位。

有了这次经验以后，克利斯朵夫回到家里，决定把几个“素受尊重的”音乐家的作品重新浏览一遍。结果他大为懊丧，因为发现他最敬爱的某些大师也有说谎的。他竭力怀疑，以为自己看错了。——可是不，没有怀疑的余地……一个伟大民族的艺术财富中竟有那么些平庸的作品与谎言，他真是大吃一惊。经得起磨勘的乐曲实在太少了！

从此，要去看别的心爱的作品的时候，他就免不了心惊肉跳……可怜他像中了妖法似的，到处都碰到同样的失意！他为了某几个大师简直心都碎了，仿佛失掉了一个最爱的朋友，也仿佛突然发觉自己那么信任的朋友已经把他欺骗了多年。他为之痛哭流涕，夜里睡不着了，苦恼不已。他责备自己：是不是他不会判断了？是不是他完全变了傻子？不，不，他比什么时候都更能看到太阳的光辉，更能感到生命的丰满，他的心并没愚弄他……

他又等了好久，不敢惊动他认为最好最纯粹的作家，那些圣中之圣。他唯恐把自己对他们的信心动摇了。但一颗事事讲求真理的灵魂，本能上对一切都要追根究底，看透真相，即使因之而惹起痛苦也在所不顾：对这种铁面无私的本能，又有什么方法抗拒呢？——于是他打开那些神圣的作品，看看像军中的禁卫队似的最后一批精华……不料才看了几眼，就发现它们并不比别的更纯洁。他没有勇气继续了。有时他竟停下来，合上乐谱，仿佛诺亚的儿子用外衣把父亲裸露的身体给遮起来似的。

这样以后，他对着这些废墟丧然若失。他恨不得牺牲一切，不让他神圣的幻象破灭。他心里悲痛极了。幸而元气那么充足，他对艺术的信仰并不因之而动摇。凭着年轻人天真自大的心理，他似乎认为以前谁也没经历过人生，还得他重头再来。因为沉醉于自己新生的力，他觉得——也许并非没有理由——除了极少的例外，在活生生的热情和艺术所表现的热情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以为自己表现的时候更成功更真切，那可错了。因为他充满着热情，所以在自己的作品中不难发现热情；但除了他以外，谁也不能在那些不完全的辞藻中辨别出来。他所指摘的艺术家多数是这种情形。他们心中所有的，表现出来的，的确是深刻的感情；但他们语言的密匙随着他们的肉体一齐死了。

克利斯朵夫不懂得人的心理，根本没想到这些理由。他觉得现在是死的一向就是死的。他拿出青年人的霸道与残忍的脾气，修正他对过去的艺术家的意见。最高贵的灵魂也给他赤裸裸地揭开了，所有可笑的地方都没有被放过。而所谓可笑，在门德尔松是那种过分的忧郁，高雅的幻想，四平八稳而言之无物；在韦伯是虚幻的光彩，枯索的心灵，用头脑制造出来的感情；李斯特是个贵族的教士，马戏班里的骑师，又是新古典派，又有江湖气，高贵的成分真伪参半，一方面是超然尘外的理想色彩，一方面又是令人厌恶的卖弄技巧；至于舒伯特，是被多愁善感的情绪淹没了，仿佛沉在几里路长的明澈而毫无味道的水底里。便是英雄时代的宿将，半神，先知，教会的长老，也不免虚伪。甚至那伟大的巴赫，三百年如一日的人物，承前启后的祖师，也脱不了诳语，脱不了流行的废话与学究式的唠叨。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这位见过上帝的人物，他的宗教有时只是没有精神的，加着糖的宗教，而他的风格是七宝楼台式的，繁琐纤细的风格。他的大合唱中，有的是牵惹柔情的老虔婆式的调子，仿佛灵魂絮絮不休地向耶稣谈情，克利斯朵夫简直为之作恶，似乎看到了肥头胖耳的爱神飞舞大腿。并且，他觉得这位天才的歌唱教师（巴赫曾任来比锡圣·托马斯学院歌唱教师二十七年。）是关在屋子里写作的，作品有股闭塞的气息，不像贝多芬或韩德尔有那种外界的强劲的风，——他们以音乐家而论也许不及他伟大，可是更富于人性。克利斯朵夫对一般古典派的大师不满意的，还因为他们的作品缺少自由灵动的气息，而差不多全部是“建筑”起来的：有时是一种情绪用音乐修辞学的滥调加以扩大的；有时只是一种简单的节奏，一种装饰的素描，循环颠倒，翻来覆去，用机械的方式向各方面铺张，发展。这种对称的，叠床架屋的结构——奏鸣曲与交响乐——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气恼，因为他当时对于条理之美，对于规模宏大，深思熟虑的结构之美，还不能领会。他以为这是泥水匠的而非音乐家的工作。

他批评浪漫派，严厉也不下于此。可怪的是，他最受不了的倒是那般自命为最自由，最自然，最少用“建筑”功夫的作家，像舒曼那样在无数的小作品中把他们的生命一点一滴全部灌注进去的人，他尤其恨他们，因为在他们身上认出他自己少年时代的灵魂，和所有他此刻发誓要摆脱干净的无聊东西。当然，虚伪的罪名决不能加之于淳朴的舒曼：他几乎从来不说一句不是真正感觉到的话。然而他的榜样正好使克利斯朵夫懂得，德国艺术最要不得的虚伪还不在于艺术家想表现他们并不感到的情操，倒是在于他们想表现真正感到的情操，——因为这些情操本身就是虚伪的。音乐是心灵的镜子，而且是铁面无情的镜子。一个德国音乐家越天真越有诚意，他越暴露出德国民族的弱点：动摇不定的心境，婆婆妈妈的感情，缺少坦白，伪装的理想主义，看不见自己，不敢正视自己。而这虚伪的理想主义便是一般最大的宗师——连瓦格纳在内——的疮疤。克利斯朵夫重读他的作品时，不禁咬牙切齿。《洛恩格林》于他显得是大声叫嚣的谎言。他恨这种粗制滥造的豪侠传奇，虚假的虔诚，恨这个不知害怕的，没有心肝的主角，简直是自私与冷酷无情的化身，只知道自画自赞，爱自己甚于一切。这等人物，他在现实中只嫌见得太多：有的是这种德国道学家的典型，漂亮而没有表情，无懈可击而刻薄寡恩，把自己看作高于一切，不惜牺牲别人来供养自己。《漂泊的荷兰人》的浓厚的感伤情调与忧郁的烦闷，使克利斯朵夫同样不能忍受。《四部曲》中那些颓废的野蛮人，在爱情方面完全枯索无味，令人作恶。西格蒙特劫走弱妹的时候，居然用男高音唱起客厅里的情歌。在《神界的黄昏》里，齐格弗里德和布仑希尔德以德国式好夫妻的姿态，在彼此面前，尤其在大众面前，夸耀他们虚浮的、唠叨的闺房的热情。各式各种的谎言都汇集在这些作品里：虚伪的理想主义，虚伪的基督教义，虚伪的中古色彩，虚伪的传说，天上的神，地下的人，无一不虚伪。在此自命为破除一切成规的戏剧中间，标榜得最显著的就是成规。眼睛、头脑、心，决不会不发觉这种情形，除非它们自愿。——而它们竟甘心情愿要受蒙蔽。对于这种幼稚而又老朽的艺术，野性毕露的粗人与装腔作势的小姑娘的艺术，德国人居然非常得意。

可是克利斯朵夫的厌恶是没用的：一听到这音乐，他照旧被作者恶魔般的意志抓住了，和别人一样的激动，也许更厉害。他笑着，哆嗦着，脸上火辣辣的，心中好似有千军万马在奔腾。于是他认为，在那些有这种飓风般的威力的人是百无禁忌的。他在唯恐幻梦破灭而战战兢兢地打开的神圣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情绪和当年一样热烈，什么也没有减损作品的纯洁：那时他快活地叫起来了。这是他在大风浪中抢救出来的光荣的遗物。多运气啊！他似乎把自己救出了一部分。而这怎么不是他自己呢？他所痛恨的那些伟大的德国人，可不就是他的血和肉，就是他最宝贵的生命吗？他所以对他们这样严，因为他对自己就是这样严。还有谁比他更爱他们呢？舒伯特的慈祥，海顿的无邪，莫扎特的温柔，贝多芬的英勇悲壮的心，谁比他感觉得更真切？韦伯使他神游于喁喁的林间，巴赫使他置身于大寺的阴影里面，顶上是北欧灰色的天空，四周是辽阔无垠的原野，大寺的塔尖高耸云际……在这些境界中谁比他更虔诚呢？——然而他们的诳语使他痛苦，永远忘不了。他把谎言归咎于民族性，认为只有伟大是他们自身的。那可错了。伟大与缺点同样是属于这个民族的，——它的雄伟而骚动的思潮，汇成一条音乐与诗歌的最大的河，灌溉着整个欧罗巴……至于天真的纯洁，他能在哪一个民族中找到而敢于对自己的民族这样苛求呢？

可是他完全没想到这些。仿佛一个宠惯的孩子，他无情无义地把从母亲那边得来的武器去还击母亲。将来，将来他才会发觉受到她多少好处，发觉她多么可贵呢……

但这小时期正是他闭着眼睛对幼年时代的一切偶像反抗的时期。他恨自己，恨他们，因为当初曾经五体投地地相信了他们。——而这种反抗也是应当的。人生有一个时期应当敢不公平，敢把跟着别人佩服的敬重的东西——不管是真理是谎言——一概摒弃，敢把没有经过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通通否认。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见闻，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愚蠢，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所以他若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少年时期的第一件责任就得把宿食呕吐干净。

克利斯朵夫到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厌恶一切的关头。本能逼着他把满肚子不消化的东西一齐淘汰。

第一先得摆脱那种令人恶心的多愁多病的情绪，那在德国人心中点点滴滴流出来的时候，像是从潮湿的地道里来的，有股霉烂的气息。来点儿光明吧！来点儿光明吧！像雨点一样多的歌，涓涓不绝地流出德国人的心情，散布着瘴气、臭味，必须来一阵干燥峭厉的风把它们一扫而空才好。歌的题材永远脱不了什么欲望，思乡，飞翔。请问，为何？敬月，敬星，献给夜莺，献给春天，献给太阳；或是什么春之歌，春之快乐，春天的旅行，春夜，春讯；或是爱情的声音，爱情的圆满，情话，情愁、情意；或是花之歌，花之敬礼，花讯；或是我心殷殷，我心如捣，我心已乱，我眼已花；还有是跟蔷薇、小溪、斑鸠、燕子等等来一套天真而痴騃的对白；再不然是提出些可笑的问句，——“要是野蔷薇没有刺的话”, ——“燕子筑巢的时候，她的配偶是老的一个呢，还是新结合的？”——总而言之，全是春花秋月，触景生情，无病呻吟的靡靡之音。多少美妙的东西给亵渎了，多少高尚的感情被滥用了！而最糟的是，一切都是浪费掉的，老在公众前面把自己的心赤裸裸地拿出来，只想亲热的，愣头愣脑的，向人大声诉说衷曲。明明无话可说而偏偏絮絮不休！这些唠叨难道没有完的吗？——喂！池塘里的青蛙，你们静静行不行！

克利斯朵夫觉得最难堪的，莫过于表白爱情时的谎言，因为他更有资格拿它和事实相比。那套如泣如诉而循规蹈矩的情歌的公式，跟男子的情欲与女人的心都不相干。可是爱情这回事，写作的人也经历过来，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的！难道他们就是这样恋爱的吗？不，不，他们是扯谎，照例地扯谎，对自己扯谎；他们想要把自己理想化……而所谓理想化就是不敢正视人生，不敢看事情的真相——到处是那种胆怯，没有光明磊落的气概。到处是装出来的热情，浮夸的戏剧式的庄严，不论是为了爱国，为了饮酒，为了宗教，都是一样。所谓酒歌，只是把拟人法应用到酒和杯子方面去的玩艺儿，例如“你，高贵的酒杯啊……”等等。至于信仰，应该像泉水一般从灵魂中出其不意地飞涌出来的，这里却是像货物一样故意制造出来的。爱国的歌曲仿佛是写来给一群绵羊按着节拍咩咩的叫的……哎！你们大声的吼吧！……怎么！难道你们竟永远的扯谎，——永远的理想化，——连喝醉的时候，厮杀的时候，疯狂的时候也要扯谎吗？

克利斯朵夫甚至恨理想主义。他以为这种谎言还不如痛痛快快的赤裸裸的暴露。——骨子里他的理想主义比谁都浓厚，他以为宁可忍受粗暴的现实主义者，其实这些人是他最大的敌人。

但他给热情蒙蔽了。缥缈的雾，贫血的谎言，“没有阳光的幽灵式的思想”使他浑身冰冷。他尽着全部的生命力向往于太阳。他一味逞着青年人的血气，瞧不起周围的虚伪或是他假想的虚伪；他没看到民族的实际的智慧在那里逐渐造成一些伟大的理想，把粗野的本能加以驯服或加以利用。要使一个民族的心灵改头换面，既不是靠些片面的理由，靠些道德的与宗教的规律所能办到，也不是立法者与政治家，教士与哲学家所能胜任：必须几百年的苦难和考验，才能磨炼那些要生存的人去适应人生。

然而克利斯朵夫照旧作曲；而他指责别人的缺点，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能避免。因为创作在他是一种抑捺不住的需要，不肯服从智慧所定的规律的。一个人创作的动机并不是理智，而是需要。——并且，尽管把大多数的情操所有的谎言与浮夸的表现都认出来了，仍不足以使自己不蹈覆辙，那主要是得靠长时期艰苦的努力的。在现代的社会里，大家秉受了多少代懒惰的习惯之后，更不容易绝对的守真返朴。而有一般人，有一些民族，尤其办不到；因为他们有种不知趣的痼癖，在极应当缄口的时候，偏偏让自己的心唠叨不已。

克利斯朵夫还没认识静默的好处：在这一点上他的精神是纯粹德国式的；同时他也没有到懂得缄默的年纪。由于父亲的遗传，他爱说话，爱粗声大气地说话。他自己也觉察到，拼命想改掉；但这种挣扎反而使他一部分的精力变得麻痹了。此外他还得跟祖父给他的另外一种遗传斗争，就是要准准确确地把自己表现出来极不容易。他是演奏家的儿子，卖弄技巧对他有很大的诱惑，当然是危险的诱惑：那是纯粹属于肉体方面的快感，能够把肌肉灵活运用的快感，克服困难，炫耀本领，迷惑群众，一个人控制成千成百的人的快感。虽然追求这种快感在一个青年人是可以原谅的，差不多是无邪的，但对于艺术对于心灵究竟是个致命伤。那是克利斯朵夫知道的，是他血统里固有的；他竭力唾弃而结果仍免不了让步。

因此，种族的本能与自己天赋的本能都在鼓动他，过去的重负像寄生虫般黏着他，使他无法摆脱，他只能摇摇晃晃地前进，而结果已经和他深恶痛绝的境界相去不远。他当时所有的作品，全是真实与夸张，明朗的朝气与口齿不清的傻话的混合品。前人的性格束缚着他的行动，他的个性难得能突破包围透露出来。

并且他是孤独的。没有一个人帮助他跳出泥潭。他自以为跳出的时候，实际却是陷得更深。他暗中摸索，屡次尝试，屡次失败，糟蹋了许多精神与时间。甜酸苦辣的味道他都尝过了，创作的骚动使他心绪不宁，也辨别不出自己的作品中哪些是有价值的。他想着些荒唐的计划，轮廓庞大而宣传哲理的交响诗，把自己难住了。可是他又太真诚，不能长此拿这些妄想来骗自己；他还没有动手起草，已经不胜厌恶地把那些计划丢开了。或者他想把最没法下手的诗歌谱成序曲。于是他在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园地中迷了路。等到他亲自动手写脚本的时候（因为他自以为无所不能），那就完全是荒谬绝伦的东西，他又想采用歌德、克莱斯特、赫贝尔，或莎士比亚的名著，可是把原作的意义都误解了。并非因为他缺少聪明，而是缺少批评精神；他不了解别人，因为太想着自己，他到处只看见自己那个天真而浮夸的心灵。

除了这些根本没法长成的怪物以外，他又写了许多小品，直接表现那些一刹那的——实际是最永久的——情感，写了许多歌。在这儿，跟别的地方一样，他竭力一反流行的习惯。他重新采用别人已经谱成音乐的著名的诗篇，狂妄地要跟舒曼与舒伯特作法不同而更真切。有时他把歌德笔下的富有诗意的人物，把迷娘或《威廉·迈斯特》中的竖琴师等等，刻画出他们明确而骚动的个性。有时他也制作一些爱情的歌，灌输入犷野而肉感的气息，把贫弱的艺术家与浅薄的群众素来心照不宣地蒙在情歌上的感伤色彩，一扫而空。总而言之，他要使人物与热情为了他们本身而存在，不让那般星期日坐坐啤酒店，危机会随便发泄一下感情的德国家庭当作玩物。

但他往往觉得诗人的作品太文雅，宁愿采用最简单的题材，什么古老的歌，在善书里谈到的年代悠久的敬神的民谣；他特意不用它们原有的赞美歌性质，而大胆地用世俗的、活泼的手法去处理。或者他利用一些成语，甚至随便听到的几句话，民众的对白，儿童的感想，这一类笨拙而平淡的语言反透露出最纯粹的感情。在这等地方，他是得其所哉了，他自己不觉得，可的确达到了深刻的境界。

好的也罢，坏的也罢，——坏的居多，——他所有作品都充满着生命力。当然不是全部新鲜的东西，那还差得远呢。克利斯朵夫往往就因为真诚而显得平凡；有时他不惜采用人家早已用过的形式，因为他觉得这种形式能够准确表现他的思想，而且因为他的感觉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无论如何不愿意求新奇，以为只有平庸之极的人才操心这种问题。他但求说出自己的感觉，决不问前人有没有说过。他很骄傲地相信，这才是求新奇的最好的办法；世界上不是永远只有一个克利斯朵夫吗？凭着青年人目空一切的气概，他认为古往今来还一无成就，一切还得开始或是从头再做。因为觉得内心这样的充实，人生这样的无穷无极，他就处于得意忘形的、欢欣鼓舞的境界。时时刻刻都在欢欣鼓舞。这种心绪也用不着快乐来支持，便是悲哀它也能够适应：他的力是他欢欣鼓舞的泉源，是一切幸福，一切德性之母。生活吧，尽量地生活吧！……凡是感觉不到自己有这种力的醉意，这种生的欢欣（哪怕是极痛苦的生活）的人，便不是艺术家。这等于一块试金石。必须不问欢乐与痛苦都能够欢欣鼓舞的，才是真正的伟大。门德尔松或勃拉姆斯，仅仅像十月的雾，像淅沥的细雨，从来没有这种神通。

这种神通克利斯朵夫却是有的；他以天生的戆直冒昧的性格，尽量在人前显露他的快乐。他不觉得这种举动有什么恶意，只是想跟旁人分享他的快乐。他没想到这种快乐会伤害大多数没有这快乐的人。同时他也不管别人高兴不高兴；他就是极有自信，认为把自己的信念告诉人家是挺自然的。他把自己的丰满和一般音符制造家的贫弱作了一个比较，觉得要人家承认他的优越是极容易，太容易了。只消把自己拿出去就行。

于是他就把自己拿出去了。

大家等着他。

克利斯朵夫并不隐瞒他的感想。自从明白了德国人的虚伪，对什么都不愿意看到真相之后，他就决意要表露自己的真诚，绝对的、不稍假借的真诚，对任何人任何作品都不留余地。又因为他做什么事都不能不走极端，便说出许多荒唐的话骇人听闻。而他的小孩子脾气也真是可惊。只要碰到一个人，他就马上说出他对德国艺术的感想，好似一个人有了奇妙的发现，不愿留为独得之秘。别人听了会对他不满意，那是他万万想不到的。一发觉某一部名作里头有什么荒谬的地方，他就一心想着这个问题而急于逢人便诉，不管听的人是音乐家或是业余的爱好者。他得意洋洋地发表他的怪论。旁人先还不当真，听了他的胡说八道笑笑。可是不久他们发觉他老说着这一套，一味坚持的作风未免趣味恶劣。克利斯朵夫的那些怪论，显而易见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深信不疑的，那时大家就不觉得有趣了。并且他肆无忌惮，公然在音乐会里叫叫嚷嚷，发表他刻薄的议论，或者明白表示瞧不起那般声名显赫的大师。

在小城里，什么都会不胫而走地传播开去的：克利斯朵夫说的话，一句也没有漏过人们的耳朵。他去年的行为已经惹动公愤。大家没有忘掉他和阿达那种招摇的无耻的行动。他自己倒是记不起了：岁月递嬗，往事都成陈迹，现在的他和从前的他已经渺不相关。但别人替他一一想起：所有的小城市自有一般人把街坊邻舍的过失，污点，悲惨的、丑恶的、不愉快的事件，全部牢记在心，仿佛这是他们在社会上的职务。克利斯朵夫的案卷中，在过去的话柄之外，如今又加上一批新的。两相对照，事情给衬托得更明显了。从前是触犯礼教，现在又伤害了风雅。最宽容的人说他是“标新立异”，大多数却肯定他是“完全疯了”。

还有另一种更危险的舆论在外边开始传布；因为是从最高方面来的，所以更轰动一时：据说克利斯朵夫在继续供职的宫廷中，胆敢对大公爵本人也不成体统地毁谤德高望重的大师；他把门德尔松的《哀丽阿》称作伪善的牧师的废话，把舒曼的一部分歌也同样加以侮辱；而克利斯朵夫这种话还是正当威严的亲王们表示尊重这些作品的时候说的。大公爵冷冷地回答说：“听你的话，先生，有时人家竟会疑心你不是德国人。”这句报复的话，从那么高贵的人嘴里吐出来，直流传到街头巷尾。凡是妒忌克利斯朵夫的声名，或为了其他的私仇而和他过不去的人，立刻补充说，他的确不是一个纯粹的德国人。大家记得他父系方面是佛兰德族，外方来的移民毁谤他所在国的荣誉当然不足为奇。这一下可把事情解释明白了，而日耳曼民族除了看不起敌人以外，也更有理由抬高自己的身价了。

至此为止，大家只是对克利斯朵夫作些精神上的报复，可是他还要提供更具体的材料。一个人自己要被人批评的时候还去批评别人，是最不理智的事。换一个聪明一点儿的艺术家，一定会尊敬他的前辈。但克利斯朵夫认为别人的庸俗是应当瞧不起的，自己的力量是应当得意的，没有理由把他的轻视别人和自己的得意藏在肚里。而他表示的得意又是忘形的。最近一些时候，他非常需要发泄。他一个人消受不了那么些欢乐，要不是分一些给别人，他竟会快乐得爆裂的。既没有朋友，他就把乐队里的一个青年同事，叫作西格蒙·奥赫的当作心腹。他是魏登贝格人，在乐队里当副指挥：脾气很好，城府极深，一向对克利斯朵夫很尊敬的。他对这位同事毫不提防；他怎么会想到把自己的快乐告诉一个闲人或是敌人有什么不妥呢？他们不是应该反过来感谢他吗？他这是不分敌友，使大家一齐快乐啊。——殊不知天下的难事就莫过于叫人家接受一桩新的幸福；他们几乎更喜欢旧的苦难，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咀嚼了几百年的粮食。一想到这个幸福是得之于别人的，他们尤其受不了。这简直是一种侮辱，直要无法避免的时候才肯容忍，而且他们是要设法报复的。

因此，克利斯朵夫的心腹话尽管有一千个理由不会受任何人欢迎，但有一千零一个理由可以受到西格蒙·奥赫的欢迎。乐队指挥多皮阿·帕弗不久就要告老，克利斯朵夫虽然年纪很轻，可大有继承的希望。奥赫既是纯粹的德国人，当然承认克利斯朵夫有这个资格，既然宫廷方面这样宠任他。可是奥赫自命不凡，以为倘若宫廷方面多了解他一点，他自己更有资格当指挥。所以看到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而故意扮着正经面孔跑进戏院的时候，他就堆起一副异样的笑容，来接受克利斯朵夫倾箱倒箧的心腹话了。

“哦，”他狡猾地说，“又有什么新的杰作吗？”

克利斯朵夫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回答：“啊！朋友！这一件作品可是登峰造极了……要是你听到的话……该死！那太美了！唉，将来能听到这个曲子的，简直是天赐之福！大家听过以后连死也甘心的了。”

听到这种话的可不是个聋子。奥赫并不一笑置之，也不拿这种幼稚的狂热嘻嘻哈哈地打趣一番。克利斯朵夫的脾气是倘使有人指出他的可笑，他自己就会先笑的。可是奥赫假装听得出神，逗克利斯朵夫多说一些傻话；等到一转背，就赶快添枝接叶地把这些话柄传播出去。大家先在音乐家的小圈子里把他挖苦一阵，然后好不心焦地等机会来批判那些可怜的作品。——可怜的作品，不曾问世已经被判决了。

作品终于露面了。

克利斯朵夫在乱七八糟的稿子里，选了一阕以赫贝尔的《尤迪特》为题材的《序曲》，那种粗犷有力的作风，和德国人的萎靡不振对照之下，使他特别觉得可取。可是他已经讨厌这作品，认为赫贝尔老是不顾一切地喜欢卖弄天才，多所做作。其次是一阕交响曲，借用瑞士画家伯克林的浮夸的题目，叫作《人生的梦》，又加上一句小题辞：人生是一场短促的梦。还有是一组歌和几阕古典作品，再加奥赫的一支欢乐进行曲。那是克利斯朵夫明知平庸但为了表示亲热而放进去的。

几次的预奏会还平静无事。虽然乐队绝对不了解所奏的作品，各人心里对这种古怪的新音乐非常骇异，但还来不及有什么意见；尤其在群众没有表示的时候，他们决不能有何主张。看到克利斯朵夫那么自信，他们也就俯首帖耳地接受了。一般音乐师都很能服从，很有纪律，像一切良好的德国乐队一样。唯一的困难倒是在女歌唱家方面。她就是上次音乐厅中穿蓝衣服的太太，在德国很有声望，曾经在德累斯顿和拜罗伊特扮演瓦格纳剧中的主角，肺量的宏大是没有话说的。她虽然学会了瓦格纳派最得意的咬音的艺术，把辅音唱得高扬，元音唱得沉重像击锤一样，可是就因为这样，她没有懂得自然的艺术。她对付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办法：所有的音都加强，所有的音节仿佛穿着铅底鞋子在那里重甸甸地拖，每一句都带着悲剧的气息。克利斯朵夫要求她把戏剧化的成分减少一些。她先还乐意听从，可是天生笨重的声音和卖弄嗓子的习惯使她无法控制。克利斯朵夫变得心烦意躁，告诉这位可敬的太太，说他是要叫人类说话，而不是要巨龙法弗奈吹小号。她听了这种不客气的话当然大不高兴。她回答说谢谢上帝，她已经知道什么叫作歌唱，她也很荣幸地唱过勃拉姆斯的歌，就在那位大人物前面，而他也听得津津有味。

“那可糟了！糟了！”克利斯朵夫喊道。

她傲然笑着，要求他把这句谜一样的惊叹语解释明白。他回答说勃拉姆斯一辈子也没有懂得什么叫作自然，他的称赞简直是最难堪的责备，虽然他克利斯朵夫有时不大有礼貌，——就像她刚才指摘的，——可也不至于说出对勃拉姆斯那种唐突的话。

两人继续用这种口吻争执下去；那位太太始终依着她慷慨激昂的方式唱，——结果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冷冷地说他看明白了，那是她的天赋如此，没法改的；但既然她的歌唱不好，还是干脆不唱，从节目中删掉得了。——那时已经到了音乐会的前夜：大家都知道音乐会中有他的歌，她自己也在外边提过；并且她不无相当的音乐天才，很能赏识那些歌里面的某些优点；克利斯朵夫临时改变节目等于是侮辱她。而她想到明天的音乐会也许会奠定青年音乐家的声名，也就不愿意跟这颗将升的明星伤了和气。所以她突然让步了，在最后一次预奏会中，完全依照了克利斯朵夫的指示。可是她打定主意，在下一天的音乐会中非用她自己的作风唱不可。

日子到了。克利斯朵夫一点不着急。他脑子里装满了自己的音乐，没法加以批判。他知道他的作品有些地方要给人笑。可是有什么相干？一个人怕闹笑话，就写不出伟大的东西。要求深刻，必需有胆子把体统，礼貌，怕羞和压迫心灵的社会谎言，通通丢开。倘若要谁都不吃惊，你只能一辈子替平庸的人搬弄一些他们消受得了的平庸的真理，你永远踏不进人生。只要能把这些顾虑踩在脚下的时候，一个人才能伟大。克利斯朵夫居然这样做了。大家很可能嘘他，他有把握不让他们安静的。想到熟人们对曲子里某些大胆的部分会装出怎样的嘴脸，他暗略觉得好玩。他预备受一番尖刻的批评，先在肚里好笑了。无论如何，除非是聋子，他作品中的力量是谁都不能否认的，至于这力能否讨人喜欢是另一问题。并且那有什么关系？讨人喜欢！讨人喜欢！……只要有力量就行了。让它像莱茵河一样把什么都卷走吧。

他碰的第一个钉子是大公爵不到场。爵府的包厢里只有几个不相干的人，在府里当随从的太太们。克利斯朵夫愤愤地想道：“这混蛋跟我怄气，他不知道对我的作品怎样表示才好。他不来就是怕为难。”他耸耸肩膀，假装不在乎这些无聊的事。但别人看了很注意，这是对克利斯朵夫的第一个教训，同时对他的前途也是个威胁。

听众也不比主子殷勤：三分之一的座位是空的。克利斯朵夫不由得心酸地想起他童年音乐会的盛况。要是他稍有经验，一定会懂得演奏上品音乐的时候，听众的数目自然比不上演奏平凡音乐的时候。因为大部分人感到兴趣的是音乐家而非音乐；而且一个跟普通人没有分别的音乐家，显然不及一个穿着短裤的儿童音乐家那么好玩，那么动人，能够叫傻瓜们开心。

克利斯朵夫空等了一会儿听众，决意开场了。他硬要自己相信这样倒是更好，以为“朋友虽少，都是知己”。——可怜他这种乐观的心绪也维持不了多久。

一曲又一曲的音乐尽管奏下去，场子里寂静无声。有种寂静无声是因为大家感情冲动到极点，快要涌出来的缘故。但眼前的寂静简直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大家仿佛睡着了。每一句音乐都掉在漠不关心的深渊里。克利斯朵夫背对着听众，全神对付着乐队，可是依旧感觉到场子里的情形。凡是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种精神上的触觉，能够感知他演奏的东西是否在听众心里引起共鸣。他照常打着拍子，非常兴奋，可是从池子和包厢里来的那股沉闷的空气，使他心都凉了。

终于《序曲》奏完了，大家有礼地，冷冰冰地拍了一阵手，就静下来了。克利斯朵夫宁可受人嘘斥一顿……便是怪叫一声也好！至少得有点儿生命的表示，对他的作品表示一点反响！——可是完全没有。——他瞧瞧群众，群众也彼此瞧瞧。他们互相在目光中探求一些意见而探求不到，只能又扮起那副漠不关心的脸。

音乐重新开始，轮到那支交响曲了。——克利斯朵夫几乎不能终曲，屡次想丢下指挥棒，掉过头来就走。他也传染到了大众的麻木，结果竟不懂自己指挥的东西了；他明明觉得掉入了烦闷的深渊。连他预料在某些段落上群众会交头接耳说的俏皮话也没有，大家都在一心一意地翻阅节目单。克利斯朵夫听见众人同时哗啦啦的翻纸张的声音；然后又是一片静默，直到曲子完了，然后又是一阵有礼的掌声表示懂得一曲已经奏完。——大家静下来以后还有两三下零星的掌声，因为没有回响，也就不好意思停住了，空虚显得更空虚，而这件小小的事故更显得听众是多么厌烦。

克利斯朵夫坐在乐队中间，不敢向左右张望一下。他真想哭出来，同时也气得浑身哆嗦。他恨不得站起身子向大家喊：“你们多讨厌！多讨厌！……一齐替我滚吧！”

听众稍微清醒了些，等着女歌唱家出场，那是他们听惯而捧惯的。刚才那些新作品等于一片大海，他们没有指南针，只能在那里彷徨；她可是稳固的陆地，绝没有令人迷失的危险。克利斯朵夫看出大家的思想，轻蔑地笑了一笑。女歌唱家也知道群众在等她；克利斯朵夫去通知她上台的时候，她的神气就像王后。他们俩用着敌对的态度彼此望了一眼。照例克利斯朵夫应当搀着她手臂，但他竟双手插在袋里，让她自个儿出台。她气冲冲地走过去；他很不高兴地跟在后面。她一露脸，立刻来了个满堂彩；大家松了口气，脸上发出光来，有了精神；所有的手眼镜都一齐瞄准。她对自己的魔力很有把握，开始唱起歌来，不消说是照她自己的方式，全不遵从克利斯朵夫上一天的嘱咐。替她伴奏的克利斯朵夫脸色变了。这种捣乱他是预先料到的。一发觉她走腔，他立刻敲着钢琴，愤怒地说了声：

“不是这样的！”

可是她不理。他就在背后用着又重浊又生气的声音提醒她：

“不！不！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这些气愤愤的咕噜，虽然台下听不见，对乐队里的人可是句句分明；她一急，拼命把节奏拉慢，不该休止的地方也休止。他没有留意，自顾自地弹下去，终于歌和伴奏相差了一节。听众一点没觉得：他们久已认定克利斯朵夫的音乐既不会悦耳，拍子也不会准的；但克利斯朵夫并不这样想，他像疯子似的，脸都扭做一团，终于爆发了。他突然半中间停下来，直着嗓子嚷道：“得了吧！”

她一口气收不住，继续唱了半节，然后也停住了。

“得了吧！”他粗暴地又说了一遍。

全场为之愣了一愣。过了一会儿，他又冷冷地说：“咱们再来！”

她愕然望着他，双手哆嗦着，真想把乐谱往他头上扔过去；事后她竟不懂当时怎么没有那样做。但她慑于克利斯朵夫的威严，只得重新开始。她把全部的歌唱完了，连一个拍子一个小地方也不敢变动：因为她觉得克利斯朵夫绝对不会留情，而一想起要再受一次侮辱就吓得浑身发抖。

她唱完以后，台下掌声不绝。他们并不是捧她唱的歌，——要是她唱别的作品，也可以博得同样的掌声，——而是捧这位有名的老资格的女歌唱家：他们知道赞赏她是没有错的。同时大家还想补偿一下她受的侮辱。他们隐隐然觉得她刚才唱错了，但认为克利斯朵夫当场给她指出来简直不成体统。大家都喊着“再来一次”。克利斯朵夫可很坚决地把琴关上了。

她没有发觉这桩新的侮辱；她心里乱得很，根本不想再来一次。她急急忙忙下了台，躲在化妆室里把胸中郁积着的恼恨与愤怒一齐发泄了出来：又是哭，又是叫，把克利斯朵夫直骂了一刻钟……狂怒的叫声一直传到门外。据那些进去探望她的朋友出来说，克利斯朵夫对她的态度简直跟下等人一样。众人的议论在戏院中是传得很快的。所以克利斯朵夫重新踏上指挥台演奏最后一曲的时候，场子里颇有些骚乱的现象。但这个曲子不是他的，而是奥赫的《欢乐进行曲》。听众既喜欢这曲平凡的音乐，便不必嘘斥克利斯朵夫而就有极简单的办法来表示他们的不满意：他们有心替奥赫捧场，热烈鼓掌要求作者露面了二三次；奥赫当然不肯放过机会。而这时音乐会也完了。

大公爵和宫廷方面的人，那些终日无聊而爱说短道长的内地人，对音乐会的情形当然知道得清清楚楚。和女歌唱家有交情的几家报纸，绝口不提那件不愉快的事，只一致恭维她歌唱的艺术，而在报导她所唱的作品的时候顺便提了提那些歌。关于克利斯朵夫其他的作品，只是寥寥几行，所有的报纸全是大同小异的论调：“……对位学很有功夫。风格非常烦琐。缺少灵感。没有旋律。纯粹是头脑的而非心灵的产物。缺乏真诚。只想独创一格……”——接下去的一段文字是讨论真正的独创，举出一般故世的大师，“不求独创一格而自然独创一格的”，如莫扎特、贝多芬、勒韦、舒伯特、勃拉姆斯等等的作品为证。——然后笔头一转又转到当地的戏院不久要重演克莱采尔的作品，就手把那出“永远清新永远美丽的歌剧”长篇累牍地描写了一番。

总之，便是对克利斯朵夫最有好感的批评家也完全不了解他的作品；而绝对不喜欢他的人自然更表现出阴险的仇视态度；——至于大众，既没有批评家，不管是好意的或恶意的批评家领导，只能一声不出。让大众自己去思想的时候，他们就干脆不思想。

克利斯朵夫灰心到了极点。

其实他的失败不足为奇。他的作品不讨人喜欢的理由不止一个，而有三个。第一，它们还不够成熟。第二，它们还太新鲜，不能叫人一下子就懂得。第三，把这肆无忌惮的青年教训一顿是大家都高兴的事。——可是克利斯朵夫头脑不够冷静，不肯承认他的失败是势所必然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长时期的被人误解以后，看惯了人类无可救药的愚蠢，会变得心胸开朗；而克利斯朵夫还谈不到这一点。他相信群众，相信成功，以为那是一蹴即就的，既然他具备着成功的条件：这种幼稚的信心现在可是被粉碎了。有敌人，他倒认为稀松平常。但他觉得奇怪的是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凡是他认为可靠的，一向对他的音乐感到兴趣的人，从那次音乐会以后，再没一句鼓励他的话。他想法去试探他们，他们总是闪烁其词。他再三追问，要知道他们真正的思想：结果是一般最真诚的人把他从前的作品，早年的幼稚的东西，提出来做比较。——接连好几次，他听到人家拿他的旧作做标准，说他的新作不行，——可是几年以前，在那些作品还是簇新的时候，他们也认为不好的。新的就是不好的：这是一般的原则。克利斯朵夫可不懂这一套，便大惊小怪地叫起来。人家不喜欢他也可以，他不但容许，甚至还欢迎，因为他并不想做每个人的朋友。可是人家喜欢他而又不许他长大，硬要他一辈子做个小孩子，那可不像话了！在十二岁上是好的作品，到二十岁上便不行了；他希望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阶段上，希望要变，变，永远地变下去……想阻碍一个人的生命不让它发展的，岂非混蛋！……他童年的作品所以有意思，并非在于它幼稚无聊，而是在于有股前程无限的力潜伏在那里！而这前程，他们竟想把它毁掉！……可知他们从来没懂得他，也从来没爱过他，他们所喜欢的只是他的庸俗，只是他跟庸俗的人没有分别的地方，而并非真正的“他”：他们的友谊其实是误解……

也许他把这些情形夸张了些。一般老实人不能爱好一件新的作品，但它有了二十年的寿命，他们就会真诚的爱好，这是常有的现象。新生命的香味太浓了，他们虚弱的头脑受不住，必须由时间来把这味道减淡一点才行。艺术品一定要积满了成年累月的油垢，方始有人了解。

但克利斯朵夫不允许人家不了解现在的他，而等他成为过去之后再了解他。他宁可人家干脆不了解他，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形之下都不了解他：所以他气愤之极。他痴心妄想地要人了解，替自己说明，跟人家辩论；这才是白费气力，那不是要把整个时代的口味都改过来吗？但他自信很强，决心要把德国人的口味彻底洗刷一番，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其实他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要说服一个人绝不是几次谈话所能济事；他说话的时候既找不到适当的字，又是对大音乐家，甚至对谈话的对方取着狂妄傲慢的态度，结果只多结了几个冤家。殊不知他先得从从容容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好了，才能强迫人家听他的……

而他的星宿，他的坏星宿，恰好来给了他说服人家的机会。

他在戏院的食堂里和乐队里的几个同事围着一张桌子坐着，他们听了他的艺术批评骇坏了。他们的意见也并不一致，但对他放肆的言论都大不乐意。中提琴师老克罗斯是个忠厚人，很好的音乐家，一向是真心喜欢克利斯朵夫的；他装着咳嗽，想等机会说一句双关的笑话把话题扯开去。克利斯朵夫可完全没注意，反而越说越有劲儿，叫克罗斯灰心了：

“他干么要说这些话呢？真是天晓得！一个人尽管心里这么想，可用不着说啊！”

最奇怪的是，他也“这么”想过；至少他怀疑过这些问题，克利斯朵夫的言论把他心里的许多疑惑挑了起来，但他没有勇气承认。——一半是怕冒不韪，一半是因为谦虚，不敢相信自己。

吹短号的韦格尔可是一句话也不愿意听；他只愿意赞美：不论什么东西，不论好的坏的，天上的星或地下的煤气灯都一律看待；他的赞美也没有什么等差，只知道赞美，赞美，赞美。这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受到限制就要痛苦的。

但大提琴师哥赫痛苦得更厉害：他全心全意地爱好下品的音乐。凡是被克利斯朵夫嘻笑怒骂的，痛诋的，都是他最心爱的；他本能地挑中一些最陈腐的作品，心中装满着浮夸的、动辄落眼泪的感情。但他崇拜一切虚伪的大人物完全是出于真心。唯有他自以为崇拜真正的大人物时才是扯谎，而这扯谎还是无邪的。有些勃拉姆斯的信徒，以为在他们的上帝身上可以找到过去的天才们的气息：他们在勃拉姆斯身上爱着贝多芬。哥赫却更进一步，他爱贝多芬的倒是勃拉姆斯的气息。

可是对克利斯朵夫的怪论最表愤慨的还是吹巴松管的史比兹。他的音乐本能所受的伤害，还不及他天生的奴性所受的伤害。某个罗马大帝是连死也要站着死的。他可非伏倒在地下死不可，因为伏在地下是他天生的姿势；在一切正统的，大家尊重的，成功的事物前面匍匐膜拜，他觉得其乐无穷；他最恨人家不许他舔泥土。

于是，哥赫唉声叹气，韦格尔做着绝望的姿势，克罗斯胡说八道，史比兹大叫大嚷。但克利斯朵夫不慌不忙比别人喊得更响，说着许多对德国与德国人最难堪的话。

在旁边一张桌子上，有一个青年听着克利斯朵夫的话捧腹大笑。他长着一头乌黑的鬈发，一对聪明秀美的眼睛，大鼻子到了快尽头的地方不知道往左边去还是右边去，便同时往两边摊开了，底下是厚嘴唇；他神情不定，可是不俗。听着克利斯朵夫的话，对每个字都又同情又俏皮地留着神，他笑得连脑门、太阳穴、眼角、鼻孔、腮帮到处都打起皱来，有时还要浑身抽搐。他并不插嘴，可是把每句话都听在耳里。克利斯朵夫的高论说到一半，忽然愣住了，给史比兹奚落之下，更气得结结巴巴的，最后才找到了像块大石头般的字儿把敌人打倒。看到这情形，那青年格外高兴。而当克利斯朵夫冲动之极，越出了他思想的范围，突然说出些骇人听闻的胡话，使在场的人都大声怪叫的时候，邻座的青年更乐不可支了。

最后各人对于这种自以为是的争辩也腻烦了，彼此分手了。剩下克利斯朵夫最后一个想跨出门口，那个听得津津有味的青年便迎上前去。克利斯朵夫一向没注意到他。但那青年很有礼貌的脱下帽子，微笑着通报自己的姓名：“弗朗兹·曼海姆。”

他对于自己在旁窃听这种冒昧的行动，先表示了一番歉意，又把克利斯朵夫大刀阔斧痛击敌人的气魄恭维了一阵。想到这点，他又笑了。克利斯朵夫挺高兴地望着他，可是还不大放心：

“真的吗？”他问，“你不是取笑我吗？”

那青年赌着咒否认。

克利斯朵夫脸上登时有了光彩。

“那么你认为我是对的，是不是？你同意我的主张了？”

“老实说，我不是音乐家，完全是门外汉。我所喜欢的唯一的音乐，——绝对不足恭维，——是你的音乐……至少这可以表明我的趣味不算太坏……”

“唔！唔！”克利斯朵夫虽然还有些怀疑，究竟被捧上了，“这还不能算证据。”

“哎，你真苛求……得了吧！……我也跟你一样想：这算不得证据。所以你对德国音乐家的意见，我决不敢大胆批评。但无论如何，你对一般的德国人，老年的德国人，批评得太中肯了；那些糊涂的浪漫派，那种腐败的思想，多愁多病的感情，人家希望我们赞美的陈言俗套，真叫作‘这不朽的昨日，亘古不灭的昨日，永久长存的昨日，因为它是今日的金科玉律，所以也是明日的金科玉律！’”

他又念了一段席勒诗中的名句：

“……亘古常新的昨天，永远是过去的也永远会再来……”

“而他就是第一个该打倒的！”曼海姆又加上一句按语。

“谁？”克利斯朵夫问。

“写下这种句子的老古董喽。”

克利斯朵夫不懂他的意思。曼海姆接着又说：

“第一，我希望每隔五十年大家把艺术和思想做一番大扫除的工作，只要是以前的东西，一样都不给它剩下来。”

“那可过分了些，”克利斯朵夫笑了笑。

“一点儿都不过分，我告诉你。五十年已经太长了，应当是三十年，或者还可以少一些！……这才是一种卫生之道。谁会把祖宗的旧东西留在家里呢？他们一死，我们就恭恭敬敬地把他们送出去放在一边，让他们去烂，还得堆上几块石头，使他们永远不得回来。软心的人也会放些花上去。那我不反对，我也无所谓。我只要求他们别跟我来麻烦。我就从来不麻烦他们。活的在一边，死的在一边：各管各的。”

“可是有些死人比活人更活！”

“不！不！要是说有些活人比死人更死倒更近于事实。”

“也许是吧。不管怎么样，有些老人的确还年轻。”

“假使他还年轻，我们自己会发觉的……可是我不信这个话。从前有用的，第二次决不会再有用。只有变才行。第一先得把老人丢开。在德国，老人太多了。得通通死掉才好！”

克利斯朵夫聚精会神听着这些古怪的话，费了很大的劲儿讨论；他对其中一部分的见解有同感，也认出有好多思想跟自己的一样，只是听到别人用夸张可笑的口吻说出来，觉得有点刺耳。但因为他相信人家和他一样的严肃，便认为那些话或许是这个似乎比他更有学问更会讲话的青年根据了他的原则，按照逻辑推演出来的。多少人不能原谅克利斯朵夫的刚愎自用，其实他往往谦虚得有点儿孩子气，极容易受一般教育程度比他高的人愚弄，尤其在他们不是为了避免讨论难题而拿自己的教育做挡箭牌的时候。曼海姆故意以发表怪论为乐，一问一答，话越说越野，自己听了也在暗笑。他从来没碰到一个人拿他当真的，如今看到克利斯朵夫费尽心力想讨论，甚至想了解他的胡说八道，不由得乐死了；他一边嘲笑克利斯朵夫，一边因为克利斯朵夫对他这么重视而很感激，觉得他又可笑又可爱。

他们分手的时候已经变成好朋友；可是过了三小时，克利斯朵夫在戏院预奏会中看见曼海姆在乐队的小门里伸出头来，笑嘻嘻地对他做着鬼脸，仍不免有点奇怪。预奏完毕，克利斯朵夫过去找他。曼海姆很亲热地抓着他的胳膊说：

“你有功夫吗？……你听我说。我有个主意在这儿，也许你会觉得是胡闹……你不想抽个空，把你对音乐和对那些无聊的音乐家的感想写下来吗？与其跟乐队里四个只会吹吹笛子拉拉提琴的傻瓜白费口舌，直接向大众说话不是有意思多吗？”

“你问我这样做是不是有意思得多？是不是我愿意？……嘿，可是我写了文章送到哪儿去呢？你倒说得好，你……”

“我不是说过有个主意吗？我跟几个朋友：亚达尔培·洪·华特霍斯、拉斐尔·高特林、亚陶尔夫·梅、吕西安·哀朗弗尔，办了一份杂志。这是本地唯一有见解的杂志，名字叫作酒神——你一定知道的吧？我们都佩服你，很想请你加入我们的团体。你愿意担任音乐评论吗？”

克利斯朵夫听了这话受宠若惊，恨不得马上接受；他就是怕不够资格，不会写文章。

“放心，”曼海姆说，“你一定会写的。何况一朝做了批评家，你尽可以为所欲为。别顾虑什么公众。你才想不到他们多蠢呢。做个艺术家算得什么！谁都可以嘘他。可是批评家有权利向大家说：‘替我嘘这个家伙！’场子里的听众，反正把思想这件麻烦事儿交给你了。你爱怎么想都可以，只要你装作在思想。那些傻蛋只求塞饱肚子，不管是什么。他们没有不吃的东西。”

克利斯朵夫终于答应了，非常感动地道谢。他只提一个条件，就是文字的内容绝对不受限制。

“自然，自然，”曼海姆回答，“绝对自由！咱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晚上散戏的时候，他又第三次去盯着克利斯朵夫，把他介绍给亚达尔培·洪·华特霍斯和其余的朋友。他们都对他很诚恳。

除了华特霍斯是本地的旧世家出身，余下的尽是犹太人，都很有钱：曼海姆的父亲是银行家；高特林的父亲是有名的葡萄园主；梅的父亲是冶金厂经理；哀朗弗尔的父亲是大珠宝商。这些父亲全是老派的以色列族，勤俭啬刻，永远守着他们的民族精神，不惜千辛万苦的搞钱，而对自己的毅力比对财富更得意。但那些儿子似乎生来要把父亲挣起来的家业毁掉；他们取笑家庭的成见，取笑那种像蚂蚁般苦吃苦熬，惨淡经营的生活；他们学着艺术家派头，假作瞧不起财产，把它从窗里扔出去。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多大手面，尽管荒唐胡闹，也不会昏了头，忘了实际。并且做父亲的也很留神，把缰绳拉得很紧。最会挥霍的是曼海姆，真心想把家私大大方方地花个痛快；可是他一无所有，只能在背后直着嗓子骂父亲吝啬，心里倒也满不在乎，还认为父亲的办法是对的。归根结底，唯有华特霍斯一个人财产自主，拿得出现钱，杂志便是由他出钱维持的。他是诗人，写些亚尔诺·霍尔茨和瓦尔特·惠特曼一派的“自由诗”，一句长一句短的，所有的点，逗点，三点，横划，静默，大写字，斜体字，底下加线的字等等，都有一种极重要的作用，不下于叠韵和重复的辞句。他用各国文字中的字，各种没有意义的声音羼在诗里。他自命——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诗歌方面做一个塞尚纳。的确，他很有想象力，对枯索无味的东西很有感觉。他又是感伤又是冷淡，又是纯朴又是轻浮，偏要把加工雕琢的诗句装作名士派。在时髦人物心目中，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好诗人。可惜杂志上，沙龙里，这等诗人太多了；而他还想做到只此一家。他一味充作没有贵族偏见的王爷，其实他这种偏见比谁都要多，只是自己不承认。他有心在他主持的杂志周围只安插一批犹太人，为的是叫他的反犹太家属骇怪，同时向自己证明他的思想自由。他对同仁说话的口吻很客气很平等，骨子里是不动声色地瞧不起他们。他明知他们利用了他的姓氏和金钱非常得意，却也由他们去，因为这样他才能自得其乐地轻视他们。

而他们也瞧不起他听任他们利用，因为知道他有利可图。其实他们是互相利用。华特霍斯拿出姓氏和金钱；他们拿出文才和做买卖的头脑，同时也带来一批主顾。他们比他聪明得多，并不是更有个性，那也许比他还少呢。但在这个小城里，像在无论哪里无论什么时候一样，——因为种族的关系而孤立了几百年，刻薄的眼光给磨练得格外尖锐，——他们的思想往往最前进，对于陈旧的制度与落伍的思想的可笑感觉得最清楚。可是他们的性格不像他们的头脑来得洒脱，所以尽管挖苦那些制度跟思想，还是想从中渔利而并不愿意改革。他们虽自命为在思想上独往独来，实际和那位贵族出身的华特霍斯同样是内地的冒充时髦的朋友，同样是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把文学当作消闲打趣的玩艺儿。他们喜欢装出一副刽子手的神气，可是并不凶，拿来开刀的无非是些不相干的人，或是他们认为对自己永远不足为害的人。他们绝对没有心思去得罪一个社会，知道自己早晚要回到社会，跟大家过一样的生活，接受他们早先排斥的偏见的；而当他们一朝冒着危险去对一个当代的偶像——已经在动摇的偶像——大张挞伐的时候，他们也决不破釜沉舟，为的是一有危急立刻可以上船。而且不问厮杀的结果如何，一场完了，必须等好些时候才会再来一次。非利士人尽可放心，那些新大卫派的党徒只是要人家相信他们发起狠来非常可怕；可是他们并不愿意发狠。他们更喜欢和艺术家们称兄道弟，和女演员们一块儿吃宵夜。

克利斯朵夫在这个环境中很不舒服。他们最爱谈论女人跟马，而谈得毫无风趣。他们都很呆板。华特霍斯说话慢腾腾的，声音清楚而没有音色，那种细致的礼貌显得他又无聊又讨人厌。编辑部秘书亚陶尔夫·梅是个臃肿笨重的家伙，缩着脑袋，神气很凶横，老是认为自己没有错的：他事事武断，从来不听人家的回答，好似非但瞧不起对方的意见，压根儿就瞧不起对方。艺术批评家高特林，有种神经性的抽搐，一刻不停地眨巴着眼睛，戴着副大眼镜，——大概为了模仿他来往的那些画家，特意留着长头发，默默地抽着烟，嘟嘟囔囔地说个一言半语，永远没有完整的句子，用大拇指在空中莫名其妙地乱划一阵。哀朗弗尔是个秃顶的矮个子，堆着笑容，留着淡黄色的胡子，一张细腻而没有精神的脸，弯弯的鼻子，在杂志上写些关于时装和社交界的消息。他声音软绵绵地说些挺露骨的话；人很聪明，可是阴险，往往还很卑鄙。这般富家子弟全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是再恰当也没有了：一个人丰衣足食的时候来反对社会是最奢侈的享受，因为可以把得之于社会的好处一笔勾销，正像路劫的强盗把一个行人搜刮光了，对他说：“你还待在这儿干么？去你的吧！我用不着你了！”

克利斯朵夫在这一群人里头只对曼海姆抱有好感。当然他是五个人中最有生机的一个，他对自己说的话和旁人说的都觉得好玩；他结结巴巴的，嘟嘟囔囔的，嘻嘻哈哈的，老说着混话，既不能有条有理地讨论什么，也不大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可是他很和气，没有野心，对谁都不记恨。其实他并不十分老实，常常扮着一种角色，但不是有意的，而且是与人无害的。他会醉心于一切荒诞不经的——往往是救世济人的——理想，但凭他那种精明的头脑与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决不完全相信；便是兴奋的时候他也能保持冷静，永远不至于为了实行理论而找麻烦。但他需要有点儿东西让他疯魔，那对他是一种游戏，时时刻刻要变换的。日前他疯魔的是慈悲。不用说，他觉得仅仅做人做得慈悲是不够的，非要显得慈悲不可；他宣传慈悲，同时又指手划脚地加以表现。因为故意要闹别扭，反对家里的人那种刻板而辛苦的生活，反对礼教，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德国人的市侩气，所以他是托尔斯泰的信徒，相信涅槃，相信福音，相信佛教，——他自己也弄不大清究竟信些什么，——总之是宣扬一种软绵绵的，没有骨头的，婆婆妈妈的，宽大为怀的道德；它很乐意原谅一切罪恶，尤其是肉体的罪恶，并不讳言对这一类罪恶的偏心，可不大能容忍所有的德性，——这种道德所标榜的简直是：共同寻欢，如有盟约，彼此娱乐，仿佛结社，而最后还要放上一个圣洁的光环才觉得高兴。这中间颇有点小小的虚伪，那味道在感觉细致的人是不大好闻的，甚至还是恶心的，如果拿它当真的话。可是曼海姆并不拿这一套当真，只是玩玩而已。这种下流无耻的基督教是随时准备让位的，无论什么偶像都可以来取而代之：暴力也好，帝国主义也好，什么古怪的野兽也好。曼海姆是在做戏，真心地做戏；在他没有跟别人一样恢复老老实实的犹太人面目和犹太精神之前，他把自己所没有的各种情操轮流的试过来。他是一个可爱而又极可厌的人。

在某一时期内，克利斯朵夫成为他疯魔的对象之一。曼海姆什么都相信他，到处把他的名字挂在嘴上，在家人前面把他恭维备至。据他说来，克利斯朵夫是个天才，是个了不起的人，写着古怪的音乐，关于音乐的议论尤其精妙，才思焕发，并且是一表人材：一张秀美的嘴，一副漂亮的牙齿。他还补上一句，说克利斯朵夫很佩服他。——终于有一晚他把克利斯朵夫带到家里来吃饭了。而克利斯朵夫也就见到了这位新朋友的父亲，银行家洛太·曼海姆和弗朗兹的妹妹于第斯。

这是他第一遭踏进一个犹太人的家庭。这民族虽然在小城里人口不少，并且以它的财富，团结，智慧，在当地占着重要地位，可是跟别的社会很少往来。民间一向对它抱着牢不可破的成见，暗中有点儿敌意，有种近于侮辱的怜悯。克利斯朵夫家里的人就存着这种心。当年祖父是不喜欢犹太人的；不料命运跟他开玩笑，他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成了作曲家，一个成了有名的演奏家——偏偏是以色列人；这一下老人家可为难了：因为有时他真想拥抱这两位优秀的音乐家，但又记起他们曾经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他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矛盾。临了他还是把他们拥抱了，相信上帝看在他们爱好音乐面上会原谅他们的。——克利斯朵夫的父亲曼希沃自命为自由思想者，决不会挣了犹太人的钱而心里起什么疙瘩，还认为是极应该的；但他时常取笑他们，瞧不起他们。——至于他的母亲，可不敢断定她偶然替犹太人当厨娘是不是一桩罪过。他们对她很傲慢：但她并不记恨，她对谁也不记恨，反而对这般被上帝罚入地狱的可怜虫非常同情。在她去帮忙的人家，看见主人的女儿走过，或听见孩子们快乐的笑声，她就不由得要这样想：

“多美丽的姑娘！多好看的孩子！真可惜！”

听到克利斯朵夫说晚上要去曼海姆家吃饭，她一句话也不敢说，心里可不大好过。她以为人家说犹太人的坏话固然不该相信，——所有的人都被人说坏话的——老实人是到处有的，但犹太人管犹太人，基督徒管基督徒，各管各的，究竟是更好更得体。

克利斯朵夫完全没有这些成见，因为永远要跟周围的人闹别扭，所以反而受这个异族的吸引。可是他对它并没有什么认识。他有过来往的几个犹太人只是最粗俗的一批，无非是些小商人和集在莱茵河与大教堂中间的几条街上的平民。他们以人类共有的群居本能，正在把那个区域变做犹太人居留地。克利斯朵夫偶然上那儿去闲逛，用着好奇而善意的目光，随便瞧瞧那些腮帮陷下去的女人，嘴唇和颧骨都很突出，堆着神秘的笑容，稍微有点下流神气，恬静的面部表情的和谐，不幸被粗俗的谈吐与粗野的笑声给破坏了。但便是在下层阶级中，在这些脑袋特别大，眼睛没有神，神气浑浑噩噩，又矮又臃肿的人身上，在这最高贵的民族的没落后裔身上，甚至在那些臭秽的渣滓中间，也有几点微弱的光在那儿闪闪烁烁，好似在沼泽上空飘荡的磷火。那是一些奇妙的眼神，灵光四射的智慧，从污泥之中发射出来的微妙的电流，使克利斯朵夫看了有些着迷，有些惶惑。他想其中必有些高尚的灵魂在挣扎，必有些伟大的心灵想从泥淖中超拔出来；他很想能碰到他们，帮助他们；虽然没认识他们，而且心里还有些害怕，他已经喜欢他们了。但他从来没有跟一个犹太人有过什么亲密的关系，更没机会接近犹太社会里的优秀分子。

因此，上曼海姆家吃饭对他颇有一种新鲜的，甚至像禁果一般的诱惑力。而把禁果递给他的夏娃使禁果显得更有味道。一进门，克利斯朵夫眼里只看见于第斯·曼海姆一个。她跟他至此为止所认识的女人完全不同。高大，轻灵，虽然长得结实，个子还是细瘦的；脸庞四周的黑头发并不多，可是很浓，部位很低，遮着太阳穴和瘦骨嶙峋的黄澄澄的脑门；眼睛有点近视，眼皮很厚，眼珠稍微突出了一点，高鼻子底下的鼻孔很大；腮帮清瘦，下巴厚重，皮色相当红润；美丽的侧影轮廓很分明，很有性格；正面的表情比较含糊、复杂；两只眼睛和两边的面颊都是不相等的。在她身上，你可以感觉到一个很强的种族，感觉到杂凑在这个种族的模子里的许多成分，乱七八糟的，有极美的，也有极恶俗的。她的美，特别在于那张不大说话的嘴巴，在于那双因近视而显得更深沉，因四周的黑影而显得更阴气的眼睛。

对于这双不只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种族的眼睛，必须一个比克利斯朵夫更有经验的人才能透过它们湿漉漉而火辣辣的眼帘，看出这个女人真正的心。而这在一对又热烈又沉闷的眼睛里头，他所发现的便是整个以色列族的灵魂，为她本人并没意识到的。克利斯朵夫一见之下，可搅糊涂了。直到再过很多时候，常常在这种眼睛里迷失以后，他才能在这个东方的大海上看出一点头绪来。

她望着他，清明的眼神毫无骚乱的现象；似乎这基督徒的灵魂被她全部看透了。他也感觉到。他觉得在她迷人的目光下面有股刚强、明白、冷静的意志，毫不客气地在那里搜索他的内心；虽是毫不客气，可并无恶意。她只是拿他一把抓住了。有种卖弄风情的女人对谁都要施展一下迷人的魅力；于第斯可并不是这种作风。卖弄风情，她比谁都厉害；但她知道自己的力量，只让本能去施展她的力量，——尤其对一个像克利斯朵夫那样容易征服的俘虏，更犯不上多费气力。她更感兴趣的是要认识她的敌人，——凡是男人，陌生人，对她都是敌人，——以后遇到相当的机会也可能跟他们携手。人生是一场赌博，唯有聪明人才能赢；所以第一要看清敌人的牌而不能泄露自己的牌。能够做到这一步，她就感到胜利的快意。她并不在乎胜利能否给她什么好处。她这么做是为了好玩。她热心的对象是聪明，但并非那种抽象的聪明，虽然她头脑相当扎实，研究无论什么学问都可以成功，要是她愿意的话，而且比她的哥哥更配继承银行家洛太·曼海姆的事业；然而她更喜欢活泼泼的，对付人的那种聪明。她最喜欢参透一个人的灵魂，估量它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她和麦西的犹太女人称金洋一样仔细；——她靠着奇妙的感觉，能够在一霎眼之间看破别人的弱点与污点，从而找到了心灵的秘钥，把它抓住：这便是她控制人的手段。但她并不恋于她的胜利，也绝对不利用她的俘虏。好奇心与骄傲一朝满足之后，她就把俘虏丢过一边，注意别的对象去了。她这种力完全是虚耗掉的。在一颗这么活泼的灵魂中有一股死气。好奇与无聊这两个特点，在于第斯是兼而有之的。

因此，克利斯朵夫瞧着她，她也瞧着克利斯朵夫。她不大说话，但只要嘴角上露出一点不可捉摸的笑影，就可把克利斯朵夫催眠。笑影掠过以后，又是一副冰冷的面孔，淡漠的眼睛；她招呼晚饭，冷冷地和仆人说话，似乎不再听客人的话了。然后，她眼睛又亮起束，插几句话，清楚明白，表示她什么都听到，什么都懂得。

她把她哥哥对克利斯朵夫的评语冷静地检查了一下：她素来知道弗朗兹夸大的脾气；一看到克利斯朵夫，她那个喜欢挖苦的性格正好有了用武之地；她哥哥不是在她面前夸说克利斯朵夫长得如何漂亮如何体面吗？——似乎弗朗兹有种天赋，专门会看到事实的反面，或是故意以此为乐。但把克利斯朵夫仔细研究之下，她也承认弗朗兹说的并非完全虚妄；而她一步一步推究进去的时候，发现克利斯朵夫的确有一种力，虽然还没固定，还没平衡，但是很厚实很大胆。她看了很高兴，因为她比谁都明白力量多么难得。她有本领叫克利斯朵夫说话，叫他自动透露思想，显出他智力的限度与缺点。她要他弹琴。她不喜欢音乐，可懂得音乐，并且能辨别出克利斯朵夫的音乐特色，虽然毫不感动。始终保持着冷淡而有礼的态度，她只用几句简短，中肯而没有一点夸奖意味的话，表示她对克利斯朵夫的关切。

克利斯朵夫感觉到这一点，非常得意；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判断是有价值的，她的赞许是难得的。他毫不掩藏他有征服她的意思，而因此所表示的天真叫三位主人都为之微笑。他只对于第斯说话，也只为了于第斯说话；对其余两个，他简直不理，仿佛根本没有那两个人。

弗朗兹瞧着他，嘴唇和眼睛都跟着克利斯朵夫说话而扯动，神气有点佩服又有点俏皮。他跟父亲和妹子丢着眼风，不由得笑了出来。妹子却不动声色，只装不看见。

洛太·曼海姆是个高大结实的老人：背有点儿驼，皮色鲜红，灰色的头发梳得根根向上，像刷子一样，须和眉毛都很黑；一张笨重的脸很有气魄，神气是喜欢挖苦人的。他用着老奸巨猾的和善的态度，也在研究克利斯朵夫；而他也立刻辨别出这个青年的确“有点儿东西”。但他既不关心音乐，也不关心音乐家：那不是他的一行，他一点不懂，而且非但不隐瞒，还为此自鸣得意：像他这种人肯承认有什么事不懂，是为的表示骄傲。——克利斯朵夫很不客气而并无恶意的，明白表示用不着银行家先生奉陪，只要有于第斯小姐和他谈天就不会寂寞了；老人家听了觉得怪有意思，便去坐在火炉旁边读报，心不在焉的，含讥带讽的，听着克利斯朵夫的废话和他古怪的音乐，想到竟会有人懂得这一套而觉得有趣，不由得暗中好笑；后来他也不愿意再留神他们的谈话，把估量生客这件差事交给女儿去了。而她也的确不辱使命。

克利斯朵夫走了以后，洛太问于第斯：

“嗯，你居然套出了他的真话；你觉得这个艺术家怎么样？”

她笑了笑，想了一会儿，作了个总结：“他有点儿糊涂，可并不傻。”

“对，”洛太接着说，“我也觉得这样。那么他是会成功的了？”

“我相信他会成功。他是个强者。”

“好，”只有对强者才感兴趣的洛太用着一种强者的逻辑回答，“那就该帮助他了。”

克利斯朵夫回去也很佩服于第斯·曼海姆，但并不动心。对这一点于第斯是看错了。一个是由于感觉灵敏，一个是由于本能（那在他是代替机智的），两人彼此都误会了。她脸上那个谜和头脑的活跃，的确把克利斯朵夫迷住了；但他并不爱她。他的眼睛和精神是受了诱惑，心可是并不。——为什么呢？——倒不容易说。因为在她身上看到了什么暧昧不明的或令人不安的性格吗？但在别的情形之下，这反而多了一个刺激爱情的因素：一个人不怕自讨苦吃的时候，才是爱情最强的时候。克利斯朵夫的不爱于第斯，跟他们本人都不相干的。真正的理由，使他们俩都觉得有点屈辱的理由，是他和最近一次的恋爱还隔得太近。他并不是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但他在热爱阿达的时候消耗了多少的信心，多少的精力，多少的幻象，现在剩下来的已不够培植一股新的热情。要希望冒起另外一朵火焰，必须在心中另外烧起一堆火来：在旧火已熄，新火未燃的期间，只能有些转眼即灭的火星，有些上次大火中留下来的残灰余烬，发出一道明亮而短促的光，因为缺乏燃料而马上熄灭的。再过六个月，他或许会盲目地爱上于第斯。现在他只把她当朋友看待，——当然是一个乱人心意的朋友；——但他努力驱除这种骚乱：因为这会引起他对于阿达的不愉快的回忆。于第斯对他的吸引力，是在于她跟别的女人不同的地方，而非在于跟别的女人相同的地方。她是他见到的第一个聪明女子。聪明，是的，她浑身上下都是聪明。便是她的美，——她的举止，动作，面貌，嘴唇的曲线，眼睛，手，清瘦典雅的身段，——也反映出她的聪明；她的身体就是靠聪明塑成的；没有了聪明，她就会显得丑了。这聪明使克利斯朵夫非常喜欢。他以为她胸襟如何宽大，如何洒脱，其实她并没到这个程度；他还不知道她令人失望的地方呢。他渴想向于第斯推心置腹，把自己的思想让她分担一些。他从来没有能找到一个关切他的思想的人：得一知己是多么快乐啊！他小时候常常抱怨没有姐妹，认为一个姐妹应当比一个兄弟更能了解他。见到了于第斯，友谊那个虚幻的希望又复活了。他根本没想到爱情。因为没有爱情，所以他认为和友谊相比之下，爱情简直太平凡了。

克利斯朵夫这种微妙的心理，于第斯不久就感觉到了，大为气恼。她并不爱克利斯朵夫；而且为她颠倒的年轻人已经有过不少，都是本地有钱而有身份的子弟，即使克利斯朵夫对她倾心，也不见得会使她怎么得意。但知道他竟无动于衷，她可心中有气了。眼看自己只能在理智方面对他发生影响，未免太委屈了；女人要能使男人失掉理智才觉得更有意思！何况她并没用什么理智去影响人家，根本是克利斯朵夫一厢情愿，凭空造出来的。于第斯脾气很专横。她平素把她认识的一般青年的软弱的思想支配惯了。既然他们庸庸碌碌，她认为控制他们也没多大意思。对付克利斯朵夫可困难得多，所以也有趣得多。她压根儿不理会他的什么计划，但很高兴去支配那个簇新的头脑，那股犷野的力，使它们成器，——当然是照她的而不是照她不屑了解的克利斯朵夫的办法。但她立刻发觉要做到这一步非经过一番斗争不可；克利斯朵夫有的是各种各样的成见，有的是她认为过激而幼稚的思想：那都是些败草，她决意要拔掉的；可是一根都没拔掉。她的自尊心一点儿没得到满足。克利斯朵夫倔强得厉害。既然不动爱情，他用不着在思想上对她让步。

她不服气，在某一个时期内想要征服他。克利斯朵夫那时虽然头脑清楚，也差点儿重蹈覆辙。男子只要有人奉承，使他的骄傲与欲望获得满足，就极容易上当；而富于幻想的艺术家更容易受骗。于第斯不难把克利斯朵夫诱入恋爱的陷阱，把他再毁一次，也许毁得更彻底。可是她照例很快就不耐烦了，认为犯不上费那么大的劲去征服这样的一个人；克利斯朵夫已经使她腻烦；她已经不了解他了。

他一过了某种限度，她就不能了解。至此为止，她是完全懂得他的。再要往前，就不能单靠她出众的聪明了；那需要一点热诚，或者暂时可以刺激热诚的幻想，就是说：爱情。她很了解克利斯朵夫对人对事的批判，认为很有意思，相当中肯；她自己也不是没有这么想过。她所大惑不解的是，在实行这些思想可能碰到危险或麻烦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思想去影响自己的实际生活。克利斯朵夫对所有的人取着反抗态度是不会有结果的：他总不见得自命要改造社会吧？那么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自己把脑袋望墙上撞吗？一个聪明人尽可批判别人，暗地里嘲笑别人，轻视别人；但他的行事是跟他们一样的，仅仅略胜一筹罢了：这才是控制人的唯一的办法。思想是一个世界，行动又是一个世界。何苦做自己思想的牺牲品呢？思想要真实：那当然！可是干吗说话也要真实呢？既然人类那么蠢，担当不了真理，干吗要强迫他们担当？忍受他们的弱点，面上迁就，心里鄙薄，觉得自己无挂无碍：你岂不得意？要说这是聪明的奴隶的得意也可以。但反正免不了做奴隶，那么即以奴隶而论，还是逞着自己的意志去做奴隶，不必再作那些可笑而无益的斗争。最要不得的是做自己思想的奴隶而为之牺牲一切。一个人不该上自己的当。——她清清楚楚看到，要是克利斯朵夫一意孤行，走着和德国艺术德国精神的偏见反抗到底的路，一定会使所有的人跟他作对，连他的保护人在内，结果是一败涂地。她不懂为什么他要跟自己过不去，要把自己毁灭而后快。

要懂得这一点，先要懂得他的目的不在于成功而在于信仰。他信仰艺术，信仰他的艺术，信仰他自己，把这些当作不但是超乎一切利害的，而且是超乎他的生命的现实。等到她的批评使他不耐烦了，用着天真的夸大的口气说出这些理由时，她先是耸耸肩膀，不拿他当真。她认为他只是唱高调，像她哥哥那样，每隔多少时候总得宣讲一番又荒唐又伟大的决心而决不冒冒失失去实行的。后来看见克利斯朵夫真是为这些空话着了迷，她便认为他是疯子，对他不感兴趣了。

从此她不再费心表现自己的长处，只拿出她的本相来了：她骨子里是个十足地道的德国人，远过于你一开头所看到的，也远过于她自己所想象的。——大家错怪以色列人，说他们不属于任何民族，在欧洲无论哪一个地方都保存着他们清一色的民族性，不受当地民族的影响。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比犹太人更容易感染土著的气息；法国犹太与德国犹太之间固然有不少共同点，但从他们居留的国家得来的不同点更多；他们接受异族的思想习惯特别快，并且接受的还是习惯多于思想。而所谓第二天性的习惯，在大多数人竟是独一无二的天性，所以一个地方的土著根本没资格责备犹太人缺少深刻而经过思考的民族性，因为这特性在土著身上连影子都找不到。

女人原来对外界的影响比较感觉灵敏，对生活情况也适应得更快，更能随遇而安；而全欧洲的犹太女人尤其能把当地的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风气学得惟妙惟肖，往往还过分，——同时仍保存着她们的轮廓，保存她们的民族特有的那种乱人心意的、浓烈的、经久不散的魅力。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为惊异。他在曼海姆家遇到那些姑母，堂表姐妹和于第斯的女朋友们。其中有几个虽然极不像德国人，热烈的眼睛和鼻子离得很近，鼻子又和嘴巴离得很近，轮廓分明，暗黄色的皮肤长得很厚，虽然她们整个的外表都不像德国女人，可是比真正的德国女人更彻底的德国化：谈话，装束，都跟德国女人一般无二，甚至还要过火。于第斯比她们这一批都高明；你比较之下就能看出她的智力有哪些过人的地方，她的人品有哪些是自己修养得来的。可是别人所有的大多数缺点，她也一样具备。在思想方面她比别人自由得多，差不多完全独往独来，但她的行事并不比人家更大胆；至少她实际的利害观念在这儿代替了她独往独来的精神。她相信社会，相信阶级，相信偏见，因为通盘计算之下，她觉得这些对她还是有利的。她徒然嘲笑德国气质，她自己就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德国潮流。她很感觉到某个知名的艺术家的平庸，但照旧尊敬他，因为他是知名的；而假使她和他有来往，她更要佩服他，让自己的虚荣心满足一下。她不大喜欢勃拉姆斯的作品，暗中还疑心他不过是个二流的艺术家；但他的荣名使她肃然起敬；又因为收到过他五六封信，她更毫不迟疑地断定他是当代最大的音乐家。克利斯朵夫的价值，副官长弗雷希的愚蠢，都是她确认的事实；但弗雷希追求她的财富，比克利斯朵夫纯粹的友谊使她更得意：因为不管他多么傻，一个军官终究是另一阶级的人物；而一个德国的犹太女子比别的女子更难踏进这一个阶级。她并不相信这些无聊的封建观念，也很明白假使她嫁给副官长弗雷希，倒是她给了他面子，然而她还是拼命想勾引他，不惜卑躬屈膝对这个傻瓜做着媚眼，逢迎吹拍，唯恐不至。这个骄傲的犹太姑娘，有资格骄傲的姑娘，银行家曼海姆的聪明而眼高的女儿，平素多么瞧不起德国的小布尔乔亚妇女的，竟想降低身份去学她们的样。

这一次的经验，时间并不久。克利斯朵夫对于第斯的幻想很快就消灭了，差不多和幻想来的时候一样快。说句公道话，这是应该由于第斯负责的，因为她一点不想法使他保留幻想。像这种性格的女子一朝把你批判定了，把你在心中丢开之后，你就不存在了，她心目中已经没有你这个人，会对着你毫无顾忌地暴露她的灵魂，不以为羞，好似不怕在猫狗前面赤身露体一样。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于第斯的自私，冷酷，性格的平庸。幸而时间还短，他没有完全为她着迷。但他的发现已经使他痛苦，使他烦躁。他虽不爱于第斯，可爱着于第斯可能成就的——应该成就的人物。她美丽的眼睛使他感到一种痛苦的诱惑，难以忘怀；尽管他现在知道了这双眼睛里面只有一颗萎靡不振的心灵在那儿睡着，他仍旧把它们看作先前所看到的，他愿意看到的那个样子。这是没有爱情的爱的幻觉。一般艺术家不完全耽溺在自己作品里的时候，那种幻觉在他们心中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的。无意中碰到的一张脸就会使他们有这个境界；他们能看出它所有的美，为本人不觉得的，不以为意的；而因为本人不以为意，所以艺术家更爱那个美。他们有如爱一件快要死灭而无人赏识的美妙的东西。

这也许是他自己看错了，于第斯这个人说不定早已定局，不能再有什么发展。但克利斯朵夫有过一个时候是相信她有前途的；这个幻觉始终存在，所以他不能用客观的眼光去判断她。他觉得她所有美好的地方都是她独有的，她本身整个儿都是美好的；她所有的庸俗，应当让德国与犹太这个双重的民族性去负责，尤其是德国，因为他自己为了德国性格受过更多痛苦。既然别个民族他还一个都不认识，他就把德国气质作为负罪的羔羊，拿世界上所有的罪过一齐叫它担当。于第斯给他的幻灭，使他又多了一项攻击德国气质的理由，认为它摧残了这样一颗灵魂的热情是不能原谅的。

这便是他和以色列族初次相遇的情形。他本希望在这个刚强而孤立的民族中间找到一个奋斗的盟友，而今一切都成泡影。热情冲动的直觉原是极不稳定的，常常使他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因此他立刻断定，犹太民族并没像一般所说的那么坚强，而接受外来影响也太容易了。它除了本身的弱点之外，还要加上它到处搜罗得来的弱点。他在这儿非但找不到一些倚傍来支持他的艺术，反而有跟这个民族一同陷在沙漠里的危险。

一边发觉了危险，一边又没冲过危险的把握，他便突然不上曼海姆家去了。人家请了他好几回，他都谢绝了，也不说明理由。至此为止，他一向是殷勤得有点过分的，这一下突然之间的改变当然引起了注意：大家认为这是他的“怪僻”，但曼海姆一家三个人，都相信跟于第斯不无关系；洛太和弗朗兹在饭桌上常常把这个问题作为取笑的资料。于第斯耸耸肩，说征服一个男人弄到这个局面也太妙了，接着又冷冷地要求她的哥哥别老跟她开这种玩笑。可是她也不放过逗引克利斯朵夫回来的机会。她写信给他，借口问他一个只有他能解答的音乐问题，末了很亲切地提到他近来很少去而大家渴想见见他的话。克利斯朵夫复了信，回答了她的问题，推说事情忙，始终不去。有时，他们在戏院里碰到。克利斯朵夫眼睛老向着别处，避免看到曼海姆家的包厢；于第斯存心想给他一个最动人的微笑，他却装作连于第斯这个人都没看见。她也不坚持。对他既无所谓，她觉得这个起码艺术家让她白费心血也不应该。他要愿意回来，他自个儿会回来的！要不然也就算了！

结果真的算了；没有他，曼希姆家里晚上也并不怎么寂寞。可是于第斯不由自主地恨着克利斯朵夫。他在的时候她不把他放在心上，她倒认为很平常，他要因之而不高兴也可以；但要不高兴到绝交的程度，那她觉得简直是狂妄、骄傲，只有自私而没有热情。——同样的缺点只要不在自己身上而在别人身上，于第斯就觉得不能容忍。

然而她对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和行事倒反更注意。她不动声色地逗他的哥哥提到这些问题，把他白天和克利斯朵夫的谈话讲出来，然后她含讥带讽地评论几句，凡是可笑的地方一桩都不放过，使弗朗兹对克利斯朵夫的热情不知不觉地降低下去。

在杂志方面，先是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还没看出那些同事的庸俗；他们也因为他是自己人而承认他有天才。最初发现他的曼海姆还没读到他一个字，就已经在到处宣扬，说克利斯朵夫是个出色的批评家，他当作曲家是走错了路，最近才由曼海姆把他点醒的。他们在杂志上用着神秘的措辞替他的文章做预告，大大地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他第一篇评论披露的时候，在这个人心麻木的小城里好似一块大石头掉在鸭塘里。题目叫作：音乐太多了！

“音乐太多了，吃的东西太多了，喝的东西太多了！大家不饥而食，不渴而饮，不需要听而听，只是为了狼吞虎咽的习惯。这简直和斯特拉斯堡的鹅一样。这民族竟是害了贪食症。你给他随便什么都可以。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也好，《赛金根的吹号手》也好，贝多芬也好，玛斯加尼也好，赋格曲也好，两拍子的军队进行曲也好，阿唐、巴赫、普契尼、莫扎特、马斯涅都好。他连吃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只要有得吃。甚至吃了也不觉得快乐。瞧瞧他在音乐会里的神气吧。有人还说什么德国式的狂欢！其实什么叫作欢乐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永远是狂欢的！他们的狂欢和他们的悲哀一样是像雨水般随便流的：贱如泥土的欢乐，没有精神也没有力。他们愣头傻脑地笑着，几小时的吸收声音，声音，声音。他们一无所思，一无所感，只像一些海绵。真正的欢乐与真正的痛告，——力，——决不会像桶里的啤酒般流上几小时的。它掐住你的咽喉，使你惊心动魄地慑服，以后你不会再想要别的：你已经醉了！

“音乐太多了！你们糟蹋自己，糟蹋音乐。你们糟蹋自己是你们的事；可是音乐，别胡来了吧！我不许你们糟蹋世界上的美，把圣洁的和声跟恶浊的东西放在一只篮里，把《帕西法尔》的《序曲》插在《联队女儿》的幻想曲和萨克管的四重奏中间，或是把贝多芬的柔板跟美洲土人舞乐或雷翁加伐罗的无聊作品放在一起。你们自命为世界上最大的音乐民族，你们自命为爱音乐。可是爱哪一种音乐呢？好的还是坏的？你们不论好坏都同样拍手喝彩。你们先挑一下行不行？究竟要哪一种？你们不知道，不愿意知道：你们怕决定，怕闹笑话……你们这种谨慎小心，替我见鬼去吧！——你们说，你们在一切偏见之上，是不是？——其实你们是被压在一切偏见之下……”

于是他引了格特弗里德·凯勒的两句诗，——那是一个苏黎世的布尔乔亚，他的光明磊落，勇于战斗的态度，本地风光的生辣的气息是克利斯朵夫非常爱好的：

得意洋洋自命为超乎偏见之上的人，

其实是完全在偏见之下。

他又继续写道：“你们应当有勇气保持你们的真！应当有勇气不怕显得丑！假如你们喜欢恶劣的音乐，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把你们的本相拿出来。把你们灵魂上的不清不楚的胭脂花粉通通抹掉吧，用水洗洗干净吧。多少时候你们没有在镜中照照你们这副丑相了呢？让我来照给你们看吧。作曲家、演奏家、乐队指挥、歌唱家，还有你们，亲爱的听众，你们可以彻底明白你们是什么东西了……你们爱做什么人物都可以，但至少要真！要真，哪怕艺术和艺术家因之而受到损害也没关系！假使艺术不能和真理并存，那么就让艺术去毁灭吧！真理是生，谎言是死。”

这番激烈的血气方刚的话，再加那种不雅驯的态度，自然使大家叫起来了。可是对于这篇每个人都包括在内而没有一个人清清楚楚受到攻击的文字，谁也不愿意认为针对自己。每个人都是，都自以为，自称为真理的朋友，所以那篇文章的结论决不致受人非难。人家不过讨厌它的语气，一致认为失态，尤其是出之于一个半官方艺术家之口。一部分的音乐家开始骚动了，愤懑地抗议了：他们料到克利斯朵夫决不会这样就算了的。另外一批人自以为更聪明，去恭维克利斯朵夫有勇气，可是对他以后的文字也同样在那里惴惴不安。

抗议也好，恭维也好，结果总是一样。克利斯朵夫已经冲了出去，什么都拦不住他了；而且依着他早先说的话，作家和演奏家都免不了受到攻击。

第一批开刀的是乐队指挥。克利斯朵夫决不限于对指挥乐队的艺术作一般性的讨论。他把本城或邻近诸城的同事一一指出姓名，或者用着极明白的隐喻，令人一望而知说的是谁。譬如，每个人都能认出那个毫无精神的宫廷乐队指挥，阿洛伊·洪·范尔奈，小心谨慎的老人，一身载满了荣誉，什么都害怕，什么都要敷衍，不敢对乐师们有何指摘，只知道俯首帖耳地跟着他们的动作。除了有过二十年的声誉，或至少经过学士院的什么大老盖过官章的作品以外，他决不敢把新作随便排入节目。克利斯朵夫用着挖苦的口吻恭维他的大胆，称赞他发现了加德，德沃夏克，柴科夫斯基；恭维他的乐队演奏准确，节拍不差毫厘，表现得细腻入微；他提议在下次音乐会中可以替他把车尔尼的《速度练习曲》配成器乐来演奏，又劝他不要过于疲劳，过于热情，得保重身体。——再不然，克利斯朵夫对他指挥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作风发出愤怒的叫喊：

“轰啊！轰啊！给我轰死这些家伙吧！难道你们全不知道什么叫作战斗，什么叫作对于人类的荒谬与野蛮的战斗？还有那个一边欢笑一边把它们打倒在脚下的力吗？嘿，你们怎么会知道呢？它所攻击的就是你们！你们的英勇是在于能够听着，或忍着呵欠而演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 ——因为这个曲子使你们厌烦……那么老实说出来吧，说那个曲子使你们厌烦，厌烦得要死！——你们的英勇还有什么表现？大概是光着脑袋，驼着背，忍着过路风而恭迎什么大人物吧。”

对于这些音乐院的长老演奏过去的名作时所用的“古典”风格，他只嫌冷嘲热讽的字不够用。

“古典！这句话把什么都包括了。自由的热情，像学校的课本一样被删改修正了！生命，这片受着长风吹打的广大的平原，——也给关在古典学院的院子中间！一颗颤动的心的犷野威武的节奏，被缩成钟锤的摆动，安安静静的，规规矩矩的，按着四拍子前进，在重拍上加强一下！你们要把大海装入小玻璃缸，放些金鱼，才能鉴赏大海。你们要把生命扼杀之后才懂得生命。”

他对这班他称为“打包匠”式的乐队指挥固然不客气，但对“马戏班骑师”式的名指挥尤其严厉，——他们周游各地，叫人家欣赏他们手舞足蹈的姿势，爬在大名家的背上显本领，把人尽皆知的作品弄得面目全非，难于辨识，在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中表现他们的身手矫健。克利斯朵夫把他们当作卖弄风情的老妇，走江湖的吉普赛人，走绳索的卖技者。

演奏家也是给他嘲弄的好材料。他批判他们卖弄手法的音乐会时，声明自己是外行，说这些机械的练习是属于工艺学院的范围的：时间的长短，音符的数目，耗费的精力等等，只有画成图表才能显示，才能估量它们的价值。有时，一个著名的钢琴家堆着笑脸，头发掉在眼角上，在两小时的音乐会中解决了技术上最大的困难，克利斯朵夫说他根本还不能把莫扎特的一曲简单的行板弹得像个样。——当然，他并非不知克服困难的乐趣。他自己也体味过来：这是人生一乐。但只看见作品的物质的一方面，认为艺术上的英勇壮烈就只有这一点，那他觉得又丑恶又可耻了。什么“钢琴之狮”“钢琴之豹”，他都不能原谅。——同时他对那般在德国很出名的老学究也不大客气，因为他们苦心孤诣要保存名作的原文，便加意压制思想的奔放，并且像汉斯·冯·彪洛夫那样，表演一阕热情的奏鸣曲的时候，简直像教大家上一堂朗诵台词的课程。

歌唱家们也有挨骂的份儿。克利斯朵夫对于他们粗俗笨重的歌唱和内地式的浮夸的腔派，心中真有千言万语要说。这不但因为他记得和那位蓝衣太太的争执，而且许多使他受罪的表演更加强了他的恨意。他竟说不清他的眼睛跟耳朵哪一样更难受。至于舞台面的恶俗，服装的难看，颜色的火暴等等，克利斯朵夫因为缺少比较的材料，还不能充分的批评。他所厌恶的，尤其在于人物、举动、态度的粗俗，歌唱的不自然，演员的不能感染剧中人的精神，漠不关心地从一个角色换唱另一个角色，只要音域相仿。那些身发财发，好不得意的妇人，不管是唱伊索尔德是唱卡门，只知道卖弄自己。安福太斯居然变了费加罗! ……但克利斯朵夫感觉得最清楚的，当然是歌唱的恶劣，特别是以旋律的美为主的古典作品。德国已经没人会唱十八世纪末期的那种完美的音乐，也没人肯费心去研究了。格鲁克和莫扎特的清朗明净的风格，与歌德的一样，好似沐着意大利的阳光的，到韦伯已经染上狂乱颤动的气息而开始变质，到梅亚贝尔又给笨重的漫画手法变得可笑，而到瓦格纳风靡一世的时候更被完全压倒了。尖声怪叫的女武神在希腊的天空飞过。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掩蔽了南国的光明。现在再没有人想到唱音乐，只想到唱诗。细节的疏忽，丑恶的地方，甚至错误的音符，都被认为无关宏旨，借口说唯有作品的全体才重要，唯有思想才重要……

“思想！好，就谈思想吧。仿佛你们是懂得思想的！可是不管你们懂不懂，至少得尊重思想所挑选的形式。第一得让音乐成其为音乐！”

而德国艺术家自命为对于表情与深刻的思想的关心，在克利斯朵夫看来简直是开玩笑。表情吗？思想吗？是的，他们到处都用上了，——到处，而且是一律的。一双羊毛靴子跟一座米开朗基罗的雕像，他们一样的会在其中找到思想，——不多也不少。不论演奏哪一个作家，哪一件作品，用的老是同样的精力。在多数人心目中，音乐的要素只是音量，只要不是杂声而是音乐的声音就得了。德国人对唱歌的兴趣那么浓，其实只是为了声带经过了运动以后的快感。主要是尽量地鼓起气来，尽量地放射出去，要有力，持久，按着拍子。克利斯朵夫称赞某个有名的女歌唱家，说可以送她一纸健康证书。

他吆喝了艺术家还不算，更要从台上跳到台下，把那些张着嘴巴看他开刀的群众教训一顿。群众被他呵斥之下，觉得啼笑皆非。那真要令人呼冤叫屈了，因为他们一向很留神，不加入任何艺术论战，小心翼翼地跟一切棘手的问题都站得老远，而且唯恐自己犯错误，所以对一切都拍手叫好。但克利斯朵夫认为拍手就是他们的罪状！对恶劣的作品拍手吗？——那已经该死了！可是克利斯朵夫更进一步，说他们最不应该对伟大的作品拍手。

“轻薄的家伙！你们想叫人相信你们竟这样热烈吗？……得了吧！这恰恰证明完全相反。要拍手，等热闹的结束来的时候再拍手吧，那些段落原来是像莫扎特说的为‘驴子耳朵’写的。在这儿，你们尽管尽兴吧：人家是准备你们大叫大嚷的，那也是音乐会中应有的一套。可是在贝多芬的《弥撒祭乐》以后鼓掌……你们不是该死吗！那明明是最后之审判。《荣耀归主》那一章，惊心动魄的气势像海洋上的狂风暴雨，大力士般的猛烈的意志好比一阵飓风，忽然停在云端里，双手攀着深渊，然后又奋力向太空飞去……狂风怒号。在最惊险的关头，突然来了一段转调，一种抖动的声音透过乌云从天上直落到颜色惨白的海上，像一片光。这是到了结束的阶段。死神那种疯狂的飞翔冷不防停了下来，它的翅膀被三道闪电钉住了。周围的一切还在发抖，迷糊的眼睛还在发花。心忐忑地跳着，气息仅属，四肢瘫痪……而最后一个音符还在振动的时候，你们已经在高兴了，乐了，你们叫着，笑着，议论纷纷，拍手了！……难道你们一无所见，一无所闻，一无所感，一无所悟吗？一个艺术家的痛苦为你们原来只是一出戏，认为贝多芬临终的血泪给描写得非常精细！你们对耶稣上十字架竟喊着‘再来一次’！这个超凡入圣的人在痛苦中挣扎了一辈子，结果只给你们这批愚夫愚妇消磨一个钟点！”

这样，他无意之间诠释了歌德的两句名言；不过他没有达到歌德那种清明高远的境界罢了：

“大众把崇高伟大当作游戏。要是他们看到了崇高伟大的面目，那就连望一望的勇气也没有了。”

克利斯朵夫还不肯就此罢休。热情冲动之下，他跳过了群众，像一颗炮弹似的去轰那个圣坛，那个禁地，那个庸才俗物的避难所——批评界了。他把同业骂得体无完肤。其中有一个胆敢攻击当时最有天才的作曲家，最前进的乐派的代表，阿斯莱。他写过许多标题交响曲，虽然不免偏激，究竟是才气纵横的作品。克利斯朵夫小时候见过他，为了纪念当时的情绪，始终对他很感激。现在看到一个不学无术的愚蠢的批评家竟然敢教训这样的天才，不禁气愤到极点，大叫起来：

“反了！反了！难道你除了王法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法纪吗？天才决不给你拖上庸俗的老路的。他创造法纪，他的意志会成为大家的规律。”

在这一段傲慢的开场白以后，克利斯朵夫抓住了倒霉的批评家，把近来所写的荒谬的文字痛加批驳，淋漓尽致地训了一顿。

整个批评界都觉得受了侮辱。他们一向对论战置身事外，不想冒冒失失地去碰钉子；他们对克利斯朵夫认识很清楚，知道他内行，也知道他没有耐性。至多他们之中有几个很含蓄地表示，一个这样优秀的作曲家越出了本行去乱撞未免可惜。他们不论意见怎么样（在他们能有个意见的时候），总还尊重他跟他们一样享有批评家的特权，可以批评一切而自己不受批评。但看到克利斯朵夫突然把同行之间的默契破坏以后，他们立刻把他看作国民公敌了。他们一致认为，一个青年胆敢冒犯那些为国增光的宗师真是岂有此理，就开始对他作剧烈的攻击。他们并不写什么长文章来一套有系统的辩论；虽然新闻记者有种特殊的本领，用不着顾到对方的论证，甚至毋须一读，照旧能进行他的论战，此刻也不愿意跟一个实力充足的敌人在这种阵地上对垒。——凭着多年的经验，他们知道报纸的读者总是相信他的报纸的，报纸一有辩论的口吻就会减低自己的声望；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肯定一切，或更好地否定一切。否定比肯定加倍有力。这是可以从重心律直接推演出来的：把一颗石子从上面丢下来，不是比往上抛更容易吗？因此他们宁可用一些阴险的，挖苦的，侮辱的短文，逐日刊登在显著的地位，把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形容得非常可笑，从来不指出他的姓名，但一切都描写得十分明显。他们把他的言论改头换面，弄得荒谬绝伦；又讲他的轶闻秘史，往往事出有因而一大半是凭空捏造的，而且编得非常巧妙，刚好能挑拨克利斯朵夫跟城里人的，尤其是宫廷方面的感情。他们也攻击他的外表、面貌、服装，勾勒出一幅漫画。因为听到再三再四的说，大家终于觉得克利斯朵夫真是这副模样了。

克利斯朵夫的朋友们对这些都可以满不在乎，倘使他们的杂志在论战中没有挨打。其实外边的攻击不过是种警告；人家并不想把它牵入漩涡，而是有心把它和克利斯朵夫撇清，但这份杂志怎么不怕它的声誉受到影响未免令人奇怪；他们暗示，倘若它再不检点，就顾不得遗憾与否，对编辑部其余的人也要下手了。亚陶尔夫·梅和曼海姆开始受到的攻击虽然并不猛烈，已经使窠里的人张皇起来。曼海姆只是笑笑：以为那可以叫他的父亲，伯叔，堂兄弟以及无数的家族着恼，他们自命对他的行为举止有监护之责，一定要因之大为愤慨的。但亚陶尔夫·梅把事情看得非常严重，责备克利斯朵夫连累了杂志。克利斯朵夫老是不客气把他顶回去了。其余几个因为没有挨骂，倒认为这个老是向他们说大话的梅代他们吃些苦也挺有意思。华特霍斯暗中很高兴；他说不砍破几个脑袋就不成其为厮杀。自然，他意思之中绝不是说砍破自己的脑袋；他自以为靠着他的门第与社会上的关系，处于绝对安全的地位，至于他的犹太同志们吃些亏也没有什么害处。至此为止还没轮到的高特林和哀朗弗尔可不怕攻击，他们俩会回敬的。他们觉得不愉快的倒是克利斯朵夫那种死心眼儿，使他们跟所有的朋友，尤其是跟所有的女朋友弄得很僵。看到最初几篇文字，他们乐死了，以为这玩笑开得很妙：他们佩服克利斯朵夫捣乱的劲儿，同时以为只要一句话就能使他斗争的热情降低一点，至少对他们所指定的某些男女朋友留些情分。——可是不行。克利斯朵夫什么话都不听，什么请托都不理会，只像疯子一样蛮干。要是让他搅下去，简直没法在地方上过活了。他们的腻友已经哭哭啼啼，怒气冲冲地到社里来闹过几场。他们用尽手段劝克利斯朵夫在某些地方笔下留情：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理。他们生气了，克利斯朵夫也生气了；但他的态度还是照旧。华特霍斯看着这些朋友着急觉得好玩，绝对不动心，并且故意袒护克利斯朵夫使他们更气。他也许比他们更能赏识克利斯朵夫勇敢的蛮劲，佩服他不留退路也不为将来着想，只低着头逢人便撞。至于曼海姆，对这番大锣大鼓的吵架看得高兴极了，自以为把一个疯子带到这群循规蹈矩的人里去的确是开了个大大的玩笑；眼看克利斯朵夫跟人家一拳来一脚去，他笑弯了腰。虽然他受着妹子的影响，开始相信克利斯朵夫真有点疯头疯脑，他倒反更喜欢他；他需要在他喜欢的人身上找出些可笑的地方。所以他和华特霍斯两人在别的朋友前面替克利斯朵夫撑腰。

他头脑很实际，虽然竭力自以为不实际；因此他认为替朋友着想，最好把他的利害关系和当地最前卫的音乐团体的利害关系打成一片。

像大多数的德国城市一样，这里也有一个瓦格纳友谊会，代表反抗保守派的新思想。如今各处对瓦格纳的声望已经公认了，作品也排入了德国所有歌剧院的节目，替瓦格纳辩护当然不会再有什么危险。可是瓦格纳的胜利是硬争取得来的，而非由于人家的心悦诚服；骨子里大众仍旧很固执地抱着保守心理，尤其像这儿一样的小城市，跟时代的潮流完全隔绝，只知道仗着古老的名气自命不凡。德国人天生地对新思想新潮流有种疑虑，凡是真实的强烈的东西，没有经过几代的人咀嚼的，他们都懒得去体会。这种情形在这里比别的地方更厉害。固然瓦格纳的作品已没有人敢非难，但一切受瓦格纳思想感应的新作品，大家都不大乐意接受：这就充分证明了上面所说的民族性。所以倘若一切的瓦格纳友谊会能够热心保护艺术界新兴的杰出力量，那么它们很可以做些有益的事。有时它们的确尽过这种责任，布鲁克纳与胡戈·沃尔夫就受到某些瓦格纳会的支持。但大宗师的自私自利往往使门徒也跟着自私自利；拜罗伊特既然成了崇拜独一无二的上帝之所，拜罗伊特所有的小支部也成为信徒们永远礼拜同一个上帝的小教堂。充其量，他们只在正殿旁边的小祭坛上供奉几个忠实信徒的神位，而还得这些信徒对那位独一无二的、多才多艺的神明，音乐、诗歌、戏剧、玄学各方面的祖师，表示五体投地的崇拜，对他神圣的主义能够一字一句地遵守勿渝才行。

本地的瓦格纳友谊会就是这种情形。——可是它还装点门面，想接纳一批可为己用的有才气的青年，已经在暗中对克利斯朵夫留意了很久。它不着痕迹地向他表示好感，他根本不觉得；因为他不需要跟人家联络，他不懂为什么他的同胞一定要组织团体挨在一块儿，仿佛单枪匹马就什么事都做不了：唱歌、散步、喝酒都是不行的。他讨厌所有的社团。但比较起来，他对瓦格纳友谊会还容易接受，它至少办些美妙的音乐会；而瓦格纳派的艺术主张，他虽然不全部赞同，究竟比别的音乐团体跟他接近得多。单看它对付勃拉姆斯和勃拉姆斯党跟他一样激烈，似乎他和这个党派之间的确还能找到一些共同的立场。因此他就听人拉拢了。居间的是曼海姆，他是没有一个人不认识的。虽非音乐家，他也是瓦格纳会的会员。——会中的领袖们早就留意克利斯朵夫在杂志上掀起的论战。他打发敌人的某些作风被认为很有力量，大可加以利用。固然克利斯朵夫对他们神圣的偶像也很不恭敬地刺过几下，但他们宁可装作不看见；——而且这几下最初的，并不怎么猛烈的攻击，对于他们急于要趁克利斯朵夫未作更进一步的攻击之前就去加以笼络，也许不为无因，虽然他们并不承认。他们很殷勤地征求他同意，可不可以拿出他几支歌参加瓦格纳会主办的音乐会。克利斯朵夫听了很得意，便答应了。他上他们会里去，又禁不住曼海姆的怂恿，马上入了会。

当时领导这个瓦格纳友谊会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公认为权威的作家，一个是权威的乐队指挥。两人都是对瓦格纳信仰极坚的。前者名叫姚西阿·葛林，写过一部《瓦格纳辞典》，可以使人随时随地了解大师的思想，可知者无所不知，可解者无所不解，真是他一生的杰作。他在饭桌上能够整章整卷地背出来，不下于法国内地的中产阶级熟读《毕赛尔诗歌》。他也在《拜罗伊特公报》上发表讨论瓦格纳与亚利安精神的文字。当然，他认为瓦格纳是纯种亚利安的中流砥柱，尤其能抵抗法国的塞米气息的坏影响。他宣告高卢族淫靡的风气已经给打倒了，但他仍旧天天不断地拼命攻击，仿佛那个永久的敌人始终还有威胁的力量。他对法国只承认有一个大人物，高皮诺伯爵。克林是个矮小的老人，很有礼貌，像处女一样动不动会脸红的。——会中另一个台柱名叫哀利克·洛贝，四十岁以前是一家化学厂的经理；然后丢掉了一切去做乐队指挥。他能够达到目的，一半是靠他的意志，一半是靠他的有钱。他是拜罗伊特的狂热信徒。据说他曾经穿了朝山的布鞋从慕尼黑步行到拜罗伊特。奇怪的是，这位博览群书，周游大地，做过各种不同的行业而处处显出性格坚强的人，在音乐方面竟会变成一头巴奴越的绵羊。他所有的那些特出的性格，一到这儿只使他表现得比别人更蠢。因为在音乐方面太无把握，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所以他指挥瓦格纳作品的时候，完全依照在拜罗伊特注册过的艺术家和指挥的演奏法。他要把演出的场面与五颜六色的服装，照式照样的摹仿，迎合瓦格纳小朝廷里的幼稚而低级的口味。他很像那种疯魔米开朗基罗的人，临画的时候把原作的霉点都要摹写下来，因为霉点沾在神圣的作品上，所以也是神圣的了。

克利斯朵夫对这两个人物原来不会怎么钦佩的。但他们是交际场中的人物，和蔼可亲，相当博学；而洛贝只要谈到音乐以外的问题也不无趣味。再加他是个糊涂虫，而克利斯朵夫本就不讨厌糊涂虫：觉得他们不像明白人那么庸俗可厌。他还不知天下最可厌的莫过于说废话的人，也不知在大家误称为“怪物”的人身上，所谓特色比其余的人更少。因为这些“怪物”其实在只是疯子，他们的思想已经退化到跟钟表的动作相仿。

克林和洛贝为了笼络克利斯朵夫，对他非常敬重。克林写了篇文章把他恭维了一阵；洛贝指挥他作品的时候完全听从他的吩咐。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为感动。不幸这些殷勤的效果给那般献殷勤的人的不聪明完全糟蹋了。他不可能因为人家佩服他而对他们发生幻象。他很苛求；别人佩服他的地方倘使跟他的真面目相反，他就不容许；凡是把他认识错了而做他朋友的，他差不多会认为仇敌。所以他极不满意克林拿他当作瓦格纳的信徒，在他的《歌》和瓦格纳的《四部曲》中找共同点，——实际是除了一部分音阶相同以外根本渺不相关。而听到自己的作品给排在一个瓦格纳学者的无聊的仿制品旁边，——两头又放着永远少不了的瓦格纳的两件大作，他也并不愉快。

不用多少时候他就觉得在这个小党派里头透不过气来。这又是一个学院，跟那些老的学院一样窄，而且因为它在艺术上是个新生儿，所以气量更小。克利斯朵夫对于艺术形式或思想形式的绝对价值，开始怀疑了。至此为止，他以为伟大的思想到一处就有一处光明，而今他发觉思想尽管变迁，人还是一样：而且归根结底主要还在于人：有怎么样的人就有怎么样的思想。假如他们生来是庸俗的、奴性的，那么便是天才也会经由他们的灵魂而变得庸俗、奴性；而英雄扭断铁索时的解放的呼声，也等于替以后的几代签下了卖身契。——克利斯朵夫忍不住把这种意思说出来。他痛诋艺术上的拜物教，说什么偶像，什么古典的大师，都用不着；只有瞧不起瓦格纳，敢把他踩在脚下，扬着脸前进，永远看着前面不看后面的人，敢让应该死的死而跟人生保持密切关系的人，才配叫作瓦格纳思想的承继者。克林的胡说乱道惹恼了克利斯朵夫。他挑出瓦格纳作品里的错误或可笑的地方。瓦格纳的信徒们免不了说这是他妒忌他们的上帝，而且是荒唐可笑的妒忌。至于克利斯朵夫，他相信那些在瓦格纳死后拼命崇拜瓦格纳的人，一定就是在他生前想把他扼杀的人。这可冤枉他们了。像克林与洛贝一流的人，也有受着灵光照耀的时间；二十年前他们也站在前锋，然后像多数的人一样留在那儿不动了。人的力量太薄弱了，上山只爬了第一段就不济事而停住了，唯有极少数的人才有充分的气力继续趱奔。

克利斯朵夫的态度使那些新朋友很快的跟他疏远了。他们的好感是桩交易：要他们站在他一起，必须他站在他们一起；而克利斯朵夫显而易见连一点成见都不肯抛弃。他不愿意加入他们一党。人家就对他冷淡了。他所不愿意送给大小神明的谀辞，人家也不愿意送给他了。他的作品不像从前那样受到欢迎；有人还抗议他的名字在节目单上出现得太多。大家在背后嘲笑他，批评的话也多起来了，克林和洛贝的不加阻止，似乎表示赞成他们的意见。可是会里的人还不想跟克利斯朵夫决裂：第一因为莱茵河畔的民族喜欢骑墙派的作风，喜欢用不了了之的办法使不上不下的局面尽量拖下去；第二因为大家还希望克利斯朵夫就范，即使不能被说服，至少可能因疲劳而让步。

克利斯朵夫却不给他们有这种时间。他一发觉人家对他抱着反感而不愿意明白承认，还想自欺欺人地和他维持友好的关系，他就非要对方明白他是敌人不可。有一晚他在瓦格纳友谊会中看出了大家的虚情假意，便直截了当地向洛贝表示退会。洛贝莫名其妙；曼海姆赶到克利斯朵夫家里想调停。克利斯朵夫才听了几个字就嚷起来：

“不，不，不，不！别跟我再提这些家伙。我不愿意再看见他们了……我受不了，受不了……我对他们讨厌死了，对他们连一个都不能看。”

曼海姆哈哈大笑。他这时忘了劝克利斯朵夫平平气，倒是想看热闹了：

“我知道他们要不得，”他说，“可也不是从今天起的：又出了什么新的事呢？”

“没有什么新的事。我就是受够了……好，你笑吧，笑我吧。没有问题，我是疯子。谨慎的人是照着理性行事的。我可不是这样，我是凭冲动的。我身上的电积得太多的时候，它就需要发泄，不惜牺牲；要是别人受到痛苦，就算他们倒霉！也算我倒霉！我生来不是过集团生活的。从今以后，我只管我自己了。”

“你总不成对谁都不理吧？”曼海姆说，“你不能赤手空拳演奏你的音乐。你需要男的女的歌唱家，需要一个乐队，一个指挥，需要听众，需要拉拉队……”

“不！不！不！”克利斯朵夫嚷着；听到最后一句他更跳起来：“拉拉队！你不害臊吗？”

“不是出钱收买的拉拉队，——虽然老实说，除此以外，要群众明白一件作品的价值还找不出第二个方法。——可总得有人捧场，有个组织严密的小团体；这是每个作家都有的：朋友的用处就在这等地方。”

“我不要朋友！”

“那么你得给人家嘘。”

“我愿意给人家嘘！”

这一下，曼海姆可乐死了。

“给人嘘这种福气你也保持不久的。将来人家根本不会奏你的作品。”

“不奏就不奏！你以为我非成个名人不可吗？……是的，我过去一个劲儿想达到这个目的……真是无聊！发疯！愚蠢！……仿佛满足了最庸俗的骄傲，就能补偿种种的牺牲：烦闷、痛苦、羞愧、耻辱，卑鄙无耻、讨价还价，所有这些拿去收买光荣的代价！假使我还打着这种算盘，我真是见了鬼了！这一套再也不来了！我不愿意再跟群众和宣传发生关系。宣传简直是无耻的玩艺儿。我要关起门来，只为了自己而生活，为了我喜欢的人而生活……”

“对啦，”曼海姆用着讥讽的口气说，“可也得有个行业。你干吗不学做鞋子呢？”

“哎！要是我像那个妙人萨克斯一样是个靴匠的话！我的生活才多快乐呢！平时是靴匠，星期日是音乐家，而且是个自得其乐的，在小圈子里跟两三个知己玩玩的音乐家！这才像一种生活！……牺牲了我的时间跟心血，让那些混蛋批评我，我不是发疯吗？有几个老实人喜欢你了解你，不是比叫成千成万的傻子来听你，瞎说一阵，吹拍一阵好多吗？……什么骄傲，什么成名的欲望，这些魔鬼休想再抓住我了：这是你可以相信我的！”

“一定相信，”曼海姆说着，心里在想：“要不了一个钟点，他会说出完全相反的话的。”于是他若无其事地加上一个结论，说道：“那么行啦，瓦格纳友谊会的事就归我去料理了？”

克利斯朵夫不由得举起胳膊嚷起来：“我舌敝唇焦跟你说了一个钟点，竟是白费的吗？我告诉你，我再不踏进那个会里去的了！我恨透了这些瓦格纳会，所有的会，所有的羊圈，一定要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才能会齐了声音咩咩地叫。替我去告诉那些绵羊：我是一只狼，我有牙齿，我不是生来啃草根的！”

“好，好，我跟他们说去，”曼海姆一边走一边觉得这早晨过得挺有意思，心里想：“他是个疯子……疯得该锁起来了……”

他急急忙忙去告诉妹妹，她耸耸肩膀说：“疯吗？他要叫人家这么想就是了！……其实他是愚蠢，并且骄傲得可笑……”

可是，克利斯朵夫在华特霍斯的杂志上继续发表他激烈的批评文章。并非他感到什么趣味：他觉得批评这一行很讨厌，差不多想丢掉了。但因为人家拼命要他住嘴，所以他有心固执，不肯露出让步的神气。

华特霍斯有点儿不放心了。只要拳头不落在他身上，他永远会毫不动心地站在云端里看厮杀。但几星期以来，别的报纸似乎忘了他的不可侵犯的身份，对他作家的自尊心居然开始攻击了，而且刻薄得厉害；倘若华特霍斯精明一些的话，很可以看出那是朋友放的冷箭。的确，那些攻击是哀朗弗尔和高特林两人暗中唆使出来的：他们认为唯有这个办法才能使他阻止克利斯朵夫的笔战。而他们果然看准了。华特霍斯立刻公开说克利斯朵夫使他厌烦，接着也不袒护他了。从此，杂志里的人就想尽方法要他住嘴。可是要他住嘴，等于想把口罩去套在一头正在咬东西的狗嘴上！人家对他说的话反而刺激他。他把他们叫作胆怯鬼，声明他是什么话都要说的，——凡是他有权利说的都要说。他们要撵走他，尽管把他撵走吧，那可以叫城里人知道他们跟别人一样没种；要他自动离开可办不到。

他们听了面面相觑，狼狈不堪，抱怨曼海姆送了他们这样的一件礼物，一个疯子。老是嘻嘻哈哈的曼海姆夸口说他自有办法制服克利斯朵夫，他打赌从下一期起，克利斯朵夫就会在酒里掺些清水。他们表示不信；但事实证明曼海姆并没夸口。克利斯朵夫的下一篇文字，虽谈不上怎么殷勤，可是对谁也没有不客气的话了。曼海姆的方法挺简单，说穿了，大家都奇怪怎么早没想到。克利斯朵夫从来不把他发表的东西再看一遍，看校样也极快极马虎。亚陶尔夫·梅屡次用婉转的口气责备他，认为有一个错字就是丢了杂志的脸。克利斯朵夫原来不把批评当作一种艺术，便回答说挨骂的人不会看不懂的。曼海姆就抓住机会说克利斯朵夫有理，校对是印刷所监工的事，他愿意代劳。克利斯朵夫感激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但大家一致告诉他，这种办法可以免得损失时间，倒是帮了杂志的忙。于是克利斯朵夫把校样交给曼海姆，请他仔细地改。曼海姆自然不肯马虎：那对他简直是种游戏。开场他只是很小心地改几个字，删掉一些令人不快的形容词。后来看到事情很顺当，他便胆子大起来，更进一步了：他把整个句子重新写过，改动意义，着实显出一点儿本领。这玩艺儿是在于大体上保持句子的轮廓，保持克利斯朵夫特有的笔调，同时把意义改得和克利斯朵夫的恰恰相反。曼海姆为了删改工作所花的心血，远过于他自己写一篇；他一辈子也没用过这样的苦功。但他看着结果很得意：一向被克利斯朵夫挖苦的某几个音乐家，看到他态度慢慢地缓和，终于恭维他们的时候，不禁大为诧异。杂志里的人都欢喜极了。曼海姆把他呕尽心血的杰作高声朗诵，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有时哀朗弗尔对曼海姆说：“小心点儿！你太过分了！”

“呕，没有危险的，”曼海姆回答。于是他变本加厉的干下去。

克利斯朵夫什么都没觉察。他到社里来丢下原稿就不过问了。有时他还把曼海姆拉到一边说：

“这一回，我对他们才不客气呢，这些下流东西！你念吧……”

曼海姆便拿来念了。

“嗯，你觉得怎么样？”

“凶极了，朋友，简直不留余地！”

“你想他们会怎么说？”

“啊！一定是大叫大嚷！”

可是毫无动静。相反，在克利斯朵夫周围，人家的脸色反而好看起来；他痛恨的人居然在街上向他行礼。有一回，他拧着眉毛，叽哩咕噜地跑到社里来，把一张名片往桌上一丢，问：“这算什么意思？”

这是最近被他痛骂了一顿的一个音乐家的名片，上面写着“感激不尽”几个字。

曼海姆笑着回答：“他是说的反话呀。”

克利斯朵夫马上松了口气：“嘿！我就怕我的文章使他高兴呢。”

“他气死了，”哀朗弗尔说，“可是他不愿意表示出来，想装得满不在乎地一笑置之。”

“一笑置之？混蛋！”克利斯朵夫气愤愤地说，“让我再写一篇。最后笑的人才笑得痛快呢！”

“不，不，”华特霍斯听了克利斯朵夫的话不大放心，“我不相信他是笑你。我看倒是屈服的表示，他是个真诚的基督徒；人家打了他左边的嘴巴，他就把右边的送上来。”

“那更妙了！”克利斯朵夫说，“嘿！胆怯鬼。既然他要，我就赏他一顿板子吧！”

华特霍斯还想插几句，可是别人都笑起来了。

“让他去吧……”曼海姆说。

“对，”华特霍斯忽然镇静了，“也不在乎多一篇少一篇！”

克利斯朵夫走了。同事们手舞足蹈的狂笑了一阵。等到大家静了一些，华特霍斯对曼海姆说：“笑尽管笑，究竟差点儿闯祸……我求你还是小心些吧。你要叫我们倒霉了。”

“呕，别急！”曼海姆回答，“日子还长呢……再说，我也替他放了好多交情。”

第二部

陷落

正当克利斯朵夫改革德国艺术的经验到了这一个阶段，城里来了个法国戏班子。说准确些，那是一群乌合之众，因为照例是不知从哪儿搜罗得来的一般穷光蛋和只要能做戏就不管人家剥削的青年演员。班首是一个有名的过时的女戏子。她这一回到德国来巡回表演，路过这小小的省城就做三天戏。

华特霍斯的一般同仁为这件事轰得很热闹。曼海姆和他的朋友们对巴黎的文坛和社交界是很熟的，或自命为很熟的；他们把从巴黎报纸上看来的似解非解的谣言，逢人便说。他们在德国是法国派的代表。这就叫克利斯朵夫不想再去多了解什么法国精神。曼海姆赞美巴黎的话使克利斯朵夫听腻了。他去过巴黎几次；那儿也有他的一部分家族；——那是普及于整个欧罗巴的，他们到一处都得到一处的国籍，得到一处的高官厚爵：在英国有个男爵，在比国有个参议员，在法国有个部长，在德国有个议员，另外还有一个教皇册封的伯爵。他们以犹太人而论彼此很团结，很重视共同的根源，同时也诚心诚意地做了英国人、比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教皇的臣属；他们的骄傲使他们认为自己所选择的国家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唯有曼海姆喜欢发怪论，有心把一切别的国家看得比他自己的更可爱。所以他常常很热烈地提到巴黎；但他称赞巴黎人的时候，总把他们形容做荒唐胡闹，大叫大嚷的疯子，一天到晚不是闹革命就是寻欢作乐，从来没有一本正经的时间。所以克利斯朵夫对于这个“拜占廷式的，颓废的，伏越山那一边的共和国”并不觉得可爱。他想象中的巴黎，仿佛最近出版的德国艺术丛书中某一册卷首的插画：前景是巴黎圣母院的一个妖怪俯瞰着城中的屋顶，令人想到那个传说：

永恒的肉欲，有如永不厌足的吸血鬼，

在伟大的都市上面，看着嘴边的食物馋涎欲滴。

以纯粹的德国人性格，克利斯朵夫瞧不起那些放浪的法国人和他们的文学；关于法国，他只知道一些粗俗的滑稽作品，只看过《哀葛龙》与《没遮拦太太》，还有是咖啡店音乐会里的小调。小城市里趋奉时髦的习气，一般最无艺术趣味的人到戏院去争先定座的情形，使克利斯朵夫对那个走码头的女角儿格外表示冷淡与轻视。他声言决不劳驾去听她的戏。加以票价贵得惊人，他也花不起，所以更容易说到做到。

法国剧团带到德国来的戏码，除了两三出古典剧以外，大部分是无聊的，“专门用来出口的”巴黎货色：因为越是平庸的东西越是国际化。第一晚上演的《多斯加》是克利斯朵夫熟识的；他看过翻译本的演出，照例带点儿德国内地剧院所能加在法国作品上的轻松趣味。所以看着朋友们上剧院的时候，他冷冷地笑着说他用不着去再听一遍倒落得耳目清净。但第二天他仍不免伸着耳朵听他们热烈谈论昨晚的情形，而且因为自己没有去，不能驳他们的话，他又气极了。

预告的第二出戏是法译本的《哈姆莱特》。对于莎士比亚的戏，克利斯朵夫是一向不肯放过机会的。在他心目中，莎士比亚和贝多芬都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生命的灵泉。而在他最近所经过的烦闷惶惑的时期内，《哈姆莱特》更显得可贵。虽然怕对这面神奇的镜子把自己的本相再照一遍，他还是有点动心，在戏院的广告四周转来转去，很想去定一个座。可是他那么固执，因为对朋友说过了那些话，不愿意食言。要不是回去的路上碰到了曼海姆，他那晚一定像第一天一样守在家里的。

曼海姆抓着他的胳膊，气愤愤的，可是照旧很俏皮的告诉他，有个老混蛋的亲戚，父亲的姐妹不早不晚带着大队人马撞了来，使他们不得不留在家里招待。他想往外溜，可是父亲不答应他在家族的礼数和对长辈的敬意方面开玩笑；而他这时候因为要刮一笔钱，不能不敷衍父亲，只有让步，不上戏院去。

“你们已经有了票子吗？”克利斯朵夫问。

“怎么没有！一个挺好的包厢；而且临了还得拿去（我此刻就为这个出来的），送给那该死的葛罗纳篷，爸爸的股东，让他带着妻子女儿去摆架子。这才有趣呢！我非把他们挖苦一下不可。可是他们决不会放在心上，只要我送了他们票子，——虽然他们更希望这些戏票变成钞票。”

他突然停住，张着嘴瞪着克利斯朵夫：

“噢！……行了行了！……有办法了！”他啯啯啯地叫了几声。

“克利斯朵夫，你看戏去吗？”

“不去。”

“哦，你去吧，帮我一次忙。你不能拒绝的。”

克利斯朵夫莫名其妙：“可是我没有位置啊。”

“位置在这儿！”曼海姆得意非凡的说着，把戏票塞在他手里。

“你疯了，你父亲吩咐你的事怎办呢？”

曼海姆捧着肚子大笑：“他一定要大发雷霆了……”

他抹了抹眼睛，说出他的结论：

“明儿一起床我就向他要钱，趁他还蒙在鼓里的时候。”

“既然知道他要不高兴，我就不能接受你的，”克利斯朵夫说。

“知道？你什么都不用知道，也什么都没知道，那跟你毫不相干。”

克利斯朵夫捻开票子：“我一个人拿了四个座儿的包厢怎么办？”

“随你怎么办。你可以睡在里头，可以跳舞，要是你高兴。还可以带些女人去。你总有几个吧？要不然向人家借也借得到。”

克利斯朵夫把戏票递还给曼海姆：“我不要，真的不要。你拿回去吧。”

“我才不拿回来呢，”曼海姆往后退了几步，“你要不耐烦去，我也不强迫；可是我决不收回。你把票子扔在火里也好，拿去送给葛罗纳篷也好，你这个道学先生！我管不了。再见吧！”

他说完就走，让克利斯朵夫抓着票子待在街上。

克利斯朵夫真是为难了。他想照理应当把戏票送给葛罗纳篷去，可是没有这个劲。他三心两意地回家；等到想起看一看钟点，只有穿起衣服来上戏院的时间了。糟掉这张票子当然太傻。他劝母亲一块儿去，母亲却宁可睡觉。于是他出发了，像小孩子一样的高兴，可是一个人享受这样的乐趣总有点不舒服。对曼海姆的父亲和被他抢掉位置的葛罗纳篷，他倒不觉得过意不去，只对于可能和他分享的人抱歉；为一般像他一样的青年，那不是天大的乐事吗？他想了好久也想不出请谁一同去。而且时间已经很晚，得赶紧的了。

他进戏院的时候走过售票房，看见窗子关上，挂着客满的牌子。好些人都在懊丧地退出去，其中有一个姑娘还舍不得就走，带着艳羡的神气看着进去的人。她穿着黑衣服，非常朴素，个子不十分高大，一张瘦瘦的脸非常秀气；他没注意她长得好看不好看。他在她前面走过，停了一会儿，忽然转过身来，脱口而出的问：“小姐，你没买到票吗？”

她脸一红，回答说：“没有，先生。”她说话是外国口音。

“我有个包厢不知怎么办。可不可以请你一起去？”

她脸更红了，一边道谢一边表示不能接受。克利斯朵夫被她一拒绝，心里一慌，也跟着道歉，同时又继续邀请，可是说来说去她总不肯答应，虽然她心里很愿意。他急起来了，忽然下了决心说：“好吧，我有个办法。你把票子拿去。这出戏我早已看过（那是夸口），我不在乎，你一定比我更感兴味。请你拿了吧，我完全是诚心的。”

那姑娘被他这种真诚的态度感动了，差点儿连眼泪都涌上来。她结结巴巴地道谢，表示决不愿意他作这样的牺牲。

“那不是得了吗？咱们进去吧。”他笑着说。

他的神气那么善良，那么坦白，她觉得刚才就不应该拒绝，便不好意思地回答说：“那么多谢你了。”

他们进去了。曼海姆的包厢在戏院的中央，突出在外面，毫无隐蔽的。他们一进场就被大家注意了。克利斯朵夫请那少女坐在前面，自己坐得靠后面一点，免得她发窘。她正襟危坐，羞得连头也不敢转动一下，心中懊悔不该接受他的邀请。克利斯朵夫为了让她定一定神，同时也为了无话可说，假装望着别处。但他不论望到哪儿，都觉察为了自己带着一个陌生女子混在漂亮的包厢客人中，旁人都在大惊小怪，议论纷纷。他向大家瞪着眼睛，觉得他不去过问别人而别人老是来过问他，真是岂有此理。他没想到那种冒昧的好奇心尤其是针对他的同伴，而众人对她的目光也更露骨。为了表示不把旁人的思想议论放在心上，他便探着身子和她搭讪。可是他一开口，她更惊慌得厉害，觉得要回答他的话真是件苦事；她低着头，好容易才说出一个是或否。克利斯朵夫看她怕羞得可怜，也就缩在包厢的尽里头不理她了。幸而台上的戏也开场了。

克利斯朵夫没有看广告，也不关心那有名的女演员扮什么角色。他像那些天真的人一样，到戏院来是看戏而非看戏子的。他根本不去猜那名角是扮奥菲利娅还是扮王后；并且即使他要猜，以两个剧中人的年龄来说，也一定以为她是扮王后，而万万想不到她会扮哈姆莱特的。一看到这个角色出现，一听见这个像玩具的娃娃似的机械的音色，他竟老半天的不敢相信……

“这是谁呢？是谁呢？”他轻轻的问着自己，“总不成是……”

等到他不得不承认那的确是哈姆莱特的时候，不由得开口骂了一句；那位女伴是外国人，没有懂，但左边的包厢里已经听到，马上气愤愤地把他喝住了。他便缩在包厢的尽里头，好称心如意地咒骂一顿。他气极了。要是他能公平一点儿，对于化装的漂亮，把一个六旬老妇变成青年男子，甚至还显得俊美（至少在一般捧角的人心里）的艺术上的“解数”，可能表示敬意。但他压根儿就讨厌“解数”，讨厌一切违反自然的现象。他喜欢女是女，男是男。这种事现在就不大可能。贝多芬的莱奥诺拉（贝多芬的歌剧《莱奥诺拉》那种幼稚可笑的化装，他已经觉得不舒服。女扮男装的哈姆莱特更荒谬绝伦了。把一个结实、肥胖、苍白、易怒、思想太多、见神见鬼的丹麦人变成一个女子，——连女子也算不上，因为女人扮的男人永远是个妖怪，——把哈姆莱特弄成一个太监，一个不雌不雄的家伙……那真要当时的人懦弱到极点，批评界无聊到极点，才会让他出台而不把他嘘下去！女戏子的声音使克利斯朵夫怒不可遏。她那种歌唱式的，念一个字像敲一下锤子似的说白，平板单调的朗诵，似乎从香曼莱以来就被世界上最无诗歌感觉的民族奉为至宝。克利斯朵夫气得不知怎么办了，干脆背对着舞台，怒容满面，朝着包厢的板壁，好似一个孩子受着面壁的处罚。幸而他的同伴不敢向他望，要不然一定会把他当作疯子的。

克利斯朵夫脸上古怪的表情突然停止了。他一动不动，声息全无。一种优美的富有音乐味的声音，一个女性的沉着而温柔的声音响亮起来。克利斯朵夫竖起耳朵，一边听着台上的话一边转过身子，好不诧异地想瞧瞧有这等天籁的究竟是何等人物。原来是奥菲利娅。当然这奥菲利娅跟莎士比亚的奥菲利娅一点不相干。她是个美丽的姑娘，高大，壮健，身段窈窕，像希腊的雕刻一样，浑身上下都极有生机。虽然为了她的角色竭力压制自己，她仍旧有股青春与欢乐的力在皮肤里，举动里和笑眯眯的深色的眼睛里闪耀。美丽的身体的魔力，居然使一刹那前对于哈姆莱特的表演那么愤懑的克利斯朵夫不觉得这个人物跟他意想中的奥菲利娅不符有什么遗憾；而且他满不在乎地把自己意想中的奥菲利娅为这个台上的奥菲利娅牺牲了。和热情冲动的人一样，他凭着无意的自欺欺人的心理，认为剧中人贞洁而骚乱的心头应当有这股青春的热情。而使他更着迷的，还有她那神奇的声音，纯粹、温暖、醇厚：每个字都像一个美丽的和弦；而在音节四周，更有那种轻快的南方口音，活泼松动的节奏，好比一阵茴香草与野薄荷的香味在空中缭绕。一个南欧的奥菲利娅不是奇观吗？她带来了金黄的太阳和法国南部的季候风。

克利斯朵夫忘了他的同伴，竟移到包厢前排，坐在她的身旁，眼睛直盯着那个不知名姓的女演员。可是一般并非来听一个无名女戏子的群众，完全不注意她；直要等女扮男装的哈姆莱特开口，他们才决心鼓掌。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为生气，低声骂着“蠢驴”，使十步以内的人都听见了。

到幕间休息的时候，克利斯朵夫才记起了他的同伴；看她始终那么羞怯，他一边笑一边想到她一定给他粗野的举动吓坏了。——不错，这年轻的姑娘，和他萍水相逢而相处几小时的少女，的确拘谨得近乎病态：刚才要不是在特别兴奋的情形之下，她决不会接受他的邀请。而她一接受就后悔，恨不得找个机会溜掉。更糟的是她成了众目睽睽的目标，而同伴在背后——她连转过头去望一望都不敢——低声咒骂，咕噜不已，越发使她慌张得厉害。她以为他什么都会做出来的；他一坐到前面来，她简直吓得身子都凉了：谁知道他还有什么古怪的行动呢！她真想钻下地去。她不知不觉退后了一些，生怕碰到他的身子。

可是在休息时间听到他和善的说话，她又放了心。

“我是个挺不愉快的同伴，是不是？请你原谅。”

她望着他，看见他挺和气地笑着，就像刚才使她决意接受邀请的时候的笑容。

他接着又说：“我不能隐藏我的思想……可是那也太不成话了！……这个女人，活了那么一把年纪的女人！”

他脸上又做了个厌恶的表情。

她微微一笑，轻轻的回答：“说是这么说，究竟是很美的。”

他注意到她的外国口音，就问“你是外国人吗？”

“是的。”

“是教员吗？”他一边看着她朴素的衣服一边又问。

“是的。”她红着脸回答。

“请问是哪一国人？”

“法国人。”

他做了个惊讶的姿势：“法国人？真想不到。”

“为什么？”她胆怯地问。

“你这样的……严肃！”

（她以为这句话在他嘴里不完全是恭维。）

“法国像我这样的也有的是。”她说的时候有点儿不好意思。

他瞧着她那张小小的忠厚的脸，鼓起的脑门，笔直的小鼻子，四周簇拥着栗色头发的瘦瘦的腮帮。可是他视而不见，心里只想着那美丽的女演员，再三说：

“怪了，你是法国人！……真的吗？你跟那个奥菲利娅是一个国家的？简直叫人不能相信。”

他静默了一会儿又说：“她多美啊！”

他这么说着，完全没觉得这个话仿佛把奥菲利娅跟这个女伴作了个不大客气的比较；她明明感觉到了，可并不怪克利斯朵夫，她自己也认为奥菲利娅美极了。他想从她那儿打听一些关于那个女戏子的消息，她却一点儿不知道；显而易见她对剧坛的情形很隔膜。

“听到台上说法国话，你一定很愉快吧？”他问。

这句话他是随口说的，不料正说到了她的心里。

“啊！”她那种流露真情的口吻使他很注意，“我真高兴。在这儿我闷死了。”

这一回他可对她仔细瞧了瞧：她的手微微挛着，好似感到压迫的样子。但她立刻想起这种话可能得罪他：“噢！对不起，”她说，“我不知道说些什么。”

他老老实实的笑了：“得了吧，不用客套！你说得很对。在这儿，不一定要法国人才堵得慌，嘿！”

他耸起肩膀呼了口气。

可是她觉得说出了心里的话很难为情，从此不做声了。同时她也注意到，隔壁几个包厢里有人在偷听他们的谈话：他也发觉了，大为愤怒。他们俩就这样打断了话。休息的时间还没完，他便走到戏院的回廊里去遛遛。少女的话还清清楚楚在他耳朵里，他可心不在焉，脑子里全是奥菲利娅的形象。在以后的几幕中，她更把他完全抓住了；等到奥菲利娅发疯的一场，唱着那一段爱与死的凄凉的歌，她的声音那么动人，使克利斯朵夫惊心动魄，快要放声大哭了。他恨自己这样软弱，——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哭的，——又不愿意让人家看到，便突然从包厢里走了出去。回廊里，大厅上，都没有人。他心慌意乱地走下楼梯，不知不觉出了大门。他需要呼吸一下晚上凉爽的空气，在黑洞洞的荒凉的街上迈开大步走一会儿。他走到运河边上，把肘子靠着栏杆，望着静静的水，看街灯的倒影在那里摇晃。他的心情也跟这个一样：含糊，激动；除了一大片欢乐在表面上飘荡，什么都看不见。报告时刻的大钟响了，他不可能再回到戏院去看戏剧的结束。去看福丁布拉斯的胜利吗？他没有这兴致。谁会羡慕这个胜利的人？看饱了人生的可笑与残酷，谁还愿意当他这个角色呢？整个作品是对人生的可怕的控诉。可是剧中的生命力多么强烈，以致连悲伤也成为欢乐，惨痛也令人陶醉了……

克利斯朵夫回到家里，把那个被他丢在包厢内而连姓名也没知道的少女完全忘了。

第二天早上，他到一家三等旅馆去访问女演员。剧团的经理把她和其余的伙伴安顿在这儿，那个名角儿住的却是城里的第一家旅馆。克利斯朵夫被带进一间杂乱的小客厅，打开着的钢琴上放着残余的早餐，还有些夹头发的针和又脏又破烂的乐谱。奥菲利娅在隔壁屋子直着嗓子唱，像个只想弄些声音闹哄一下的孩子。人家去通报的时候，她停了一下，问话的声音挺高兴，也不管客人会不会听到：

“他找我有什么事，那位先生？他叫什么名字？……克利斯朵夫……姓什么？……克拉夫脱！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多怪的姓！”

她重复了两三遍，念到R的时候拼命的卷舌头。

“不像个姓，倒像个赌咒的字……”接着她真的赌了一个咒。

“他是个年轻人还是个老头儿？……讨人喜欢吗？……行，我就来。”

于是她又唱起来：

再没有比我的爱情更甜蜜的了……

同时她在房里搜索，咒骂那支躲在乱东西里找不到的贝壳别针。她不耐烦了，吼了几声，表示火气很大。克利斯朵夫虽然看不见，也能想象出她隔壁的举动，不由得笑了。终于他听到脚声走近，奥菲利娅气势汹汹地打开了门，出现了。

她还没完全穿好衣服，只裹着件浴衣，宽大的袖子里露出一对赤裸的手臂，头也没梳，一卷卷的头发掉在眼睛和腮帮上。美丽的深色眼睛，嘴巴，面颊，下巴上那个可爱的酒窝，一古脑儿都堆满着笑意。她用着沉着而歌唱般的产音，对自己的衣着略微表示一下歉意。她明知道用不着道歉，客人只会欢迎她这副打扮。她以为他是来访问的新闻记者。但听到他说是专程为她，为钦慕她而来的，她非但没有失望，反觉得十分高兴。她心地很好，很殷勤，最得意的是能够讨人喜欢，也不把这一点瞒人。克利斯朵夫的访问和热心使她快乐极了，——她还没给人宠坏呢。她的动作，态度，都那么自然，连她小小的虚荣心和因为能讨人喜欢而表示的高兴也是自然的，所以他一点不发窘。两人立刻像老朋友一样。他说几句不成语法的法语，她说几句不成语法的德语；要不了一小时，两人把所有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她完全没有送客的意思。这个壮健快活的南方女子，又聪明，又活泼，在那些无聊可厌的伙伴中间，在这个不通语言的地方上，要不是天生的性情快乐，早就闷死了；现在有个人谈谈，当然喜出望外。至于克利斯朵夫，跟本地一般狭窄虚假的小市民混腻了，遇到这个无拘无束的，很有平民气息的南方女子，也觉得说不出的痛快。他还不知道这一类的性格也有做作的地方，跟德国人不同的是他们除了外面所表现的那些，心里就没有别的，甚至连面上所表现的那些也没有。可是她至少是年轻的，活泼泼的，想什么说什么，直截了当；她对一切都要批评，用着新鲜的眼光，毫无顾虑；她身上的气息就像那种扫除云雾的南方的季候风。她很有天分，没有教育，也不会思索，对一切美的好的东西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并且真的非常感动；但过了一会儿又哈哈大笑了。不用说，她喜欢搔首弄姿，喜欢做媚眼，在敞开了一半的梳妆衣下面露出她的胸脯，很想叫克利斯朵夫着迷，但这纯粹是出于本能。她毫无心计，更喜欢说说笑笑：跟人家随随便便的，一来就熟，没有拘束也没有客套。她和他讲着戏班子里的内幕，她的苦闷，同事之间无聊的猜忌，奚撒贝——她这样的称呼那个名角儿——的耍手段，不让她出头。他和她说出对德国人的不满，她听了拍手附和。她心很好，不愿意说谁的坏话，可是不能因之而不说；她一边取笑别人，一边埋怨自己缺德，而说话之间又显出南方人特有的那种观察力，滑稽而中肯：她压制不了自己，形容一个人的时候说话非常刻薄。她乐死了，嘻开着苍白的嘴唇，露出一副小狗般的牙齿；脸上的血色给脂粉遮掉了，只有围着黑圈的眼睛在那里发亮。

他们忽然发觉已经谈了一小时。克利斯朵夫向高丽纳——这是她在戏班里的名字——提议下午再来，带她到城里去遛遛。她听了快活极了；两人约定吃过中饭就见面。

时间一到，他就来了。高丽纳坐在旅馆的小客厅里，捧着一个本子高声念着。她用笑眯眯的眼睛招呼他，只管念下去，念完了一句，才做手势要他坐在大沙发上，挨着她：

“这儿坐吧。别说话。我得把台词温一遍。一刻钟就完了。”

她用指尖点着脚本，念得又快又草率，像个性急慌忙的小姑娘。他提议替她背一遍。她就把脚本递给他，站起来背了。她不是吞吞吐吐，就是把一句的结尾念上三四遍才能想到下一句。她脑袋摇摇摆摆，把头发针都掉在地下。碰到一个固执的字不肯回到记忆中来，她便像野孩子一样暴躁起来，说出古里古怪的赌咒的话，甚至很粗野的字眼，——其中有一个很粗野很短的，是她用来骂自己的。克利斯朵夫看她那么有才气又那么孩子气，觉得很奇怪。她把声音的抑扬顿挫调动得很准确，很动人；可是她聚精会神的念到一段，半中间竟不知所云地胡诌起来。她的背功课活像一头小鹦鹉，完全不问其中的意义，那时就变成可笑的胡言乱语了。她可一点儿不着急：一发觉就捧腹大笑。最后，她喊了一声“算啦”，便从他手里抢过脚本往屋角一扔，说：

“放学了！时间到了！……咱们走肥！”

他可替她的台词有些担心，问：“你想你这样行了吗？”

“当然啰，”她肯定的回答，“并且还有那提词的人，要他干吗的？”

她到房里去戴帽子。克利斯朵夫因为等着她，便坐在钢琴前面按了几个和弦。她听了在隔壁屋里喊起来：“噢！这是什么？你再弹呀！那多好听！”

她跑来了，随手把帽子往头上一套。他弹完了，她要他再弹，嘴里还来一阵娇声娇气的赞叹；那是法国女子的习惯，不管是为了《特里斯坦》或是为了一杯巧克力。克利斯朵夫笑了：这对他的确换了一种口味，和德国人张大其辞的派头完全不同。其实是一样的夸张，不过是两个极端罢了：一个是把一件小古董说得山样大，一个是把一座山说得小古董样小：还不是一样可笑！可是他那时觉得后面的一种比较可爱，因为是从他心爱的嘴里说出来的。高丽纳问他弹的是谁的作品；一知道是他的大作，她又叫了起来。他早上已经告诉过她，他是个作曲家，但她根本没注意。她挨着他坐下，硬要他把全部作品弹一遍。散步的事给忘了。这不但表示她有礼，而且因为她极喜欢音乐，她靠着奇妙的本能补足了教育的缺陷。他先还不拿她当真，只弹些最浅的曲子。但他无意中奏了一段自己比较看重的作品而她居然更喜欢，虽然他并没告诉她什么，他就又惊又喜了。一般德国人遇到懂音乐的法国人，都会表示一种天真的诧异，克利斯朵夫就是这样：

“怪了！想不到你鉴赏力很高……”

高丽纳冷笑了一声。

这样以后，他弹着越来越难懂的作品，想瞧瞧她究竟懂到什么程度。可是大胆的音乐似乎并没有把她搞糊涂；而在一阕因为从来没有被德国人了解，连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开始怀疑的特别新颖的曲调之后，高丽纳竟要求他再来一遍，而且还站起身子背出调子来，几乎一点没错；那时克利斯朵夫的诧异更是可想而知了。他转过身来对着她，非常感动地握着她的手，嚷道：“噢！你倒是个音乐家！”

她笑了，说她早先在一个外省的歌剧院中唱过，但有个剧团经理在跑码头的时候碰到她，认为她有演韵文剧的才具，劝她改了行。

“多可惜！”他说。

“为什么？诗也是一种音乐啊。”

她要他把歌的意义给解释了；他又用德语把歌词念给她听，她马上跟着学，像猴子一样容易，连他抿嘴唇挤眼睛的动作都学上了。后来她背着唱的时候可错误百出，闹了很多笑话，背不出的地方就随口造些古怪的声音填上去，把两人都笑死了。她毫不腻烦地要他尽弹，他也毫不腻烦地听着她美丽的声音；她还不懂歌唱这一行的诀窍，像小姑娘一样尖着喉咙，但自有一种说不出的清脆动人的味道。她说话爽直，想什么说什么。虽然她没法解释为什么她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但她的判断骨子里的确有个理由。奇怪的是，逢到那些最规矩的，在德国最受赏识的作品，她反而最不惬意，只为了礼貌而恭维几句，但人家明明看出她不感兴趣。因为她没有音乐素养，所以不会像那些鉴赏家与艺术家一样，对“耳熟”的东西不知不觉的感到愉快，也不会在一件新的作品中去爱好在前人的作品中爱好过的形式或公式。同时她并不像德国人那么喜欢优美悦耳的感伤情调（至少她的感伤情调是另外一种，而克利斯朵夫还没发觉这一种感伤的缺点）；在德国最受欢迎的靡靡之音，她不会对之出神；她完全不赏识克利斯朵夫作的一个最平庸的歌，——而那正是克利斯朵夫恨不得毁掉的，因为朋友们觉得好容易才有个机会捧他，老跟他提到这件作品。高丽纳天生能把握一切戏剧情绪，她喜欢的作品是要能清清楚楚表现出某一种热情，而且表现得很率直的，这也正是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可是有些和声的生辣，克利斯朵夫觉得挺自然，她对之并无好感：那给她一个非常突兀的感觉，使她唱不下去；她停下来问：“难道真是这样的吗？”他回答说是的，她就想法勉强唱下去，但终于扮了个鬼脸，被克利斯朵夫看在眼里。往往她宁可跳过那一节，他却在琴上再弹一遍，问：“你不喜欢这个吗？”

她皱皱眉头说：”我觉得它不自然。”

“怎么不自然？”他笑着说，“你想想它的意思吧。在这儿听起来难道会不真吗？”他指了指心窝。

“也许对那儿是真的……可是这儿觉得不自然。”她扯了扯自己的耳朵。

从极轻忽然吊到极响的德国派朗诵，她也觉得刺耳：

“干么他要这样大叫呢？又没有别人在场，难道怕邻居听不见吗？他真有点儿这种神气……（对不起！你不会生气吧？）……他好像远远地招呼一条船。”

他并不生气，倒是真心的笑了，认为这种见解不无是处。她的议论使他听了好玩；从来还没人和他讲过这一套呢。结果他们都同意：用歌唱表现的朗诵最容易把很自然的说话变得不成样子，像一条越来越大的虫。高丽纳要求克利斯朵夫替她写一阕戏剧音乐，用乐队来为她的说白作伴奏，偶然穿插几段歌唱。他听了这个主意很兴奋；虽然场面的安排极不容易，但他觉得为了高丽纳的嗓子值得一试；于是他们想着许多将来的计划。

等到他们想出门，已经快五点了。在那个季节里，天很早就黑的。散步是不可能了。晚上高丽纳还要参加排戏，那是谁也不准参观的。所以她约他明天下午来带她出去，完成今天的计划。

第二天差点儿又跟上一天一样。他发现高丽纳骑在一张高凳上，吊着腿，照着镜子，正在试一副假头发。旁边有服侍她上装的女仆和理发匠，她嘱咐理发匠要把一卷头发给弄得高一些。她一边照着镜子，一边望着站在背后微笑的克利斯朵夫，吐吐舌头。理发匠拿着假头发走了，她便挺高兴地转过身来说：“你好，朋友！”

她把腮帮迎上去让他亲吻。他不防她有这种亲热的表示，可也不肯错过机会。其实她并不把这举动看得怎么了不起，仅仅当作招呼的一种方式罢了。

“噢！我真快活！”她说，“今晚上可行了，行了。（她说的是假头发。）——我真急死了！要是你早上来，就可以看到我可怜得什么似的。”

他追问什么缘故。原来巴黎的理发匠包装的时候搞错了，替她放了一副跟她的角色完全不配的假头发。

“完全是平的，笔直的往下挂着，难看死了。我一看就哭了，哭得昏天黑地。可不是吗，台齐莱太太？”

“我进来的时候，”那女仆接着说，“太太（法国戏院习惯，后台员役对女演员均称“太太”。把我吓坏了。太太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

克利斯朵夫笑了。高丽纳在镜子里看到了，愤愤地说：“你好笑吗，没心肝的！”可是她也跟着笑了。

他问她昨晚排戏的情形怎么样。——据说一切都很好。但她很希望人家把别的演员的台词多删掉一些，可别删掉她的……两人谈得那么有劲，把一个下午又虚耗了一半。她慢条斯理地穿着衣服，征求克利斯朵夫对她装束的意见。克利斯朵夫称赞她漂亮，天真地用他不三不四的法语说从来没见过比她更“淫乱”的人。——她先是愕然瞪着他，然后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说了什么啊？”他问，“不该这么说的吗？”

“不错！不错！”她简直笑弯了腰。“你说得真对。”

终于出门了。她的花花绿绿的服装和咭咭呱呱的说话，引起了大家的注目。她看一切都用着俏皮的法国女子的眼光，完全不想隐藏自己的感想。看到时装店陈列的衣衫，卖画片的铺子里乱七八糟的样品，有的是谈情说爱的镜头，有的是滑稽或肉麻的照片，有的是当地的妓女，有的是皇族，有穿红衣服的皇帝，穿绿衣服的皇帝，还有穿水手装的皇帝，把着“日耳曼号”的船舵向天睥睨的神气：她简直为之笑倒了。对着饰有瓦格纳那副生气模样头像的餐具，或是理发店橱窗里的蜡人头，她又高声狂笑。便是在表现忠君爱国的纪念像前面，对着穿着旅行外套，头戴尖盔的老皇，前呼后拥的还有普鲁士，德意志各邦的代表，和全身裸露的战神：她也毫无礼貌的嘻嘻哈哈。路上碰到什么人，只要面貌，走路的架式，说话的腔调，有什么可笑的地方，都被她作为当场打趣的资料。被她挖苦的人看她狡猾的眼光就明白了。她猴子般的本能会使她不假思索的，用嘴唇鼻子学他们或是缩做一团或是大张嘴脸的怪样子。她鼓起腮帮，摹仿随便听来的一句话，因为她觉得那声音挺滑稽。他很高兴地跟着她笑，绝对不因为她放肆而发窘，他自己也不比她安分。幸而他的名誉已经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否则光是这一次的散步就能使他声名扫地。

他们去参观大教堂。高丽纳虽然穿着高跟鞋和长袍子，还是要爬上塔顶，衣摆在踏级上拖着，在扶梯的一只角上给勾住了；她可不慌不忙，痛快把衣服一扯，撕破了，然后毫无顾忌地把衣裾提得老高，继续往上爬。她差点儿把大钟都要敲起来。到了塔顶，她大声念着雨果的诗句，——克利斯朵夫一个字都不懂，——又唱着一支通俗的法国歌。随后，他学着伊斯兰教祭司的模样高叫了几声。天快黑了。他们回到教堂里，浓厚的黑影正沿着高大的墙壁上升，正面的花玻璃像神幻的瞳子一般闪闪发光。克利斯朵夫瞥见那天陪他看《哈姆莱特》的少女跪在侧面的一个小祭堂里。她一心一意地在那儿祷告，没看见他；但她痛苦而紧张的脸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很想和她说几句话，至少跟她打个招呼；但他被高丽纳拉着往前直奔。

他们不久就分手了。她得准备上台；根据德国的习惯，戏院是很早开场的。但他才回家，就有人打铃，送来一张高丽纳的便条：

好运气！撒贝病了！停演一天！万岁啊万岁！……朋友！你来吧！咱们一起吃晚饭！——别忘了多带些乐谱来！……

高丽纳

他一时看不懂。等到弄明白了，他和高丽纳一样快活，马上到旅馆去了。他担心吃饭的时候要碰到整个戏班子的人，不料一个都没看见。甚至高丽纳也失踪了。最后他听见屋子尽里头有她很响很高兴的声音；他跟着去找，终于在厨房里找到了。她突发奇想要做一盘别出心裁的菜，放着大注香料，使满街满巷都闻到的南方菜。她和旅馆里的胖子老板娘混得好极了，两人咭咭呱呱说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又有德语，又有法语，又有野人话，简直不知道是什么话。她们互相尝着她们的出品，哈哈大笑。克利斯朵夫出现使她们闹哄得更厉害了。她们不许他进去，偏偏要进去，也尝到了那盘名菜，扯了个鬼脸。于是她说他是个德国蛮子，真犯不上为他费心。

他们一起回到小客厅，饭桌已经摆好：只有他和高丽纳两个人的刀叉。他不由得问戏班子里的同伴在哪儿。

“不知道。”高丽纳做了个满不在乎的手势。

“你们不一起吃饭吗？”

“没那回事！在戏院里碰见已经够受了！……还得一块儿吃饭吗？”

这一点和德国习惯大不相同，他听了又奇怪又羡慕。

“我以为你们是个很会交际的民族呢！”

“那么，”她回答说，“难道我不会交际吗？”

“交际的意思是过集团生活。我们这儿是要大家混在一起的！男的，女的，小的，从出生到老死，都是团体的一分子。什么事都得跟大家伙儿一起做：跟大家一起吃饭，一起歌唱，一起思想。大家打喷嚏，你也跟着打喷嚏；要不是跟大家一块儿，我们连一杯啤酒都不喝的。”

“那可好玩喽，”她说，“干吗不在一只杯子里喝呢？”

“你不觉得这表示友爱吗？”

“滚它的蛋，友爱！我跟我喜欢的人才友爱，决不跟所有的人友爱……呸！这还像什么社会，简直是个蚂蚁窝！”

“像我这样跟你一样思想的人，在这儿过的有趣日子，你可知道了吧？”

“那么上我们那儿去呀！”

那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问她关于巴黎和法国人的情形。她告诉了他许多事情，可并不完全准确。除了南方人喜欢吹牛的习气，她还本能地想叫听的人入迷。据她说，在巴黎谁都是自由的；并且巴黎人个个聪明，所以大家都运用自由而不滥用自由；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信什么就信什么，爱什么就爱什么，不爱什么就不爱什么，绝没有人多句话。那儿绝没人干预旁人的信仰，刺探旁人的心事或是管人家的思想。那儿，搞政治的决不越出范围来干涉文学艺术，决不把勋章、职位、金钱，去应酬他们的朋友或顾客。那儿，绝没有什么社团来操纵人家的声名和成功，绝没有受人收买的新闻记者，文人也不相轻，也不互相标榜。那儿，批评界决不压制无名的天才，决不一味捧成名的作家。那儿，成功不能成为不择手段的理由，一帆风顺也不一定就能博得群众的拥戴。人情风俗都那么温厚，那么亲切，那么诚恳。人与人间没有一点儿不痛快。从来没有毁谤人家的事。大家只知道互相帮助。新来的客人，不管是谁，只要真有价值，可以十拿九稳的受到人家欢迎，摆在他面前的尽是康庄大道。这些不计利害的，豪侠大度的法国人心中，全是纯粹的爱美的情绪。他们唯一的可笑是他们的理想主义，为了这个，他们虽然头脑清楚，仍免不了上别的民族的当。

克利斯朵夫听着，连嘴都合不拢来了；那真叫人听得出神呢。高丽纳自己也听得飘飘然；至于昨天向克利斯朵夫说她过去的生活如何艰苦等等，她完全忘了，而他也一样记不起。

可是高丽纳并非单单要叫德国人喜欢她的国家；她同样关心的是要人家喜欢她本人。倘使一个晚上没有一些调情打趣的玩艺儿，她会觉得沉闷而可笑的。她免不了逗弄克利斯朵夫，可是白费；他简直没觉得。克利斯朵夫压根儿不懂什么叫作调情。他只知道爱或不爱。他不爱的时候无论怎么也想不到爱情方面去。他对高丽纳的感情只是热烈的友谊，他从来没领教过这种南方女子的性格；她的魔力，风度，快活的心情，敏捷的理解力，开阔的胸襟他都体会到；这些已经大大地超过了爱情所需要的条件；可是“爱情之来是不可捉摸的”，这一回它偏不来；至于没有爱情而玩爱情的游戏，他连想也没想到过。

高丽纳看着他一本正经觉得好玩。他在钢琴上弹着他带来的音乐，她挨在他身旁，把裸露的手臂绕着克利斯朵夫的脖子，并且为了看乐谱，她身子往前探着，几乎把脸靠着他的脸。他觉得她的睫毛掠在他的脸上，看见她眼梢里带着俏皮的意味，也看到那张可爱的脸撅着嘴唇笑着，等着。——她的确等着。克利斯朵夫可不懂这暗示，只觉得高丽纳使他弹琴不方便，他不知不觉挣脱了身子，把座椅挪动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回过头去想跟高丽纳说话，发觉她拼命想笑，她的酒窝已经在笑了，可还抿着嘴忍着。

“你怎么啦？”他很奇怪地问。

她望了他一下，禁不住哈哈大笑了。

他完全莫名其妙：“你笑什么？难道我说了什么古怪的话吗？”

他越盯着问，她越笑。快歇住了，一看他那副发呆的神气，她又大笑起来。她站起身子，跑去倒在屋子那一头的大沙发上，把脸埋在靠枕里，让自己笑个痛快，她全身都跟着抽动。他也被她引得笑起来，走过去拍着她的背。等到她称心如意地笑够了，才抬起头来，抹着眼泪，对他伸着手：

“哎啊！你多老实！”她说。

“不见得比别人更坏吧？”

她抓着他的手还在格格的笑：“法国女人不正经是不是？”

（她学着他古怪的法语读音。）

“你这是嘲笑我啊。”他也兴致挺好地回答。

她温柔地望着他，用力摇着他的手，问：“咱们是朋友吗？”

“当然！”他照样摇着她的手。

“高丽纳走了，你会想起她吗？你不恨她吗，这个不正经的法国女人？”

“德国蛮子这么傻，你也不恨他吗？

“就为他傻才喜欢他呢……你会上巴黎去看我吗？”

“一定的……你会跟我通信吗？”

“我可以赌咒……你也得赌咒。”

“行，我就赌咒。”

“不是这样的。得伸出手来。”

她学着古代罗马人发誓的模样。她要他答应写一个剧本，一出通俗的歌剧，将来译成法语，让她在巴黎上演。下一天她就得跟着剧团走了。他约定后天上法兰克福去看她，剧团要在那边公演。他们又谈了些时候。她送给克利斯朵夫一张照片，上半身差不多是裸体的。两人高高兴兴地分手了，像兄妹似的拥抱了一番。自从高丽纳看出克利斯朵夫很喜欢她而不是爱她以后，她也真的喜欢他，不动爱情而把他当作好朋友。

他们都睡得很好，谁也不乱做梦。第二天他早上有预奏会，不能送她。可是第三天他把事情安排妥当，上法兰克福赴约去了。那只是两三个钟点火车的路程。高丽纳并不以为他真能说到做到；他可把约会看得很认真，戏院开场的时候已经到在那里了。他在休息时间上化妆室去找她，她一看见就又惊又喜地叫起来，扑上他的脖子。他来赴约使她非常感激。克利斯朵夫觉得不痛快的是法兰克福很多聪明而有钱的犹太人能够赏识她眼前的美貌，料到她将来的走红，都争着来恭维她。时时刻刻有人上化妆室来，全是些眼睛挺有神面面团团的家伙，用着生硬的口音说些无聊的奉承话。高丽纳当然搔首弄姿地跟他们卖俏，之后跟克利斯朵夫说话也不由得拿腔作调，带着逗弄的口吻，使他不大高兴。她毫无顾忌地在他面前化妆，他可一点儿不感兴趣；眼看她把胳膊、胸脯、脸搽脂抹粉，他只觉得讨厌。他想等戏完了马上就走，不再来找她。他向她告别，抱歉地说不能参加终场以后人家请她的消夜餐，她就非常真诚地表示难过，使他的决心动摇了。她叫人把火车表拿来，证明他能够有、应当有时间多陪她一会儿。他当然很乐意接受她的劝告，便参加了消夜餐；他对于人们的胡闹跟高丽纳对随便什么混蛋都敷衍的手段，居然也不过分显出心中的厌恶。对她是没法记恨的。那么纯朴的姑娘，没有什么道德观念，懒洋洋的，肉欲很强，喜欢玩儿，像孩子一样撒娇，同时又那么正直，那么善良，连她所有的缺点也是自然的、健康的，只能叫人发笑，甚至还会喜欢。她说话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坐在她对面，望着她生动的脸，精神奕奕的美丽的眼睛，有点儿臃肿的下巴，像意大利人那样的笑容，和善，细腻，可是缺少清秀和灵气。他这一下才把她仔细看清楚了。有些地方使他想起阿达：举动，目光，带点儿粗俗的卖弄风情的手段；女人总脱不了女人的性格！但他喜欢的是那种南方人的心情，慷慨豪爽，尽量施展她天赋的优点，绝对不装出交际场中的漂亮和书本式的聪明，完全保存着她的和谐，她的身心好像生来就是为在阳光中舒展的。——他走的时候，她特意站起来和他到一边去道别。两人又拥抱了一下，把通信和再见的话重复了几遍。

他搭最后一班火车回去。在一个中间站上，对面开来的火车已经先等在那儿。克利斯朵夫在对方列车的三等车里，——正对着他的车厢，——看见那个陪他看《哈姆莱特》的法国少女。她也看到了克利斯朵夫，认得是他。两人都愣了一愣，不声不响行了个礼，一齐低下头去，连动都不敢动。可是他一眼之间已经看见她戴着一顶旅行便帽，身边放着一口旧提箱。他没想到她离开德国，以为是出门几天。他不知道应不应当和她说话，迟疑了一会儿，心里盘算着和她说些什么，正当他要去放下车窗招呼她的时候，忽然听到开车的讯号，就放弃了说话的念头。列车开动之前又过了几秒钟。他们俩面对面望着。彼此的车厢里都没有别人，他们把脸贴在车窗上，透过周围沉沉的黑夜，四只眼睛碰在一起。双重的车窗隔着他们。要是伸出胳膊，还可以碰到呢。咫尺，天涯。车子开动了。她始终望着他，在这个分离的一刹那，她不觉得胆小了。两人望得出了神，连最后一次点点头都没想到。她慢慢地远去了，不见了；他眼看她的列车在黑夜里消失。像两个流浪的星球似的，他们俩走近了一下，又在无垠的太空中分开了，也许是永久地分开了。

等到看不见她了，他才感到自己心里给那道陌生的目光挖了一个窟窿；他不明白为什么，可是明明有个窟窿。半合着眼皮，蒙蒙眬眬地靠在车厢的一角，他觉得自己眼睛里深深地印着那一对眼睛的影子；别的思想都静了下来，让他仔细体会那个感觉。高丽纳的形象在心房外面转动，好比一只飞虫扑着窗子；但他不让她进来。

等他下了车，呼吸着夜晚凉爽的空气，在万籁无声的街上走动之下，精神一振，又看到了高丽纳的影子。他回想到那个可爱的女戏子，自个儿微微笑着，又高兴又气恼，因为一会儿想到她亲热的举动，一会儿想到她粗俗的调情。

他怕惊醒睡在隔壁屋子里的母亲，不声不响地脱着衣服，一边轻轻地笑着咕噜道：

“这些古怪的法国人！”

可是那天晚上在包厢里听到的一句话又回到他的记忆里：

“像我这样的也有的是。”

他第一次跟法国接触就看到了它双重的性格。但像所有的德国人一样，他根本不想去解答这个谜。回想到车厢里那个少女，他只随便对自己说了句：

“她不像一个法国人。”

仿佛怎么样才能算法国人倒要一个德国人来决定似的。

像法国人也罢，不像法国人也罢，总而言之他想着她；因为他半夜惊醒过来，心里一阵难过；原来他记起了放在少女身边的箱子，忽然明白那姑娘是一去不回的了。其实他早该想到而竟没想到。这一下他却隐隐约约有点儿伤感。但他在床上耸了耸肩想道：“那跟我有什么相干？想它干吗！”于是他又睡着了。

可是下一天他出门第一个就碰到曼海姆，叫他勃罗希，问他可有意思去征服整个法兰西。他从这个有脚告示嘴里，知道包厢的事闹大了，出乎曼海姆的意料之外。

“你真是个大人物，”曼海姆嚷着说，“我甘拜下风了！”

“我又没做什么。”克利斯朵夫回答。

“你真了不起！老实说，我忌妒你。一手抢掉了葛罗纳篷的包厢，还请了他们的法国女教师去代替他们，嘿嘿！那太妙了，我就没这个本领！”

“她是葛罗纳篷家的女教师吗？”

“对，你尽管装不知道，只做是无心的，我也劝你这么办！……爸爸简直不肯罢休。葛罗纳篷一家都气死了！……可是事情很快就有了解决，他们把那姑娘撵走了。”

“怎么！”克利斯朵夫叫起来，“他们把她歇了！……为了我把她歇了？”

“你没知道吗？她没跟你说吗？”

克利斯朵夫表示很难受。

“好家伙，别烦恼了，”曼海姆说，“那也没关系。而且你早该想到的，只要葛罗纳篷他们一发觉……”

“什么？发觉什么？”克利斯朵夫嚷着。

“发觉她是你的情妇啰！”

“可是我连认识都不认识她，连她是谁也不知道。”

曼海姆微微一笑，意思是说：“你把我当作傻子了。”

克利斯朵夫气恼之下，一定要曼海姆相信他的话。曼海姆便道：“那就更怪了。”

克利斯朵夫骚动起来，说要去找葛罗纳篷，把事实告诉他们，替少女洗刷明白，曼海姆劝他不必：“朋友，你越跟他们解释，他们越不信。何况也太晚了。现在那女孩子已经不知在哪儿了。”

克利斯朵夫难过到极点，竭力想寻访女孩子的踪迹，想写信向她道歉。可是谁也不知道她的事。他上葛罗纳篷家去问，碰了个钉子；他们不知道她上哪儿去的，并且也不关心这种事。克利斯朵夫一心想着自己害了人，悔恨不已。除了悔恨，还有那双眼睛的神秘的魔力，像一道光似的悄悄地照着他的心。岁月的洪流，新的念头，似乎把那魅力与悔恨一齐淹没了，盖掉了；可是它们暗中老在他心底里。克利斯朵夫始终忘不了他所谓的牺牲者。他发誓要把她找到。明知道机会很少，他却有把握能够和她再见。

至于高丽纳，她从来没复他的信。过了三个月，他不再存什么希望了，忽然收到她一通四十字长的电报，用着怪高兴的语调给他许多亲密的称呼，问“大家是否还相爱”。后来，杳无音讯差不多隔了一年，又接到一封短信，像小孩子似的把字写得挺大挺潦草，装着贵妇人的口吻，一共只有寥寥几句，都是亲热而古怪的话。以后，又没消息了。她并没忘了他；只是没工夫想到他。

目前，高丽纳的印象还很新鲜，两人交换的计划老在心中盘旋，克利斯朵夫便打算写一阕戏剧音乐给高丽纳去演，其中夹几段她可以唱的调子，——大概是一种诗歌体音乐话剧的形式。这一门艺术从前在德国极受欢迎，莫扎特曾经热烈称赏；贝多芬、韦伯、门德尔松、舒曼，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有制作；但从瓦格纳派的艺术得势，以为替戏剧与音乐找到了一个确切不移的公式之后，诗歌体杂剧就衰落了。瓦格纳派的学究，不单排斥一切新的杂剧，还要把以前的杂剧彻底清除：他们费尽心血把歌剧中所有语体对白的痕迹删掉，替莫扎特、贝多芬、韦伯等补上他们自出心裁的吟咏体；他们很虔诚地把垃圾堆在杰作上面，自以为把大师们的思想给补足了。

高丽纳的批评使克利斯朵夫对于瓦格纳派的朗诵体格外觉得笨重，甚至难听；他考虑到在戏剧中把说白与歌唱放在一处，用吟咏体把它们合在一起，是不是无聊，是不是违反自然。因为那好比把一匹马和一只鸟拴在同一辆车上。说白与歌唱各有各的节奏。一个艺术家为了他所偏爱的一种艺术而牺牲另一种，那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在两者之间求妥协，就非两败俱伤不可：结果是说白不成其为说白，歌唱不成其为歌唱。歌唱的壮阔的波澜，势必受狭窄单调的河岸限制；而说白的美丽的裸露的四肢，也要包上一层浓艳厚重的布帛，把手势与脚步都给束缚了。为什么不让它们俩自由活动呢？就像一个美丽的女子，沿着一条小溪轻快地走着，幻想着，给喁喁的水声催眠着，步履的节奏不知不觉与溪水的歌声相应。这样，音乐与诗歌都自由了，可以并肩前进，把彼此的幻梦融和在一起。当然不是任何音乐任何诗歌都能这样结合的。一般粗制滥造的尝试和恶俗不堪的演员，往往使反对杂剧的人振振有辞。克利斯朵夫也久已跟他们一样存着厌恶之心：演员们依着乐器的伴奏念那些语体的吟诵的时候，并不顾到伴奏，并不想把他们的声音与伴奏融合为一，只想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这种荒谬的情形的确使一切有音乐感觉的耳朵受不了。可是从他听到了高丽纳和谐的声音，听到了她流水似的纯净的声音，像一道阳光照在水里那样在音乐中动荡，和每句旋律的轮廓化成一片，成为一种更自由更流畅的歌声，他仿佛看到了一种新艺术的美。

他或许看得很对；但这一类的艺术倘使要真有价值，可以说是所有的体裁中最难的，像克利斯朵夫那样没有经验的人去贸然尝试，决计免不了危险。尤其因为这种艺术有一个主要条件：就是诗人、艺术家、演员，三方面的努力必须非常调和。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理会这些，就冒冒失失地去尝试只有他一个人感觉到它的法则的新艺术。

最初他想采取莎士比亚的一出神幻剧或《浮士德》后部中的一幕来配制音乐。但戏院方面并无意作这种尝试，认为费用既不赀，而且是荒唐的试验。大家承认克利斯朵夫对音乐是内行，但看到他胆敢对戏剧也有所主张，就觉得好笑而不把他当真了。音乐与诗歌，好似两个漠不相关而暗中互相仇视的世界。要踏进诗歌的领域，克利斯朵夫必须和一个诗人合作；而这诗人是不容许他选择的，连他自己也不敢选择：因为他不敢信任自己的文学趣味。人家说他完全不懂诗歌，事实上他对于周围的人所赞赏的诗歌，的确完全不懂。凭着他那种老实与固执的脾气，他费了不少苦心去领略这一首诗或那一首诗的妙处，始终没成功，他不胜惶愧，承认自己没有诗人的素质。其实他很爱好某几个过去的诗人；这一点使他还有点儿安慰。但他爱好那些诗人的方式大概是不对的。他发表过奇特的见解，说唯有把诗译成了散文，甚至译成了外国文的散文而仍不失其为伟大的诗人才算伟大，又说文辞的价值全靠它所表现的心灵。朋友们听了都嘲笑他。曼海姆把他当作俗物。他也不敢辩白。只要听文人谈论音乐，就可知道一个艺术家一旦批评他外行的艺术就要闹笑话。这种例子他天天有得看到，所以他决意承认（虽然心里还有点怀疑），自己对诗歌真是外行，而对那些他信为更在行的人的见解，闭着眼睛接受了。杂志里的朋友们给他介绍了一个颓废派诗人，史丹芬·洪·埃尔摩德，说他写了出别出心裁的《伊芙琴尼亚》。当时的德国诗人和他们的法国同行一样，正忙着把古希腊的悲剧改头换面。埃尔摩德的作品就是半希腊半德国式的那一种，把易卜生、荷马甚至王尔德的气息混在一起，当然也没忘了查看一下考古学。他所写的阿伽门农是个神经衰弱病者，阿喀琉斯是个懦怯无用的人：他们互相怨叹自己的处境；而这种怨叹当然也无济于事。全剧的重心都在伊芙琴尼亚一个人身上：她又是一个神经质的、歇斯底里的、迂腐的伊芙琴尼亚，教训着那些英雄，狂叫怒吼，对着大众宣说尼采派的厌世主义，结果是醉心于死而在狂笑中自刎了。

这部狂妄的作品，完全代表一个穿着希腊装束的没落的野蛮民族，与克利斯朵夫的精神根本是不相容的。但周围的人都异口同声的说是杰作。他变得懦弱了，也信了他们的话。其实他脑子里装满了音乐。念念不忘的是音乐而非剧本。剧本只等于一个河床，给他用来宣泄热情的巨流的。真正为诗歌配制音乐的作家必须懂得退让，放弃自己的个性，克利斯朵夫可绝对办不到。他只想到自己，没想到什么诗歌；而他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自以为了解诗人的作品：殊不知他所了解的根本不是原作的意思。像小时候一样，他脑子里编了一个脚本，跟摆在眼前的那个毫不相干。

等到排演的时候，他可发现了作品的真面目。有一天他听着其中的一幕觉得荒谬之极，以为是演员们把它改了样，他不但当着诗人向演员解释剧本，还对那个替演员们辩护的诗人解释。作者不服气了，怪不高兴地说他总该明白自己所要表白的东西吧。克利斯朵夫一口咬定埃尔摩德完全不了解剧本。众人听了哄堂大笑，克利斯朵夫才觉得自己闹了笑话。他住了嘴，承认那些诗句究竟不是自己写的。于是他看出了剧本的荒谬，大为丧气；他不懂怎么早先会误解的。他骂自己糊涂，扯着自己的头发。他想聊以自慰，暗暗地说：“好吧，我根本没懂。别管剧本，只管我的音乐吧！”——可是剧中人的举动，姿势，说话的无聊，装腔作势的激昂，不必要的叫喊，使他受不了，甚至在指挥乐队的时候连棍子都举不起来，恨不得去躲在提示人的洞里。他太坦白，太不懂世故了，没法掩藏自己的感想，使朋友、演员、剧作者，每个人都感觉得清清楚楚。

“是不是你不喜欢这个作品？”埃尔摩德冷笑着问。

克利斯朵夫鼓着勇气回答：“说老实话，我不喜欢。我不懂。”

“那么你写音乐以前，没把剧本念过一遍吗？”

“念过的，”克利斯朵夫天真地说，“可是我误会了，把作品了解错了。”

“可惜你没有把你所了解的自己写下来。”

“唉！我要能自己写才好呢！”克利斯朵夫说。

诗人气恼之下，为了报复，也批评他的音乐了。他埋怨它繁重，使人听不到诗句。

诗人固然不了解音乐家，音乐家也固然不了解诗人，演员们却是对他们俩都不了解，而且也不想了解。他们只在唱辞中找些零星的句子来卖弄自己的特长。他们绝对不想把朗诵去适应作品的情调和节奏：他们和音乐分道扬镳，各自为政，仿佛他们永远没把音唱准似的。克利斯朵夫气得咬牙切齿，拼命把一个一个的音符念给他们听。可是他叫他的，他们唱他们的，根本不懂他的意思。要不是为了已经排演到相当程度，怕取消了会引起诉讼，克利斯朵夫早就放弃这个戏了。曼海姆听到他灰心的话，满不在乎地说：

“怎么啦？事情很顺当啊。你们彼此不了解吗？呕！那有什么关系？除了作家本人，谁又懂得一件作品？作家自己能懂，已经算了不起了！”

克利斯朵夫为了诗的荒谬非常担心，说是会连累他的音乐的。曼海姆当然知道那些诗不近人情，埃尔摩德也是个无聊家伙；可是他觉得无所谓。埃尔摩德请客的时候饭菜挺好，又有一个美丽的太太，批评界对他还能要求什么呢？——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说他没有工夫听这种轻薄话。

“哪里是轻薄话！”曼海姆笑着说，“他们都是些老实人！完全不知道人生中什么是重要的。”

他劝克利斯朵夫别为埃尔摩德的事那么操心，得想到自己的事。他鼓励他做些宣传工作。克利斯朵夫不胜愤慨地拒绝了。一个新闻记者来问到他的身世，他憋着气回答：“跟你有什么相干！”

又有人代表一个杂志来向他讨照相，他直跳起来，说谢谢老天，他没有做德皇，用不着把照片摆在街上给路人瞧。要他跟当地最有势力的沙龙有所联络简直不可能。他不接受人家的邀请；便是不得不接受了，临时又忘了去，或是心绪恶劣地去，好像存心跟大家怄气。

而最糟的是，上演的前两天，他和杂志方面的人也闹翻了。

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曼海姆继续篡改克利斯朵夫的文字，把批评的段落毫无顾忌地整行整行的删掉，写上恭维的话。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在某个沙龙里遇见一个演奏家，——一个被他痛骂过的小白脸式的钢琴家，嘻开着雪白的牙齿向他道谢。他厉声回答说用不着谢。那钢琴家依旧絮絮叨叨地表示感激。克利斯朵夫直截了当地打断了他的话，说要是他满意他的批评，那是他的事，可是写的人绝不是想使他满意的；说吧他转过身子不理了。演奏家以为他好人歹脾气，便笑着走开了。克利斯朵夫可记起不久以前收到另一个被他痛骂的人的谢启，突然起了疑心，便出去到报亭里买了份最近的杂志，找出他那篇的文字读了一遍……当时他竟以为自己疯了。过了一会儿，他恍然大悟，便气得什么似的奔到社里去。

华特霍斯与曼海姆正在那儿跟一个相熟的女演员谈天。他们用不着问克利斯朵夫的来意。他把杂志往桌上一摔，连喘口气都等不及，就声势汹汹地对他们破口大骂，又是叫又是嚷，说他们是坏蛋，是无赖，是骗子，抓着一张椅子使劲往地板上乱捣。曼海姆还想嘻嘻哈哈，克利斯朵夫要飞起脚来踢他的屁股。曼海姆逃在桌子后面捧腹大笑。华特霍斯可是对他一脸瞧不起的样子，拿出尊严沉着的气派，竭力在喧闹声中表示不答应人家对他用这种口气，叫克利斯朵夫等他的消息；一边把名片递给他。克利斯朵夫拿来扔在他脸上，叫道：

“摆什么臭架子！……用不着你的名片，我早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了……你是个流氓，骗子！……你想我会跟你决斗吗？……哼，你只配给人家揍一顿！”

他的声音直闹到街上，连走路人都停下来听。曼海姆赶紧关起窗子。那女客吓坏了，想溜，可是克利斯朵夫把房门堵住了。华特霍斯脸色发了青，连气都透不过来；曼海姆涎皮赖脸地笑着，两人嘟嘟囔囔地想跟他争。克利斯朵夫可绝对不让他们开口，把所能想象到的最不中听的话对他们说尽了，直到无可再骂，连气都塞住了才走掉。而华特霍斯和曼海姆等他走了才能说出话来。曼海姆马上又活泼了：他挨了骂不过像鸭子淋了阵雨。可是华特霍斯愤怒到极点，他尊严受了伤害；而且当着别人受辱，他尤其不能原谅。同事们也跟着附和他。社里所有的同人中唯有曼海姆不恨克利斯朵夫：他拿他耍弄够了，觉得听几句粗话不能算划不来。那是怪有趣的玩艺儿，假使这种事临到他，他自己就会先笑的。所以他准备跟克利斯朵夫照常来往，好像根本没那回事。克利斯朵夫可记在心上，不管对方怎样来迁就他，始终拒绝。曼海姆也无所谓：克利斯朵夫是个玩具，已经给他称心如意的玩够了；他又在进攻另一个傀儡了。从此他们断绝了关系。但曼海姆在人家提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依旧说他们是好朋友。也许他的确这样想。

吵架以后两天，《伊芙琴尼亚》公演了。结果是完全失败。华特霍斯的杂志把剧本恭维了一阵，对音乐只字不提。别的刊物可快活极了。大家哄笑，喝倒彩。戏演了三场就停了，众人的笑骂可并不跟着停止：能有个机会说克利斯朵夫坏话真是太高兴了！连续好几个星期，《伊芙琴尼亚》成为挖苦的资料。大家知道克利斯朵夫再没自卫的武器，就尽量利用机会，唯一的顾忌是他在宫廷里的地位。虽然他跟那位屡次责备他而他置之不理的大公爵很冷淡，他仍不时在爵府里走动，所以群众认为他还得到官方的支持，——有名无实的支持。——而他还要把这最后一个靠山亲自毁掉。

他受了批评。它不但针对他的作品，还牵涉他那个新的艺术形式，那是人家不愿意了解的，可是要把它歪曲而使它显得可笑倒很容易。对于这种恶意的批评，最好是置之不理，继续创作。但克利斯朵夫还没有这点儿聪明。几个月以来，他养成了坏习惯，对一切不公平的攻击都要还手。他写了一篇把敌人们丑诋一顿的文章，送给两家正统派的报馆，都被退回了，虽然退稿的话说得很婉转，仍带着讥讽的意味，克利斯朵夫固执起来，非想法登出来不可。他忽然记起城里有一份社会党的报纸曾经想拉拢他。他认识其中的一位编辑，有时和他讨论问题的。克利斯朵夫很高兴能找到一个人，敢毫无忌讳地谈到当局，军队和一切压迫人的古老的偏见。可是谈话的题目也至此为止，因为那社会主义者说来说去脱不了马克思，而克利斯朵夫对他就没有兴趣。他觉得那个思想自由的人物，除了一套他不大喜欢的唯物主义以外，还有刻板的教条，思想方面的专制，暗中崇拜武力，简直是另一极端的军国主义；总之他的论调和克利斯朵夫在德国每天听到的并没多大分别。

虽然如此，他被所有的编辑封锁之后，他所想到的还是这位朋友和他的报纸。他很知道他的举动会骇人听闻：那份报纸素来很激烈，专门骂人，大家都认为要不得的；但克利斯朵夫从来不看它的内容，所以只想到那些大胆的思想（那是他不怕的），而没想到它所用的卑鄙口吻（那是他看了也要厌恶的）。并且别的报纸暗中联合起来打击他，使他恨无可泄，所以即使他知道报纸的内容，也不见得会顾虑。他要叫人知道要摆脱他没这么容易。——于是他把那篇文章送到社会党报纸的编辑部，大受欢迎。第二天，文章就给登出来了，编者还加上一段按语，大吹大擂地说他们已经约定天才青年、素来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极表同情的克拉夫脱同志长期执笔。

克利斯朵夫既没看到自己的文章，也没看到编者的按语，那天是星期日，天没亮他就出发往乡下散步去了。他兴致很好，看着太阳出来，又笑又叫，手舞足蹈。什么杂志，什么批评，一古脑儿丢开了！这是春天，大自然的音乐，一切音乐中最美的音乐，又奏起来了。黑洞洞的、闷人的、气味难闻的音乐厅，可厌的同伴，无聊的演奏家，都给忘得干干净净！只听见喁喁细语的森林唱出奇妙的歌声；令人陶醉的生气冲破了地壳，在田野中激荡。

他给太阳晒得迷迷糊糊地回家，母亲递给他一封信，是他不在的时候爵府里派人送来的；信上用的是公事式的口气，通知克拉夫脱先生当天上午就得到府里去一次。上午早已过了，时间快到一点，克利斯朵夫可并不着急。

“今儿太晚了，”他说，“明儿去吧。”

可是母亲觉得不妥：“不行，亲王找你去，你得马上去，或许有什么要紧事儿。”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要紧事儿？那些人会跟你谈什么要紧事儿吗？……还不是说他那一套关于音乐的见解，叫人受罪！……只希望他别跟齐格弗里德·曼伊哀比本领，也写一曲什么《颂歌》！那我可不客气喽。我要对他说：‘你干你的政治吧！你在政治方面是主人，永远不会错的，可是艺术替我免了吧！谈到艺术，你的头盔，你的羽饰，你的制服，你的头衔，你的祖宗，统统没有啦；……我的天！试问你没有了这些，你还剩什么？’”

把什么话都会当真的鲁意莎举着手臂喊起来：

“怎么能说这个话！……你疯了！你疯了！”

他看母亲信以为真，更故意跟她玩儿，尽量吓唬她。鲁意莎直到他越来越荒唐了才明白他在逗她，便转过背去说：“你太胡闹了，孩子！”

他笑着拥抱她。他兴致好极了：散步的时候有个美丽的调子在胸中蹦呀跳的，好似水里的鱼儿。他肚子饿得很，必要饱餐一顿才肯上爵府去。饭后，母亲监督着他换衣服；因为他又跟她淘气，说穿着旧衣衫和沾满了灰土的鞋子，也没有什么不体面。但临了他仍旧换了一套衣服，把鞋子上了油，嘴里嘁嘁喳喳地打着唿哨，学做各式各种的乐器。穿扮完了，母亲给检查了一遍，郑重其事的替他把领带重新打过。他竟例外地很有耐性，因为他对自己很满意，——而这也不是常有的事。他走了，说要去拐走阿台拉伊特公主。那是大公爵的女儿，长得相当美，嫁给德国的一个小亲王，此刻正回到母家来住几个星期。克利斯朵夫小时候，她对他很好；而他也特别喜欢她。鲁意莎说他爱着她，他为了好玩也装作这个样子。

他并不急于赶到爵府，一路瞧瞧铺子，看到一条像他一样闲荡的狗横躺着在太阳底下打呵欠，就停下来把它摸一会儿。他跳过爵府广场外面的铁栏，——里头是一大块四方形的空地，四面围着屋子，空地上两座喷水池有气无力地在那儿喷水；两个对称的没有树阴的花坛，中间横着一条铺着沙子的小路，像脑门上的一条皱痕，路旁摆着种在木盆里的橘树；场子中央放着一座不知哪一个公爵的塑像，穿着路易·菲力浦式的服装，座子的四角供着象征德性的雕像。场中只有一个闲人坐在椅子上拿着报纸打盹。府邸的铁栏前面，等于虚设的岗位上空无一人。徒有其名的壕沟后面，两尊懒洋洋的大炮似乎对着懒洋洋的城市打呵欠。克利斯朵夫看着这些扯了个鬼脸。

他走进府第，态度并不严肃，至多是嘴里停止了哼唱，心却照旧快活得直跳。他把帽子往衣帽间的桌上一扔，毫不拘礼地招呼他从小认识的老门房。——当年克利斯朵夫跟着祖父晚上第一次到府里来看阿斯莱，他已经在这儿当差了。——老头儿对于他嘻嘻哈哈的说笑一向不以为忤，这一回却是神色傲慢。克利斯朵夫没注意。更往里走，他在穿堂里又碰到一个秘书处的职员，平素对他怪亲热，话挺多的，这回竟急急忙忙地走过了，避免和他搭讪，克利斯朵夫看了很奇怪。可是他并不拿这些小节放在心上，只管往前走去，要求通报。

他进去的时候，里头刚吃过中饭。亲王在一间客厅里，背靠着壁炉架，抽着烟和客人谈天；克利斯朵夫瞥见那位公主也在客人中间抽着烟卷，懒洋洋地仰在一张靠椅中，和四周的几个军官高声说着话。宾主都很兴奋；克利斯朵夫进门就听到大公爵一片粗豪的笑声。可是亲王一看见克利斯朵夫，笑声马上停止。他咕噜了一声，直扑过来嚷道：

“嘿！你来啦！你终于赏光到这儿来啦！你还想把我耍弄下去吗？你是个坏东西，先生！”

克利斯朵夫被这当头一棒打昏了，呆了好一会儿说不上话来。他只想着他的迟到，那也不至于受这样的羞辱啊，他便结结巴巴地说：“亲王，请问是怎么回事？”

亲王不理他，只顾发脾气：“住嘴！我决不让一个坏蛋来侮辱我。”

克利斯朵夫脸色发了白，喉咙抽搐着发不出声音；他挣扎了一下，嚷道：

“亲王，您既没告诉我是什么事，也就没权利侮辱我。

大公爵转身对着他的秘书，秘书马上从袋里掏出一份报纸。他生那么大的气，不光是因为性子暴躁，过度的酒也有相当作用。他直跳到克利斯朵夫面前，像斗牛士拿着红布一般，抖开那张打皱的报纸拼命挥舞，怒不可遏地叫着：

“瞧你的脏东西，先生！……你就配人家把你的鼻子揿在里面！”

克利斯朵夫认出那是社会党的报纸，说道：“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怎么！怎么！你那样的无耻！……这份混账的报纸！那班流氓天天侮辱我，说着最下流的话骂我！……”

“爵爷，我没看过这个报。”

“你扯谎！”

“我不愿意您说我扯谎，”克利斯朵夫说，“我没看过这个报，我只关心音乐。并且，我自有爱在哪儿发表文章就在哪儿发表的权利。”

“你什么权利也没有，唯一的权利是不开口。过去我待你太好了。我给了你跟你的家属多少好处，照你们父子两个的行为，我早该跟你们断绝了。我不准你再在跟我捣乱的报上发表文字。并且将来不经我的许可，也不准你再写什么文字。你为音乐掀起的笔墨官司，我也看够了。凡是有见识有心肝的人，真正的德国人所看重的东西，我不准一个受我保护的人去加以攻击。你还是作些高明一点儿的曲子吧，要是作不出，那么练习练习你的音阶也好。我不要音乐界里来一个社会党，搞些诋毁民族的光荣，动摇人心的玩艺儿。谢谢上帝！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东西，用不着你来告诉我们。所以，还是弹你的琴去吧，先生，别跟我们捣乱！”

肥胖的公爵正对着克利斯朵夫，把恶狠狠的眼睛直瞪着他。克利斯朵夫脸色发了青，想说话，扯了扯嘴唇，嘟囔着说：

“我不是您的奴隶，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他气都塞住了，羞愤交迸，快要哭出来；两条腿在那里发抖。他动了动胳膊，把旁边家具上的一件东西撞倒了。他觉得自己非常可笑，也的确听见有人笑着；他模模糊糊地看到公主在客厅那一头和几个客人交头接耳，带着可怜他和讥讽他的意味。从这时起，他就失了知觉，不知道经过些什么情形。大公爵嚷着。克利斯朵夫嚷得更凶，可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秘书和另一个职员走过来要他住嘴，被他推开了；他一边说话一边无意中抓着桌上的烟灰碟子乱舞。他听见秘书喊着：

“喂，放下来，放下来！”

他又听见自己说着没头没脑的话，把烟灰碟子往桌边上乱捣。

“滚出去！”公爵愤怒之极，大叫起来。“滚！滚！替我滚！”

那些军官走过来想劝公爵。他好像脑充血似的突着眼睛，嚷着要人家把这个无赖赶出去。克利斯朵夫心头火起，差点儿伸出拳头去打公爵的脸；可是一大堆矛盾的心理把他压住了：羞愧，愤怒，没有完全消灭的胆怯，日耳曼民族效忠君王的性格，传统的敬畏，在亲王面前素来卑恭的习惯，都在他心头乱糟糟地混在一起。他想说话而不能说话，想动作而不能动作；他看不见了，听不见了，让人家把他推了出来。

他在仆役中间走过。他们声色不动地站在门外，把吵架的情形都听了去。走出穿堂的二三十步路，他仿佛走了一辈子。回廊越走越长，似乎走不完了！从玻璃门里望见的外边的阳光，对他像救星一样……他踉踉跄跄地走下楼梯，忘了自己光着脑袋，直到老门房叫他才回去拿了帽子。他拿出全身的精力才能走出府第，穿过院子，回到家里。路上他把牙齿咬得格格的响。一进家里的大门，他的神气跟哆嗦就把母亲吓坏了。他推开了她，也不回答她的问话，走进卧房，关了门倒在床上。他抖得那么厉害，竟没法脱衣服，气也透不过来，四肢也瘫痪了……啊！但愿不再看见，不再感觉，不必再支撑这个可怜的躯壳，不必再跟可羞可鄙的人生挣扎，没有气没有思想地倒下去，不要再活，脱离世界！——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脱下衣服，乱七八糟地摔在地下，人躺在床上，把眼睛蒙住了。屋子里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他的小铁床在地砖上格格的响。

鲁意莎贴在门上听着，敲着门，轻轻地叫他；没有回音。她等着，听着房里寂静无声好不揪心，然后她走开了。白天她来了一两次，晚上睡觉之前又来了一次。一天过去了，一夜过去了：屋子里始终没有一点儿声音。克利斯朵夫忽冷忽热，浑身哆嗦，哭了好几回；半夜里他抬起身子对墙壁晃晃拳头。清早两点左右，发疯似的一阵冲动使他爬下了床，半裸着湿透的身子，想去杀死大公爵。恨与羞把他折磨着，身心受着火一般的煎熬。可是这场内心的暴风雨在外面一点都不表现出来：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声音。他咬紧牙齿，把一切都压在肚里。

第二天他照常下楼：精神上受了重伤，一声不出，母亲也一句不敢动问。她已经从邻居那边知道了原委。一整天他都坐在椅子里烤火，跟哑巴一样，浑身发烧，驼着背像老头儿。母亲不在的时候，他就悄悄地哭。

傍晚，社会党报纸的编辑来找他。自然，他已经知道了那件事而来打听细节。克利斯朵夫很感激，天真地以为那是对他表示同情，是人家为了连累他而来向他道歉。他要挣面子，对过去的事一点儿不表后悔，不觉把心上的话全说了出来：跟一个像自己一样恨压迫的人痛痛快快谈一谈，他觉得松了口气。那编辑逗他说话，心里想即使克利斯朵夫不愿亲自动笔，至少可以供给材料，让他拿去写篇骇人听闻的文章。他预料这位宫廷音乐家受了羞辱，一定会把他高明的笔战功和他所知道的宫廷秘史（那是更有价值的）贡献给社会党。他认为用不到过分的含蓄，便老老实实把这番意思对克利斯朵夫说了。克利斯朵夫跳起来，声明他一个字都不能写：由他去攻击大公爵，人家会看作他报私仇；过去他发表自己的思想是冒着危险的，现在他一无束缚之后，反而需要谨慎了。那编辑完全不了解这些顾虑，认为克利斯朵夫没出息，骨子里还是个吃公事饭的，他尤其以为克利斯朵夫是胆小。

“那么，”他说，“让我们来。由我动笔。你什么都不用管。”

克利斯朵夫求他不要写，但他没法强制他不写。而且对方告诉他这件事不单和他个人有关，连报纸也受到侮辱，他们有权利报复的。这一下克利斯朵夫无话可说了，他充其量只能要求别滥用他的某些心腹话，那是拿他当作朋友而非当作新闻记者说的。对方一口答应下来。克利斯朵夫仍旧不大放心：他这时候才明白自己的莽撞，可是已经太晚了。——客人一走，他回想起说过的话不禁害了怕，立刻写信给编辑，要求他无论如何不能和盘托出；——可怜他在信里把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部分。

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地打开报纸，在第一版上就看到了他全部的故事。他上一天所说的一切，经过新闻记者那种添枝接叶的手段，当然是夸大得不成样了。那篇文章用着卑鄙而激烈的语调把大公爵和宫廷骂得淋漓尽致。某些细节明明只有克利斯朵夫知道，很可以令人疑心通篇是他的手笔。

这一个新的打击可是中了克利斯朵夫的要害。他一边念一边直淌冷汗，念完之后简直吓昏了。他想跑到报馆去；但母亲怕他闯祸，——而这也不无理由，——把他拦住了。他自己也怕；觉得要是去了，说不定又会闹出什么傻事来；于是他待在家里，——做了另外一件傻事。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痛责记者的行为，否认那篇文章里的事实，表示跟他们的一党决绝了。这篇更正并没登出来。克利斯朵夫再写信去，一定要他们披露他的信。人家把他发表谈话那晚的第一封信抄了一份副本寄给他，问他要不要把这封信一起发表。他这才觉得给他们拿住了。以后他不幸在街上又碰见那位冒失的记者，少不得把他当面骂一顿。于是第二天报上又登出一篇短文，说那些宫廷里的奴才，即使被主子撵走了还是脱不了奴性；再加上几句影射最近那件事的话，使大家都明白指的是克利斯朵夫。

赶到谁都知道克利斯朵夫连一个后台也没有了的时候，他立刻发觉自己的敌人多得出乎意料之外。凡是被他直接间接中伤过的人，不问是个人受到批评的，或是思想与识见受到指摘的，都马上对他反攻，加倍的报复。至于一般的群众，当初克利斯朵夫振臂疾呼，想把他们从麻痹状态中唤醒过来的人，现在看着这个想改造舆论，惊扰正人君子的好梦的狂妄青年受到教训，也不禁暗暗称快，克利斯朵夫掉在水里了。每个人都拼命把他的头撑在水底下。

他们并不是一齐动手的。先由一个人来试探虚实，看见克利斯朵夫不还手就加紧攻势。然后别的人跟着上前，然后大队人马蜂拥而来。有些人把这种事看作有趣的玩艺儿，好似小狗喜欢在漂亮地方放屁。那都是些外行的新闻记者，好比游击队，因为一无所知，只把胜利的人捧一阵，把失败的人骂一顿，叫人忘掉克利斯朵夫。另外一批却搬出他们的原则来做猛烈的攻击。只要一经他们的手，世界上就可以变得寸草不留。那是真正的批评界，致人死命的批评界。

幸而克利斯朵夫是不看报的。几个忠实的朋友特意把诬蔑最厉害的几份报寄给他。可是他让它们堆在桌上，不想拆阅。最后有一篇四周用红笔勾出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说他所作的歌像一头野兽的咆哮，他的交响曲是疯人院里的出品，他的艺术是歇斯底里的，他抽风似的和声只是遮掩他心灵的枯索与思想的空虚。那位很知名的批评家在结论里说：

“克拉夫脱先生从前以记者的身份写过些东西，表现特殊的文笔与特殊的口味，在音乐界中成为笑谈。当时大家好意劝他还是作他的曲子为妙。他的近作证明那些劝告虽然用心甚好，可并不高明。克拉夫脱先生只配写写那种文章。”

看了这一篇，克利斯朵夫整个上午不能工作；他又去找别的骂他的报纸，预备把失意的滋味饱尝一下。可是鲁意莎为了收拾屋子，老喜欢把所有散在外面的东西丢掉，那些报纸早给她烧了。他先是生气，随后倒也安慰了，把那份留下来的报递给母亲，说这一份也早该一起扔在火里的。

可是还有使他更难受的侮辱呢。他寄给法兰克福一个有名的音乐会的一阕四重奏，被一致否决了（外国通例，凡作家投寄新作于音乐团体请其演奏时，当先由乐队董事会投票表决。），而且并不说明理由。科隆乐队有意接受的一阕序曲，在他空等了几个月之后也给退回来，说没法演奏。但最难堪的打击是出于当地的某音乐团体。指挥于弗拉脱是个很不差的音乐家，但和多数的指挥一样，一点没有好奇心；他有那种当指挥的特有的惰性：凡是已经知名的作品，他可以无穷尽地重复搬弄，而一切真正新颖的艺术品却被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他永不厌倦的组织着贝多芬、莫扎特，或是舒曼的纪念音乐会。在这些作品里头，他只要让那些熟悉的节奏把自己带着跑就是了。反之，现代的音乐就叫他受不住。但他不敢明白承认，还自命为能够赏识有天才的青年；实际是这样的。假如人家给他一件仿古的作品，——仿一件五十年前算是新的作品，——他的确极表欢迎，甚至会竭力叫大众接受。因为这种东西既不妨害他演奏的方式，也不会扰乱大众感受作品的方式。可是一切足以危害这美妙的方式而要他费力的作品，他都深恶痛绝。只要开辟新路的作家一天没有成名，他鄙薄的心就一天不会消失。假使这作家有成功的希望，他的鄙薄就一变而为憎恨，——直到作家完全成功的那一天为止。

克利斯朵夫当然谈不到有成功的希望，那才差得远呢。所以他间接知道于弗拉脱先生很愿意演奏他的作品，不禁大为诧异。这位指挥是勃拉姆斯的好朋友，也是被克利斯朵夫在杂志上痛诋过的别的几个音乐家的朋友，因此克利斯朵夫更觉得他的表示出乎意外。但他自己是好人，以为他的敌人也像他一样的宽宏大度。他猜想他们是看到他受到攻击，特意要表示他们决不做小心眼儿的报复。想到这点，他竟为之感动了。他送了一阕交响诗给于弗拉脱，附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对方叫乐队秘书复了信，措辞冷淡，可是很有礼貌，声明他的曲子已经收到，但照会章规定，作品在公开演奏之前必须提交乐队先行试奏。章程总是章程，克利斯朵夫当然没有话说。而且这纯粹是种手续，免得一般讨厌的鉴赏家多所议论。

两三个星期以后，克利斯朵夫接到通知，说他的作品快要试奏了。照规矩，这种试奏是不公开的，连作家本人也不能旁听。事实上所有的乐队都容许作家到场，他只是不公然露面罢了。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这儿，而每个人都装作不知道。到了那天，一个朋友来把克利斯朵夫带进会场，拣着一个包厢坐下。他很奇怪地发觉，这个不公开的预奏会居然差不多会客满，至少在楼下：大批的时髦朋友，有闲阶级，批评家，都在那里咭咭呱呱，非常兴奋。乐队照例是装作不知道有这些人的。

开场是勃拉姆斯采用歌德《冬游哈尔茨山》里的一段所作的狂想曲，有女低音独唱和男声合唱，由乐队伴奏的。克利斯朵夫早就讨厌这件作品浮夸的感伤情调，以为这或许是勃拉姆斯党一种挺客气的报复，因为他从前很不恭敬地批评过这个曲子，特意强迫他听一遍。他想到这点不由得笑了，而听到以后又紧接着被他攻击过的两个别的作家的东西，他认为更有意思了：可见他猜得不错，他们的用意不是很显明了吗？他一边装着鬼脸，一边想这究竟是挺公平的斗争：他虽不欣赏那音乐，可很能欣赏这种玩笑。群众对着勃拉姆斯和同一派的作品热烈鼓掌的时候，克利斯朵夫也俏皮地附和几下。

终于轮到克利斯朵夫的交响曲了。乐队和听众之间都有人向他的包厢瞟几眼，证明大家知道他在场。他尽量地躲起来。他等着，心跳得很厉害。音乐像河水般悄悄地集中在一处，但等指挥的棍子一动就马上决破堤岸：在这种情形之下，每个作曲家都会觉得惴惴不安。他自己还从来没听到这个作品演奏的效果。他所幻想的生灵究竟是什么面目呢？声音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觉得它们在他心中轰轰地响；他靠在音响的深渊之上浑身哆嗦，急于要知道出来的是什么。

出来的却是一种无名的东西，一片不成型的混沌。明明是支撑高堂大厦的结实的梁柱，出来的可是没有一组站得住的和弦，它们相继瓦解，好似一座只有断垣残壁的建筑物，除了灰土瓦砾之外，一无所有。克利斯朵夫竟不敢相信奏的是他的作品。他找不到他思想的线条和节奏，根本认不出自己的思想了。只觉得它嘟嘟囔囔，摇摇晃晃，好比一个扶墙摸壁的醉鬼；他羞死了，仿佛自己就在当众表现这副醉鬼的模样。他明知他写的不是这种东西，可是没用：一个荒唐的代言人把你的话改头换面的变了样，你自己也会当场糊涂起来，弄不清你对这种荒谬的情形应不应当负责。至于群众，他们可不理会这些。他们相信表现的人，歌唱的人，相信他们听惯的乐队，正如相信他们读惯的报纸一样：他们是决不会错的；要是他们说了荒唐的话，一定是作者荒唐。这一回群众尤其不会起疑，因为他们原来就要相信作者可笑。克利斯朵夫还以为指挥也觉察到这种混乱的情形，会叫乐队停下来重新开始的。各种乐器都失去了联络。圆号插进来的时候，落后了一拍子，又继续吹了好几分钟，才若无其事地停下来倒去口水。有几段双簧管的部分竟消失得无影无踪。哪怕是最精细的耳朵也没法找到乐思的线索，甚至不能想象它有什么线索可言。变化很多的配器法，幽默的穿插，都给恶俗的演奏变得可笑了。作品显得荒谬绝伦，简直是一个白痴，是一个完全不懂音乐的人开的玩笑。克利斯朵夫扯着自己的头发，竟想跑出去阻断乐队的演奏；可是陪着他的朋友把他挡住了，说指挥先生自会辨别出演奏的错误而全部纠正的，——何况克利斯朵夫根本不该出头露面，他的指摘只有把事情弄得更糟。他把克利斯朵夫硬留在包厢里。克利斯朵夫听他摆布，只是把拳头敲着自己的脑门；而每次听到一段太不像话的表演，就又愤怒又痛苦地咕噜几声：“孽障！孽障！”他一边呻吟，一边咬着手不让自己叫出来。

那时除了错误的音符，群众也开始骚乱，有了声音。先还不过是一种震颤的音浪；不久克利斯朵夫分明听到他们在笑了。乐师给他们暗示，有几个竟老实不客气表示忍俊不禁。群众明白了作品真的可笑时，便捧腹大笑起来，全场的人都乐死了。赶到一个节奏很强的主题又在低音提琴上出现，而给表现得特别滑稽的时候，大家更乐不可支。只有指挥一个人在喧闹声中不动声色地继续打着拍子。

曲子终于奏完了：世界上最得意的事也要结束的。——那才轮到大众开口。他们高兴之极，闹哄了好几分钟。有的怪声嘘叫，有的大喝倒彩：更俏皮的人却喊着“再来一次”。花楼中有人用男低音摹仿那个可笑的主题。别的捣乱分子跟上来争奇斗胜。还有人嚷道：“欢迎作家！”——这些风雅人士好久没有这样的乐了。

等到喧闹声稍微静了一些，乐队指挥若无其事地把大半个脸对着群众，可是仍装作不看见群众，——因为乐队是始终认为没有外人在场的，——向乐队做了一个记号表示他要说话。有人嘘了一声，全场静默了。他又等了一会儿才用着清楚，冷酷，斩钉截铁的声音说：

“诸位，我一定不会让这种东西奏完的，要不是为了把胆敢侮辱勃拉姆斯大师的那位先生给大家公断一下的话。”

说完了，他跳下指挥台，在大众的欢呼声中走了出去。掌声继续到一二分钟之久，但他竟不再出场。乐队里的人开始散了。群众也只能走了。音乐会已经告终。

大家总算过了一天快乐的日子。

克利斯朵夫已经出了包厢。他一看见指挥走下台，便立刻冲出去，三脚两步地奔下楼，要去打指挥的嘴巴。陪他来的朋友在后面追着，想拦住他。克利斯朵夫把他一推几乎跌下楼梯。他很有理由相信这位朋友也是做这个圈套的一份子。还算是于弗拉脱的运气，也是克利斯朵夫的运气，后台的门关着，尽管他用拳头乱敲也敲不开。而群众已经从会场里出来，克利斯朵夫不得不赶快溜了。

他当时的情形真是没法形容：他漫无目地地走着，舞动着手臂，骨碌碌地转着眼珠，大声地自言自语，活像一个疯子；愤慨与狂怒的叫声越来越响了。街上差不多没有什么人。音乐会场是上年在城外新盖的；克利斯朵夫不知不觉穿过荒地，向郊外走去；荒地上东一处西一处有几所板屋和正在建造的屋子，四周都有篱垣。他心中起了杀性，竟想把那个侮辱他的人杀死……可是即使杀了他，那些百般耻笑他的人，——他们笑声至今还在他耳朵里响着，——会把兽性改掉一点吗？他们人数太多了，简直无法可想；他们在多少事情上都意见分歧，但在侮辱他压迫他的时候却联合起来了。那不止是误解，而且还有一股怨毒在里头。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呢？他心中的确藏着些美妙的东西，叫人愉快叫人幸福的东西；他想说出来，让别人一同享受，以为他们也会像他一样的快乐。即使他们不能欣赏，至少也得感激他的好意，充其量可以用友好的态度指出他错误的地方；但他们因之而怀着恶意取笑他，把他的思想歪曲、诬蔑，踩在脚下，把他变成小丑来制他死命，真是从何说起！他气愤之下，把人家的怨毒格外夸大了，过分当真了。其实那般庸碌的人压根儿没有什么当真的事。他嚎啕大哭地嚷着：“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呢？”他闭住了气，觉得自己完了，像童年第一次看到人类凶恶的时候一样。

这时他向周围和脚下看了看，原来他走到了磨坊邻近的小溪旁边，几年以前父亲淹死的地方。投水自杀的念头立刻在他脑中浮起，他想马上往下跳了。

正当他站在岸上，俯瞰着清澈恬静的水光感到幻惑的时候，一只很小的鸟停在近边的树枝上开始唱起来，唱得非常热烈。他不声不响地听着。水在那里喁语。开花的麦秆在微风中波动，簌簌作响；白杨萧萧，打着寒噤。路旁的篱垣后面，园中看不见的蜜蜂散布出那种芬芳的音乐。小溪那一边，眼睛像玛瑙般的一头母牛在出神。一个淡黄头发的小姑娘坐在墙沿上，肩上背着一只轻巧的稀格的藤篓，好似天使张着翅膀，她也在那儿幻想，把两条赤裸的腿荡来荡去，哼着一个全无意义的调子。远远的，一条狗在草原上飞奔，四条腿在空中打着很大的圆圈……

克利斯朵夫靠在一株树上，听着，望着春回大地的景象；这些生灵的和平与欢乐的气息把他感染了……他忘了一切……突然他拥抱着美丽的树，把腮帮贴着树干。他扑在地下，把头埋在草里，浑身抽搐地笑了，快乐之极地笑了。生命的美，生命的温情，把他包裹了，渗透了。他想道：

“为什么你这样的美，而他们——人类——那样的丑？”

可是不管这些！他爱生命，觉得自己永远会爱生命，无论如何不会跟它分离的了。他如醉若狂地拥抱着土地，拥抱着生命：

“我抓住你了！你是我的了。他们决不能把你抢走的。他们爱怎办就怎办吧！便是要我受苦也无妨！……受苦，究竟还是生活！”

克利斯朵夫鼓起勇气重新工作。什么名副其实的文人，有名无实的文人，多嘴而不能生产的人，新闻记者，批评家，艺术界的商人和投机分子，他都不愿意再跟他们打交道。至于音乐家，他也不愿再白费光阴去纠正他们的偏见与嫉妒。他们讨厌他是不是？好吧！他也讨厌他们。他有他的事业，非实现不可。宫廷方面恢复了他的自由：他很感激。他感激人们对他的敌意：因为这样他才能安心工作了。

鲁意莎完全赞成他的意见。她毫无野心，没有克拉夫脱的脾气，她既不像父亲，也不像祖父。她完全不指望儿子成就什么功名。当然，要是儿子有钱有名望，她心里也喜欢的；可是倘若名利要用多少不如意去换来，那她宁可不提此话。克利斯朵夫和宫廷决裂以后，她的悲伤并不是为了那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儿子受到很大的痛苦。至于他和报纸杂志方面的人绝交，她倒很高兴。她对于字纸，像所有的乡下人一样抱着反感，以为那些东西不过使你浪费时间，惹是招非。有几回她听到杂志方面的几个年轻人和克利斯朵夫谈话：她对于他们的凶恶觉得可怕极了；他们诽谤一切，诬蔑一切，而且坏话越说得多，他们越快活。她不喜欢这批人。没有问题，他们很聪明，很博学，可绝不是好人。所以克利斯朵夫和他们断绝往来使她很安慰她非常通情达理：他跟他们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呢？至于克利斯朵夫自己，他是这样想的：

“他们喜欢把我怎么说，怎么写，怎么想，都由他们吧；他们总不能使我不成其为我。他们的艺术，思想，跟我有什么相干！我都否认！”

能否认社会固然很好，但社会决不轻易让青年人说说大话就把它否认了的。克利斯朵夫很真诚，可是还抱着幻想，没有把自己认识清楚。他不是一个修道士，没有遁世的气质，更没到遁世的年龄。最初一个时期他还不大痛苦，因为他一心一意浸在创作里头；只要有工作可做，他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欠缺。但旧作已完，新作还没在心中抽芽的期间，精神上往往有个低潮：他彷徨四顾，不禁对自己的孤独寒心。他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正在写作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写作，就因为应当写作，那不是挺简单吗？等到一件作品诞生了，摆在面前之后，先前把作品从胸中挤压出来的那个强烈的本能就不出声了，而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产生这件作品了，不大认得它了，几乎把它看作一件陌生的东西，只想把它忘掉。可是只要作品没印出来，没演奏过，没有在世界上独立生存过，我们就忘不了它。因为在这个情形之下，作品还是个与母体相连的新生儿，连在血肉上的活东西；要它在世界上存活，必得把它切下来。克利斯朵夫制作越多，越受这些从他生命中繁衍出来的东西压迫；因为它们无法生存，也无法死灭。谁替他来解放它们呢？一种模糊暧昧的压力在鼓动他那些思想上的婴儿；它们竭力想和他脱离，想流布到别的心中去，像活泼的种子乘着风势吹遍世界一样。难道他得永远被封锁起来，没法生长吗？那他可能为之发疯的。

既然所有的出路（戏院，音乐会）都已经断绝，而他也无论如何不肯再低首下心去向那些拒绝过他的指挥们钻谋，那么除掉把作品印出来以外别无办法；但要找一个肯捧他出场的出版家，也不比找一个肯演奏他作品的乐队更容易。他试了两三次，手段都笨拙到极点，结果他觉得够受了；与其再碰一次钉子，或是和出版商讨价还价，看他们那种长辈面孔，他宁可自己出钱印刷。那当然是胡闹。过去靠了宫廷的月俸和几次音乐会的收入，他积了一点儿钱；但收入的来源已经断绝，而要找到一个新的财源还得等好些时候，照理他应当小心谨慎地调度这笔积蓄，来度过他刚踏进去的难关。现在他非但不这样做，反因为原有的积蓄不够对付印刷费而再去借债。鲁意莎一句话都不敢说；她觉得他没有理性，同时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为了要把姓名印在书上愿意花这么一笔钱。但既然这是一种方法使他肯耐着性子，肯留在她身边，她也就挺高兴了。

克利斯朵夫拿出去问世的，并非他作品中比较通俗的，不费人家精神的那一类，而是一批最有个性而自己最重视的作品，都是些钢琴的曲子，其中也夹几支歌，有的很简短，调子很通俗，有的规模很庞大，差不多有戏剧情调的。这些作品合起来是一组或悲或喜的印象，衔接得很自然，有时用钢琴独奏来表现，有时用独唱或是钢琴伴奏的歌唱来表现。“因为，”克利斯朵夫说，“我幻想的时候，我并没什么固定的形式。我只是痛苦，快活，没有说话可以形容；但忽然我觉得需要说话了，就不假思索地唱起来：有时只是一些意义不大明确的字，断断续续的句子。有时是整篇的诗；然后我又沉入幻想。日子便这样的过去了；而我的确想描写一天的情绪。为什么一定要印一部纯粹是歌或纯粹是序曲的集子呢？那不是很勉强很不调和吗？让心灵自由活动不是更好吗？”所以他把集子题做：《一日》。集中各部分还有小题目，简括地指出内心的梦也有先后的程序。克利斯朵夫又加上神秘的献词，缩写的字母，日子，只有他自个儿懂得，而能够回想起诗意盎然的时间或是心爱的面貌的，例如满面笑容的高丽纳，不胜慵懒的萨皮纳，还有那不知名姓的法国少女。

除了这些作品，他又选了三十阕歌，都是自己最喜欢的，所以是群众最不喜欢的。他绝对不选入他“最悦耳”的曲子，而选了最有特点的。——一般老实人最怕“特点”，凡是没有性格的东西，他们认为高明多了。

这些歌的词句是十七世纪西里西亚诗人的作品；克利斯朵夫偶尔在一部通俗丛书里读到这些诗篇，很喜欢它们真挚的气息。其中有两个作家尤其使他心折，那是像两兄弟般的，都在三十岁上夭折的短命天才。一个是富有风趣的保尔·弗莱明，高加索和伊斯法罕一带的流浪者，在战争的残暴，人生的苦难，黑暗腐败的环境中，仍旧保持着一颗纯洁、慈悲、恬静的灵魂。另外一个是抑郁痛苦，沉湎酒色，佯狂玩世的天才约翰·克里斯蒂安·冈特。克利斯朵夫所取材于冈特的是反抗压迫的挑战的呼声，是巨人被困时狂怒的诅咒，把雷电霹雳回击上天的号叫；取材于弗莱明的则是像鲜花一样柔和的情诗，像群星旋舞似的清明欢悦的心的舞曲；他的一首悲壮而又静穆的十四行诗，题目叫作《自献》的，尤其为克利斯朵夫当作早祷一般讽咏不已。

虔诚的保尔·格哈特的乐天气息，同样使克利斯朵夫心向神往，在悲哀之后得到一种安息。他喜欢他在上帝身上看出来的大自然的景象：新鲜的草原上，小溪在沙上流着，发出幽密的歌声，鹳鸟在百合花和白水仙中间庄严地散步，燕子和白鸽在明净的空气中掠过，雨后的阳光显得无限欢畅，明亮的天色在云层的空隙中微笑，黄昏时一切都有股清明肃穆的情调，森林、羊群、城市、原野都安息了。克利斯朵夫把这些至今还在新教教堂里唱着的圣诗谱成音乐，可并不保存原有的赞美歌性质，那是他最厌恶的。他给圣诗一种自由活泼的表辞，例如流浪的基督徒之歌，某些段落被加上了高傲的气息，夏日之歌原来像平静的水波，此刻被异教徒式的狂欢一变而为汹涌的急流。这些改变都会使原作者格哈特为之骇然的。

乐谱终于付印了，当然一切都做得不合情理。为克利斯朵夫代印代售的出版家，除了是个邻居以外，根本没有别的资格。他不配做这一类重要的工作，因此拖了好几个月，又花了很多钱改正错误。全盘外行的克利斯朵夫让他多算了三分之一的账，费用大大超过了预算。赶到大功告成之后，克利斯朵夫捧着一册硕大无朋的乐谱，不知道怎办。那出版家是没有什么主顾的，也一点不设法推销作品。虽然他做事全无精神，和克利斯朵夫的态度倒配搭得正好。为了良心上有个交代，他要求克利斯朵夫拟一段广告，克利斯朵夫回答说：“用不着；倘若作品是好的，那么它本身就是广告。”出版家完全尊重他的意思，把印好的乐谱藏在栈房的尽里头。要说保存，真是保存得太好了，因为六个月中间连一部也没卖掉。

在没有主顾的期间，克利斯朵夫先得想法填补亏空；而他也不能苛求了，因为除了还债，还得维持生活。他不但债务超出了预算，并且积蓄也没早先计算的那么多。是他无意之中丢了钱呢，还是把积蓄计算错了？——大概是算错的成分居多，因为他从来不能做一个准确的加法。不管钱是怎么短少的，总而言之是短少了。鲁意莎不得不流着血汗来帮助儿子。他看了难过极了，只想不惜牺牲赶快把债料清。尽管向人自荐和遭人拒绝是多么难堪，他还是到处去找教课的差事。可是大家已经对他完全冷淡，极不容易找到学生。所以听到某所学校里有个位置，他就很高兴地接受了。

那是个带点宗教气息的学校。校长为人精明，虽不是音乐家，很明白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只要花很少代价就能把克利斯朵夫派作多少用场。他面上很客气，钱却是出得很少。克利斯朵夫怯生生地指出这一点，校长便和颜悦色地笑着告诉他，没有了官衔，他就不能希望更多的报酬。

而且还是件苦差事！人家并非要他教学生音乐，而是要让家长们以为他们的子弟会弄音乐，使学生也自以为会弄音乐。他最大的任务是教他们能够在招待外客的典礼中登台唱歌。至于用什么方法是无关紧要的。克利斯朵夫对这些情形厌恶透了；照理一个人尽了职务总觉得自己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可是他连这点儿安慰都没有，反而良心上受到责备，仿佛干了什么自欺欺人的事。他想给孩子们受点切实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并且爱好纯正的音乐；他们可满不在乎。克利斯朵夫没有方法教他们听话，他缺少威严；其实他也不配教小学生。他对他们结结巴巴的歌唱不感兴味，想立刻和他们解释乐理。上钢琴课的时候，他要学生和他一起在琴上弹一阕贝多芬的交响曲。那当然是办不到的；于是他大发雷霆，把学生从琴上拉下来，自个儿弹上半天。——对于学校外面的私人学生，他也是同样的作风：一点儿耐性都没有。譬如他对一个以贵族出身自豪的小姑娘说，她的琴弹得跟厨娘一个样；或是写信给学生的母亲表示不愿意再教了，说这样没出息的学生，要他再教下去，他会气死的。——这套办法当然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绝无仅有的几个学生也跑掉了；他不能把一个学生留到两个月以上。母亲数落他，要他答应至少别跟学校闹翻；倘使丢了这个位置，他简直不知怎么糊口了。所以虽然心里厌恶，他只能勉强压着自己，从来没有迟到早退的事。可是一个蠢得像驴子似的学生在同一地方犯到第十次的错误，或是要他为下次的音乐会拿一段无聊的合唱一遍又一遍地教学生（因为人家不放心他的鉴别力，连编排节目的权利也不给他），那他真不容易遮盖心中的思想。不用说他是不会热心的了。但他还是硬撑着，一声不出，皱着眉头，冷不防用拳头敲敲桌子，使学生们吓得直跳，算是发泄一下胸中的怒气。有时这种苦水实在太苦了，咽不下去；他就在半中间拦着学生，嚷道：

“得啦得啦！这东西别唱了！还是让我来替你们弹弹瓦格纳吧。”

他们正是求之不得。等他一转背，他们就玩起纸牌来。结果总有一个学生把这种情形报告校长；于是克利斯朵夫受到埋怨，说他在这儿的任务并非教学生爱好音乐而是教他们唱歌。他气哼哼地听着这些教训，终于忍受了：因为他不愿意决裂。——几年以前，当他的前程显得光明、可靠，但实际上还一无成就的时候，谁又敢说，等到他一朝有了点儿价值，就得受这样的委屈？

在学校里担任教职而受到的许多屈辱中间，对同僚们必不可少的拜访也是件不容易受的苦事。他随便拜访了两个，心里就堵得慌，再没勇气去访问别的。那两位受到拜访的同事对他也并不满意，其余的更认为是对他们个人的侮辱。大家拿克利斯朵夫看得在地位上、智慧上都比他们低，对他摆着一副老气横秋的神气。他们那种自信和把克利斯朵夫看透了的态度，使克利斯朵夫也相信他们的见解是不错的，觉得和他们一比，自己的确非常愚蠢：他能有什么话和他们说呢？他们三句不离本行，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天地。他们不能算人。倘使是书本倒也罢了，但他们只是书本的注解，考据文字的诠释。

克利斯朵夫避免和他们在一起。但有时候非见面不可。校长按月招待一次宾客，时间定在下午；他要大家都到。第一次，克利斯朵夫规避了，连道歉的话也不说，只是无声无息地装死，还一厢情愿地希望他的缺席没有被注意；可是第二天他就给话中带刺说了几句。下一回，因为受到母亲责备，他只能抱着送葬般的心情去了。

到的有本校和当地别的学校的教员，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大家挤在一间太小的客厅里，依着各人的级位分成几个小组，对他理都不理。邻近的一组正谈着教学法和食谱。这些教员太太都有各式各样的烹饪秘诀，发挥得淋漓尽致。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也一样浓厚，也差不多一样内行。丈夫钦佩妻子治家的才具，妻子钦佩丈夫的博学多闻：彼此钦佩的程度也恰好相等。克利斯朵夫站在一扇窗子旁边，靠着墙，不知道怎么好，有时勉强装着傻笑，有时沉着脸，眼睛发呆，脸上的线条扭做一团，真是厌烦死了。离开他不远，有个没人理睬的少妇坐在窗槛上，也和他一样的在那里纳闷。两人只望着客室里的人物，彼此都没看到。过了一会儿，他们支持不住而转过头去打呵欠的时候，才互相注意到了。就在那一刹那间，两对眼睛碰在一起了。他们彼此会心地瞅了一眼。他往前走了一步。她轻轻地对他说：

“你觉得这儿有劲吗？”

他背对着众人，望着窗子，吐了吐舌头。她大声笑了出来，忽然精神一振，做个手势叫他坐在旁边。他们通了名姓。原来她是本校生物学教员莱哈脱的妻子，新近到差，当地还没有一个熟人。她绝对谈不上好看，臃肿的鼻子，难看的牙齿，一点儿也不娇嫩，可是眼睛很灵活清秀，老带着天真的笑容。她像喜鹊一样多嘴；他也兴致很好地和她对答；她的爽直叫人看了好玩，又会说些发噱的话；他们大声交换着心中的感想，全不顾虑周围的人。而那些邻人，在他们孤独的时候偏不肯发发善心理睬他们，这时可对他们侧目而视了：当着众人这样嘻嘻哈哈，大家认为太不雅观……但他们爱怎样想都可以，两个饶舌的人简直不放在心上：难道他们就不能痛快一下吗？

最后莱哈脱太太把她的丈夫给克利斯朵夫介绍了。他长得其丑无比，一张苍白的、没有胡子的、阴惨惨的脸，可是神气和善到极点。他的声音是在喉咙里迸出来的，说起话来出口成章，又快又不清楚，常常在音节之间停下来。

他们结婚才只有几个月，这对丑夫妻倒是非常相爱：在大庭广众之间，彼此的眼神、说话、拉手，都有种特别亲热的方式，又可笑又动人。一个喜欢什么，另外一个也喜欢什么。他们马上约克利斯朵夫等这儿散了，上他们家去吃晚饭。克利斯朵夫先是用说笑话的方式辞谢，说今晚最好是各人回去睡觉，大家都累死了，好像走了几十里路。莱哈脱太太回答说，心里不快活就更不应该立刻睡觉，那是对身体有害的。克利斯朵夫终于让步了。他在孤独的环境中很高兴遇到这两个好人，他们虽然不大聪明，可是老实、殷勤。

莱哈脱夫妇的家也像他们一样好客：礼数太多了一点儿，到处是标语，桌椅、器具、碗盏都会说话，老是翻来覆去地表示欢迎“亲爱的来客”，问候他的起居，说着好多殷勤的和劝人为善的话。挺硬的沙发上放着一个小小的靠枕，在那里怪亲热的，悄悄地说：

“您再坐坐吧。”

人家端给他一杯咖啡，杯子又劝他：

“再来一滴吧！”

盘子碟子盛着很精美的菜，同时也借机会替道德作宣传。有的说：

“得想到全体，否则你个人也得不到好处。”

有的说：“亲热和感激讨人喜欢，忘恩负义使大家憎厌。”

虽然克利斯朵夫不抽烟，壁炉架上的烟灰碟子也忍不住要勾引他：

“这儿可以让烧红了的雪茄歇一歇。”

他想洗手，洗脸桌上的肥皂就说：

“请我们亲爱的客人使用。”

还有那文绉绉的抹手布，好似一个礼貌周到的人，尽管没有什么可说，也以为应当多少说一点儿，便说了句极有道理而不大合时的话：“应当早起享受晨光。”

临了克利斯朵夫竟不敢再在椅子上动一下，唯恐还有别的声音从屋子的所有角落跑出来招呼他。他真想和它们说：

“住嘴吧，你们这些小妖怪！人家连说话都听不见了。”

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推说是想起了刚才学校里的集会。他无论如何不愿意使主人难堪。并且他也不大容易发觉人家的可笑。这般人和这些东西的好意的噜苏，他不久也习惯了。你有什么事不能原谅他们呢？他们人都那么好，也不讨厌，即使缺少点儿雅趣，可并不缺少了解人的聪明。

他们来到这儿还没多久，觉得很孤独。内地人往往有种可厌的脾气，不愿意外乡人不先征求他们的同意——那是规矩——就随随便便闯到地方上来。莱哈脱夫妇对于内地的礼法，对这种新来的人对先住的人应尽的义务，没有充分注意。充其量，莱哈脱可能当作例行公事一般去敷衍一下。但他的太太最怕这些苦役，又不喜欢勉强自己，便一天天地拖着。她在拜客的名单上挑了几处比较不讨厌的人家先去；其余的都给无限期地搁在那儿。不幸，那些当地的要人就在这一批里头，对于这种失敬的行为大生其气。安日丽加·莱哈脱——她的丈夫叫她丽丽——态度举动挺随便，怎么也学不会那种一本正经的口气。她会跟高级的人顶嘴，把他们气得满面通红；必要时也不怕揭穿他们的谎言。她说话最直爽，非把心里想到的一齐说出来不可，有时竟是大大的傻话，被人家在背后取笑；有时也是挺厉害的缺德话，把人当场开销，结了许多死冤家。快要说的时候，她咬着嘴唇，想忍着不说，可是已经说出口了。她的丈夫可以算得最温和、最谦恭的男人，对于这一点也怯生生地跟她提过几回。她听了就拥抱他，埋怨自己糊涂，认为他说得一点儿不错。但过了一会儿她又来了，而尤其在最不该说的场合和最不该说的时候脱口而出：要是不说，她觉得简直会胀破肚子。她生性是和克利斯朵夫相投的。

在正因为不该说而说的许多混话中间，她时时刻刻要把德国怎么样法国怎么样作些不伦不类的比较。她自己是德国人，——而且是德国气息最重的，——可是生长在亚尔萨斯，和一般法国籍的亚尔萨斯人很有交情，受着拉丁文化的诱惑；那是归并地带内的多少德国人都抗拒不了的，连表面上最不容易感受拉丁文化的人在内。也许因为安日丽加嫁了一个北方的德国人，一朝处于纯粹日耳曼式的环境中而故意要表示与众不同，所以这种诱惑力对她格外强烈。

初次遇到克利斯朵夫的那天晚上，她就扯到她的老题目上来了。她称赞法国人说话多自由，克利斯朵夫马上做了她的应声虫。对于他，法国便是高丽纳：一对光彩焕发的眼睛，一张笑嘻嘻的年轻的嘴巴，爽直随便的举动，清脆可听的声音。他一心希望多知道些法国的情形。

丽丽·莱哈脱发觉克利斯朵夫跟自己这样投机，不禁拍起手来。

“可惜我那年轻的法国女朋友不在这儿了，”她说，“但她也撑不下去，已经走了。”

高丽纳的形象马上隐掉。好似一支才熄灭的火箭使阴暗的天空突然显出温和而深沉的星光，另外一个形象，另外一对眼睛出现了。

“谁啊？”克利斯朵夫跳起来问，“是那个年轻的女教员吗？”

“怎么？你也认识她的？”

他们把她的身材面貌说了一说，结果两幅肖像完全一样。

“原来你是认识她的？”克利斯朵夫再三说，“噢！把你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通通告诉我吧！”

莱哈脱太太先声明她们俩是无话不谈的知交。但涉及细节的时候，她知道的就变得极其有限了。她们第一次在别人家里碰到，以后是莱哈脱太太先去跟那姑娘亲近，以她照例的诚恳的态度，邀她到家里谈谈。她来过两三次，彼此谈过些话。好奇的丽丽费了不少劲才探听到一点儿法国少女的身世：她生性沉默，你只能零零碎碎把她的话逼出来。莱哈脱太太只知道她叫作安多纳德·耶南，没有产业，全部的家族只有留在巴黎的一个兄弟，那是她尽心尽力帮助的。她时时刻刻提到他，唯有在这个题目上她的话才多一些。丽丽·莱哈脱能够得到她的信任，也是因为对于那位既无亲属，又无朋友，孤零零地待在巴黎，寄宿在中学里的年轻人表示同情的缘故。安多纳德为了补助他的学费，才接受这个国外的教席。但两个可怜的孩子不能单独过活，天天都得通信；而信迟到了一点儿，两人都会神经过敏地着慌。安多纳德老替兄弟担心：他没有勇气把孤独的痛苦藏起来；每次的诉苦都使安多纳德痛彻心肺；她一想起兄弟的受罪就难过，还常常以为他害着病而不敢告诉她。莱哈脱太太好几次埋怨她这种没有理由的恐怖；她当时听了居然也宽慰了些。——至于安多纳德的家庭，她的景况，她的心事，莱哈脱太太却一无所知。人家一提到这种问题，那姑娘马上惊惶失措，不做声了。她很有学问，似乎早经世故，可是天真而老成，虔敬而没有丝毫妄想。在这儿住在一个既没分寸又不厚道的人家，她很苦闷。——怎么会离开的，莱哈脱太太也弄不大清。人家说是因为她行为不检。安日丽加可绝对不信；她敢打赌那是血口喷人，唯有这个愚蠢而凶恶的地方才会这样狠毒。可是不管怎么样，总是出了点儿乱子，是不是？

“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的时候把头低了下去。

“总而言之她是走了。”

“她临走跟你说些什么？”

“啊！”丽丽·莱哈脱说，“真是不运气。我刚巧上科隆去了两天，回来的时候……太晚了……”她打断了话头对老妈子这么说，因为她把柠檬拿来太晚了，来不及放在她的茶里。

于是，她拿出真正的德国女子动不动把家庭琐事扯上大题目的脾气，文绉绉的补充了两句：

“太晚了，人生遭遇，大多如此……”

（可不知道她说的是柠檬还是那打断的故事。）

随后她又接着说：“我回来发现她留给我一个字条，谢谢我帮忙她的地方。她说回巴黎去，可没留下地址。”

“从此她再没写信给你吗？

“没有。”

克利斯朵夫又看到那张凄凉的脸在黑夜中不见了；那双眼睛刚才只出现了一刹那，就像最后一次隔着车窗望着他的情形。

法兰西这个谜重新在他心头浮起，更需要解决了。克利斯朵夫老是向莱哈脱太太问长问短，因为她自命为熟悉那个国家。她从来没到过法国，可是仍旧能告诉他许多事情。莱哈脱是很爱国的，虽然对法国并不比太太认识得更清楚，心里却充满着成见，看到丽丽对法国表示过分热心的时候，不免插几句保留的话；而她反更坚持她的主张，莫名其妙的克利斯朵夫又很有把握地替她打边鼓。

对于他，丽丽·莱哈脱的藏书比她的回忆更有价值。她搜集了一小部分法语书：有的是学校里的教科书，有的是小说，有的是随便买来的剧本。克利斯朵夫既极想知道而又完全不知道法国的情形，所以一听到莱哈脱说他尽可以拿去看，就喜欢得像得了宝物似的。

他先从几本文选——几本旧的教科书——入手，那是丽丽或莱哈脱从前上学用的。莱哈脱告诉他，要想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文学里头弄出一些头绪，就该先从这些书着手。克利斯朵夫素来尊重比他博学的人的意见，便恭恭敬敬地听了他的话，当晚就开始看了。他第一想把所有的宝物看一个大概。

他先认识了一大批法国作家，从第一流到不入流的都有，尤其是不入流的占到绝大多数。他翻了翻诗歌，从拉辛、雨果到尼凡诺阿、夏伐纳，一共有二十几家。克利斯朵夫在这座森林中迷失了，便改道走进散文的领域。于是又来了一大批知名与不知名的作家，例如皮伊松、梅里美、玛德·勃仑、伏尔泰、卢梭、米尔博、玛萨特等。在这些法国文选中，克利斯朵夫读到德意志帝国的开国宣言；又读到一个叫作弗雷特烈-公斯当·特·罗日蒙的作家描写德国人的文字，说：“德国人天生的宜于过精神生活，没有法国人那种轻佻而喧闹的快乐脾气。他们富有性灵，感情温婉而深刻，劳作不倦，遇事有恒。他们是世界上最有道德的民族，也是寿命最长的民族。作家人才辈出，美术天赋极高。别的民族常以生为法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自豪，德国人却对于全人类都抱着一视同仁的热爱。而且以它位居中欧的地势来说，德国似乎就是人类的心和脑。”

克利斯朵夫看得累了，又很惊讶，合上书本想道：

“法国人很有度量，可不是强者。”

他另外拿起一册。那是比较高一级的东西，为高等学校用的。缪塞在其中占了三页，维克多·迪吕伊占了三十页。拉马丁占了七页，梯也尔占了将近四十页。《熙德》差不多全本都选入了（只删去了唐·第爱格和洛特里葛的对白，因为太长），朗弗莱因为极力为普鲁士张目而攻击拿破仑一世，所以在选本中所占的地位特别多，他一个人的文字竟超过了十八世纪全部的名作。左拉的小说《崩溃》中所写的一八七○年普法之役法国惨败的情形，被选了很多篇幅。至于蒙田、拉·罗什富科、拉·布吕耶尔、狄德罗、斯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简直一个字都没有。（以上所述，完全证明德国人选的法国文学集轻重倒置，不伦不类。）反之，在别本书里所没有的帕斯卡，本书里倒以聊备一格的方式选入了；因此克利斯朵夫无意中知道这个十七世纪的詹森派信徒“曾经参加巴黎近郊的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

克利斯朵夫正想把一切都丢开了，他头昏脑胀，只觉得莫名其妙。他对自己说：“我永远弄不清的了。”他没法整理出一些见解，把书翻来翻去，花了几个钟点，不知道读什么好。他的法语程度原来就不高明，而等到他费尽气力把一段文字弄明白了，又往往是毫无意义的空话。

可是这片混沌中间也有些闪烁的光明，击触的刀剑，喑叱咤的字眼，激昂慷慨的笑声。他从这一次初步的浏览上面慢慢的得到一些印象了，这也许是编者带着偏见的缘故。那些德国的出版家，故意挑选法国人批评法国而推重德国的文章，由法国人自己来指出德国民族的优秀和法国民族的缺点。他们可没想到，在一个像克利斯朵夫那样思想独往独来的人心目中，这种衬托的办法倒反显出法国人自由洒脱的精神，敢于指摘自己，颂扬敌人。法国的史学家米什莱就很恭维普鲁士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朗弗莱也颂扬特拉法尔加一役中的英国人，十九世纪的法国陆军部部长夏拉赞美一八一三年代的普鲁士。拿破仑的敌人诋毁拿破仑的时候，还没有一个敢用这种严厉的口吻。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在这些刻薄的嘴里也不能幸免。在路易十四的时代，那些戴假头发的诗人也一样的放肆。莫里哀对什么都不留情。拉·封丹对什么都要嘲笑。布瓦洛呵斥贵族。伏尔泰痛骂战争，羞辱宗教，谑弄祖国。伦理学家，作家，写讽刺文章的，骂人文章的，都在嘻笑怒骂上面用工夫。那简直是藐视一切。老实的德国出版家有时为之吓坏了，觉得需要求个良心平安；看到帕斯卡把士兵跟厨子，小偷，流氓混为一谈的时候，他们便替帕斯卡申辩，在附注里说他要是见到了现代的高尚的军队，决不会说这样的话。他们又赞扬莱辛的改作拉·封丹的《寓言》，原来是乌鸦受了吹捧而把嘴里的乳饼给狐狸吃了，莱辛却把乳饼改成一块有毒的肉，使狐狸吃了死掉：

“但愿你们永远只吃到毒药，可恶的谄媚的小人！”

出版家在赤裸裸的真理前面，好似对着强烈的阳光一样睁不开眼睛；克利斯朵夫却觉得非常痛快：他是爱光明的。但他看到有些地方也不免吃惊；一个德国人无论怎么样独往独来，总是奉公守法惯的，在他眼里，法国人那种毫无顾忌的放肆，的确有点儿作乱犯上的意味。而且法国式的挖苦也把他弄糊涂了，他把有些事看得太认真，至于真正否定的话，他倒认为是好笑的怪论。可是诧异也好，吃惊也好，总之他是慢慢地被迷住了。他不想再整理他的印象，只是随便从这个感想跳到另一个感想，生活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法国小说的轻松快乐的气息：尚福尔、塞居尔、大仲马、梅里美诸人的作品，使他非常痛快；而不时还有大革命的浓烈粗犷的味道一阵阵从书本中传出。

快天亮的时候，睡在隔壁屋里的鲁意莎醒来，从克利斯朵夫的门缝里看见灯还没熄。她敲着墙壁，问他是不是病了。一张椅子倒在地板上；她的房门忽然给打开了：克利斯朵夫穿着衬衣，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拿着书本出现了，做着庄严而滑稽的姿势。鲁意莎吓得从床上坐起，以为他疯了。他哈哈大笑，舞动着蜡烛，念着莫里哀剧本中的一段台词。他一句没念完又噗哧笑了出来，坐在母亲床脚下喘气；烛光在他手里摇晃。这时鲁意莎才放了心，好意地嘀咕道：

“什么事呀？什么事呀？还不睡觉去！……可怜的孩子，难道你真的发疯了吗？”

他照旧疯疯癫癫的说：“你得听听这个！”

他说着坐在她床头，把那出戏从头再念起来。他仿佛看到了高丽纳，听到她那种夸张的声调。鲁意莎拦着他，嚷着：

“去吧！去吧！你要着凉了。讨厌！让我睡觉！”

他还是不动声色地念着，装着浮夸的声音，舞动着手臂，把自己笑倒了，他问母亲是不是妙极。鲁意莎翻过身去钻在被窝里，掩着耳朵说：

“别跟我起腻！”

可是听到他笑，她也暗暗地笑了。终于她不做声了。克利斯朵夫念完了一幕，再三追问她意见而得不到回答的时候，俯下身子一看，原来她已经睡熟了。于是他微微笑着，吻了吻她的头发，悄悄的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他又回到莱哈脱家去找书。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他吞了下去。他多么想爱那个高丽纳与无名女郎的国家，他心中那么丰富的热情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便是第二流的作品，也有片言只语使他呼吸到自由的气息。他还加以夸张，尤其在满口赞成他的莱哈脱太太面前。她虽是毫无知识，也故意要把法国文化跟德国文化作对比，拿法国来压倒德国，一边是气气丈夫，一边因为在这个小城里闷死了，借此发发牢骚。

莱哈脱听了大为不平。他除掉本行的学科以外，其余的知识只限于在学校里得来的一些。在他看来，法国人在实际事务上很聪明，很灵巧，很和气，会说话，但不免轻佻，好生气，傲慢，一点都不严肃，没有强烈的感情，谈不到真诚，——那是一个没有音乐，没有哲学，没有诗歌（除掉布瓦洛，贝朗瑞，科佩以外）的民族，是一个虚浮、轻狂、夸大、淫猥的民族。他觉得贬斥拉丁民族不道德的字眼简直不够用；因为没有更适当的名词，他便老是提到轻佻两个字，这在他的嘴里，像在大多数德国人嘴里一样，有种特别不好的意思。临了他又搬出颂扬德国民族的老调，——说德国人是道德的民族（据赫尔德说，这就是跟别的民族大不相同的地方）, ——忠实的民族（其中包括真诚、忠实、义气、正直等等的意思）, ——卓越的民族（像费希特说的）, ——还有德国人的力，那是一切正义一切真理的象征，——德国人的思想，——德国人的豪爽，——德国人的语言，世界上唯一有特色的语言，和种族一样保持得那么纯粹的，——德国的女子，德国的美酒，德国的歌曲……“德国，德国，在全世界德国都是高于一切！”

克利斯朵夫表示不服。莱哈脱太太跟着哄笑。他们三个一齐直着嗓子大叫大嚷，但还是很投机，因为他们知道彼此都是真正的德国人。

克利斯朵夫常常到这对新朋友家里去谈天，吃饭，和他们一起散步。丽丽·莱哈脱很宠他，替他做些很好的饭菜，很高兴能借此机会满足一下她自己的食欲。她在感情方面和烹调方面都体贴得不得了。庆祝克利斯朵夫生日的时候，她特意做了一块蛋糕，四周插着二十支蜡烛，中央用糖浇成一个希腊装束的肖像，手里抱着一束花，代表伊芙琴尼亚。克利斯朵夫虽然嘴里反对德国人，骨子里是十足地道的德国人，对她那股真情的不大高雅的表现大为感动。

至诚的莱哈脱夫妇还会想出更细腻的方法来证明他们的友情。只认识几个音符的莱哈脱，听了太太的主意，买了克利斯朵夫的二十本歌集，——这是那出版家卖出的第一批货，——分送给他各地教育界方面的熟人；他又叫人寄了一部分给来比锡和柏林两地的书铺，那是他为了编教科书而有往来的。这种瞒着克利斯朵夫所做的又动人又笨拙的推销工作，暂时也并没一点儿效果。分散出去的歌集似乎不容易打出路来：没有一个人提到它。莱哈脱夫妇眼看社会这样冷淡非常伤心，觉得幸而没有把他们的举动告诉克利斯朵夫；否则非但不能使他安慰，反而要加增他的痛苦。可是实际上什么都不会白费的，人生就不少这样的例子；任何努力决不落空。可能多少年的杳无音讯；忽然有一天你会发觉你的思想已经有了影响。克利斯朵夫的歌集就是这样的迈着小步，踏进了少数人士的心坎，他们孤零零地待在内地，或是因为胆小，或是因为打不起精神而没有对他说出他们的感想。

只有一个人写信给他。在莱哈脱把集子寄出了三个月以后，克利斯朵夫收到一封挺客气的，热烈的，表示写的人非常感动的信，用的是老式的体裁，发信的地方是图林根邦的一个小城，署名是大学教授兼音乐导师彼得·苏兹博士。

那真使克利斯朵夫愉快极了，但他在莱哈脱家把搁在口袋里忘了好几天的信拆开来的时候，莱哈脱夫妇比他更愉快。他们一同看信。莱哈脱夫妇彼此丢着眼色，克利斯朵夫并没注意。他当时满面春风，可是莱哈脱发现他把信念到一半忽而沉下脸来，停住了。

“嗯，干吗你不念下去了？”他问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把信往桌上一扔，愤愤地说：“嘿！岂有此理！”

“怎么啦？”

“你去看吧！”

他背对着桌子，站在一边生气了。

莱哈脱和太太一起念着，看来看去全是些佩服到五体投地的话。

“怎么回事？我看不出呀……”

“你看不出？你看不出？……”克利斯朵夫嚷着，拿起信来送到他眼前，“难道你不识字吗？你没看出他也是个勃拉姆斯党吗？”

莱哈脱这才注意到：那位音乐导师的信里有一句话把克利斯朵夫的歌比之于勃拉姆斯的歌。克利斯朵夫叹道

“嘿！朋友！我终算找到了一个朋友……可是刚找到就失掉了！”

人家把他跟勃拉姆斯相比，他气死了。以他的脾气，他竟会马上写一封莽撞的复信去；最多在考虑之下，以为置之不理是最世故最客气的办法了。幸而莱哈脱一边笑他的生气，一边拦着他，不让他再胡闹。他们劝他写一封道谢的信。但这封信因为是不乐意写的，所以很冷淡很勉强。彼得·苏兹的热心可并不因之动摇，又写了两三封非常亲热的信来。克利斯朵夫对书翰一道素来不大高明；虽然感于对方的真诚而有点儿回心转意，他还是让他们的通信中断了。结果苏兹也没消息了。克利斯朵夫也忘了这件事。

现在他每天都看到莱哈脱夫妇，往往一天还看到好几次。晚上，他们差不多老在一起。孤独了一天之后，他生理上需要说些话，把心里想到的一齐倒出来，不管人家懂不懂，也需要嘻嘻哈哈笑一阵，不问笑得有理无理，他需要发泄，需要松动一下。

他弄点音乐给他们听：因为没有别的方法对他们表示感激，便几小时地坐在钢琴前面弹奏。莱哈脱太太完全不懂音乐，好不容易压着自己，才不至于打呵欠；但因为她喜欢克利斯朵夫，也就装作很有兴趣。莱哈脱虽然并不更懂，可对于某些音乐有种生理上的反应；那时他会受到剧烈的感动，甚至于眼泪都冒上来；他自己认为这种表示简直是胡闹。别的时候，可就毫无影响：他只听见一片喧闹的声音。一般而论，他为之感动的往往是作品中最平凡的部分，最无意义的段落。夫妻俩自命为了解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也很愿意这么相信。当然他常常存着俏皮的心跟他们开玩笑，弹些毫无价值的杂曲，叫他们以为是他作的。等到他们大捧特捧地称赞完了，他才说出他的恶作剧。于是他们提防了；从此以后，只要他用着莫测高深的神气奏一个曲子，他们就疑心他又来捣鬼，便尽量加以批评。克利斯朵夫听任他们说，附和他们，说这种音乐的确不值一文，随后忽然哈哈大笑：

“哎，混蛋！你们说得一点儿不错！……这是我作的呀！”

他因为耍弄了他们而乐死了。莱哈脱太太有点儿生气，过来把他轻轻地打一下；但他那种天真的傻笑使他们也跟着笑起来。他们决不以为自己是不会错的。既然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他们就决定以后丽丽·莱哈脱永远管批评，她的丈夫永远管恭维：这样，他们可以有把握两人之中必有一个能合乎克利斯朵夫的意思了。

在他们眼里，克利斯朵夫的可爱倒并不在于他是音乐家，而是因为他忠厚老实，有点儿疯癫，可是诚恳，有朝气。人家说他的坏话反而增加他们对他的好感：他们像他一样给小城里的空气闷得发慌，也像他一样的直爽，凡事要凭自己的头脑判断，所以他们拿他看作一个不懂世故的大孩子，吃了坦白的亏。

克利斯朵夫对两位新朋友并不抱什么幻想；他想到他们不了解——永远不能了解自己最深刻的一方面，觉得不胜怅惘。但他缺乏友谊而极需要友谊，所以他们能多少喜欢他已经使他感激不尽了。最近一年的经验告诉他不能再苛求。要是在两年以前，他绝没有这种耐性。他想起对待可厌而善良的于莱一家多么严厉，不禁又后悔又好笑。哦！他竟然学乖了！他叹了口气，心里对自己说：“可是能有多久呢？”想到这个，他笑了笑，同时也觉得安慰了。

他多希望能有个朋友，一个懂得他而和他心心相印的朋友；可是他虽然年轻，对于社会已经有相当的经验，知道这种心愿是最不容易实现的，而他亦不能希求比以前的真正的艺术家更幸福。这一类人的历史，他已经知道了一点。莱哈脱的藏书中，有一部分使他认识了十七世纪德国音乐家的艰苦的经历。那时战乱频仍，疫疠流行，家破国亡，整个民族受着异族的蹂躏，心灰意懒，既没有奋斗的勇气，对任何东西也没有兴趣，只希望早死以求安息；在这样的环境中，伟大的心灵——特别是英勇的许茨——始终不懈地趱奔着他的前程。克利斯朵夫想道：“看了这种榜样，谁还有抱怨的权利？他们没有群众，没有前途，只为了自己和上帝而写作。今天写的明天也许就会毁掉，可是他们继续写着；他们并不丧气，什么都不能动摇他们乐天的心情。他们只要能歌唱就满足了，只要能活着，能挣口苦饭，能把他们的思想在艺术上表现出来，找到两三个既不是艺术家，也不能了解他们的老实人真心地爱他们。除此以外对人生也就不再要求什么。——而他克利斯朵夫，怎么敢比他们更苛求呢？人生有个最低限度的幸福可以希冀，但谁也没权利存什么奢望：你想多要一点儿幸福，就得由你自个儿去创造，可不能向人家要求。”

想到这些，他心平气和了，更喜欢那对老实的莱哈脱夫妇了。他万万没想到连这点儿最后的友情也得被人剥夺。

他没想到内地人的恶毒。他们的仇恨，因为是没有目标的，所以更消不掉。真有名目的仇恨，一朝达到了目的，恨意就会慢慢地解淡。但为了无聊而作恶的人是永远不肯罢休的；因为他们永远无聊。而克利斯朵夫便成了他们消闲的牺牲品。他固然被打倒了，但居然没有垂头丧气的表现。他固然不再麻烦人，但也不把人家放在心上。他一无所求，人家对他毫无办法。他和他的新朋友在一起很快活，全不理会旁人对他作何感想，有何议论。这种情形叫人看了有气。而莱哈脱太太叫人更气。她不顾全城的清议而公然结交克利斯朵夫，就是和她平日的态度一样有心触犯舆论。丽丽·莱哈脱对人对事都没有惹是招非的意思；她不过独行其是，不问旁人的意见罢了。但这一点就是最可恶的挑衅。

大家暗中留神他们的行动。他们却毫不提防。克利斯朵夫是放肆惯的，莱哈脱太太是糊里糊涂的，他们一同出去的时候，或是晚上靠在阳台上谈笑的时候，都不知道顾忌。他们在举动方面非常亲热，不知不觉给了人造谣生事的材料。

一天早上，克利斯朵夫接到一封匿名信，卑鄙龌龊地说他是莱哈脱太太的情夫。他看着愣住了。他连跟她调情打趣的念头都从来没有；他太方正了，对奸淫像清教徒一样的痛恨，甚至想到这种事就受不了。欺侮朋友的妻子在他眼中是罪大恶极的行为；而对丽丽·莱哈脱，他尤其不可能犯这个罪：她长得一点儿不美，凭什么会引起他的热情呢？

他又羞又难堪地去看他的朋友，发觉他们也一样局促不安。他们也每人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不敢说出来；三个人暗中互相留神，同时也留神自己，不敢随便有所动作，也不敢说话，慌慌张张地闹得很僵。要是丽丽·莱哈脱一时恢复了天真的本性，嘻嘻哈哈，胡说乱道的时候，她的丈夫或者克利斯朵夫会突然瞪她一眼，使她愣了一愣，马上想起匿名信的事而慌起来；克利斯朵夫和莱哈脱也跟着慌了。各人都在心里想：

“他们知道没有？”

他们彼此不露一点口风，竭力想过着从前一样的生活。

然而匿名信继续不断的来，而且措辞越来越下流，使他们骚乱不堪，屈辱得没法忍受。他们收到了就各自躲在一边，没有勇气原封不动地扔在火里，偏偏手指颤巍巍地拆开来，心惊肉跳地展开信纸，而一读到那些怕读到的字句，题目相同而内容略有变化的辱骂，——存心捣乱的人所造的荒唐无稽的谣言，都悄悄地哭了。他们想来想去也猜不出谁在那里跟他们缠绕不休。

有一天，莱哈脱太太痛苦得忍不住了，把她所受的迫害告诉了丈夫；而他也含着泪说他受着同样的痛苦。要不要告诉克利斯朵夫呢？他们不敢。可是总得通知他，要他谨慎一些才好。——莱哈脱太太红着脸才说了几个字，就大为奇怪的发觉，克利斯朵夫也一样收到那些匿名信。人心险毒到这种死不放松的田地，使他们怕起来了。莱哈脱太太以为全城的人都在阴损他们。但他们非但不互相支持，反而都泄了气。他们不知道怎办。克利斯朵夫说要去砍掉那个人的脑袋。——但那个人是谁呢？而且也只能替造谣的人多添些资料……把那些信交给警察署吧，那更要把谣言传布出去……假作痴呆又不可能了。他们的友谊已经受了影响。莱哈脱绝对相信太太和克利斯朵夫都是正人君子，可也不由自主地要猜疑了。他觉得这种猜疑是可耻的、荒唐的；他有心让太太和克利斯朵夫单独在一块儿。但他痛苦不堪；而丽丽也看得很明白。

在她那方面，情形可更糟。她和克利斯朵夫一样，从来没想到什么调情。然而那些谣言暗示她一种可笑的念头，以为克利斯朵夫也许真的爱着她；虽然他连一点儿表示都没有，她认为至少应当防卫一下，当然不是言语之间有什么明白的表示，而是用一些笨拙的方法；克利斯朵夫先还不懂，等到明白了，他可气坏了。那太胡闹了！说他会爱上这个又丑又平凡的小布尔乔亚！而她竟相信这回事！而他又没法辩白，没法对她和她的丈夫说：

“得了吧！你们放心！绝没有这种危险的！”

不，他不能得罪这一对好人。并且他觉得：她怕给他爱上，骨子里就因为她有点儿爱他的缘故；而这种荒唐的传奇式的念头，的确是那些匿名信种下的根。

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那么僵，那么难堪，继续不下去了。丽丽·莱哈脱只有嘴巴强，而没有坚强的性格，对着当地人士的阴险没了主意。他们想出种种借口来避不见面，什么“莱哈脱太太不舒服……莱哈脱有事……他们上外埠去待几天……”等等，都是些笨拙的谎话，常常无意之中露出破绽来。

克利斯朵夫可比较痛快，他说：

“咱们分手吧，可怜的朋友们！咱们都不够强。”

莱哈脱夫妇一齐哭了。——但决绝之后，他们的确松了口气。

城里的人大可得意了。这一回克利斯朵夫的确是孤独了。大家剥夺了他最后呼吸到的一口气；——这口气便是温情，不论怎么淡薄，但少了它一个人的心就不能活的。

第三部

解脱

他完全孤独了。所有的朋友都不见了。亲爱的高脱弗烈特，在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而他此刻极需要的，也一去数月，而且这一次是永远不回来了。一个夏天的晚上，鲁意莎收到一封从很远的村子里寄来的信，字写得挺大，说她的哥哥死了，就葬在那边的公墓上。近年来他身体已经不行，可还是到处流浪，这一回就是在流浪的途中死在那个村上的。这个多有骨气而又多么恬静的人，原是克利斯朵夫最后一个朋友，他的温情——很可能给克利斯朵夫做个精神上的依傍的，——不幸被死亡吞掉了。他孤零零地守着只知道爱他而不了解他思想的老母。周围是德国的大平原，等于一片阴森森的海洋。他每次想跳出去，结果总是更往下沉。仇视他的小城眼睁睁地看着他淹在海里……

正在挣扎的时候，黑夜里忽然像闪电似的显出了阿斯莱的形象，那是他儿童时代多么爱慕，而现在已经名震全国的人物。他记起了当年阿斯莱答应过他的话，便立刻拼着最后的勇气想抓住那颗最后的救星。阿斯莱能够救他的，应当救他的！向他要求什么呢？不是援助，不是金钱，不是任何物质上的帮忙。只求他了解。阿斯莱像他一样受过迫害。阿斯莱是个独往独来的人，一定能了解一个受着庸俗的德国人仇视与虐待的独往独来的人。他们都是一个阵营中的战士。

他一有这念头，便马上实行。他通知母亲要出门一星期，当夜就搭着火车往德国北部的大城出发，哈斯莱在那边当着乐队指挥。他不能再等了。这是为求生存的最后一次努力。

哈斯莱已经享了重名。他的敌人并没缴械；但他的朋友们大吹大擂地说他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音乐家。其实拥护他的和否认他的都是一样荒谬的家伙。可是他没有坚强的性格，看到反对他的人他就气恼，看到捧他的人他就软化。他拿出全副精神专门做些伤害那班批评家和使他们痛心疾首的事，好比一个孩子专爱搞些捣乱的玩艺儿。但那些玩艺儿往往是最低级趣味的：他不但浪费天才在音乐上做些怪僻的东西，使德高望重的人发指；而且还故意采用荒唐的题材，暧昧的不雅的场面，总之只要是逆情背理的，伤害礼教的，他都特别喜欢。中产阶级疾首蹙额地一叫起来，他就乐了；而中产阶级永远识不破他的诡计。连那个像一般爆发户与诸侯那样喜欢冒充内行，干预艺术的德皇陛下，也把哈斯莱的享有盛名认为社会之羞，处处对他无耻的作品表示轻蔑与冷淡。哈斯莱看到帝王的轻蔑觉得又气又高兴，因为德国前进派的艺术界认为官方的反对就是证明自己的前进，所以哈斯莱捣乱得更有劲了。他闹一次骇人听闻的事，朋友们就喝一次彩，说他是天才。

哈斯莱的帮口，主要是一般文学家，画家，颓废的批评家组成的，他们代表革命派对反动派——它们在德国北部一向势力很雄厚——的斗争，对冒充的虔诚和国定礼教的斗争，在这方面他们当然是有功的；但斗争的时候，他们独立不羁的精神往往过于激昂，不知不觉到了可笑的地步；因为他们之中即使有些人不乏相当粗豪的才具，总嫌不够聪明，而见识与趣味尤其不高明。他们制造了虚幻的境界把自己关在里头跳不出来；并且和所有的艺术党派一样，结果对实际的人生完全隔膜了。他们替自己，替上百个读他们的出版物，盲目地相信他们的傻瓜，定下规律。这帮口的吹捧对哈斯莱是致命伤，使他过分自得自满。他脑子里想到什么乐思，就不加考虑地接受；他暗中认为便是他写的东西够不上自己的标准，比别的音乐家已经高明多了。固然他这种看法往往是不错的，但绝不是一种健全的看法，同时也不能使他产生伟大的作品。哈斯莱骨子里是不分敌友，对谁都瞧不起，结果对自己对人生也取了这种轻视与冷嘲热讽的态度。因为他从前相信过不少天真与豪侠的事，所以一旦失望，他更加往讥讽与怀疑的路上走。既没有勇气保护他的信念不受时间一点一滴的磨蚀，也不能自欺欺人，自以为还相信他早已不信的东西，他便尽量嘲笑自己过去的信念。他有种德国南方人的性格，贪懒，软弱，担当不起极端的好运或厄运，太热与太冷，他都受不了，他需要温和的气候维持精神上的平衡。他不知不觉只想懒懒地享受人生：好吃好喝，无所事事，想些萎靡不振的念头。他的艺术也沾染了这种气息，虽然因为他才气纵横，便是在迎合时流的颓废作品中也藏不住光芒。他对自己的没落比谁都感觉得更清楚。老实说，能感觉到的只有他一个人；而那种时间是少有的，并且是他竭力避免的。那时他就变得悲观厌世，心绪恶劣，只想着自私的念头，担忧自己的健康，——而对于从前引起他热情或厌恶的东西漠不关心了。

克利斯朵夫想来向他求一点鼓励的便是这样一个人物。在一个下着冷雨的早晨，来到哈斯莱住的城里的时候，克利斯朵夫抱着不知多大的希望。他认为这个人物在艺术界是独立精神的象征，指望从他那儿听到些友善的勉励的话，使自己能继续那毫无收获而不可避免的斗争，那是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和社会的斗争，一息尚存决不休止的斗争。席勒说过：“你和群众的关系，唯有斗争是不会使你后悔的。”

克利斯朵夫性急到极点，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店中丢下了行李，立刻奔到戏院去探问哈斯莱的住址。他住在离开城区相当远的地方，在郊外的一个小镇上。克利斯朵夫一边啃着一个小面包，一边搭上电车。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他的心不由得跳起来。

在哈斯莱所住的区域内，奇形怪状的新建筑触目皆是；现代的德国尽量在这方面运用渊博的学问，创造一种野蛮的艺术，以勾心斗角的人工来代替天才。在谈不到什么风光的小镇上，在笔直的平板的街道中，出人不意地矗立着埃及式的地窖，挪威式的木屋，寺院式的回廊，有雉堞的堡垒，万国博览会会场式的建筑；大肚子的屋子没头没脚地深深埋在地下，死气沉沉的面目，睁着一只巨大的眼睛，地牢式的铁栅，那种潜水艇上的门窗的栏杆上嵌着金字，大门顶上蹲着古怪的妖魔，东一处西一处铺着蓝珐琅的地砖，都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五光十色的碎石拼出亚当与夏娃的图像，屋顶上盖着各种颜色的瓦；还有堡垒式的房屋，屋脊上砌着奇形怪状的野兽，一边完全没有窗，一边是一排很大的洞，方形的、矩形的，像伤疤一般；一堵空无所有的大墙，忽然有些野蛮人的雕像支着一座很大的阳台，上边只开一扇窗，阳台的石栏杆内探出两个有胡子的老人头，伯克林画上的人鱼。在这些监狱式的屋子中间，有一所门口雕着两个其大无比的裸体像，低矮的楼上，外边刻着建筑师的两行题辞：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艺术家显示他的新天地！

克利斯朵夫一心一意想着哈斯莱，对这些只睁着惊骇的目光瞧了瞧，无心去了解。他找到了哈斯莱的住处，那是最朴实的一所屋子，加洛林式的建筑。内部很华丽、俗气；楼梯道有一股温度太高的气味；克利斯朵夫放着一座狭窄的电梯不用，宁可两腿哆嗦着，心跳动着，迈着细步走上四楼，因为这样可以定定神去见这位名人。在这短短的途程中，从前和哈斯莱的相见，童年时代的热情，祖父的形象，都一一回到记忆中来，仿佛只是昨天的事。

他去按铃的时候已经快到十一点。应门的是一个精神抖擞的女仆，颇像管家妇模样，很不客气地把他瞧了一眼，先是说：“先生不见客，他很累。”随后，大概是克利斯朵夫脸上那种天真的失望的神气使她觉得好玩，所以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之后，忽然缓和下来，让克利斯朵夫走进哈斯莱的书房，说她去想办法叫先生见客。她说完眨了眨眼睛，关上门走了。

壁上挂着几幅印象派的画和法国十八世纪的描写风情的镂版画。哈斯莱自命为对各种艺术都是内行，听了他小圈子里的人的指点，从马奈到华托都有收藏。这种混杂的风格也可以从家具上看出来，一张极美的路易十五式的书桌周围，摆着几张“新派艺术”的沙发，一张东方式的半榻，花花绿绿的靠枕堆得像山一样高。门上都嵌着镜子；壁炉架中央摆着哈斯莱的胸像，两旁和古董架上放着日本小古董。独脚的圆桌上，一只盘里乱七八糟散着一大堆照片，有歌唱家的，有崇拜他的妇女们的，有朋友们的，都写着些警句和措辞热烈的题款。书桌上杂乱不堪；钢琴打开着；古董架上全是灰；到处扔着烧掉一半的雪茄烟尾……

克利斯朵夫听见隔壁屋里有一阵不高兴的咕噜声；女仆扯着尖嗓子在那里跟他拌嘴。那分明是哈斯莱不愿意见客，也分明是女仆非要他见客不可；她毫不客气地用着狎习的语气跟他顶撞，尖锐的声音隔着一间屋还能听到。她埋怨主人的某些话使克利斯朵夫听了很窘，主人可并不生气。相反，这种放肆的态度仿佛使他觉得好玩。他一边叽咕，一边逗那个女孩子，故意惹她冒火。终于克利斯朵夫听到开门声，哈斯莱拖着有气无力的脚步走过来了。

他进来了。克利斯朵夫忽然一阵难过。他认得是他。怎么会不认得呢？明明是哈斯莱，可又不是哈斯莱。宽广的脑门上依旧没有一道褶裥，脸上依旧没有一丝皱痕，像孩子的脸，可是头已经秃了，身子发胖了，皮色发黄了，一副瞌睡的神气，下嘴唇有点儿往下掉，撅着嘴巴，好似挺不高兴。他驼着背，两手插在打绉的上衣袋里；脚下曳着一双旧拖鞋；衬衣在裤腰上面扭做一团，钮扣也没完全扣好。克利斯朵夫嘟囔着向他通报姓名，他却睁着没有光彩的倦眼瞧着他，机械地行了个礼，一声不出，对着一张椅子点点头叫克利斯朵夫坐下；接着他叹了口气，往半榻上倒下身子，把靠枕堆在自己周围。克利斯朵夫又说了一遍：

“我曾经很荣幸的……你先生曾经对我一番好意……我是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

哈斯莱埋在半榻里促膝而坐，右边的膝盖耸得跟下巴一样高，一双瘦削的手勾搭着放在膝盖上。他回答说：

“想不起。”

克利斯朵夫喉咙抽搐着，想叫他记起他们从前会面的经过。要克利斯朵夫提到这些亲切的回忆原来就不容易，而在这种情形之下尤其使他受罪：他话既说不清，字又找不到，胡言乱语，自己听了都脸红了。哈斯莱让他支吾其词，只用着那双心不在焉的淡漠的眼睛瞪着他。克利斯朵夫讲完了，哈斯莱把膝盖继续摇摆了一会儿，仿佛预备克利斯朵夫再往下说似的。随后，他回答：

“对……可是这些话并不能使我们年轻啊……”

他欠伸了一会儿，打了个呵欠：“对不起……没睡好……昨天晚上，在戏院里吃了宵夜……”他说着又打了个呵欠。

克利斯朵夫希望哈斯莱提到他刚才讲过的事；但哈斯莱对那些往事一点儿不感兴趣，连一个字也没提，也不问一句克利斯朵夫的生活情形。他打完了呵欠，问：

“你到柏林很久了吗？”

“今天早上才到。”

“啊！”哈斯莱除了这样叫一声，也没有别的惊讶的表示。“什么旅馆？”说完他又不想听人家的回答，只懒懒的抬起身子，伸手去按电铃：

“对不起。”他说。

矮小的女仆进来了，始终是那副放肆的神气。

“凯蒂，”他说，“难道你今天要取消我一顿早饭吗？”

“您在会客，我怎么能端东西来呢？”她回答。

“干吗不？”他一边说一边俏皮地用眼睛瞟了瞟克利斯朵夫。“他喂养我的思想；我喂养我的身体。”

“让人家看着您吃东西，像动物园里的野兽一样，您不害羞吗？”

哈斯莱非但不生气，反而笑起来，改正她的句子：“应当说像日常生活中的动物……”他又接着说：“拿来吧，我只要吃早饭，什么难为情不难为情，我才不管呢。”

她耸耸肩退出去了。

克利斯朵夫看到哈斯莱老不问起他的工作，便设法把谈话继续下去。他说到内地生活的苦闷，一般人的庸俗，思想的狭窄，自己的孤独。他竭力想把自己精神上的痛苦来打动他。可是哈斯莱倒在半榻上，脑袋倚着靠枕往后仰着，半合着眼睛，让他自个儿说着，仿佛并没有听；再不然他把眼皮撑起一会儿，冷冷地说几句挖苦内地人的笑话，使克利斯朵夫没法再谈更亲密的话。——凯蒂捧了一盘早餐进来了，无非是咖啡、牛油、火腿等等。她沉着脸把盘子放在书桌上乱七八糟的纸堆里。克利斯朵夫等她出去了，才继续他痛苦的陈诉，而那又是极不容易说出口的。

哈斯莱把盘子拉到身边，倒出咖啡，呷了几口；接着他用一种又亲热，又随便，又有点儿轻视的神气，打断了克利斯朵夫的话：“也来一杯吧？”

克利斯朵夫谢绝了。他一心想继续没有说完的句子，但越来越丧气，连自己也不知说些什么。看着哈斯莱吃东西，他的思路给扰乱了。对方托着碟子，像孩子一样拼命嚼着牛油面包，手里还拿着火腿。可是他终究说出他作着曲子，说人家演奏过他为赫贝尔的《尤迪特》所作的序曲。哈斯莱心不在焉地听着，忽然问：“什么？”

克利斯朵夫把题目重新说了一遍。

“啊！好！好！”哈斯莱一边说，一边把面包跟手指一齐浸在咖啡杯里。

他的话只此一句。

克利斯朵夫失望之下，预备站起身来走了；但一想到这个一无结果的长途旅行，他又鼓起余勇，嘟囔着向哈斯莱提议弹几阕作品给他听。哈斯莱不等他说完就拒绝了。

“不用，不用，我对这个完全外行，”他说话之间大有咕噜，挖苦和侮辱人的意味。“并且我也没有时间。”

克利斯朵夫眼泪都冒上来了。可是他暗暗发誓，没有听到哈斯莱对他的作品表示意见，决不出去。他又惶愧又愤怒的说道：

“对不起；从前你答应听我的作品；我为此特意从内地跑来的，你一定得听。”

没见惯这种态度的哈斯莱，看到这愣头傻脑的青年满脸通红，快要哭出来了，觉得挺好玩，便无精打采地耸耸肩，指着钢琴，用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说：

“那么……来吧！”

说完他又倒在半榻上，仿佛想睡一觉的样子，用拳头把靠枕捶了几下，把它们放在他伸长的胳膊下面，眼睛闭着一半，又睁开来，瞧瞧克利斯朵夫从袋里掏出来的乐谱有多少篇幅，然后他轻轻叹了口气，准备忍着烦闷听克利斯朵夫的曲子。

克利斯朵夫看到这种态度又胆小又委屈，开始弹奏了。哈斯莱不久便睁开眼睛，竖起耳朵，像一个艺术家听到一件美妙的东西的时候一样，不由自主地提起了精神。他先是一声不出，一动不动；但眼睛不像先前那么没有神了，撅起的嘴唇也动起来了。不久他竟完全清醒过来，叽叽咕咕的表示惊讶跟赞许，虽然只是些闷在喉咙里的惊叹辞，但那种声音绝对藏不了他的思想，使克利斯朵夫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哈斯莱不再计算已经弹了多少，没有弹的还有多少。克利斯朵夫弹完了一段，他就嚷：

“还有呢？……还有呢？”

他的话慢慢的有了人味儿了：

“好，这个！好！……妙！……妙极了！……该死！”他嘟囔着，非常惊讶。“这算什么呢？”

他坐起来，探着脑袋，把手托着耳朵，自言自语，满意地笑着；听到某些奇怪的和声，他微微伸出舌头，好像要舔嘴唇似的。一段出其不意的变调使他突然叫了一声，站了起来，跑到钢琴前面挨着克利斯朵夫坐下。他仿佛不觉得有克利斯朵夫在场，只注意着音乐。曲子完了，他抓起乐谱，把刚才那页重新看了一遍，接着又看了以后的几页，始终自言自语表示赞美和惊讶，好像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

“怪了！……亏他想出来的，这家伙！”

他把克利斯朵夫挤开了，自己坐下来弹了几段。在钢琴上，他的手指非常可爱，又柔和，又轻灵。克利斯朵夫瞧着他保养得挺好的细长的手，带点儿病态的贵族气息，跟他身体上别的部分不大调和。哈斯莱弹到某些和弦停住了，反复弹了几遍，眯着眼睛，卷着舌头发出的的笃笃的声音，又轻轻学着乐器的音响，一边照旧插几个惊叹辞，表示又高兴又遗憾：他不由得暗中气恼，有种下意识的嫉妒，而同时也感到非常快乐。

虽然他老是自个儿在说话，好像根本没有克利斯朵夫这个人；克利斯朵夫却高兴得脸红了，不免把哈斯莱的惊叹辞认为对自己发的。他解释他的旨趣。先是哈斯莱没留神他的话，只顾高声地自言自语；后来克利斯朵夫有几句话引起了他注意，他就不做声了，眼睛老盯着乐谱，一边翻着一边听着，神气又像并不在听。克利斯朵夫越来越兴奋，终于把心里的话全说了出来：他天真的，激昂的，谈着他的计划和生活。

哈斯莱不声不响，又恢复了含讥带讽的心情。他让克利斯朵夫把乐谱从他手里拿了回去：肘子撑在琴盖上，手捧着脑门，望着克利斯朵夫，听他凭着少年人的热情与骚动解释作品。于是他想着自己早年的生活，想着当年的希望，想着克利斯朵夫的希望和在前途等着他的悲苦，不禁苦笑起来。

克利斯朵夫老在那里说着，低着眼睛，生怕找不到话接上去。哈斯莱的静默使他胆子大了些。他觉得对方在打量他，一句不漏地听着他；仿佛他们中间冰冷的空气给他融化了，他的心放出光来了。说完之后，他怯生生的，同时也很放心的，抬起头来望望哈斯莱。不料他看到的又是一双没有神的、讥讽的、冷酷的眼睛在那里瞪着他，心中才开始的那点儿喜悦，像生发太早的嫩芽一般突然给冻坏了。他马上把话打住了。

默然相对了一会儿，哈斯莱开始冷冷地说话了。这时他又拿出另外一种态度，对克利斯朵夫非常严厉，毫不留情地讥讽他的计划，讥讽他的希望成功，好似自嘲自讽一样，因为他在克利斯朵夫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他狠命地摧毁克利斯朵夫对人生的信念，对艺术的信念，对自身的信念。他不胜悲苦地拿自己做例子，痛骂自己的近作：

“都是些狗屁不通的东西！为那般狗屁不通的人只配这种东西。你以为世界上爱音乐的人能有十个吗？唉，有没有一个都是疑问！”

“有我啊！”克利斯朵夫兴奋的嚷着。

哈斯莱瞧着他，耸耸肩，有气无力的回答说：

“你将来也会跟别人一样，只想往上爬，只想寻欢作乐，跟别人一样……而这个办法是不错的……”

克利斯朵夫想和他辩；可是哈斯莱打断了他的话，拿起他的乐谱，把刚才赞扬的作品加以尖刻的批评。他不但用难听的话指摘青年作家没留意到的真正的疏忽，写作的缺点，趣味方面或表情方面的错误；并且还说出许多荒谬的言论，和使哈斯莱自己受尽痛苦的那班最狭窄最落伍的批评家说的一模一样。他问这些可有什么意思。他简直不是批评，而是否定一切了：仿佛他恨恨的要把先前不由自主感受的印象通通抹掉。

克利斯朵夫失魂落魄，不想回答了。在一个你素来敬爱的人嘴里，听到那些令人害臊的荒唐的话，你又怎么回答呢？何况哈斯莱什么话都不愿意听。他站在那儿，手里拿着合上的乐谱，睁着惘然失神的眼睛，抿着嘴巴。末了，他好似又忘了克利斯朵夫：

“啊！最苦的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了解你！”

克利斯朵夫激动到极点，突然转过身来把手放在哈斯莱的手上，抱着一腔热爱，又说了一遍：“有我呢！”

可是哈斯莱的手一动也不动；即使这青年的呼声使他的心颤动了一刹那，但瞅着克利斯朵夫的那双黯淡的眼睛并没露出一点儿光彩。讥讽与自私的心绪又占了上风。他把上半身微微欠动一下，滑稽地行了个礼，回答说：“不胜荣幸！”

他心里却想道：”哼！那我才不在乎呢！难道为了你，我就白活一辈子吗？”

他站起身来，把乐谱往琴上一丢，拖着两条摇晃不定的腿，又回到半榻上去了。克利斯朵夫明白了他的思想，感到了其中的隐痛，高傲地回答说，一个人用不着大家了解，有些心灵抵得上整个的民族；它们在那里代替民族思想；它们所想的东西，将来自会由整个民族去体验。——可是哈斯莱已经不听他的话了。他回复了麻痹状态，那是内心生活逐渐熄灭所致的现象。身心健全的克利斯朵夫是不会懂得这种突然之间的变化的，他只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一下是完全失败了；但在差不多已经成功的局面之后，他一时还不肯承认失败。他作着最后的努力，想把哈斯莱重新鼓动起来：他拿着乐谱，解释哈斯莱所挑剔的某些不规则的地方。哈斯莱却埋在沙发里，始终沉着脸一声不出，他既不首肯，也不反对：只等他说完。

克利斯朵夫明明白白看到留下去没有意思了，一句话说了一半就停住。他卷起乐谱，站起身子。哈斯莱也跟着站起。胆怯而惶愧的克利斯朵夫嘟嘟囔囔地表示歉意。哈斯莱微微弯了弯腰，用着高傲而不耐烦的态度伸出手来，冷冷的，有礼的，送他到大门口，没有一句留他或约他再来的话。

克利斯朵夫回到街上，失魂落魄。他往前走着，糊里糊涂走过了两三条街，又到了来时下车的站头。他搭上电车，根本不知自己做些什么。他倒在凳上软瘫了，手臂，大腿，都好像折断了。不能思索，也不能集中念头：他简直一无所思。他怕看自己的内心。因为内心只有一片空虚。在他四周，在这个城里，到处都是空虚，他连气也喘不过来：雾气跟高大的屋子使他窒息。他只想逃，逃，越快越好，——仿佛一离开这儿就能丢下他在这儿遇到的悲苦的幻灭。

回到旅馆，还不到十二点半。他来到这个城里只有两小时，——那时他心里是何等光明！——现在一切都是黑暗了。

他不吃中饭，也不进房间，径自向店里要了账单，付了一夜的租金，说要动身了。店主人听了大为奇怪，告诉他不用这么急，他要搭的火车还有几个钟点才开呢，不如在旅馆里等。他可执意要立刻上车站去搭第一班开的车，不管是什么车，在这儿连一小时也不愿意多待了。他花了一笔钱老远跑来，原想大大地乐一下的，除了访问哈斯莱，还想去参观博物院，上音乐会，认识几个人，——而今他唯一的念头只有动身两个字了……

他回到车站。正如人家告诉他的，他要搭的火车要三点钟才开。而且那班既非快车（因为克利斯朵夫只能坐最低的等级）, ——路上还要随时停留；还不如搭迟开两小时而中途赶上前一班的车。但要在这儿多留两小时，克利斯朵夫就受不住。他甚至在等车的期间也不愿意走出车站。——多凄凉的等待！在那些空荡荡的大厅上，闹轰轰的，阴沉沉的，全是些不关痛痒的陌生面孔，匆匆忙忙，连奔带跑地进进出出，没有一张熟识的、友善的脸。黯淡的天色黑下来了。给浓雾包围着的电灯，在黑暗中好似一点点的污渍，使阴暗显得更阴暗。越来越闷塞的克利斯朵夫，等着开车的时间，五内如焚。他每小时要把火车表看上十多次，唯恐弄错了。有一次他为了消磨时间，从头至尾又看一遍，冷不防有一个地名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觉得这个地方是认得的，过了一会儿想起那是给他写过多亲热的信的苏兹的住处。他那时正心神无主，忽然想去拜访这位陌生朋友了。那地方并不在他回去的路上，而是要再搭一二小时的区间车，在路上过一夜，换两三次车，中间还不知要等多少时候。克利斯朵夫可完全不计算这些，马上决定了。他的本能非要找些同情的慰藉不可，便不假思索，拟了一通电报打给苏兹，告诉他明天早上到。但电报才发出，他已经后悔了。他很懊恼地笑自己老是有幻想。干吗再要去找新的烦恼呢？——可是事情已经定了，要改变主意也来不及了。

在最后一部分等车的时间，他就想着这些念头。车终于挂好了，他第一个上去；他的孩子气使他直等到车子开了，从车门里望见下着阵雨的灰色的天空下面，城市的影子慢慢在黑夜中消失了，方始能痛痛快快地呼吸。他觉得要是在这里住上一晚的话，简直会闷死的。

正在这个时候，——下午六点光景，——哈斯莱有封信送到克利斯朵夫的旅馆。克利斯朵夫的访问惹起了他许多感触，整个下午都不胜懊丧地想着，他对于这个怀着一腔热情来看他，而竟受他那么冷淡的可怜的青年，并非没有好感。他后悔自己的态度。其实他是常常这样心血来潮地闹脾气的。为了挽救一下，他送了一张歌剧院的门票去，又附了一张便条，约他在完场以后见面。——克利斯朵夫对这些事当然一点不知道。哈斯莱看见他没来就心里想：

“他生气了。那么就算了！”

他耸耸肩，也不再往下追究。第二天，一切都忘了。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和他已经离得很远，——远得连一辈子也不会再见了。而他们俩也永远的孤独下去了。

彼得·苏兹已经七十五岁。他身体非常衰弱，而且那么大一把年纪也是不饶人的。个子相当高大，驼着背，脑袋垂在胸前，支气管很弱，呼吸很困难。气喘，鼻黏膜炎，支气管炎，老是和他纠缠不清；那张不留胡子的瘦长脸刻画着痛苦的皱裥，很鲜明地显出他和病魔苦斗的痕迹，半夜里常常需要在床上坐起来，身体向前弯着，流着汗，拼命想给他快要窒息的肺吸收些空气进去。他鼻子很长，下端有点儿臃肿。深刻的皱痕在眼睛下面就一道一道地从横里把腮帮分成两半，而腮帮也因为牙床骨瘪缩而陷了下去。塑成这张衰败零落的面具的，还不只是年龄与疾病；人生的痛苦也有份儿。虽然如此，他并不忧郁。神态安详的大嘴巴表示他是个仁厚长者。但使老人的脸显得和蔼可亲的，特别是那双清明如水的淡灰眼睛，永远从正面看着你，那么安静，那么坦白，没有一点儿隐藏，你仿佛可以看到他的心。

他一生没有经过多少事，独身已有多年，太太早死了。她性情不大好，人也不大聪明，长得一点不美。但他想起她的时候，心里还是对她很好。她死了有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到现在，他每晚睡觉以前，总得和她默默的作一番凄凉而温柔的谈话，他每天都像是和她一起过活的。他没有孩子，那是他的终身恨事。他把感情移在学生身上，对他们的关切不下于父亲对儿子。人家可并没怎么报答他。老人的心很能接近年轻人的心，甚至自以为并不比他们的更老。他觉得所差的年岁根本算不了什么。然而年轻人并不这样想，认为老年人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并且他眼前需要操心的事太多了，本能地不愿意去看自己忙了一世以后的可悲的下场。偶尔有些学生，看到苏兹老人对他们的祸福那么关心，也不由得很感激，不时来问候他；离开了大学，他们还写信来道谢，有几个在以后几年中还跟他通信。然后，老人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只有在报纸上知道这个有了发展，那个有了成绩，觉得非常安慰，他们的成就仿佛就是他的成就。他也不怪怨他们不通音信。原谅他们的理由多的是；他决不怀疑人家的感情，甚至以为那些最自私的学生也有像他对他们一样的感情。

但他精神上最好的避难所还是书本：它们既不会忘了他，也不会欺骗他。他在书本中敬爱的心灵现在已经超脱了时间的磨蚀，它们所引起而它们自己也似乎感受到的爱，还有它们像阳光一般布施给人家的爱，都是亘古常存，不会动摇的了。苏兹是美学兼音乐史教授，他好比一个古老的森林，在心中千啼百啭的全是禽鸟的歌声。这些歌有的是极远极远的，从几世纪以前传过来的，但亦不减其温柔与神秘。有的对他比较更熟更亲切，那是些心爱的伴侣，每一句都使他想起悲欢离合的往事，所牵涉到的生活有的是有意识的，有的是无意识的：因为在太阳照耀的岁月下面，还有被无名的光照着的别的岁月。最后还有些从来没听到过的，说着大家期待已久而极感需要的话。那时听的人就会打开心来欢迎它们，像大地欢迎甘霖一样。苏兹老人就是这样的在孤独生活中听着群鸟歌唱的森林，像传说中的隐士一般，被神奇的歌声催眠了，而岁月悠悠，慢慢地流到了生命的黄昏；可是他的心始终和二十岁的时候一样。

他精神上的财富不限于音乐。他也爱好诗人，——不分什么古人近人。他比较喜欢本国的诗，尤其是歌德的，但也爱好别国的。他很博学，精通好几国文字。他思想上是和赫尔德与十八世纪末期的“世界公民”同时代的。他经历过一八七○年前后的艰苦的斗争，受过那时代波澜壮阔的思想的熏陶；但他虽然崇拜德国，可并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像赫尔德一样的认为：“在所有骄傲的人里头，以自己的国家来炫耀的人尤其荒谬绝伦”，也像席勒一样认为“只为了一个民族而写作是最可怜的理想”。他的思想有时候是懦弱的，但胸襟是宽大的，对于世界上一切美妙的东西随时都能热心接受。他也许对庸俗的东西过于宽容，但他的本能决不会错过最优秀的作品；要是他没有勇气指斥舆论所捧的虚伪的艺术家，可永远有勇气替那些公众不了解的杰出而强毅的人辩护。他往往受好心的累，唯恐对人不公平；大家喜欢的作品，他要是不喜欢的话，他一定认为错在自己，终于也把那作品爱上了。他觉得爱是世界上最甜蜜的事。他精神上需要爱，需要钦佩，比他可怜的肺需要空气更迫切。所以，凡是给他有个爱的机会的人，他真是感激到极点。——克利斯朵夫万万想象不到他的歌集对他所发生的作用。他自己写作的时候所感到的情绪，还远不及这位老人所感到的那么生动，那么真切。因为在克利斯朵夫，这些歌仅仅是内心的炉灶里爆发出来的几点火星而已，它还有别的东西要放射；可是苏兹老人等于忽然发现了整个的新天地，等他去爱的新天地。而这个天地的光明把他的心给照亮了。

一年以来，他不得不辞退大学教席；一天坏似一天的身体不容许他再继续授课。正当他躺在床上闹病的时候，书商华尔夫照例派人送来一包新到的乐谱，其中就有克利斯朵夫的歌集。他单身住着，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几个少数的家属久已死了，只有一个年老的女仆照料。而她欺他病弱，每样事都自做主张。两三个和他一样高年的朋友不时来瞧瞧他；但他们身体也不大行，气候不好的时节也躲在家里，疏于访问了。那时正是冬季，街上盖满正在融化的雪。苏兹整天没看到一个人。房里很黑，窗上蒙着一层黄色的雾，像幕一样的挡住了视线；炉子烧得挺热，教人累得很。邻近的教堂里，一座十七世纪的古钟每刻钟奏鸣一次，用那种高低不匀，完全不准的声音唱着赞美诗中的断片零句，快乐的气息听来非常勉强，尤其在你心里不高兴的时候。老苏兹背后垫着一大堆靠枕咳个不停。他拿着一向喜欢的蒙田的集子想念下去，但今天念起来不像平时那么有味，就让书本在手里掉了下去。他喘着气，呼吸很困难，出神似的在那里幻想。送来的乐谱放在床上，他没勇气打开来，只觉得心里很悲伤。终于他叹了口气，仔细解开绳子，戴上眼镜，开始读谱了。但他的心在别处，老想着排遣不开的往事。

他一眼瞥见一支古老的赞美歌，那是克利斯朵夫采用一个诚朴虔敬的诗人的辞句，而另外加上一种新的表情的，原作是保尔·格哈特的《基督徒流浪曲》：

希望吧，可怜的灵魂，

希望之外还得强毅勇猛！

…………

等待啊，等待：

你就会看到

欢乐的太阳！

这些赞美歌的辞句是老苏兹熟悉的，但他从来没听见这种口吻……那已经不是单调到使你心灵入睡的，恬淡而虔敬的情绪，而是像苏兹的心一样的一颗心，比他更年轻更坚强的心，在那里受着痛苦，存着希望，希望看到欢乐，而真的看到了。他的手索索地抖着，大颗的泪珠从腮帮上淌下。他又往下念：

起来吧，起来！跟你的痛苦，

跟你的烦恼，说一声再会！

让它们去吧，一切烦扰你的心灵，

使你悲苦的东西！

克利斯朵夫在这些思想中间渗入一股年轻的刚强的热情，而在最后几句天真而充满着信念的诗中，还有他的英雄式的笑声：

统治一切、领导一切的

不是你，而是上帝

上帝才是君王，

才能统治一切，统治如律！

还有一节睥睨一切的诗句，是克利斯朵夫逞着少年的狂妄，从原诗中摘出来做他的歌的结论的：

即使所有的妖魔反对，

你也得镇静，不要怀疑！

上帝决不会退避！

他所决定的总得成功，

他要完成的总得完成，

他会坚持到底！

然后是一片轻快的狂热，战争的醉意，好似古罗马皇帝的凯旋。

老人浑身打战，气吁吁的追随着那激昂慷慨的音乐，犹如儿童给一个同伴拉着手望前飞奔。他心跳着，流着泪，嘟嘟囔囔地嚷着：

“啊！我的天！……啊！我的天！……”

他又哭，又笑。他幸福了，窒息了。接着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呛。老妈子莎乐美跑来，以为老人要完了。他继续哭着，咳着，嘴里叫着：“啊！我的天！……啊！我的天！”而在短促的换口气的时间，在两阵咳呛的过渡期间，他又轻轻地尖声笑着。

莎乐美以为他疯了。等到她弄明白了这次咳呛的原因，就很不客气地埋怨他。

“怎么能为了这种鬼事而搞成这副模样！把这个给我！让我拿走。不准再看。”

但老人一边咳着一边不肯让步，大声叫莎乐美别跟他烦。因为她还是和他争，他就勃然大怒，发誓赌咒，闹得气都喘不过来。她从来没看见他生这么大的气，敢和她这样顶撞。她愣了一愣，不禁把手里抓着的东西放下了；可是她恶狠狠地把他数说了一顿，拿他当老疯子看待，说她一向认为他是个有教养的人，现在才知道看错了，他居然说出连赶车的也要为之脸红的咒骂，眼睛差点儿从头里爆出来，倘使那是两支手枪的话，还不早要了她的命！要不是苏兹气得从枕上抬起身子大叫一声“出去”，她尽可以这样唠叨下去。可是主人那种斩钉截铁的口气，使她出去的时候把门大声碰了一下，说从此以后尽管他叫她，她也不愿意劳驾了，他要死过去，她也不管了。

于是，一点点黑起来的屋子里又安静了。钟声在平静的黄昏中又响起来，依旧是那种平板的，可笑的声音。老苏兹对刚才的发怒有点惭愧，一动不动地仰天躺着，气吁吁的，等心里的骚动平下去；他把心爱的歌集紧紧搂在怀里，像孩子一般的笑着。

一连好几天，他好像出神了。他再也不想到他的疾苦，不想到冬天，不想到黯淡的日色，不想到自己的孤独。周围一切都是爱，都是光明。在行将就木的年龄，他觉得自己在一个陌生朋友的年轻的心中再生了。

他竭力想象克利斯朵夫的相貌，可始终不是他的真面目。他把克利斯朵夫想象得像他自己喜欢长的模样：淡黄的头发，瘦削的身材，蓝眼睛，声音很轻，好像蒙着一层什么似的，性格和平、温柔、胆小。并且不管他究竟长得怎么样，他总是预备把他理想化。凡是他周围的人：学生，邻居，朋友，女仆，他都把他们理想化。他的仁厚跟不会批评的脾气——一半也是故意的，因为这样才好减少烦恼，——在周围造成了许多清明纯洁的面目，跟他自己的一样。那是他的善心扯的谎，没有它，他就活不了。但他也并不完全受这些谎话的骗；夜里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往往叹着气想到白天无数小事情，都是跟他的理想抵触的。他明知莎乐美在背后跟邻舍街坊嘲笑他，在每周的账目上有规则地舞弊。他明知学生们用到他的时候对他恭而敬之，利用完了就把他置之脑后。他明知大学里的同事们从他退职以后把他完全忘了，他的后任剽窃他的文章而根本不提他的名字，或是提到他的名字而引他的一句毫无价值的话，挑他的眼儿——这种手段在批评界中是惯用的。他知道他的老朋友耿士今天下午又对他扯了一个大谎，也知道另外一个朋友卜德班希米脱借去看几天的书是永远不会还他的了，——那对一个爱书本像爱真人一般的人是非常痛苦的。还有许多别的伤心事，新的旧的，都常常浮到他脑子里来；你不愿意去想；可是它们老在那里，他清清楚楚地感觉到。那些回忆有时竟使他痛苦得心如刀割，在静寂的夜里呻吟着：“啊！我的天！我的天！”——随后，他把不痛快的念头撂在一边，否认它们：他要保持自己的信心，要乐天知命，要相信别人，结果他便真的相信了。他的幻象已经被无情的现实毁灭了多少次！——但他永远会生出新的幻象……没有幻象他简直不能过活。

素不相识的克利斯朵夫，在他的生活中成为一个光明的中心。克利斯朵夫给他的第一封措辞冷淡的复信，应当会使他难过的——也许他的确是难过的；可是他不愿意承认，倒反喜欢得像小孩子一样。他那么谦虚，对别人根本没有多大要求，只要得到人家一点儿感情就足够做他爱人家感激人家的养料。他从来不敢希望有福气看到克利斯朵夫，他太老了，不能再上莱茵河畔去旅行一次；至于请克利斯朵夫到这儿来，更是做梦也没想到的。

克利斯朵夫的电报送到的时候，他正坐上桌子吃晚饭。他先是弄不明白：发报人的名字很陌生，他以为人家送错了电报，不是给他的；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慌乱中眼镜也戴不稳，灯光又不够亮，字母都在眼前跳舞。等到明白以后，他简直骚动得把晚饭都忘了。莎乐美提醒他也没用：没法再吞一口东西。他把饭巾往桌上一丢，也不像平时那样把它折好，便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子，去拿了帽子和手杖往外就跑。好心的苏兹遇到一件这样快乐的事，第一个念头便是要把他的快乐分点给别人，把克利斯朵夫要来的消息通知他的朋友们。

他有两个朋友，都是像他一样爱好音乐的，也被他引起了对克利斯朵夫的热情：一个是法官萨缪尔·耿士，一个是牙医兼优秀的歌唱家奥斯加·卜德班希米脱。三个老朋友常在一起谈着克利斯朵夫，把所能找到的克利斯朵夫的作品通通演奏过了。卜德班希米脱唱着，苏兹弹着琴，耿士听着。然后，三个人几小时的低徊赞叹。他们弄着音乐的时候，不知说过多少次：“啊！要是克拉夫脱在这儿的话！”

苏兹在街上想着自己的快乐和将要使朋友们感到的快乐，自个儿笑起来了。天快黑了；耿士住在离城半小时的一个小村上。可是天色还很亮：四月的黄昏多么柔和；夜莺在四下里歌唱。老苏兹快活得心都化开了，呼吸一点没有困难，两条腿像二十岁的时候一样。他轻快地走着，全不防在黑暗中常常绊脚的石子。遇到车辆，他就精神抖擞地闪在路旁，高高兴兴地和赶车的打招呼，对方在车灯底下看到是他，不由得很奇怪。

走到村口耿士家的小园子前面，天已经全黑了。他敲着门，直着嗓子叫耿士。耿士打开窗来，神色仓皇地出现了。他在暗中探望，问：“谁啊？叫我干吗？”

苏兹喘着大气，兴高采烈地嚷道：“克拉夫脱……克拉夫脱明天到……”

耿士莫名其妙，只认出了他的声音：“苏兹！怎么啦？这么晚赶来什么事啊？”

苏兹又说了一遍：“他明天到，明天早上！”

“什么？”耿士一点儿摸不着头脑。

“克拉夫脱！”

耿士把这句话想了一会儿，忽然很响亮地叫了一声，表示他明白了：

“我就来！”他喊道。

窗子重新关上。他在石阶上出现了，手里拿着灯，往园子里走过来。他是个身材矮小的老头儿，挺着大肚子，脑袋也很大，灰色头发，红胡子，脸上和手上都有雀斑。他衔着一个瓷烟斗，迈着细步走来。这个和善而有点儿迷迷糊糊的人，一辈子从来不为什么事着急的。可是苏兹带来的新闻也不免使他一反常态，兴奋起来；他把短短的手臂跟手里的灯一齐舞动着，问：“真的？他到这儿来吗？”

“明天早上。”苏兹好不得意地扬了扬电报。

两位老朋友到凉棚底下坐在一条长凳上。苏兹端着灯。耿士小心翼翼地展开电报，慢慢地低声念着；苏兹又从他肩头上高声念着。耿士还看了电报四周的小字，拍发的时刻，到达的时刻，电文的字数。随后他把这张宝贵的纸还给了苏兹。苏兹得意地笑着，耿士侧了侧脑袋瞧着他说：“啊！好！……啊！好！”

耿士想了一会儿，吸了一大口烟又吐了出来，然后把手放在苏兹膝盖上，说道：

“得通知卜德班希米脱。”

“我去。”苏兹说。

“我跟你一块儿去。”耿士说。

他进去放下了灯，马上回出来。两个老人手挽着手走了。卜德班希米脱住在村子那一头。苏兹和耿士一路说着闲话，心里老想着那件事。忽然耿士停住脚步，用手杖往地上敲了一下：“啊！该死！……他不在这儿！”

这时他才记起卜德班希米脱下午到邻近一个城里开刀去了，今晚要在那边过夜，而且还得待上一二天。苏兹听了这话慌了。耿士也一样发急。

卜德班希米脱是他们俩非常得意的人物；他们很想拿他来做面子的。因此两人站在街上没了主意。

“怎么办？怎么办？”耿士问。

“非叫克拉夫脱听一听卜德班希米脱的唱不可。”苏兹说。

他想了想又道：“得打一个电报给他。”

他们就上电报局，共同拟了一个措辞激动的长电，简直叫人弄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发了电报，他们走回来。

苏兹计算了一下：“要是他搭头班车，明天早上就可以到这儿。”

但耿士认为时间已经太晚，电报大概要明天早上才送到。苏兹摇摇头；两人一齐说着：“事情多不巧！”

他们俩在耿士家门口分手了；耿士虽然和苏兹友谊那么深，可决不至于冒冒失失地把苏兹送出村口，回头再独自在黑夜里走一段路，哪怕是极短的路。他们约定明天在苏兹家里吃中饭。苏兹又望望天色，不大放心地说：“明儿要能天晴才好！”

自命为通晓气象的耿士，郑重其事地把天色打量了一会儿，——因为他也像苏兹一样，极希望克利斯朵夫来的时候能看到他们的地方多美——说道：

“明儿一定是好天。”

这样，苏兹的心事才轻了一半。

苏兹回头进城，好几次不是踏在车辙里差点儿跌跤，就是撞在路旁的石子堆上。回家之前他先到点心铺定了一种本地著名的饼，快到家了，又退回去到车站上问明天车子到达的时刻。到了家中，他和莎乐美把明天的饭菜商量了老半天。这样以后，他才筋疲力尽地上床；可是他像圣诞前夜的小孩子一样兴奋，整夜在被窝里翻来覆去，一刻儿都没睡着。到半夜一点，他想起来吩咐莎乐美，明天中午最好做一盘蒸鲤鱼，那是她的拿手菜。结果他并没去说，而且也是不说的好。但他仍旧下了床，把那间预备给克利斯朵夫睡的卧室收拾一番：他十二分的小心，不让莎乐美听见声音，免得受埋怨。他提心吊胆，唯恐错失了火车的时刻，虽然克利斯朵夫在八点以前决不会到。他一大早就起身了，第一眼是望天：耿士说得不错，果然是大好的晴天。苏兹蹑手蹑脚地走下地窖，那是因为怕着凉，怕太陡的梯子而久已不去的；他挑出最好的酒，回上来的时候脑门在环洞高头重重地撞了一下，赶到提着满满的一篮爬完梯子，他以为简直要闭过气去了。随后他拿着剪刀往园子里去，毫不爱惜地把最美的蔷薇和初开的紫丁香一齐剪下。随后他回到卧室，性急慌忙地刮着胡子，割破了两三处，穿扮得齐齐整整，动身往车站去了。时间还只有七点。尽管莎乐美劝说，他连一滴牛奶都不肯喝，说克利斯朵夫到的时候一定也没用过早点，他们还是回来一起吃吧。

他到站上，离开火车到的时候还差三刻钟。他好不耐烦地等着克利斯朵夫，而结果竟把他错过了。照理应该耐着性子等在出口的地方，他却是站在月台上，被上车下车的旅客挤昏了。虽然电报上写得明明白白，他却以为，天知道为什么缘故，克利斯朵夫搭的是下一班车；并且他也绝对想不到克利斯朵夫会从四等车厢里跳下的。克利斯朵夫到了好久，直接往他家里奔去的时候，苏兹还在站上等了半小时。更糟的是，莎乐美也上街买菜去了。克利斯朵夫发现大门上了锁。邻人受着莎乐美的嘱托，只说她一会儿就回来的；除此以外，再没别的解释。克利斯朵夫既不是来找莎乐美的，也不知道莎乐美是谁，认为那简直是跟他开玩笑；他问到大学音乐导师苏兹在不在，人家回答说在，可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克利斯朵夫一气之下，走了。

老苏兹挂着一尺长的脸回来，从也是刚回家的莎乐美嘴里知道了那些情形，不禁大为懊恼，差点儿哭出来。他认为老妈子太蠢了，怎么在他出门的时候没有托人家请克利斯朵夫等着。他非常愤怒。莎乐美眼他一样气哼哼地回答说，她想不到他会那样的蠢，甚至把特意去迎接的客人都错失了。老人并不浪费时间和她争，立刻回头走下楼梯，依着邻人渺渺茫茫的指点，出发找克利斯朵夫去了。

克利斯朵夫撞在门上，没见到一个人，连一张道歉的字条都没有，很是生气。在等下一班火车开行之前，他不知道怎么办：看到田野很美，便散步去了。这是一座安静宜人的小城，坐落在一带柔和的山岗底下；屋子四周全是园子，樱桃树开满了花；有的是碧绿的草地，浓密的树阴，年代并不悠久的废墟；青草丛里矗立着白石的柱子，上面放着古代公主们的胸像，脸上的表情那么温和，那么可爱。城的周围只看见青葱的草原与小山。野花怒放的灌木丛中，山鸟叫得非常快乐，好比一组轻快响亮的木笛在那里合奏。要不了多少时候，克利斯朵夫恶劣的心绪消散了：他把苏兹完全给忘了。

老人满街跑着，向路人打听，都一无结果。他直爬到山坡高头的古堡前面，正当他好不伤心地走回来的时候，他那双看得很远的尖说的眼睛，忽然瞥见在几株树底下有个男人躺在草地上。他不认得克利斯朵夫，不能知道是不是他。那男子又是背对着他，把半个头都埋在草里。苏兹绕着草地，在路上转来转去，心跳得很厉害：

“一定是他了……噢，不是的……”

他不敢叫他，可是灵机一动，把克利斯朵夫的歌里头的第一句唱起来：

赫夫！赫夫！……（起来吧！起来！）

克利斯朵夫一跃而起，像条鱼从水里跳出来似的，直着嗓子接唱下去。他高兴之极地回过身来：满面通红，头上尽是乱草。他们俩互相叫着姓名，向对方奔过去。苏兹跨过土沟，克利斯朵夫跳过栅栏。两人热烈地握着手，大声说笑着一同往家里走。老人把早上的倒霉事儿说了一遍。克利斯朵夫几分钟以前还决定搭车回家，不再去找苏兹，现在立刻感觉到这颗心多么善良多么纯朴，开始喜欢他了。还没走到苏兹家里，他们已经彼此说了许多心腹话。

一进门，他们就看到耿士；他听说苏兹出去找克利斯朵夫了，便消消停停在那儿等着。女仆端上咖啡跟牛奶。克利斯朵夫说已经在乡村客店用过早点。老人听了大为不安：客人到了本地，第一顿饭竟没有在他家里吃，他觉得难过极了；像他那种至诚的心是把这些琐碎事儿看作天样大的。克利斯朵夫懂得他的心理，暗中觉得好玩，同时也更喜欢他了。为了安慰主人，他说还有吃第二顿早点的胃口，而且他马上用事实来证明了。

克利斯朵夫所有的烦恼一霎时都化为乌有：他觉得遇到了真正的朋友，自己又活过来了。讲到这次的旅行和失意的时候，他把话说得那么滑稽，好比一个放假回来的小学生。苏兹眉飞色舞，不胜怜爱的瞅着他，心花怒放地笑了。

不久，话题就转到三个人友谊的关键上去，他们谈着克利斯朵夫的音乐。苏兹渴望克利斯朵夫弹几阕他的作品，只是不敢说。克利斯朵夫一边谈话一边在室内来回踱着。他走近打开着的钢琴的时候，苏兹就留神他的脚步，心里巴不得他停下来。耿士也是一样的期望着。果然，克利斯朵夫嘴里说着话，不知不觉地在琴前坐下，眼睛望着别处，把手指在键盘上随便抚弄；这时两老的心都跳起来。不出苏兹所料，克利斯朵夫试了两三组琶音以后真的动了兴：一边谈着一边又按了几个和弦，接着竟是完整的乐句；于是他不做声了，正式弹琴了。两个老人交换了一个得意的、会心的眼色。

“你们知道这个曲子吗？”克利斯朵夫奏着他的一阕歌问。

“怎么不知道！”苏兹挺高兴的回答。

克利斯朵夫只顾弹着，侧着脸，说：“喂，你的琴不大高明了！”

老人非常懊丧，赶紧道歉：“是的，它老了，跟我一样了。”

克利斯朵夫转过身子，望着这个好像求人原谅他老朽的苏兹，把他两只手一齐抓着，笑起来了。他打量着老人天真的眼睛，说：“噢！你，你比我还年轻呢。”

苏兹听了哈哈大笑，顺便说到自己衰老多病的情形。

“得了吧！”克利斯朵夫抢着回答，“那有什么相干？我知道我的话是不错的。是不是，耿士？”

（他已经省去“先生”二字了。）

耿士一叠连声的表示同意。

苏兹看到人家恭维他的年轻，也想让他的钢琴沾点儿光。

“还有几个音很好听呢，”他胆怯地说。

他随手按了四五个相当明亮的音，在琴的中段，大概有半个音阶。克利斯朵夫懂得这架琴对他是个老朋友，便一边想着苏兹的眼睛一边很亲热地回答：

“不错，它还有很美的眼睛。”

苏兹脸上顿时有了光彩，对旧钢琴说了些不清不楚的赞美的话，可是看到克利斯朵夫重新弹琴了，就马上住嘴。歌一支又一支地奏下去，克利斯朵夫用不高不低的声音唱着。苏兹眼睛水汪汪的，对他每一个动作都留着神。耿士交叉着手按在肚子上，闭着眼睛细细地吟味。克利斯朵夫不时得意洋洋地转过头来，对着两个听得出神的老头儿说：

“嘿！多美啊！……还有这个，你们觉得怎么样？……还有这个……那是顶美的一个……——现在我再给你们奏一个曲子，让你们快乐得像登天一样……”尽管他说话这么天真，两个老人决不会笑话他。

他才奏完一个如梦如幻的曲子，挂钟里的鹧鸪叫起来了。克利斯朵夫听了怒气冲冲地直跳直嚷。耿士被他惊醒了，睁大着眼睛骨碌碌乱转。苏兹先是莫名其妙，直看到克利斯朵夫一边对着摇头摆尾的鹧鸪摩拳擦掌，一边嚷着要人把这混账的鬼东西拿开的时候，苏兹才破题儿第一遭觉得这声音的确难受，端过一张椅子，想上去把煞风景的东西亲自摘下来。他差点儿摔跤，被耿士拦住了不让再爬。于是他叫莎乐美。莎乐美照例慢腾腾地走来，而不耐烦的克利斯朵夫已经把挂钟卸下，放在她的怀里了。她抱着钟愣在那里：

“你们要我把它怎么办呢？”她问。

“随你怎么办。拿去就是了，只要从此不看见它！”苏兹说着，和克利斯朵夫一样的不耐烦。

他不懂自己对于这厌物怎么会忍耐了那么些年的。

莎乐美以为他们都疯了。

音乐重新开始，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莎乐美来报告说中饭已经开出来了。苏兹叫她住嘴。过了十分钟，她又来了；再过十分钟，她又来了；这一回她可气冲冲的，勉强装着镇静的神气，站在屋子中间，不管苏兹怎么样绝望地对她做着暗号，径自大声地说：

“诸位先生喜欢吃冷菜也好，喜欢吃热菜也好，对我都没关系；只要吩咐就是了。”

苏兹对于这种没有规矩的事很惭愧，想把女仆训斥一顿：可是克利斯朵夫大声笑了出来。耿士也笑了，终于苏兹也跟着笑了。莎乐美看到自己的话有了作用很得意，转过身来走了，神气活像一个皇后赦免了她的臣下。

“她真痛快！”克利斯朵夫离开了钢琴，站起来说。“她也没错。音乐会中间闯进个把人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他们开始吃饭了。饭菜挺丰富挺有味道。苏兹激起了莎乐美的好胜心，而她也巴不得找个机会来显显本领，决不辜负这种机会。两位老朋友非常好吃。耿士上了饭桌子简直变了一个人，眉开眼笑，像太阳一般，那模样大可以给饭店做个招牌。苏兹对好酒好菜的欣赏也不下于耿士，可惜为了病病歪歪的身子不能尽量。但他不大肯顾虑到这一点，因之常常要付代价。那他可绝对不抱怨；要是他病了，至少肚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和耿士一样，他也有家传的食谱。所以莎乐美是服侍惯一般内行的。可是这一次，她把所有的杰作都拿来排在一个节目上，仿佛是莱茵菜的展览大会，那是一种本色的、保存原味的烹调，用着各式各样草本的香料，浓酽酽的沙司，作料丰富的汤，标准的清砂锅，其大无比的鲤鱼，酸咸菜烧腌肉，全鹅，家常饼，茴香面包。克利斯朵夫嘴巴塞得满满的，狼吞虎咽得得意极了。他跟他的父亲祖父胃口一样大，一次可以吞下整只的鹅。平时他能整星期光吃面包和乳饼，而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吃得胀破肚子。苏兹又诚恳又殷勤，眼睛挺温柔地瞧着他，把他灌了许多莱茵名酒。满面通红的耿士认为这一下才遇到了对手。莎乐美嘻开着大脸盘乐死了。——克利斯朵夫刚到的时候，她有点儿失望。苏兹事先对她把客人说得天花乱坠，所以她理想中的克利斯朵夫是个大官儿一样的人物，浑身都是头衔。见到了客人的面，她不由得肚里想着：

“原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在饭桌上，克利斯朵夫可得到了她的好感；像他那样大为赏识她的本领的人，她还是第一次碰到。所以她竟不回到厨房去而站在饭厅门口，看着克利斯朵夫一边说着傻话，一边东西照旧吃个不停；她把拳头插在腰里，哈哈大笑。大家都兴高采烈。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卜德班希米脱在座。他们几次三番地说：

“嘿！要是他在这儿，他才会吃，会喝，会唱呢！”

这一类赞扬的话简直说不完。

“要克利斯朵夫能听到他的唱才好呢！……大概是听得到的。今晚卜德班希米脱可以回来了，至迟也不会过今天夜里……”

“噢！今天夜里我早已不在这儿了。”克利斯朵夫说。

苏兹喜孜孜的脸立刻沉了下来。

“怎么不在这儿？”他声音发抖了，“你今天不会走吧？”

“要走的，”克利斯朵夫嘻嘻哈哈地回答，“搭夜车走。”

这一下苏兹可伤心了。他是预算克利斯朵夫在他家里住几天的，便嘟嘟囔囔地说：“那怎么行呢？”

耿士也接着说：“还有卜德班希米脱怎么办呢？”

克利斯朵夫把他们俩都瞧了瞧，两人友好的脸上那种失望的表情使他感动了，就说：“唉！你们多好！那么我明天早上走，行吗？”

苏兹马上握着他的手：”啊！好极了！谢谢你！谢谢你！”

他跟小孩子一样把明天看得那么远，远得用不着去想。他只知道克利斯朵夫今天不走，今天一天，今天晚上，他们都可以在一起，他要睡在他的家里：除此以外，苏兹不愿意想得更远了。

大家又恢复了兴致。苏兹忽然神色庄严地站起来，预备为远来的贵客干杯，他用着感动而浮夸的措辞，说客人肯光临小城，枉顾寒斋，对他是极大的光荣和愉快；他祝颂他归途平安，祝颂他前程远大，祝颂他成功，祝颂他荣名盖世，也祝颂他享尽人世的幸福。接着他又为“高贵的音乐”干杯，——为他的老朋友耿士干杯，——为春天干杯，——最后也没忘了为卜德班希米脱干杯。耿士也起来为苏兹和另外几个朋友干杯；克利斯朵夫为结束这些干杯起见，便起来为莎乐美干杯，把她羞得涨红了脸。然后，他不等两位演说家致答辞，马上唱起一支著名的歌，两个老人也跟着唱起来。一曲完了又是一曲，末了是一支三部合唱的歌，大意是称颂友谊，音乐和美酒的。笑声与碰杯声，和歌声闹成一片。

离开饭桌的时候已经三点半，他们头脑都有点重甸甸的。耿士倒在一张沙发里，很想睡个中觉。苏兹经过了早上那种紧张的情绪，再加那些干杯，也支持不住了。两人都希望克利斯朵夫坐下来给他们弹上几小时的琴。可是那怪脾气的年轻人精神百倍，兴致好得很：他按了两三个和弦，突然把琴关上了，望望窗外，提议出去遛个半天。他觉得田野美极了。耿士表示不大热心，但苏兹立刻认为这主意妙极了，他本应当带客人去瞧瞧本地的公园。耿士皱了皱眉头，可也不表异议：因为他和苏兹一样愿意让克利斯朵夫欣赏一下他们的本地风光。

于是他们出去了。克利斯朵夫搀着苏兹的手臂走得很快，超过了老人的体力。耿士跟在后面抹着汗。他们很兴奋地谈着话。人家站在屋门口看见他们走过，都觉得苏兹教授今天的神气活像个年轻人。一出城，他们就往草原上走。耿士抱怨天气太热。一点不体恤人的克利斯朵夫可认为气候好极了。还算是两老运气，因为他们常常停下来讨论问题，而继续不断的谈话也令人忘了路程的遥远。他们进了树林。苏兹背着歌德和莫里克的诗句。克利斯朵夫很喜欢诗歌，可一首都记不得，他一边听一边恍恍惚惚地幻想起来，终于音乐代替了字句，把诗完全给忘了。他佩服苏兹的记忆力。把他和哈斯莱比较之下，差别真是太大了！一个是又老又病，一年倒有一大半关在卧房里，差不多在这个内地小城中过了一辈子，可是他精神多么活跃！一个是又年轻又出名，住着艺术中心的大都市，举行音乐会的时候跑遍了欧洲，可是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什么都不愿意知道！克利斯朵夫所知道的现代艺术的潮流，苏兹不但全部熟悉，而且还知道无数关于古代与外国音乐家的事，为克利斯朵夫闻所未闻的。他的记忆仿佛是一口深不可测的蓄水池，凡是天上降下的甘霖都给它保存在那里。克利斯朵夫聚精会神地汲取它的宝藏；苏兹看见克利斯朵夫兴致这样浓厚也觉得不胜快慰。他有时碰到过一些殷勤的听众或温良恭顺的学生，可始终缺少一颗年轻而热烈的心来分享他多么丰富的热情。

直到老人冒冒失失地说出他对勃拉姆斯的钦慕为止，他们俩是世界上最知己的朋友。但一提到这个名字，克利斯朵夫立刻变了脸色，冷冷地生气了。他把苏兹的手臂放了下来，声色俱厉地说，凡是喜欢勃拉姆斯的人不能跟他做朋友。那简直是在他们的快乐上面浇了一盆冷水。苏兹胆子太小了，不敢争辩；又是太真诚了，不能扯谎，便支吾其辞地想解释一番。可是克利斯朵夫斩钉截铁的一句：“甭提了！”根本不容许对方再说下去。然后是一片难堪的静默。他们继续走着，两个老人低着头，彼此连望都不敢望。耿士咳了几声，想把话接下去，提到树林和美妙的天气；但克利斯朵夫气恼之下，除了几个单字，根本不答腔。耿士在这一方面得不到回音，便转过来向苏兹谈话；可是苏兹喉咙梗塞着，竟没法开口。克利斯朵夫在眼梢里觑着他，想笑出来：他已经原谅他了。其实他并没真正的怀恨，甚至觉得自己使可怜的老人伤心未免野蛮；但他滥用威力，不愿意立刻取消前言。所以直到走出树林，三个人始终保持着这种态度：两个垂头丧气的老人拖着沉重的脚步，克利斯朵夫轻轻地打着唿哨，只装不看见他们。突然之间，他忍不住了，大声笑了出来，转身向着苏兹，伸出结实的手抓着他的胳膊：

“好朋友！”他亲热地望着他说，“你瞧，这多美啊！多美啊！”

他说的是田野和天气；但他笑眯眯的眼睛仿佛是说：

“你是好人。我是蛮子。原谅我吧！我真爱你。”

老人的心化开来了，好像日蚀之后又出了太阳。但他直要过了一会儿才能开口。克利斯朵夫重新搀着他的手臂，格外亲热地和他谈着话；他一上劲儿，不知不觉加紧了脚步，没留意把两个同伴累得筋疲力尽。苏兹并不抱怨；他满心欢喜，简直不觉得累。他知道今天这样的不保重，事后一定要付代价的。可是他想：“嗬，明天，管它干吗！反正他走了我尽可以休息。”

可是不像他那么兴奋的耿士已经落后了十几步，显得可怜巴巴的。终于克利斯朵夫也觉察了，不胜惶愧地道歉，提议在白杨底下的草坪上躺一会儿。苏兹当然赞成，没想到他的支气管会不会受影响。幸而耿士替他想起了；或者他至少觉得这么一说，自己不必浑身大汗地去躺在凉快的草地上。他建议到邻近的站上搭火车回去。大家立刻照办了。虽然很累，他们还得加紧脚步以免迟到；结果他们到站的时候，火车正好进站。

这时忽然有个胖子冲到车厢门口，大声叫着苏兹和耿士的名字，还加上一大串他们的头衔和赞扬他们德性的形容辞，舞动着手臂像个疯子。苏兹和耿士也叫叫嚷嚷的，舞动着手臂回答他，一边扑向胖子的车厢，胖子也在人堆里推呀撞地奔过来。克利斯朵夫莫名其妙地跟着跑，问：“什么事啊？”

两人欣喜欲狂地喊道：“就是那卜德班希米脱呀！”

这名字对他并没多大意思。他早已忘了饭桌上的干杯。卜德班希米脱站在火车的平台上，苏兹和耿士站在踏级上，高声喧嚷，闹得人耳朵都聋了；他们觉得这一次的巧遇真是妙不可言。火车已经开动，他们赶紧爬上去。苏兹把大家介绍了。卜德班希米脱行过礼，马上呆着脸，像根柱子一样站得笔直，先说了一大堆客套，然后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拼命地摇了五六下，好似要把它拉掉似的，接着又大声的嚷了。克利斯朵夫在他的叫喊声中听出来，他感谢上帝和他的本命星君使他能有这番奇遇。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拍着大腿诅咒那个倒霉运，使他从来不离开本城的人，偏偏在指挥先生光临的时候出了们。他看到苏兹的电报，早车已经开出一小时；送达的时候他还睡着，人家以为不该惊动他。他为此跟旅馆里的人发了一个早上的脾气，便是现在，他的气还没消呢。为了急于回来，他把他的主顾，看诊的约会，一古脑儿丢开了，马上搭着第一班车。不料这该死的车和干线上衔接的车脱了班，让卜德班希米脱在交叉站上等了三小时；在那边他把他字汇中所有的惊叹辞都用尽了，拿这件倒霉事儿向站上看门的和别的等车的旅客讲了几十遍。后来终于出发了。他一路提心吊胆，唯恐赶不上贵客……幸而，谢谢上帝！谢谢上帝！

他重新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把它放在指头毛茸茸的大手掌里拼命地捏。他长得意想不到的胖，个子的高大也跟他的胖成为比例：方脑袋，红红的头发剪得很短，脸上不留胡子，长着许多小疱，大眼睛，大鼻子，厚嘴唇，双叠下巴，短脖子，背脊阔得异乎寻常，肚子像个酒桶，胳膊和身体离得老远，大手大脚，整个儿是一座山一般的肥肉，因为吃得过分，喝多了啤酒而变得不成样了，活像在巴伐利亚各乡各镇的街上摇来摆去，跟填鸭一样喂起来的那些胖子。为了高兴也为了天热，他浑身像一堆牛油似的发亮；两只手忽而放在分开着的膝盖上，忽而放在邻人的膝盖上，他一刻不停地说着话，卷着舌头把所有的辅音在空中打转，像放连珠炮。有时，他笑得前仰后合，张着嘴巴，一叠连声的呵呵大笑，差点儿闭过气去。他笑得把苏兹和耿士都传染了，他们狂笑了一阵，擦着眼睛望着克利斯朵夫，神气之间仿佛是问他：“嗯，你觉得怎么样？”

克利斯朵夫一声不出，只是骇然地想着：“唱我的歌的难道就是这个怪物吗？”

他们回到苏兹家里。克利斯朵夫只希望能避免听卜德班希米脱的唱。虽然卜德班希米脱心痒难熬的想显本领而一再暗示，他可绝对不接下文。但苏兹和耿士一心一意要拿他们的朋友来献宝，克利斯朵夫这关是逃不过的了。他便没精打采地坐到钢琴前面，心里想：“好家伙，好家伙，你真不知轻重呢。小心点儿！我是对什么都不留情的。”

他想到等会儿要让苏兹伤心，不由得很难过；但他认为与其让这个福斯塔夫糟蹋他的音乐，宁可使他老人家受些痛苦。可是这一点倒毋须他操心：胖子的声音美极了。一听最初几节，克利斯朵夫就做了个惊讶的动作，使眼睛老盯着他的苏兹吓了一跳，以为他不满意，赶到克利斯朵夫一边弹着一边脸色开朗起来，他才放下了心。于是老人的脸也给克利斯朵夫的快乐照出反光来了。一曲完了，克利斯朵夫转过身来嚷着说，他从来没听见一个人把他的歌唱得这样美的，那时苏兹的快乐简直无可形容；他的欢喜是比克利斯朵夫的满意和卜德班希米脱的得意更甜蜜更深刻：因为他们俩所感到的不过是自己一个人的愉快，而苏兹是把两个朋友的愉快都感到了。音乐继续下去。克利斯朵夫高兴得叫了：他不懂这个又笨重又庸俗的家伙怎么会传达出他的歌的思想。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把所有细腻的地方都能准确地表现出来；可是他有克利斯朵夫从来没法使职业歌唱家完全感觉到的那种激动和热情。他望着卜德班希米脱，心里想：“难道他真有这样的感情吗？”

但他在胖子的眼睛里，除了虚荣心获得满足的表示，根本没看到什么热情。只有一股无意识的力在这个大块文章的身体中蠢动。这股盲目的、被动的力，好比一队士兵在那里厮杀，既不知道跟谁厮杀，也不知道为什么厮杀。一旦给歌的精神吸住之后，它便欢欣鼓舞地听任摆布：因为它需要活动，而要是让它自寻出路的话，它就永远不会知道怎么活动的。

克利斯朵夫心里想，在创造人类的那天，造物主并没为搭配人的四肢百体花过多少心血，只是随随便便地凑起来，不管它们放在一处是否相称。所以每个人都是被他用信手拈来的零件配成的；应该是一个人的各个部分，竟分配在五六个不同的人身上：脑子在一个人身上，心在另一个人身上，而适合这个心灵的身子又在第三个人身上；乐器在一边，奏乐器的人在另外一边。有些人好比极名贵的小提琴，只因为没人会拉，就给永远关在匣子里头，而那班生来配拉这种提琴的人，反倒终身只能抱着一些可怜的乐器。他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感慨，尤其因为他自恨从来不能好好地唱一个歌。他的嗓子是唱不准的，自己听了就讨厌。

可是，卜德班希米脱得意忘形，开始在克利斯朵夫的歌曲里“加点儿表情”，就是说把他自己的表情代替了原作的表情。克利斯朵夫自然不会觉得自己的曲子因之而生色，便慢慢地沉下脸来。苏兹也发觉了。他是没有批评精神而只知道佩服朋友的，自个儿决不能发现卜德班希米脱的趣味恶劣。但他对克利斯朵夫的热情，使他感受到少年的思想中最微妙的地方：他的心已经不在自己身上而在克利斯朵夫身上了；所以他对卜德班希米脱浮夸的唱法也觉得受不了，想阻止他这种危险的倾向。可是要卜德班希米脱住嘴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唱完了克利斯朵夫的作品，接着想唱些叫克利斯朵夫一听名字就要恶心的、庸俗的歌曲，苏兹费了不知多大的劲儿才把他拦住了。

幸而仆人来请吃晚饭，堵住了卜德班希米脱的嘴巴。一上饭桌，他有了另外一个显本领的机会。在这方面他是没有敌手的；克利斯朵夫经过了中午的一顿，此刻懒得再和他竞争了。

时间过得很快。三位老朋友围着饭桌望着克利斯朵夫，把他的话句句咽在肚里。克利斯朵夫很奇怪：在这个偏僻的小城里，和这些从未一面的老人怎么会相处得比自己的家人还亲热。他想：一个艺术家倘使能知道自己的思想在世界上会交结到这些不相识的朋友，他将要感到多么幸福，——他的心会多么温暖，加增多少勇气……可是事实往往并不如此：各人都孤零零地活着，孤零零地死掉，并且感觉得越深切，越需要互相倾诉的时候，越不敢把各人的感觉说出来。随便恭维人的俗物，说话是挺容易的。可是爱到极点的人非竭力强迫自己就不能开口，不能说出他们的爱。所以对于一般敢说出来的人，我们应当感谢：他们不知不觉地在那里帮助作者和他合作。克利斯朵夫非常感激苏兹。他决不把苏兹和其余的两位一般看待，感觉到他是这一小组朋友中的灵魂，是爱与慈悲的洪炉，其余两人不过是这口炉子射出的反光而已。耿士和卜德班希米脱对他的友谊是截然不同的。耿士是自私的家伙，音乐给他的满足，只像一只猫受到人家抚爱。卜德班希米脱是一方面为了满足虚荣心，一方面为了练习嗓子有种生理上的快感。他们完全不想了解克利斯朵夫，唯有苏兹是真正忘了自己，真正地爱着。

夜深了，两位客人都已经动身。屋子里只剩下克利斯朵夫和苏兹，他对老人说：

“现在我要为你一个人弹琴了。”

他坐在钢琴前面，——像对着心爱的人那样的弹奏。他弹着最近的作品，老人听得出神了。他坐在克利斯朵夫旁边，眼睛老盯看他，屏着气。他那颗慈祥恺恻的心，连一点儿极小的幸福都不忍独享，他不由自主地反复说着：“唉！可惜耿士不在这儿！”

克利斯朵夫听了可有点儿不耐烦。

一个钟点过去了：克利斯朵夫老在那里弹着；他们一句话都不说。克利斯朵夫弹完了，他们还是不做声。一切都很静：屋子、街道，都睡熟了。克利斯朵夫转过身子，看见老人哭着，便站起来拥抱他。两人在恬静的夜里低声谈着。隔壁屋里的时钟，滴滴答答的声音隐约可闻。苏兹轻轻地说着话，抱着手，身子往前探着一点；因为克利斯朵夫问到，他便讲着他的身世，他的悲伤；他老防着自己，唯恐流露出叹苦的口吻，他心里真想说：“我错了……我不该抱怨的……大家都对我很好……”

事实上他并没抱怨，只是在他平平淡淡叙述孤独生活的时候，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惆怅意味。他在最痛苦的叙述中掺入某种很渺茫很感伤的理想主义，使克利斯朵夫听了不快而不忍加以反驳。其实，那在苏兹心中也不见得是一种坚定的信仰，只是需要信仰的一种热望，——一种渺茫的希冀，是他当作水面上的浮标一般抓着不放的。他瞧着克利斯朵夫，想在他的眼睛中间找些加强他信仰的表示。克利斯朵夫看到朋友的眼神对他那么信赖地老盯着，向他求救，同时也听到希望他怎么回答的暗示。于是克利斯朵夫说出了一番有勇气有信心的话，正是老人所希望听到而觉得非常安慰的。一老一少忘了年岁的差别，像年龄相仿而相爱相助的弟兄一般接近；弱的一个向强的一个求援：老人在青年的心中找到了依傍。

半夜过后，他们分手了。克利斯朵夫明天应当起早，他要搭的车就是他坐着来的那一班。所以他赶紧脱了衣服上床。老人把客房收拾得仿佛预备他住上几个月似的。桌上花瓶里插着几朵蔷薇和一枝月桂。书桌上铺着一张全新的吸水纸，当天早上他叫人搬了一架钢琴进去，又在自己最珍视最心爱的书籍里挑了几册摆在近床的搁板上。没有一个小地方他没想到，而且都是一片诚心想到的。可是一切都白费了：克利斯朵夫什么也没看见。他倒在床上，立刻睡熟了。

苏兹可睡不着。他再三回味着白天的快乐，同时已经在体验离别的悲哀。他把彼此说过的话温了一遍，想到亲爱的克利斯朵夫睡在他身旁，跟自己的床只隔着一堵壁。他四肢酸软，浑身瘫倒了，气也塞住了；他觉得在散步的时候着了凉，旧病快复发了；可是他只想着：“只要能支持到他动身就好了。”

他唯恐忽然来一阵咳呛把克利斯朵夫惊醒。他因为感激上帝，便作了一首诗，题材是根据西面的“主啊，如今你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那一段。他浑身是汗起床，坐上书桌把诗句写下，仔细誊了一遍，又题上一段情意恳切的献辞，署了姓名，填了日子和时刻；等到重新上床的时候，他打了个寒噤，整夜都不觉得温暖。

黎明来了。苏兹不胜惆怅地想起昨天的黎明。但他埋怨自己不该让这种思想把他最后几分钟的快乐给糟蹋了；他知道明天还要追悔今天这个时间呢；因此他竭力不让自己辜负眼前这段光阴。他伸着耳朵听隔壁屋子里的动静。可是克利斯朵夫声息全无。他睡的姿势还是晚上睡下去的姿势。六点半了，他还睡着。要使他错过开车的时间真是太容易了，反正他也不过一笑置之。可是老人没有得到对方同意，决不敢随便支配一个朋友。他心里想：

“那决不能说是我的错，而且跟我完全不相干。只要我不做声就行了。倘使他不准时起床，我还可以陪他一天。”

可是他又回答自己说：“不，我没有这权利。”

于是他以为应当把他叫醒了，去敲房门。克利斯朵夫并不就醒，还得再敲几下。老人心里很难过，想着：“啊！他睡得多甜！很可以睡到中午呢！”

终于克利斯朵夫声音挺高兴地在里头答应了。他一知道钟点不由得叫了一声，接着就在屋子里忙起来，乱哄哄地梳洗，唱着断片的歌曲，还隔着墙和苏兹亲热地招呼，说些傻话把悲伤的老人也逗乐了。然后他开了门走出来，精神挺好，一团高兴，根本没想到自己使人家难过。其实他又没有什么事需要他赶回去，多待几天对他也毫无损失，而对苏兹却是莫大的愉快。但克利斯朵夫想不到这些。而且他不管对老人抱着多少好感，也很想告别了：昨天一天絮絮不休的长谈，那些拼着最后一点儿热情抓着他的人物，已经使他厌倦。何况他还年轻，以为来日方长，大家尽有重新聚首的机会：他现在也不是上什么天涯地角，——不比那老人，明知不久就要到比天涯地角更远的地方去，所以他瞧着克利斯朵夫的目光大有从此永诀的意味。

他虽然筋疲力尽，还是把克利斯朵夫送到车站。外边悄悄地下着寒冷的细雨。到了站上，克利斯朵夫打开钱袋，发觉钱已经不够买直达家乡的车票。他知道苏兹会非常高兴地借给他的，可不愿意……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一个爱你的人有个机会帮你的忙而快活一下呢？大概是为了不愿意打搅人，或是为了自尊心。他把车票买到中间站，决意从那儿走回家。

开车的时间到了。他们在车厢的踏级上拥抱。苏兹把夜里写的诗塞在克利斯朵夫手里，站在正对着他车厢的月台上。在已经告别而还没分手的情形之下，两人无话可说了。但苏兹的眼睛继续在那里说话，直到车子开动以后才离开了克利斯朵夫的脸。

火车在铁道拐弯的地方隐没了。苏兹孤零零地踏着泥泞的路回家，拖着沉重的脚步，突然之间觉得又累又冷，雨天的景色格外凄凉。他好容易才挨到家里，爬上阶梯。一进卧房，一阵狂咳把他气都闭住了。莎乐美马上赶了来。他一边不由自主地哼着，一边反复不已的说：“还好……居然能够撑到这个时候……”

他觉得非常不舒服，就睡下了。莎乐美请医生去了。一到床上，他的身子简直像一堆破絮。他没法动弹；唯有胸部在那里翕动，好比炉灶的风箱。脑袋重甸甸的，发着高热，他整天温着昨日的梦，连一分一秒都不放过：他觉得万分惆怅，继而又责备自己，不该有了这样的幸福以后再抱怨。他合着手，一片热诚地感谢上帝。

克利斯朵夫往着家乡进发。经过了那么一天，他心绪安定了，老人的温情恢复了他的自信。到了中间站，他高高兴兴地下来赶路。离家还有六十公里地，他可不慌不忙，像小学生闲逛一样的走着。这时正是四月，田野里一切还没怎么长成。树叶像皮肤打皱的小手似的在苍黑的枝头展开来；疏疏的几株苹果树开着花，嫩弱的野蔷薇爬在篱笆上微笑。光秃的树林抽着嫩绿的新芽；林后高岗上，像枪尖一般矗立着一座罗曼式的古堡。浅蓝的天空飘着几朵乌云，影子在初春的田野中缓缓移动：骤雨过了，又出了大太阳，鸟在那儿唱着。

克利斯朵夫发觉自己怀念着高脱弗烈特舅舅，而且已经想了一会儿；他好久没想起这可怜的人，为什么这一下忽然念念不忘了呢？他沿着水光荡漾的河边，在两旁种着白杨的路上走着的时候，舅舅的面貌简直形影不离地紧盯着他，以致到了一堵墙的拐角上，仿佛就要劈面撞见他了。

天阴了，一阵猛烈的暴雨夹着冰雹下起来了，远处还有雷声。克利斯朵夫刚走近一个村子，看到一些粉红的门面和深红的屋顶，周围还有几株树。他脚下一紧，奔到村口第一家人家的屋檐下去躲雨。冰雹下得很厉害，打在瓦上琤琤琮琮，掉在地下像铅丸似的乱蹦乱跳，车辙里的水直往四下里流着。在繁花满树的果园顶上，一条虹在暗蓝的云端里展开着鲜明的彩带。

一个年轻的姑娘站在门口打毛线。她很客气地请克利斯朵夫到里面去，他便跟着走进一间屋子，同时是做饭，吃饭，睡觉的地方。尽里头生着一堆很旺的火，上面吊着一只锅子。有个女人在那里剥着蔬菜，跟克利斯朵夫招呼了一声，叫他走到火边去烘干衣服。那姑娘去找了一瓶酒来给他喝。她坐在桌子对面继续打着毛线，同时照顾着两个彼此拿草塞在脖子里玩儿的孩子。她和克利斯朵夫搭讪着。过了一会儿，他才发觉她是个瞎子。她长得一点儿不美，个子很高大，红红的脸蛋，雪白的牙齿，手臂很结实，可是面貌不大端整，她跟多数的瞎子一样脸上堆着点儿笑容而没有表情，也和他们一样，谈到什么人和什么东西的时候，仿佛是亲眼目睹的。克利斯朵夫先听她说今天田野里风光很美，他气色很好，不由得愣了一愣，疑心她说笑话。他把瞎子姑娘和剥蔬菜的女人轮流瞧了一会儿，觉得她们都没有什么惊讶的表示。两个妇女很亲热地问他从哪儿来，打哪儿过。瞎子那股说话的劲儿似乎有点儿夸张；她听着克利斯朵夫讲到路上和田里的情形，总得插几句嘴，议论一番。当然，这些议论往往跟事实完全相反。但她好像硬要相信自己和他看得一样清楚。

家里其余的人也回来了：一个三十岁光景的壮健的农夫和他年轻的女人。克利斯朵夫跟四个人东拉西扯地谈话，看了看慢慢开朗的天色，等候动身。瞎子一边打着毛线，一边哼着一个调子，使克利斯朵夫想起许多从前的事。

“怎么！你也知道这个？”他说。

（高脱弗烈特从前教过他这个歌。）

他接着哼下去。那姑娘笑起来了。她唱着每句歌词的前半句，他唱着后半句。他站起身子想去瞧瞧天气，在屋子里绕了一转，无意之间把每个角儿都打量了一下，忽然看到食器柜旁边有件东西，他不由得直跳起来。那是一根长而弯曲的拐杖，抓手的部分很粗糙的雕着一个小人弯着腰在那儿行礼。克利斯朵夫对这个东西真是太熟了，很小的时候就常常拿它玩儿的。他过去抓着拐杖，嗄着嗓子问：

“这是哪儿来的？哪儿来的？”

男人瞧了瞧，回答：“是个朋友丢下来的；一个故世的老朋友。”

“是高脱弗烈特吗？”克利斯朵夫嚷起来。

“你怎么知道的？”大家转过身子问。

克利斯朵夫一说出高脱弗烈特是他的舅舅，全屋子的人都紧张起来。

瞎子猛的站起，把毛线团掉在地下乱滚；她踩着她的活儿，过来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再三问：

“啊，你是他的外甥吗？”

大家七嘴八舌同时说话，闹成一片。克利斯朵夫却又问：

“可是你们……你们怎么会认识他的？”

“他就是死在这儿的。”那男人回答。

他们重新坐下；等到紧张的情绪稍微平静了一点，那母亲一边做活一边说，高脱弗烈特跟她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他来来往往经过这儿的时候，总在她们家住。他最后一次来是去年七月，神气很累；他卸下了包裹，老半天没气力说话；可是谁也没留意，他每次来总是这样的：大家知道他容易气喘。他可不抱怨。他从来不抱怨的：无论什么不舒服的事，他总会找出一点儿安慰自己的理由。倘使做着件辛苦的工作，他会想到晚上躺在床上该多么舒服，要是害了病，他又说病好以后该多么愉快……说到这里，老婆子插了几句闲话：

“可是，先生，一个人就不该老是满足；你自己不抱怨的话，别人也不可怜你了。所以我呀，我是常常诉苦的……”

因此当时大家没注意他，甚至还跟他开玩笑，说他气色很好。摩达斯太——那是瞎子姑娘的名字——帮他把包裹卸下了，问他是不是要永远这样奔东奔西不觉厌倦，像年轻人一样。他微微一笑算是回答，因为他没气力说话。他坐在门前的凳上。家里人都做活去了：男人到了田里去；母亲管着做饭。摩达斯太站在凳子旁边，靠在门上打毛线，和高脱弗烈特说着话。他不回答她，她也不要他回答，只把他上次来过以后家里的事讲给他听。他气吁吁的呼吸很困难；她听见他拼命想说话。她并没为之操心，只和他说：

“别说话。你先好好的歇一歇，等会儿再说吧……干吗费这么大的劲儿？”

于是他不做声了。她还是说她的，以为他听着。他叹了口气，再没一点儿声响。过了一会儿，母亲出来，看到摩达斯太照旧在说话，高脱弗烈特在凳上一动不动，脑袋往后仰着，向着天，原来刚才那一阵，摩达斯太是在跟死人说话了。她这才懂得，可怜的人临死以前想说几句话而没有说成，于是他照例凄凉地笑了笑，表示听天由命，就这样的在夏季那个恬静的黄昏闭上了眼睛……

阵雨已经停止，媳妇照料牲口去了；儿子拿着锹在门前清除污泥淤塞的小沟。摩达斯太在母亲开始讲这一节的时候早已不见了。屋里只剩下克利斯朵夫和那个母亲；他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多嘴的老婆子耐不住长时间的静默，把她认识高脱弗烈特的经过从头至尾讲了一遍。那是年代久远的事了。她年轻的时候，高脱弗烈特爱着她，可是不敢和她说。大家把这件事当作话柄；她取笑他，大家都取笑他，——他是到处被人取笑的，——但高脱弗烈特还是每年一片诚心地来看她。他觉得人家嘲笑他是挺自然的，她不爱他也是自然的，她嫁了人，跟丈夫很幸福也是自然的。她那时太幸福了，太得意了；不料遭了横祸。丈夫暴病死了。接着她的女儿，长得挺美，挺壮健，人人称羡的女儿，正当要和当地最有钱的一个庄稼人结婚的时候，一不小心瞎了眼。有一天她爬在屋后大梨树上采果子，梯子一滑，把她摔了下来，一根断树枝戳进了她脑门上靠近眼睛的地方。先是大家以为不过留个疤痕就完了；哪想到她从此脑门上老是像针刺一般的痛，一只眼睛慢慢地失明了，接着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千方百计的医治都没用。不必说，婚约是毁了；未婚夫没说什么理由就回避了。一个月以前为了争着要和她跳一次华尔兹舞而不惜打架的那些男子，没有一个有勇气——那也是很可了解的——再来请教一个残废的女子。于是，一向无忧无虑的、老挂着笑脸的摩达斯太，顿时痛不欲生。她不饮不食，从朝到晚哭个不休；夜里还在床上呜咽。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只能和她一起悲伤；而她哭得更厉害了。结果人家不耐烦了，狠狠地埋怨了她一顿，她就说要去投河。有时牧师来看她，和她谈到仁慈的上帝，灵魂的不死，说她在这个世界上受的痛苦，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上得到幸福；可是这些话都安慰不了她。有一天高脱弗烈特来了。摩达斯太对他一向是不大好的。并非因为她心地坏，而是因为瞧他不起；再加她不用头脑，只想嘻嘻哈哈地玩儿：她一件缺德的事没对他做过。他一知道她的灾难就大吃一惊，可是对她一点儿不露出来。他坐在她身旁，绝口不提那桩飞来横祸，只是安安静静地谈着话，跟从前一样。他没有一句可怜她的话，仿佛根本没觉得她瞎了眼睛。他也不提她看不见的东西，而只谈她能听到的或是能感觉到的；这些他都做得非常自然，好像他自己也是个瞎子。她先是不听他的，照旧哭着。第二天，她比较肯听了，甚至也跟他说几句话了……

“真的，”那母亲接着说，“我也不懂他跟她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要去割草，没空照顾她。可是晚上回来，我们看到她心平气和地在那里说话了。从此以后，她精神渐渐地好起来，似乎把痛苦给忘了。有时候她还不免想起，她哭着，或者和高脱弗烈特谈些伤心的事；但他只做不听见，若无其事地净讲些使她镇静而她感到兴趣的话。她自从残废以后，不愿意再出家门一步，临了居然被他劝得肯出去遛遛了。他先带着她在园子里走一转，以后又带她到田野里去，走得远一点。如今她上哪儿都认得路，什么都分得出，就跟亲眼看见一样。连我们没注意到的东西，她也会觉察；从前她除了自身以外对什么都不大关心的，现在对一切都有兴趣了。那一回，高脱弗烈特待在我们家的时间特别长。我们不敢多留他，可是他自动地住下来，直到她比较安静的时候。有一天，我听见她在院子里笑了。那一笑给我的感觉，我简直说不上来。高脱弗烈特似乎也是高兴。他坐在我的身旁。我们彼此望了一眼，我可以不怕羞地告诉你，先生，我把他拥抱了，而且诚心诚意地拥抱了。于是他跟我说：‘现在，我想可以走了。这儿用不着我了。’我想留他。他回答说：‘不，现在我该走啦。我不愿意多留了。’大家知道他像流浪的犹太人，不能长住一个地方的；所以我们也没多劝他。他走了。可是从此以后，他经过这儿的次数比从前多了，而他每来一次，摩达斯太总是非常快活，她的精神也一次比一次好。她重新管起家务来了；哥哥结了婚，她帮着照顾孩子；现在她再也不抱怨了，神气老是那么快乐。有时我心里不由得想：她要是眼睛不瞎的话，是不是能像现在一样的快活。是的，先生，有些日子我觉得还是像她那样的好，可是不看见那些坏人那些坏事。世界变得不像话了，真是一天坏似一天……可是我很怕老天爷把我的话当真；因为我呀，虽然世界那么坏，还是想睁着眼睛看下去……”

摩达斯太又走了出来，话扯到旁的事情上去了。天已经转晴，克利斯朵夫想动身；可是他们不许，非要他在这儿吃了晚饭过一夜不可。摩达斯太坐在他身旁，整个晚上都守着他。他同情她的遭遇，很想和她亲切地谈一谈。可是她不给他这种机会。她只向他打听高脱弗烈特的事。听到克利斯朵夫说出她所不知道的情形，她显得又快活又忌妒。她自己提到高脱弗烈特的时候，哪怕是一点儿小事，心里也老大不愿意：你明明觉得她有许多话藏着没说，或者说了出来马上后悔。凡是关于他的回忆，她都当作自己的私产，不愿意跟别人分享。她这种感情跟那些把土地看作性命似的乡下女人一样的顽强：想到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像她一样爱着高脱弗烈特，她就受不了，而且也不信有这种事。克利斯朵夫窥破了这一点，就让她去自得其乐。他听着她的话，发觉她虽然当初看得见高脱弗烈特的时候眼光很苛刻，但从失明以后，她已经把他构成了一个与事实不同的形象，同时她心中那点儿爱情的渴望，也都集中在这个幻想人物的身上。而且什么也不会来阻挠她一厢情愿的玩艺儿。瞎子都有种坚强的自信力会把自己不知道的事若无其事地编造出来，所以摩达斯太竟会对克利斯朵夫说：“你长得跟他一个样。”

他懂得，多少年来她在一间窗户紧闭，真相进不去的屋子里混惯了。如今她学会了在黑影里看东西，甚至把黑影都忘了；倘使她的世界中射进一道光明，说不定她倒会害怕。在断断续续的、喜孜孜的谈话中，她和克利斯朵夫提到一大堆无聊的小事，都是跟他不相干的，使他听了很不痛快。他不明白一个受过这么许多痛苦的人，竟没有在痛苦中磨练出一点儿严肃，而只想着些琐琐碎碎的念头；他几次三番想扯到比较正经的问题，都得不到回音；摩达斯太不能——或是不愿意——把谈话转到这方面去。

大家去睡觉了。克利斯朵夫老半天睡不着。他想着高脱弗烈特，竭力要从摩达斯太无聊的回忆中间去找出他的面貌，可是极不容易，不由得很气恼。想到舅舅死在这儿，遗体一定在这张床上放过：他觉得很悲伤。他拼命体会舅舅临死以前的苦闷：不能说话，不能使盲目的少女懂得他的意思，他就合上眼睛死了。克利斯朵夫恨不得揭开舅舅的眼皮，瞧瞧那里头的思想，瞧瞧这一颗没有给人知道，或许连自己也没认识清楚而就此长逝的灵魂，究竟藏着什么神秘。舅舅自己就从来不想知道这个神秘；他所有的智慧是在于不求智慧，对什么都不用自己的意志去支配，只是听其自然地忍受一切，爱一切。这样他才感染到万物神秘的本体；而瞎子姑娘，克利斯朵夫以及永远不会发觉的多少其他的人，所以能从他那边得到那么些安慰，也是因为他并不像一般人那样说反抗自然的话，而只给你带来自然界的和平，恬静跟乐天安命的精神。他安慰你的方式像田野与森林一样……克利斯朵夫想起和舅舅一起在野外消磨的晚上，童年的散步，黄昏时所讲的故事，所唱的歌。他又记起那个冬天的早上，他万念俱灰的时候和舅舅在山岗上最后一次散步的情景，不由得眼泪都冒上来了。他不愿意睡觉；他无意中来到这个小地方，到处都有高脱弗烈特的灵魂；他要把这转侧不寐的神圣的一夜细细地咂摸。可是他听着急一阵缓一阵的泉声，尖锐的蝙蝠的叫声，不知不觉被年轻人的困倦压倒了；他睡着了。

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很高，农家的人都上工去了。楼下的屋子里只有那个老婆子和几个孩子。年轻的夫妇下了田，摩达斯太挤牛奶去了；没法找到她。克利斯朵夫不愿意等她回来，心里也不大想再见她，便推说急于上路，托老婆子对其余的人多多致意以后就动身了。

他走出村子，在大路的拐角儿上瞥见瞎子姑娘坐在山楂篱下的土堆上。她一听见他的脚步声就站起身子，笑着过来抓着他的手，说：“你跟我来！”

他们穿过草原望上走，走到一片居高临下的空地，到处都是鲜花跟十字架。她把他带到一座坟墓前面，说：“就在这儿。”

他们一齐跪下。克利斯朵夫想起当年和舅舅一同下跪的另一座坟墓，心里想：

“不久就要轮到我。”

他这么想着，可没有一点感伤的意味。一片和平从泥土中升起。克利斯朵夫向墓穴弯着身子，低声祷告说：“希望你进到我的心里来！”

摩达斯太合着手祈祷，默默地扯动着嘴唇。随后，她膝行着在墓旁绕了一转，用手摸索着花跟草，像抚摩一般；她那些灵敏的手指代替了她的眼睛，把枯萎的枝藤和谢落的紫罗兰轻轻地拔去。她用手撑在石板上想站起来。克利斯朵夫看见她的手指偷偷地在高脱弗烈特几个字母上摸了一遍。她说：“今天的泥土很滋润。”

她向他伸出手来；他也伸手给她。她叫他摸摸那潮湿而温暖的泥土。他握着她的手不放；彼此勾在一起的手指直插到泥里。他拥抱了摩达斯太。她也吻了他的嘴唇。

他们站起身来。她把才摘下的一束新鲜的紫罗兰递给他，把一些枯萎的放在自己胸口，扑了扑膝盖上的泥土，两人默默无言地出了墓园。云雀在田里啾啾地叫。白蝴蝶在他们头上飞。他们坐在一块草地上。村子里的炊烟往着雨水洗净的天空直线上升。平静的河水在白杨丛中闪闪发光。一片明晃晃的蔚蓝的水汽在草原与森林上面铺了一层绒毛。

静默了一会儿，摩达斯太低声讲着美好的天气，仿佛亲眼看见似的。她半开的嘴唇，深深地呼吸着，留神万物的声响。克利斯朵夫也知道这种音乐的价值，把她想到而说不出的代她说了出来。他又把草底下或空气中细微莫辨的叫声和颤动，指出了几种，她说：

“啊！你也懂得这些吗？”

他回答说是高脱弗烈特教他的。

“他也教你的吗？”她说话的神气有点儿懊丧。

他真想和她说：“你别忌妒了吧！”

但他看见光明的世界在他们周围充满着笑意。他瞧着她那双失明的眼睛，觉得非常同情。他问：“那么，你也是跟高脱弗烈特学的了？”

她回答说是的，又说她现在比以前更能体会这些。（她不说在“什么”以前，她避免提到失明二字。）

他们相对无语过了一会儿。克利斯朵夫不胜怜悯地瞧着她。她也觉得了。他真想告诉她，表示他的惋惜，希望她对他说些心里的话。

“你以前有过痛苦吗？”他很恳切地问。

她一声不出地僵在那里，拉下几根草放在嘴里乱嚼。过了一会儿，——云雀唱着歌往高空飞去，——克利斯朵夫讲到他自己也有过痛苦，高脱弗烈特安慰他。他说出他的悲伤、苦难，像在那里自言自语。瞎子姑娘留神听着，阴沉的脸色渐渐开朗了。克利斯朵夫仔细瞧着她，看见她预备说话了：她把身子挪动了一下想靠近他，向他伸出手来。他也往前挪动了一点，——可是一刹那之间她又恢复了先前那种麻木的神态，他说完以后，她只回答几句极无聊的话。看她没有一丝皱痕的丰满的脑门，你可以觉得她有种乡下女人的固执，像石子一样硬。她说得回家去招呼哥哥的孩子了，说话之间神色很从容，还带着几分笑意。

他问：“你觉得快乐吗？”

听他这么说着，她似乎更快乐了。她回答说是的，又把她觉得快乐的理由说了几遍；她竭力要他信服，谈着孩子，谈着家庭……

“是的，”她说，“我非常幸福！”

她站起身子预备走了；他也站了起来。两人告别的时候，语气都很轻快。

摩达斯太的手在克利斯朵夫手里稍微抖了一下。她说：“今儿你上路，天气一定好的。”

她又嘱咐他在某处的三岔口上别走错了路。

于是他们分手了。他走下山岗。到了下面，他回头一看，她还站在老地方扬着手帕对他示意，像看见他似的。

对自己的残废这样一厢情愿的否认，那么勇敢那么可笑，使克利斯朵夫又感动又不痛快。他觉得摩达斯太多么值得怜悯，甚至也值得佩服；可是要和她在一起住两天，他就受不了。——他一边赶着路（两旁都是开满野花的篱垣），一边又想到可爱的苏兹老人，想起那双清朗而温柔的眼睛，面对着多少伤心事和难堪的现实而不愿意看。

“他把我又看成怎么样呢？”他问自己，“我跟他理想中的我多么不同！他所看到的我，只是他心里想看到的。一切都像他自己的面目，像他一样的纯洁、高尚。要是看到了人生的真相，他是受不住的。”

他又想起那个姑娘，包围在黑暗里面而否认黑暗，定要相信有者为无，无者为有。

于是他对以前痛恨的德国人的理想精神，看出了它的伟大；以前他恨的是这种理想精神被一般庸俗的心灵拿去搞出虚伪的荒唐事儿。如今他看到，这种信念之美是在于能在这个世界上另造一个世界，跟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好比海洋中间的一个小岛。可是他自己受不了这种信念，他不愿意逃到这个死人的岛上去……他要的是生命，是真理！他不愿意做一个说谎的英雄。也许没有了这种乐观的谎言一般弱者就活不成；倘使把支持那些可怜虫的幻象加以破灭，克利斯朵夫也要认为罪大恶极的暴行。然而他自己没法拿这个做借口：与其靠了自欺欺人的幻想而活着，他宁可死的……可是艺术不也是一种幻想吗？——不，艺术不应当成为幻想，应当是真理！真理！我们得睁大眼睛，从所有的毛孔中间去吸取生命的强烈的气息，看着事实的真相，正视人间的苦难，——并且放声大笑！

一眨眼又是几个月。克利斯朵夫没希望离开家乡了。唯一能够帮助他的人，哈斯莱，不愿意帮助他。至于苏兹老人的友谊，是他才得到而马上就失掉的。

回家以后，他写过一封信去，跟着接到两封很亲热的来信；可是因为懒，尤其因为不善于用书信来表白情感，他把复信一天天搁了下来。而正当他决心提笔的时候，忽然接到耿士一封短简，报告他的老友死了。据说苏兹从旧病复发的支气管炎变成肺炎，病中老惦念着克利斯朵夫，可不许人家惊动他。虽然他闹着多年的病，身体已经衰弱到极点，临终仍免不了长期残酷的痛苦。他托耿士把自己的死讯通知克利斯朵夫，说他到死都挂念着他，感谢他赐予他的幸福，只要克利斯朵夫在世一天，他就在冥冥中祝福他一天。——耿士可没有说出来，他旧病复发，终致不起的祸根，大概就在陪着克利斯朵夫的那天种下的。

克利斯朵夫悄悄地哭了一场。他这才感到亡友的价值，这才觉得自己原来多么爱他；像往常一样，他后悔没有把这一点和他说得更明白些。如今可是太晚了。——他此刻还剩下些什么呢？仁慈的苏兹只出现了一刹那，而这一刹那反而使克利斯朵夫在朋友死后觉得更空虚。——至于耿士和卜德班希米脱，除了他们与苏兹那点儿相互的友谊以外，谈不到什么别的价值。克利斯朵夫和他们通了一次信，彼此的关系就告了一个段落。——他也试着写信给摩达斯太，她叫人回了他一封很平淡的信，只讲些无关紧要的话。他不愿意再继续下去了。他不再给谁写信，而谁也不写信给他。

静默。静默。沉重的静默一天一天地压在他心上。仿佛一切都成了灰烬。仿佛生命已经到了黄昏；而克利斯朵夫不过才开始生活呢。他决不愿意就此听天由命！他还没到睡觉的时间，还得活下去……

可是他没法再在德国活下去。小城市的那种闭塞偏狭压着他的精神，使他气愤得对一切都不公平了。他的神经都暴露在外面，动不动就会受到伤害，会流血。他活像关在市立公园的笼子跟土洞里的可怜的野兽，受着苦闷煎熬。由于同情，克利斯朵夫有时候去看它们，打量着它们美妙的眼睛，看着那犷野而绝望的火焰一天天地黯淡下去。啊！那还不如痛痛快快把它们一枪打死，倒是解放了它们呢！无论什么手段，也比那些人的不理不睬，叫它们活不成死不得的态度要好一些！

克利斯朵夫最感压迫的，还不是一般人的敌意，而是他们变化无定的性格，既没有格局也没有内容的性格。他宁可跟那些死心眼儿的，头脑狭窄的，对一切新思想都不愿意了解的老顽固打交道！硬来，可以硬去；哪怕是岩石吧，可以用铁锹去开凿，用火药去炸毁。可是对付一块没有定形的东西，轻轻一碰就会像肉冻似的陷下去而不留一点痕迹的，你能有什么办法？一切的思想，一切的精力，掉在这种泥淖里都变得无影无踪：即使有块石头掉下去，深渊的面上也不会泛起多少皱纹；嘴巴才张开了一下，马上又闭了起来。刚才的面目早已消灭了。

他们可不能说是敌人。真是差得远呢！他们这种人，在宗教上，艺术上，政治上，日常生活上，都没有勇气去爱，去憎，去相信，甚至也没勇气不相信；他们耗费所有的精力，想把不可调和的事情加以调和。特别从德国战胜以后，他们更想来一套令人作恶的把戏，在新兴的力和旧有的原则之间觅取妥协。古老的理想主义并没被人唾弃，因为大家没有那个气魄敢坦坦白白地这样做，而只想把传统思想加以歪曲，来迎合德国的利益。头脑清明而两重人格的黑格尔，直等到莱比锡与滑铁卢两仗以后，才把他的哲学立场和普鲁士邦的沆瀣一气：这是一个显著的榜样。——利害关系既然改变了，一切的原则也就跟着改变了。吃败仗的时候，大家说德国是爱护理想。现在把别人打败了，大家说德国就是人类的理想。看到别的国家强盛，他们就像莱辛一样说“爱国心不过是想做英雄的倾向，没有它也不妨事”，并且自称为“世界公民”。如今自己抬头了，他们便对于所谓“法国式”的理想不胜轻蔑，对什么世界和平，什么博爱，什么和衷共济的进步，什么人权，什么天然的平等，一律瞧不起；并且说最强的民族对别的民族可以有绝对的权利，而别的民族，就因为弱，所以对它绝对没有权利可言。它，它是活的上帝，是观念的化身，它的进步是用战争、暴行、压力来完成的。如今自己有了力量，力量便是神圣的。力代表了全部的理想主义，全部的智慧。

实际上，德国几百年来都因为徒有理想没有实力而吃了大亏，所以在历尽艰辛之后，不得不伤心地承认最要紧的是力：这一点是很可以原谅的。可是以埃尔特与歌德的后人有这样的自白，其隐痛也可想而知。德国民族的胜利其实是德国理想的衰微与没落……可怜连最优秀的德国人也偏向于服从，所以要他们放弃理想是最容易不过的。一百年以前默泽就说：“德国人的特征是服从。”特·斯塔尔夫人也说：“德国人是勇于服从的。他们会用一套自圆其说的哲学来解释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事，例如对强权的尊重，以自己的恐惧为软心肠，从而使尊重强权一变而为佩服强权。”

克利斯朵夫在德国最伟大的人物和最渺小的人物身上都发现这种心理。席勒笔下的威廉·退尔，肌肉像挑夫一般的拿腔作调的布尔乔亚，就是一例，无怪那个直言不讳的伯尔内要批评他说：“为了使荣誉与恐惧不致抵触，他故意低着头走过奚斯莱的冠冕，表示他没看见冠冕而不行礼，可不是抗命。”小而言之，七十岁的老教授韦斯又是一个例子：他在克利斯朵夫城里是最有声望、最受尊敬的学者，可是在街上一碰到什么少尉之流，会赶紧从人行道上闪到街心去让路。克利斯朵夫看到日常生活中这些琐碎的奴性表现，不由得心头火起。他为之痛苦极了，仿佛卑躬屈节的便是他自己。他在街上眼看着军官们飞扬跋扈，暗中非常气愤：他故意不让路，一边还直瞪着眼回敬他们。好几回他差点儿闹事，仿佛有心寻衅似的。虽然他比谁都明白这一类惹是招非的举动的无聊跟危险，但他往往有些理智不大清楚的时间：因为他老是压着自己，再加那些日积月累、无处发泄的强壮的精力，使他烦躁不堪。在那种情形之下，他随时可以闯祸，他觉得要是在这儿再待一年，他就完了。他痛恨强暴的军国主义，好像压在自己的心上；他也恨那些拖在街面上铿锵做声的刀剑，在营门口摆着的仪仗，和对着城墙预备开放似的大炮。当时有一批喧腾众口的黑幕小说，揭穿各地军营里的腐败，把军官全描写成坏蛋，除了做个听人支配的傀儡以外，只晓得闲逛，喝酒，赌钱，借债，受人厮养，互相攻讦，从上到下欺负下属。克利斯朵夫想到自己将来有一天要服从这种人，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不，那他是受不了的，永远受不了的；他怎么能委屈自己向他们低头，被他们羞辱呢？他可不知道军人中间有一部分极高尚的人也在那里痛苦，因为他们眼看自己的幻想破灭了，多少的精力、青春、荣誉、信仰，不惜牺牲的热情，都给糟蹋了，浪费了，剩下的只有职业的无聊。——而当军人的要不拿牺牲做目标，他的生活就变了最没意思的活动，只摆着臭架子，仿佛没有信仰而成天念着经一样……

乡土对于克利斯朵夫已经显得太窄了。他像飞鸟一般，到了某个固定的季候，觉得有股无名的力，像海洋上的潮汐似的，突然在胸中觉醒，——那便是天南地北到处流浪的本能！在苏兹老人遗赠他的赫尔德与费喜特的著作里，他也发现和自己同样的心灵，——并非俯首帖耳，死守家园的“大地之子”，而是永远扑向光明的“精灵”，是“太阳之子”。

往哪儿去呢？他不知道。但他的眼睛望着南方的拉丁国家。第一是法兰西。法兰西永远是德国人彷徨无主的时候的救星。已经有过多少回了，德国的思想界一边诋毁它，一边利用它；被德国大炮轰得烟雾弥漫的巴黎，便是在一八七○年以后，对德国仍然有极大的魔力。各种形式的思想和艺术，从最革命的到最落伍的，在那儿都可以轮流的或是同时的，找到实际的例子或精神上的感应。像多少的德国音乐家在困苦绝望的时候一样，克利斯朵夫远远地瞻望着巴黎……关于法国人，他知道些什么吗？——不过两个女性的脸和偶尔念过的一些书罢了。可是这已经足够他想象出一个光明，快乐，豪侠的国家，甚至高卢民族自吹自捧的习气，也和他年轻而大胆的精神非常投机。他相信这些，因为他需要相信，因为他满心希望法国是这样的。

他决意走了。——可是为了母亲而不能走。

鲁意莎老了。她疼爱儿子，他是她唯一的安慰，而他在世界上最爱的也只有母亲。但他们互相折磨，使彼此痛苦。她不大了解克利斯朵夫，并且不想了解，只知道一味地爱他。她头脑狭窄，胆子很小，思路不清，心肠挺好，那种爱人和被爱的需要令人感动，也令人喘不过气来。她敬重儿子，因为觉得他很博学；但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使他的性灵窒息的。她以为他一定会陪着她，终身住在这个小城里。两人一块儿过了多少年，她做梦也没想到这种生活方式将来会变化。既然这样很幸福，他又怎么会不幸福呢？她的梦想不过是他将来娶一个当地小康人家的女儿，每星期日在教堂里弹着管风琴，永远陪着她。她老是把儿子当作只有十二岁，巴不得他永远不超过这个年龄。不幸儿子业已长大成人，在这个狭窄的天地中没法呼吸。而她竟无意中叫可怜的人受罪。

做母亲的不了解什么叫作雄心，只知道有了天伦之乐，尽了平凡的责任，便是人生的全福；她这一套不假思索的哲学的确也有许多真理和伟大的精神在内。她那颗心是只知有爱不知有其他的。舍弃人生，舍弃理性，舍弃逻辑，舍弃世界，舍弃一切都可以，只不能舍弃爱！这种爱是无穷的，带着恳求意味的，同时是苛求的。她自己把什么都给了人，要求人家也什么都给她；她为了爱而牺牲人生，要被爱的人也作同样的牺牲。一颗单纯的灵魂的爱就有这种力量！像托尔斯泰那么彷徨歧途的天才，或是衰老的文明过于纤巧的艺术，摸索了一辈子，几世纪，经过了多少艰辛，多少奋斗而得到的结论，一颗单纯的灵魂，靠了爱的力量一下子便找到了！可是在克利斯朵夫胸中激荡着的另外一个世界自有另外一批规则，需要另外一种智慧。

他久已想把自己的决心告诉母亲，但怕她难过，每次话到了嘴边又咽下去，想过一晌再说吧。有过两三次，他怯生生地露出要离家的意见；鲁意莎却不把这些话当真。或许是她假装如此，为的要使他相信他自己也不过是说着玩儿的。于是他不敢再往下说了；但他沉着脸，担着心事，一望而知有桩秘密压在心里。可怜的母亲虽然凭着直觉早已猜到这桩秘密，可老怀着鬼胎不愿揭穿。晚上他们俩一灯相对，默然无语的时候，她突然觉得他要说出来了；惊骇之下，她开始东拉西扯，把话说得很快，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什么，可是无论如何非阻止他开口不可。通常她总本能地找到些使他开不得口的最好的话：怨自己身体不行，抱怨虚肿的手脚和关节不遂的腿；她把疾苦格外夸张，说自己是个老瘫子，完全不中用了。这些天真的手段其实也瞒不过他；他悲哀地望着母亲，似乎暗中埋怨她；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推说疲倦，睡觉去了。

但所有这些策略也不能把事情长此拖下去。一天晚上她又用到那套法宝的时候，克利斯朵夫鼓足了勇气，把手放在母亲手上，说道：“妈妈，你听着。我有事跟你说。”

鲁意莎吃了一惊，勉强笑着回答，喉咙已经在抽搐了：“什么事啊，孩子？”

克利斯朵夫嘟嘟囔囔地说出要离家的意思。她竭力认为他是开玩笑，像往常一样设法把话扯开；但这一回他始终板着正经的脸说下去，神气的坚决和严肃使人没有怀疑的余地。于是她不做声了，血都停止了，浑身冰冷，眼睛吓得呆呆的，直瞪着克利斯朵夫。眼睛里那副痛苦的表情把他也噤住了，开不得口；一时间他们俩都没有了声音。赶到她透过气来，便嘴唇哆嗦着说：“那怎么行呢！怎么行呢！”

两颗很大的眼泪沿着她腮帮淌下来。他丧气地转过头去，双手捧着脸。母子俩一齐哭了。过了一会儿，他进了卧室，直躲到明天。他们再也不提昨天的事；因为他不提，她勉强叫自己相信他已经让步了。可是她始终担着心事。

他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太痛苦了，不管说出来是怎么伤心也非说不可了。因为痛苦，他变得自私，同时就忘了自己所能给人的痛苦。他把话一口气说完，躲着母亲的目光，唯恐搅乱了自己的心。他连动身的日子都定了，免得再费第二次口舌；他知道像今天这样可怜的勇气不能再有第二次。鲁意莎嚷着：“别说了，别说了……”

他咬紧牙齿拿定了主意，继续说着。说完之后，——她嚎啕大哭了，——他握着她的手，想使她明白为了他的艺术，他的生活，到外地去待些时候是绝对必须的。她却不愿意听，只哭哭啼啼地说着：“不成，不成……我不愿意……”

解释了半天一无结果，他走开了，以为过一夜或许她会想明白些。可是第二天他在饭桌上狠着心肠又提到那个计划的时候，她马上把嘴边的面包放下，用着悲痛的埋怨的口气说：“难道你一定要折磨我吗？”

他心软了一软，可是回答说：“妈妈，没有办法呀。”

“怎么没办法！你这是要我痛苦……你简直疯了……”

他们俩都想说服对方，可都不听彼此的话。他懂得争辩是没用的，只能增加双方的痛苦；他就摒挡一切，公然做出发的准备。

鲁意莎看到无论怎么样哀求都拦不住他，就变得垂头丧气，抑郁到极点。她整天关在自己屋里，晚上也不点灯；她不说话，不吃东西，夜里还在床上哭。他听了像受着刑罚一样，终夜在床上翻来覆去，受良心责备，痛苦得差点儿叫起来。他多爱她！干吗要使她痛苦呢？可怜将来为他痛苦的还不止母亲一个人呢；那他也看得很明白……干吗命运要给他完成某种使命的愿望和力量，使他所爱的人为之受苦呢？

“啊！”他心里想，“要是我能够自主，要是没有这股专横的力逼着我去完成使命，否则我就得羞愧以死的话，那么我一定会使你们——我所爱的人们——幸福！先让我生活，活动，奋斗，受苦；然后我将抱着更大的爱回到你们怀里！本来，我只希望能够爱，爱，除了爱以外什么都不管！”

假使伤心的母亲能有勇气把抱怨的话忍着不说出来，他一定会软心的。可是不够坚强而又多嘴的鲁意莎，偏藏不住心里的痛苦而说给邻居听了，也说给其余的两个儿子听了。小兄弟俩看到有个好机会可以抓住克利斯朵夫的错处，怎么肯轻易放过呢？尤其是洛陶夫素来忌妒长兄，——虽然克利斯朵夫目前的情形没有什么可叫人忌妒的，——只要听见一两句赞美克利斯朵夫的话就受不住，暗中还怕他将来会成功；尽管自己不敢承认有这种卑鄙的念头，但他的确担着心事。因为他相当聪明，感觉到哥哥的天才，并且怕别人也一样的感觉到。所以洛陶夫此刻能凭着优越的地位来压倒克利斯朵夫，真是高兴极了。他明知母亲手头拮据而自己很有力量帮助母亲，可永远把全部的责任放在克利斯朵夫一人身上。然而一听到克利斯朵夫的计划，他马上变成孝子了。他对于哥哥遗弃母亲的行为愤慨非凡，斥为自私自利的兽行。他居然当面跟克利斯朵夫这样说，用长辈的口吻教训他，仿佛对付一个该打的小孩子；他傲慢地叫克利斯朵夫别忘了对母亲的责任和母亲为他所作的种种牺牲。克利斯朵夫气坏了，把洛陶夫连捶带踢地赶出门外，拿他看作小坏蛋，假仁假义的畜生。洛陶夫为了出气便去煽动母亲。鲁意莎被他一激，以为克利斯朵夫真是个忤逆的儿子。她听见洛陶夫说克利斯朵夫没有离家的权利，觉得正中下怀。哭原来是她最有力量的武器，但光是哭哭啼啼她还不甘心，便说了些偏激的话埋怨克利斯朵夫，把他惹恼了。两人彼此说了些难堪的话；结果是至此为止还在犹豫的克利斯朵夫反而下了决心，加紧做出发的准备。他知道那般慈悲的邻居哀怜他的母亲，认为她是牺牲者而他是刽子手，便咬咬牙齿，再也不改变主意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克利斯朵夫和母亲简直不大说话了。他们非但不尽量享受这最后几天，反而生着无谓的气，把有限的光阴虚度了，把多少感情糟蹋了，——两个相爱的人往往有这种情形。他们只在吃饭的时候见面，相对坐着，彼此不瞧一眼，不做一声，勉强吞几口东西，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免得发僵。克利斯朵夫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喉头迸出几个字，鲁意莎却置之不理；而等到她想开口的时候，又是他不做声了。母子俩都受不了这个局面；但这局面越延长，他们越没法摆脱。难道他们就这样分手吗？那时鲁意莎可明白自己过去的偏枉和笨拙了；但她那么痛苦，不知道怎样去挽回她认为已经失掉的儿子的心，不知道怎样去阻止她绝对不允考虑的远行。克利斯朵夫偷觑着母亲苍白虚肿的脸，心里难过得像受着毒刑一样；但他已经下了必走的决心，而且知道那是自己生死攸关的大事，便只希望自己已经走了，免得多受良心责备。

行期定在后天。他们照旧冷冰冰的，不声不响吃完了晚饭，克利斯朵夫回进卧房，手捧着头对桌子坐着，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他只是千思百想地磨着自己。夜深了，已经快到一点。他突然听见隔壁屋里响了一声，一张椅子翻倒了。他的房门给打开了，母亲穿着衬衣，光着脚，嚎啕着扑过来勾住他的脖子。她浑身滚热的拥抱着儿子；一边呜咽一边打着嗝：“别走呀！别走呀！我求你！我求你！孩子，你别走呀……我会伤心死的……那我是受不住的，受不住的……”

他惊骇之下，把她拥抱着，再三地说：“好妈妈，静静吧，静静吧，我求您。”

可是她又接着说：“我受不住的……我现在只有你了。你一走，我怎么办呢？我一定会死的。我死也要死在你面前，不愿意孤零零地死。等我死了再走吧！”

她的话使他心都碎了。他不知道说些什么来安慰她。对这种爱和痛苦的发泄，讲理有什么用？他把她抱在膝上，把她亲吻，说着好话。她慢慢地静下来，轻轻地哭着。看她比较安定了些，他就说：“去睡觉吧，别着了凉。”

她可老说着：“你别走呀！”

“我不走就是了。”他声音很轻地回答。

她浑身哆嗦了一下，抓着他的手：“真的吗？真的吗？”

他非常丧气地转过头去：“明儿，明儿再告诉您……现在您去吧，我求您！”

她很柔顺地站起来，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第二天早上，她觉得半夜里神经病似的发作了一场好不惭愧，同时想起儿子等会不知怎么答复又非常害怕。她坐在屋子的一角等着，拿着打毛线的活儿，可是她的手不愿意拿，让活计掉在地下。克利斯朵夫进来了。两人轻轻招呼了一声，彼此都不敢抬起头来看一眼。他沉着脸站在窗前，背对着母亲不做一声。他心里在交战，可早已知道结果是怎么回事，故意想多挨一些时间。鲁意莎不敢和他说话，生怕引起那个她急于想知道而又怕知道的答复。她勉强捡起活儿，视而不见地做着，把针子都弄错了。外边下着雨。沉默了半晌，克利斯朵夫走到她身边来了；她一动不动，心忐忑地跳着。克利斯朵夫呆呆地望着她，然后突然跪下，把脸藏在母亲的裙子里，一句话也不说，哭了。于是她懂得他是不走了，心里的悲痛不由得减轻了许多；——可是她又立刻后悔，因为她感觉到克利斯朵夫为她所作的牺牲；她这时的痛苦，正和克利斯朵夫牺牲了她而决意出走的时候所受的痛苦一样。她弯下身子吻着他的额角和头发。他们俩一齐哭着，痛苦着。终于他抬起头来；鲁意莎双手捧着他的脸，望着他，眼睛对着眼睛。她真想和他说：“你走吧！”可是她没有勇气。

他真想和她说：“我留在家里很快活。”而他也没有勇气。

这种难解难分的局势，母子俩都没法解决。她叹了口气，表示她爱到极点，也痛苦到极点：“唉，咱们要能同生同死才好呢！”这种天真的愿望把他深深感动了，擦了擦眼泪，强笑着说：“咱们会死在一块儿的。”

她紧跟着问：“一定吗？你不走了吗？”

他站起身来回答：“一言为定。甭提了。用不着再谈了。”

的确，克利斯朵夫是一言为定了：他不再提离家的话；但要心里不想可不是他自己能做主的。他固然留在家里了，但抑郁不欢与恶劣的心绪使母亲对于他的牺牲付了很大的代价。笨拙的鲁意莎，——明知自己笨拙而老做着不该做的事，——明知道他为什么抑郁，却偏偏要逼他亲口说出来。她用着婆婆妈妈的、惹人气恼的、纠缠不清的感情去磨他，使他想起他跟母亲的性情多么不同，而这一点原是他竭力要忘掉的。他屡次想和她说些心腹话。但正要开口的时候，他们之间忽然有了一道万里长城，使他立刻把心事藏起来。她猜到他的意思，可是不敢，或是不会去逗他说出来。万一她做这种尝试，结果倒反使他把闷在心里受不了而极想吐露的秘密格外的深藏。

还有无数的小事情，没有恶意的怪脾气，也使克利斯朵夫心中着恼，觉得和母亲格格不入。老年人免不了嘴碎，常常把街坊上的闲话翻来覆去地唠叨，或是用那种保姆般的感情，搬出他幼年时代的无聊事儿，永远把他跟摇篮连在一起。我们费了多大力量才从那里跳出来，长大成人，此刻居然由朱丽叶的乳母抖出当年的尿布，翻出那些幼稚的思想，叫你想起受着冥顽的物质压迫的混沌时代！

在这方面，她感情表现得那么动人，——仿佛对付一个小孩子，——把他软化了；他只能听凭摆布，也把自己当作一个小孩子。

最糟的是两人从早到晚在一起生活，跟旁人完全隔离。心中苦闷的时候，因为有了两个人而且彼此爱莫能助，所以苦闷格外加强；结果各人又怪怨对方，到后来真的相信自己的痛苦是应该由对方负责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还是孤独比较好，痛苦也只有一个人痛苦。

这样，母子俩每天都在受罪。要不是出了件偶然的事，出了件表面上很不幸，而骨子里是大幸的事，把他们不上不下的局面给解决了的话，他们竟永远跳不出这个互相争持的苦海。

十月里的一个星期日，下午四点光景。天气很好。克利斯朵夫整天躲在房里默想，咂摸着他的悲苦。

他忍不住了，觉得非到野外去走一程，消耗一点精力，用疲倦来阻断自己思想不可。

他从上一天起就跟母亲很冷淡。他差不多要不辞而别出去了。可是到了楼梯台上，他又想起这样走掉，她独自在家一定要为之整个黄昏都不快活的，便重新回到屋子，推说忘了什么东西。母亲的房门半开着。他探进头去看到了母亲，一共是几秒钟的功夫……可是这几秒钟在他今后的生命中占着多重要的地位！

鲁意莎刚做完晚祷回来，坐在平时最喜欢的那个靠窗的角上。对面一堵开裂而乌七八糟的白墙挡着视线；但从她的一角，在右边可以望见邻家的两个院落和院落那一边的一方像手帕大小的草坪。窗槛外面，一盆五龙爪沿着绳子往上爬，布满着纤巧的蔓藤，在斜阳中摇曳。鲁意莎坐在一张小椅子上，伛着背，膝上摆着本厚厚的《圣经》，可并不念。她把两手——血管隆起，指甲坚硬，方方的往下弯着，明明是做工的手——平放在书上，温柔地望着蔓藤和在蔓藤中透露出来的天空。阳光照着绿叶，间接地反映出她疲倦的脸，还洒上一些惨绿色的影子，白头发很细，可是不多，半开的嘴巴在那里微笑。她体味着这一会儿的悠闲恬适。那是她一星期中最愉快的时间。她沉浸在所有痛苦的人觉得最甜蜜的、一无所思的境界里，迷离惝怳，只有一颗半睡的心在喁喁细语。

“妈妈，”他说，“我想出去，上蒲伊那边遛遛，回来要晚一些。”

半睡半醒的母亲略微惊跳了一下，转过头来，用着慈祥和平的眼睛望着他：

“好，你去吧，孩子：你这主意很不错，别错过了好天气。”

她向他笑笑。他也向她笑笑。他们俩彼此瞧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眯了眯眼睛，表示告别了。

他轻轻地把门带上。她慢慢地又回到她的幻想中去了，儿子的笑容给她的梦境照上一道明亮的反影，像阳光射在黯淡的五龙爪上一样。

于是，他离开了她，——永远的离开了她。

那天傍晚，温和的太阳颜色只是淡淡的。田野懒洋洋地仿佛快睡着了。各处村子上的小钟在静寂的原野里悠悠的响着。一缕缕的烟在阡陌纵横的田间缓缓上升。一片轻盈的暮霭在远处飘浮。白的雾铺在潮湿的地下，等着黑夜降临好往上升去……一条猎狗鼻子尽嗅着泥土在萝卜田里乱窜。成群的乌鸦在灰色的天空打转。

克利斯朵夫一边胡思乱想，一边茫无目的而不知不觉的向着一个目标走去。几星期来，他到城外散步老是以一个村子为中心，知道在那儿一定能遇到一个吸引他的美丽的姑娘。那不过是种吸引，可是很强烈的、有点乱人心意的吸引。要克利斯朵夫不爱什么人是不大可能的，他的心难得会空虚，其中永远有一个为它膜拜的偶像。至于那偶像是否知道他的爱，他完全不以为意；但他需要爱，心中不能有一会儿没有光明。

这一回他热情的对象是个乡下姑娘，好似埃利泽遇见利百加一样，也是在水边遇到的；但她并不请他喝水，倒反把水撩在他脸上。她跪在一条小溪的堤岸缺口的地方，在两株杨柳中间，树根在周围盘成岩洞一般：她精神抖擞地洗着衣服，嘴巴跟手臂一样忙着，因为她和对岸洗衣服的同村女伴在那里大声说笑。克利斯朵夫躺在几步以外的草地上，两手支着下巴望着她们。她们毫不羞怯，照旧嘻嘻哈哈的，说话很放肆。他并不留神她们说些什么，只听着她们的嘻笑声，捣衣声，远处草地里的牛鸣声，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漂亮的洗衣女郎出神了。——不久，那些女孩子发觉了他注视的对象，互相说些俏皮话；那姑娘也冷言冷语地刻薄他。因为他老待着不动，她便站起身子把绞干的衣服晾到小树上去，顺便过来对他看个仔细。走近他身边的时候，她有心把衣服上的水洒在他身上，涎皮赖脸地望着他笑。她个子很瘦，很结实，尖尖的下巴往上抄起，鼻子很短，眉毛很弯，深蓝的眼睛光彩四射，带点儿凶相，神气很大胆，嘴巴很好看，厚嘴唇微微往前撅着，像个希腊面具，浓密的金黄鬈发披在颈窝上，皮肤是紫铜色的。她头挺得笔直，无论说什么总带着讪笑的意味；走路像男人一样，把太阳晒得乌黑的两手甩来甩去。她一边晾衣服一边用挑拨的目光瞅着克利斯朵夫等他开口。克利斯朵夫也瞪着她，却没有意思跟她搭讪。末了，她朝着他哈哈大笑了一阵，回到同伴那儿去了。他始终躺着，直到薄暮时分，眼看她背着篓子，抱着胳膊，伛着背，咭咭呱呱地一路说笑一路回去。

过了两三天，他在城里的菜市上，在成堆的萝卜、番茄、黄瓜、青菜中间又碰见了她。他信步走去，望着那些女菜贩整整齐齐地站在菜篮后面，好似预备出卖的奴隶。警察局的职员一手拿着钱袋一手拿着一叠票子，向每个菜贩收一文小钱，给一张小票。卖咖啡的女人提着满篮的小咖啡壶绕来绕去。一个老虔婆，吃得肥肥胖胖的，挽着两只挺大的篮，嘴里老天爷长老天爷短地向人讨菜蔬，没有半点羞怯的神气。大家叫叫嚷嚷；古老的秤托着绿色的篮，的的笃笃地响个不停；抱着小车的大狗高高兴兴地叫着，自以为当着重要的角色而得意非凡。就在这片喧闹声中，克利斯朵夫瞥见了他的利百加，——真名叫作洛金。——她在金黄色的发髻上戴着一张白里泛绿的菜叶，好似一个齿形的头盔，面前堆着金黄的蒜头，粉红的萝卜，碧绿的刀豆，鲜红的苹果。她坐在一只篓子上咬着苹果，一个又一个地尽吃，根本不在乎卖不卖，不时拿围裙抹抹下巴和脖子，用手臂撩撩头发，把面颊挨着肩头，或者把鼻子挨着手背，摩擦几下。再不然，她无精打采地抓着一把豌豆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她东张西望，态度很悠闲，可是把周围的情形都瞧在眼里：凡是针对她的目光，她都不动声色地一一记着。她当然看到克利斯朵夫，便一边和买菜的主顾说话，一边拧着眉毛从他们的肩头上望出去，注意他。她面上做得非常庄严，心里却在暗笑克利斯朵夫。他的模样也的确很可笑：像木头人似的站在几步以外，死命用眼睛盯着她，过后又一言不发地走了。

他好几次到她的村子四周徘徊。她在院子里来来往往，他站在路上远远地望着。他不承认是为她而来的，其实也差不多是无意中走来的。他一心一意作曲的时候，常常像害了梦游病一样：心灵中有意识的部分贯注着乐思，其余的部分便让另外一个无意识的心灵占据了，那是只要他稍一分心就会起来控制他的。他对着这姑娘，往往被胸中嗡嗡作响的音乐搞得迷迷糊糊：眼睛望着她，心里依旧在沉思幻想。他不能说爱她，甚至想也没想过，只是喜欢看到她。他根本没注意自己有个欲望老是要来找她。

他这样时常露面，当然引起人家的议论。农庄上后来知道了克利斯朵夫的来历，把他作为笑柄。可是谁也不以为意，因为他并不侵犯人家。一句话说完，他不过像个呆子，而他自己也不在乎是否像呆子。

那天正是村里的一个节日。儿童们掷着豌豆喊着“君皇万岁”，关在棚里的小牛在叫，酒店里传出唱歌的声音。尾巴像彗星似的风筝在田野的上空飘荡。母鸡在肥料堆中乱扒；风吹着它们的羽毛好似吹进老妇人的裙子。一头粉红色的肥猪好不舒服地横躺在地下晒太阳。

克利斯朵夫向着三王客店走去。一面小旗在红色的屋顶上飘荡，门前吊着成串的蒜头，窗上缀着红的黄的金莲花。他走进烟味浓烈的大厅，壁上挂的是发黄的石印图画，正中是皇帝的彩色肖像，四周扎着橡树叶子。大家在跳舞。克利斯朵夫断定他漂亮的女朋友一定在内。果然，他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她。他拣着一个位置坐下，在那边可以安安静静地看到跳舞的人。他虽然留着神不让别人看见，可是洛金自会把他发现出来。她一边跳着没有完的华尔兹舞，一边从舞伴的肩头上向他丢了几个眼风，并且为了挑拨他，故意和村里的少年调情打趣，嘻开着大嘴傻笑，高声说些无聊的话。在这一点上，她和一般交际场中的姑娘并无分别：被人家一瞧，她们就以为非当众嘻笑骚动一阵不可。——其实她们并不见得怎么傻，因为知道大家是瞧她们而不听她们的。——克利斯朵夫肘子撑在桌上，拳头托着下巴，看着她装腔作势不禁从眼睛里表示出他的热情与愤怒：他头脑还算清醒，不至于看不出她的诡计，但已不够清醒到不上她的当；所以他时而愤愤地咕噜，时而耸耸肩膀，笑自己的受人愚弄。

此外还有一个人在注意他：那是洛金的父亲。矮胖个子，大脑袋，短鼻子，光秃的头被太阳晒成了暗红色；四周剩下的一圈头发，从前一定是金黄的，如今变做一个个浓密的小卷儿，像丢勒画的圣·约翰；胡子剃得光光的，神色非常镇静，嘴角上挂着一根长烟斗。他慢腾腾地和别的乡下人说着闲话，眼梢里老注意着克利斯朵夫的表情，不由得在肚里暗笑。他咳了一声；灰色的眼中忽然闪出一道狡猾的光，他过来挨着克利斯朵夫坐下。克利斯朵夫挺不高兴地向他掉过头来，正好碰上那双阴险的眼睛；老人却衔着烟斗，很随便地和他搭讪起来。克利斯朵夫一向认识他：认为是个老混蛋；可是对于女儿的好感使他对父亲也变得宽容了，甚至和他在一处还有种异样的快感：奸刁的老头儿看透了这一点。他先说了一阵天气，把那些俊俏的姑娘做题目说了几句俏皮话，再提到克利斯朵夫的不去跳舞，认为他这个办法真聪明，坐在桌子前面把杯独酌不是舒服得多吗？说到这里，他不客气地向克利斯朵夫讨了一杯。老头儿一边喝着，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谈到他的小买卖，说什么生活艰难，天时不正，百物昂贵等等。克利斯朵夫听了全无兴趣，只在鼻子里随便哼几声，眼睛始终望着洛金。老人静了一会儿，等他回答；他置之不理，老人可又不慌不忙地说下去了。克利斯朵夫心里想这家伙来跟他鬼混，说那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结果他明白了。老人怨叹完毕，把话题换过一章，把他庄上出产的菜蔬、家禽、鸡子、牛奶夸了一阵，突然问克利斯朵夫能否把他的出品给介绍到爵府里去。克利斯朵夫听了可直跳起来：“怎么他会知道的？难道他认识他吗？”

“当然喽，”老人说，“什么事都会知道的。”

他心里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尤其是我亲自出马探听的时候。”

克利斯朵夫喑自好笑的告诉他，虽然“什么事都会知道”，但他们还没晓得他最近已经跟宫廷闹翻，即使他的话当初在爵府的总务处和厨房里有点儿作用（而这还大有问题），此刻也早已完了。老人听到这话，略微抿了抿嘴，但并不灰心，过了一会儿，又问克利斯朵夫能不能替他介绍某些家庭，接着就背出一切和克利斯朵夫有来往的人家的姓名，因为他在菜市上把什么都打听清楚了。要不是想到老人尽管那么狡猾也免不了上当，而不由得想笑出来的话，克利斯朵夫对这种间谍式的勾当早就气得直跳了；因为对方万万料不到克利斯朵夫的介绍非但不能替他招来几个新主顾，反而使他连老主顾都会保不住的。因此克利斯朵夫听凭老头儿枉费心机地去耍那些无聊的小手段，既不回答他一个是，也不回答他一个否。但那乡下人死盯不放，最后竟来进攻克利斯朵夫和鲁意莎了，硬要推销他的牛奶、牛油和乳脂；他早就盘算好，即使找不到别的主顾，这两个总是逃不了的。他又补充说，既然克利斯朵夫是音乐家，那么每天早晚吞一个新鲜的生鸡蛋是保护嗓子最好的办法：他自命为能供给刚生下来的、暖烘烘的、最新鲜的蛋。克利斯朵夫一听到老人把他误认为歌唱家，不禁哈哈大笑。老头儿借此机会又叫了一瓶酒。然后，觉得眼前在克利斯朵夫身上再也弄不到别的好处，便掉头不顾地去了。

天已经黑了。跳舞的场面越来越热闹。洛金完全不理会克利斯朵夫，只忙着勾引村里一个富农的儿子，所有的姑娘都争着要讨他的喜欢。克利斯朵夫很关切她们这种竞争；女孩子们彼此笑着，动手动脚，乐不可支。克利斯朵夫把自己忘了，一心希望洛金成功。但等到洛金真的成功了，他又有些悲哀。他立刻责备自己。他既不爱洛金，那么她喜欢爱谁就爱谁，不是挺自然的吗？——但感到自己这样孤独也不见得有趣。那些人都为了想利用他才关切他，而过后还得嘲笑他。洛金因为把她的情敌气坏了，格外快乐，人也显得更好看了。克利斯朵夫叹了一口气，望着她笑了笑，预备走了。时间已经九点，进城还得走好几里路。

他刚从桌边站起，大门里突然闯进十几个兵。他们一出现，全场的空气登时冷了下来。大家开始交头接耳。几对正在跳舞的伴侣停住了，不安地望着那些新来的客人。站在大门口的几个乡下人假装转过身子和自己人谈话，虽然表面上做得若无其事，暗中都小心翼翼地闪在一旁让他们走过。——整个地方上的人和城市四周炮台里的驻军已经暗斗了一些时候。大兵们烦闷得要死，常常拿乡下人出气，很下流地取笑他们，糟蹋他们，把乡间的妇女当作属地上的女人看待。上星期就有一批喝醉的兵去骚扰邻村的节会，把一个庄稼人打得半死。克利斯朵夫知道这些事，和乡下人一样愤愤不平。此刻他便回到原位上，看有什么事发生。

那些兵根本不理会大众的恶感，乱哄哄地奔向坐满客人的桌子，硬挤下去。大半的人都咕噜着挪开身子。一个老头儿让得慢了些，被他们把凳子一掀，摔在地下，他们看了哈哈大笑。克利斯朵夫大为不平，站起来正想过去干涉，不料那老人费了好大的劲儿从地下爬起来，非但没有半句怨言，反而连声道歉。另外两个兵走向克利斯朵夫的桌子：他握着拳头看着他们过来。可是他用不着这么紧张，那不过是跟在惹是生非的坏蛋后面，想狐假虎威来一下的两个脓包罢了。他们被克利斯朵夫威严的神气镇住了；他冷冷地说了声：“这儿有人……”他们就赶紧道歉，缩在凳子的一头，唯恐惊动了他。他说话颇有主子的口吻，而他们天生是奴才脾气。他们看出克利斯朵夫不是个乡下人。

这种屈服的态度使克利斯朵夫的气平了一些，观察事情也冷静了些。他一眼就看出这些大兵的主脑是个班长——眼睛凶狠的小个子，斗牛狗似的脸，卑鄙无耻的恶棍，就是上星期日闹事的主角之一。他坐在克利斯朵夫旁边的一张桌上，已经醉了。他凑到人家面前，说着不三不四的侮辱的话，而那些受辱的人只做不听见。他特别盯着跳舞的人，评头论足，用的全是脏话，引得他的同伴哈哈大笑。姑娘们红着脸，差不多要哭了；年轻的汉子气得暗暗咬牙切齿。恶棍的眼睛慢慢地把全场的人一个一个看过来：克利斯朵夫看见他的目光扫到自己身上来了，便抓着杯子，握着拳头，预备他说出一句侮辱的话，就把酒杯劈面摔过去。他心里想：

“我疯了。还是走掉的好。我要被他们把肚子都切开了；再不然，也得给他们关到牢里去，那可太犯不上了。趁他们没有来惹我之前先走吧。”

但他骄傲的性格不让他走。他不愿意被人看出他躲避这些流氓。——对方那双阴狠凶横的眼睛盯住了他。克利斯朵夫浑身紧张，愤怒非凡地瞪着他。那班长把他打量了一会儿，被克利斯朵夫的脸打动了说话的兴致，用肘子撞着同伴，一边冷笑一边叫他看克利斯朵夫，正要张开嘴来骂。克利斯朵夫迸着全身之力，预备把杯子摔过去了。——正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一件偶然的小事救了他。醉鬼刚想开口，不料被一对跳舞的冒失鬼一撞，把他的酒杯打落在地下。于是他怒不可遏地转过身去，把他们狗血喷头地大骂一顿。目标转移了，他完全忘了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又等了几分钟，看见敌人无意再向他寻衅，方始站起，慢慢地拿着帽子，慢慢地向大门走去。他眼睛老盯着军官的桌子，要他明白他决不怕他。可是那醉鬼已经把他忘得干干净净：再没有人注意他了。

他握着门钮：再过几秒钟，他就可以身在门外了。但命中注定他这一天不能太平无事地走出去。大兵们喝过了酒，决心要跳舞了。但既然所有的姑娘都有舞伴，他们便把男的赶走，而那些男的也毫无抵抗地让他们驱逐。洛金可不答应。克利斯朵夫看中的那双大胆的眼睛和强项的下巴，的确有些道理。她正发疯般跳着华尔兹，不料那班长看上了她，过来把她的舞伴拉开了。洛金跺着脚，叫着嚷着，推开军官，说她决不跟像他这样的坏蛋跳舞。他追着她，把那些被她当作屏风般掩护的人乱捶乱打。末了，她逃到一张桌子后面；在那个障碍物把对方暂时挡住的几秒钟内，她又喘过气来骂他；看到自己的抗拒完全没用，她气得直跳，想出最难堪的字眼，把他的头比作各种畜牲的头。他在桌子对面探着脑袋，挂着阴险的笑容，眼中闪出愤怒的火焰。突然他发作起来，跳过桌子，把她抓住了。她拳打足踢的挣扎，像一个放牛的蛮婆。他身子原来就不大稳，差点儿倒下。愤怒极了，他把她按在墙上打了一个嘴巴。他来不及打第二下：一个人在他背后跳过来，使劲回敬了他一巴掌，又飞起一脚把他踢到了人堆里。原来是克利斯朵夫排开了众人，在桌子中间挤过来把他扭住了。军官掉过身来，气疯了，拔出腰刀，但来不及应用，又被克利斯朵夫举起凳子打倒了。这一架打得那么突兀，在场的观众竟没想到出来干涉。但大家一看那军官像牛一样的倒在地下了，立刻乱哄哄地骚动起来。其余的兵都拔着刀奔向克利斯朵夫。所有的乡下人又一齐扑向他们。登时全场大乱。啤酒杯满屋的飞，桌子都前仰后合。乡下人忽然觉醒了：需要把深仇宿怨发泄一下。大家在地下打滚儿，发疯似的乱咬。早先和洛金跳舞的人是个庄子上结实的长工，此刻抓着刚才侮辱他的大兵的脑袋往壁上撞。洛金拿着一条粗大的棍子狠命地打。别的姑娘叫喊着逃了，两三个胆子大一些的却高兴到极点。其中有个淡黄头发的矮胖姑娘，看见一个高个子的兵——早先坐在克利斯朵夫旁边的，——把敌人按在地下用膝盖压着胸脯，她便赶紧往灶屋里溜了一转，回来把那蛮子的头往后拉着，用一把灼热的火灰摔在他眼里。他疼得直叫。她可得意极了，看他受了伤，听凭乡下人痛殴，不禁在旁百般诟辱。最后，势孤力弱的大兵顾不得躺在地下的两个同伴，竟自往外逃了。于是恶斗蔓延到街上。他们闯到人家屋里，嘴里一片喊杀声，恨不得捣毁一切。村民拿着铁叉追赶，放出恶狗去猛扑。第三个兵又倒下了，肚子上给锹子戳了个窟窿。其余的不得不抱头鼠窜，被乡人直追到村外。他们跳过田垄，远远地喊着说去找了同伴再来。

村民得胜之后，欣喜若狂地回到客店里；那是蓄意已久的报复，过去受的耻辱都洗雪了。他们还没想到闯了这个祸的后果呢。大家七嘴八舌争着说话，各人夸说自己的英勇。他们和克利斯朵夫表示亲热，他也因为能够跟他们接近而很高兴。洛金过来抓着他的手，握了好一会儿，嘻嘻哈哈地把他当面取笑了几句。那时她不觉得他可笑了。

然后大家检点受伤的人口。村民中间不过有的打落牙齿，有的伤了肋骨，有的打得皮肉青肿，都没什么了不起。士兵方面可不然了。三个重伤：眼睛被灼坏的家伙，肩膀也给斧头砍去了一半；戳破肚子的一个，喉咙里呼里呼鲁的好似快死了；还有是被克利斯朵夫打倒的那个班长。他们躺在炉灶旁边。三个之中受伤最轻的班长睁开眼来，满怀怨毒的目光把周围的乡下人看了好久。等他清醒到能想起刚才的情形，他便破口大骂，发誓要报复，把他们通通牵连在内；他愤怒到气都喘不过来，恨不得把他们一齐杀死。他们笑他，可是笑得很勉强。一个年轻的乡下人对他喊道：

“住嘴！要不然就杀死你！”

军官挣扎着想爬起来，杀气腾腾的眼睛瞪着那个说话的人：

“狗东西！你敢？人家要不砍掉你的脑袋才怪！”

他继续直着嗓子乱嚷。戳破肚子的那个像死猪般尖声怪叫。另外一个直僵僵的躺着不动，像死了一样。一片恐怖压在那些村民心上。洛金和几个妇女把伤兵抬到隔壁屋里。班长的叫嚷和垂死者的呻吟都不大听得见了。乡下人一声不响，站在老地方围成一圈，仿佛那些伤兵依旧躺在他们脚下；他们一动也不敢动，面面相觑地骇呆了。临了，洛金的父亲说了句：“哼！你们做的好事！”

于是场中起了一片无可奈何的，唧唧哝哝的声音。大家咽着口水。然后他们同时说起话来。先只是窃窃私语，像怕人在门外偷听似的；不久声音高起来，变得尖锐了：他们互相埋怨，这个说那个打得太凶，那个说这个下手太狠。争论变成口角，差不多要动武了。洛金的父亲把他们劝和了，然后抱着手臂，向着克利斯朵夫，抬起下巴指着他说：“可是这家伙，他到这里来干什么的？”

群众所有的怒气立刻转移到克利斯朵夫身上，有人喊道：“对啦！对啦！是他先动手！要不是他，决不会出乱子的！”

克利斯朵夫愣住了，勉强回答说：“是为了你们，不是为我，你们很明白。”

但他们怒不可遏地反驳他：“难道我们不会保护自己吗？要一个城里人来告诉我们怎么做吗？谁请教过你的？谁请你到这儿来的？难道你不能待在自己家里吗？”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膀，向大门走去。可是洛金的父亲把他拦住去路，恶狠狠地嚷着：“好！好！他给我们闯下了大祸，倒想一走了事。哼，可不能让他走。”

乡下人一齐跟着吼起来：“不能让他走！他是罪魁祸首，什么事都得归他担当！”

他们摩拳擦掌把他团团围住。克利斯朵夫看见那些骇人的脸越逼越近：恐怖使他们变疯狂了。他一声不响，不胜厌恶地扯了个鬼脸，把帽子往桌上一扔，径自坐到屋子的尽里头，转过背去不理他们了。

可是打抱不平的洛金直冲到人堆里，气得把俊美的脸扭做一团，涨得通红，粗暴地推开围着克利斯朵夫的人，喊道：“你们这些胆怯鬼！畜牲！你们羞也不羞？你们想叫人相信什么都是他一个人干的！以为没有人看到你们是不是？你们之中可有一个不曾拼命乱捶乱打的？……要是有谁在别人打架的时候抱着手臂不动，我就唾他的脸，叫他胆怯鬼！胆怯鬼！”

那些乡下人被她出其不意的一顿臭骂，呆住了，静默了一会儿，又叫起来：“是他先动手的！要不是他，什么事都不会有的。”

洛金的父亲竭力对女儿示意，可是没用；她回答说：“不错，是他先动手的！那对你们也没什么体面。要没有他，你们会听任人家侮辱，听任人家侮辱我们，你们这些脓包！没有骨头的东西！”

她又骂她的男朋友：“还有你，你一声不出，只会挤眉弄眼，把屁股送过去给人家的皮靴踢；对啦，你还会道谢呢！你不害臊么？你们都不害臊么？你们简直不是人！胆子像绵羊似的，连头都不敢抬一抬！直要等到这城里人来给你们作榜样！——如今你们把什么都推在他头上！哼，那可不行，老实告诉你们！他是为了我们打架的。你们要不把他放走，就得跟他一起倒霉：我决不放过你们！”

洛金的父亲拉她的手臂，气得直嚷：“住嘴！住嘴！……贱骨头，你还不住嘴！”

洛金把他一手推开，倒反嚷得更凶了。全场的人都直着嗓子叫，她比他们叫得更响，尖锐的声音几乎震破耳鼓：“我先问你，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刚才把躲在隔壁的那个半死的兵乱踩，难道我没看见吗？还有你，把手伸出来看看！还有血迹呢。你以为我没看见你拿着刀吗？我要把亲眼看到的通通说出来，要是你们敢伤害他的话。判起刑来，我叫你们一个都逃不了。”

那些乡下人愤怒之极，气哼哼地把脸凑近洛金，对着她怒吼。其中有一个似乎要把她掌嘴了，洛金的男朋友便抓着他的衣领，互相扭做一团，预备大打出手了。一个老头儿和洛金说：“我们抵了罪，你也逃不了。”

“对，我也逃不了；我可不像你们这样没有种。”于是她又叫嚣起来。

他们不知怎么办了，回头去找她的父亲：“难道你不能要她住嘴吗？”

老人懂得，一个劲儿地逼洛金不是个聪明办法。他对大众递了个眼色教他们静下来。赶到只有洛金一个人说话，没人跟她顶嘴的时候，好像火没有了燃料，她也停住了。过了一会儿，父亲咳了一声，说道：“哎，那么你要怎么样呢？总不见得要断送我们吧？”

“我要你们把他放走。”她说。

他们都转起念头来了。克利斯朵夫始终坐在那里，凭着傲气兀然不动，仿佛没听见大家在讲他的事；但他对于洛金的义愤非常感动。洛金也好像不知道他在场，背脊靠着他的桌子，带着挑战的神气瞪着那些抽着烟，眼睛望着地下的村民。最后，她的父亲把烟斗在嘴里咬弄了一会儿，说道：“把他招出来也罢，不招出来也罢，——他要留在这儿，结果是不用说的了。那班长是认识他的，哪里肯放松！他只有一条路，就是马上逃，逃过边境去。”

他思索的结果，认为无论如何，还是克利斯朵夫逃走对他们有利：因为这样一来，他等于把罪名坐实了；而他既不能在这儿替自己申辩，他们就很容易把案子的重心推在他身上。这个意见，众人都表示同意。他们彼此心里都很明白。——一朝大家打定了主意，便巴不得克利斯朵夫已经走了。他们并不因为先前对克利斯朵夫说过许多难堪的话而觉得不好意思，倒反走拢来好似对他的命运非常关切。

“先生，一刻都不能耽误了，”洛金的父亲说，“他们马上会来的。半个钟点赶到营里，再加半个钟点就能赶回……现在只有快快溜了。”

克利斯朵夫站起身子。他也考虑过了。他知道倘使留着，自己一定是完的。可是走吗？不见一面母亲就走吗？不，那又不行。他就说先回去一次，等半夜里再走，还来得及越过边境。但他们都大声叫起来。刚才大家拦着他不许逃；此刻却因为他不逃而表示反对了。回到城里毫无问题是自投罗网：他还没有到家，那边先就知道了；他会在家里被捕的。——他可执意要回去。洛金懂得他的意思，便说：“你要看你的妈妈是不是？……我代你去好了。”

“什么时候去？”

“今天夜里。”

“你准去吗？”

“准去。”

她拿着头巾包起来：“你写个字条给我带去……跟我来，我给你墨水。”

她把他拉到里边一间屋里。到了门口，她又掉过身来招呼她的男朋友：“你先去收拾一下，等会由你带他上路。你得看他过了边境才能回来。”

“好吧，好吧。”他说。

他比谁都急于希望克利斯朵夫快点到法国，最好是更远一点，倘使可能的话。

洛金和克利斯朵夫进到隔壁房里。克利斯朵夫还迟疑不决。他想到从此不能再拥抱母亲，痛苦得心都碎了。什么时候再能见到她呢？她已经那么老，那么衰弱，那么孤独！这一下新的打击会把她断送了的。他不在这里了，她怎么办呢？……可是倘使他不走，判了罪，坐上几年的牢，她又怎么办呢？那她不是更无依无靠，没法过日子了吗？现在这样一走，不管走得多远，他至少是自由的，还能帮助她，她也能上他那儿去。——他没有时间把思想整理出一个头绪来。洛金握着他的手，立在旁边瞧着他：他们的脸差不多碰到了；她把手臂绕着他的脖子，亲了亲他的嘴：

“快点儿！快点儿！”她指着桌子轻轻地说。

他便不再考虑，坐了下来。她在账簿上撕下一页画着红线的有格的纸。他写道：

“亲爱的妈妈：对不起！我要使您感到很大的痛苦。当时我是迫不得已。我并没干什么不正当的事，可是现在不得不逃了，不得不离乡别土了。送这张字条给你的人会把情形告诉您的。我本想跟您告别，可是大家不许，说我没有到家就会被捕。我痛苦至极，什么意志都没有了。我将越过边境，但没有接到您回信之前，我在靠近边境的地方等着；这次送信的人会把你的复信带给我的。请您告诉我该怎么办。不论您说什么，我一定依您。要不要我回来？那就叫我回来好了！我一想到把您孤零零地丢下，真是受不了。您怎么过日子呢？原谅我吧！原谅我吧！我爱您，亲吻您！”

“先生，快点儿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洛金的朋友把门推开了一半，说。

克利斯朵夫匆匆签了名，把信交给了洛金：“你亲自送去吗？”

“是的，我亲自去。”她已经准备出发了。

“明天，”她又说，“我带回信给你；你在莱登（德国境外的第一站）地方等我，在车站的月台上相见。”（好奇的女孩子在他写的时候把信看过了。）

“你得把情形通通告诉我，她听了这个坏消息怎么样，说些什么，你都不瞒我吧？”克利斯朵夫用着恳求的口吻说。

“行，我都告诉你就是了。”

他们不能再自由说话了，洛金的朋友在门口望着他们。

“并且，克利斯朵夫先生，”洛金说，“我会常常去看她，把她的消息告诉你的；你放心好了。”

她像男人一样使劲握了握他的手。

“咱们走吧！”预备送他上路的乡下人说。

“走吧！”克利斯朵夫回答。

三个人一齐出门。他们在大路上分手了。洛金往一边去，克利斯朵夫和他的向导往另外一边。他们一句话都不说。一钩新月蒙着水汽，正在树林后面沉下去。苍白的微光在田垄上飘浮。浓雾从低陷的土洼里缓缓上升，像牛乳一样的白。瑟索的树木浴着潮湿的空气……走出村子不到几分钟，带路的人突然往后退了一步，向克利斯朵夫示意叫他停下。他们静听了一会儿，发觉前面路上有步伐整齐的声音慢慢地逼近。向导立刻跳过篱垣，往田野里走去。克利斯朵夫跟着他向耕种的田里直奔。他们听见一队兵在大路上走过。乡人在黑暗中对他们晃晃拳头。克利斯朵夫胸口闷塞，好似一头被人追逐的野兽。随后他们重新上路，躲开村子和孤独的农庄，免得狗叫起来泄露他们的行踪。翻过一座有树林的山头以后，他们远远地望见铁路上的红灯。依着这些灯光的指示，他们决意向最近的一个车站走去。那可不容易。一走下盆地，他们就完全被大雾包围了。越过了两三条小溪，又闯进一片无穷无尽的萝卜田和垦松的泥地。他们东闯西撞，以为永远走不出了。地下高高低低的，到处可以叫你摔跤。两人被雾水浸得浑身湿透，摸索了半晌，突然看到几步之外土堆高头就挂着铁路上的信号灯。他们俩便爬上去，不管会不会被人撞见，竟沿着铁道走了，直到将近车站一百米的地方才重新绕到大路上。到站的时候，离开下一班火车的到达还有二十分钟。那向导不顾洛金的吩咐，丢下克利斯朵夫先走了：他急于要回去看看村子里的情形和自己的产业。

克利斯朵夫买了一张到莱登的车票，在阒无一人的三等候车室里等着。车到时，早先躺在长凳上瞌睡的职员起来验过了票，开了门。车厢里一个人也没有。整个列车都睡熟了。田野也睡熟了。唯有克利斯朵夫，虽然累到极点，始终醒着。沉重的车轮慢慢地把他带近边界的时候，他忽然感到一股强烈的欲望，只想快快逃出魔掌。再过一小时，他可以自由了。但这期间，只消一句话他就会被捕……被捕！想到这个，他整个身心都反抗起来！受万恶的势力压迫吗？他简直不能呼吸了。什么母亲，什么故乡，都被置之脑后了。自由一受到威胁，自私的心理使他只想挽救他的自由。是的，无论如何要挽救，不管付出什么代价！甚至为此而杀人放火也在所不惜！……他埋怨自己不该搭火车，应该徒步越过边境才对。他原想争取几小时的时间，贪图便宜！哼，这才是送入虎口呢！没有问题，边境的车站上一定有人等着他；命令已经传到了……有一会儿他真想在到站之前跳下火车，连车厢的门都打开了；可是太晚了，已经到了。列车在站上停了五分钟，好像有一世纪之久。克利斯朵夫倒在车厢的尽里头，掩在窗帘后面，惊魂不定地望着月台：一个宪兵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站长从办公室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电报，向着宪兵立的地方匆匆忙忙走过去。克利斯朵夫想那准是关于他的事了。他想找一个武器；可是除了一把两面出锋的刀子以外再没旁的东西。他在衣袋里把它打开了。一个职员胸前挂着一盏灯，和站长迎面走过，沿着列车奔着。克利斯朵夫看他走近了，便把抽搐的手紧紧抓着刀柄，想道：“这一下可完了！”

他那时紧张的程度，竟会把那职员当胸扎上一刀，倘使那倒霉蛋过来打开他车厢的话。但职员开了隔壁的车厢，查看了一下一个才上车的旅客的票子。火车又开动了。克利斯朵夫这才把忐忑的心跳压下去。他一动不动地坐着，还不敢认为自己已经得救。只要车子没有过边境，他就不敢这么想……东方渐渐发白。树木的枝干从黑影里出现了。一辆车奇奇怪怪的影子在大路上映过，睁着一只巨眼，叮叮当当地响着……克利斯朵夫把脸贴在车窗上，竭力辨认旗杆上帝国的徽号，那是统治他的势力终止的记号。等到火车长啸一声，报告到达比利时境内的第一站时，他还在曙色中窥探。

他站起身子，打开车门，呼吸着冰冷的空气。自由了！整个的生命摆在他面前了！啊！生存的欢乐啊！——可是一片悲哀立刻压在他心上，想起离开的一切而悲哀，想起未来的一切而悲哀；而昨夜兴奋过后的疲倦又把他困住了。他倒在了凳上。那时离开到站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一分钟以后，站上的职员打开车厢，看见克利斯朵夫睡着了。被人推醒之下，他惶然以为已经睡了一个钟点。他步履蹒跚地下车，向着关卡走去；等到正式踏入外国境内，用不着再警戒的时候，他倒在候车室里的一条长凳上，伸着四肢昏昏入睡了。

中午，他醒了。在两三点钟以前，洛金是不会到的。他一边等车，一边在月台上踱着，直踱到月台以外的草场上。天色阴沉沉的令人不欢，完全是冬天将临的光景。阳光睡着了。四下里静悄悄的好不凄凉，只有一辆交替的机车在那儿哀鸣。到了边界近旁，克利斯朵夫在荒凉的田里站住了。前面有个小小的池塘，一泓清水映出黯淡的天空。四周围着栅栏，种着两株树。右边是一株秃顶的白杨在瑟索摇曳。后面是一株大胡桃树，黑黝黝的光秃的枝干像鬼怪似的。成群的乌鸦停在树上沉重的摇摆。枯萎的黄叶一张一张落在静止的水塘里……

他觉得这些都好像看见过的：这两株大树，这个池塘……而突然之间他迷迷惘惘的一阵眩晕。那是过去常有的境界。仿佛时间有了一个空隙。你不知道身在何处，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不知道生在什么时代，也不知道这种境界已经有了几千百年。克利斯朵夫觉得那是早已有过的，现在的一切不是现在的，而是另一个时代的。他不复是他了。他从身外看着自己，从极远的地方看着自己；站在这儿的像是另外一个人。无数陌生的往事在他耳边嗡嗡作响；血管也在那里汹涌不已：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几百年的旧事在他胸中翻腾……

在他以前的多少克拉夫脱，都曾经受过像他今日这样的磨难，尝过这逗留祖国的最后几分钟的悲痛。永远流浪的种族，为了独立不羁，精神骚乱而到处受到放逐，永远受着一个内心的妖魔播弄，使它没法住定一个地方。但它的确是个留恋乡土的民族，尽管给人驱逐，它自己倒轻易舍不得那块土地……

如今是轮到克利斯朵夫来经历这些途程了；他已经踏上前人的旧路。泪眼晶莹，他望着不得不诀别的乡土隐没在云雾里……早先他不是渴望离乡的吗？——是的，但一朝真的走了出来，又觉得心碎肠断。人非禽兽，怎么能远离故土而无动于衷呢？苦也罢，乐也罢，你总是跟它一起生活过来的；乡土是你的伴侣，是你的母亲：你在她心中睡过，在她怀里躺过，深深地印着她的痕迹；而她也保存着我们的梦想，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爱过的人的骸骨。克利斯朵夫又看到了他以往的岁月，留在那边地上地下的亲爱的形象。便是他的痛苦也和他的欢乐一样宝贵。弥娜，萨皮纳，阿达，祖父，高脱弗烈特舅舅，苏兹老人，——一霎时都在他眼前显现了。他总丢不开这些亡人（因为他把阿达也算作死了）。想起他的母亲，他所爱的人中唯一活着的一个，如今也被遗弃在那些幽灵中间，他简直悲不自胜。他认为自己的逃亡太可耻了，几乎想越过边境回去。他已经下了决心：要是母亲的回信写得太痛苦的话，他便不顾一切地回去。倘若接不到回信，或是洛金见不到母亲，那么，他也预备回去。

他回到站上，无聊地等了一会儿，火车终于到了。克利斯朵夫准备看到洛金那张大胆的脸伸在车门外面；因为他断定她决不会失约；但她竟没有露面。他不大放心地跑到每节车厢里去找，正在潮水般的旅客中挤来撞去的时候，忽然瞥见一张并不陌生的脸。那是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矮身量，脸蛋很胖，红得像苹果，望上翘起的鼻子又短又小，大嘴巴，头上盘着一根粗辫子。他仔细一看，发觉她手里拿着一只提箱好像是他的。她也在那里像麻雀似的打量他，看到他注意她，便向他走近了几步，但到了克利斯朵夫面前又停住了，睁着耗子似的小眼睛骨碌碌地望着他，一声不出。克利斯朵夫这一下可认出来了：她是洛金家里放牛的女孩子。他便指着箱子问：“这是我的，是不是？”

小姑娘站着不动，傻头傻脑的回答：“等一等。先要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

“蒲伊喽。”

“那么东西是谁给你送过来的？”

“不是洛金是谁！得啦，给我吧！”

女孩把箱子递给他：“拿去吧！”

她又补上一句：“噢！我早认得是你。”

“那么你刚才等什么？”

“等你自己说出是你啊。”

“洛金呢？干吗她没来？”

小姑娘不回答。克利斯朵夫懂得她不愿意在人堆里说话。他们先得到关卡上去验行李。验完了，克利斯朵夫把她带到月台的尽头。那时她的话可多了：

“警察来过了。你们一走差不多就到的。他们闯到人家屋里，每个人都受到盘问，沙弥那大汉子给抓去了，还有克里斯顿，还有加斯班老头。曼拉尼和琪脱罗特两个虽然不承认，也被逮走。她们都哭了。琪脱罗特还把警察打了一个嘴巴。大家尽管说是你一个人干的也没用。”

“怎么是我？”克利斯朵夫叫起来。

“自然，”女孩子若无其事的回答，“反正你走了，这么说也没关系，是不是？所以他们就到处找你，还派了人追你呢。”

“那么洛金呢？”

“洛金那时不在家，她进城去了，过后才回来的。”

“她看到我的母亲吗？”

“看到的。有信在这儿。她要自个儿来的，可是也被抓去了。”

“那么你怎么能来的？”

“是这样的：她回到村里，没有被警察看到；她正想动身上这儿来的时候，琪脱罗特的妹妹伊弥娜把她告发了，警察就来抓她。她看见警察来，就往楼上跑，喊着说换一件衣服就下来。我正在屋子后面的葡萄藤底下；她从窗里轻轻的喊我：‘丽第亚！丽第亚！’我上去了；她把你的提箱和你母亲的信交给我，要我到这儿来找你，又吩咐我快快的跑，别给人抓去。我就拼命的跑。这样我就来了。”

“她没有别的话吗？”

“有的。她叫我把这方头巾交给你，证明我是她派来的。”

克利斯朵夫认出那条绣花边的小红豆花的白围巾，就是昨夜洛金裹在头上的。她为了要送他这件表示爱情的纪念物而想出来的借口，未免可笑，可是克利斯朵夫并不笑。

“现在，”那女孩子说，“对面的火车到了。我得回去了。再会吧。”

“等一等，你来的路费怎么样的？”

“洛金给我的。”

“还是拿着吧。”克利斯朵夫把一些零钱塞在她手里。

女孩子快走了，他又抓着她的胳膊：“还有……”

他弯下身子亲了亲她的脸，她好似不大愿意。

“别挣扎呀，”克利斯朵夫说，“那不是为你的。”

“噢！我知道，是为洛金的。”

其实他亲吻这个放牛女孩子的大胖脸还不光是为洛金，并且是为他整个的德国。

小姑娘一溜烟奔上正在开动的火车，在车门口对他扬着手帕，直到望不见他为止。这个乡村使者给他带来了故乡和所爱的人的最后一缕气息，然后他又看着她去远了。

等到她的影子不见了，他是完全孤独了，这一回是真的孤独了，在异国的土地上举目无亲。他手里拿着母亲的信和爱人的围巾。他把围巾塞在怀里，想拆开信来。但他的手索索抖个不住。里头写些什么呢？母亲有什么痛苦的表示呢？不，他受不了那些仿佛已经听到的如泣如诉的责备：他势必要回去的了。

终于他拆开信来：

可怜的孩子，别为了我难过。我自己会保重的。老天爷把我惩罚了。我不该自私自利把你留在家里的。你上巴黎去吧。也许这对你更好。别管我。我会想办法的。最要紧是你能够幸福。我拥抱你。

能写信的时候随时写信来。

妈妈

克利斯朵夫坐在提箱上哭了。

站上的职员正在招呼上巴黎去的旅客。沉重的列车隆隆的进站了。克利斯朵夫抹了抹眼泪，站起身子，心里想：“非这样不可。”

他朝着巴黎的方向看了看天色。阴沉的天空在那方面似乎格外的黑，像一个阴暗的窟窿。克利斯朵夫好不悲伤；可是他反复念着：“非这样不可。”

他上了车，把头伸在窗外继续望着远处可怕的天色，想道：“唉，巴黎！巴黎！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救救我的思想！”

黯淡的雾越来越浓。在克利斯朵夫后面，在他离别的国土之上，沉重的乌云中间露出一角淡蓝的天，只有一双眼睛那么大，——像萨皮纳那样的眼睛，——凄凉地笑着，隐灭了。火车开了。下雨了。天黑了。